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便臣（1836~1912），英國人。早年供職於英國殖民地部。先後在該部的不同部門擔任要職，但從來沒有機會被派往海外。殖民地部的沉默生活使他厭煩，死板繁瑣的行政程序壓得他喘不過氣來。當殖民部通知他任職香港總督時，他激動得不知所措。他已經55歲了，這無疑是最後的機會了。
威廉?羅便臣任內，香港多災多難，發生了最可怕的鼠疫，死人無數，屍骸遍地。 1893年1月，氣溫猛降到冰點以下，創開埠之後最冷的紀錄；經濟嚴重困難，庫房短絀，靠向外借貸維持財政開支。
1892年7月23日，附設於“雅麗氏紀念醫院”的香港西醫書院舉行第一屆結業典禮。孫中山獲醫學、產科、衛生與公共健康學三科第一名。羅便臣出席典禮，並向成績優異者頒獎。雅麗氏紀念醫院是何啟為紀念亡妻、英國皇族貴冑雅麗氏?韋甘比而建的香港第一家教會醫院。
1894年4月，一些自稱香港居民的英國人上書英國當局，要求香港地方自治，改組立法局。要求書中稱：一、立法局中的非官守議員應自由選舉產生；二、非官守議員應比官守議員席位多；三、非官守議員在會議上應有言論及表決的絕對自由；四、立法局有權支配地方全部行政經費；五、立法局有權管理地方一切事務；六、凡關於英國與香港的問題，立法局有權盡先參與討論，然後執行。 8月23日，英國殖民地部大臣李邦批復稱，香港不能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的地位，因為華人佔多數，在目前情況下，應維持原有政治制度。
第十一任威廉?羅便臣1895年7月，英國政府指令羅便臣，香港政府每年總收入的17.5％作為駐港英軍費用。渣打銀行總經理湯姆斯?韋赫特領導在港洋商反對英國政府這一決定，但無法改變倫敦當局的指令。
1896年7月，羅便臣決定，行政局新設兩名非官守議員，委派怡和洋行總經理艾溫和大地產商遮打出任。這是香港行政局設非官守議員的開始。
1896年，英國皇家海軍決定將皇后道以北海岸劃作海軍區，建立香港第一個旱塢。於是，香港中區和灣仔被分隔開，這既妨礙了填海工程計劃，又把海岸沿線的交通阻隔，歷時60年之久。
1897年6月5日，香港政府通過決議，廢除1843年即開始實施的宵禁。至此，才算結束了中國居民五十多年夜間行動不自由的苦難歷史。
1898年2月，羅便臣離任。他是第一個離職後沒有以其名字命名街道或建築物的總督。據說其原因是避免與同姓的第五任總督相混淆。
孫中山先生早期的革命活動是從香港開始的。他1883年冬到香港，1886年在香港完成了中學的課程，1886年夏，孫中山考進了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所辦的廣州博濟醫院附屬南華醫學堂學醫。 1887年1月，香港立法局華人議員、律師兼醫生何啟開設香港西醫書院。孫中山感覺南華醫學堂教學質量不高，同時，在廣州公開發表政治言論受到限制，不如香港自由，所以決定轉到香港西醫書院學習。
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不僅認真學習專業課程，而且廣泛地研讀了西方國家的政治學、軍事學、歷史學、物理學、曲學等等，獲得了廣博的知識。
孫中山在香港期間，對於政治問題十分關心，常常對人抒發他的愛國情懷，闡述他的新政治抱負和見解。他利用節假日和周末，經常往來於廣州、澳門等地，與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士，共同研究救國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國的出路。引起了港府的注意。 1892年，孫中山以最優異的成績畢業，取得了醫科碩士學位。
