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力（1840~1918），出生於愛爾蘭利默里克縣一個警官家庭裡。 19歲即進愛爾蘭警察機構工作，一干就是17年。 1876年開始轉做地方行政官。 1884年赴巴哈馬任總督，1887年調加拿大紐芬蘭任總督，被封爵士。 1889年改任牙買加總督，任期兩次延長，近10年。 1898年出任香港總督。 1903年11月，任滿離港，赴錫蘭（今斯里蘭卡）任總督，直至1907年。 1918年去世。
卜力離任後，新督來港前，由輔政司梅含理任署理港督。
1898年6月，英國加強在中國南部的侵略，取得新界租借權99年，侵占中國領土面積增加了376平方英里，將英國管轄的香港地區擴大了10倍。佔去耕地4.5萬英畝，人口10萬。 1898年，是香港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
卜力上任後，即奉命接收新界，但受到當地中國居民的堅決反抗，英軍只有強佔，遂釀成“錦田喋血”事件。
卜力任期內，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香港成為八國聯軍進攻中國的總後勤站。
1900年，颶風襲擊香港，英艦“山托派”沉沒，另有10艘輪船、貨艇110艘沉沒，數百人喪生。 1901年，香港發生第一次大水荒，持續到第二年水荒威脅仍未解除。
1898年6月“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之後，港英政府並沒有立即接管，主要是他們對新界的情況不很熟悉，而且當地人民理所當然地不能接受。港英當局需要時間準備。他們用重金賄賂新安縣知縣盧煥，從他那裡得到許多新界的資料；英倫方面，也提供各項文件，並通知英國駐廣州領事予以配合。直到“專條”簽署半年之後，英國殖民地部才電令卜力接管新界。 1899年1月，香港英國當局開始組織準備“接管”新界。
第十二任卜力英國外交部於1898年12月擬定，於1899年2月正式接管新界。殖民地部擔心到時未能製訂好各項政策，命令卜力同竇納樂保持聯繫，必要時可推遲幾個星期。港督關心土地投資商知道推延時，再次抬高公用土地的地價，所以希望盡快接收。 3月卜力向英政府匯報了港人的不同反應。他說：“主流是友好的，但是，后海灣那邊的民眾名聲不好，在升旗時有必要使用適當武力。”他判斷錯了，他低估了民眾的不滿和反抗情緒。不平等條約，是腐敗無能的清廷簽訂的，老百姓從來不接受。英國殖民主義者要實踐條約，還得用武器同群眾打交道。
卜力報告中所說的，“后海灣那邊的民眾”，指的就是錦田。錦田，是個美麗的地方。鄧氏家族從宋代起即在這裡披荊斬棘，從事耕種。原名“岑田”村，取山下田地之義。經過百姓辛勤耕作，樹木茂盛，田園綠翠，阡陌縱橫，婉如錦繡一片，遂改名“錦田”。村分南北兩圍，吉慶、泰康屬於南圍。圍者，高大圍牆也，外有溝壑，防盜之用。圍牆出入口，設有大鐵門，設計堅固美觀，亦為防盜所用。世代在此安居樂業的鄉民，眼看自己的家園要被英國侵占，情緒激憤，準備誓死抵抗。 gfhfghfghgf
港英當局的第一項部署是，1899年3月24日，港府警察司梅含理在大埔選定了一處地方修建警署。梅含理回港報告，得到總督卜力的支持。 4月7日，港英政府發出通令，定於17日下午1時，在大埔舉行接受儀式。梅含理帶領警察再赴大埔檢查警署修建情況，村民向梅含理表示反對修建警署。村民說，警署建於該處有礙風水，要求遷移。梅含理不予理睬，民眾非常氣憤，群起圍攻梅含理。港督卜力聞訊立即派兵200多名趕去鎮壓，村民團結奮戰，使警署修建工程無法進行。 