彌敦（1862~1939），也譯作南森、內森。英國人，其父是工業家。他軍人出身，早年任英國陸軍軍事工程師，接任港督時42歲。他任職短暫，不到3年，又不是首任港督，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出版的《香港與中國》一書卻把他稱為香港“開埠英雄”，稱他任職時期為“彌敦之治”。書中說，嚴格來說，第十三任港督彌敦，是歷任港督中最有遠見和對香港工商業發展頗有貢獻的一任。
彌敦離任後赴南非納塔爾任總督。曾封爵士。 1939年去世，終年77歲。彌敦終身未婚。
為什麼人們稱彌敦時期為“彌敦之治”，主要是有如下幾個方面的業績。在20世紀剛剛開始，香港當時最大的工業，也只有造船業，擁有幾個略具規模的船塢，如隔海相對的太古和黃埔兩個船塢。彌敦任內重視城市發展，在他主持下，港英政府制定了一個較完善的中區重建計劃，以及廣九鐵路的興建和彌敦道的築成，使沿路地區的市場日漸繁榮起來。此前的九龍，以油麻地最為熱鬧，工匠和小商人多聚居這裡，其餘地區，除大角咀建有船塢外，多為零散農村。九龍主幹道彌敦道的開闢，帶來了一個新的九龍市中心——旺角。
旺角又稱芒角、望角。 19世紀前期是一些小的村落，村民以種菜栽花、養豬餵雞鴨等為業。經過彌敦時期的建設，成為九龍有名的華人商業區。街道雖狹窄，但很整齊，商舖密集，以零售業為主，逐漸銀行業、保險業、房地產、股票業也十分蓬勃。消費娛樂業也很發達，酒樓、戲院等也相繼興建。
第十三任彌敦在彌敦對九龍新界發展的構思中，認為新界工業的發展關係到香港的前途。彌敦的估計，為以後的事實所證明。
彌敦鼓勵發展工業和工業教育，創辦香港第一個工程技術訓練學校，這間學校後來發展成為香港工學院，再往後與西醫書院合併，增設文學院，組成了香港大學。
在1904年，港島由堅尼地城至筲箕灣的電車線，全線通車，它對香港交通帶來革命性的轉變，為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彌敦在任內，還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水坑口區的娼寮遷往石塘咀營業，從此開始，石塘咀發展成為聞名中外的香港“紅燈區”，周圍的酒店、飯店、商業都開始發展，至1935年港府決定全面禁娼時，這一地區才開始衰落。
由於經濟情況逐漸好轉，商業穩定上升，1905年，港英政府稅收首次達到1000萬元的紀錄，到1907年彌敦離港，全港人口突破了40萬大關，其中華人達到三十九萬五千多人。
一個被認為有作為的總督，為什麼任期不滿就被調任呢？ 1993年倫敦出版的韋爾什所著《香港歷史》一書中，有過這樣一段敘述，可供參考：1905年香港中華總商會計劃召開大會，以響應上海等地的抵制美貨運動，抗議美國迫害華工；彌敦立即下令禁止，並將一家登載反美漫畫的報紙主編驅逐出境。殖民地大臣阿爾弗雷德?利特爾頓鑑於上年英國政府因同意向南非輸入契約華工，曾遭到國內輿論猛烈抨擊，造成軒然大波，因此他擔心彌敦此舉可能再次帶來麻煩。於是，1907年4月，彌敦被調到南非納塔爾工作，並減少了薪俸。
香港不過彈丸之地，而英國政府向香港的攤派逐年增加，港府本身的開支也越來越大，如果不尋求出路，發展香港經濟，港英政府的前景將很艱難。要想發展，任何時候都必須加強與中國內地的聯繫。彌敦上任不久，就認識到溝通與內地聯繫的重要性。於是，著手廣九鐵路興建的籌劃工作，1906年工程便全面展開。