1892年秋，孫中山應澳門鏡湖醫院邀請，到該院擔任西醫師。後來他在澳門大街仁慈堂附近開設一間中醫藥局，單獨行醫。不久又改赴廣州行醫，開設東西藥局，雖是行醫，其實是藉行醫為掩護，結識一批愛國青年，研究救國之道。 1894年，孫中山赴美國檀香山，組成了中國早期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帝國主義走狗清朝政府，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理想。
1895年1月，孫中山回到香港，聯絡鄭士良、陳少白等進步人士，為推翻清朝政府做準備工作。在香港中環士丹頓街十三號組建了興中會總部機關。為了避人耳目，以“乾亨行”公開名義做掩護。香港的興中會領導成員多次開會，討論和製定起義的具體計劃和起義的政策。 8月27日，港英當局下令封閉了乾亨行。孫中山決定於當年10月26日（農曆九月初九）利用舊曆重陽節，許多群眾回省探視的機會，炸毀兩廣總督府，在廣州舉行武裝起義。由於內部步調不一，謀事不密而事先被清朝政府察覺，從香港秘密運送機械往廣州時，被海關查出扣留。
清政府多次與港府交涉，要求羅便臣制止孫中山在香港的政治活動。香港當局同清政府密切配合，將興中會的活動情況，隨時向兩廣總督通報。兩廣總督譚鍾麟調動軍隊加強廣州防禦，封閉革命機關，逮捕起義人員。
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乘船“離開廣州”，經澳門到香港。 1896年3月4日，港督羅便臣根據清政府的要求，發出驅逐孫中山出境令，宣布五年內禁止孫中山等進入香港，理由是總督及港府認為，“孫逸仙會危害本殖民地的和平與良好秩序”。孫中山只好離開香港轉赴日本。行前，他寫信給羅便臣的副手香港輔政司駱克，詢問是否因為他“試圖從韃虜桎梏的酷刑中解救受難同胞”，才將他驅逐。如果如此，他將訴諸英國公眾和整個文明世界。因為他已經請教過倫敦許多英國朋友，英國朋友認為，香港當局的做法“不符合英國的法律和慣例。”
1897年10月4日，駱克回信給孫中山答复說：“茲奉命函復先生，本政府不願允許任何人在英屬香港地方，組織策動機關以為反叛或謀危害於素具友誼之鄰國，茲因先生行事誠如來書所云，'吊民伐罪，為解除國人備受韃虜專制暴虐之羈絆'。凡若所焉，有礙鄰國之邦交，自非本政府所允許，如先生突然而來，足履斯土則必遵照1896年所頒放逐先生出境命令辦理，而加先生以逮捕也。”從此以後，孫中山雖然為組織革命起義多次經過香港，但一直沒有上岸，只在船上與在港革命志士研究和佈置任務以後，就離開香港。
當時，香港報紙曾發表評論，批評羅便臣的錯誤政策。英國國內也有人對孫中山表示同情。議員達維特曾多次向殖民地大臣張伯倫提出質詢。 1898年7月18日，他提出：“事前中國政府曾否請求香港總督將孫逸仙驅逐出境？若有此事，在採取行動之前，是否呈報過殖民地部？如果這位中國的改革家在英屬領土未曾觸犯英國的法律，能否撤回該驅逐令？”
張伯倫的答復是：此事依據之理由在於當地總督與認為該人危及香港殖民地的和平與良好秩序。中國政府未曾請求進行驅逐。該人捲入陰謀反對中國政府的活動，已無疑義。這使其不宜在香港一事，並無理由加以乾預。
羅便臣對孫中山的排斥態度，最根本原因是局外人很難洞察的，也是羅便臣不能啟齒的，那就是英國政府以此向清政府示好，以此作為誘使清政府在香港展拓界址談判中讓步的一個籌碼。
強佔新界地區，英國侵略者已經醞釀很久。
早在第五任總督羅便臣時期，1863年香港英國官員就提議，在扼守海港東部入口的鯉魚門設立砲台。戰爭大臣認為，佔據新界、九龍，對鞏固軍事立足點很有價值。
