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下午5點多才到長沙，晚7點半左右，總理和他一同去見主席。那時王洪文是黨的副主席，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左手指的那一排“煽風點火”者，如今王洪文是代表；右手指的那一排“救人於水火”者，總理是代表，兩派政治力量的代表同時去向主席匯報。我那時感到，毛澤東一再呼籲“聯合”，“團結”，就是想讓這兩派力量團結，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我們守候在門口休息室，兩個多小時，談話就結束了；總理一身輕鬆，毫不顯累，臉上掛著微笑。王洪文對總理也表現出客氣、尊重和禮讓。於是，我知道這次談話是順利的了。
總理照主席的意思，在長沙逗留了5天，前面講過，12月26日那天，總理還請我們陪送人員及軍區、省上的幾位負責同志吃飯，當然是他自己掏錢請客，為主席祝賀生日。
第二天，我們就護送總理安全回到北京。
年1月13日，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
這是他最後一次作政府工作報告，並且由此開始了一系列的“最後一次”。我在後面將一一講到這些“最後一次”。
總理在報告中，曾有一段話提高了聲音，這段話是：“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始終認為，這是總理生前留給全國人民的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遺言。
四屆人大開過之後，總理病情急劇惡化，經腸胃鏡檢查，接近肝部位的大腸內有一腫瘤，3月底作了第3次大手術。
包紮刀口時，躺在手術床上的周恩來緩緩睜開了眼。他黯然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牽動幾下。
醫務人員忙把頭俯下去：“疼？”
總理閉上眼，表示否定，旋即又睜開。嘴唇開始翕動。醫務人員忙把耳朵貼近那張失去血色的嘴。
“叫……叫李冰來。”
剛出手術室的李冰同志聽到召喚，忙回到手術床旁，朝總理俯下身去。
“李冰，”總理訥女媧著叫。
“嗯。”李冰應一聲，把耳朵貼過去。她感覺到總理呼出的熱氣和艱難吐字的聲波：
“雲南，錫礦工人，肺癌發病情況，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們，要去解決……這個問題。馬上……去。”講完這句話，總理鼻凹處已經沁出汗來。李冰眼圈紅了，用力點點頭，啞聲說：“我就去，請總理別說話了，千萬要好好休息。”
她不敢多停，匆匆退出手術室。剛出門，猛地一把摀住嘴，淚水立刻像小河一樣淌下來。
這次手術後，總理明白自己的時間確實不多了，第二天就開始工作。讓我和小高為他念一些國際簡報、國內動態、大參考和參考資料。有時鄧大姐來了，就由鄧大姐為他念。周恩來組織紀律觀念極強，文件發到哪一級就是哪一級，不該別人看的絕不擴散一點，對鄧大姐也不例外。鄧大姐帶來的如果是密封件，就當著他的面幫他剪開，交給他自己看。
剛能下地，周思來又開始夜以繼日工作。從3月到9月，他與各方面人士談話102次，會見外賓34次，在醫院召開會議3次，離開醫院外出開會7次，外出看人4次。這種活動一直延續到10月，手術後終於臥床不起為止。
年4月3日，總理在切除腸部腫瘤之後，尚不能下床，由於突尼斯總理努伊拉再三懇求，週總理躺在病床上會見了他。
年9月7日，總理不顧病情的嚴重，堅持會見了由維爾德茨率領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這是總理一生中難以計數地會見外賓的最後一次。
會見中，總理坦率地說；“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麼，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現在，副總理(鄧小平)已經全面負起責任來了。”
年5月3日，周恩來抱病參加了毛澤東召集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講話中批評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幫”的問題。他用湖南話大罵：“江青混蛋！”由於久病口齒不清，又是湖南腔，毛澤東講話須有人翻譯。翻譯委婉地解釋這句話，毛澤東發脾氣，讓原話照譯。翻譯只好重複一句：“江青混蛋”。這聲罵，江青、張春橋沒變色，王洪文和姚文元卻嚇得臉色蒼白。毛澤東決定：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持批評“四人幫”的會議。從而為各項工作的整頓創造了條件。
這是總理最後一次參加政治局會議。
年6月9日，總理吩咐我理髮修面，要去參加賀龍元帥的骨灰安放儀式。我和醫務人員都竭力勸阻，總理不聽，堅持要去。我見總理著急生氣了，只好妥協。
在醫院，總理不斷見客會外賓，所以我們為他弄了一個理髮椅子，修面很方便。
那天，理髮修面後，總理和鄧大姐驅車來到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我們打開車門，扶總理下車，他先緩步走向擺著簽到簿的桌子。
總理這一生，最寶貴的是崇高的個人品質，努力追求毫無瑕疵的歷史。無論走到哪裡他都竭力保持著自己的固有形象。他的身體和精神都已衰弱到極點，可是一旦面對外人的注目，他便堅持不要我們扶；他無法神采奕奕，步履洋溢出瀟灑和矯健，但他竭力莊重從容，讓步子邁穩，讓身體平衡；步履緩慢又要保持連續性。他的衣服像往常一樣筆挺，容不得一絲皺褶和污垢；他的頭髮一絲不亂，威武的濃眉下，兩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樣溫暖人，鼓舞人。難怪一些外國友人說他“本身就是一股暖流，一束光亮”。
周恩來拿起筆簽到時，手劇烈地顫抖，筆尖是跳動著向紙面貼近。我們都屏了一口氣在心裡幫他使勁，這小小的簽名也成為一場較量，是對戰友的思念哀悼之情與惡疾的一場較量。他終於將精靈一樣顫抖跳躍的筆尖按在紙面上，吃力又是堅持不懈地移動，寫下了：週——恩——來。
