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目光在對面的空位上稍觸即離，望著西哈努克談話。
但是，那空位的含義他比誰都心中有數。
主席等副主席，統帥等副統帥，這是第一次。休息室裡等候的時間不算，在城樓上憑欄而坐又等了足足3分鐘，林彪才情緒萎靡神色陰鬱地走過來。
毛澤東每遇大事有靜氣，但他一世英雄，特別是成為公認的領袖之後，更無須顧忌，從不掩飾內心的好惡。喧嘩聲起處，明知林彪來了，偏不屑一顧，只管同西哈努克聊天。
西哈努克想同林彪招呼，毛澤東一句接一句談話，目光咬著目光不放，使西哈努克只來得及朝林彪投去匆匆一瞥，來不及吱一聲，更無法去握手寒喧了。
林彪也算有靜氣，永遠一副沒有表情的面孔。我跟隨總理幾十年，見林彪時候不少，沒見過他雷霆震怒的樣子，只見過一次無聲的笑，嘴角剛綻出笑紋，手已經捏住下巴，這個畫面還被記者拍過照，說是搶到了林彪笑的鏡頭。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林彪在“九大”前後笑過幾次，有照片，我並沒當場見到。
所以，當他面無表情地被服務人員引入座位時，我並不感覺奇怪。
我感覺奇怪的是，他也不正眼看毛澤東；不握手，不說話，獨個兒神情鬱悒地坐下來，拉長著臉悶聲不響。
“林副主席，”禀性溫厚善良的董必武探過：瞇細眼望住林彪，謙和而關切地問：
“身體不大好？”
“嗯。”林彪拉著臉，稍向董必武傾下頭，既不看毛澤東也不看董必武，就那麼望著桌面說：“不好。”
他確實身體不好，穿著大衣，還把雙手抄在袖筒裡。周圍準備拍攝的記者如何忙亂，天安門廣場上如何人聲鼎沸，他全然不聞不見，彷彿正在對付體內的寒冷。不過，我看出來，他誰也不看，正是用眼睛的余光注意了周圍的一切。毛澤東那邊稍有動作，他的身體也會相應地令人不易察覺地起了震動，他是隨時準備響應毛澤東的。可是，毛澤東的一切動作都與他無關，沒有絲毫同他談話招呼的意思，甚至始終不肯面對他望一眼。
林彪的濃眉毛顫動過幾次，陰鬱黯淡的雙眼忽然閃了一下亮，那裡透出一股銳氣和火氣，正是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澤東那邊的談話中去，只剩他自己落落無伴的剎那，隨著眼睛裡爆出的那道火光，他驀地立起身，動作不像病體孱弱，更像在東北率兵之際那麼乾脆，起身便轉身，轉身便旁若無人地揚長而去。
那時，衛士長成元功已經由於江青向總理髮難而離開，由我負起衛士長職責。每天跟隨總理的主要是我和高振普。
開始大家還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程度，過了片刻，焰火晚會要開始了，總理感到急迫，忙叫我們去找副統帥。我們分頭到休息廳等處詢問，才知道副統帥已經下了天安門城樓，不辭而別，登車回家了。
總理聽到報告，怔了一下。我注意到他眼裡有一絲不安的神色掠過。很快便平靜下來。他走到主席那個圓桌旁，向西哈努克解釋說，林副主席今晚身體不好，回去了。
毛澤東自然心裡有數，毫不在意。焰火升空看焰火。焰火沉落就和西哈努克聊幾句。
他一生信奉“鬥爭哲學”，不在乎“得罪”哪一個。國內外，黨內外，誰敢站到對立面，他就敢應戰，並且一定要勝利。毛澤東晚年曾經對尼克鬆的女兒女婿說，他這一生只是“跟斯大林打個平手”。確實，其他內部的外部的對手，他至少在有生之年都是打贏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作為接班人，是毛澤東“欽定”而又史無前例地寫入了黨章。如果同林彪對立起來，於雙方個人而言，不會有贏家。因為政治上的損失，信仰的破滅，權威的動搖和迷信的崩潰都會聯袂而來。正因為中央決策層的人物都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林彪才敢於堅持設國家主席，所以康生才勸毛澤東：“他想當國家主席就叫他當吧……”然而，毛澤東寧願個人冒這種權威動搖，迷信幻滅，歷史留下諷刺性一頁的風險或損失，也不肯苟且妥協，喝斥康生：“你湖塗！”在廬山抓起陳伯達開刀，一舉扭轉乾坤。作為大政治家，毛澤東完全明白有了這個開頭，就不會少了過程和結局。他從不干“掩耳盜鈴”或“鴕鳥政策”的事，主動開始了一系列的大動作：從批陳整風到摻砂子到命令五員大將作檢討，從思想到宣傳到組織，完全是進攻的姿態。
周恩來同毛澤東不同的是，當矛盾還沒有發展到公開破裂的地步時，他更多考慮的是團結安定，是政治影響，是政策和策略。
記得總理當時很急，找來許多攝影師詢問是否拍照了？拍沒拍下毛澤東和林彪在一起的鏡頭？當攝影人員紛紛表示沒拍下來，本打算等統帥、副統帥交談或表情好時再拍，沒料到始終不曾對話，始終不曾有好顏色，甚至始終不曾互相望一眼。也沒料到林彪會突兀而去，一去再不復返。
總理那天發了點火，向攝影師們講話的表情像是對歷史聲明：“林副主席來過沒有？
你們都看見的，來了，是我親自把他請來的，坐了一會兒，可是你們沒有拍下來！ ”
他在連續講話中，流露了自己的憂慮：“'九大'提出安定團結，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同全國人民一同歡度勞動節的夜晚，這是多麼重要的宣傳啊……”
確實，“文革”那種整天一驚一乍的日子，誰上天安門，誰同毛澤東在一起，完全成了百姓們判斷政治風雲的晴雨表。幸好有位記者拍下了一張全景，其中毛澤東和林彪雖然互末理睬，表情缺少節日喜慶的光輝，畢竟是坐在一起的唯一一張照片。總理回到西花廳，坐等這張照片，直到杜山把他拍下來的這張照片送到，總理才鬆了口氣。
月2日，這張唯一的毛澤東與林彪坐在一張桌旁的照片，就顯示“安定團結”地在各報的頭版頭條刊登出來。
跟隨總理幾十年，我從內心深切感受到他是黨內節制、理智、友愛、合作和信任的代表力量，是真誠團結各派別的主要力量。每當出現對抗、衝突和激烈殘酷的交鋒時，他總是通過自己真誠的努力緩解這種對抗和衝突，盡量減少交鋒帶來的損失。然而，一旦這種對抗交鋒的性質轉變了，例如張國燾叛逃到國民黨一邊，例如林彪隨著《571工程紀要》的破敗而叛逃蘇聯，這時周恩來就會挺身而出，勇猛地投入戰鬥。從“9．13”
事件那天起，他沉著、冷靜、果斷；統攬全局，周密佈置，連續戰斗三天三夜，驚心動魄又不露聲色地解決掉林彪反革命集團。
鄧小平與周恩來同樣是務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思想上的相近與性格、作風上的差異是同樣的鮮明而引人。這種相近和差異，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到與毛澤東的關係上。
鄧小平經歷幾十年革命實踐，他像毛澤東曾經做到的那樣，對整個中國的社會、文化、時局以及民眾情緒瞭如指掌；他同時又像周恩來一樣，對資本主義社會，對整個世界有著直接而非間接，具體而非抽象，深刻而非膚淺的認識。這是他最終能成為領導中國人民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總設計師”的決定性因素。
鄧小平領導我們走的這條路，正在實現1949年革命的目的，並且基本實現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全部目的。
