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周恩來，這完全是一部書的題目。一部書也寫不完，議不清。歷史已經將這兩個名字聯繫在一起，成為人們世代頌揚或評議的話題。
我只能就自己的極有限的耳聞目睹，以自己的親身感受，談點個人的看法和認識。
中國文化有一筆大遺產，就是“忠君”。特別是伴隨歷代歷朝開國的明主和亡國的昏君，總要有許多驚天地，泣鬼神的“忠君”故事發生。這一中國文化的遺產一直影響著中國政治和中國的文化人及所有的百姓。
周恩來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影響。
“忠君”在歷史上一直被作為美德而加以歌頌，在今天，億萬百姓仍然從書籍、戲劇、特別是人們世代的傳頌中受到影響，仍然把忠與不忠視作衡量一個人人品的重要標準。
周恩來對毛澤東確實是忠誠不二的。由於毛澤東晚年犯有嚴重錯誤，由於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在呼求“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有些人對周恩來的忠誠領袖有非議。非議不要緊，中國文化遺產在中國政治上的重要性會繼續存在。
比如孔子和他創立的儒道，無論你怎樣批判，它畢竟已經與民族的凝聚和延續相融洽，同步了幾千年。而歷史是永遠割不斷的，文化遺產總會在新形勢下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
講兩個周恩來關心毛澤東勝過關心自己的例子，作為“忠誠不二”的開筆吧。
重慶談判前後，我跟隨周恩來乘飛機往返重慶延安之間達23次。他處於高度緊張亢奮的狀態，不想睡不想吃卻不困也不餓，這一切只為一個原因：毛澤東要親赴重慶談判！
周恩來曾在他的房間裡單獨而又低沉地對我說：“毛主席決定要赴重慶了。”
我望著周恩來，眨了半天眼。
“啊？”我忽然醒過來，頓時驚得目瞪口呆，半天不會喘氣。
周恩來笑了，那是我從未見過的一種嚴肅沉重的微笑，帶著凝思的神情說：“你大吃一驚，這很好。說明國民黨一定會更大大地吃一驚．他們肯定一點準備也沒有，他們根本沒想到毛主席真敢去！我們有準備，他毫無準備，看來他們輸定了。”
後來的事實證明，全被周恩來說中，說對了。
消息傳到重慶，我們的同誌全都驚呆，簡直不敢相信。我向周恩來匯報：“同志們都大吃一驚，不同意毛主席來重慶。”
周恩來說：“各解放區也都不同意。”
我說：“勸勸主席別來了。”
周恩來說：“近20年來，蔣介石沒一天不想殺絕我們。20年殺不了，這一次更殺不了。”他講得那麼自信，感染我也有了些自信。他說：“毛主席親赴重慶談判，延安轟動，重慶轟動；解放區轟動。大後方轟動，全世界都轟動了。蔣介石殺人的膽子沒有毛主席不怕殺的膽量大喲。毛主席是為了全民族，全人民的利益不怕犧牲；蔣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韙，他沒這個膽！”
記得毛澤東飛臨重慶的那一刻，我真是全身熱血沸騰；除了歡迎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各報記者及我們的同志，眼前晃動的武裝人員都是國民黨兵。我當時腦子裡轟響的只有一個慷慨激昂之聲：你蔣介石不是要殺我毛澤東嗎？我毛澤東來了！
勇氣和信心本身並不是安全，周恩來以他謹慎細緻，紮實穩妥的一貫作風，對主席的安全保衛工作做了最大努力。
周恩來在主席到達重慶前，多次召集在重慶的有關人員開會研究，決定由周恩來對保衛工作負總責，由八路軍辦事處處長錢之光少將具體負責。
在安全保衛方面，貼身警衛無疑有著特殊的重要性。警衛不同於衛士。過去文章中常提到的衛士，更多的是負責吃喝拉撤睡一應生活起居上的雜事。警衛是帶槍的，套個老話，相當“御前四品帶刀護衛”。周恩來為確定誰任警衛，確實費了一番思量。 “要有龍虎之土，龍虎之士喲……”周恩來在紅岩嘴的居室裡踱著步，沉吟不止。他忽然停下步，望住我問：“何副官，你有什麼意見？”
其實我一直在猜週副主席的想法，並且相信已經猜到了。我說：“毛主席是真龍，當然貼身的警衛也應該是龍。”
周恩來笑了，說：“應該是龍。我們就用三條龍！”
於是，周恩來宣布了他的決定：毛澤東的警衛由陳龍和龍飛虎負責。跟隨毛澤東外出活動，不得稍離片刻。顏泰龍跟周恩來行動。周恩來不離毛澤東左右，出則同車，停則同坐同息，吃則同食。每次出動，周恩來緊挨毛澤東，左右身後高度警戒著三條龍：
陳龍、龍飛虎、顏泰龍。
毛澤東踏上重慶的土地那一刻，周恩來對我講的第一句話是：“主席到了，再不要管我，你們都要全力以赴去保衛毛主席。”
周恩來陪著毛澤東乘車駛離機場時，前後負責保衛的都是國民黨憲兵。由於毛澤東到達重慶的當天，蔣介石便設宴款待毛澤東，所以第一晚，毛澤東就住在歌樂山蔣介石公館裡。這是可以放心的，蔣介石就算急瘋了也不敢在他家裡傷害“客人”。
第二天，毛澤東住到了紅岩村。乘車出發時，警衛在毛澤東身邊的是陳龍和龍飛虎，後面還跟著兩輛中吉普，坐有一個班的國民黨憲兵。我們曾不放心這些國民黨憲兵，周恩來說：“你們考慮的不對。這是在他們的地方，他們是主人。我們管不了，防不勝防，讓他們的憲兵來管，責任交他們才更安全。”
前面章節介紹過，紅岩村地處郊區，環境簡單清靜些，便於保衛。毛澤東住紅岩村的當天，周恩來對我和蔣澤民交待：“從紅岩村住地到公路有一里遠。這一里路就由你們兩個人負責接送和安全保衛。離開這一里路沒你們的事，在這一里路內出事，你們倆要負全責，懂嗎？”
我緊張了。 “文化大革命”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那是胡說。但是在重慶，這一里路頂千萬里，對我這輩子來說可是一點不假，確實是太重太長的一段路程。
