第18章 15 野蠻人的攻擊-1

夢想家 鮑林從英國回來後，在繼續投身於科學的同時，又恢復了對政治的關注。 1948年夏，舉國上下正在為歷史上最為喧鬧和最出人意料的一次總統選舉作準備。像許多支持羅斯福新政的民主黨人一樣，鮑林準備退出該黨。他認為杜魯門轉向右翼，出賣了羅斯福的理想。 鮑林支持的候選人是羅斯福時期的農業部長，1940年到19M年期間的副總統華萊士。華萊士來自中西部，生性孤傲，有才學，還是一個富有的農業雜誌出版商和雜交玉米的培育者。華萊士是最堅定的新政支持者，堅決支持與蘇聯和解。在美國戰後反共調子越唱越高的時候，許多政界人士和報紙把他劃入極端理想主義者一類——“戰後時期的夢想家”，這是一個官員用來形容當時政府中自由派人士的一個稱呼。

杜魯門上台後，華萊士任商業部長。杜魯門認為華萊士是一個優柔寡斷的知識分子，與處理政府事務相比，他學習外語的興趣更高一些。當杜魯門重新採取反共立場時，曾在日記裡憤怒地提到華萊士，稱這個“百分之百的和平主義者”在內閣會議上竟然對大家說他“要解散武裝力量，向俄國人提供原子彈秘密，寄希望於克里姆林宮政治局那伙冒險主義者”。杜魯門意欲除掉他。到1946年下半年，他終於等到了機會。華萊士在麥迪遜廣場公園作了一次演講，嘲諷杜魯門對蘇聯擴張主義的“強硬”政策。一周以後，杜魯門要求華萊士辭職。 杜魯門達到了目的，但同時也分裂了民主黨。華萊士宣布作為第三黨候選人參加總統選舉。他和自己的支持者創建了新的進步黨，聲稱自己是羅斯福的忠實追隨者。鮑林最為鍾情的政治團體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在被指責為一個共產黨陣線的組織之後，傷痕累累，這時已改組為美國進步公民組織，並聚集在華萊士的麾下。剛開始時，華萊士的競選活動十分強勁。他本人是一個十分機敏和雄辯的演說家。 1947年那段時間，他關於國際主義的主張以及經過修正的新政綱領迎合了群眾的情緒，在選民集會上受到熱烈歡迎。在他發表演說的體育場或大會堂裡，擠滿了自由主義者和反杜魯門的民主黨人，還有少數共產黨人。鮑林喜歡華萊士的國際主義和新政意識，以及他處理政治的知識分子方式。於是，他成了“支持華萊士的民主黨人”組織的成員，並擔任了美國進步公民組織的副主席。他參加遊行，捐款支持華萊士競選，還在洛杉磯的一次大型競選集會上介紹候選人華萊士。在這次集會上，鮑林和他的女兒琳達與著名演員赫本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備受矚目。赫本看著男孩子氣的琳達，眼睛一亮，奇怪她為什麼不從影。

鮑林和華萊士在很多方面十分相像。兩人都喜歡獨立思考，都是熱忱的理想主義者，都不願意妥協。鮑林認為華萊士更為突出的優點是由於他進行農作物雜交的研究，因而他懂得科學。鮑林說：“我認為他很優秀也很明智；但如同很多科學家一樣，作為一個政治家，他尚欠火候。” 這正是癥結所在。華萊士對握手拍肩、籠絡人心這一套很不在行，他過於孤僻冷峻，因而成不了一個優秀的政治家。他還始終堅定地主張與蘇聯親善。如果說在1946年初談論把原子彈移交給聯合國和援助蘇聯的大規模重建還不無道理的話，那麼到1948年中期繼續鼓吹這種論調就無異於政治自殺了。 1948年的2、3月份，鮑林尚在英國訪問，華萊士的競選運動就已開始走下坡路。當時，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一次共產黨政變，該國徹底投向了蘇聯的懷抱，這一事件在美國激起了一股反共的情緒。華萊士不僅沒有利用這種情緒，反而聲稱捷克事件是對一次預謀的右派政變的反應，而美國大使可能捲入了這一陰謀。華萊士急於指責美國並為俄國找藉口，由此遭到了共和黨人的譏諷和杜魯門的指責，並在報紙上受到了大舉撻伐。進步黨變成了向共產黨妥協的代名詞，黨員人數也急劇減少。

選舉的那一天，鮑林正在華盛頓州訪問，在政府生產原子彈原料的大型設施漢弗德廠附近作有關和平問題和化學研究的報告。儘管當時愛娃出於懼怕共和黨人獲勝的心理，在選舉前的最後一刻將選票給了杜魯門，並慫恿鮑林采取同樣的立場，但是鮑林仍然堅持自己的選擇，缺席投了華萊士的票。那天晚上，當鮑林準備上床睡覺的時候，電台評論員已在預言共和黨將肯定獲勝。事態發展似乎將再次證明愛娃是正確的。凌晨兩點鐘，鮑林醒來，走進停在汽車旅館停車場上的汽車裡打開收音機，傳出的是杜魯門宣布獲勝的消息。鮑林為此鬆了一口氣，然而華萊士的表現令人沮喪：他得到的支持票少於百分之三，進步黨未在任何一個州獲勝。與成千上萬的進步黨人一樣，鮑林感到很傷心，“華萊士也許是太誠實了，終究成不了一個成功的政治家。”