他開明、開放、達觀；不拒絕任何美好的色彩。從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的影響到年“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對“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呼求；從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新興的工人運動，到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從中國共產黨推翻“三座大山”的全部鬥爭經驗，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從蘇聯和東歐經濟停滯乃至社會主義制度在那裡終於失敗的教訓，到日本、東南亞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發展經濟的各種成功經驗，所有這一切人類的文明和智慧，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在他思想的這裡那裡明光閃爍。
早在井岡山斗爭時期，鄧小平就是站在毛澤東正確路線一邊，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和以後的鞏固政權、恢復經濟、勝利實第一個五年計劃。全部這期間，他與毛澤東基本都是一致的，沒有任何大的意見不同，並因此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讚譽，上升到中國最高權力層，參與各項重大決策。
年以後，分歧越來越多地出現了。事實上，毛澤東與他的同志、戰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人在國家發展的共同目標方面是一致的，要在中國搞社會主義，堅信社會主義有著資本主義不可比的優越性；他們都致力於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的工業國，都想使中國處在與世界各國平等的地位，都希望真正實現四個現代化。但是，在採取什麼樣的具體政策、方法和手段上，他們確實有分歧，有時分歧很大。不幸的是，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把這種分歧劃為敵我矛盾，採取了“打倒”、“清除”的辦法，這真是歷史性的錯誤，歷史性的悲劇。
當出現不同意見後，當分歧越來越多，越來越顯著時，周恩來與鄧小平對待毛澤東的態度有一致之處，也有明顯的不同之處。
周恩來與鄧小平都認為毛澤東是黨和人民無可爭辯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理論家。
他們從來不曾反對毛澤東本人，從來不曾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全部理論體系，堅持這是全黨智慧的結晶。他，們反對的只是毛澤東某些具體的錯誤決策，具體的錯誤政策和辦法。
周恩來與毛澤東親密共事達40年之久，他對毛澤東的長處和弱點可以說比鄧小平更清楚；但鄧小平比周恩來更少迷信，更具獨立性格，所以，他對毛澤東所犯錯誤的性質及危害，可以說比周恩來認識得更深刻。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周恩來曾經“反對”毛主席，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執行了共產國際所支持的“王明路線”，並且被歷史證明是“反錯了”。鄧小平卻沒有這種“歷史包袱”。
周恩來的性格保溫醇宜人的紹興酒，與人打交道時更耐心，更隱忍，更含蓄；鄧小平的性格像他家鄉特產的四川辣子，更辛辣，更熱烈，更刺激。鄧小平與人打交道時，態度明朗、堅定，甚至咄咄逼人(在這一點上，他與同樣愛吃辣子的毛澤東極相像)。周恩來更具調和、共處和平衡的色彩；鄧小平更具抗衡、戰鬥和獨立決策的色彩。
周恩來一向是遵守紀律，無條件執行黨的決議的模範；鄧小平在看準目標時，敢於打破甚至犧牲可能是神聖的一切條條框框。 。 ”
所有這些說到和沒說到的不同，決定了他們對待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的不同態度，也決定了他們各自不同的命運和在歷史上所起到的偉大而不盡相同的作用。
周恩來在同毛澤東的相互關係中，主要是崇敬、服從、彌補和相輔相成。
他對毛澤東的崇敬熱愛和信任是真誠的，堅定不移的，這使他未能看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國家和民族的災難，真心支持並擁護了這一決策。
他對毛澤東以服從為主；謙和恭敬有餘，直言敢諫、堅持原則稍嫌不足；顧全同志情誼而有失直率，缺乏必要的正面交鋒；有時明知毛澤東對某些事情措置失當，也做出讓步，違心地屈從了。比如“文化大革命”後期，他發現了問題，認識到存在的嚴重錯誤，也沒有鼓起勇氣向毛澤東當面指出。對於這方面問題的認識，鄧小平1980年8月，對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有段實事求是的談話。大意是：周恩來就像我的兄長，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倒下去是件極大的幸事。當時，他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他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
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比較周恩來，鄧小平雖然也不反對毛主席，但他敢於發表與毛澤東不同的意見，尤其是敢於堅持自己的意見。在條件不允許時，他敢於沉默，不隨聲附和，以致於毛澤東傷感而不滿地抱怨“鄧小平耳朵聾”，聾還不靠前來聽，“總是躲著我”。為了大局，為了實現自己的思考和辦法，鄧小平也可以作一點違心的檢討，一旦獲得工作機會，他決不會錯誤地“吸取教訓”，他仍然頑強地照自己的獨立思考去工作。他在糾正“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混亂，恢復秩序，發展安定團結的局面和恢復經濟建設等方面，大刀闊斧，取得了公認的顯著成績。所以毛澤東誇他“人才難得”，周恩來也真誠地對他說：
“你比我幹得好。”
周恩來的態度使他同毛澤東共同執掌最高權力幾十年；鄧小平的態度使他“三落三起”，一生充滿了戲劇性的波瀾起伏。他的獨立、堅持和頑強，他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系統糾正，理所當然不能為毛澤東所容。因為毛澤東顯然沒明白國家和他自已出了什麼問題，堅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都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最高原則。
