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許多事情似乎都是有預兆的。
“9·13”事件後，周恩來處理林彪出逃事件，乾淨利落，有章法有策略，迅速穩定了形勢。就在這期間，毛澤東的身體健康狀況發生了一次突變。
事情的起因是為了游泳。這年夏天，毛澤東南行，為廬山會議後他與林彪的鬥爭作思想和組織上的安排。他曾帶著護士長吳旭君及身邊工作人員，驅車“躍上蔥英四百旋”，來到廬山上的游泳池。他大汗淋漓，卻出人意外地發出號召：“我們游泳吧，大家都遊。”
當時吳旭君已經由於長期勞累過度而患了心髒病。據她回憶，上廬山後她的心跳已達每分鐘130下左右。她說：“哎呀，主席，出這麼一身汗，馬上游泳不行。”
“怎麼不行？我這麼大年紀了都行，你們怎麼不行？”毛澤東堅持說：“大家都得下水。”
吳旭君說：“我心跳得厲害，主席，我真不敢馬上游啊。”
毛澤東認真望住他的護士長：“怎麼，你怕死？”他接著指指自己的鼻子：“我這個人不伯死。”
無疑，在毛澤東的胸中又一次激蕩起“大決戰”的慷慨激烈之情。這種壯懷激烈，曾令歷史生輝地表現在與國民黨蔣介石，與日本人和美國人，以及抗衡“兩霸”的決戰與鬥爭中。遺憾的是，也曾表現在第一次“廬山會議”與彭德懷的“鬥爭”中。那時他曾激烈地說：“如果解放軍跟你彭德懷走，我毛澤東就上山打游擊！”
這一次“廬山會議”同林彪的鬥爭，遠不像上次與彭德懷的“鬥爭”。毛澤東深明這一點。他公開不點林彪，但點了他的總參謀長：我就不信你黃永勝調得動軍隊去跟你幹壞事！
毛澤東這一次的游泳，實在是與政治上的風浪有關，那一腔激烈之情借游泳噴湧而出。
吳旭君妥協了：“主席，我不是怕死。我身體確實不適，要遊，我得套救生圈。”
“那好，你就用救生圈。”毛澤東點頭認可。雙方互作妥協而形成“協議”。就這樣，帶著一身大汗，毛澤東和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跳進了游泳池。
這次游泳後，毛澤東有點感冒，他像過去一樣，小病小災不肯用藥，鍛煉抵抗力，挺挺就可以過去。然而，年齡不饒人。感冒似乎挺過去了，長期吸煙造成的氣管炎卻因此發作，拖下來始終不愈。氣管炎對60歲以上人是很具威脅性的，入秋後往往會誘發各種大病。輕則高燒不退，重則引起其他器官發生毛病。
偏偏這年一入秋，失敗了的林彪不肯改錯而選擇了出逃。這件事對毛澤東打擊很大，幾天睡不好覺，大量吸煙又大量吃安眠，藥，本來久病未癒的身體受到了“雪上加霜”
的損壞。在尼克松訪華前夕，突然休克；雖然很快喚醒．但身體明顯垮下來，搶救中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
值得慶幸的是有出類拔萃又忠心耿耿的周恩來，全國照樣“抓革命，促生產”，政府機構照樣繼續運轉。至此，毛澤東不得不把周恩來作為他首先倚重和必須依靠的同事戰友。
從表面看，周恩來現在的位置僅僅是在毛澤東之下了，這同位居林彪之後的情形就大不相同。林彪作副統帥時，可以假傳“聖旨”向周恩來提出這樣那樣的建議和要求，而總理有什麼大事向主席匯報也不能繞過林彪。現在似乎情況大改觀，辦各種事要簡單多了。
其實不然。 “中央文革”仍在，並且參與一切重大決策。況且，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幫人，總的來說還是保護的態度；有批評有支持，基本態度是不許否定。
總理處境的艱難很快便明顯化了。尼克松訪華，為《中美聯合公報》一事，“中央文革”一幫人在中南海批了總理12天，說他沒及時向主席匯報，“是李鴻章”，“賣國主義”。
那段時間，總理心情很不好；神情鬱悒，落落寡歡。但以他一貫的精神和作風，從不肯發洩一點怨懣或牢騷，默默地全悶回心裡去。為了顧全黨和國家的大局，委屈、憂鬱和憤懣全留給自己去悄悄“消化”，這種無聲的消化是最容易致癌的“黃曲霉菌”。
當時，康生已經患了膀胱癌。他是黨中央副主席，所有主治醫生會診、治療以及生活安排，都須周恩來親自主持過問。每當忙完國家的大事小事，周恩來總要設法抽出點時間，拖著疲憊的身子去看望他。
在周恩來的真誠和熱情面前，康生不得不表示一定的禮貌。但是。他的思想、性格、品質以及經歷都與周恩來完全不同，這就決定了他們之間不可彌合的感情距離。
每次見面．康生那莫測高深的毫無生氣的平板面孔，他那陰森森的目光總使人產生一種不舒服的感覺。這個人大概一生沒有什麼真正的知心朋友。秦檜比他壞，但據說秦檜也有仨朋友；他沒像秦檜那樣賣國，但誰也無法跟他親近。他那瘦長的皮包骨頭的身體，整個給人一種棒子的感覺。他喜歡自詡為一把劍，但人們都感覺他是很大馬棒。
他有許多同黨和爪牙，但同黨爪牙不是朋友；或者趨炎附勢，或者投機鑽營，或者利害關係一致。正像人們常說的：只有一致的利益，沒有不變的友誼。
他一生造了多少冤獄，迫害了多少好乾部？沒有哪個能講清。就是對林彪、江青、陳伯達、張春橋這樣的“戰友”，他的態度也不例外。比如1975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生把替毛澤東作聯絡工作的王海蓉、唐聞生叫到病床前，要她們向毛澤東報告：江青、張春橋歷史上都是叛徒。並提出證明人。之後4個月不到，康生死去。有些《傳記》作品認為這是他“靈機一動”的最後“投機”，是因為發現毛澤東已經警惕江青一夥手伸得太長，而江青注定要完蛋。這種說法還不准確全面，甚至牽強。也許有這種因素？但不該忘記，康生本質上就是懷疑狂，偏執狂，迫害狂。他早不說晚不說，臨死留下“江青和張春橋歷史上都是叛徒”的話，有其策略上的考慮。整個“文化大革命”他是高級“顧問”，他明白在打倒“劉鄧陶”及一大批老幹部的時候，出於策略不能動江青、張春橋。就是同林彪“鬥爭”時，這些人的力量也須藉重。臨死時，他自然不願留下“歷史的遺憾”，敵對的“分子”他已費盡心機全打倒，沒什麼對手要打了，他的最後一棒就毫不猶豫毫不客氣地打在同黨的頭上。