我盯著周恩來問：“起點……終點……明確一下才好。”
周恩來說：“出了紅岩村的屋門就歸你們負責，主席上車後，你們把主席交給了國民黨憲兵，就算完成任務。責任越清楚越安全，你問得好，說明你動腦筋了。”
從這天起，我跟蔣澤民就開始了一里路的警衛。毛澤東到重慶，去過多少地方走過多少路？周恩來就是這樣一里一里，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地佈置安全保衛。明確每個人責任，把毛主席的安全點滴不漏地安排嚴密紮實。
從那以後，我和蔣澤民就獲得了個“一里路警衛”的大名。紅岩村地處郊區，與城裡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各屆朋友晤面交談不便，張治中將軍就把他在上清寺的公館“桂園”騰出來，讓給毛澤東住。為了安全。毛澤東一天也沒在那裡住．只是進城會客時，把那裡作為會客地點。
飲食也是件大事。毛澤東從延安帶來一個小鬼，負責做飯。我們工作人員就在我住的房子後面搭起個小棚子，讓這個小鬼在那棚子裡做飯。食品和蔬菜不專門上街買，就用我們大食堂做飯的米麵蔬菜。周恩來說：“飯菜不在好壞而在安全。沒有毒就行。”
參加宴會更容易出事，周恩來反復強調的就一條：不許給毛澤東吃獨食，搞特殊。大家吃什麼，就跟著吃什麼；至於酒，不論敬來多少，周恩來統統代替喝完。前面講過，那段時間周恩來的酒量得到超常發揮，天天喝大酒；喝得轟轟烈烈，驚心動魄，卻沒有一次醉。我們警衛人員和工作人員，目睹周恩來一杯接一杯地往嘴裡倒酒，好幾個人都哭了。那是真正拿命來保衛毛主席啊！就是怕酒裡有毒。
當時我也流了淚，近30年後我又流了一次淚。就是江青搞“批周公”，我義憤填膺。
毛主席當年去重慶，她也在，她自己說過“恩來關心主席都關心到家了，我們誰也比不了”。可她現在居然“批周公”！我曾問一位老同志：“主席講話了沒有？”老同志憂鬱地搖搖頭。於是，我難過得流下了淚……毛澤東雄才大略，他所關心所日夜思考的只是如何根據自己對世界及規律的認識，從廣度和深度上去推進革命，以他頑強的意志和超人的自信心去開拓，去冒險實踐，去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新世界。他不大在意別的同志為他個人做了哪些幫助和犧牲：他不屬於他自己，所以別人為他做出的一切他也視為整個革命行動中的一部分，而非個人間的關係和情誼。建國後，我只見他到西花廳來過一次。也許他認為看望問候和敘舊是婦人之仁？是俗套？他讓周恩來終身任總理，哪怕患癌，哪怕臥床不能視事，他雖不去看望，卻仍然讓他任總理，不允許任何親近的人或確有能力的人去替換。他也許就是這樣表達對這位忠心耿耿的戰友的信任、理解、感激和尊敬？
周恩來一生卻是為毛澤東操盡了心。
在紅岩村，周恩來對每個房間都仔細研究一番，最後決定請毛澤東住進董必武的房子，這間房子便於警衛。請董必武臨時搬到劉少文房間裡去住。
那段時間，周恩來實在是充當了毛澤東的第一大警衛，衣食住行，樣樣親自抓，親自安排檢查。當毛澤東獨自看文件或休息時，他親自在走廊裡警衛巡察；伯打擾毛澤東，脫掉鞋襪，就那麼光著腳丫在走廊裡輕輕地，緩緩地走。至今睜眼閉眼，我仍然能鮮明地想起他那忠心耿耿、小心翼翼走路巡察的姿式和神態……就在重慶談判這段高度警惕小心的日子裡，一件意外的不幸事件還是發生了。
月8日，也就是毛澤東回延安前二天，周恩來的英文秘書，廖夢醒的丈夫李少石，不幸遭到槍擊。
那天，柳亞子來辦事處找周恩來，周恩來因為要陪毛澤東去參加張治中為歡送毛主席回延安而舉行的酒會，沒有空，就由李少石陪他聊聊。柳亞子和李少石談詩論文很投機，柳亞子告辭時，李少石送他走。
李少石住曾家岩周公館，柳亞子住沙坪南壩。李少石就用辦事處的汽車送柳亞子。
辦事處過去只有一輛車，司機姓段，是位老同志。毛澤東到重慶來談判，一輛車不夠，又買一輛車。司機是位回國參加抗日的華僑，剛雇來不久。
送柳亞子回來，車經過紅岩村時，路旁有幾個鋪子，遇到幾個國民黨傷兵在那裡休息。汽車經過時，碰傷一名士兵。有一個兵喊：“停車！”還罵了句粗野話。
司機也許沒聽見，也許怕停下來惹事，繼續朝前開去。於是，喊叫的士兵開了槍，子彈認背後打中李少石。司機立刻把他送到七星崗市民醫院的急診室裡搶救。
司機沒經驗也不熟情況。市民醫院又遠又不好走，比市民醫院近一半還有個療養院，若送療養院急救也許有救活的希望。結果李少石因流血過多而去世。
司機把李少石送到醫院後，眼見沒希望了，悄悄把車開回曾家岩車庫裡。這個車庫並不在我們辦公的曾家岩50號，距辦公的“周公館”還有100多米。他停下車，不敢和同志們照面。怕負不起責，把車鑰匙掛在車上就跑了。直到醫院打來電話，我們才知道李少石遇槍擊了。
這時，酒會已結束，周恩來正陪毛澤東看戲。龍飛虎趕去附耳小聲報告：“週副主席，出事了。李少石同志遇刺。”
周恩來的身子觸電似地抖了一下，對毛澤東輕聲說：“有點事，我出去一趟。”
一出來，他頭一件事就是找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我聽到他嚴厲地說：“毛主席在這裡，你必須馬上來。”當時情況不明，大家都很緊張，都認為是一起嚴重的政治暗殺事件，是想刺殺毛澤東與周恩來，刺錯了人。周恩來當時也說這是嚴重的政治暗殺事，件。
張鎮立刻趕來了，這位憲兵司令顯然也很緊張，臉都白了，立刻隨周恩來趕到市民醫院，可是少石同誌已經因為流血過多而去世。
周恩來看著急救室裡一盆盆的血水和一團團的血棉，難過地哭了，聲音顫抖地喃喃：
“20年前，在同樣的情況下，我看到你的岳父(廖仲愷)……如今我又看到你這樣……”
周恩來輕輕抹去淚，銳利的目光轉向國民黨憲兵司令：“我要求你必須嚴加偵察，緝兇歸案。現在毛主席的安全你必須負全責，你必須坐他的車，親自把他送回去。”