他抿緊的嘴唇略一鬆弛，便籲出一口氣。於是，我們這些陪護人員也鬆口氣，身上已是汗津津。
簽過到，周恩來在有關人員引導下朝休息室走去，進門就大聲呼喚：“薛明，薛明同志！”
周思來近半年來，還不曾有這樣響亮的聲音。賀龍的遺孀薛明，聞聲抬頭，叫一聲“總理！”立刻奔過來，滿臉是淚。
周恩來的激動是顯而易見的。他張開雙臂，一下子擁護住薛明，身體由於虛弱而搖晃，由於悲勵而顫抖。
“薛明啊，”周恩來哀聲哽噎，“我沒有把他保護好啊……”
說著，周恩來淚如泉湧。他此刻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作為總理，他與陳毅、賀龍兩位副總理的私下交往較多，常一起逛街、一起掃馬路、一起看演出。保護陳毅，他可以問心無愧，保護賀龍，他確實沒做好。由於林彪堅持打倒賀龍，毛澤東聽了吳法憲等人的多次誣告，心生疑惑，周恩來服從了上面的意志，賀龍畢競是從總理家中被帶走的，何況總理也未能兌現他的許諾，“半年後我再接你回來”。
四周人並不完全理解總理的心情，只是陷於劫後餘生者對逝去者的悲慟之中。總理淚水湧流，四周圍哭聲立刻響成一片。
賀龍的女兒賀曉明緊握住總理的手說：“周伯伯，您要保重身體，要保重身體啊！”
周恩來淚花閃爍地註視她，片刻，聲音顫抖地說：“我的時間也不長了。”
這令人心碎的嘆息，又一次引來悲聲四起。這不僅是為總理悲哀，也是為國家擔憂。
周恩來親自為賀龍致悼詞。在為賀龍同志三鞠躬時，總理淚水嘩嘩地淌，一連鞠躬次，以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沒有保護好他”的愧疚之情。
這是周恩來有生之年最後一次參加追悼會。
年7月1日，周恩來由李先念、喬冠華陪同會見泰國總理克立、巴莫，各自代表本國簽署了中泰兩國建交公報。
當時，我們陪護人員都明白這種機會不多了，嘀咕著想趁攝影記者還在的工夫，跟總理合個影。我們的嘀咕被總理聽到了，他笑著說：“好吧，我們大家一起照張相。”
小高他們赴緊出去叫住攝影師，攝影師在大廳一側選了地點，所有在場的人都參加了，李先念和喬冠華也站到了第一排，等大家都排好以後，我也幫總理換好了衣服，是他以往夏季常穿的那身灰色中山裝。
兩名護士攙扶總理來到大廳，站在前排中央。了解總理病情的人心情都很複雜，說不清是喜是悲？
攝影師認真調好焦距和光圈，連按幾下快門。拍攝完畢時，總理忽然望住我們笑了笑，說：“照可以照，但將來可不要在我的臉上畫××。”
一句話說得我們都沒了笑容，心情無比沉重。總理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對我們每個人在政治風浪中的態度是不無擔憂的。因為“文化大革命”有一項“傑作”，就是打倒哪個人，必要清整自己保存的一切文字和照片資料，在被打倒者的名字和照片上打“×”，藉以表明自己“劃清界線”，表明政治態度以求自安。
月1日這次合影，是總理有生之年的最後一次與人合影。
從5月到9月，我們還能攙扶總理離開病床作短距離散步。這時候，也是他與我們談話的時候。
月的一天，就是他最後一次參加毛澤東召集的政治局會議的第二天，在散步時他忽然問身邊醫護人員：“你們說實話，我還能堅持多久？”
大家都一怔，無言以對。
總理把目光移開，抬眼望天空，彷彿在正視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尋找馬克思在天之靈。他忽然坦然地笑了：“人生的規律都有這麼一天，共產黨員要唯物主義嘛！”
“怎麼講呢？”醫生眼裡閃爍著湧起淚花，“總理，你叫我們怎麼說……”
周恩來仍然保持著平靜的微笑，點點頭，輕輕地，輕輕地吐出一聲：“對不起，不要說了。”
這天夜裡，他和一位負責同志共同工作一夜，天亮時，又穿了睡衣繼續批閱文件……以後一段時間，他分別向我們每個工作人員談一次心，指明每個人的優缺點。說到優點，比過去任何時候都熱烈，都動感情；說到缺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直率、乾脆、明確。
周恩來有生之年，從不直接提拔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可以說，沒有一個做高級領導幹部的。有的現在做了高級領導幹部，也是在他死後由組織上考核提拔起來。
總理尤其註意要求那些專業技術人才不能離開專業。卞醫生在中南海曾任門診部主任等職，1969年被提為305醫院副院長時，總理就說：“大夫就是大夫，當官幹什麼？”
卞醫生說：“我都不知道，是領導定的。我找領導說去。”周恩來這才擺手道：“算了算了，既然定了就不要說了。”
現在，當他意識到自己的病情已經很嚴重時，又一次關照參加醫療組工作的專家們：
“你們將來不管兼任什麼職務，兼多少職務，也一定不能離開丟掉自己的業務。”正是聽了總理的交代，主管醫療組的吳階平、吳蔚然兩兄弟現在70多歲，擔負一定領導工作，仍然不肯離開手術台。胃腸道專家陳敏章，叫他當衛生部領導，他再三推辭，說總理有交待。組織確定上任後，仍不離開業務。首都醫院方副院長，泌尿科專家吳德誠，也都是照總理的交待去做的。
年9月7日之後，總理的病情急轉直下。由於惡性腫瘤的消耗，他的體重由原來的130斤下降到只剩幾十斤，完全是皮包骨頭了。中旬以後，他連在攙扶下散步的力氣也沒有了。
月20日，醫生不得不再次為他進行大手術。
手術前，周恩來意識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也許會下不來手術台。他要來了自己在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誣衊地登載的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專題報告的錄音記錄稿，重新審讀一遍。
周恩來作為職業革命家，在其充滿風雨險惡的生涯中，用過許多化名：伍豪、飛飛、翔宇、冠生、周少山、胡必成等等。其中，以“伍豪”最出名。
那是周恩來在天津南開學校取的化名，當時覺悟社的領導成員以筆名撰寫文章，大家一共編了50個號碼，拈鬮決定各自幾號？鄧穎超拈到1號，化名“逸豪”；周恩來拈到5號，化名“伍豪”。