4月15日，卜力再派警察25人和香港防衛軍一連增援，抵達大埔時，臨時警署已被村民毀掉，梅含理則被圍在一個土坡上。 16日，卜力派駐港英艦“名譽”號載運一批正規軍駛往大埔東南的吐露港，發炮轟擊，掩護步兵登陸，為梅含理解了圍，中國居民死傷無數。英軍佔領大埔附近的山頭後，駐港英軍司令加和輔政司駱克即進入大埔，舉行升旗儀式，鳴放禮炮，宣讀條約和行政局命令：從1899年4月16日下午2時50分起，新界的中國居民要服從英國管轄。這比預定日期提前了一天，由此，英軍逐步向西推進，沿途不斷遭到抵抗。 4月18日，新界人民二千五百多人在上湧和英軍激戰，挫敗英軍。
5月，英軍大舉反攻，炮轟錦田吉慶圍。鄉民以鋤鍬等為武器，憑藉鐵圍濠河，奮力抵抗。英軍以大砲轟擊吉慶圍的大鐵門，企圖摧毀整個城池，結果，大鐵門被炸塌，攻入圍內，鄉民死傷無數。英軍才算佔領了吉慶圍。英軍進入後拘捕了抵抗的許多鄉民，並且當即拆卸下吉慶圍的連環大鐵門，當作戰利品運回倫敦。 5月14日，英政府下令佔領九龍城寨和深圳。 16日下午，深圳全鎮已落入英軍手中，英軍佈告稱：深圳已屬英國領土，受英國法律統治，兩廣總督已不再管轄此地。 5月26日，港督卜力還想攻占新安縣城，因為兵力不足，才未行動。 11月13日，英軍奉令撤離深圳，回到“專條”規定的界限一邊。
不守信諾
1898年清政府同港英簽訂所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時，在地圖上並不曾有明確規定具體界線，在北界只是劃了一條直線，聲明“待日後雙方派員勘定”。
這一條界限，港英從一開始，就有意“混帳”。
雙方的正式“勘界”，是在1899年的3月間開始進行的。雙方派員實地勘定界限，沿界各要點都豎立木樁，並簽署了一份“香港英新租界合同”，作為“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另一附件。
合同所載經過勘定的界線，主要是新界的北界，即今日經大鵬灣至后海灣，包括深圳河和沙頭角、文錦渡、羅湖等地的一條水陸界線。至於東西南三面，東面止於東經一百十四度三十分的水域，西面止於一百十三度五十二分水域，南面則限於北緯二十二度九分以北，由於大嶼山西端的一角已突出於東經一百十三度五十二分之外，因此在專條上特別附加一句說明“包括大嶼山在內”。
兩廣總督譚鍾麟派出的補用道王存善與港英輔政司駱克勘定租借地的具體界線，豎立木樁且簽署一份《香港英新租界合同》，載明界線的劃分之後，關於租金問題，駱克隻字不提。港英方面在拓界談判時曾表示：“可待爾後商議”。據此，劃界完畢，中國代表王存善提出，“新界的租金多少？”英方代表駱克答稱：“我不知道，我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德國政府償付租金？俄國政府的旅順呢？”租金一事也就如此不了了之。
當年港英和清政府雙方勘定界線時，對於水面的界線，由於港英曲解“潮漲能到處”一句，雙方解釋不同，又發生爭執。 1901年，英國駐廣州領事，曾根據港英政府的意見，照會當時兩廣總督陶模。原照會稱：
“關於新租界水面英國之權可至何處一事，現準香港總督來文內開，本港政府並不以為英權可至流入海灣之河港與流入租界深圳河之河港。但可至各海灣水盡見岸之處，與深圳全河至北岸之處。至於流入各海灣及流入租界深圳河之各河港，本港政府甚願於各該河港口，由此岸水盡見岸之處，至對岸水盡見岸之處，劃一界線為英權所至之止境等因。本總領事查香港總督文內，有深圳全河至北岸一語，自是指租界內之深圳河至陸界相接之處為止，相應照會貴部堂查照，量貴部堂亦以為妥協也。”