張鎮忙不迭地全都答應了。周恩來迅速安排了各項事宜，又輕輕地走回劇場，在原來的位置上一坐下，立刻恢復了往日的寧靜，彷彿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默默地坐到京戲散場。毛澤東看完戲和張治中握手道別，周恩來始終對槍擊事件保密，不漏一字，以免驚動主席。張鎮親自護送毛澤東回到紅岩村。
毛澤東在重慶期間，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確實盡了努力，負責毛澤東的安全。後來查明李少石遇槍擊的原因後，周恩來還去醫院看望了那位被汽車撞傷的傷兵，表示：願負擔一切醫療費用。
全國解放後，周恩來多次對負責統戰工作的羅青長和童小鵬說：“將來台灣解放，對張鎮在重慶談判時期的這一功勞，一定不要忘記。”
周恩來和宋慶齡都參加了李少石的葬禮。當時毛澤東也堅持要參加，但所有人都堅決反對，結果他只送了一副輓聯，沒參加葬禮活動。毛澤東回延安後，周恩來的興奮之色溢於言表，專門在桂園設宴，款待了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敬酒時還說：“共產黨不會忘了你。”
在毛澤東回延安前，雙十協定還沒達成，赫爾利大使就要回美國。我記得很清楚，周恩來一聽這個消息，臉都白了，一刻沒停就去找赫爾利，說話聲音都變了：“你不能走，毛主席出來了，是你給接出來的，現在你必須把毛主席給我們送回延安，你不能失信於天下人！”
緊接著，蔣介石又派張治中去出任甘肅省主席。周恩來更急了。憂慮地對我說：
“國民黨蔣介石動了加害毛主席的念頭，必須打掉他這個念頭！”
我記得周恩來首先去拜訪蔣介石，回來的路上，他說：“蔣介石的保證不能信，還得找張治中。張是蔣的嫡系，抓住他，毛主席的安全就有保證。”
經過一番緊張活動，周思來多少鬆了口氣。他拜訪張治中回來，說：“張治中比赫爾利明理守信。我說你把毛主席接出延安，你必須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張治中認帳，他說我講過的話我當然要做到，否則怎麼能立身人前？”
毛澤東回延安後，周恩來臉上一整天都帶著笑容，常常無緣無故就笑出聲。他平時節儉得近乎苛刻。炒個鹹菜吃都說浪費了油。這次卻連聲說：“請客，請客，把為毛主席服務的憲兵和服務人員統統請來！”
不知為什麼，我這時忽然想起了1940年隨周恩來參觀張良廟的情景，想起他講的鴻門宴，張良如何幫助劉邦取得政治上主動，並幫助劉邦安全脫險的故事。
重慶談判後，我對周恩來關心愛護毛澤東的真情實感開始注意，並且深受感動。毛澤東要走的路，他先蹚一遍；毛澤東要過浮橋，他先踩一遍；毛澤東要住的房子，他先里外查一遍；毛澤東睡的床，他先躺一躺，還要看看床褥下有無危險潛藏。轉戰陝北，他堅持和毛澤東住一個院子，以便隨時發現和解決問題。他早晨有清嗓的習慣，出門嗓子癢，捂著嘴跑回屋子才咳出聲，怕在院子裡咳驚動毛澤東。建國後，毛澤東在頤年堂開會，他要先去檢查，像戰爭年代一樣不放鬆警惕。甚至毛澤東的車門沒關嚴，記者照相的閃光燈刺了毛澤東的眼，毛澤東乘車駛過的地方有個人影他也要去追查，真可說關心愛護得入絲入毫，點滴不肯漏過。
周恩來關心愛護毛澤東的真實情況，從一次過生日也可以看出來。
周恩來反對過生日；自己從不過生日，卻為毛澤東慶賀過一次生日。
周恩來反對為自己過生日，曾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和教訓。那是1960年，總理62歲生日，我和孫維世兩人商量，決定給總理不公開地過一次生日。
當時大姐不在家，我按照與孫維世商量的分工辦法，先找廚師桂懷雲。他解放前是南京雨花台一位著名廚師，很有手藝。由於過去為多做點好菜給總理吃，被總理多次批評“浪費”，挨“訓”多了，有點猶豫。我說：“不要緊，你先搞點炸醬麵，這是生日面，長壽的意思；再做個大壽桃，看機會，能上就上，不能上就不上。”
桂師傅何嘗不想給總理過個生日？他對總理感情特深，不僅是受總理忘我工作的精神所感動，而且關鍵時刻總理還出面保護他，那是“三反”運動時，有人說桂師傅家里高級瓷器不少，是精品。一個廚師哪來那麼多精瓷？肯定不干淨。總理知道後，說：
“解放前一個名廚師家裡有點高級瓷器算什麼？你們太缺知識了，胡鬧台：”
桂師傅平時挨批評多是因為總理清廉節儉，容不得一點鋪張浪費，關鍵時刻又受保護。說明總理是從心底關心愛護人。他也考慮做炸醬麵算不得浪費，用面蒸個“壽桃”
更不算什麼，就照我的意思辦了。
那天，總理開國務會議，我們左等右等不見回來。孫維世已經興沖衝先趕到了，按分工，她帶來了生日蛋糕。也沒敢擺到飯桌上，先拿到廚房觀形勢。
總理終於回來了，我們馬上給他開飯，先端上炸醬麵。總理拿起筷子，剛要吃，忽然覺出氣氛異常，大概與我們的喜色有關係？他忽然掀起眼皮盯緊我問：“怎麼回事，幹嗎今天吃麵條？”
見他一副警惕模樣，我心裡叫苦：糟了，總理意識到今天是他生日了……果然，他把碗筷一推：“我不吃了。”
我忙解釋：“這不是專為你生日才做的，正好趕上吃麵條……”
總理生氣地大聲說；“你這是不打自招！”
“好久沒吃麵條了，這是實情，所以正好做了面……”我見總理不理睬，忙跑到後面請孫維世幫忙勸說。孫維世原想找機會給總理上蛋糕，一聽總理生氣了，趕緊往回縮：
“不行，我要是去勸，這塊蛋糕也完了……”
正著急，天上掉下顆救星。我聽到門外傳來陳老總高門大嗓的說話聲和笑聲。我三步兩腳迎出去，對著陳老總耳朵說：“今天是總理的生日，我們給他做了點麵條，誰想到他急了，飯也不肯吃了。還得請老總幫忙勸勸。”
陳毅笑著點點頭，急步走進門，進門就嚷嚷：“好啊，今天吃麵條啊，正好我也愛吃麵條，好久沒吃上了。總理，我一塊兒吃點行嗎？”
說著，他已經在飯桌前坐好了。總理無奈，只好陪陳毅拿起筷子。
“還有什麼東西沒有？”陳毅望住我問。因為只吃一碗炸醬麵顯得太沒氣氛了。
“總理不叫上。”我小聲喃喃。
“拿來，客人來了還不把好東西端上來？”