當鄧小平第三次出山時，人們津津樂道地評議他的“三落三起”，往往認為他的第三次出山取決於他本人的品質、性格、智慧、意志，特別是策略。我認為這只是其次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受命於天”。
這個“天”，就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畢竟人民不能靠口號生活，歷史更不是靠口號來推動向前。在經歷了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非常時期之後，如果廣大的人民群眾得不到更多的民主、自由、平等；不能迅速發展經濟，提高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想要中國人民長期地真心實意地接受和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可能的。人民選擇了鄧小平，是因為鄧小平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的思想和辦法，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規律。
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剷除了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垃圾和腐朽，蕩滌了污泥濁水，又打下堅如磐石的基礎。但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大廈時，幾經探索終未成功。從“大躍進”，人民公社，到“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有某些成功的經驗，但未能改變國家經濟落後，人民生活貧困的基本現狀。鄧小平領導中國人民走改革開放之路，使經濟騰飛，人民生活取得舉世矚目的改善和提高，終於探索出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在那堅如磐石的基礎上，設計並建造起社會主義大廈。他因此成為繼毛澤東之後第二個改變中國歷史和命運的偉人，巨人。如果說，毛澤東在世之年，周恩來為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和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做出了最大貢獻，那麼，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毛澤東逝世後，正是鄧小平為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保證毛澤東思想繼續發展並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了最大貢獻…毛澤東在中國沒有遭到像列寧、斯大林在原蘇聯那樣的命運；毛澤東思想在中國沒有像馬列主義在原蘇聯和東歐各國那樣被紛紛拋棄，這首先應該感謝鄧小平。這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還需要我繼續深說嗎？
鑑於本文的主題，在做了一點簡單對比之後，我們還是回到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關係這一主題上來吧……周恩來與毛澤東先後去世不久，社會上起來一股風，竭力抬高周恩來，貶低毛澤東。
其實，抬高周恩來是假，想否定毛澤東是真。
如果否定了毛澤東，周恩來還“高”得了嗎？一位老同誌曾感慨地說：“還是鄧大姐看得深，看得遠啊！”
鄧穎超曾經對那些不識大局，感情用事，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過些委屈的干部說：
你們不要這麼搞，不能這樣搞麼。恩來什麼時候反對過毛主席？他這個人你們不是不了解，路線對了，他就對了；路線錯了，他就錯了。你們那樣說，那樣搞，無法向歷史向後人交代麼……遵義會議之後，周恩來再沒有同毛澤東發生意見衝突。他們始終是通力合作，相輔相成的關係。這種關係保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減少了“文化大革命”的損失，但也未能避免這場劫難。
講這個話時，我總要聯想起合作化運動高潮時，在北戴河發生的一個故事。因為那情那景反映了毛澤東與周恩來各自性格和相互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面。
為迎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毛澤東來到有“高潮”的北戴河辦公。 9月中旬，接連幾天大風大雨，北戴河成了喧囂的世界。濤聲從大海那邊傳來，像炮聲隆隆，像萬馬奔騰。毛澤東顯得很激動，擲下手中疾書的大筆，起身宣布：“我們去游泳！”
“不行啊，絕對不行！”保健醫生徐濤嚇了一跳。毛澤東是勇敢的，可有時勇敢得近似輕率。他攔在毛澤東前邊：“主席，這不是小事，也不是您個人的事，我必須向全黨全國人民負責。”
衛士們也全攔擋過來。毛澤東雖然固執，可一旦工作人員抱成鐵板一塊不肯退讓，他爭取不到一個支持者，便也無可奈何，只好面對現實，另找時機。
那幾天，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都很緊張。怕他採取行動，溜去海外。汪東興要求工作人員“看”好主席。從轉戰陝北時起，毛澤東的起居安全就是在周恩來的關懷和具體過問之下。總理聽了汪東興報告，忙叫我掛通二組的電話，他親自講話，要求一組一刻不離地“監視”毛主席，決對不許發生意外。
應該說，周恩來是了解毛澤東性格中的頑強、任性、容易衝動的一面，轉戰陝北時多次領教，面對胡宗南的進攻他經常堅持跟敵人打個照面才走，喜歡享受冒險的樂趣，要阻止他可不容易。毛澤東每天都要“鬧”一次去闖風浪，每次都被一組的同志團結一致地頂住了。第3天還是第4天，雨終於停了。徐濤反而更緊張，料到毛澤東會“鬧”得更厲害，匆匆跑去海邊“看形勢”。
他倒抽一口涼氣：好大的風浪！長列的白浪一道接一道從海天相連的地方翻滾出來，像大鵬勁扇的羽翅，像無數銀龍飛掠疾走，奔騰咆哮著撲向戰栗的海岸；海岸呻吟著被瘋狂的大海吞噬又吐出，才吐出又吞下去；徐濤幾乎眩暈了，浪脊上的泡沫水花飛灑噴濺，浸濕了衣衫，滿耳一片轟隆聲，像有三千獅虎圍逼進迫，驚心動魄，令人膽顫。
“水溫19度！”負責測溫的同志報告。
“多少？”徐濤大聲問。
“不到20度！”測水溫的同志對住徐濤耳朵喊。徐濤腦子飛快旋轉，準備好一套又一套“攔駕”的理由。
果然，下午四點多，毛澤東便放下手中筆，吩咐衛士：“我們游泳去。”
“不行，主席，今天還不能遊。”
“雨停了！”毛澤東很不耐煩了。
“天可沒晴，隨時還會下。”
“這個房子還可能地震塌下來呢！”毛澤東生氣了，他早已忍無可忍。衛士們忙請徐濤出面，徐濤是知識分子，毛澤東對他總是“客氣”一些。
“主席，水很涼，”徐濤勸說：“會抽筋的。”
“我不怕冷，就你們怕冷，你們別遊麼。”