他希望歷史為他重重寫一筆“劍與火的化身”，希望留個“戰鬥的一生，不妥協的一生”。結果呢？留下的只是“棒子與血水”的魔鬼形象，是懷疑狂、偏執狂、迫害狂的化身。
生活中這樣的病態人物不是絕無僅有，康生不過是集大成的典型而已。
這樣一個“狂”人，對總理能為善嗎？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有次醫務人員悄悄對我說：“衛士長，叫總理少來看他吧。”
“怎麼了？”我問。
“每次總理前腳走，康生就在後面罵……”小護士像個受驚的兔子一樣朝身後左右瞄了幾眼。
“罵什麼？”我也朝四周警惕張望，聲音壓得很低。
“他、他，”小護士那副緊張害怕又按捺不住的複雜表情至今還活靈活現在我腦中，“他說……周恩來政治上跟我是不一致的。還說……這個人就是右。”
我當時又氣憤又擔憂，周恩來剛從康生病房裡出來，我就跟上去小聲說；“總理，有個情況必須向你匯報……上車我再說。”
坐上“紅旗”車，總理按起隔音的玻璃板，然後問：“什麼情況？”
“總理，康生在背後亂議論你呢，說你政治上跟他不一致，就是右。”我憤憤地報告，“你每天去看望，人家並不歡迎你，還理他幹什麼？不去了！”
周恩來坦然一笑，把身體仰靠到座椅上，淡淡地關照一句：“你們不許亂議論，搞自由主義不好。”
他仍然堅持去看康生，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並且一句議論康生的話也沒講過。
就在這件事後的一個月，就是1972年的5月，周恩來也被查出患了膀胱癌。
康生的膀胱癌，對中央各首長的保健醫生們或大或小都是個警惕的信號。因為膀骯癌比較特殊，如果腫瘤不是長在膀胱的進出口處，患者沒有感覺，很難早期發現。所有保健工作人員，一般都要注意保健對象的飲食起居有何變化，捕捉可疑的蛛絲馬跡。
由於膀胱癌早期患者無感覺，不會在飲食起居上發生變化，所以全靠化驗數據來判斷了。
按照保健工作的常規，對中央領導要每月化驗一次便尿及痰。
年5月11日，我將總理的尿樣通過護士交給了保健醫生張佐良。他是總理的第三任保健醫生。第一任是周尚珏，後來調到北京醫院任內科主任，第二任叫卞志強，後任中日友好醫院院長。張佐良是1965年8月調到周恩來身邊工作，來了不到一年就趕上“文化大革命”；總理忙得不可開交，他也忙得廢寢忘食。
尿樣一拿到，張醫生馬上化驗，發現了三四個紅血球。據說男性老人，尿裡有一兩個紅血球還算正常的，但三四個顯然就多了。
也許是血管硬化或尿道畸形造成的？也許是膀胱結石，小便時滾動磨出了血？可萬一是腫瘤……康生的例子擺在那裡，不能大意。兩天后，張醫生慎重措詞地對周恩來說：“總理，前兩天化驗尿樣結果有些不正常。也許是尿道出現了畸形或結石，也許是泌尿系統血管硬化，也許有其他原因，有必要再查一次。因為前兩天做的只是常規化驗，沒做細胞學檢查，萬一是長了什麼東西……還是再化驗一下保險。”
“你呀，說了這半天都是廢話。”周恩來豁達開朗地一笑：“說穿了，不就是怕長瘤麼？明天留。”
第二次化驗，在做常規化驗的同時，趕緊做了細胞檢查。檢查結果請北京醫院、協和醫院、301醫院和腫瘤醫院的專家都看了，一致認為是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
知情者都驚呆了。似乎無法接受這一殘酷的現實，又把樣本拿到天津，拿到上海……月18日，無情的結論終於完全確定下來：是膀胱癌。
於是，“總理醫療小組”成立了，由吳階平任組長。遵循中國的俗例，所有人都統一口徑。保健醫生可以比專家小組多講幾句，但也不能離譜，這其實只是瞞自己。總理從一開始治療就知道自己是膀胱癌，“只不過是個拖時間問題”，為了體諒大家的苦心，他也從不點破。醫者和患者就這麼心照不宣地留給對方一個朦朧的安慰。
總理心中有數，不僅在於有醫療方面的基本知識，更在於他長期以來對生病幹部的關心而積累的經驗和常識。在職在位的中央領導患病後，醫療小組的成立和對小組的領導過問，基本都是總理擔負起責任。就是被打倒或靠邊站的干部，也莫不如此。不管是陶鑄的胰腺癌還是陳毅的腸癌或是彭德懷的治療與手術，總理都是親自過問，親自指定安排醫療和手術人員，親自聽取醫療匯報。這些老同志無疑都是受到了嚴重政治迫害以及人身摧殘，但要說醫療和手術有什麼“故意拖延和破壞”，這是不恰當的。我們親眼目睹了總理那個操心盡力，確實敢向死者親屬及全國人民證明，總理的一片真誠可對天地，可昭日月！他對國際友人也是一片愛心，胡志明、阮良明、霍查、斯諾……都是他親自過問醫療組的工作。
年底，總理曾給我們講了件事。說陶鑄病了，懷疑是癌。大家都瞞著陶鑄，只有賀老總聽說以後，馬上去看陶鑄，見面就說：“聽說你得了癌症？”陶鑄正搞不清自己的病，聽賀龍一說就愣住了。賀老總又說：“你聽我一句。如果最後確診不是癌，那就趕緊去休息療養一下，別把身體全拖垮了，這可是革命的本錢。如果確診是癌，我勸你別在這裡躺著了。日子不多了，得抓緊時間多於些工作啊……”
賀龍對待生命、疾病、工作三者關係的態度，無疑是有啟發的。本來就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忙的一個人”的周恩來，開始了“抓緊時間多幹些工作”的最後努力。
這種努力在發現尿中紅血球增多到確診為癌症的一星期裡就開始了。保健醫生很負責任，每天查紅血球，曲線沒有下降的趨勢。醫生勸周恩來藉此休息一下，做全面體檢；我們勸他藉此出去療養一段，調理一下身體和精神。
周恩來不干。他望著醫生時，目光陰鬱、鎮定，帶著沉思和一種淡淡的哀涼，低聲懇求：“你們先不要忙，先讓我忙過這一段。再說，查出癌症又有什麼辦法？我這麼大歲數了，能多忙幾天，多處理幾件事就可以了。”
總理的這個態度並不只是一貫忘我工作精神的必然，也不只是受賀老總那套“理論”