早在1895年，清政府因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取得教訓，決定大力發展經濟以富國裕民。要發展經濟首先需要解決交通閉塞和能源不足的問題，為此決定修建鐵路和開發礦產資源。修鐵路動輒幾百萬、幾千萬兩白銀，而當時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不過八千萬兩，因此，利用外資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修鐵路主要靠借外債。 1898年，清政府設立第一個主管鐵路礦山的機構“路礦總公司”，其章程中寫進了修鐵路借外債，中外合辦礦務的內容，成為清政府的重大經濟決策。
1899年3月，中英劃定新租借地界址後不到十天，英國即提出一份《九廣鐵路合同》草稿，與清政府協商。把廣九鐵路分為二段，香港內一段歸港英當局修建，中國內地一段由清政府修建。草稿規定：清政府向英方借款150萬英鎊，以鐵路作抵押。合同還規定鐵路的內地一段，要重金聘用英國總工程師、總管理人員來修建，建造鐵路的全部材料也要以高價購買英國的。借款以九折交付，即清政府借100英鎊，實際得到90英鎊。年息5厘，每年分兩次付息，期限50年，鐵路未建成前，利息照付，並且可由所借款項中支付利息。按照這個合同，實際上整個鐵路的修建完全控制在英國人手中。因為條件如此苛刻，遭到中國廣大人民的強烈反對。協商停頓下來。
廣州部分商人與澳門葡萄牙商人協商，準備修建廣澳鐵路以取代廣九鐵路。 1904年11月，中葡雙方簽訂了《廣澳鐵路合同》。
彌敦一到任，就看準了廣九鐵路項目。他認識到，這是英國政府一直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一個大問題，一旦與清政府達成築路協議，英國公司將因此得到很多中標機會，清政府將不得不優先向英國要求附有政治條件的貸款，英國的勢力範圍也將在中國內地得到有效的延伸。為此，彌敦決意要把修路工程協議從葡萄牙人手里奪回來。於是，他通過倫敦照會中國政府：
“香港政府希望就廣九鐵路的一些具體問題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出於合作的誠意，我們也準備作出必要的讓步，希望中國政府能夠理解我們的良好動機。”
於是，英國在談判上作了一些讓步，借款改為94折交付，即中國借英國100英鎊，實收94英鎊，期限改為30年，12年半之後開始還本。其餘年息5厘，借款150萬英鎊，以鐵路作抵押，仍然不變。當時，怡和洋行與匯豐銀行兩家英資洋行聯合組成“中英公司”，取得了廣九鐵路的建築權。
廣九鐵路的最初藍圖，是由駐港英軍陸軍總司令克勒克擬定的。彌敦到任後，因為他是工程師出身，熟悉工程，對以前的築路方案作了審核修正。制訂出新的方案。原來的廣九鐵路要經過惠州，新方案是過羅湖到深圳，經石龍而達廣州，避免了工程上的浪費，縮短了行車時間。鐵路全線總長181公里，其中香港區內乾線長34公里，由九龍尖沙咀車站至深圳羅湖站。稱為廣九鐵路英段。廣東區內乾線長147公里，由羅湖至廣州火車站。