國民黨知道周恩來這個化名，在30年代利用發行量較大的《申報》刊出一則“伍豪等聲明脫離共黨的啟事”，以此達到造謠誣衊，給共產黨製造混亂的目的。周恩來迅速以自己另一個化名周少山，同樣在《申報》刊出啟事，對此謠言進行了揭穿與澄清。
實際上，《伍豪等聯離共黨啟事》發表於1932年2月27日，而周恩來早在1931年便離開上海進入蘇區，可以說不須反駁也知道是國民黨造謠。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江青的爪牙還是搬出這件事來作文章，想攻擊周恩來。
周恩來1967年5月19日向黨中央毛主席作了書面報告，澄清事實。 1968年1月16日毛澤東明確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衊。
一生謹慎的周恩來，愛惜聲譽勝過愛惜生命的周恩來，為了不給別有用心者可乘之機，於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就“伍豪啟事”這一問題作了一個專題報告，如今在手術前夕，又調來這個報告的錄音記錄，審讀後，用顫抖不止的手籤上了自己的姓名——周恩來。並註明：“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這是周思來一生中無數次簽名中的最後一次簽名。
中國的傳統文化，無論你的信仰是什麼，只要你堅持不背叛，你就有可敬重之處。
否則，你就會被人鄙視，周恩來對“伍豪啟事”的異乎尋常的重視，不能不說有這種考慮。
這裡也有他對身後事的種種考慮和憂慮。當他被推向手術室時，他表現出過去從未有過的激動，甚至是衝動。他大聲地對所有走在手術推車兩邊的人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就在這次手術中，醫生髮現他身上的癌瘤已經全身擴散，無法醫治。鄧小平為此指示醫療組“減少痛苦，延長生命”。
月下旬，為“延長生命”，醫生又對周恩來進行手術。在進入手術室前，躺在手術車上的周恩來問：“鄧小平來了沒有？”
鄧小平忙走近手推車旁，伸出手。周恩來握住鄧小平的手說：“你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強得多……”
這次手術後，周恩來再也沒能離開病床站起來。
我和高振普陪護總理，有些事忙不過來，決定再增加喬金旺。喬金旺也是老同誌了，年入伍，給朱德、張聞天、彭德懷當過警衛；1955年在總理身邊當衛士，1968年因病離開，這次又回到身邊。
這次久別重新見面，總理已經完全變了樣子。他從喬金旺的眼神裡看到了自己的變化，第一句話就是：“老喬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由於“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發動的，總理從沒說過一個“不”字，唯獨這一次，我感覺總理把心底鬱悶的想法和情緒流洩出一些。他的聲調是低沉而幽怨，我看到喬金旺眼圈一紅，淚水差點濺出來。他喉嚨哽咽地叫出一聲：“總理……”
周恩來淒涼地說：“以後你們就不要再叫我'總理'了，我躺在這裡已經不能再為國家為人民工作了，聽你們叫我總理總理的，我心裡難受……不做事了，不能叫總理。”
這以後，我們就為稱呼犯了難。後來大姐秘書趙偉來見總理，不知稱呼什麼好，犯愁地問鄧大姐。鄧大姐說：“那你就再叫一聲總理吧，但是千萬別哭。”
這使我想起一件關於“宰相”的故事，因為國內外都愛把總理比作宰相。
那是1972年9月30日，在國慶招待會上，週總理一一祝酒，不覺來到劉文輝的席前。
劉文輝在歷史上曾是四川有名的軍閥，解放前夕，響應共產黨、解放軍的號召棄暗投明。全國解放後，在周總理提議下，他歷任四川省政協副主席、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央林業部部長及國防委員會委員。
周思來笑望劉文輝，舉杯祝酒說：“劉將軍，老朋友了，乾杯！”
劉文輝急忙起立舉杯，帶著崇敬之情，莊重地說：“總理，歷史上當宰相時間最長的是郭子儀，他在任24年。希望總理保重，超過郭子儀！”
總理仰面哈哈大笑，和劉文輝碰杯，然後一飲而盡。劉文輝哪裡知道，總理這時已是癌病纏身。 1975年1月13日，總理抱病出席四屆人大，在會上得知劉文輝也身患癌症，當即指示醫院全力治療，隨時把病情向他報告。
後來，總理還是逝於劉文輝之前。劉文輝聞訊總理逝世，老淚縱橫，在家人攙扶下到靈堂向總理告別，這都是後話了。
從周思來擔任政務院總理，到他不許我們稱他總理，其間26年多。他是超過郭子儀的中國歷史上擔任“宰相”時間最長的一個。
他必然會在這個世界上永存年10月以後，周思來的病情不斷惡化。他整日臥床，劇烈的癌痛折磨著他。有時痛得牙關緊咬，冷汗淋漓；有時痛得渾身戰栗，眉頭緊擰。但他始終不肯哼一聲。
他怕使我們著急不安。當疾病和病房束縛他不可能再總理天下事時，他的注意力便轉到周圍的人和事上。
“總理，打一針吧？”我們眼含淚水勸說。
周恩來明白，杜冷丁不能總打。他嘴角一翹，勉力做出微笑。他聲音細微地說：
“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
我們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帶，忙放起錄音。 “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調便柔和地盈滿一室。
周恩來淡漠的目光凝望著天花板上的某一點，靜靜傾聽“韓英”歌唱的那優美的抒情曲調。他的眼裡時時有火花一進即熄，彷彿望見了那碧波連天的洪湖，望見了他的戰友賀龍，憶起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戎馬生涯……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濕潤了，微微垂下眼簾，以手擊節，合著那婉轉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發自己某種複雜的情感。總理過去就愛聽這首歌，電影上映不久，中南海的舞會上，專門請“韓英”來參加舞會並演唱。如今生命將息，參加過賀龍同志的骨灰安放儀式後，就要來這首歌的磁帶。在他逝前，聽得最多的就是這支歌。