兩廣總督陶模，收到駐廣州英國總領事轉來卜力有關北界水域界限的補充說明後，將此事報告清政府管理外交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陶模的這道咨文，對於勘界經過，及“潮漲能到處”所引起的爭執，有所說明，並對英領事的照會表示了若干異議。
陶模給總理衙門的咨文說：
“案照英國展拓香港界地，前於光緒二十四年五月間，承準貴衙門將租章地圖諮送到粵，經前部堂譚派廣東補用道王存善，會同香港輔政司駱檄會議勘定在案。惟水界未經詳晰聲明，英員屢謂潮漲能到之處，皆應歸英管轄。以致內港地方，亦時見英差足跡，業經閣爵李前部堂及本部堂照會辯論。前於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接廣州口岸英國總領事官照稱，……查新租界水面，英國所租者，系馬士深圳兩灣及深圳河，其與各該海灣及深圳河毗連之內港，自仍歸中國管轄。
“香港總督謂英權不能主流入海灣之河港與流入租界內深圳河之河港，尚屬公允。惟謂各海灣潮漲能到之處與深圳全河至北岸潮漲能到之處，全為英權所可至，語頗寬泛，易滋誤會。嗣後新租界各海灣與華岸毗連者，應以沿灣水盡見岸之處為界。其劃歸租界內之深圳河，則仍照王道所訂合約，以北岸為界。所有與馬士深圳兩灣及租界內之深圳河毗連各河港，俱以口門左右兩岸相對直線為界。以此詳細聲明，則彼此官差人等，自可了然，亦免將來別生枝節……”
封塵百年，鮮為人知的史料，今日抄來，擺在我們面前，中英兩國勘探界線的情景，英國侵略者的貪婪、狡詐、強暴嘴臉，清廷官員的懦弱無能，活靈活現，是一幅生動的歷史教材。有史家論及這段歷史時說：當初在訂立“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時，總理衙門曾有一條奏摺，對於被迫租了地方給人，卻仍保留九龍城內的“治權”，頗沾沾自喜。在奏摺上有句云：“臣等以展租界址與另佔口岸不同，允儀暫租專條，尚可操縱自我，仍留九龍城及原舊碼頭，以便文武官員駐紮，兵商有船往來停泊，及他日自造鐵路根據。”還說英人表示訂立這專條之後，就可以幫助清政府提高通商口岸的稅收，頗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之感。當時群臣昏庸誤國，實在可嘆。
港英政府在九龍城問題上也玩弄條文上的文字遊戲，製造糾紛，侵犯中國權益。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在九龍城仍由清政府保留治權的詞句之後，緊接跟了一句“惟不得與香港的防備有所妨礙”。卜力聲稱，香港界址所以要“展拓”，並不是有什麼“土地”野心，只是為了香港防衛上的需要。至於專條中“惟不得與香港的防備有所妨礙”，沒有具體的規定。專條訂簽不久，港英藉口九龍城的清朝官民，燃放爆竹迎神，驚嚇了城外的“英兵”，說這是與香港的防備有妨礙的行動。於是，用武力強行把當時駐紮在九龍城內的清朝官員押解出境。專條本來是寫得明明白白的事，這完全是狡猾的殖民主義者故意在條文上玩弄外交辭令，蓄意製造事端，擴大地盤，至此，九龍城被港英佔據，取消了清政府的治權。但是，卜力不說強佔，自1899年之後，對外均說九龍城內的清朝官員“棄守”，使九龍城陷於無政府狀態，所以他不得不接管。
在《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英政府同意“議定在所展界內，不可將居民迫令遷移、產業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築造砲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應從公給價”。港督卜力在初進新界伊始，為了減少進駐阻力，也以文告形式向鄉民保證：“你們的商業和地產利益，必獲得保障”。這些文字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但是，墨跡未乾，在英國接受新界之後，港府即於1900年7月公佈《田土法庭條例》，規定在1898年6月9日條約所訂的租約期內，新界的一切土地均屬於政府產業，凡於憲報公佈所定日期後佔有這些土地的居民，便是霸占政府公地，除非其所有之土地經由政府發出官批，或由田土法庭核發其它契據。