的啟示，這裡還有形勢和歷史的要求。為了努力減輕和消除“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種種混亂及惡果，他必須抓住林彪叛國事件後歷史出現的轉機。這種機會稍縱即逝，若不及時抓緊，又不知要付出多久時間多大代價才能再得一次這樣的轉機。他必須藉此舉起批判極左思潮的旗幟，盡可能使黨和國家從危難困窘中擺脫出來。
許多人，甚至曾經在總理身邊工作人員中的部分同志，在過去相當一段時間裡喜歡說“四人幫”拖延干擾了對總理的治療，使總理沒有及時住院，沒有及時手術，沒有及時……作為仇恨的情緒可以理解，在政治鬥爭中為了進一步激起民眾對“四人幫”的憤恨而這樣講也無可非議。但從歷史角度來看，這種說法站不住腳。 “四人幫”再壞也沒有這麼大本事。比如在籌備召開四屆人大的過程中，周恩來抱病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匯報人事安排等問題。臨行前，醫務人員發現他的大便有潛血，需要立即進行檢查治療。之所以沒有“立即檢查治療”，並非“四人幫”故意拖延． “謀害總理”，而是葉劍英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為了在籌備召開四屆人大的關鍵時刻不讓“四人幫”趁機抓權而表示“現在不能提及此事”，“並反复叮囑醫務人員要想盡一切辦法無論如何也要保證周恩來安全回來”。總理對自己的病也始終是採取治療要配合工作．以工作為主的態度。他對醫務人員明確要求：“你們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隨時如實地告訴我，因為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個交代”。
就“四人幫”而言，如果總理放棄權力和工作，徹底去休養治病反而更符合他們的政治利益，是他們求之不得的。因為周恩來已成為他們謀取政府權力的“最大障礙”。
在蘇聯，赫魯曉夫等人即便沒病也都曾以“健康原因”而被迫離開權力中心，周恩來雖然確實“重病纏身”，“四人幫”卻無法以“健康原因”迫其離開，這是黨心民心所向，也是直接取決於毛澤東和周恩來本人的態度。
早在1965年，發現周恩來患心髒病時，毛澤東即關心地請他“工作量減少一點，少看一點兒文件”。總理患癌症後，毛澤東又多次勸他“安心養病”，“節勞，不可大意”，並一而再地提議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就我所知的情況和現在所能看到的證明，首先提出請鄧小平重新出山的，正是毛澤東本人，而不是其他人的“推薦”，也不是周恩來的推薦。儘管周思來希望鄧小平出山，但這種敏感的重大人事決策，除了毛澤東，沒有哪個敢首先提出。周恩來只是寫信向毛澤東表示：“積極支持主席提議的小平同志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謀長。”
周恩來在信中對自己病體的態度是；“我的身體情況比七月十七日見主席時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開人大，定能吃得消。”
我跟隨總理去長沙，向主席匯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時，毛澤東充分支持了周思來。
在長沙住了5天，總理心情非常愉快，前面講過，雖然一直便血，仍然為毛主席過了生日，乾了一杯酒。後來才知道，毛主席在談話中有三條重要內容。一是勸總理“安心養病”；二是再次肯定鄧小平“人材難得，政治思想強”；三是批評“江青有野心”。
如果說“四人幫”惱怒周思來病重仍然不肯離開政治權力中心，採取了“既然你抓權不放，那就把事情推給你辦”的態度，這還說得通。但是，在兩大政治力量的較量和決戰中，不能簡單地把複雜的矛盾和鬥爭只說成“四人幫”“無端干擾”“拖延破壞”
對周恩來的治療工作。這種簡單的說法不能反映總理堅持工作的忘我精神；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主動精神和為了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堅持鬥爭到最後一刻的頑強精神。
總理逝世前的奮鬥與治療過程，我覺得可分三個階段。這是我為了敘述的方便，而不是什麼自以為是的客觀“標準”。
第一階段是林彪叛逃事件後到1974年6月1日，總理不得不告別工作了25年的西花廳，住進305醫院，並在當天作了第一次手術。
第二階段是從1974年6月1日到1975年10月下旬，這是他在事實上擔任總理職務的最後1年零5個月，把自己全部身心最後獻給黨、國家和人民的1年零5個月。
第三階段從1975年10月下旬到1976年1月8日，這是他再也無法離開病床站起來的個多月；這期間他不允許人再叫他總理。他這期間所能做的只是叮囑後來人並與自己的癌痛作最後的鬥爭……吾貌雖瘦，天下必肥確定總理患膀胱癌是1972年5月18日；實際患癌自然早於此。林彪事件對毛澤東的刺激是巨大的，對周恩來的刺激同樣是巨大的。在他們以大政治家的沉著鎮定面對現實，有條不紊地處理這一事件，穩定局勢，安定人心之際，他們的身體和精神狀態都起了微妙的變化。我猜測，在主席發生突然的休克時，總理膀胱裡很可能已經有細胞發生了癌變。
向來謹慎小心的周恩來，在那段時間變得多疑；不僅是謹慎小心，甚至可以說是謹小慎微了。這方面連專機組的同志們也有了感覺。
林彪事件發生不到一個月，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訪問我國。 10月10日，總理陪他去南方參觀訪問。
以往專機起飛，由機長向總理報告航線、時間、天氣、機況後，總理同機組同志們握握手，問候一聲就放心地上飛機了。
這次不同。聽完報告，他不放心地問：“飛機檢查了嗎？”
“都檢查過了。”
“正常嗎？”
“正常。”