他“沒有保護好賀龍”。為此傷感自責，因而更加思念這位戰友，愛聽這首歌。
在周恩來病重的日子裡，他希望聽聽那封存已久的文化藝術表演傑作。我們盡了最大努力。這些作品封在廣播電台，我們請中央警衛局副參謀長東方同志去啟封，前後去錄製了二三十盤磁帶，拿回來給周恩來播放。記得有梅蘭芳、程硯秋等京劇大師的唱段，有袁雪芬的越劇和侯寶林、馬季等人的相聲。
有一次，周思來被癌痛折磨得渾身顫抖，一個勁冒虛汗。我們替他擦汗，心就像被人揪扯碎了一般痛。我們也是“急中生智”，冒出一個念頭，小聲向總理提議：“總理，我們把侯寶林請來好嗎？”
周恩來強忍痛苦，不解地望我們。
“讓他跟你聊聊天麼。他詞彙多，又會滑稽出洋相，可以給您，給您逗逗樂。”
病痛中的周思來雖然沒有見到侯寶林，卻呵呵地笑出聲。大約是想起了那副“尊容”
和調侃，也許是為我們冒出這樣的怪念頭而發笑？
反正他是笑了！
然而，笑聲稍縱即逝。周恩來微微喘息著，吃力地說：“不要不要，怎麼好麻煩他呢？不要麻煩他了……”
周恩來不肯為自己麻煩侯寶林，但他無時無刻不在關心懷念著他在文藝界廣泛結交的朋友們。
那是京劇演員楊秋玲被解放不久，在人民劇院演出現代戲。周恩來在楊秋玲戲校畢業時就同她認識了，不知怎麼得知了她已獲得解放。一天，他用細微的聲音對我吩咐：
“楊、楊秋玲出來了。你們，和電台聯繫一下，幫我，幫我錄個片段，我想看看……”
我們立刻去聯繫，可是劇團推說需要請示上級。我們再去聯繫，他們回答說不行，推說楊秋玲要去西安演出。我們直接管這個事的仍是東方同志，他向劇團提出同行，到西安錄。東方為總理真算盡了心，跟到西安，電視台也去了人，做好了一切準備，結果還是沒錄成。這與當時文化部的負責人有直接關係，真把我們氣壞了。
一國總理，勤政26年，人之將死，要看個演出錄像而最終不可得！
我向總理難過地報告：“總理，電視台錄去了，可，可他們說有困難，說、說不好錄……”
周恩來沒有驚訝，也沒有發火，似乎早有這種思想準備。他靜臥病床，凝望屋頂，彷彿那裡有個舞台，楊秋玲正在翩然起舞演唱，他目不轉睛地看入了神……總理臥床後，已經不可能完整系統地考慮國家大事。但就像碎玉一樣，星星點點也仍然是玉。他時常會想起萊一些片斷的事詢問我們。比如“現在誰負責國防科委的工作？”“主席現在的安全誰在負責？是不是汪東興？”“主席現在住哪兒？”“他住的游泳池有個邊門是不是封好了？”“豐澤園的後門是不是關起來了？”“你們把紀登奎叫來，我要跟他談件事。”……總理臥床後，葉劍英基本上是天天來。特別是在處理重大問題前後，必來請示匯報。
他白天黑夜與吳醫生保持聯繫，一再指示：“要想辦法，能延長一天就延長一天，哪怕是多延長一小時一分鐘，只要可能，就要盡到醫療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責任！”
總理也明白自己多活一天的意義，我至今記得他頑強與病作鬥爭，艱難地吞嚥食物的情景。他是國家和人民的“大管家”，為別人操心慣了，總是用勸說鼓勵的語氣對別人講話，所以在說自己時，也好像是在勸說別人：“來，我們多吃幾口，咱們數數。”
他費力地嚥下一口，嘴裡念叨著：“一！”又咽一口：“二！”……“三！”……這樣數數吃飯，到12月13號，總理最後數了兩個數，嚥下兩口食物，從此就無法進食了。
到這時，總理先後共做了13次手術。
“13”在西方被視為凶數。
周恩來曾對美國人巧解“13”。那是尼克松總統訪華，到上海時，下榻於錦江飯店。
尼克松夫婦被安排在15層，基辛格在14層，國務卿羅傑斯和其他官員住在13層。
總理去看望羅傑斯及其助手們，當電梯在“13”處亮起紅燈時，突然想到西方人最忌諱13。果然，他走進羅傑斯的套間時，發現這些美國官員正在為“13”而生氣，與周恩來寒喧時也笑得不自然，房間裡鬧鬼一般。
總理聊了聊美國乒乓球隊來訪的事後，話鋒一轉說：“有個很抱歉的事我們疏忽了，沒有想到西方風俗對'13'的忌諱。不過，你們來到東方，我們中國有個寓言，一個人怕鬼的時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裡不怕鬼了，到處上門找鬼，鬼也就不見了……西方的'13'就像中國的鬼。”
美國人都笑了，不安和氣惱也頓時全消。
然而總理這次巧合了“13是個兇數”，他不能自己進食了，由陳醫生配製高熱量高營養的流質食品往胃裡灌。他不但臥床，而且無法坐起來，身體下部插了七八條管子，輸液、輸血、排液。他身體下部的膀骯等部位整個爛了，但頭腦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輪流給他讀一些國際簡報、國內動態和參考資料。也讓他聽廣播。
葉帥仍然是天天來。總理剛臥床時，他常常與總理一談就是3小時。
經月之後，談話減到2小時。
到12月，總理已經不斷高燒，談話越來越艱難。記得12月20日他約羅青長來談對台工作，詢問在台老朋友的情況，沒談多久就昏迷過去了。
天天來的仍然是葉劍英。一天又一天，周恩來的聲音越來越微弱，葉劍英越坐越貼近周恩來，談話的時間也越來越短，連一小時也無法堅持。
終於，周恩來難以再說出聲了。這時，葉劍英仍然堅持天天來，來了就緊貼周恩來坐下，輕輕握住周恩來的手，他們你望著我，我望著你，嘴唇一樣地顫抖，眼裡一樣淚光閃爍，一樣地說不出話，就那麼望啊望，望啊望……那種情景，那份情誼，任你是鐵打的心腸見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門外失聲痛哭。
我還記得他們最後一次交談的情景，葉帥叫我們都退出，無論是送水送藥，不按鈴不許進。
在門外，我們偶爾能聽到葉劍英的聲音，其實主要是他講，周恩來要講出一句話是很困難的，就是講出一句也非得貼近耳朵去才能聽見。葉帥的聲音裡，我聽清了“鄧小平”、“中央”、“軍隊”等單詞。
葉帥從病房出來後，把我和小高召喚到身邊、聲音很輕、嚴肅吩咐說：“你們倆都準備好紙和筆，24小時在總理身邊，一刻也不能沒有人。總理原則性很強，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悶在心裡不講，特別是對中央裡的某些人，在最後時刻有什麼內容要發洩，你們一定要記下來……”