毛澤東確實耐寒，冬泳時，別人凍得牙根打顫，他還水淋淋地上岸坐一會兒，曬曬太陽。
“那也不行，浪太大。岸邊的浪有一米多高，海裡的浪就會有三米！”
“好麼，乘風破浪，正是機會……給我換鞋子。”毛澤東說鞋子像孩子，“聽見沒有？鞋子！”
“主席，下海是頂風，幾個年輕戰士試過了，都被浪打回來，根本沖不過去。”
“一個人沖不過去，這麼多人還沖不過去？豈有此理！”毛澤東邊說邊就往外走。
“不行！”徐濤情急地一把扯住毛澤東，“主席，我還沒說完。浪太大，貝殼全衝到岸邊了，不少都是又破又尖，要紮傷腳的。”
“我從小打赤腳，就不上山砍柴了？叫你說的！”他甩一下手，藐視貝殼也藐視醫生。
“還沒說完……貝殼衝上來一堆一堆的，容易絆跤。您歲數大了，摔一跤我受不了，擔不起責任。李雄漢同志就摔斷了腿。今天天氣這樣惡劣，說什麼也不能讓你去……”
“他摔跋我就一定要摔躍？你這麼說，我今天就非去不可！”毛澤東動怒了，“歲數大”、“摔竣”，這些話對毛澤東決對不是勸說，只能是激將。他那與生懼來的不寧靜，爭強好勝和藐視一切的意志力，決容不得這種洩氣話，他那勃然大怒前的灼灼目光和來勢不妙的抿緊嘴唇的沉默逼迫得一組同志再沒誰敢攔擋在前，只能追隨左右，只能匆匆帶上泳褲，毛巾和急救藥箱……其中便有人悄悄報告汪東興，汪東興趕來勸阻時，大勢已去；毛澤東一旦行動起來，國民黨的800萬軍隊擋不住。共產黨的幾百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也攔不住。
於是，汪東興緊急給總理去電話。那天是衛士張永池接的電話，據他說，汪東興急得嗓子都岔了音：
“主席下海去了！下海游泳去了！我們攔不住……”汪東興不歇氣地講，“快請總理，請總理馬上來，我們叫不上來！”
張永池一驚一乍，扔下電話就朝總理辦公室跑。我們還以為失火什麼的了，他大喘氣地報告：“總、總理，主席下，下海游泳去了！”
總理正在批閱文件，聞聲猛地抬起頭，最多怔有2秒鐘，忽地立起身，把筆一扔就朝外跑：“快，叫司機！快開車！”
“總理！”我喊了一聲，因為雨又下起來了，被風吹著掃在門窗上，嘩嘩地像槍林彈雨。我一邊喊總理，一邊催小張快找雨衣，可是總理沒聽見喊一般，一頭鑽入急雨中，水淋淋地上了汽車就走。
那天的世界真可怕，滿耳隆隆聲一刻不斷；汽車開得快，海風掠過車身，整個車身也在轟轟響，彷彿跟大海比賽一般。總理眉頭微鎖，雙臂環抱胸前，他焦急中不乏冷靜，思考著如何勸說主席。
我坐在總理身邊，望著車前窗上擺動的雨刷；雨雖然不算大，但風很急，車又快，所以打在窗上的雨水相對來說就又急又多，在雨刷下面瀑布一樣往下淌，前方一片朦朧。
汽車連拐幾個急彎，停在了毛澤東的下海點。總理在慣性的作用下，身體朝前一傾，我忙去扶，可他已經打開車門，跳出去。我們也紛紛跳出車，跟著總理朝海邊跑。
暮色朦朧，總理站在海水吐出的沙灘上，朝大海張望。海水像矗立起的墨綠色長城一般滾滾而來，示威似地隆隆作吼；遠處的礁石岩壁掀起沖天的水柱浪花。而腳下，浪潮急驟浩蕩地湧上傾斜的海灘，吞沒大片沙灘，“嘴巴”一直“咬”到了總理的雙腳，簡直想把全部陸地拖入海底，卻終於沒有成功，又悻然地嘆息著退回去。
我們在沉落的水牆後看到幾個黑點，那一定是毛澤東和他忠實的警衛們了。
“主席——”總理不失時機地呼喊：“風浪太大，快上來吧！”
剛喊一聲，人影便消失在重新聳立起來的水的長城後，海浪又一次撲來，頑強不息地試圖把陸地整個吞下去。
“過來，都過來。”總理組織我們站到一起，“濤聲太大，聽不見。我們一起喊。”
七八個喉嚨合在一起，與天風海濤展開聲音的比賽：
“主席，上來吧！”在這合聲中，緊接突出來一聲：“我是周恩來——”隨著這一聲的尾音，七八個喉嚨又合作一聲：“總理請主席上岸！”
喊了又喊，總理朝前走了又走，海水打濕他的鞋子和褲腿。毛澤東游近岸來：“不要緊，浪大盡興……”
總理很會勸，趁一道浪頭退下的機會忙喊：“主席游泳不要緊，岸上同誌時間久了會凍出毛病！”
這種矛盾轉移的勸法很有效果。毛澤東沿岸又遊了一段，戀戀不捨地逐浪近岸，終於在警衛戰士們的簇擁下走上沙灘，接過一件浴衣披在了身上。
於是，大家提到嗓子眼的那顆心才落回了肚子裡。
多少年來，北戴河乘風破浪的游泳這一幕，給我多少啟示和聯想啊！毛澤東是開拓前進的導師和領袖，是他給了我們前途和勝利，擺脫屈辱，獲得尊嚴。但是，他也常常會有不及預料的思考和行動，為他超人的意志和信心所支配，帶著億萬人同他一道去冒風險。這時，人們就會想到周恩來，他是節制、中和、安定、團結的柱石。
作為一名老紅軍，又是1940年就來到周恩來身邊，常能見到毛澤東，我是親自感受了戰爭年代毛澤東那驚世駭俗的膽量氣魄。他的“大踏步地前進，大踏步地後退”，不怕打爛壇壇罐罐，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甚至不在乎扔掉聖地延安，就是這樣的運動戰改變了敵我力量對比，取得了戰勝國民黨的勝利。然而，在和平建設中，他也常常是大踏步前進，搞起“大躍進”，搞起“人民公社”，超越階段，不顧規律，接著又大踏步後退，歷經“三年困難”，解散食堂，“隊為基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剛喘上氣，形勢好起來，又大踏步前進，甚至決策搞起“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畢生都在冒險去探索美好的未來，他為了防止修正主義，消除共產黨內的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為了促使青年革命上進，為了破除舊文化的影響，不惜否定親手創建的共產黨親手締造的共和國，結果混亂3年，隨著林彪的自我爆炸不得不再次“大踏步後撤”……無論大踏步地前進還是大踏步地撤退，都會由此產生出一系列複雜、尖銳、有時甚至十分激烈的大量矛盾，這方方面面的矛盾，主要是靠周恩來謹慎細緻，穩妥紮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地加以解決的。
這方面實例還需要我列舉嗎？那大量的回憶錄和文章，都有這方面內容，可以說舉不勝舉。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不僅是在舵手、導師毛澤東的可歌可泣，輝煌而又悲壯的領導下，而且也時時受到周恩來必要的有節制的領導的影響。從“反冒進”到“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從“向知識分子鞠躬”到“保護老幹部”，從解決“9．13事件”到支持鄧小平第二次出山，從維持政府機構正常運轉到四屆人大上呼籲“四個現代化”……當然，其他領袖人物和政治力量也在影響著各項政策的形成。
比較起這種節制、中和、緩衝來講，周恩來更多更主要的，還是與毛澤東密切配合，開拓前進，奪取一個又一個偉大的勝利。
美國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C·戴維曾經這樣著文：“如果說毛澤東是永恆的革命英雄，劉少奇是黨務機構的專家，那麼，周恩來則被證明是中國處理公共關係最好的人。他總是能夠容納不同意見並找到解決辦法。”
又說，“在製定政策方面：他不是政策的最初提出者，儘管沒有人比他在外交政策領域內的戰略戰術上的貢獻更多……然而，在執行政策階段，他總是一貫地、通過自己的行政管理權限做出自己最大的貢獻。”