1884年，第九任總督喬治?寶雲時期，駐港英軍少將薩特金提出，英國戰爭部應當攫取整個九龍半島，擴展到北面山嶺和一些海島，但是，寶雲拒絕了薩特金的這一計劃。 1886年薩特金的繼任人甘馬倫上將舊事重提，又被英國防務委員會否決。倫敦負責殖民地防衛事務的機構認為，在英國的所有重要加煤站中，香港是最易受攻擊的，然而，海港的北部是中國領土，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擔心中國對香港的安全構成威脅。
到了1890年3月，第十任港督威廉?德輔報告稱，有情報說，中國打算在吐露港修建砲台，俯視香港島。英國殖民地大臣克努斯福建議駐華公使向中國總理衙門詢問此事，並向中國表示，英國政府反對任何它認為是不友好的行動。英國駐華公使約翰?澳爾沙姆從北京回電，否定了上述情報，說中國並非修築要塞。那項工程是九廣鐵路工程的一部分，加強九龍站的守衛對香港並無不妥。
真正積極推動和實踐了對中國香港周圍地區進一步擴大侵占的是威廉?羅便臣。 1894年，日本挑起侵略中國的戰爭。清軍大敗，結果，簽訂了屈辱的《馬關條約》，帝國主義列強開始了瓜分中國的爭鬥。清政府危在旦夕，港督威廉?羅便臣很快做出反應，提出“拓地”要求。他認為，中國皇室和政府已經腐敗，各國爭先恐後向中國撲來，劃分勢力範圍，這種形勢對英國擴大佔領中國領土是大好時機。羅便臣宣稱：“我不得不鄭重指出，調整和擴展本殖民地是十分必要的。'東方直布羅陀'香港，並不像人們想像中那麼安全。”
1894年，羅便臣向英國殖民地大臣發出了拓土的信件，信中說：“雖然難以置信，但我請閣下注意下列事實：加普礁和橫瀾及其上面的兩個有價值的燈塔屬於中國。港口的東、西進口鯉魚門海峽和青洲水道屬於中國。鯉魚門要塞是中國領土。海港北岸方圓二英里之外屬於中國。九龍城屬於中國。距離維多利亞港只一英里左右的鯉魚門水域屬於中國。
“中國本身，或是同中國或英國開戰的另一個國家可能登陸珠江北岸或鯉魚門海峽外的大鵬灣，南下九龍半島，這不僅對我守軍不利，而且很容易從中國領土炮轟維多利亞港，截斷糧食供應。
“竊以為，香港邊界應該推至大鵬灣，從那裡伸延到后海灣，至少也得像威斯特利走向那樣，以東北面鯉魚門海峽伸展到九龍背後的山頂，包括珠江口汲水門在內，以確保女皇這塊有價值的領土的安全。再者，加普礁、橫瀾、大嶼山和所有香港三英里以內的海島均應割讓給英國。否則，一旦爆發戰爭，本殖民地將難以防守。
“如果女皇陛下政府有意在適當時候介入中日戰爭，我冒昧祈求上述建議受到仔細考慮。這算不上大計，但在中國從失敗中恢復過來之前，應當施加壓力。”
羅便臣唯恐自己的信不能說服倫敦，在信中還附上駐軍司令柏立基的一份備忘錄，備忘錄強調中國軍隊控制港口對香港英國統治的不利因素。
幾天后，羅便臣急不可待地又發出第二封信件，更詳細闡述了擴大侵占中國領土的理由：
“如果說割取對岸大陸的一角並完全控制鄰近水域，對本殖民地安全和應付歐洲敵人是非常必要的話，更不用說對付中國了。
“中國的國力現正處於最低點，但考慮到日本的進步，50年之後，也許20年，中國可能成為一個軍事強國，具備足夠的技術知識開發他的自然資源。到那時候，如果香港邊界仍像現在一樣，中國的艦隊停泊在九龍灣，周圍的山頂和島嶼為中國所有，我們往哪裡躲。靠人家發慈悲？……
“目前的大好時機一縱即逝。不管日本的成功有多大，不管中國的屈辱有多深，中華帝國資源豐富，潛力巨大，她不會長期安於現狀。日本對華戰爭將激發起全面起義，20年後的中國再不是吳下阿蒙。想做就立刻去做，時不與我。”
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把羅便臣的信函翻出來，擺在同胞們的面前，重溫一次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夢囈，對於年輕一代，對於健忘的人們，對於那些持有外國侵略有利於中國發展的觀點的人來說，恐怕都是必要的。