看來，葉帥同總理談話，沒能叫總理對某些大事留下態度和看法。他不可能天天守在總理身邊，我跟高振普，喬金旺輪替守護總理。然而，總理組織紀律觀念極強。鄧大姐也天天來看望，他們互相望了很久。
總理說：“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
鄧穎超點點頭，說：“我肚子裡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
這個場面給我留下印像很深。 7年後，鄧穎超曾撰文寫到這件事，表示她要和周恩來一樣，把沒有說的話“永遠地埋藏在心底”。
事實確實是這樣，我和小高每時每刻都有一人守在總理身邊，每時每刻都準備著抓筆記錄，然而周恩來的嘴始終緊閉，在最後的幾天絕口不再談政治現實。
在他逝世後，我和小高將雪白雪白的紙交給葉帥。葉帥拿到這張滴墨不染，無聲勝有聲的白紙就哭了。他訥訥一聲：“他一生都是顧全大局……”
周恩來在最後的日子裡，不但有最後最重要的“政治遺言”，即在四屆人大上提出本世紀末初步實現四個現代化，有最後一次合影，最後一次會見外賓，最後一次參加毛主席召開的政治局會議等等，而且有一些最後的“要求和希望”。
月初，總理吃東西已經十分困難。每想到總理這一生的艱苦自己，委屈自己，辛勞自己而又極少有什麼享受，我們心裡就難受得不行。幾乎每天我們都要問幾遍：“總理，你想吃什麼就說。”他總是搖頭。
一天，總理忽然講話了，像是自言自語，又像說給我們聽：“要是能吃到桃子就好了。”
那一刻，我的心忽然顫動了一下，往事立刻浮出腦際。抗戰勝利，為爭取和平，我跟隨周恩來奔波於延安和重慶之間。那時毛主席剛發表過文章，說抗戰8年，蔣介石躲在峨嵋山上，現在抗戰勝利了，他要下山摘桃子了。周恩來給警衛戰士們講解形勢和這篇文章時，曾說：“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實，勝利的果實。這是最好的比喻。”
建國後，總理不分晝夜地操勞，他一生“植樹”，卻不肯享受“果實”，在生命快要結束時，才提出吃一口桃子，我們怎麼能不滿足他老人家的心願呢？
可是，正當深冬，哪裡去找桃子？那時不像現在這樣有保鮮的條件和力量。我們幾個陪護的同志商量一番，不約而同想到罐頭，馬上去買了兩筒。每簡裡有兩個桃，切成了四瓣。
“總理，沒有鮮桃，我們買了桃罐頭。”大家歉疚地報告。
總理望著桃罐頭，臉上浮出一層淺笑，聲音微弱地說：“好，很好。”
我們餵總理吃罐頭桃。他吃得照例很慢，一點點咀嚼吞嚥。好不容易吃完一瓣就想停止。我小聲說；“總理，吃一個完整的果實吧？您講過的，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實，勝利的果實。”
總理嘴角漾出一絲微笑，緩緩說：“你還記得。好，我們吃個完整的。”
他盡了最大努力，又吃下一瓣罐頭桃，正好是一個完整的果實。
幫總理擦嘴時，我心裡又欣慰又酸楚。欣慰總理終於在最後享受了勝利“果實”，酸楚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享受得太晚了，是在人民吃過鮮桃之後，一時吃不完的製成了罐頭，他才最後享受一口……可是總理還對我們說了一句：“謝謝，謝謝你們。”
隔兩天，總理又問：“有沒有六安瓜片茶？我想喝點六安瓜片茶。”
這一次我不明白是為什麼？小高和喬金旺同志也不明白，這種茶並非什麼名茶，也沒有什麼典故，總理怎麼會想起要喝這種茶？
但我們還是照總理的希望，為他買來了六安瓜片茶，質量雖不算好，總算滿足他老人家的心願，不濃不淡地替他老人家沏了一杯。
總理不是喝茶，是品茶。他呷一口，細細品味；一小口一小口地呷，不時咂咂嘴。
他的臉上是一副含情脈脈，神思悠悠的容色，兩眼眨動著，一閃又一閃，彷彿見到了思念中的人。
一杯茶終於喝完了。我們都帶著肅穆的神情問：“總理，您在想什麼？”
“我想起了葉挺。”總理不看我們，彷彿仍在望著那位思念中的人，聲音輕柔，像是怕驚醒一個甜美的夢：“抗戰開始不久，葉挺將軍任新四軍軍長時，送了我一大筒六安瓜片茶……”
這以後沒幾天，總理就無法自己進食了。
快過元旦了。望著總理頭髮蓬亂、鬍鬚滿臉的憔悴樣子，我們悄悄商量。俗話說：
“有錢沒錢剃頭過年”。總理一生像珍惜生命一樣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國人民精神面貌的儀容，怎麼也得為他老人家理個發，修修面再過新年啊！恰好北京飯店朱師傅也第三次捎信來，堅持要在新年前為總理理個發。
號這天，當總理從昏迷中醒來時，我們附耳小聲勸說：“總理，要過新年了。朱師傅已經幾次捎信來，就讓他給你理個發吧？”
他用沉思的目光望著我們，良久，嘴唇開始微微翕動。他實在難以說出聲音了，靜得落根針也可以聽到的病房裡，我們仍需把耳朵貼近他唇際才能聽清：“不，不要了。
我這個樣子……不好再見人。老朱，他，他看到我這個樣子，會、會難過……”
我們驀地扭轉臉，淚水又奪眶而出。
我們天天守在總理身邊，對變化感覺還不是很強烈，如今聽他一說，立刻想到他不久前還英武瀟灑的神姿和風度翩翩的舉止。可是，一覺醒來，他已是鬚髮灰白蓬長，面容瘦弱憔悴，整個身體都抽縮了。他眼窩深陷，皮膚鬆弛灰黃……他再也不照鏡子了，我們也不叫他看到自己的臉。
朱德、小平、先念等中央首長都曾多次來看望周思來。當時中央規定，只有政治局委員以上的領導才能來看望。但是，許多曾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見總理一面不可。鄧大姐後來同意了。但要求只許大家見總理，不能讓總理看見大家。這也許違背周恩來不讓別人分擔痛苦的考慮？這些工作人員被安排在周恩來昏迷之時來見一見，嚴格規定不許哭。
可是，怎麼可能呢？這些工作人員被領進來，都是由我們帶到床尾立住腳遠遠望一眼。這一眼他們就全驚呆了，他們所熟悉的總理突然之間不見了！我看到沒有一人能例外，都是全身一震，便猛地用手摀住了嘴，淚水頓時進射而出！有幾位女同志踉踉蹌蹌，是被我們攙扶出去的。打擊和刺激太大了，沒出大廳就全哭倒在地。無論怎樣批評、勸說，甚至呵斥都無法阻止。唉，且不說她們只是未經過大磨難的女同志，難以承受，就是身經百戰，歷遭磨難的李先念同志，出了病房也淚如泉湧，哭出聲來，悲不能止。
老帥們也都來看望了周恩來，都是在周恩來昏迷之際，立在床尾默默地望著，像雕像一般，大顆大顆的淚珠溢出眼堤，在睫毛上顫動，接著撲簌簌滾下來，落地有聲！