“沒發現問題？”
“沒問題，都正常。”
“試飛過嗎？”
“試飛過。”
“也檢查也試飛過了？”總理反复叮問。
“我親自檢查試飛過了。”機長張瑞靄從1954年起就為總理飛專機，從未見過總理這樣不放心。我自己跟隨總理乘飛機，何止百次，空中遇險就有過七八次，更不曾見過他這樣不放心。又問一句：“你們都是黨員嗎？”得到肯定的回答才登上飛機。
專機飛越長江時，張瑞靄報告說：“總理，要過長江了。”
總理一直在朝航線下方張望。以往遇險，都是我不放心，我緊張。我總想找機長去問個清楚，而總理都是一百二十個信任地穩坐不動。記得兩年前總理跟葉帥去河內弔唁胡志明，專機升空不久就進入雷雨區，電光雷火映得天空一片紅，飛機像燃燒的火團一般。我不安地想去前邊提醒張瑞靄幾句，總理馬上揮手製止：“別去打攪人家，瑞靄他們會有辦法的。”
這一次卻顛倒了。飛得四平八穩，我一百二十個大放心，總理卻狐疑地朝下方望個不止。
“是過長江嗎？”總理朝下望，朝張瑞靄凝視：“我怎麼沒看見長江呢？”
“那裡，看到了嗎？在那兒！”張瑞靄幫助總理找到下方寬闊的長江入海那一段，幾個人都跟著說看到了。
“瑞靄呀，這是長江嗎？”總理臉上的狐疑之色使我也疑惑了，該不是海灣或外國的什麼河吧？總理的聲音充滿了不安：“我看不像呀！”
“沒錯，總理，是長江。”張瑞靄忙拿出地圖遞給總理：“你對照一下，現在看到的就是這一段……”
總理拿著地圖，在張瑞靄的指點下，對照半天才多少放下心地點點頭：“哦，是長江……”
常聽醫生講，身體的變化會反映到精神上；精神的變化也會影響身體變化。我相信這個說法。
這件事發生不到半年，醫生便在總理的尿中查到了癌細胞。這種發現若是在另外一個人身上，也許會帶來沮喪；但是在總理身上，卻像注入了一針興奮劑，他以前所未有的忘我精神投入了工作中。
從1972年5月18日確診癌症，到1974年6月1日住進305醫院手術，周恩來是怎樣完全忘我地拼命工作呢？
年6月上旬的一天，周恩來已是30多個小時沒合眼。究竟處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書也算不清楚。
夜裡一點多，似乎他老人家該歇口氣了，秘書卻看著手錶提醒：“總理，還有14分鐘。”
“唔，你們做準備，我刮個鬍子。”我看到周恩來往起站時，已經十分吃力，用雙臂撐著才站起來；他的手抖顫不止，身體晃了晃才站穩，然後竭力用平時慣有的那種快步朝衛生間走去。
那時，總理查出癌細胞的情況還只限於很小範圍的人知道，連我們身邊工作人員多數也不清楚；只知道有病，不明確究竟是什麼病？更不曾有“不治之症”的任何念頭和預感。對於總理每天的活動安排，仍像過去幾十年一樣嚴密緊湊，以分秒來計算時間。
總理要刮鬍子，說明又是外事活動。他注意儀表整潔，前面章節專文談過，是幾十年如一日，因為這是代表著中國人的臉孔和精神狀態。以往修面，或者是請北京飯店的理髮師朱師傅，或者是他自己用安全刀片刮臉。進入七十年代後，總理由於手越來越抖的厲害，不大用刀片了，多用電動刮鬍子刀。我見時間所剩不多，看來總理又顧不上吃飯了，便去給負責招待工作的李維信打電話。
以往，總理一旦顧不上吃飯，我們就給李維信打電話，請他準備一杯玉米麵糊糊或是幾個素餡包子，拿在路上吃。這次考慮總理的身體狀況，30多小時沒休息，胃口肯定不好。我就請李維信準備一碗素湯麵。估計湯湯水水的吃著可以舒服些。
給李維信打完電話；接著又調車。到辦公室請總理出發時，屋里屋外正在亂紛紛找人：“總理呢？誰見總理了？”
總理“失踪”了！正有些慌亂，忽然有人說：“哎呀，總理不是說要刮鬍子嗎？”
總理要是用電動刮鬍子刀，不會耽誤這麼久，因為他常是拿著刀上車，在車上順便就刮了鬍子。想到總理的鬍子又多又硬，稍長點電動剃須刀就刮不動丁，我就忙朝衛生間找。他也許見電動剃須刀刮不動又用了安全刀片呢……我在前面走，後面跟了幾個人。進門的一剎那，所有人都怔住了；不會說，不會動，甚至停止了呼吸。唉，我們的總理喲！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條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裡仍虛握著沾有肥皂沫和鬍子茬的刮臉刀，他就歪在鏡子前邊睡著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國人為之驕傲，現在卻變得那麼瘦削灰黃；他的眉毛依然威武，雙唇仍然露出善良和慈愛，可是他的眼窩卻是深深地，深深地沉陷下去……我們面面相覷，用顫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別出聲，也不要動，讓總理睡幾分鐘，哪怕是多睡幾秒……可是，心血翻呀翻，翻上了壅塞的喉嚨。有人用手摀住了臉，有人不停地朝上眨眼睛；我們只能讓淚水在眼圈裡悄悄地轉，讓淚水往心裡默默地流。
就這麼一屋子人靜悄悄地停滯了那麼片刻，周恩來雙肩一顫，腿失去支撐地猛然一彎，我忙搶上一步扶住他不要摔倒。
“哎呀，”周恩來一聲輕喚，掀起了眼皮。他與其說看到一屋子人不如說感覺到一屋子人，一邊用毛巾擦去臉上的肥皂，用力揉著雙眼，一邊喃喃：“糟糕，我怎麼睡著了呢……”他看一眼表，匆匆向外走：“遲到了，遲到了，這次怪我。”
“總理！”我們小聲叫著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樣跟在他身後。
因為我們在流淚……來到新6所，韓念龍等同誌已經等侯在那裡，迎上總理匯報情況。這時，周恩來用力揉搓一下臉，灰黃的臉孔便奇蹟般地恢復了片刻青春的紅暈和光彩。我早就發現了這個秘密：只有工作能夠使總理顯出年輕。
李維信輕輕走到周恩來身邊：“總理，吃碗麵條吧？已經給您準備好了。”
“不吃了。”總理聲音沉重地說，帶著嘆息一般的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聳了聳。