同年11月又公佈實施香港法例第一二四章收回官地條例，“不承認土地潛在利益”，即使在收贖土地之前，地價已增漲數倍，收地的“贖金”也不超過每尺5仙，中下等的田地還要遞減。完全違背了“從公給價”的條款。
1902年，卜力又制訂新界管業則例，則例載明：“凡公路、電喉……及關於上述各項公用事業必需之地方，均聽候英國政府使用”，“政府隨時有收贖必用地方之權”。有一位上至祖父下至孫兒，90多年以來一直生活在新界的居民撰文說，港府的“一紙規例，民產價值盡失，尤其官定賤價，否定民產的潛在利益，簡直是立法強搶。”
對於港英政府出而反爾，自食其言，侵犯新界鄉民權益的行為，新界人民非常憤慨，反抗行動不斷發生。為了加強對新界的控制，防止新界人民起而反抗，1903年8月，香港政府又發表公告，有關治理新界的內容如下：“關於治匪工作，現經調遣陸軍分駐一帶要衝，並充實警隊守護力，軍警通力合作，聯隊出任逡巡，並在大埔墟設總警署，敷設電話，與香港九龍各警署聯絡……。關於治民工作，新界全部地方劃分八區四十七分區，鄉村耆老，德望所歸，則委為各區長老，而負約束子弟之責，遇有糾紛事件則予審判之權，同時由輔政司駱克統制監督。”
1899年5月26日，英軍攻占深圳之後，即停止繼續北進，放棄了原來計劃的進攻新安縣城的目標。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卜力感到兵力不足，如繼續進犯必須增加兵力。二是有人指出，進一步侵占中國領土，會給人以英國參與瓜分中國的印象，俄國駐華公使可能乘機攻擊英國政府。三是害怕中國人民的反抗情緒。在攻占深圳之前，卜力於4月28日曾寫道：
從深圳河到東江一帶是中國最動亂的地方，它是“三合會”總部所在地，是盜賊之鄉。統治這樣一個地區需要加派軍隊，大量增加警察，殖民地要增加很大花費。我以為，現在以河為界最好，就算以殖民地的需要來說，也沒有必要再拓展。
面對中國居民的反抗，卜力進退維谷。一方面他不打算收回他的侵略觀點，他認為，只要有效地控制深圳，整個河谷和北面山區都保得住，那麼撤出深圳便屬失策。另一方面，他也自知實力有限，中國群眾的反抗行動給他增加許多麻煩。於是，他放棄了繼續北進，暫時守住深圳，觀察利害。
倫敦方面也表示，同意3月份劃定的界線是新界的邊界。既然如此，就沒有必要再糾纏下去。
這時卜力考慮的是何時撤出深圳英軍才能從中國方面奪得更多利益。因此，英國占領深圳軍隊的撤退快慢，要取決於賠償談判的進展。佔了你的地，要還給你，你得賠償我侵占時的軍事費用。這就是英國人從鴉片戰爭開始以來，一貫的邏輯。卜力要價高，談判拖延很久。
6月13日，卜力接到英國政府交還深圳給中國的通知，這時，卜力還沒有撈到想得到的利益，所以，他藉口說，廣州的動盪會影響撤軍。他在向英國殖民地部的報告中說，香港殖民政府對交還深圳很不滿意。深圳河谷一帶的親英人士也不滿意，“對英軍友善的村莊”擔心英軍撤走後遭到報復。
但是，顧慮到日俄可能開戰的形勢，英軍需要集結於香港，長期呆在深圳會士氣低落。英兵不退，1886年中英雙方商定的十月底之前要遷往深圳的三個海關關卡無法搬遷，對港方海關不便，對走私有利。這時卜力處於矛盾狀態，自知不能久佔深圳，又想在談判桌上取得更多利益，所以只能拖著，既不進，也不退。