年元旦，毛澤東的《重上井岡山》、《鳥兒問答》兩首詩發表後，周恩來從昏迷中醒來時，恰好在廣播裡聽到了。他讓我們去買來詩詞，元月2號我們又為他讀這兩首詩詞。讀到“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時，他嘴角綻出幾絲笑紋，甚至可以聽到隱隱的笑聲和訥訥聲：“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這是我見到的總理的最後一次笑。
這次笑很短暫，膀胱癌和腸癌的劇痛很快又使他抿緊了雙唇。我們收起詩詞。他雖然痛得額上沁汗珠，仍然堅持著示意，讓我們將詩詞放在枕邊。
後來，他又看過幾遍這兩首詩詞，也叫我們念過。他去世時，這兩首詩的小薄冊就壓在他枕頭下。這是周恩來一生中最後看到聽到的兩首詩詞。
都說癌痛是超過任何肉刑的劇烈持久的疼痛。現實生活和文學描寫中，我曾看到過許多掙扎在痛苦中的人：有的呼叫，叫聲淒厲慘絕；輾轉翻滾著掙扎。有的咬破牙床嚼爛舌頭，一任淚水橫流，頑強地不呻吟一聲。有的瞪著兇野的被痛楚折磨得變了形的眼睛，號哭怒吼著乞求別人幫忙結束自己的痛苦和生命…”
周恩來不同，始終靜靜地躺在那裡；昏迷半昏迷時，他會發出輕微的呻吟，但是清醒後，絕不發一聲呻吟或流一滴淚。如果你正注視著他，那麼，劇痛襲來時，他甚至不肯抽縮一下身體。他怕給別人帶來痛苦的影響。
然而，劇痛襲來，完全沒有反映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預感到有大的痛苦到來，周恩來的臉色陡然變成陰沉灰黃，轉瞬間又泛出黯紅，汗水一下子便冒出來，顆顆有綠豆大，顫動著凝聚匯合，接著便小河一樣淌下來。他的眼光時而迷離黯淡，時而閃爍逼人，迴避開周圍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什麼。在一次次的屏息忍耐之後，那鼻翼便顫抖著張大，嘴唇也小心翼翼盡量不引人注目地咧開一條縫，喘息幾口，很快又復屏息閉氣，用超人的毅力去換過那陣新的更持久的兇猛的劇痛的浪潮……他不哼不流淚，哪怕是抽縮著臉孔咧咧嘴呢？他永遠不會在人前目光下有這種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周總理。
元月3號，總理一天基本都是處在昏迷中，偶爾醒來也默默無言。
元月4號，總理從昏迷中醒來，眼睛閃了一會，忽然翕動起嘴唇。我們在場的同志馬上都圍攏過去。
他用細微的難以辨清的聲音訥訥詢問：“主席，主席身體怎麼樣？”
“沒有大的變化。”醫生小聲報告。
“董必武呢？”
“董老還好。”
“劉帥，劉帥，身體……”他突然屏住了聲，瘦骨粼粼的手一下子握住了醫生的手，這是下意識的動作，是劇痛襲來的原因。他在顫抖，在出汗。我們一邊替他擦汗，一邊勸他：“總理，你疼就叫出聲吧。都是自己人，你哼一哼也會疼得輕些……”
他不叫也不哼，好不容易透過一口氣，卻以驚人的意志清晰地說出一聲：“哎呀，你手……怎麼那麼涼呀？”
他好像不是痛得抓住醫生的手，好像是為了試試醫生的手涼不涼？唉，我們的總理，身陷如此痛苦絕境仍然要掩飾自己，仍然不願叫別人為他的痛苦而痛苦！
但是，他已經瞞不了我們也瞞不過自己。我們在流淚，他在戰栗；整個病房都能感覺出總理體內那痛苦急驟的節奏，那衝撞交鋒的波瀾！
“吳、吳醫生，打、給我打一針……”總理髮出令人窒息的請求聲。每當他再也無力掩飾劇痛時，他總是這樣請求。
鄧穎超每天都來看望周恩來。這次她實在看不下去了，聲音顫抖地對卞醫生說：
“這麼痛苦，太難受了，他太難受……”
鄧穎超後來曾表示有條件地贊同“安樂死”，與總理逝世前所遭受的難以想像的病痛折磨對她所造成的刺激有直接關係。
卞醫生含淚說：“大姐，總理太重大了，多活一天對黨對國家對全體人民都有重大利益，哪怕是一分一秒都有著重大意義……”
葉帥也是這麼說的。
醫生替總理注射了杜冷丁。片刻，總理稍稍喘息平穩。他兩眼淡漠地望著天花板，像是凝思。忽然，那眼裡閃了一下亮，轉向我們：“拿、拿《國際歌》，放、放一放……”
我們忙找出《國際歌》的歌片，為他播放。當那磅礴的旋律盈滿一室時，總理的嘴唇分明在翕動，在吟唱！
這是總理生前最後一次聽歌，最後一次唱歌。這支歌是《國際歌》。
連放三遍，總理對守在身邊的鄧穎超說：“我堅信全世界共產主義一定能實現。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他講這個話的聲音很細微，給我的震動卻很大。他已近彌留階段，最後唱這支歌，顯示了真正不移的信仰。人生盡可信仰不同，能夠為信仰奮鬥終生，奉獻一切，那麼，就連他的敵人也會為他的人格肅然起敬。許多資產階級政治家、理論家、學者，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在周恩來死後，也對他表示了極大的哀悼和敬意！
年1月5日至7日，周恩來基本處於彌留之際；他多數時間昏迷，偶爾睜開失神的眼睛也沒說什麼事情，彷彿已經停止了思維。我和小高也停止為他讀報讀文件。
日那天，在我值班的24小時中，病室裡一直很寧靜，除了定時為總理做例行的維持生命的醫療，沒有其他大事。當陳醫生按時將配製好的高營養高熱量的流質食物輸入他胃中時，我靜靜地在一旁看。我的淚早已流盡。病房裡很清潔，四周圍是那麼靜，那麼靜……晚11時，周恩來忽然睜開了眼。這種睜開眼的時間越來越少，每次睜眼的間隔時間越來越長。他凝視著，竭力聚集渙散的眼神。我們都貼近過去。
終於，總理眼裡進出一星火花。這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目光閃爍。
他認出了我們之中的吳階平醫生。
“我這裡，沒什麼事了……”總理緩緩地，聲若游絲地說：“我，一個人，你們……管全局，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裡，更需要你們……”
總理又昏迷過去。這是他一生講出的最後一句話。
月8日晨，早8點，小高像往常那樣準時來接班。
做了簡單的交接，我準備離開了。在門口，我像每天那樣回頭再望一眼我一生為之服務的總理。