1948年的大選標誌著新政的終結和美國排斥異己時期的開始。華萊士參加競選對杜魯門來說反而是一種解脫。他再也不用迎合黨內的自由派，從而可以大膽地進一步向右轉。他向自己證實，通過整治赤色分子，民主黨人可以贏得選舉。只要這種手段奏效，他將繼續這樣做。 政治形勢顯然發生了變化，但鮑林沒有隨波逐流。四年之前，他曾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典型的新政支持者，一個游移於中間派和左翼之間的自由派民主黨人。但四年之後，儘管整個國家已經發生了變化，鮑林的觀念依然如故——在1947、1948兩年間，他繼續公開宣傳對原子能技術實施國際控制，反對效忠宣誓，呼籲保障公民自由權和反對反共歇斯底里。現在的形勢是，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心理左右了政治走向，根除共黨分子變成了全國范圍內的陳詞濫調，與此唱反調的人則已是寥若晨星。

不是一盞省油的燈 對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①來說，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隨著人們對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恐懼與日俱增，他的權力和影響力不斷擴張，他將美國改造成他理想中的國度的能力也在增長。打著加強國家安全的旗號，胡佛開始蒐集公民的材料，不管他們是否是國家公職人員，也不管他們是否真是危險分子。附上索引和交叉索引的厚厚的檔案袋裝滿了一箱又一箱，從議員、律師到碼頭工人、圖書館員的日常生活細節都成為收集材料的範圍。 ①胡佛（J．Edgar Hoover，1895—1972），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1924—1972），建立指紋檔案、科學偵察犯罪實驗室及聯邦調查局國家學院，以反共為目標，對美國公務人員進行“忠誠”調查，招致進步輿論抨擊。

聯邦調查局的一份卷宗上寫著萊納斯·鮑林的名字。 1948年冬季，鮑林離美赴牛津訪問幾個星期之前，胡佛的得力助手托爾森向他遞交了一份告密信。信是由美國化學學會的某個會員寫來的，信中說他擔心學會的當選主席，即將赴英國訪問的鮑林，有親共傾向。托爾森告訴胡佛：“我查閱了一下檔案，結果發現我們從未對鮑林進行過調查，但是鮑林與美國進步公民組織關係密切，並在關於解散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決議上簽過名，是這個被共產黨滲透的組織的成員……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他不是一盞'省油的燈'。” 胡佛之所以未對鮑林進行調查，非不欲也，是不能也。根據效忠宣誓法案，聯邦調查局可以進行調查的美國人的範圍已經擴充到了成千上萬的聯邦僱員，包括接受聯邦政府資助和與政府簽約的教授，但是調查範圍仍然是有限制的。大戰結束之後，鮑林並未從事任何涉及國家機密的科研項目，也未申請聯邦資助。根據9835號行政命令，在私立大學工作的研究人員不屬於審查範圍。

但是，當鮑林抵達倫敦之後，情況立即起了變化。美國海軍研究處助理武官辦公室的代表拜訪了鮑林。這位年輕的軍官告訴鮑林，為了國家利益，美國的科學研究必須與英國並駕齊驅。假如鮑林能夠告知海軍他對訪問過的英國實驗室的印象，那將是很有用的。這位軍官還說，這不是竊取情報，也不存在辜負對方信任的問題。鮑林所要做的只是告知他對英國科學現狀的一般印象而已。作為對他履行政府顧問職能的口報，他們將付給鮑林每天20美元的酬金，鮑林只要在一份合同上簽個字。然而，從鮑林簽字的那一刻起，他就被列入了效忠審查的範圍之內，聯邦調查局立即開始調查他的政治歷史。 由於鮑林對自己參加過的任何組織都不加保密，因此聯邦調查局進行調查十分容易。特工人員查閱了有關檔案，找到了一份1947年調查人員與鮑林進行談話的記錄，那次談話的內容涉及到另一位被懷疑有自由主義背景的科學家奧本海默的忠誠情況。鮑林在談話中稱自己是奧本海默的“親密朋友”，他告訴調查局說，奧本海默是一個“脾氣多變、性格複雜而又絕頂聰明”的人，他本人毫不懷疑奧本海默對美國的忠誠。談話隨後進入有關奧本海默的政治活動。鮑林詳細講述了自己與帕薩迪納科學家協會，與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與美國進步公民組織的聯繫，還談了自己對華萊士的支持。在這份談話記錄中，調查人員加了這樣的評論：秘密渠道稱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好萊塢分會是“加利福尼亞共產黨的一個主要的政治和宣傳組織”，而且稱帕薩迪納科學家協會內共產黨員和共產黨陣線的活動分子十分活躍。