還說，“周恩來能夠在不失去對毛澤東忠誠的前提下，在進行政策鬥爭的同時實行他的'總計劃'。”
這些評論雖然遠未全面，但是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真實。至少我自己就有直接的感受。
比如西安事變，張學良和楊虎城實行兵諫，拘捕蔣介石後，毛澤東作出和平解決的重大決策，以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正是在中國現代交上這一最危急最關鍵時刻，周恩來作為有條件釋放蔣介石的調解人，來到西安，最出色地完成了毛澤東的設想，擺脫了重大的民族災難，對中國共產黨和整個國家作出了歷史性的偉大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的極端敵視政策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作出“一面倒”
的決策，毛澤東親赴莫斯科與斯大林會談，提出“希望要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
蘇聯方面不懂什麼是“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疑惑地來向毛澤東請教。毛澤東不慌不忙解釋：好看的麼，就是簽一個讓人看的條約；好吃的呢，就是要點東西要點錢，回去恢復國民經濟用。
前面寫過。具體談判起來。毛澤東談不清也不耐煩談，還是請周恩來到莫斯科，才訂了一個“好看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爭到了“好吃的”6000萬美元貸款。
毫無疑問，毛澤東更能高瞻遠矚。但他不耐煩管具體，不善於處理具體，甚至也不懂某些具體技術問題，他只能靠周恩來。他們的這種區別即便不上談判桌，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也都能強烈感受到。
我跟隨周恩來初到莫斯科時，單獨住在一個小別墅裡。剛住一天，毛澤東就親自打來電話，說：“你叫恩來到我這裡。”
沒等我回答，他又說：“叫他就住我這裡了，不要另住一套。”
於是，我跟周恩來一同住進毛澤東的別墅裡。那座小別墅在莫斯科郊外，穿過樹林子，經兩道警衛。很森嚴。跟隨周恩來到莫斯科的伍修權、賴亞力等同志不住這裡，我每天通過電話與他們聯繫。總理單獨住時，毛主席那邊來的電話多；住進毛主席的別墅，伍修權那邊電話多，反正總理到哪兒，哪兒的電話多。決策毛澤東是中心，辦事周恩來是中心。決策幾句話就行，辦事可是沒完沒了的談判和電話。
周恩來每次談判回來，總要向毛澤東詳細匯報；毛澤東聽的多，想的多，說的話卻很少，往往是幾句話，講個原則和方向。
周恩來沒到莫斯科時，毛澤東曾表現過隱隱的著急，周恩來到達後，毛澤東明顯輕鬆下來，有時間有心情去看“彼得大帝”，去研究“拿破崙”了。所以毛澤東後來對赫魯曉夫講，“這個同志(周恩來)在大的國際活動方面比我強。”
從莫斯科間來時，毛澤東自己一個車廂，周恩來、陳伯達、伍修權一個車廂，我也在這個車廂裡。這一路東行，也可以看出毛澤東與周恩來的不同。
毛澤東一路看書，周恩來一路辦公。因為這一路多次停車參觀工廠，有許多具體工作具體事務要辦。周恩來忙，我們自然也跟著忙。我與陳伯達住一個包廂，陳伯達是毛主席帶來的。毛主席看書，他每天也是看書。我住上鋪，陳伯達住下舖；我事多，每天上上下下，影響他看書。他皺著眉頭說：“小何，咱們換換吧，我住上鋪，你住下舖怎麼樣？”
我說：“行。”
周恩來聽說我和陳伯達換鋪，搖起頭說：“伯達年紀比你大，上上下下不方便，還是叫他住下舖吧。”
我說：“他跟主席來的，主席看書他也看書；我跟總理來的，總理事多我也事多。
我跟他一個包廂，上上下下影響他看書。 ”
周恩來說：“那你就少往鋪上爬，多在我這包廂里呆呆。”
這件小事我以為是很反映了主席與總理的工作關係。當然，總理並不只是執行，他實際上也是主席最初制定政策時的主要顧問。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是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
朱總司令因為年紀大了，解放戰爭時，中央五大書記分工，朱德主要分管監察，軍事是由毛澤東負責，由周恩來協助。會議上這樣分工，實際上也是這樣做。儘管有些命令是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發出，實際都是由毛澤東在周恩來協助下作出決策並簽發命令。
到抗美援朝就更是如此了，老同志們都一致公認，周恩來是事實上的“總參謀長”和“總後勤部部長”。
可以這麼說：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任何戰略性決策或重大政策轉變，都是經毛澤東深思熟慮之後首創或首先提出來，即便是周恩來所最能表現出其天才的外交方面，也不例外。不論是在總體上的冷戰外交還是具體的中蘇論戰等問題上，原則和方針主要都是出自毛澤東。
年12月31日，我國和印度在北京簽字的有關協定中，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次年6月，我跟隨周思來出訪印度時，週總理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重申了指導兩國關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從印度又到緬甸，兩國總理的聯合聲明同意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是指導中緬兩國關係的原則。
現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為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接受，認為是指導國家關係的最好最科學最正確的原則。人們也知道這是周恩來首先提出並說服尼赫魯贊同的。
但是，當年出訪印度歸來，大家興高采烈地慶賀訪問成功，向總理敬酒時．總理說：
“我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做具體工作。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首先提出這個思想的是毛主席。”
因為總理一向這樣，提起功績總是讓給別人。我們以為這又是原則性的“歸功於毛主席”，並非真有什麼直接關係。誰知總理看出了這一點，事後鄭重其事地拿出文件：
“你們看看，早在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就公開講了我們開展外交的指示思想：
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周恩來放下文件認真望住我們說：“是我將毛澤東宣讀的這份公告具函送達各國政府的。你們不要以為我只是說說而已，中國革命的每一個勝利，確實全靠毛主席的正確指揮。 ”