在港英國人對於把深圳交還給中國確實議論紛紛。一些英國人仍企圖在深圳建立什麼“合法政權”，有些人說，蓋斯科恩少將的告示已宣布推翻了深圳中國政權，為什麼要撤退？有失面子。有些香港英國人用譏諷的口氣說，“番鬼佬同中國人一樣，都是要錢，為9.3萬元就把深圳賣掉了，他們幹得好呀！”卜力作最後掙扎，他建議由當地土鄉紳、長老在英軍監督下成立深圳政府。
英國政府考慮到形勢的複雜，決定交還深圳，但是，英國殖民地部與卜力觀點一致，拖延撤軍，向中國方面多索取一些利益。直到11月2日，才下達了立即撤出深圳駐軍的命令。 11月13日在深圳附近的上埔軍營士兵集合，22日撤回新界。
一位英國外交人士在形容中英深圳問題的談判時說，這件事是“英中外交關係的一個奇妙插曲”。
作為退出深圳的代價，英國殖民部建議索取10萬元賠款，包括7000元利潤，沙士伯里要15萬元，但如果有更好主意，可以放棄賠款。英國殖民地部對此無興趣，改為要求西江向外商開放。
英國放棄了深圳，香港英國政府卻從別的地方撈到補償。不費分毫就得到了新界境內的中國財產，包括幾個中國海關關口，橫欄燈塔，九龍城寨軍政設施等。本來竇納樂曾向中方保證作價償還這筆財產，中國海關估價為2.2萬元，實際上香港政府預算中並沒有這筆開銷，根本就沒準備償還。
接收中國財產是卜力在1899年6月中想出來的主意，一些建築物被用作港英警署機關。即將離任的九龍海關關長希利要求香港政府付款，卜力拒絕，只給他一紙收據。開始倫敦政府贊成付款，在中國賠款中扣除。 10月底，英國政府鑑於接收威海衛中國財產時就沒有償付，決定依照前例行事。英外交部反對無償佔有，要卜力對建築物估價。沙士伯里同意不了了之，除非中國索償，又當另行考慮。英倫各部門意見不一，拖到次年3月，當時的廣東總督李鴻章要求對接管前的軍事設施估價償還，或者允許中國拆毀建築物，運走材料。卜力得不到退兵補償，於是，藉機聲稱“鑑於女皇陛下政府花費在對付抗拒接收租借地的開銷超過所述建築物的價值，茲建議以此等建築物之價值抵償，不必償還，亦不許中國政府拆除運走。”就這樣，又是不了了之。
卜力，曾先後擔任五個地區，20餘年殖民統治的總督。作為總督，他必須代表英國殖民統治的利益，執行英國政府的侵略擴張政策。所以才有上面介紹的所作所為。但是，作為一個人，又是十分複雜的，多變性的。從卜力的《港督話神州》，我們可以看到另一個卜力。
1909年，卜力出版了《港督話神州》一書，把近代中國及其文化介紹給了西方世界。
中文版譯者余靜嫻對卜力和該書作瞭如下介紹：
布萊克（即卜力）於1898至1903年間，受英國政府委派，出任駐香港總督。期間正值西方列強窺伺中國，清王朝日益腐敗，社會動盪，民不聊生。此時，他走訪了中國大陸許多地區，尤其對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長江、黃河、珠江等大河流域，以及中國南方諸省進行了比較周密的考察，並把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如實地記錄在書中。他以一個西方人特有的獵奇眼光及注重事實的思維定式，對中國的地理歷史、政治結構、社會治理、農業勞動、民族宗教、名勝古蹟、風土人情，對抽吸鴉片、賭博、乞丐幫會等奇聞軼事，以及上至政府官員，下至三教九流的各式人物，進行了極其細膩的描述，使讀者彷彿親歷其境，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作者用樸實流暢的語言娓娓道來，勾勒出一幅幅生動的中國社會生活圖景，在中國歷史畫卷的長廊中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片斷，不僅使讀者增長見識、了解近代中國社會，而且又使人得到歷史趣味感的享受。