聯邦調查局從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藉閱了鮑林的檔案，發現檔案內有很多《工人日報》和其他共產黨報紙的剪報，在這些剪報內“無數次地引用了”鮑林關於原子彈政策和人權問題的講話。他們認為這些活動都很可疑，但是按照效忠法案的規定，鮑林唯一的非法活動是在戰時與美蘇友好全國委員會關係密切。這個組織一直被列入司法部長掌握的黑名單之中。 儘管材料不多，卻已足以使胡佛下令對鮑林進行全面調查。他要求海軍情報局跟踪鮑林在英國的活動，下令聯邦調查局特工查閱警察局檔案和信用檔案，對鮑林在伯克利和康奈爾逗留期間的有關人員進行訪談。他還讓聯邦調查局洛杉磯分局協調在帕薩迪納進行的調查。特工人員對鮑林的同事、鄰居和加州理工學院的行政官員進行了詢問，還獲准查閱鮑林在理工學院的私人檔案。

但是他們沒有發現任何東西。他們訪談的每一個人都毫無保留地肯定鮑林對國家的忠誠。他的同事們說，儘管鮑林“毫不隱瞞自己的見解”，是“一個參與者”和“主張自由表達信仰的理想主義者”，他卻肯定不是共產黨。他們所能告訴調查人員的關於鮑林的最壞的評價是他“好表現自己”，是一個“誇誇其談的知識分子”。洛杉磯分局進行的調查一直延續到1948年的夏季尚無定論，這使胡佛失去了耐心。他打來電報指責關於鮑林的調查是“本局所進行的最為拖拉的忠誠調查之一”。 9月10日，一份長達27頁的調查報告終於完成了，到10月14日，胡佛將此報告遞交給了公務員委員會以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胡佛遲了一步。鮑林與海軍的合同已於9月1日到期，因此他不再受9835號行政命令的約束。另外，此時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負責人托馬斯已經去職，他被指控犯有冒領工資罪而於1948年大選後不久被判刑入獄。這個委員會一直在尋找一個有地位的科學家作為攻擊目標，要是托馬斯不離職的話，根據聯邦調查局對鮑林的調查報告，它本來很可能對鮑林進行一次公開審查。於是胡佛採取了另一個步驟，他把對鮑林的調查報告送交司法部長辦公室，尋求刑事訴訟的可能性。但是司法部找不出違法的證據。

當鮑林從牛津返回美國的時候，聯邦調查局對鮑林的調查已經結束。他回到帕薩迪納後，同事們告訴他一條煩人的消息，就是特工人員曾來校查問過他的情況，然而特工人員當時曾同時查問過其他一些科學家，特別是那些與原子彈研究有關的科學家的情況，因此鮑林聳聳肩膀，不以為然。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胡佛企圖對鮑林的忠誠潑污水的時候，其他人卻對他的忠誠大加獎賞。 1948年10月，就在聯邦調查局竭力找茬以便對鮑林提出刑事訴訟的同時，鮑林與他的四個同事一起在理工學院舉行的慶功典禮上接受了總統功勳獎章，這是由政府授予平民的最高榮譽。由杜魯門簽署的獎狀肯定了鮑林的“極具想像力的思維能力”，表彰了他在火箭固體燃料和炸藥、氧氣測量儀和血清代用品方面的“傑出創造”，以及他為“美利堅合眾國的傑出服務中所作的特別值得讚譽的事蹟”。鮑林對此榮譽感到無上光榮。 這將是在以後的四分之一的世紀中，鮑林從聯邦政府得到的最後一次獎勵。美國在向右轉，作為對杜魯門的聯邦效忠制度的補充，各州政府實施了更加嚴厲的效忠宣誓措施，這些措施的覆蓋面從聯邦僱員擴及到了成千上萬名州。市政府工作人員。對忠誠性的審查不僅針對間諜或共產黨，還針對那些批評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的平民。在審查人員看來，批評美國政策就是為克里姆林宮效勞。任何批評美國政策的言論，特別是來自左翼的批評，都足以引起審查人員的懷疑。任何人只要與可疑的組織沾上點邊，那麼即使沒有被人抓住犯有顛覆罪的把柄，也會招來惡毒的攻擊。 