小聲說：“你幫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買兩塊咖啡糖？”
“是，總理。”李維信匆匆走開，工夫不大便取來兩塊咖啡糖。
總理剝糖紙時，我清楚地看到總理的手指抖得厲害，差點把糖掉地。我要幫忙時，他終於剝下糖紙，把糖放進嘴裡。我清楚地看到韓念龍在對面嘴角一陣抽搐，眼圈刷地紅了，流水也似地扭開了頭。
我也低下了頭，伯總理看到我奪眶而出的淚水。我知道總理從來不曾吃什麼糖塊．這次連吃兩塊，是因為咖啡可以提神。
會談開始了，是與越南總理範文同談。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和範文同總理從1973年6月4日開始訪問我國，一邊要援助一邊鬧矛盾；我們一邊不借作出最大的民族犧牲支援他們的抗美救國戰爭，一邊還得聽他們的抱怨。這就是胡志明逝世後的中越關係現狀。外電當時評論說，黎筍是“親蘇派”。
會談中，越方不停地提條件，剛達成一致，他們又出爾反爾地加碼，好像我們援助他們不但要無條件，而且應該是無限制地滿足一切。
會談十分艱難。周恩來不停地喝茶，但他越來越掩飾不住耗盡血汗之後的極度疲憊，借李維信上水的機會，他小聲吩咐：“給我送條濕毛巾。”
女服務員很快就用托盤送來了濕毛巾。周恩來拿過毛巾，輕輕抖開，墊在右手上，用力擦臉，在額頭和眼窩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後放回托盤上，啞聲說：“謝謝。”
女服務員的目光從周恩來的臉孔上一掠而過，她不敢多看。周恩來剛剛擦拭過的臉孔又恢復了光彩，但那濕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當他用力按摩額頭時，他是怎樣艱難地從全身每一個細胞裡擠壓搜索聚集殘剩的最後一些血液和熱力啊1女服務員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簾退出來，她是在強忍住自己的淚水。
不到10分鐘，周恩來又用眼色討毛巾。他常常用眼色指揮調動工作人員，早已形成默契。女服務員再次上毛巾時，他小聲請求：“要熱的，熱一點。”
第三次上來了熱毛巾。周恩來一邊傾聽範文同的喋喋不休，一邊將熱毛巾用力按在額頭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臉上搓幾下，將毛巾還給服務員，小聲囑咐：“再熱些，要燙的。”
女服務員退下不遠，便聽到了周恩來的聲音。他與範文同會談的聲音始終那麼清朗流利，句句反應敏捷，字字切中問題實質。
可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都越來越不安，心裡抱怨範文同沒完沒了，不看看我們的總理累成了什麼樣子？但凡有點精神，何至於10分鐘一次熱毛巾擦臉？但我們不能議論，只是互相傳遞憂慮不安的目光。偏偏這時，女服務員過來了，向李維信小聲報告：“總理要燙毛巾……”
李維信牙齒咬一咬下唇，山東大漢那種銅鐘般的嗓門竟變得像姑娘的聲音一樣溫柔：
“那就用，用開水……用開水涮毛巾……啊？”
女服務員始終不曾抬頭，望著自己的鞋尖喃喃；“再、再找一個人上毛巾吧。”
“怎麼了？”
“我，我受不了了……”女服務員哭了。四周圍頓時響起一片唏噓聲。
李維信抽響鼻子，用力眨著泛紅的兩眼，驅散淚水，喉結滾動著，終於喘上一口氣，用一種鼻音喃喃的極溫和極富感情的口氣說：“再說，再說我打你……快去吧。”
服務室裡，兩名女服務員用滾開的水為周恩來涮毛巾，騰騰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裡又有珠淚，端了毛巾望會議室，燈光下便顯得五彩斑瀾。周恩來在傾聽範文同講話時，將熱氣逼人的毛巾抖開，灼自己的額頭、眼窩、臉頰、脖頸……放下毛巾後，便又開始回答問題，解釋情況，闡明道理。
會談從夜裡2點一直進行到旭日東昇。其間，每隔10分鐘便由服務員送上一次開水涮過的毛巾，這是當時在場十幾位同志看著表掌握，親眼目睹，可以完全作證的一次工作場面。
“好了，不要涮了。”李維信朝服務室裡吩咐：“總理馬上要走，你們……怎麼了，你們，怎麼了？”
兩位女服務員沒有像往常那樣丟下手裡的活兒，追出去送周總理離開。她們倆丟下毛巾，放下開水瓶，面對面垂了頭站立，各自捧了雙手怔怔地出神。
“什麼毛病，你們這是……”李維信走近兩步，突然住了嘴。兩位少女筍一般嫩的手，如今紅得像他家鄉出產的那種小水蘿蔔，手指和掌緣燙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並且閃閃地泛出光來。
“哎呀，燙這麼多泡，”李維信皺一皺眉，他不善於跟女孩子講什麼體貼話，有些結巴：“你，你們辛苦了，也，也是為工作麼……”
兩位女服務員仍然是一動不動地捧著手，手在顫，眼角在顫，嘴唇也在顫。
“總理……”
一聲哀哀地輕喚，兩名女服務員壓抑已久的哭聲便掙脫喉嚨的束縛，一下子灌滿服務室，傳入空蕩蕩的會議室，久久不息地迴盪著。於是，李維信這位170斤重的山東漢子也垂下頭哭了，在場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淚流滿面……月12日，中越聯合公報發表。
越南黨政代表團走後，總理的工作情況被毛澤東得知。 6月20日，鄧大姐向我們全體工作人員傳達了那條“最高指示”：
請恩來同志節勞，不可大意；周恩來是怎樣“節勞”的呢？那情景寫三本書也寫不完。從總理的工作日曆和我們的日記就可以看出基本情況。
從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這住院前夕的5個月，除了到醫院檢查病情和治療外，他總共抱病工作139天。這139天中，工作達18小時以上的有130天2剩餘的9天無一不超過10小時以上。