我瞟一眼總理，見他板著面孔並不肯為這件事給陳老總賞個臉，所以沒敢動。
“那好吧，光吃炸醬麵。”陳毅也不好再讓堅持上東西了。結果，那塊生日蛋糕和用面蒸的壽桃，全被我們工作人員分吃了。
與這次過生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74年，毛主席生日那天發生的事。
年12月24日，我任總領隊，帶著衛士高振普和專家醫生吳德誠、張佐良，護士徐奉生組成的醫療小組，護送總理去長沙向主席匯報四屆人大的各項準備工作。
這次談話可能比較愉快。總理出來後說：“主席留我再住兩天，你們也可以放鬆兩天。”
這兩天，我們確實放鬆了。後來才知道，這次談話，主席表現了對周恩來充分的信任，對周恩來提請四屆人大通過的經濟計劃，配備人大及國務院領導班子的人選等等，都給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總理心情很好，這兩天跟我們一道散了步，還玩了一次撲克牌。玩牌時，總理借洗牌時間望著大家問：“你們去過韶山嗎？”
我們紛紛說：“還沒去過。”
“你們跟著我忙，沒有機會。不到韶山你們不會真正體會'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的意義。”總理莊嚴地點點頭，加重話的份量。然後放開聲說：“這樣吧，你們可以輪班去一下。”
我們一起說：“有機會時，我們跟總理一起去。”
總理笑了：“那好，有機會時我們再一起去。”
日上午，總理對我和高振普說：“今天是主席的生日，你們知道嗎？”
“知道。”
“我要請大家吃飯。”總理愉快地說。
那一刻，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總理62歲生日時，生氣不肯吃壽麵的情景。可他現在要為主席的生日請客慶賀了……“都請誰呀？”小高問。
“就是這兒樓裡的人，再加省里和軍區的幾位負責同志，哎，你們再問問那兩位小姐來不來？”
總理說的兩位小姐就是指王海蓉和唐聞生。
總理情緒這樣好，大家都十分高興。高振普還給王海蓉打了電話。
王海蓉在電話裡問：“3號樓去不去？”
號樓是指王洪文。那時的習慣，領導人住幾號樓就簡稱幾號樓。高振普在電話中說：“總理沒請王洪文。”
王海蓉說：“那好，我參加。”
當時總理癌症已經很嚴重，是從醫院飛來長沙的。膀胱癌是絕對不能喝酒的，兩年前尼克松訪華時總理就喝不下酒了，只是用唇沾沾表示個意思。但這一次，他卻舉起酒杯說：“讓我們大家共同祝愿毛主席健康長壽。”
說罷，總理一口乾掉了杯中的茅台。他的胃顯然已經不能承受，他的喉結滾動了一下，蒼白的臉上湧出兩片紅暈。但他始終在笑。這是我見到的總理喝下的最後一杯酒。
最後一杯酒是祝愿給了毛主席。
周恩來對毛澤東忠誠不二，當我們說其中有中國文化遺產的影響時，實際上已經包含了與過去幾千年“忠君”思想完全不同的新內容。這種忠誠包含著對事業和信仰的忠誠，並且首先是源於對人民的忠誠。
重慶談判期間，曾有記者問周恩來：“周先生，過去你曾在陳獨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領導下工作，現在又在毛先生領導下工作，你怎麼解釋你的這種變化？”
周恩來回答的大意是：誰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選擇誰。我擁護毛主席是因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我個人認為，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基本可以從周恩來佩在胸前的那枚像章說明。
這枚像章。三分之一的面積是毛澤東頭像，三分之二面積是“為人民服務”五個金字；這枚像章。周恩來一直佩戴到去世；這枚像章，周恩來不同意用任何單純的毛澤東頭像章來替換。這枚像章無疑反映著周恩來的內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的人民、毛澤東與自己的位置和關係。對此，我想先引用一段周恩來的保健護士鄭淑云同記者的對話。
鄭淑雲：那是“文革”初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班。白天總理活動太多？工作太忙，哪有時間顧什麼保健治療啊。那時他身體也很好，所以保健治療非常簡單。因此我常常是晚上去看看有什麼治療要做沒有。
那天我走到總理辦公室門口，一看門是半開著的，我就探過身往裡瞧了一眼。一看總理今天破例沒有伏案工作。桌上攤了一大堆毛主席紀念章，他正側身站在那裡仔細揀著。我一看很高興。因為那時候，毛主席像章風靡全國，人人手裡都有一大堆，常常拿出來比較、交換，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寶貝似的，到處向人誇耀。我一看總理桌上有那麼多的好像章就眼睛發亮，走不動了，想看看有什麼新的。總理抬頭一看是我就招手說：“進來，進來。”平常我是不進他辦公室的，這次因為我見他顯然是在休息，所以就進去了。總理說：“過來看看這些像章，我看來看去就喜歡這一枚。”我探過頭去一看，並不是主席頭像，而是主席手寫的“為人民服務”章。以後他一直佩在胸前直到去世。
記者：後來佩戴的是一枚同樣的，但也不是這枚了。張佐良(總理的保健醫生)給我講過這樣一件事。 1967年造反派要砸爛春季廣交會，眼看無法及時開幕，總理親飛廣州做造反派的工作。好像是一次晚餐後，總理剛站起身，賓館服務員，一個很年輕的小姑娘走了過來。說：“總理，我跟您換像章。”總理見她一點兒都不膽怯，讚許地笑了，說：“哦，你喜歡我戴的這枚？好啊，那就送你了。”小姑娘還真勇敢，跨前一步，自己動手把像章從總理胸前摘下來，又把自己的那枚頭像章給總理戴上。待辦完事，晚上休息時，總理將那枚頭像章摘下來，重新又換上一枚“為人民服務”章。原來他身邊還帶了一枚備用。可見不是原來的那枚了。