羅便臣真不愧為老牌帝國侵略者的政治家，他在一百多年前就看到了中國終有一天要站起來，成為世界上強大的國家，但是，儘管如此，他的侵略者立場還是促使他要求乘中國虛弱，還沒有強大起來之前搶擄中國領土。
清政府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之後的第二個月，1895年5月，英國軍事聯合委員會乘機發表《關於殖民地香港邊界問題的報告》，提出拓展土地的要求，立即得到英國有關當局的讚同。 1897年底，英國通過廣州領事提出租借戰略要地，以保衛香港的要求。
1898年4月1日，英國藉口廣州灣租給法國，威脅到香港的安全，要求拓展香港界址以保衛香港安全。英國駐中國公使竇納樂向清政府總理衙門大臣李鴻章正式提出，英國香港當局不滿足現在的界線，希望拓展土地，從此展開了一場拓展土地的談判。所謂談判，實際上還是先把土地非法佔領，爾後再用堅船利炮威逼，強迫簽訂條約，加以確定。清政府既然已經同意德國、俄國、法國等租借中國的土地，怎麼敢於反對英國政府租借中國的土地呢？但是，為了面子，清政府在同意出賣土地的情況下，還提出幾條可憐的要求：一、保留九龍城仍歸中國管轄，清政府文武官員仍照常行使職能；二、為防止香港鴉片走私，要求香港當局協助中國海關緝私收稅；三、保留靠近九龍城的大鵬灣碼頭一處，準中國官員使用；四、在大鵬灣、深圳灣內中國的軍艦和商船，無論戰時和平時，都可以自由行駛和停泊，等等。英國有關當局，為了急於簽訂擴展土地條約，對清政府的四條要求滿口答應。
1898年6月9日《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由李鴻章、許應騤與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在北京簽訂，7月1日起實行。專條全文如下：
“溯查多年以來，悉香港一處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資保衛。今中、英兩國政府議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圖，展擴英界，作為新租之地。其所定詳細界線，應催兩國派員勘明後，再行劃定，以99年為限期。又議定：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其餘新租之地，專歸英國管轄。至九龍向通新安陸路，中國官民照常行走。又議定仍留附近九龍城原舊碼頭一區，以便中國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便城內官民任便行走。將來中國建造鐵路至九龍英國管轄之界，臨時商辦。又議定在所展界內，不可將居民迫令遷移，產業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築建砲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應從公給價。自開辦後，遇有兩國交犯之事，仍照中英原約香港章程辦理。查按照粘附地圖所租與英國之地，內有大鵬灣，深圳灣水面，惟議定該兩灣，中國兵船無論在局內、局外仍可享用，此約應於畫押後，自中國5月13日即西曆7月1號開辦施行。”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後，將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九龍半島地區，以及附近大小二百多個島嶼，總面積達975.1平方公里，佔新安縣全縣面積2/3的中國土地，就這樣被英國強行租去了。租期99年。這塊土地被港英當局稱之為“新界”。