如果以小時論，總理抱病工作的5個月，比實行8小時工作制的一般幹部工人在一年裡的全部工作時間還要長。
正是這個原因，我們的日記不能以大自然的一天記，只能以“周恩來的一天”記。
周恩來的一天有多長？說不准。隨便舉他住院前的3個例子：1974年2月9日凌晨4點至2月12日凌晨4點三刻：
……到了11日夜，他還是不能休息，晚上又安排了幾個會。第二個會議開始時，他終於累得犯了病，就站起來用椅背頂住腹部繼續聽匯報。大家不知道他已連續工作近小時，請他坐下聽。他低聲說：“我不能坐，一坐下就會睡著……”1974年3月6日下午點至1974年3月7日中午12點半：
……他工作12小時後，發生缺氧病狀，體力實在支撐不住了，躺到床上吸氧，邊吸氧邊批看文件達9個半小時……1974年5月6日下午4點至8日凌晨4點半：
他連續工作18小時後，剛睡下40分鐘就被叫到釣魚台……以後又工作10多個小時，一直到8日凌晨4點半。
他又出現嚴重的缺氧病狀，這已經是第4次了……周恩來的一生可以說都是在這種連續的大工作量中度過，本不足為奇。但是1974年這5個月不同，他的病情已相當嚴重，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時候能達到上百cc，就像直接便血水似的，看著驚心動魄，忍不住淚。他以古稀之年就是這樣一邊輸血吸氧一邊便血堅持著健康人無法負擔的工作量。當時衛士和醫務人員累病三四個，都是比他年輕二三十歲的健康同志，又是輪班跟隨他他怎麼能不累倒呢？
從這個意義上講，總理確實是累死的。
總理也曾講過傷感的話，我聽到過3次：
他曾望著整日辛勞的花工老周師傅，用一種苦澀的聲音感嘆：“唉，咱們西花廳就是我們兩個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他曾坐在馬桶上批閱文電急件，一小時完不了，終於嘆口氣說：“我成了一個語文教員，天天在那裡改卷子……”
有一次開會後，坐車回西花廳。車停好後，他幾次動不了身，鑽不出車，內我們把他扶出車。下車離辦公室只有30幾米的路，他自己都走不了，需要我們架著他走。
“我太疲乏，”總理歉意地望望我們，身體虛軟地下墜著，我們不得不盡力架住他。
他臉上掠過一絲淒涼的笑：“讓我喘息一下……”
“總理！”我輕輕叫一聲，趕緊扭開臉。我實在無法忍住流淌的淚。記得每位新到總理身邊工作的同志，都要聽到鄧大姐——聲：囑咐：“總理走路很快，你們要跟緊，不要跟丟了。”
那個走路生風，行動敏捷灑脫的總理哪裡去了？現在他已經無法獨自走完30米……“好了，我們走。”總理喘息片刻之後，小聲吩咐。我們架著他進屋，要扶他去臥室，他墜著身體不肯去，氣虛地說：“到辦公室，去辦公室。”
我不再掩飾淚水，兩眼濕漉漉地望著總理灰白色的臉孔哭道：“總理，求求你了，休息休息吧，恢復一下體力……”
“你叫我什麼？總理。”我們那親敬可愛的好總理，他一句一喘地望著我說：“總理、總理。我是這個國家我是全體人民的總理啊，現在國家這個樣子我不管誰管？我怎麼休息得了啊……”
就這樣，我們把總理架到了辦公桌前。他兩手抖抖地拿起辦公袖套，我們忙幫他套好，然後扶他在辦公椅上坐下來……總理這樣拼命操勞，首先是為了維護國家使之免遭覆滅；同時為了不使領導權落入江青一夥人手中，為了遏止來勢兇猛的“批林批孔”運動不要再度演變成“文化大革命”
初期那樣動亂不堪的局面。
從1973年冬開始，由於大量便血，總理每半月或一月就要接受一次輸血。有一天下午6點多鐘，王洪文讓秘書來電話說，晚上要開政治局會，要總理確定時間，“以便江青同志那裡好安排其他事情”。當時總理正在輸血，電話是秘書紀東同志接的，他說：
“總理正在治療，可否半個小時後再商量？”
片刻，那邊請示了王洪文，回答說：“必須立刻定下來。”
連毛主席找總理還要問問總理是否休息？如果休息就過兩個小時再找。可是這些“得志便猖狂”的“爆發戶”，就是這樣狂妄不可一世。我們只好悲憤地看著醫護人員為總理拔下了輸血的針頭……到1974年的5月底，周恩來身體已經極度虛弱，隨時可能發生休克。在辦公桌前只要一坐就站不起身了，非有人攙扶不可。
但他仍然堅持按原定計劃於5月29日與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舉行正式會談，討論兩國建交問題。當時醫務人員就守候在門外，隨時準備搶救。 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簽署了中馬建交公報。人們見到的周恩來仍然是那麼安詳穩重，從容不迫。
可誰能知道，他是接受輸血後才進行了這次重大活動。
簽字後，總理向秘書口授了“6月1日後對送批文件的處理意見”，將各項工作都責任到位地作了具體安排。
年6月1日，周恩來把桌上所有文件都清理完畢，交待清楚，然後在我們的攙扶下立起身，摘下了套在小臂上的藍布工作袖套。這兩頭縫有鬆緊帶的袖套曾伴他度過無數不眠之夜，批閱過多少文件，已經深有感情。我見他把袖套放在桌面上，再用手輕輕地，輕輕地撫平，小心翼翼疊整齊，目頭在上邊停留幾秒，眼圈忽然一紅，胸脯猛地起伏一下，將頭迅速扭向了一邊。
於是，我們都傷心地低下了頭。
周恩來離開了那把坐了20多年的辦公椅，我們追隨著左右扶持；他在屋中站住腳，環顧一圈，默默地向這裡的一切告別。他的目光在辦公用具上留戀地往返，終於轉向牆壁上的圖表，目光忽然閃爍一下，隨即又黯淡下來。我隨他的目光望去，心戰栗著抽縮起來。
我看到了那張食管癌高發區發病分佈圖。
於是，一種難忍的痛楚從我心頭絞出一滴滴的淚珠，盈滿眼眶，朦朧了我的視線。
多少往事閃爍著從那膘隴中浮出……“李冰，李冰同志來了沒有？”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一個會議廳的主席台上朗聲問。
“來了。”前排站起一位樸素端莊的女同志。她是日壇醫院的負責人。
“李冰同志，你們日壇醫院那麼多病人，你長期搞腫瘤防治，找沒找出原因？”