鄭淑雲：對，當時桌上“為人民服務”章不止一枚，我見總理說好，也拿了一枚，至今還保存著呢！
周恩來永遠是和人民站在一起，這是沒有什麼人產生異議的。震撼全國的“四五運動”，就其深層的意義而言，主要是表達了知識分子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再次呼求，表達了人民對“文化大革命”的噴怒不滿，表達了對現實現狀，對當時所執行政策的不滿，表達了“要鄧小平不要'四人幫'的意願。但所有這一切，都不可能在當時形勢下公開表露，於是人民想到了能代表這一切美好願望的周思來。去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可以把人民心中的一切所想，所求都表達出來。這就是周恩來與人民在一起的最好說明。
年左右，具體時間記不准確了，和平賓館剛剛建成，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到賓館來，我們的哨兵不認識他，把他攔住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有許多服從哨兵，遵守制度和紀律的故事，但這位不是共產黨領袖，是民主黨派領袖，當即發起脾氣，揚起拐杖重重敲打了哨兵一下。哨兵當然不敢還手了。
周恩來平時對這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尊敬、禮貌、謙讓，可以說禮遇很高，聽說這件事後卻不答應了，當即去找這位民主人士評理：
“你這是侵犯人權麼！”周恩來很少對民主人士這樣態度嚴厲，“連毛主席都不能動我們士兵一根指頭，你怎麼可以用棍子敲我們哨兵的頭呢！你也是主張平等博愛，拿起棍子打人家頭能叫平等嗎？別人打你一棍子你答應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麼，這不是馬克思講的，是中國的老話了，你能不懂？”
這位民主人士赧顏地做了自我批評。 50年代初關於“人權”的話很多，常可以聽到“不許侵犯人權”的說法。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總理這次對民主人土的批評。
到50年代末，“人權”的說法漸漸沒有了。那時的強迫命令很普遍，但我還是從總理那裡聽到了“人權”的話。
年7月，我跟隨總理和陳雲去安國、定縣、徐水等地參觀。徐水搞強迫命令，把老百姓房子都拆了，改建成清一色土坯二層樓，是為了那句“樓上樓下，電燈電話”
的共產主義美景。我跟總理走進那沒有電燈電話的陰沉沉土坯樓時，我見到總理眉頭緊鎖。當地領導還眉飛色舞吹噓他們提前跨進“共產主義”一條腿的經驗和政績呢。
“夠了。”週總理不客氣地打斷介紹，我發現他眼裡閃出了淚花，聲音壓抑而又顫抖：“你們這是侵犯人權麼！北方老百姓睡炕，這是幾千年的傳統習慣，你們強行拆除，不叫睡炕，老百姓不生病嗎？……”
“山高皇帝遠，”陳雲難過地說；“簡直無法無天！”
年代初，日本女排稱霸世界，總理認為應向日本請教，就和賀老總商量，把日排教練大松請到了中國來。
總理去看大松搞訓練，那氣勢確實叫人耳目一新，真令人想起戰爭年代的“武士道”
精神。吼聲、喊聲、排球連珠炮似地射：出，中國姑娘真被折騰慘了，看得中國領導人一個個都瞪立眼，忘了呼吸。
訓練結束後，總理大喘一口氣，剛從冰水里探出頭似的。他走過去，同大松握手，說了許多感謝的好聽話，然後轉了口氣。
“訓練中，對我們的姑娘們怎麼嚴格要求都可以，'嚴師出高徒'麼。但是有一點，不能動手打我們的姑娘。在日本你們可以這麼做，但在中國不行。兩國的社會制度不同。”週總理說到這裡，緩和一下語氣，笑著補充：“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呀，要尊重人權，我們的製度不允許打人。”
年。河北邢台發生地震，我跟隨周恩來過赴現場。總理不顧餘震的威脅，親自指揮救護工作。
一位鄉村者太太因為她唯一的兒子在地震中死去而痛不欲生。總理走到她面前，用雙手握住她的手，含著淚說：“你就把我看成是你的兒子吧！”
管理員向他報告伙食流水帳，報到咸鹽時，因為漲了一分錢，他馬上丟下手裡的飯碗，叫起來：“什麼時候漲價了？我居然還不知道！”
他馬上讓我們請來有關負責人，查問清楚，並要求弄清這次漲價對貧困地區的農民會有多大影響？ ……一位美國人說：“在中國黨政高級領袖當中，至今為止，週總理是最受人們尊敬的人，他比其他領導人更多地出現在街頭巷尾的男男女女之中。他總是花時間同平民百姓談話，到醫院或者到家裡去看望生病的工人……”
宋慶齡主席在周恩來去世一年之際，寫下這樣的文字：“我們的總理生活儉樸，平易近人。他在日常生活中，同干百萬普通群眾打成一片。無論是在戰爭歲月裡，還是在我國三年困難期間，或是在他生活的其它階段，他和老百姓吃同樣的飯，他的衣服補了又補。在工作當中，他和最基層的干部一起，總是在他們的食堂就餐。他經常和他的司機或飛機上的機組人員一起吃飯。無論什麼時候他和他們—起討論各種問題時，他或者告訴他們什麼東西，或者徵求他們的意見。結果是，我們的總理贏得了他周圍所有人的愛戴，特別是贏得了年青一代的愛戴。無論什麼時候他們回憶起同總理在一起的令人激動的經歷，他們就會流下難過的眼淚。”
正是由於周恩來對人民愛得這樣深切，所以他才對毛澤東表現出無比忠誠。因為毛澤東不僅是無產階級的領袖，共產黨的領袖，更是中國人民的領袖。