1949年初，艾奇遜在被批准擔任國務卿的聽證會上也曾陷入反共喧囂的漩渦，他將其稱為“野蠻人的攻擊”。實行這種高壓政策的結果是：批評政府或宣傳自由主義目標變得十分危險，人們噤若寒蟬。然而鮑林卻仍然我行我素。 到了1949年，任何人都已不敢與哪怕只是帶有一絲左傾的組織發生任何牽連，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鮑林仍然這樣寫道：“作為個人，比如像我，必須學會與共產黨人和睦相處……我幾乎不認識任何被確認為共產黨員的人；但是我確實屬於一些被稱為是共產黨陣線的組織。我親眼目睹這些組織的成員是如何親密無間，對此我深感興趣……我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受到鼓舞。假如說，這種現象確實代表了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之間的親密合作，那麼，我就有理由相信，通過建立一個有效的世界政府，世界各國人民最終將發現實現和睦共處是可能的。” 美國自由主義左翼政治團體不斷萎縮的時候，也是鮑林在美國的地位和知名度不斷提高的時候。他成了殘餘的左翼分子的護衛者，一位敢於直抒己見的德高望重的科學家。他經常在各種呼籲書上簽名並發起各種集會，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公眾人物，以至於每當一個組織要尋求一個名人來支持某項自由主義行動的時候，都會向鮑林求助。英國主教約翰遜來美國訪問時，儘管鮑林傾向於無神論，他還是受人之託幫助組織歡迎活動。約翰遜主教是英國共產黨員，被報紙稱為“坎特伯雷的紅色大主教”①。對他的訪問，美國右翼分子紛紛表示抗議，百般加以阻撓。鮑林卻不顧這一切，在歡迎約翰遜主教時仍然和他握手，此事被很多報紙廣泛報導（然而跑林失望地發現這位紅色教長不過是一個古板的老傳教士而已）。鮑林發起組織全國性的會議以討論公民自由權力遭到的侵害，反對政府驅逐外國人的歇斯底里狂潮。他捐款給保衛希斯②基金會，公開反對政府對在紐約受審的十一位美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迫害，還在洛杉磯的群眾集會上呼籲大家“與專搞政治迫害的人和散佈共產主義恐慌的人進行鬥爭”。 ①坎特帕雷是英格蘭肯特郡的一個區和城市，在英國聖公會體制中，坎特怕雷大主教是全英格蘭的首主教。 ②希斯（Alger Hiss，1904—），美國國務院官員，1948年曾被美國共產黨員的錢伯斯（W.Chambers）指控為華盛頓特區共產黨間諜網成員並且向蘇聯提供過國務院機密文件，後因偽證罪被判刑5年。 效忠制度令人討厭，造成的後果也十分嚴重。 1949年春天，鮑林與他的母校（當時已更名為俄勒岡州立大學）校長之間發生了一場爭論，起因與鮑林以前的學生拉爾夫·斯皮策的忠誠審查問題有關。斯皮策在俄勒岡州立大學教化學，他的合同每滿一年就要續簽。這年校長斯特蘭德決定解僱斯皮策，理由是他曾向某科學雜誌寫信，說美國科研人員在攻擊蘇聯遺傳學家T·D·李森科之前，最好先讀一讀他的原著。但是，斯皮策相信，解僱他的真實原因是院長不喜歡他支持華萊士的立場，不贊成他在學生中推動進步運動的做法。於是，他決定抗爭，從而引發了一場小小的爭論。斯特蘭德拒絕重新考慮解僱他的決定，因為“斯皮策熱衷於黨派活動”，“他和妻子在校園里為蘇聯進行宣傳”。當地報紙支持校長，聲稱“對於滲入教師隊伍的赤色分子和外來同黨必須像消滅白蟻一樣加以清除，不准他們在校園裡毒害青年”。後來，華萊士對解僱事件表示抗議，全國性的報紙以醒目標題予以刊登。斯特蘭德立即反擊，指責華萊士是“不誠實的赤色分子”。當鮑林以校友和美國化學學會主席的雙重身份向斯特蘭德寫了一封語氣強硬的抗議信後，他又立即應戰。 “你採取這樣的立場是完全在我意料之中的，”他在一些給鮑林的信中這樣說道，“如果說，由於這一事件使俄勒岡州立大學失去你的尊敬和支持，那麼我要說的是，你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失去了你的幫助，我們照樣能活得很好。”斯皮策只得向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求助，但教授協會害怕被人說成“顏色偏紅”而拒絕幫助他。斯皮策最終為了能在化學界覓得一個職位，只得放棄專業，離開家園，到加拿大去另謀生路。 同時，在離鮑林家較近的加利福尼亞大學，校務委員會在1947年春季宣布對僱員實行新的效忠宣誓制度。