如作者懷著對中西方文化巨大差異的濃厚興趣，像愛探尋的頑童一般，把敏銳的目光投向下層社會的每個角落，興致勃勃地談論著市井百姓的普通生活——理髮、街頭早餐、婚俗、山上挑擔腳夫、風水迷信、賽龍舟、行業公會慶典遊行等，使本書猶如一面鏡子，向讀者展示了中華文明發展的軌跡。又如書中兩處記載了清朝皇帝按照祖制規矩，一年一度在立春那天率皇子及大臣去先農壇舉行紀念春天開始的祭祀儀式的細節。這種源遠流長的皇帝親自開犁的禮儀，顯示了對當時中國9/10人口所從事的農業的重視。
譯者曾費盡周折，才找到該遺址以考證典禮細節，因眾多的北京人對先農壇和該祭祀儀式渾然不知。感慨之餘，深感布萊克對此描述的史料價值。
西方人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研究曾經發生過巨大的變化。一般說來，17、18世紀以前，他們多以好奇和讚美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在他們的筆下，中國似乎是處於哲人治理下的“模範社會”，因此他們對中國倍加頌揚。然而，到了18世紀後期、尤其進入19世紀，隨著中國國力下降，西方殖民主義者加緊對中國的殖民擴張，他們對中國的研究大多為其殖民政策服務，並採取了歧視和貶損的態度。然而布萊克基於自身的體驗，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事實上，中國的地大物博震撼了來自英倫三島的作者，他以濃重的筆墨描繪出中國壯觀的山川、富饒的江南平原和瑰麗的香港夜景。他以讚揚的口吻描述了中國人刻苦耐勞的美德：“有一項競爭中國永遠不會參與，那就是比誰更懈怠和懶惰。中國的每一位國民都在竭盡全力工作，這個國家保存了完好和強大的實力。”正因如此，才有對土地與河流的充分利用，才有較高文明形式的農業、養殖業以及精湛的手工藝。誠然，對於在清朝專制統治和西方列強威逼下苦難深重的廣大人民，他首先得站在英帝國立場上，處處捍衛其利益，但作為人，他還是發出了同情的哀嘆，揭示了內陸河道尤其是西江上猖獗的強盜搶劫，1903年的廣西大饑荒，中國官員的昏庸，刑法的嚴酷，以及廣大婦女身受封建壓迫，纏足，淪為小妾、婢女的悲慘境遇。
布萊克在書中提到，在古希臘人曾開採過的礦上，現代人移去堆積了數百年的礦渣石頭，結果，下面的土壤中長出了植物，開出了成串的奇異小黃花。這些種子已被石頭壓了數百年。作者由此生髮開去說，“古老中國的胸懷中也潛藏著進步的種子，這些種子長期受到傳統觀念的重壓，不能萌芽。”“而摧殘進步之花的兩座大山是無知和偏見。”他認為，要提取傳統觀念中的養分，不僅予以保存，而且要加以昇華，“才能使真實、純潔、幸福之花開遍整個大地”。他承認，西方人對於中國祇有一孔之見：“普通的歐洲人一提到中國，頭腦中就會浮現出一個未開化、不誠實、充滿爾虞我詐、有過多原罪的國家。”但他經過數年的研究，形成了難能可貴的獨到見解，把古老的中國比作沉睡的東方巨人，相信“中國的甦醒意味著她將要進入世界市場去爭取她應得的全部份額”。他預言，“中國憑藉其強大的商貿實力和巨大的生產力，一定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滿足自身的需求，而且一定會擴展到遙遠的國際市場。”“除了最強的競爭者，所有的人在她面前都會感到膽怯。”試想一下，這是在百年前對封建落後的中國何等的預言！
最後，他以誠懇的語言、真摯的希望為全書作結：“（中國）即將到來的教育體制改革會使人們從對競爭回憶的羈絆中解脫出來，代之以理性的思考，中國一定會隨之成為世界事務中一個有影響力的因素。當那個時代來臨時，讓我們期望：中國和大英帝國之間的關係將是相互信任和良好願望的產物。”