據白帆先生在“往事只能回味”專欄裡記述，彌敦去任不久，1907年8月，廣九鐵路內地段工程開工，分三段進行，第一段由廣州大沙頭到仙村；第二段由仙村到橫瀝；第三段由橫瀝到深圳。中國著名鐵路工程師詹天佑擔任顧問，英國人出任總工程師。鐵路全線共有大拱橋七座，分別為仙村橋、石廈橋、石灘橋、北江橋、間水橋、石龍東橋和東莞橋。
由於從尖沙咀到羅湖橋畔的一段九龍鐵路，由英國人興建，所以在合同上有“各歸各辦”的規定，這段九龍鐵路，就是廣九鐵路香港段了。
興建香港段鐵路的資金，採用發行公債方式籌集。 1906年7月26日開始建造，最大工程是開鑿兩座大山的工程。其中獅子山隧道全長近2200米，1911年建成路軌。
1910年，廣九鐵路將要完成時，英國方面提出通車辦法，按照滬寧鐵路的辦法，提出三點無理要求：①由英方執掌全路行車權力；②英人擔任車務總監；③英國公司議定各班火車票價。
為了與英方解決通車問題，清政府設立全國鐵路總局，梁士貽出任總局長。關於廣九鐵路通車談判，遂由梁士貽擔任。由於英方所提要求過於苛刻，談判歷時一年才告完成。清廷郵傳部派詹天佑、黃仲良接任粵漢公司。並將粵漢鐵路與廣九鐵路接軌地段交由粵漢公司建築，並且規定非至黃埔車站建成，粵漢鐵路與廣九鐵路不得接軌通車。
1911年8月14日，廣九鐵路全線正式通車，中英官員步行至羅湖，主持接軌典禮。 10月，又開通廣九直通車，由九龍車站和廣州車站開出，沿途不上下旅客，分別直達廣州和九龍總站。
關於借錢修路開礦政策，一開始清廷內部就有分歧，反對者認為，“借外款則事權全落外人之手”，“華人永無可辦之日矣”，是出賣中國主權；而不少有識之士則認為，借債發展工業是中國工業化起步之時的必要之舉，是在當時的形勢下，不得已的辦法。後來，粵漢鐵路廢約運動興起後，社會心理開始排斥外國資本，便引起了“收歸利權”運動。但經過自辦鐵路的實踐，重新認識到借用外資不可避免，關鍵在於與外國簽訂借款合同之際，如何避免主權的損失。
孫中山先生曾經對此做過分析，他說，“從前借債築路，或以鹽務抵押，或以釐金抵押，或以關稅抵押，或以所修之鐵道抵押，故路雖築成，而利權已入他人之手。從前一般人民多反對借債修路之事，探其實際，非真反對借債修路，系反對條件不善，喪失國權也。”他又提出：“滿清借債修路，其弊病在條約之不善，並非外資即不可藉”。他把引進外資興築鐵路，作為他整個經濟政策的核心，打算在10年之內，大借外債，建成10萬公里鐵路。
彌敦上任後，繼續以前港督的做法，依然歧視香港中國居民。
在香港的一部分外籍人士，由於殖民統治制度形成的民族偏見，歷來歧視華人。港英當局訂有許多限制和歧視華人的條例和製度。對於這些民族歧視，華人強烈不滿，並且一直堅持反抗。雖然經過華人的團結與鬥爭，爭得了一些基本的權利，但是這種殖民統治形成的種族歧視仍然沒有停止。英國人所辦學校，向來不准中國兒童入學。也不准許英國兒童與中國兒童接觸。 1902年，華商何東捐巨款在九龍尖沙咀建造一所小學，聲明該小學不分種族和信仰招收學生，然而建成後香港當局卻強迫該所學校讓出，作為英國兒童的專用學校，而由港府另外劃出油麻地一塊地方，建立一座華人學校。
彌敦時期的1904年，港島人口達到361206人，其中華人佔了342306人，比1901年增加6萬人。港島華人居住區也迅速發展擴大，逐步滲入歐洲人住宅區，而歐洲人則逐步從半山區退居山頂區。立法局為了限制華人向山頂區發展，藉口公共衛生問題，特別通過山頂區保留條例，將山頂區劃為清一色歐洲人住宅區，不許華人往上發展。九龍半島原是華人活動基地，特別是西岸油麻地、何文田和大角咀，東岸的紅磡和大口環，成為華人社會中心。 1906年，彌敦當局為了限制華人在九龍尖沙咀之間的發展，以防止瘧疾流行為名，將尖沙咀至九龍城之間約兩萬英畝的地區，劃為歐洲人住宅區，限制中國居民進入該地區居住。