羅便臣統治時期，香港發生了一場歷史性大災難——鼠疫。這場鼠疫，延續十年之久。在1894年，幾天裡就死掉近六千人。僅僅是6月7日一天內，中環太平山人口最密的一個地區，就死掉一百多人，又有六十多人被傳染上這種不治之症。立刻鬧得人心惶惶。
對於這場鼠疫，當時港府處於束手無策的狀態，唯一的防預措施是把病人隔離，並禁止港人離港，防止把疫症傳往別處。死於疫症的遺屍都集中起來，先在石灰水里浸泡，然後埋葬。死者住過的房屋也要徹底薰煙消毒，這麼一來，就更鬧得人心惶惶。儘管港府禁止離港，二十多萬居民中，在短時間內，仍有八萬多人倉惶離開香港去避疫，使得市面上一片蕭條慘淡。
這種死亡率高而又傳播迅速的鼠疫，任何人都有可能毫無徵兆的被傳染上，染上後一兩天由腋下、胯間的淋巴腺起核，隨後發熱昏迷，瞬即死去。病人死後渾身發黑，所以又叫“黑死症”。
在當時病因不明、無法可治的情況下，為了控制疫情發展，港府收購了中環重病區九如坊、善慶里、芽菜巷、美輪裡等處居民房屋，拆為平地，但疫症仍然蔓延。
由於港人大量離港，往來船隻較多，這次鼠疫還傳播到內地及海外各地。
1896年，香港的鼠疫先後傳播到內地的廣州、昆明。國外傳播更遠達印度的孟買與俄國的北海。僅是廣州一地，染上鼠疫的居民便有10萬人，印度人死於鼠疫者更無法估計。
對於鼠疫迅速蔓延，港英政府及醫療界曾研究對策，羅便臣提議准許華人患疫者在家裡治療，這既尊重了華人的習慣，又便於港府掌握患病人數，但是一些議員和政府醫官表示反對，主張必須把患者統一送往醫院治療。 1901年5月31日，香港潔淨局舉行會議，決定在九龍開設辦事處，專門負責患鼠疫屋宇的薰洗工作，同時在香港灣仔、魚涌與筲箕灣鼠疫最盛的地區，派出一艘小輪船牽引兩隻木船，一隻載運鼠疫患者，一隻載運鼠疫死者，送往堅尼地城醫院。可是，上述強制性措施卻遭到市民反對。許多市民看到患病親人被強按進轎子裡抬走，死者被拉去拋進石灰水里，覺得目不忍睹，所以患上鼠疫，都願在家自行醫治，不願被送往醫院治療。患疫病死者遺屬，也不肯把屍體移到醫院裡上石灰埋葬，多是秘密自行安置。這樣，鼠疫更加迅速蔓延，連續幾年，每到春末夏初，都要猖獗一陣，不久便殃及商業中樞與洋人聚集的維多利亞城。因此，潔淨局執行薰洗屋宇的任務，十分嚴格。規定從文咸街起，至城隍街止，以堅道為上界，威靈頓街為下界，由東華醫院派出人手，挨家逐戶噴灑藥水與粉劑，進行消毒。
港府薰洗居民房屋的措施，也受到香港中國居民的抵制，尤其是婦女更認為過於受騷擾。當時，數百名婦女派出二十餘個代表，到華民政務司前，高聲宣讀洋洋數百言的陳述書，以示反對。
後來，有位名叫偉佗實陶的日本醫生，在堅尼地城醫院的惡劣環境中，研究發現鼠疫是老鼠所帶的一種病菌傳染的。於是，羅便臣採取了兩項緊急措施：
一是獎勵捕鼠，凡捕鼠一隻者，獎賞港幣2分，後來增加到5分。香港市民捕鼠之風一時頗盛，大街小巷、明溝暗渠，隨處可見捕鼠的動人景象。二是從外國引進疫苗，給所有市民注射預防，成效很顯著。為患10年的鼠疫，終於得到控制。
1894年鼠疫過後太平山區進行重建
1896年，有些英國醫官對東華醫院用中醫治療鼠疫表示懷疑，要求改用西醫辦法。總督威廉?羅便臣命令駱克組織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調查結束後，該委員會在報告書中指出：該院採用華人方法治療病人，而不用英人的治病方法，自有其道理，應繼續採用。否則，既然有公立醫院，又何須再設東華醫院。該院之設，有鼓勵華人入院治病的作用，避免華人貧病無告而死於家中，東華醫院所做的工作，是公家醫院所難以承擔的。調查委員會還對東華醫院診治病人的數量做了統計，從1891年至1895年，東華醫院所收病人，男性病人在院留醫者達10806人次，女性病人在院留醫者1952人次。