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所作的調查報告的大肆渲染下，公眾認為該校的伯克利原子研究中心庇護了赤色分子，因此校務委員會急於想通過此舉扭轉自己的形象，同時也是為了趕在議會通過更為嚴厲的效忠宣誓法案之前搶先行動。按校方的計劃，每個教師都要書面保證自己不是共產黨員。 儘管多數教師對此表示服從，仍然有一些教師拒絕簽字。經過校方與教師的多次談判，拒絕簽字者逐漸減少，最後只剩下少數幾個人堅持不公開個人的政治觀點而拒絕簽字。校方以違規為由將他們解僱。其中有一個是鮑林以前的學生奧高曼，他被解除了在聖巴巴拉分校的教職。奧高曼是一個業務熟練的化學家，但他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被迫在一個牧場當了一年之久的僱工。鮑林盡力給予幫助，為他寫熱情的推薦信並給他鼓勵，但奧高曼的職業生涯還是無可挽回地被耽誤了。 斯皮策。奧高曼和其他一些因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失去工作的科學家，先後找到鮑林並向他訴說反共運動對他們的迫害。看到那麼多人的科學生涯被效忠制度所毀滅，鮑林更加增強了與之鬥爭的決心。對凡是受到政治迫害而來求助的人，鮑林總無一例外地給予幫助。他本人並不招聘這些人——他在選擇自己的研究人員時非常小心，唯恐招聘政治上有爭議的人會被理工學院董事會否決——但他確實利用自己作為美國化學學會主席和著名學者的影響力寫了許多推薦信，幫助這些人找工作。然而，這種努力收效甚微。一旦哪個研究人員，特別是剛工作不久的年輕人，被認為是威脅國家安全的危險分子，或者經效忠制度審定為需特別防範者，或同情共產黨的嫌疑分子，那麼大多數學校和研究機構都會拒絕聘用他們。因為僱傭這些人得冒很大的風險，特別是對那些接受聯邦資助因而受到效忠制度製約的機構更是如此。而在戰後，絕大多數大學研究機構均屬於這種性質。這一形勢與當時電影界被列入黑名單的作家和導演所面臨的情況相仿，只是在科技界涉及到的人更多，而卻較少為人所知。被列入黑名單的科學家中，少數人在私人企業的實驗室裡找到了工作，而其他一些人，幾十個，幾百個，也許上千個，無人知道確切的數字——只得放棄努力。 只要有機會，鮑林總要公開批評效忠宣誓的製度。 1949年5月，他參加了美國公民自由協會在洛杉磯組織的一次關於學術自由的小組討論會。面對眾多記者，他公開聲明反對以任何理由解僱教師——除非他不務正業，僅因某人是共產黨員而把他解職是缺乏充分理由的。 《洛杉磯時報》隨即在一篇社論中攻擊鮑林的立場，斷言“沒有人能夠身為共產黨員而又同時貫徹學術自由”。 《帕薩迪納日報》的標題是“鮑林庇護赤色教師”。 1949年秋季，鮑林宣布他將組織和率領美國代表團出席在墨西哥城舉行的有爭議的美國大陸爭取世界和平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來自西半球各國，會議內容是討論美國和蘇聯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這次大會很快被指責為是由共產黨人發起和組織的，後來的事態也確實證明這種指責是正確的；但是這種指責對鮑林夫婦並沒有產生影響。他們喜歡墨西哥城——愛娃熱愛世界各國的民間藝術，花費了很多時間在市場上搜尋能夠豐富自己收藏的工藝品——但覺得此次會議索然無味，充斥著庇護蘇聯、攻擊美國的冗長發言。輪到鮑林發言時，他採取了自己慣常的講話風格。他的主旨發言既包含社會主義者典型的反帝言論——“我們看到世界上一些國家正致力於推進壟斷性的工業擴張計劃和建立經濟帝國，在這些富裕和強大的鄰國的經濟壓力下，弱小國家被迫放棄自己的國家主權，”又包含對美國和蘇聯兩國執行的限制自由、積極備戰的政策所作的意味深長、不偏不倚的譴責。與會者沒有聽到預料中的又一篇單方面譴責美國倫的講話，對鮑林的發言反響平平。 除了政治迫害以外，引起恐懼的因素確實很多。墨西哥城大會後三星期，蘇聯宣布原子彈試驗成功。再過了一周，即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被置於共產黨掌管之下。 是年秋季，冷戰全面開始。美國的政界人士競相活動以便從冷戰中獲取最大的好處。共和黨責難民主黨人主持的國務院措施不當以致“丟失中國”，原因可能是政府內部有一小撮顛覆分子，由此掀起了一場內部清洗運動。國務院內最後一批新政分子被清除了出去，美國的外交政策進一步向右轉。 