他仍在昏睡。唉，他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特別是近10年中，天下大亂，他平均每天睡不到3小時。什麼叫全心全意？什麼叫嘔心瀝血？什麼叫不知疲倦？什麼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總理身邊一站你就全明白了……我早已哭幹的雙眼忽然又潮濕起來，緩緩扭轉頭，輕輕掩上門，慢慢朝樓上休息室爬去。
躺下不到l小時，似睡非睡之際，樓道裡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傳來，來得匆促慌迫，我的心本能地一陣抽縮顫栗，立刻清醒了。我想跳下地，想喊，可是被一種不祥的預感緊緊握住了，一時竟動彈不得。
“衛士長，衛士長！”小高旋風似地捲進來，臉色煞白，緊張使他把兩肘緊夾在肋旁，聲音完全變了調：“快，總理、總理不好……不好了！”
我像被抽了一鞭，從癱軟中一躍而起，提著褲子就往下跑；心臟忽爾抽縮凝固，忽爾膨脹滾翻；腦子忽爾一片空白，忽爾萬念躍動，就這麼一口氣沖進了周恩來的病房。
醫療組的全體人員都集中來了，整個房間一片混亂，緊急槍救已經開始。屏風移開了，活動床頭也卸掉……“怎麼了？怎麼樣？”我失去了主張，小聲訥訥著，瞪大受驚而失神的眼睛望望這個，又看看那個。沒有人理睬我，個個擰緊了眉頭；我也插不上手，不知能幹什麼，廢物似地僵了半天，上下顎骨呷呷地抖顫不止。
片刻，我冷靜一些，心神回歸，看清病床旁只有幾名專家，其餘20來個專家醫生已經稍稍後撤，環繞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標誌，忙湊到示波器那裡去看心電圖。
還在跳！我的心剛一熱，馬上又涼：怎麼不跳了？隨即又熱起希望：又跳一下！ ……這是怎麼回事？往常的心電圖不是這樣。我驚疑地看醫生們的眼色，又看看屏幕上那條“脈搏”；我看到有人開始悄悄搖頭，看到那“脈搏”越來越弱，越來越緩……“總理，總理！”張醫生一直摸著總理的脈搏，連連呼喊著。那一瞬間，我簡直懷疑自己的眼睛了。用力凝視，沒錯，總理競睜開了眼！
“總理，”張醫生喊叫著說：“讓謝榮給你插個管子，把痰吸出來行不行？”
張醫生的大喊大叫，奇蹟般從總理的神經裡喚來了反應，他真微微點了一下頭。
可是，馬上又閉上了眼。當北京醫院麻醉科主任謝榮準備插管吸痰，加壓給氧時，心電圖忽然嘟嘟，化作了一縷不再起伏的遊煙……“總理！”我受了巨大的緊張恐懼所驅迫，離開示波器，衝到周恩來的床邊，一把抓住他的手，好像在抓著一個最偉大美好的生命，怕被別人奪走。我要儘自己一切力量拖回這個生命。
“總理，總理！”我叫著，手掌卻鮮明地感覺到他的手指涼硬了，那麼快，那麼突然。我慌極了，摸著，撫著，想把那手指溫暖回來，卻發現總理的整個手掌都在剎那間變涼變僵，並且退潮一樣迅速涼到了胳膊。我急紅了眼，仰起頭，惡狠狠瞪著醫生吼：
“怎麼了？大夫！大夫！快呀、快!總理的手涼了！……”
我一邊吼，一邊匆匆地追踪總理的溫暖。我的手已經追到總理的肩胛，我絕望地叫了一聲：“張大夫，涼到肩上了！你快點呀……”
張佐良沉重地搖搖頭，發出一聲淒涼的嘆息：“不行了……”
我癡痴地睜大著眼睛，暈了；一切都像夢中，一切都浸入一種幽藍的朦朧中，一切都在飄浮顫動。我聽到陳醫生那極輕微又極宏大，極遙遠又極近切的聲音：
“35、36……48、49……停止！”
四周圍陡地靜下來，世界徹底啞了一般！
我從來不曾遇過這種場面，茫然回顧：“什麼？什麼停止？……”這聲音只有我自己能聽到，我的嘴早已不會說話了。
驀地，我看清一圈脫帽肅立的人，一圈低垂的頭。
“停止、停止……”我的眼前模糊了。什麼東西溢滿了眼眶，絲線一樣從眼角掛下來，連綿不斷。當我喘過一口氣時，便鮮明地感覺到，股巨大的錐心般的痛楚衝撞而起，迅速發散到全身。 “總理——！”
我放聲大哭，病房裡所有的人都放開了悲聲。
年1月8日9時57分，我們從心底熱愛的總理離開了我們。
鄧穎超在秘書趙煒陪護下已經趕到，汪東興也趕來了。鄧大姐在流淚，卻克制自己沒有哭出聲。她的堅定剛毅使我沒有被哀痛壓垮，很快又投入了周總理的治喪工作。
我給北京飯店的朱師傅掛了電話。
朱師傅對總理感情極深。建國後，周恩來一直是到北京飯店理髮、刮臉，很少麻煩朱師傅到家裡來。他願意在飯店裡走動走動，和同志們見見面，聊聊天。不只是見見飯店的各級領導，還有各方面的服務員，都要走動著見見面，打招呼聊天。飯店裡所有的同志都與總理有一種特殊感情，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全國大亂，唯獨北京飯店沒怎麼亂。飯店裡的老職工們，至今提起週總理，沒有不掉淚的。
飯店裡是由朱師傅和小關負責給總理理髮刮臉。這次整容，又把他們倆請來了。加上北京醫院的韓醫生，一共三個人。
三位同志哭了一路。見到總理時，再也壓抑不住，一起大放悲聲，哭得天昏地暗，誰聽了都受不了。特別是朱師傅，哭壞了，感情太深，受刺激太大，從那以後身體全垮了，不大能上班了。他要辦退休手續，飯店裡捨不得，沒同意，說他手藝高，為中央首長服務一輩子，是功臣，讓他一禮拜來飯店走一趟，指導指導年輕人。
總理逝世當天，鄧穎超即向中央提出三條要求：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不保留骨灰。
李先念一聽這三條要求，急了，含著淚說：“不行，不能從總理這兒開這個頭，全國人民決不答應的。”
“先念同志的意見對。”鄧小平說，“人民不答應，遺體告別和追悼大會要搞，否則沒法向全國人民交待。”
絕大多數中央領導同志都不同意鄧大姐的要求。鄧大姐說，這三條是她和總理生前約定好的，她要對總理負責。中央領導們都堅持說，他們要對人民負責，有的領導同志還提議：“骨灰可以撤到全國土地上，但也應保留一部分，放在八寶山。”
鄧穎超堅決地說：“一點也不保留，我和恩來同志早已有約，他最擔心我實現不了他這個要求。我們誰也不留骨灰，不能留！”
這一點我是清楚的。那是1975年9月，總理最終臥床不起的前夕，總理曾對大姐的秘書趙煒講起他死後骨灰的處理問題。趙煒聲音都打顫了：“總理，您不要談這個事，不要，您不會，不會的……這麼早談這種事對您治病沒好處。”