1906年9月18日，強烈的颱風襲擊香港，半小時內死傷達兩萬多人。廣東沿海也慘遭破壞。清政府撥出白銀10萬兩救濟廣東和香港受災同胞，兩廣總督岑春煊將這筆救災款分出3萬兩給港英政府用於救濟香港災民，可是，港英當局收到3萬兩白銀後，不用於救濟當前的災民，而將它做為救濟基金，留作以後緊急救濟之用。
開始限制中文報紙
清朝末年，中國政治局勢動盪不安，各種政治派別鬥爭激烈，許多在國內報刊上不能發表的言論，都可以在香港報紙上刊登，然後再輸入內地，內地讀者也可以讀到。所以，不少愛國志士在港澳創辦報刊，宣傳革命，於是香港成為資產階級維新派報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報刊活動的重要基地，成為進步報刊同形形色色敵對政治勢力報刊進行鬥爭的戰場。彌敦任職後期，1907年，港英當局頒布法例，正式開始對中文報紙的內容加以限制。從此以後，號稱“自由港”的香港，所謂新聞自由，已經有了嚴格的條件。
為了宣傳革命道理，喚起民眾的覺醒，1900年，孫中山先生指派陳少白和王質甫等人前往香港，租賃士丹利街27號，創辦出版了《中國日報》。陳少白任總編輯，楊少歐為總編輯助理。 《中國日報》介紹歐美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和人權學說，抨擊清政府的腐敗統治，在廣州受到普遍歡迎。同時，這個報館也成為革命黨人聚集、傳播革命思想的地方。
鐘紫主編的《香港報業春秋》一書認為，香港報紙之具有政治背景，是由《中國日報》開始的。 1903年洪全福、李紀堂、謝瓚泰等在廣州起義的計劃失敗以後，廣州《嶺海報》發表文章攻擊全國各地的反清革命活動。 《中國日報》針鋒相對，嚴辭駁斥《嶺海報》的文章，雙方筆戰一個多月。後來，香港保皇黨報紙《商報》鼓吹“保皇扶清主義”，《中國日報》又與《商報》展開論戰。在彌敦時期，《中國日報》為中國打開民主之窗，觸動封建制度的基石，喚起國人的覺醒，起了神聖的喉舌作用。
1906年，廣東總督岑春煊謀劃將粵漢鐵路收回官辦，民營股東黎國廉等表示反對，岑春煊下令予以逮捕，同時明令廣東與港澳的華人報紙不准刊登有關的敵對言論。 《中國日報》率先發表文章，抨擊岑春煊的卑劣行徑與高壓手段，其他港澳中文報紙及廣東報紙也同聲斥責廣東總督的可恥行為。岑春煊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也為了維護清政府的統治，下令禁止香港出版的報紙輸入大陸內地。港英政府積極合作。
《中國日報》曾經代銷《民報》的特刊——《天討》。 《天討》曾刊登一幅漫畫，畫圖中出現清朝皇帝的頭像。香港當局認為這幅漫畫損害跟“友邦”的關係，針對《中國日報》和其他中文報刊的反清宣傳，港英政府在1907年頒布了第15號法令。法令稱“凡在本港發刊的報紙、書籍、文字、圖畫，流入中國內地能令全國人心作亂者，本港政府為邦交起見，得而取締之，罰款不過五百元，監禁不過兩年，或罰款與監禁並施。”這就是香港當局管制中文報紙言論自由的開始。