蘇聯的原子彈更加使人膽戰心涼。原子彈試驗的強光一閃，似乎美國的核保護傘——美國人用以抗衡蘇聯重兵的唯一手段一下子破裂了。其實，人們忘記了多年來美國的原子科學家對人民的不斷提醒：蘇聯擁有原子彈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冷戰鬥士們堅持認為，這裡面有間諜活動，必須把原子彈間諜搜尋出來。媒體更是推波助瀾，大肆渲染各種謠傳。一時間，對赤色分子及其同情者可以任意指責並羅織各種罪名。 到1950年的時候，隨著世界上事態的發展以及國內反共潮流的高漲，大多數自由主義者轉而接受一套新的、更加“強硬”的信條。然而，鮑林卻依然故我，既不改變自己的主張，也不調整宣傳自己主張的方式。他堅持說，中國人有權決定治理自己國家的方式，包括必要時通過革命來實現自己的選擇。他堅持說，蘇聯的原子彈不是一種威脅，而是“對全世界人民的一次警告，有利於推動各國政府通過聯合國組織恢復談判，以便對原子能技術建立一套有效的國際監控機制”。 更多的人從原來的立場上退縮，鮑林則成了眾矢之的。加州特尼委員會保存的有關鮑林的案卷越來越厚，裡面滿是他關於原子彈和公民權利講話的剪報，其中很多來自共產黨報紙。例如，作為特尼委員會重要情報來源的《工人日報》，對於鮑林發表的每次演講和參加的每次抗議集會，都要在顯著版面加以報導。到1949年下半年，特尼委員會已把鮑林定性為“加利福尼亞煽動分子”的領導人。 聯邦調查局和反共報紙也充分利用了這份鮑林檔案。鮑林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右翼勢力編制的赤色嫌疑分子的名單中。然而鮑林對這一切都置之不理，他頑固堅持獨立立場，我行我素，並堅信自己是正確的。 注意分寸 然而，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卻不能置之不理。杜布里奇的父親來自中西部，是基督教青年會的體育教師。按照一位科學史專家的說法，杜布里奇是一個“生活簡樸、精力充沛和一味渴望從事重要工作”的人。他相對比較年輕——與鮑林年齡相仿，身材瘦削，長著一副娃娃臉，擅長募集資金，有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與華盛頓方面有著密切的聯繫。他的自信心甚至可與鮑林媲美。舉例來說，談及他在大戰期間指導的雷達實驗室取得的成就時，他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是：“原子彈僅僅結束了戰爭，而雷達卻贏得了戰爭。” 杜布里奇在鑼鼓聲中來到了加州理工學院，立即全力投入了使學院現代化的工作中。他首先向學院過時的行政管理機構開刀，解散了鮑林在其中擔任重要職務的教師一董事聯合委員會，代之以相互獨立的董事會和系主任委員會。對鮑林來說，這既是一件憾事，又是一件幸事。一方面，鮑林自戰後在學校裡的影響力被削弱了，但另一方面也使他擺脫了大量他所不喜歡的行政事務。杜布里奇大力精簡機構，改造密立根過時的工資體系，幾乎使每個教師都長了百分之三十的工資。他的這一舉措深得人心。正如理工學院一位化學教授回憶時說的，這是學院“黃金時代”的開始。 鮑林卻對此不置一詞。他從20年代起就認識杜布里奇，當時這位青年物理學家以國家研究委員會成員的身份到理工學院訪問工作了兩年。兩人的關係說不上密切，但相互稱呼時可以略去姓氏，在社交場合經常見面，各自都仰慕對方的學識。 然而，在杜布里奇到理工學院任職後不久，兩人之間原有的一點感情卻開始冷卻起來了。鮑林與新院長就是合不來。其中部分原因可以歸之於學校建設方面的分歧。杜布里奇是物理學家，在老朽的密立根的領導下，理工學院物理系已經失去了原先的領先地位，因此他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經費來重振物理系。他對化學系，特別是對鮑林的學科建設方向不太滿意。也許密立根和許多年長的校董們已經告訴他關於鮑林在諾伊斯去世時的不當行為，也許新任院長已經與托爾曼、尤斯特和其他諾伊斯時代的老教授們談過話，這些人對鮑林竭力發展化學生物學的做法不滿，認為鮑林的個人迷戀使化學系遠離了它在物理化學方面的根基。大家覺得鮑林努力爭取資助的目的僅僅是為了他所珍愛的那些項目，而化學工程和無機化學得益甚少。杜布里奇也許還聽說了鮑林在免疫學研究和試制人工抗體方面進展緩慢的議論。 