也許是太激動了，也許是這個問題很複雜，不是幾句話能講清的，李冰張一張嘴，聲音有些猶豫：“這裡原因很多……”但她心情是激動的，臉上泛出紅光。
“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一種常見病。”周恩來臉上是那種既親切又嚴肅的微笑，做了一個擺手動作：“不單是林縣食管癌多，西北也多。你說腫瘤的原因很多，要找出主要矛盾來嘛。”
李冰激動地點點頭。
“吳桓興，”周恩來又點日壇醫院的另一位負責人，“你這輩子找不出腫瘤的原因來？要樹雄心，立壯志，在這一生中攻剋癌症麼。我看，你們還是到下邊去調查好……”
於是，醫學科學院的科研人員下到河南林縣走村串戶調查食管癌的發病情況，後來又查遍太行山周圍。 181個縣，那張食管癌高發區發病分佈圖就是這次調查研究的成果之一。然而誰又料想到，事隔不到一年，癌症競侵害到總理自己身上。
現在，他也不得不離開他工作25年的西花廳，離開他的辦公室了……不要叫我總理了應該說，總理的膀胱癌發現還是比較早。聽醫生講(也許是為了安慰我們這些總理的身邊人)，這個病重要的是必須治療及時。又聽說這種癌是在膀胱上鼓起個小包，一般不流血，但總理的有些特殊，鼓起小包就流血了，小便一有血就知道出來鼓包了。我不是醫生，說不出那些科學詞，我只能用這種老百姓的話來講。出來鼓包就要做手術的，用什麼儀器從尿道探入膀胱，一燒就把那個鼓包燒掉了。不需要動刀子。
那時每天給總理化驗尿，見有血就要動手術，用那種儀器去燒膀骯上的鼓包。按規律差不多是3個月作一次手術。可是周恩來外事活動太多，又要總理天下大事，總是一拖再拖，醫生專家真是盡了一切努力，擋不住他老人家肩上的擔子壓得太多大重啊。這一拖，本來很好做的燒一下就行的手術，現在非得動刀不可了。說實話，我當時絲毫沒想到這已是不治之症，拖不了很久，我只是難過地想：唉，這一動刀，可就要傷身傷元氣了！
位於文津街的解放軍305醫院，病房大樓底層有兩套寬敞的病房。一套是為毛澤東準備的，他沒有住。另一套住進了人，就是我跟隨已久的周恩來。
年6月1日，總理住進醫院就作了第一次手術。時間對他老人家就是這麼寶貴，不能像一般住院者那樣先在病房裡觀察檢查一下，身體狀況好時才動手術。
這次手術進行得非常順利，醫生們出了手術室都面帶輕鬆喜色，都說作得好。醫生們的信心也給了我們信心和喜悅。都以為經過一段休息，總理又可以恢復如初，還是我們所熟悉的健康、機敏、瀟灑的總理。我甚至想到了在重慶那次總理的住院手術，想到他提前出院為父守靈……但是這次完全不同了。還不曾出院，到8月間病情就又出現了反复，不得不進行第二次手術。
中國的老百姓已經習慣了從報紙、電台、電視里天天看到總理的活動，都愛說“總理和我們在一起”。如今突然失去消息，不用多，一周就會引起思想混亂和情緒波動。
於是，中央決定將周恩來住院的消息在報紙上披露出來。
於是，陰影籠罩了全國人民的心頭。
生活中有這樣一種現像或是規律；當人們所熱愛的人遇到不幸時，人們對他的愛會十倍地進發出來；當人們仇恨某個人又無法完全徹底地表達這種憤怒與仇恨時，就會轉而以百倍的熱烈去表示對自己所熱愛的人的強烈感情。
年9月30日晚，做過第二次大手術的周恩來，以國務院總理的身份抱病舉行盛大國慶招待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5週年。記得我們跟隨總理來到大會堂時，所有工作人員都激動萬分，熱淚流淌。當總理步入宴會大廳時，大廳頓時沸騰起來，出現了從未有過的震撼人心的熱烈場面。掌聲轟鳴，如雷吼潮湧，經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來賓一擁而上，緊緊地圍簇在總理身邊，爭相向他問候致意。四周圍一片轟響，聽不清問候什麼，但那一雙雙淚花迷離的眼睛，爭相朝總理伸出的手臂和無數歡呼的嘴巴，張大著連成一氣，宛然是流動的汪洋。坐在後面的同志紛紛站上椅子，高高舉著雙手鼓掌，向總理遙望祝愿。總理只講了幾分鐘的祝酒詞，卻被暴風雨般的狂烈的掌聲打斷十多次！我長期壓抑的心情在這一晚上獲得了解放，流下的不再是悲傷怨懣的淚，而是激動喜悅的淚。我明白，這種熱烈不僅來自對總理最深摯的愛，而且來自對“中央文革”
那幫人的憤恨和對現行政策的強烈不滿。
人心思定，人民希望改善生活，人民需要總理這樣為人民辦實事的領導，人民渴望友愛祥和，民富國強！
所以後來粉碎“四人幫”時，我說不要講這是某些人的勝利。這其實是人民的選擇。
所以後來鄧小平出山，我也說這是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
生活使我懂得了人民“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總理住院後，一天也沒停止工作。他在醫院裡的工作日曆和我們的日記，都可證明以下幾個數字：
住院後，總理從1974年6月1日始，動手術14次；大手術6次，小手術8次，平均每天要動一次手術。
同人談話233次。其中，同中央領導談話161次，同各地區及部門負責人談話55次，同我們身邊工作人員談話17次。
會見外賓63次。
召開及參加會議40餘次。其中，在醫院召開會議20餘次，離開醫院開會20次。
年的國慶節後，有兩件大事費了總理大心血。