但是，香港當局的限制措施，卻促成了中文報界的聯合，組成了“香港報界公會”，主持人為郭亦通。報界公會認為，要節省人力、物力與財力，在某些統一的資料蒐集上，可由公會組織力量負責，於是各報所刊登的市場商品價格與各個服務公司的輪船航線與船期等資料，均由公會整理髮送。這個“香港報界公會”後來改為“香港報界公社”，從1907年起，到1941年止，存在了34年之久。
彌敦接任不久，中環發生水坑口火燒妓寨事件。彌敦決定，趁此機會把妓寨遷往石塘咀。石塘咀因此而走向繁華。
水坑口原名“大坑口”。 “坑口”，是山澗溪水流入大海的河口。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坑口本在馬路一側，水不深，坑周邊多山石縫隙，是龍蝦聚集的好地方。
約在1821年，原住九龍九華徑的幾戶村民先是泛舟每日到大坑口捕捉龍蝦魚蟹，後來乾脆搬往大坑口附近的山腳下，用茅草和毛竹搭起簡陋的居所，定居下來，亦農亦漁。他們在大坑口淺海豎起竹柵，竹柵的疏密僅容小魚小蝦出入。在竹柵的不同方位，開闢幾個柵門。漲潮的時候，龍蝦隨著潮水，從柵門闖進大坑口一帶，潮水不再高漲的時候，居民把各個柵門統統關閉起來。等到退潮，水位回復原位，居民便紛紛下海捕撈柵內龍蝦。捕撈獲得豐收，居民的心情十分舒暢。因為他們在泥水中捕撈，全身是濁水污泥，個個都變成泥人，於是彼此呼喚著：“到大坑口去沖涼嘍！”這種捕撈豐收的生動景象，實在令人神往。
大坑口日日夜夜為泥沙所沉積，數十年後，“坑口”愈來愈小，遂將“大”字省去，只稱“水坑口”而已。時至今日，仍有“水坑街”流傳下來。 “水坑口”之成為“街”，是自1904年以後，陸續填海的結果。
石塘咀在大坑口的西面，原是花崗岩遍布的石山。花崗岩，廣東老百姓稱作“麻石”，堅硬耐用，是良好的建築材料。廣東的惠州客家人，多為石匠，以鑿石為業。他們聽說香港石塘咀的花崗岩，質地純正，卻無人採用，於是成群結夥，來到石塘咀，先從海濱一帶開始鑿石，漸漸擴展到高山頂上，後來花崗岩鑿空的地帶低窪，形成了大池塘，而從內向外望去，近海處狹而長，酷似鳥咀。所以人們把這一帶稱做石塘咀。
1772年，廣東長樂石匠朱居元，在這裡建立起第一個寨子，便叫“石塘咀村”。
20世紀初，港島西北部石塘咀填海工程完成以後，該地區仍然比較荒涼。彌敦想藉大火之機，利用妓院搬遷促成石塘咀的繁榮，便下令將水坑口的妓院遷往石塘咀。隨著妓院而來的酒樓、菜館、煙館、客棧等行業也遷移和興建起來。從1910年開始，石塘咀成為聞名的妓院區，號稱“塘西風月”。
楊思賢所著《香港滄桑》一書曾有一段描寫石塘咀當年的情景：
當殘陽西沉、皎月東昇的時候，香港之夜的面紗也層層揭開了。在大坑口和石塘咀毗鄰這兩個地區，不少富商巨賈，佩上貴重珍寶，坐上汽車，風馳電掣地行駛在馬路上，又急速地停在氣派不凡的華廈門口。他們從侍役開啟的車門裡，大步跨出，進入擺開筵席的廳堂，盡情地享用佳餚瓊漿。然後，在爵士音樂的聒噪聲中，一對對、一雙雙，翩躚起舞。在浪漫的情調裡，獲得刺激，進行著狂欲的交流。舞孃們以自己色相的代價，取得了金錢和虛榮的補償。
在騎樓下，在黑暗角落，三三兩兩的、面塗粉黛的陰影在徘徊。她們賣弄風騷，招搖惑眾，頻向路人暗送秋波，極盡逗引之能事。在黑暗中，她們跟“客人”進行了一樁又一樁的交易，博得了奢侈揮霍的代價。她們便是使人嗤之以鼻的“阻街女郎”。
作為繁盛時期的大坑口和石塘咀，在夜間放射的霓虹燈光，五彩繽紛，附近海上的小船，燈火閃耀，猶似天上的星宿，燦爛奪目，確是一幅人間的絢麗畫圖。然而，它的光芒終究掩飾不了另一面景象——黑暗，卑污，齷齪。