因此，儘管杜布里奇在公開場合稱讚鮑林和比德爾用化學生物學方法研究生命分子基礎的宏偉計劃為“國內最重要的研究項目之一”，在私下對此項目卻持冷漠態度。有一次鮑林給他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謀求把學校得到的一大筆遺贈用於癌症的基礎研究，而杜布里奇的第一反應卻是要首先確保物理化學和化學工程的撥款。鮑林很快就明白杜布里奇對他並不完全信任，於是兩人之間的關係變得冷淡，甚至疏遠起來。 政治也是影響院長和化學系系主任關係的一個因素。儘管杜布里奇在共和黨家庭中長大，但他自認為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竭力反對梅—約翰遜法案的早期版本，支持原子科學家聯合會傳播原子彈信息，公開反對各種政治迫害，通過這些實際行動，他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場。他像鮑林一樣致力於和平事業，認為科學家可以為實現世界和平發揮作用。他在1947年就任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時發表的就職演說中這樣說道：“雖然科學家主要不是做政治家、社會學家、軍隊將領或宣傳家的工作，”但是，“如同每個普通人一樣，科學家和工程師擔負著作為一個有用的社會成員的責任……他們應該對自己熟悉的每個問題發表意見，包括與其他公民攜起手來共同致力於世界和平事業。” 這些話鮑林聽來非常順耳。但是，杜布里奇具有高超的人際工作能力，其政治手腕也因此而比較圓滑。作為院長，他必須周旋於各類人物之間，包括保守的校董、自由派教授以及各級政府官員和科學顧問等。他在其間游刃有餘。他變成戰後那種所謂的知情科學家的典範，無論在教室、會議室、實驗室，還是在政府的辦公室，他都能應付自如。在他看來，必須有一些規則，即便不是明文規定的也好，來指導科學家的政治活動。在戰後的那幾年裡，美國公眾對原子彈的巨大魔力感到驚訝不已，對國家安全的一系列問題充滿憂慮，對發展武器的各種技術細節也十分關心，他們希望科學家給予回答。一時間，科學家被認為是高智力的超人，他們的意見受到特別的青睞。 杜布里奇認為，科學家還承擔著一種他稱之為“特別的責任”。他就任院長後不久在一封致全體教師的信中寫道，學校不會對科學家作為公民發表個人意見的權利進行限制，這不是學校所管的事；但同時告誡他們應該努力做到準確和公平，並且要“注意分寸”。特別要注意不能把個人意見與學校立場混為一談。如果一個教師能夠遵守這些原則，那麼，他寫道，“學校將保護他在言論。教學和科研方面的自由權。” 這裡的關鍵詞是“注意分寸”。在冷戰發展到極端的情況下，廣大科學家將“注意分寸”理解為“保持沉默”。到1949年，科學家像其他人一樣，對任何可能被認為左傾的政治活動都盡量迴避。儘管沒有經過公開討論和正式成文，大多數科學家都努力遵守以下幾條規則：只在華盛頓諮詢系統內開展政治活動；只佔用極少的時間進行政治活動；只在自己的專業範圍內發表評論；只發表和風細雨式的意見。只要遵循這些規則，那麼科技界與政府、公眾之間就能保持和睦，經費就會源源而來。 按照杜布里奇的標準，鮑林是一個不講分寸的人。杜布里奇顯然也耳聞了這種情況。早在1946年，理工學院的重要校董、具有保守傾向的聯合鋼鐵公司執行副主席泰勒就對鮑林表示不滿。杜布里奇就任院長後剛一個月就收到了泰勒寄來的一份剪報，內容是由一批人簽名的支持華萊士的廣告。他在簽名者中勾出了鮑林的名字並寫上這樣的意見：“一個私人捐助的學校裡的著名學者公開參加支持一方的政治活動，在我看來是很不恰當的。”對此杜布里奇作了以下的答复：儘管我作為院長以任何方式直接參與政治活動是不恰當的，但“我不能剝奪任何教師以公民的私人身份參與政治的權利”。他隨後向泰勒保證，“我本人完全不同意鮑林博士簽名的聲明內容。” 鮑林在校外的社會活動越來越引人注目，一些校董，特別是泰勒、小胡佛①、麥考恩等人均對他的政治言論表示出強烈不滿，並對這些言論可能給學校帶來的後果深表憂慮。於是，有人議論要處分鮑林，甚至開除他。但是杜布里奇在校董會主席佩奇的支持下不主張匆忙採取行動。他們說，看來鮑林現在是有點越軌，但是可以再給他一點時間，看他能否轉變。杜布里奇把他叫到辦公室進行了一次私下談話，希望他在發表公開言論時盡可能溫和一些，特別要求他在談論政治時不得使用學校名義。這次談話不歡而散。鮑林認為杜布里奇是用動聽的言辭掩蓋問題的實質，怎麼講話是他自己的權利；而杜布里奇認為鮑林政治觀點激進，立場僵硬，喜歡在報上出風頭。 ①小胡佛（Herbert Hoover Jr.），美國第31任總統希爾伯特·胡佛的兒子。 在理工學院內部，鮑林把自己作為教師的職能與作為社會活動分子的職能仔細地區分開來。他上課時決不談論政治，並要求報紙在發表他的政治講話時不得標出他所屬的學校。然而問題還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有時候學生團體邀請他去作關於世界政府的報告，他不好拒絕。儘管他辯解說，這是利用自己的業餘時間和作為學生的課外活動，但是顯然難以把政治和學術截然分割開來。偶爾一不小心，他的政治性報告的海報或廣告上也會寫上他在理工學院的職務。 愈到後來，鮑林愈難把政治與學術分開。到40年代末，報社記者都知道他是一個新聞熱點人物，因此常對他進行大量報導。這些記者提到鮑林的講話時，總冠以理工學院教授和化學系系主任的頭銜。 鮑林1949年在墨西哥城大會上的講話就是這樣報導的。當泰勒在收音機裡聽到一個保守的電台評論員猛烈抨擊鮑林出席這次大會時，他寫信質問佩奇和杜布里奇：假如鮑林不是共產黨員，他怎麼可能在這樣的大會上發表講話。儘管佩奇和杜布里奇再次對泰勒作了一番安撫，然而他們自己也對鮑林毫無顧忌的講話感到不安了。批評鮑林的信件接連不斷地寄到杜布里奇的辦公室。一次，當地一家建築公司的老闆來信質問學院為什麼允許共產黨員當教師，杜布里奇對此採取了新的策略：他派鮑林去與老闆共進午餐，讓老闆親自體驗鮑林不是一個危險的激進分子。鮑林在飯桌上盡力避免談論政治，而把主題拉到醫學研究上去，說服老闆贊助。他覺得談得很不錯。後來這位商人寫了一張字條給鮑林：“請記住我善意的警告：不要跟著那些'可疑'組織一意孤行了。我們中有些人擁有鋸子，說不定會用一用的。” 1950年，形勢進一步惡化。一連串事件的曝光震驚了公眾並進一步加劇了冷戰：1月21日，希斯被判定犯有偽證罪；2月3日，英國物理學家克勞斯·福赫斯原子彈間諜案被公開；幾天后，來自明尼蘇達州的首位參議員麥卡錫①拿出一份記有205名據說在國務院內任職的共產黨員名單，一時成為轟動全國的特大新聞，麥卡錫也由此一舉成名；4月份，國家安全委員會建議進行大規模軍事集結，遏制共產主義和對付日益嚴重的原子彈間諜活動的威脅。 ①麥卡錫（Joseph McCarthy，1908—1957），美國共和黨參議員（1947—1957），50年代初煽起全國性反共運動，指控有大批共產黨人滲入國務院和軍隊，其卑劣行徑受到參議院的譴責。 然而，對鮑林以及尚留在原子科學家聯合會（該聯合會員人數已比四年前減少了一半）內的科學家來說，最壞的消息是杜魯門在1月份的一份聲明——美國將研製一種“超級炸彈”以維護美國在武器方面的優勢。炸彈的技術細節當然屬於最高機密，然而鮑林根據所了解的情況馬上作出推斷，新型炸彈的能量不是來自於原子的裂變，如同老式原子彈那樣，而是來自輕型原子的聚合；而氫是最可能的能量來源。後來這種新型炸彈很快被人們稱為氫彈。在5月份的一次廣播談話節目中，鮑林告訴聽眾：“氫彈由一枚老式原子彈以及圍繞著它的幾噸甚至十幾噸的氫或其他輕元素構成，這些輕元素的原子可以聚合成重原子，同時釋放出大約五倍於原子彈的能量。”他還說，從理論上說，氫彈的威力是沒有限制的。 在鮑林、愛因斯坦和原子科學家緊急委員會的其他多數成員看來，氫彈的出現並未改變原子戰爭賭博的基本規則——發展氫彈同樣是荒謬和不可思議的——所不同的是，毫無必要地增加了大筆賭注。更多的金錢被用於屠殺更多的人。此時緊急委員會內部也發生了分裂。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哈羅德·尤里①先改變了立場。他並不愉快地斷言，如果美國不發展氫彈，俄國人將把它製造出來，因此，“我們不能坐視輸掉這場軍備競賽。”儘管鮑林的回答非常簡單——“哈羅德——你錯了”《工人日報》引用了他的這個說法）——但這已損害了兩人之間的關係。鮑林和西拉德考慮成立一個將尤里排除在外的新的委員會，但是要做通經過五年論戰已變得十分厭倦的委員會成員的工作談何容易。愛因斯坦希望委員會繼續存在下去，但其他成員準備退出，認為這個委員會已經起不了什麼作用。它們發表的報告和警告很少有人聽，外界資助也已經枯竭。最後經過投票，終於決定解散緊急委員會。 ①尤里（Harold：Urey，1893—1981），美國化學家，因發現氘（重氫）獲1934年諾貝爾化學獎，後又研究地球化學和天體物理學，對發展原子彈及地球和其他行星起源理論均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