卜力生活在19世紀“歐洲中心論”甚囂塵上的文化氛圍中，其著述自然不免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再加上他對中國國情了解和自身思想的局限性，因此書中論述的某些觀點並不是我們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尤其是有關鴉片貿易的論述，基本上是與事實相悖的。
卜力在“話神州”中說，我在瀏覽1906年揚子江沿岸港口年度貿易贏利報告時發現，該年揚子江沿岸港口鴉片進口量達到62161擔，而鴉片出口量卻達到643377擔……。雖然要係統地調查中國各地區鴉片消費的實際狀況以及鴉片對中國民眾的道德墮落和身體衰退所產生的影響，還極其困難，但是在香港和新加坡已經展開了這樣的調查，並取得了可靠的數據。一些有才幹的人，根據已經掌握的中國鴉片消費量進行了計算，結果表明，禁煙狂熱分子關於適量抽吸鴉片也會造成毀滅性效果的說法，是不嚴謹的，而且也並非來自於周密的調查。自從接到本國政府的命令，我親自對在香港的中國人進行了觀察。香港實際上是個中國城市，在那裡，每個男子只要有購買力，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抽吸任何劑量的鴉片。我本人觀察所獲得的感受，與上述那些經過徹底調查所得出的結論是相符的。中國廣大民眾十分貧窮，只有通過持續不斷的辛勤勞動，才能養活自己和家人。幹完一天的活以後，苦力中極少數沉溺於鴉片的人就會跑到鴉片館去，在那裡買了一丁點兒的鴉片，坐到一條長板凳或躺在一張睡榻上，就抽起來。有時一個人抽，有時與朋友一起抽。在後一種情況下，他們躺在一盞小油燈的兩旁，一邊聊天，一邊樂滋滋地抽著。 “既然人們知道了港口城鎮苦力的勞動令人精疲力竭這一事實，人們就會明白，過量抽吸鴉片顯然會使人淪為抽鴉片成癮的遊手好閒者和乞丐；但是反之亦屬實情，因為地球上再沒有其他城鎮的百姓會比中國的百姓更勤勉，更能乾了。
最近，由總督委任某調查委員會。調查了包括各個社會階層在內的75位證人，其中21位由主張禁止鴉片的社會團體提名。調查提交了一份由342個段落組成的報告，我從中選摘了下列段落：
我們堅信，沾染抽鴉片陋習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人中間普遍表現出了基於人類本性的、具有某種嗜好的傾向。
缺乏家庭的溫暖舒適，繁重艱苦的體力勞動，與家庭斷絕了聯繫，以及就馬來亞勞動階層而言，缺乏任何形式的有益於健康的消遣活動，這一切都使勞動階層易於沾染某種形式的放縱行為。這種形式既有鎮靜作用，又使人在經常的實踐中必然處於放鬆狀態，因而對中國人具有極強的吸引力。
從調查過程中得知，在經營中國人壽險方面有相當經驗的人壽保險公司，樂意在其他條件相同的狀況下，為每天抽116格令煙土的中國人保一等人壽險。 116格令可絕不是個小劑量，我們得知，保險公司敢於承擔這項風險是不無道理的。由此看來，按照那些極為恰當的理由來判斷，抽鴉片的習慣對於人的一生所產生的作用微乎其微，甚或沒有任何影響。況且，也沒有什麼證據擺在面前，能使我們有理由去接受相反的觀點。
我們認為，所獲的證據傾向於證實我們已經形成的觀點，這也是我們調研的結果：抽鴉片引起禍害的說法，通常被誇大了。在求證過程中我們了解到，甚至連醫務工作者也難以檢查出一個正在適量抽吸鴉片的人。而有節制地抽吸鴉片者，也不大會硬使自己引起那些身不由己地關注不良事例的慈善家的注意。這些慈善家往往過分地渲染了這些不良事例，並且往往從對這些特定事例的觀察中，作出概括與判斷。毫無疑問，這種傾向是個重大因素，致使人們把實際上並沒有如此廣泛蔓延的禍害，歸咎於抽吸鴉片。