毛澤東為他的隊伍規定的宗旨只有一條：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1949年的勝利證明了那支歌的正確：“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就是他晚年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不論其錯誤多麼嚴重，從他的動機和本意來看，也無疑是為了他所堅信並堅持的“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言為了個人的權力。
年，周思來身患癌症，已經很可能死在毛澤東之前。毛澤東即將面臨政府權力的真空。誰來接班？林彪的叛逃使他陷入窘境。
最高興的應該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周恩來行將倒下，毛澤東已經沒人可選。葉劍英雖然“大事不糊塗”，但畢竟年事已高。軍隊將領中沒有哪一位能被各派力量共同接受；能被各派政治力量所接受的領袖人物已經被統統打倒。現在氣數最興旺的似乎非“四人幫”中的人，別無他求了。
然而，最令人想不到的事卻發生了。毛澤東決策請中國“第2號走資派”鄧小平出山！
鄧小平為了取得工作的主動權，是寫了檢查。那個年代沒一個人不檢查，包括毛澤東在內也檢討了要“三七開”。但是，與其講毛澤東相信鄧小平的思想會“向左轉”，不如說毛澤東相信只有鄧小平能夠在周恩來之後勝任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領導重任。他深知江青不行，張春橋等人也不例外，清談可以，真叫他們掌權幹實事，國家和人民就要遭滅頂之災。他對鄧小平的一系列評價，包括“人才難得”，“你們有些人怕他”，“馬列主義水平高”，“柔中有剛，綿里藏針”，都是為了使他在被打倒七年多之後重新工作時，有個好的條件和氣氛。
鄧小平的再次回到權力中心，也證明了毛澤東的無私。
毛澤東這些基本的品質和他無可懷疑的人民性，決定了周恩來及絕大多數共產黨幹部對毛澤東的忠誠態度。粉碎“四人幫”後，絕大多數幹部群眾堅決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更證明了這一點。
周恩來忠誠熱愛毛澤東是有其特色的。為說明這個特色，不妨與林彪作個對比，再與鄧小平作個對比。
整個的武裝鬥爭時期，應該說，林彪基本上都是站在毛澤東一邊。在元帥中，他是戰功顯赫的一位；雖然在資歷方面不如陳毅元帥等人，但還是以戰功卓著而在十大元帥中排名第3位。朱德是總司令，在井岡山時期便以“朱毛”確立了自己的歷史地位。彭德懷是副總司令，在長征及到達陝北時期，曾代理過總司令職務。除了這兩位總司令在歷史上已形成了所處地位，林彪無法超越，其他的軍事領袖都排名在他之後。
現在有種成見性的說法，即“林彪是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這種說法是不夠全面也並不能反映全部歷史真實的。林彪若只是這樣一種小人，以毛澤東的英明，那麼多共產黨領袖人物的害智，是不會讓他身處元帥第三，並最後當上毛澤東接班人而寫入黨章。
為毛澤東服務的一組的同志常對我們講一些情況，有時我們跟隨周恩來見毛澤東時也可以感覺到，林彪曾經是忠誠於毛澤東的。表現這種忠誠決不是人們現在所說“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恰恰相反，是“當面敢頂撞，背後喊萬歲”。
在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中，特別是在軍隊幹部中，在七屆二中全會後仍然敢於當面頂撞毛澤東的，為我們工作人員所見並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彭德懷，由於在廬山會議上對著毛澤東摔帽子，剃光頭，掄胳膊罵娘而聞名全國，留名歷史，無須我多講。另一個頂撞毛澤東厲害的就是林彪。這一點也許還不為人知或有人知道也不說。
井岡山時期，長征路上，抗日戰爭中，解放戰爭中，林彪多次頂撞毛澤東，有時頂得很厲害，過去的文章中寫過毛澤東挖苦林彪是“娃娃”，“你懂得什麼”？其實林彪挖苦毛澤東也不輕：“你知道我知道？你是聽說，我是在前線親眼見2”許多人都曾見到林彪頂得毛澤東講不出話，同意了林彪的意見。
解放戰爭，林彪在東北確實打得出色，他與毛澤東有過幾次意見分歧。有的意見毛澤東對，有的意見林彪對，最後都是誰對就照誰的意見辦。本來，工作中有不同意見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後來的政治鬥爭，硬把這種意見分歧庸俗化了。要不就是“一貫緊跟”，要不就是“一貫反對”。然而，這種淺薄而庸俗的評價永遠不會成為歷史的聲音，那隻是稍瞬即逝的滑稽戲而已。
林彪頂撞毛澤東並不像彭德懷常常帶有濃烈的感情色彩，他完全是對事不對人，公事公辦的態度。他每次去見主席，基本都是談工作，並沒有什麼私交。他見主席很少有笑臉，不請自坐，並且軍人氣挺足，常是挺著腰板正襟危坐，兩目平視毛澤東，有事說事，沒事告辭。談事時，基本是板著面孔，該匯報的匯報，該聽指示聽指示，聽到不同意見，有的接受，有的爭論。他爭論時，不喊不吵，聲調始終平板、平淡，喜歡講一句：
“不是那麼回事。”然後陳述自己的意見。一組的同志多次見他堅持自己的意見。
當面頂撞“不是那麼回事”，“你知道我知道？你是聽說，我是親眼見！”背後卻不許人說毛澤東一個不字。他只在私下面對面時與毛澤東有爭論，在公開的會議上從來不爭，而是全力維護和擁護毛澤東。有了成績，歸毛澤東；有了錯誤，算自己或大家的。
比如在東北戰場上，毛澤東曾經想不叫國民黨進東北，用武力擋住他。林彪一再爭論、一再陳述己見，毛澤東才改變了方針：讓開大路，佔領兩廂。我們由此爭得了主動，林彪不說自己的意見對了，而說毛主席的英明，歸功於毛澤東。