國外有些人把周恩來對毛澤東的發自內心的尊敬說成是“政治生存”的需要和策略；國內個別另有用心或糊塗的人也跟著這樣說，這是因為他們沒有親身經歷，所以也不可能理解總理。用現在時髦話講，叫做“缺少共同語言”。
周恩來與毛澤東共事半個多世紀，他對毛澤東的深厚感情和堅信不移是在風雨實踐中不斷培養加深而致不可改變的。他對毛澤東的決定堅決照辦，說一不二，即便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種錯誤的決策，也堅定地跟著乾了，主要的原因就在於這種對主席的堅信不移，而決不是什麼為了“政治生存”。
有一次，總理翻閱部隊送審的紅軍長征路線圖．他用手指頭沿著那條紅線極緩慢極緩慢地移動，不時停下來陷入沉思，眼裡閃爍著憶念和激顫的波光。我相信，歷史上的風狂雨驟，金戈鐵馬正在這靜靜的一室之中重現，並且發生著現實的啟示和效應。
“小紀，你過來。”總理招呼新調來的戰士紀東。指著《四渡赤水之戰示意圖》問：
“四渡赤水的戰鬥你知道嗎？”
“聽說過，具體不清楚。”紀東走到桌前看地圖。
“遵義會議後，毛主席指揮紅軍打的第一個漂亮仗，就是這次戰鬥。”總理左手舉著放大鏡照地圖，右手食指在紅軍行進的線路和標示方向的箭頭上移動指點：“我來給你講講吧。年輕人要懂一些歷史……”
周恩來詳細講述了紅軍四渡赤水的地點、敵我雙方的情況和形勢以及戰鬥過程和結果。末了放下放大鏡，問：“肖華寫的《長征組歌》裡，有一句很精彩的歌詞，就是說這次戰鬥的。你知道嗎？”
“是不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對，就是這一句。不是親身經歷過那場戰鬥是很難體會出這句歌詞有多精彩的。”
總理帶著回憶與思考的神情，緩緩說：“赤水河戰鬥，我們甩掉了敵人，把蔣介石和他的部隊搞得暈頭轉向，找不准我們的真正去路，等他清醒過來，我們已經趕了幾天的路程，把敵人遠遠地拋在了後邊……”
紀東更關心的是他直接為之服務的周恩來：“總理，這些戰鬥你都直接參加指揮了吧？”
“我只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做一些具體工作，勝利主要是靠毛主席的正確決策。”
總理的這一回答，應該說是謙虛的，又比較實事求是的。他並不否認自己做了工作，有貢獻，但他同時又將自己同毛澤東的作用區分開，將主要功績歸於毛主席。
還有一次周思來陪越南總理範文同去延安參觀。在鳳凰山毛主席舊居內，外賓看到周恩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回到延安與毛澤東的合影，話起當年，周恩來感慨地說了一句：“我那時還是個娃娃。”
毛澤東曾經說林彪不過是個“娃娃”，但從未說過周恩來是個“娃娃”，周恩來是自己說自己是“娃娃”。
年林彪事件發生後，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召集各民主黨派、社會知名人士通報這個消息。散會後，許多人等在大會堂南門不走。當總理來到南門準備登車時，大家都圍上來，紛紛含淚同總理握手。人群中不知誰說了一句：“總理，有您在，這是人民之大幸！”
總理馬上糾正：“不能這麼講，我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做具體工作，盡我的職責……”
我當時就感到，民主人土和周恩來講的話，都反映了一種真實，都有他的道理。
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尊敬、欽服、堅信不疑是第一位的，談及這點，我並不否認他作為大政治家的稻略和他在極其複雜、似乎無望的困境中所表現出的高超的鬥爭藝術。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莫過於“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始終存在，並能保護下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一大批老幹部。這是中國在毛澤東之後，能走上改革開放，經濟騰飛的基本條件和保證。
記得尼克松訪華，談判公報，在北京沒最後談成，總理送尼克松總統去上海，在上海繼續談。具體談判我們參加不上，但從有關同事的議論中。我們知道主要障礙是台灣問題。總理以他的聰明才智，經過不懈努力，終於談成了“上海公報”，這一公報打破了帝國主義對我國長達20餘年的封鎖，正如美國人所評價的：“假若沒有他，中國不可能如此順利地與美國官方和公眾建立友好關係”，“《上海公報》將仍然是外交措詞最好的第一流文件”。
可是，公報擬定後，總理往北京打電話，主席正在睡覺。記得總理當時很猶豫。毛澤東在尼克松訪華前夕剛犯過大病，休克了一段時間，身體還沒恢復，總理在辦公桌旁走了好幾圈急步，正如人們常講的“團團轉”，因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後，總理下決心承擔責任，不叫醒毛澤東作決定。
這樣做並並非沒有先例。當年我跟隨總理去參加日內瓦會議，不少事都是總理先做了決定，回來再向主席匯報。
這次也一樣，總理先決定了，然後再向主席匯報，還寫了書面材料。寫匯報時，總理反复措詞，好像有什麼預感似的，從沒見過他那樣的費琢磨。
回到北京後，總理有近半個月的時間神情憂鬱，落落寡歡。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開會，每次開會回來總理臉色都很不好，但他什麼話也不說，只是飯量銳減，常常一個人默默坐在那裡想心事。
有一次我請他吃飯，小心翼翼走進他的辦公室，把兩菜一場擺到他的辦公桌上：
“總理，8個小時了，你吃點東西吧？”
總理的目光在飯菜上稍觸即離、聲音有些沙啞：“留下一個湯就行了，其餘的晚上再吃吧。”
我從總理的眸子裡看到一種壓抑和孤獨憂傷的黯然神色，心裡不由得一酸，莫名其妙地跟著難受起來。中美聯合公報發表了，封鎖正在被打破，這本該高興的啊，發生了什麼事能使總理這樣難過傷心？
我悄悄觀察，悄悄打聽，從負責會議服務的同志那裡聽到點消息。中南海裡已經開了12天會，批週總理。江青、張春橋等人。或直接或影射，說總理是李鴻章，賣國主義。
我當時就激動地嚷起來：“跟美國建立關係，這是毛主席的決策，總理是在主席領導下做了具體工作……”
“聽說是公報沒有先向主席匯報……我也講不清，這事可不敢再亂說啊，到此為止了。”
“總理打了電話，當時主席在睡覺，時間又不能等……算了，不說了。”
那時這類事我們都不好多議。總理同江青等人的矛盾，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罷了。
毛澤東之後，鄧小平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長處，發揮他的聰明才智，領導中國人民走他所設計的路；按照他自己的戰略自由地採取每一步行動。周恩來那時沒有這種條件和可能，他始終是在毛澤東領導下工作，他做出的每項成績和貢獻都離不開毛澤東；同樣，為了能繼續工作，繼續做出貢獻。他就必須努力保持與毛澤東的合作關係，相輔相成。同時，還不得不運用韜略和高超的鬥爭藝術，調和緩衝與江青、張春橋等黨內極左宗派集團之間的矛盾和分歧。
總理同江青等黨內極左宗派集團的鬥爭方式，最明顯的一個表現是：你說你的，我干我的；不跟你吵或保持沉默，下來該怎麼幹繼續怎麼幹。