把人的意識產生麻痺的狀態硬說成是抽吸鴉片的結果，“這種斷言我們認為尚無根據。不少抽吸相當劑量鴉片的人事業有成；而且也沒有證據表明，抽吸鴉片者不能可信、可靠地擔任負有重大責任的職位。”
調查報告針對抽吸鴉片者不可避免地必須不斷增加鴉片用量的說法，作瞭如下的評論：
我們已經從許多具體事例中獲得了證據。這些證據表明，人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並沒有增加抽鴉片的劑量；而且，假如上述觀點（指吸鴉片者必須不斷提高劑量）能夠合乎情理地適用於當地那些沉溺於鴉片的人，那麼，當地早就應該普遍地出現觸目驚心的赤貧現象，然而，這種赤貧現像在當地顯然並不存在。
調查報告做了以下評論：
我們認為也許可以做這樣的假定：由於缺乏普遍而行之有效的禁止種植罌粟的手段，因此，一個國家禁止種植，會導致其他國家擴大罌粟的種植面積。
中國清朝政府已經頒布了大量的法規條例，並下一道敕令，命令停止種植罌粟和禁吸鴉片；但是中國人有一種習性，把與習俗相抵觸的清政府的法令，看成是一種虛偽的強烈願望。倘若這道命令奏效，便會引起一場變革，這種變革要比滿族征服者自從命令執行剃髮留辮子以來的任何變革都更為徹底。
余靜嫻作為卜力著作的翻譯者對上述一段話作瞭如下評價：
從上述說明中可見，布萊克在書中單列1906年揚子江沿岸港口鴉片的進出口量，極易使人產生錯覺。書中弱化鴉片的毒害程度，表明作為港督的作者，在有意為英國進行鴉片貿易和發動侵略戰爭的罪惡行徑進行辯護和開脫。
據香港《文匯報》報導，1899年香港發生鼠疫期間，卜力總督大力推廣滅鼠運動。有一件被引為笑談的事是，港督下令以2分的酬勞交換一隻老鼠，結果一年內港府共購得四萬三千餘隻老鼠。但後來卻發現，這些老鼠中大部分都並非香港本地老鼠。儘管如此，港府為杜絕瘟疫的蔓延，還下令收購併拆毀已經死去二千五百多人的重災區——太平街一帶大量密集的房屋，逐家尋找患者送往醫院（船）治療，並採用石灰集體掩埋的方式加速對屍體的處理。經過努力，至1904年才逐漸開始控制鼠疫。後來，在這片災區的遺址上建起一座公園，取名卜公花園，園外豎起一塊中、英文的紀念牌匾，紀志其事。後來卜公花園裡綠樹成蔭，有珍貴的百年細葉榕樹等，這兒不僅成了市民休憩的好去處，而且具有文化、歷史的重要紀念價值。
另一個以卜力名字命名、聞名的公眾場所就是香港的卜公碼頭，建於1901年，位於中環畢打街海岸，與天星碼頭為鄰。卜公碼頭用瓦片為頂，設計呈一字形，入口處有個宏偉的卜力爵士塑像。當時，卜公碼頭是英國派出的總督赴港履新的碼頭，故亦稱皇家碼頭。
作為倫敦皇家植物學會名譽會員，卜力總督對植物深感興趣，對香港植物園的發展甚為關心。 1800年前後，來自巴黎的傳道會神父，在香港首次發現了一種植物，開著異乎尋常嬌豔的紫色花朵。他摘下樹枝，用插扦法把它種在薄扶林道一帶的修道院。這種樹後來又被移植到植物園，然後在香港廣泛種植。植物學家經研究發現，它的葉子呈羊蹄形，紫色花朵不結子，屬羊蹄甲屬紫荊新品種，為香港獨有。卜力爵士稱之為洋紫荊。港人以此為榮，於1908年以卜力及其夫人的姓名來命名艷麗的洋紫荊花，以表彰他對植物園的支持。 1965年，洋紫荊花被選為香港市花。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成立特別行政區，洋紫荊花被用作特區區徽，出現在香港特區的旗幟和硬幣上。如今，滿山遍野的紫色嬌豔花朵，綻放在整個冬季。
1904年7月29日至1907年4月，彌敦為香港第十三任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