又比如七千人大會，毛澤東自己都做了自我批評，林彪卻說三年困難是因為我們沒有完全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
正是這種個別爭論，公開擁護；當面頂撞，背後喊萬歲，他才獲得了毛澤東的信任，甚至在一定時期裡受到全黨大多數人的承認。比如周總理就多次對我們誇獎他，宣揚他，說“林彪有才，會打仗。”每次和林彪見面，總理都表現出尊重。到了林彪當上副統帥時，總理對他就更尊重了。就是在廬山上，林彪受到毛主席批評之後，在他的反革命陰謀沒有公開暴露時，周恩來仍然是尊重他，並且盡量設法彌合統帥與副統帥之間的裂痕。
當林彪手持“紅寶書”追在毛澤東身邊喊萬歲時，他已經開始變得不忠誠，並終於發展到“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但也不完全是當面喊萬歲，還有當面向毛澤東鬧脾氣的時候。這時的鬧脾氣已經不是為了工作而爭論，是為了當國家主席的野心沒實現而鬧脾氣。
比如1971年“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煙火之夜，我們隨總理提前來到天安門。每次這種活動，總理一定要提前到場，親自檢查各種準備工作。從桌椅的擺放，排列座位到飲食衛生、安全保衛都要細細檢查一遍。然後，按照毛澤東入場路線走一趟，邊走邊留心觀察有什麼不妥之處。他對主席的脾性、習慣太熟悉了。記得有次毛澤東接見客人，周恩來事先到場“演習”，走一趟，發現地毯邊有根電線，他就指著說：“主席會從這裡走，這根線弄到地毯下面去，不要絆了主席。”後來毛澤東到場接見客人，走的路線果然同周恩來“演習”走過的完全一致。
這次周恩來也“演習”了一遍，從登上天安門，直到入座。從樓下望樓上，毛澤東的座位是右邊靠欄杆的第一個，他的對面，即左側靠欄杆的第一個是林彪。
都檢查過之後，中央領導人便陸續來到。凡是天安門上的活動，中央領導人多是在毛澤東之前趕到，在大殿的休息室裡坐著聊天。不一會兒，西哈努克親王在董必武陪同下也來到休息室。休息室裡有一道屏風，他是在屏風後面休息。
可是，林彪還沒來。總理不時看表，皺眉，叫秘書打電話摧。因為以往都是林彪先到，在下面等候毛澤東，然後跟隨毛澤東一道上天安門。
這一次林彪遲遲沒到。此前，總理給林辦去過電話，那邊說；“林副主席身體不好，上午的活動已經參加過，晚上不參加了。”
“文革”中，登天安門已經成了政治亮相。按慣例，毛澤東出現，林彪一定同時出現，以顯示團結和接班的關係。現在一下子少了副統帥，在國內外會引起震動和猜測。
所以總理堅持請林彪參加。他請林彪接電話，臉上是真誠的情急之色：“林副主席，晚上的焰火晚會還是請你參加一下……身體不好可以不參加完，主席是要來看焰火的，你不參加不好。這樣的活動要面對人民群眾，面對全國觀眾……”
林彪終於同意參加了。
可是，他再不肯先到天安門來等候毛澤東一起上城樓。毛澤東的車到了，下車後只見到周恩來，沒見到林彪。
“主席，”周恩來解釋說。 “林副主席身體不太好，可能晚到一會兒。”
毛澤東若無其事地說了一句：“他對自己的病總是採取唯心主義的辦法。”
年後，胡耀邦曾經對陶鑄的夫人曾志評價說：“其實，主席也不喜歡林彪。他身體不好，對自己的病又總是採取唯心主義的態度。”
不過，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之後，林彪不為毛澤東喜歡，已經不只是身體不好，而是那暴露出的政治野心。在1971年“五一”節的夜晚，毛澤東獨個兒登上天安門城樓時，林彪已經不止是私下個別談話時敢頂撞毛澤東，而且在高層領導人面前，在公開的場合，也表示了與毛澤東關係的緊張。
這一個夜色沉沉的“五一”之夜，毛澤東已經不像號召“全國學習解放軍”時那樣率先穿起綠軍裝，他又穿上了灰色中山裝製服。他的步子仍然平穩，充滿自信地走進大殿的休息室，微笑著面對起立相迎的中央領導人，偶爾向他願意招呼的同志點點頭，徑直走到屏風後面坐下來休息。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以雙手合十的常用禮節向毛澤東問好，坐在毛澤東身邊談話。
屏風外一陣熱烈的喧嘩，毛澤東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緩緩朝屏風的一頭望去。周恩來帶著陳毅過來了。
“主席，”陳毅頓一下步，帶有立正的意味，“我來了……”
以往，陳毅見毛澤東，總是立正身體高門大嗓一聲報告“主席，我來了！”然後就熱烈地上前握手，然後就熱烈地談詩論文。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毛澤東“封”了陳毅“右派代表”，至少在老同志和我們工作人員中造成很大的感情傷害，至今我們這些“老人”議起當年，仍然感覺毛澤東這樣做顯得不容人，不尊重人。對人對己都造成很大損失。
在歷史上，周恩來和陳毅都曾反對過毛澤東。由於他們當時的身份和影響，比林彪要高得多；林彪不夠反毛澤東的資格，充其量是對具體問題上有不同意見。周恩來與陳毅則不然，30年代初他們都曾取代過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
但是，在中央領導中他們也是最勇於自我批評的兩個人。無論林彪還是劉少奇、鄧小平，歷史上並沒有反對毛澤東的記錄，無須重提舊話。周恩來與陳毅卻一直到死，總不忘重提舊話，作自我批評。
陳毅的自我批評，由於他的氣魄大，在群眾大會上聲情並茂地大講特講，全國人民都知道他“歷史上犯過錯誤，我就反對過毛主席，反錯了，認識了，改正了。不犯錯誤的人是不存在的……周恩來的自我批評不像陳毅那樣激情澎湃，但次數更多。從我到他身邊工作，到他去世，講過不下百次。由於他大會小會總把“錯誤”掛在嘴邊，李富春等副總理和好幾位老部長或直接向總理進言，或託我們身邊工作人員“勸勸總理”，“有些歷史上的'錯誤'不要再提了。就那麼下點事，我們都聽總理自我批評100多次了，還要自我批評到什麼時候啊？ ”