彌敦預想中的繁華，在石塘咀實現了。當然，這是一種畸形的繁華。
1932年香港政府下令禁絕娼妓，影響了餐飲等行業的生意。據馬沅新編《香港法例彙編》第一卷記載，石塘咀的六大酒樓於1934年4月18日聯名向香港總督貝璐請願，要求“給予一線生機”。他們在請願書中寫道：“竊敝同業等在遠年操業，多叢聚於上環水坑口。迨1903年政府以該地繁榮過剩，其時西環石塘咀尚在僻隅，為因地制宜起見，乃有明令飭上環水坑口所有娼寮克日西遷之舉，而酒樓生活，本與相依，故亦隨娼寮同時播越。從此篳路藍縷，樂業安居，其間經曆三十年，逐漸繁榮。彼向日常人所不輕履之地，其時已冠蓋來往，轂擊肩摩；昔日蕪穢不堪之屋宇棧倉，其時已美崙美奐，陸續建築崇樓傑閣。即跨越水坑一段闊僅十有五尺之皇后大道，政府亦即擴而大之，瞻視一新，殊為埠上生色不少。”“綜核石塘咀全盛時代，有大小酒樓十八家，約僱用職工一千有餘。娼寮以字號計，大小有五十餘家，約容妓女二千餘人。……其時住舍充滿，居民住戶從無空歇。”請願書的上述內容反映出當時酒樓、妓院相互依存的關係，也反映出彌敦時期石塘咀妓院區畸形繁榮的情景。
彌敦離任後，香港政府以彌敦名字命名了一條街道，位居九龍。據香港《新報》集言堂的專欄“里巷風情”的文章介紹，彌敦道是九龍早期開闢的主要馬路。它自梳士巴利道起到界限街止，由南至北，分為尖沙咀、佐敦、油麻地、旺角、太子共五段。
早在1860年，英軍工兵修築了這條路，是九龍半島最早築成的大道。 1904年，彌敦將這條道路重新翻修拓展成寬闊筆直的林蔭大道。
當年的彌敦道，路面寬闊，“路的兩旁老榕樹枝葉如傘，顯出一派優雅的園林氣息，兩旁的樓宇又騎樓寬闊，大都十多二十間同一式樣建築，更有氣派及高貴的格局。”“一條兩旁全是商家樓宇的大道而有這種令人閒憩的設計，在過去的日子，香港和九龍，除彌敦道外，似乎沒有第二條同樣令人喜愛的馬路。”當然，星移斗轉，經歷了九十餘年的變遷，樓宇取代了昔日的林蔭大道。今日今時的彌敦道，再也沒有往日的一派清靜，大榕樹在經濟繁榮的同時，已無踪無影，有的只是商家招牌，車水馬龍，摩肩接踵。不過，在九龍公園旁還可以看到當年種植的幾株百年老樹。
1900年彌敦道當年彌敦道的各段街市，又各有自己的歷史及特點。油麻地一段的彌敦道，當年有些像北京的天橋。江湖雜技藝人，在街道的空地上搭起棚場，或者表演雜耍，或者耍猴戲，或耍槍弄刀賣武藝。雜技中的一絕是所謂“賣人頭”。 “江湖上的雜技幫，在空地上以竹作柱，布幅作牆圍成表演場所，一人守住入口處招攬觀眾入內觀看'賣人頭'。每位觀眾收一個仙。所謂'賣人頭'是一張四方桌上，擺了一個人頭，桌子下面看到的是空空的，顯然不是裡面有人了。這人頭會唱歌、抽煙、眨眼。”雜技之外，還有唱南音的。傍晚時分，藝人彈起箏唱木魚書，附近居民傍晚沒事，圍在藝場周圍，聽南音背解紅羅，客途愁恨。聽眾全是女人。另外還有講章回小說的講古佬，圍著講古佬的聽眾全是油麻地街市、店舖的伙計，車仔館的“駱駝祥子”，自然全是男性。到了後來，社會發展，便有了戲院，最早的有廣智戲院、普慶戲院，遲些時候便有大華戲院、平安戲院。這些戲院，設備比較簡陋。
至於旺角，是當時九龍有名的華人商業區，商舖密集於狹窄的道路兩旁，十分繁華。
1907年7月28日，盧押就任第十四任香港總督，直到1912年3月15日，任期5年屆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