國慶招待會上所顯示的民心、黨心、軍心所向，令“四人幫”揣揣不安。而這時，毛澤東提出了籌備四屆人大，醞釀國家機構人事安排的意見，並親自提議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毛澤東在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時，借重的主要是“中央文革”一班人馬，但他心裡明白，這些人“打家劫舍”可以，“放火燒人”可以，但是無德無才無資歷，不懂“設計”，不會建設也不肯任勞任怨去幹實事。這些人“破壞有餘，建設沒有”，真是天怒人怨，若用來當繼承人，無疑是一班掘墓者。毛澤東需要的是一個抗衡兩霸，延續並富強共和國的能力極強又經驗豐富的人；劉少奇已經打倒並去世，周恩來身患絕症不久人世，他在莫斯科所講的三位接班人，只剩了鄧小平。縱觀全國再沒有比鄧小平更好更出色的繼承人。儘管他未必相信鄧小平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和“堅持無產階級繼續革命”方面能心口一致地向自己靠攏，但他還是決定給鄧小平一個機會。這是他身處矛盾所不得不作出的選擇。
如果說周恩來反“四人幫”還要照顧主席的面子，講節制、調和、含蓄、耐心，給他們一條活路，那麼鄧小平卻是咄咄逼人的抗衡者和戰鬥者，只認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給面子不搞調和。 “四人幫”意識到有鄧小平就沒有他們的“活路”，反鄧自然也不會像反週那麼含蓄、節制。
年10月17日，江青利用“風慶輪問題”帶頭髮難，大鬧政治局，圍攻鄧小平。
鄧小平毫不“含蓄”，毫不“耐心”，毫不“節制”，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地頂了他們一夥。由於鄧小平恢復工作不久，搞“文化大革命”搞亂了乾部隊伍也搞亂了思想，他要想頂住“四人幫”等人，非有周恩來的支持不可。
在這關鍵時刻，周恩來堅決支持了鄧小平，向鄧小平了解情況後，把當時擔任毛澤東聯絡員的同志找到醫院，向她們明確指出：“風慶輪事件”並不像江青他們所說的那樣，恰恰是他們預先策劃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誌已經忍耐很久了。最後，以他一貫的節制、耐心、講求團結的作風表示：“還要繼續做工作，慢慢解決這一問題。”
江青一夥派王洪文趕到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說周恩來“雖然有重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那兒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
月20日，毛澤東對匯報上來的兩種意見表了態：“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主持安排”，再次“提議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毛主席講話後，總理在10多天的時間裡，分別與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王洪文、江青5個人談話，又約政治局成員分三批開會，醫院成了毫不弱於過去6個辦公室的第個辦公室。到12月，更是晝夜工作，完成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包括政府工作報告的審定和最關鍵的人事安排問題。
最後決策還得毛澤東說了算。毛澤東晚年重病纏身，深居簡出，對情況的了解全靠身邊人的反映和報告，這就不可避免地要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判斷和決策上的失誤。總理和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談話時，都有一種共識：必須由總理當面向主席匯報，把問題講清、講準、講透，這樣才能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年12月23日，我們跟隨總理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匯報。臨行前，醫院發現總理大便裡有潛血，必須立刻進行檢查治療。後來事實證明，這確實是必須馬上治療的腫瘤，長在靠近肝部的大腸內。
然而，四屆人大定於1975年1月13日召開，所剩時間只有20天，必須馬上向毛澤東匯報，這樣才能把關係到國家和人民命運的四屆人大會議順利如期開好。
兩個“必須”選哪個？當然是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
葉帥親自同我們有關幾個人談話。醫生反映病情，葉帥沉重痛苦地說：“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現在不能提及此事”。這個“事”就是指給總理作胃腸鏡檢查，以便及時找到出血的腫瘤，盡快切除。
葉帥下這個決心確實痛苦，他兩眼潮濕地命令我們：“要想盡一切辦法，無論如何也要保證總理安全回來。”並且確定說：“衛士長作這次護送的總領隊。”
出發前，我們研究了各種防範措施。我作總領隊，同行還有衛士高振普和一個醫療小組，小組成員包括心血管病專家方圻，泌尿科專家吳德誠，總理保健醫生張佐良和護士徐奉生。大家都高度重視這次任務，決心保證總理安全回北京。
月23日中午，我們來到西郊機場。總理原計劃與王洪文同機飛赴長沙，可是我們到了機場，王洪文還沒到。當時我就火了。王洪文是個小年輕，本該他提前到機場等總理，現在卻讓總理以古稀之年，重病之身，冰天雪地在機場等他？豈有此理：萬一出了事誰負得起責？
我給王洪文那邊掛電話，原來他是睡過了頭，還沒起床。這是決不能等的了。我就含糊對總理說：“王洪文坐另一架飛機走。”
這樣，總理不再等，由我們護送上飛機，於下午2點左右到達長沙。
一下飛機，總理就問前來迎接的干部：“王洪文到了嗎？”
“在北京，還沒起飛。”這位幹部回答。
“他睡覺睡過了時間。”我到這時才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