總理這樣沒完沒了地自我批評，與他謹慎的性格有關，與他嚴於責己，寬以待人的為人之道有關，與毛澤東的：提醒”也有關。
進城前，毛澤東有一次曾對幾個身邊工作人員，當面指著張聞天說：“此人曾經想要我的命。”張聞天接受教訓很深，卻仍然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又陷進”了“軍事俱樂部”。被毛澤東寫信，叫他看看“枚乘七發”，說他是發“瘧疾”。
進城後，毛澤東也曾當著幾名身邊工作人員的面指著周恩來說：“他也曾經反對過我。”
周恩來坦誠地面對我們工作人員說了大意是這樣的話：歷史上我犯過錯誤，反對主席反對錯了。所以後來才一直堅定地支持擁護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曾對那些受批判作檢查的干部講過類似這種話：作檢查麼，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四次，七次八次，什麼時候檢查得他們也聽膩了，什麼時候拉倒。
周恩來的一生就是這樣勇於自我批評又勤於自我批評，“勤”得讓大家都”怕”他再作自我批評。不僅如此，他還善於自我批評。他的善於自我批評，感動得毛澤東都不安了。給我印像很深的是1958年中央召開的南寧會議上，總理一到會就開始作檢討。從“反冒進”檢討起，從思想到工作全面進行自我批評。到了七千人大會前後，事實已經證明毛澤東批判“反冒進”，搞“大躍進”的錯誤，周恩來並不標榜自己正確，回頭清算別人，仍然是首先檢討自己。畢竟自已是總理，國家和人民遭這麼大難，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毛澤東很少那樣受感動，表現出內心的不安，不無赧顏地說一句：“什麼事情你都攬到自己身上。”
毛澤東講，“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周恩來始終為黨內各派所尊重，所接受，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勇於自我批評，勤於自我批評，又善於自我批評。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在1967年對“紅衛兵”的一次講話中說：“29歲的時候我犯過錯誤，現在69歲了，我仍然犯錯誤。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
陳毅又進一步說：歷史上我就反過毛主席，反錯了，不反了，改正了就是好同志。
你們也會犯錯誤，過去沒犯過錯誤以後可能更容易犯錯誤。因為犯過錯誤的人有教訓，比沒犯過錯誤的人更容易吸取教訓，少犯或不犯錯誤。
事實證明了周恩來和陳毅講得有道理。從長征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對整個中國時局和民眾情緒瞭如指掌，提出了一整套適合中國國情又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繼而抗美援朝、恢復國民經濟，鞏固政權，勝利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舉世矚目的歷史性勝利。這是全黨團結在毛澤東旗幟下的勝利。
但是，如同一切事物往往會走向它的反面一樣，毛澤東的正確及這種正確所帶來的威望，使個人崇拜及領導上的“一言堂”也漸漸發展起來，終於導致“文化大革命”。
一旦毛澤東出現失誤，“歷史的教訓”使得一大批幹部寧願相信大家都錯了，也不敢或不能解放思想，看到毛澤東發生了嚴重錯誤。當然，這已經屬於另一個話題。
這裡要講的，是周恩來與陳毅的坦蕩無私的自我批評精神，使得他們最終立於不敗之地。而林彪則不同。他政治上的野心決定了他不可能有周恩來與陳毅那樣的自我批評，對於毛澤東的批評，也不可能像周恩來、陳毅那樣坦然公之於眾，相反，就連對“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的批評，他也千方百計壓制、控制，盡一切可能縮小影響範圍。
於是，毛澤東與周思來、陳毅始終可以友好共事，與林彪則越來越失去了這種可能。
在1971年的“五一”之夜，事情的發展就證明了這一點。
當陳毅高門大嗓叫“主席”時，還像以往幾十年那樣激情洋溢，身體立得筆挺。可是，當他說“我來了”時，聲音陡地沉落下去，身體也洩氣地鬆弛了。可能想到他已不是當年的受到喜愛器重和信任的陳老總；已經成了坐在最右邊一個座位的“右派代表”，說話頓時沒了以往的信心和昂揚。
這樣一來，反而影響得毛澤東百感交集，忙站起身，像一切上了年紀的老人那樣，張開嘴才好笑，伸手握住陳毅的手。
“身體怎麼樣啊？”毛澤東一向言簡意約，這次卻問了兩句意思相同的重複話：
“恢復的好吧？”
陳毅身患腸癌，術後恢復不久，很有些面對“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慷慨悲壯之感。用力拍拍厚實的胸脯：“恢復得很好，主席！”
“少個零件不要緊。”毛澤東與陳毅談話總能保持輕鬆的氣氛，“剩的零件不要出問題就好。”
“壞的零件取掉，好的零件一切正常。”陳毅對疾病的態度可說是徹底的唯物主義，看不到絲毫的情緒低落。
西哈努克親王及夫人也上前與陳毅互致問候，他們有十幾年的友情。周恩來在一旁說：“晚會該開始了，請主席到前面坐吧。”
當毛澤東在圓桌的東首憑欄而坐時，西哈努克親王及翻譯，董必武等依次坐好。但西首憑欄的座椅卻是空的。那是副統帥的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