“你不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人總是要死的，這有什麼？”總理批評趙煒，然後坦然說：“我和大姐在10年前就約好了，死後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證得了我的骨灰全撤掉，這得由中央決定。不過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前面，我是可以保證她的；我先死了，大姐的骨灰你保證不了全撤掉，但你可以反映她的要求……”
現在，中央領導和鄧穎超議論後，決定互有妥協。遺體告別和追悼大會要進行，骨灰不保留。
早在1975年12月下旬，醫生就向我交底，說總理病情惡化，讓我們作些準備，包括逝後穿的衣服。我和高振普商量來商量去，決定還是尊重總理生前一貫的衣著作風，不再做新衣。
我們把商量結果請示鄧穎超，鄧大姐說：“這個決定對。就照你們商量的辦。”
總理逝世後，我們拿了總理生前穿過的襯衣襯褲，法藍絨中山式製服替他換裝。這件中山裝是總理在基辛格訪華前夕經我們一再陳述道理才做的那身衣服，也就是人們所熟悉的總理側身坐在單人沙發椅裡照的那張像片上的衣服。這件衣服已磨起毛邊，負責整容的韓醫生一接過去就皺起了眉頭。
“還有沒有新衣服？”他沉下臉問。
“沒了。這是最新的一件……”
“你們怎麼搞的？啊！”韓醫生髮火了，朝我們瞪起眼睛：“為什麼早沒準備？不是告訴你們準備嗎？”
我垂下了頭，難過地說：“我跟小高商量過，尊重他一生的習慣和喜好。大姐也同意我們的選擇，總理最後幾年一直是穿這件衣服……”
韓醫生眼裡淚水盈眶，好半天才喃出一聲：“如果人民怪我們呢？”
“不會怪。”我堅信不移地說：“這是總理的意志。”
瞻仰遺容時，總理穿的就是這件衣服，後來火化，總理穿的也是這件衣服。
周恩來逝世時，胸前佩有“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像章，枕下放的是毛澤東詩詞。
他對毛澤東的感情深厚真摯，始終如一。但是，在他病重和病危期間，毛澤東情況也很不妙，也為重病纏身，所以一次也沒有來看望過周恩來。前面講過，建國後毛澤東只去過一次西花廳。就我所見所知，他就看望過總理這麼一次。至於其他中央首長，有些他一次也沒去看望過。他喜歡和民主人士建立私交，與黨內乾部基本只保持同志關係，極少有私人交往。
周恩來臥床不起後，特別是他病危後從昏迷中醒來時，曾幾次撫摸毛澤東像章和詩詞，曾多次詢問毛澤東現在住哪裡？身體怎麼樣？每逢這時，我心里特別痛苦。如果毛澤東對黨內同志也多些私人交往私人情誼，如果他身體能好一些，如果他能到總理病房看一眼，在總理病床旁邊坐一下，對於他們幾十年的戰鬥友誼，對於我們的歷史，都將是多麼感人的一筆啊！
周恩來的追悼會，毛澤東沒說參加也沒說不參加。當時是做了他老人家參加的準備。
他走的路線、乘坐的電梯、輪椅都作了認真仔細的安全檢查。
鄧大姐一直在等候、盼望毛澤東來參加。
小平同志也一直在等候、盼望。
中央領導同志們及我們所有參加追悼會的人都急切而惴惴不安地等候盼望。
快到點了。負責主席安全工作的張耀祠同志再次上下電梯做檢查，做準備。
過點了，毛澤東還沒來。汪東興只好給毛澤東家裡打電話。那邊說，主席不來參加了。
追悼會這才開始。
毛澤東那時已站不起身，他不願意讓人看到他舉動艱難，離不開輪椅。他講話也不行了，只能由工作人員從他的口形和表情來揣摸。他不來參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月10日、11日．各界群眾向周恩來遺體告別。世界上再沒有這樣深摯的哀痛，哭喚聲令天地變色，神鬼齊哀。圍繞安臥在鮮花叢中的周恩來的遺體，群眾的淚水把地毯灑濕了一米多寬的一圈。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一例！
日下午4點40分，周恩來的靈車徐徐開向八寶山。十里長街，幾十萬群眾的哭聲驚天動地。同時間，全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濺滿了8億人民的痛淚。
月12日上午，鄧大姐約高振普、趙煒和我三個人，談把總理的骨灰往哪兒撤？她說：“黨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來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請求，我得到這個消息後很高興。
這件事還得依靠支部，不要驚動更多人，也不麻煩上級組織了。你們到北京附近有水的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撤骨灰？ ”
在我們這個支部裡，我擔任支部書記。鄧大姐在這次支部會上，確定我捧骨灰盒，負責完成撤骨灰的任務。
年1月14日下午6點30分，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裡，群眾的弔唁活動結束。鄧大姐由兩名青年攙扶著走進靈堂，手捧周恩來的骨灰盒向大家深情地說：“我現在手裡捧著周恩來同志的骨灰，向在場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謝。”
話音未落，悲聲慟天。大家向鄧穎超湧去，號哭之聲憾天搖地，淚水如雨如潮。
月15日舉行了周思來的追悼大會。同時間，北京市民自發地湧向天安門廣場，幾萬個花圈簇擁著人民英雄紀念碑，組成一個碩大無比的花壇。那碑文是毛澤東草擬，周恩來題寫：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當晚8時，我和高振普從鄧大姐手中接過總理的骨灰盒，同治喪委員會的兩名代表一道，登上飛機，執行撤周恩來骨灰的任務。
那一夜，天空格外清澈，繁星圍拱著明月，靜溫無聲地閃爍著，俯瞰著神州大地。
飛機隆隆地起飛了，從8點到12點，飛遍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我們一捧捧地播撤下總理的骨灰。在高空風裡，骨灰瞬間即渺，無影無踪。但我卻能看到，那是總理的一腔熱血，他造福人民的美好設想，他對人民對國家對黨和領袖的全部深情，飛燃起一道長虹，跨越了整個的中國大地。
他走了。他留給這個世界的太多，索取的太少，所以，他必然會在這個世界上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