延安時期，江青就喜歡找周恩來，特別是和毛澤東發生爭吵時，總要去找周恩來“訴苦”，靠周恩來調和她的家庭矛盾。她有了什麼學習心得，工作上有什麼想法或計劃，遇有什麼困難，也像絕大多數幹部一樣，喜歡向周恩來匯報並取得幫助。因為周恩來的溫和、善良、正直、耐心以及穩健和機敏是全黨公認的，他是大家訴說心曲求得幫助和慰藉的最好對象。
那時黨內的風氣也正，阿諛奉承或打擊報復都會受到鄙視和譴責，所以江青也還沒有什麼過分的惡劣表現。她在廣州為她的居所換地毯換窗簾，當陳云同志的夫人於若木給中央寫信．對此提出批評時，她也不敢說什麼，還得表示接受批評。
這個時期，周恩來也沒有把江青當回事來對待。偶爾江青要求坐專列等超標準待遇，或勸止，或“看在主席的面子上，適當照顧一下”，基本都是無足輕重的小事。
年代初，總理的秘書韋明曾與江青發生矛盾，總理的態度就說明了這時期與江青無足輕重的關係。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有次總理累病了。大家想了個主意，找來一部娛樂片子請總理“審查”，藉以達到讓總理休息的目的。
剛開映不久，屋外電話鈴響起來，韋明年輕腿快，有朝氣，就跑出去接。話筒那邊傳來江青的聲音：“我是江青，請總理聽電話。”
韋明怔了一下。總理都累病了，好不容易想了個辦法讓他休息……”
“總理病了，他現在正在看電影。”韋明婉言說：“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總理看完電影后給你去電話？”
江青是毛澤東的秘書，韋明是周恩來的秘書，秘書對秘書講話，這樣講是再正常不過了。但江青同時又是毛澤東的夫人，韋明很客氣的話在她耳朵裡就變得不夠客氣了，於是聲音裡也帶了點火氣：“這是你的意思還是總理的意思？”
韋明和那個時代的多數青年一樣，熱情、銳氣、衝動，不大在乎什麼職務身分，隨口便頂了一句：“請總理聽電話，是你的意思還是主席的意思？”
“你不要管！”江青有些冒火了。
韋明一聲不吭，昧啦，掛了電話。剛要進屋去看電影，鈴聲又響起來。他皺皺眉，也怕誤正事，返身重新拿起電話筒。
“你怎麼把電話掛了？”江青大聲責問。
“你不是不要我管嗎？”韋明畢竟怕誤了正事，接著又放緩聲音解釋：“主席每次打電話，都要問問總理身體怎麼樣，幹什麼呢，能不能聽電話。今天總理病了，好不容易被我們想了個辦法讓他休息一下……好了，不說了。你等著。”
韋明真怕是主席有事，就進屋報告了總理，總理馬上出來接電話。這個電話足足打了快一小時，江青就像現在某些喜歡電話聊天的社會女青年似地，羅哩羅嗦講個沒完。
也就是碰到了總理這樣的好性子，能耐心聽她羅嗦，要是換了鄧小平，不過一分鐘肯定就把電話掛斷。
事後我問總理：“她這個人煩不煩呀？”
總理無所謂地微微一笑：“她看了個劇本，跟我談讀後感呢。”
過了沒多久，有次李富春來西花廳開會，江青又來了電話，恰好又是韋明接了電話。
江青要問一聲李富春，敲定與那位電影劇本的作者談話的時間、地點。韋明問過李富春，給江青回了電話：“明天下午，就在富春同志的辦公室裡談。”
“你記錄一下參加談話的人員名單，回頭再向富春同志報一下……”江青一口氣點了20多個人。韋明就好心好意提醒一聲：“哎呀，20多個人了，富春同志的辦公室坐不下吧？”
江青和許多心眼小的女人有個共同的毛病，就是常常聽不出好壞意思、她硬梆梆又甩過來一句：“這是你的意思還是富春同志的意思？”
韋明不高興了，冷冷一聲：“我的意思。”
“那你不要管！”
“你這人怎麼這樣啊？”韋明真火了，確實少見這種好壞不分的人，“我是不該管，這個電話我都不該接！我不是你的秘書，也不是李富春同志的秘書，有事你就直接找李富春同志吧！”說完，不等江青有所反應，韋明便掛斷了電話。
江青氣壞了，給總理寫了一封2000多字的告狀信，給韋明戴了不少“帽子”，其中還有條“媚上壓下”。總理看過這封信，也沒當什麼事，還叫韋明自己看了那封信。韋明邊看邊發牢騷：“說我媚上壓下，江青是主席夫人，我還不媚她一下，我還壓她！”
總理只輕描淡寫說一句：“壓她也不對麼，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評。”
那時的政治空氣和同志關係還是比較健康的。兩天后，韋明在周末舞會上碰到江青，江青也沒有再使性子，反而熱情地邀請：“韋明，咱倆跳一場吧！”
周恩來終於把江青當個人物來對待，首先是因為毛澤東把江青當個人物來使用了。
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江青與張春橋等人聯合起來，形成了一股政治勢力之後。
記得1966年底，毛澤東召集的一次碰頭會上，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馬坐在毛澤東左側，周恩來、陶鑄、葉劍英等一批老幹部坐在毛澤東右側。毛澤東在談到運動形勢時，先舉左手朝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馬輕輕一揮：“對於那些老幹部，包括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領導，不燒不行，要繼續煽風點火。”他接著又舉右手朝周恩來、陶鑄等人輕輕一揮：“但是燒成灰也不行，要控制火候，還是要救人於水火之中啊……”
這是毛澤東的領導藝術。他的本意並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幹部，只是想燒燒他們，“把泥菩薩燒成瓷菩薩就可以過河了。”但是，江青一夥只想藉機把這一大批老幹部“燒成灰”，總理千方百計想“救人於水火之中”。於是，他們兩個人的矛盾就是無法避免並且愈演愈烈了。
韋明兩次頂撞江青的事如果是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結果將會怎樣呢？
年3月中旬，總理根據主席的想法，主持召開討論解決東北問題和宋任窮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會議定於下午4時在大會堂接見廳召開。負責會議現場警衛任務的是中央警衛局警衛處副處長成元功同志。
會前半小時，江青的警衛員孫占龍給成元功打來一個電話，說江青剛起床，還沒有吃飯，讓成元功給準備飯，在會議室旁邊找個房間，先吃飯，後參加會議。成元功忙找到大會堂黨委書記劉劍，請他盡快按要求備好飯，放在旁邊的小山東廳裡。這時，黨中央、國務院、軍委及中央文革有關負責人都到了，就等著江青。
當時，中辦主任兼警衛局長汪東興也在場，成元功及時向他作了匯報。汪東興就帶了成元功站到會議廳門外迎接江青。
江青晚到了一刻鐘。汪東興先給她敬個禮，然後成元功上前報告：“江青同志，開會在接見廳，您的飯在小山東廳，要不要先吃點東西？”
江青斜了一眼成元功，傲慢地哼一聲，昂著頭進了開會的接見廳。
那時，江青掛在嘴頭的一句話是“我代表主席”，被加以頌揚的是“旗手”，全體參加會議的高級幹部們都起立了，表示尊敬。
江青最終的垮台，全是她自己一步步走出來的。即便毛澤東那樣的威望和貢獻，也無法挽救她免於受懲罰。她實在是無可理喻無法救藥，面對這些最高層的領導人，她連起碼的禮貌和彼此相應的尊敬都沒有，昂著頭，旁若無人地徑直走到周恩來面前，冷冷質問一聲：“你們在開什麼會？為什麼叫成元功擋在門口不讓我進了？”
總理怔了一下，這是從何談起啊？他馬上平靜下來，和氣解釋：“江青同志，開會內容不是早就和你通過氣嗎？下午4點在接見廳討論解決東北問題和宋任窮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
“是討論這個問題嗎？”江青忽然放開嗓門，聲音尖厲起來，“你們是不是怕我聽見？啊，光明正大麼，為什麼讓成元功到門口攔擋我？你是什麼意思！”
“沒有的事麼，大家都在等你，這麼多同志都在場，都可以作證麼……”
“我不信！心裡沒鬼，為什麼派成元功攔我？”江青知道成元功長期擔任周恩來的衛士長，故意一口一個成元功地大吵大鬧，以此製造人們的猜測，“你們背著我搞什麼活動？”
“根本沒有的事，我沒派任何人去擋你。我們在這裡等你來開會……”總理看一眼表，江青這個時候還在嚷，象犯神經一樣喊：“不聽，不聽！你們不說實話，就是不敢講真話！”
總理眉頭緊鎖，在大吵大鬧中想了想，大聲宣布：“我們暫時休會。江青同志，這裡可能有誤會，我們慢慢談好不好？東興、成武、李作鵬，你們一起來一下。”
周恩來同江青、汪東興、楊成武、李作鵬等人出接見廳，來到小山東廳。周恩來指著準備好的飯菜說：“我只聽說你沒吃飯，要先吃飯再參加會議……”
“造謠！造謠！”江青喊著，“你們就是想限制我，瞞著我……”
“汪東興，你叫成元功進來，當面跟江青同志說清楚。”周恩來吩咐。汪東興出去叫人，江青一臉怒容，胸脯劇烈起伏，突然大叫一聲：“成元功是一條狗！”
成元功是總理的老衛土長，江青這樣罵，實際就是罵總理，並且與她的身分太不協調了，完全是市井裡的潑婦樣子了。
周恩來氣得臉色蒼白，帶著青石一樣隱忍的神情大聲說：“江青同志，我是個老同誌了，你應該相信我們這些老同志，你說的都是根本沒有的事！”
話音沒落，成元功推門進來了。周恩來看一眼成元功，對江青說：“你們查對吧，我不參加。”他邊說邊往出走。與成元功擦肩而過，站到走廊裡去了。
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竟鬧成這個樣子，比一般老百姓鬧架還不如，實在叫大家寒心。像陶鑄那樣火氣十足，跟江青對著拍桌子的“有爭議的人”，江青容不得，像總理這樣有口皆碑，以忠誠正派而受到普遍信任和愛戴的人，江青居然也不能容。說實話，當時我們不少人都看出她長不了，也辦不成任何大事。歷史上容不得人的人，沒一個能成大事。
汪東興對成元功說：“你講講吧，這件事是怎麼一個經過？”
成元功說：“3點半時。孫占龍給我打電話，說首長剛起床，還沒有吃飯。讓我準備吃的，還具體說了雞蛋餅、雞湯麵、兩葷兩素四個小菜，讓在會議室旁邊找個房間，說首長吃飯後再參加會議……”
“根本沒有的事！”江青用力拍響桌子。大概用力過度，拍痛了手，臉一下子漲得通紅，沁出汗粒儿來：“去把我的警衛員叫來！”
汪東興出去喊來了孫占龍，孫占龍苦著一張臉，實事求是說：“是我打電話讓成元功準備飯的。”
“滾！”江青忽然大吼一聲，手掌又重重拍在桌子上。若不是親眼見，人們很難想像一位高級領導幹部，一個天天口講馬列主義大道理，講“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沒有貴賤之分”的高級領導幹部會這樣蠻橫粗野，千真萬確瞪起眼，把頭向前伸著吼：“你們都給我滾出去，不要你們在這里工作，你們去給總理說去，滾出去！”
成元功和孫占龍悶聲不響地退出了小山東廳。那一刻，在場人都感到一種幻滅。不論報紙電台如何頌揚這位“旗手”，她在我們心中已經全完了。如果有誰向她舉槍，我們誰也不會為她挺身而出了……成元功來到走廊，難過地對周恩來說：“總理，今天我們工作沒做好……”
總理沒作聲，他知道成元功沒任何錯，講的是違心話。他沉重地嘆息一聲，又進了小山東廳。立刻，那裡又傳出江青尖厲的聲音：“孫維世是一條狼，成元功是一條狗：
這就是你身邊的人……”
很清楚了，江青有意鬧這一場，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總理。她罵了1個多小時，把周家鼎，楊德中等同志都罵到了，甚至限令楊德中同志4天之內離開北京……幾天后的一個夜裡，江青又，把周恩來、汪東興及幾位總理秘書叫到釣魚台，很激烈地說：“成元功歷史上就是個壞人，曾多次限制我，多少次阻擋我和總理接觸……”
周恩來平心靜氣地解釋：“不會的。成元功14歲就參加了革命，自小就在我這里長大的。”
江青不容分辯地說：“那至少也是個變了質的壞分子！”
結果，不出一星期成元功就被送進了“學習班”，八個月後又被趕到江西“五七”
幹校，直到粉碎“四人幫”的前夕才回到北京工作。
毛澤東一再聲明“江青不能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根本原因在於江青確實曾代表過他，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發起階段。周恩來一再對江青調和，隱忍不發，重要原因之一也在這裡——不能不考慮同毛澤東的關係。
林彪有野心，也有大功。他還有個“王莽謙恭末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复誰知”的說法。江青有野心沒功勞，連個“謙恭下士”的時候也沒有；她不是居功自傲，而是無功藐視天下人，這樣無知無德無能的人也想搞政治，爭權力，實在是個人的悲劇，歷史的笑話。
改革開放的今天，人們的思想觀念不斷更新。這是一種進步。我們所希望的只是不要否定歷史。
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呼求民主與科學。先是袁世凱，後是蔣介石，破滅了這些中華民族優秀分子的希望。
年的勝利，帶來了這種希望，但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成為現實。物質決定精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中國，不發展生產力，不經過幾十年的經濟建設把中國從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轉變為經濟發達的國家，就不可能徹底清除封建思想。事實證明，當我們共產黨人發動和依靠民眾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奮鬥來消除封建思想時，它卻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突然地冒了出來。比如反封建的偉大戰士毛澤東，晚年卻造就了個人迷信和“一言堂”的封建產物。比如那麼英明而又機敏的周恩來，晚年也順從毛澤東的意志，說了錯話辦了錯事……後人談及他們晚年的錯誤時，不應該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不能離開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及整個的國際政治形勢。
不發展生產力，不建成經濟發達的國家，高度完善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我們慶幸的是，鄧小平現在正是按著這一規律來作出決策，帶領中國人民走上勝利富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