男性病人到院門診者530781人次，女性病人門診者272287人次。所有這些病人都是免費治療。至於自費之病人，由1891至1895年，男性病人僅106名，女性病人僅47名。 1896年香港人口約24萬人。在此以前的五年之內，東華醫院中醫門診量平均每年達163200人次之多。由此可見東華醫院當時在鼠疫醫療服務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1896年1月17日，中華會館正式成立。這標誌著到了十九世紀末，香港華商不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已經成為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
英國占領香港以後不久，香港中國工商界人士即開始組織過同鄉會、同業公所一類的華人社團組織，但比較分散零星。
1868年，香港“南北行公所”成立，是早期香港規模較大的華人同業組織。但仍然屬於單一性質的行會組織，缺乏在華商中有統一的號召力。到19世紀80年代之後，華資勢力逐漸崛起，香港華人的團結意識與政治影響日趨增強。 1880年開始，伍廷芳進入港府立法局，隨後，1884年有黃勝，1890年有何啟先後進入立法局。 1887年，四萬華人就公共衛生行政中的樓房管理和麵積問題，聯名上書請願，成為華人民眾在19世紀末參與地方行政的一件大事。華人影響力擴大，成立統一的華商組織已成形勢發展的需要。香港當時商界知名人士寶隆金山莊的古輝山、聚昌號疋頭綢緞莊的黃堯卿、中華銀號的馮華川等數十人，看準了時機，發起組織了“中華會館”，館址設在半山區的般含道。 1月17日正式成立時，清政府派駐九龍城內的九龍協副將陳崑山應邀出席並主持開幕式。
會館由香港華資公司、居住香港的華商及專業人士組成，宗旨是“聯鄉誼而通商情”，團結在港華人，促進香港經貿發展和繁榮。
1900年，華商馮華川、陳賡虞、何澤銘等人提議，將“華商會館”改名為“香港華商公局”，局址由般含道遷至中環德輔道20-32號。 1913年又改名為“香港華商總會”；1952年再易名為“香港中華總商會”。會員越來越多，到1993年，會員總數達六千多個，其中個人會員2200個，商會會員三千六百多個，團體會員89個，成員包含的行業越來越廣泛，對香港經濟的發展，貢獻越來越顯著，特別是在促進與中國內地的貿易發展方面，成績尤為突出。
第十一任總督羅便臣和第十二任總督卜力交接之際的1898年，香港做了一件有歷史意義的事——修建宋王台。
1277年春，南宋端宗趙由福建泉州逃亡廣東潮州，再經惠州和虎門，於1278年春夏之交逃到了廣州灣外的大嶼山島，途中身亡。文天祥立衛王趙昺為帝，由張世傑與陸秀夫護駕，乘船從大嶼山島轉移到新會的崖山。在後有追兵，前無進路的情況下，趙昺投海身亡。在顛沛流離的途中，趙氏兄弟曾輾轉避匿於九龍，所以留下了宋王台、二王村、梳妝石三遺跡，供後人追思瞻仰。
相傳趙昰被元兵追到九龍馬頭湧的一座小山丘上，正在危急萬分時刻，丘上的大石頭突然崩裂，出現洞穴，趙昰及隨從得以喘息躲避，逃過元兵搜捕，小丘上的石頭護駕有功，被後人稱為“宋王台”。
馬頭湧的這座小丘，方圓不過300英尺，高140英尺，東北跟九龍灣相接，南面與馬頭角為鄰，西面為譚公道，西南面有二王村。
1898年8月15日，港府立法局中一位華人議員，根據市民的意願，向當局提出把宋王台作為古蹟加以修建保護的建議。他表達的理由是：一、宋王台有六百多年的歷史，應予保護；二、九龍開闢後，保存這一地方為居民遊覽之地，實屬有益。
港府通過了這一提議，並同意在宋王台所在地豎立碑誌，碑誌用中英兩種文字書寫，志文曰：“此地禁止採石，保存宋王台”等字樣。
與修宋王台有關，還有一段歷史傳說：工程進行之際，有一天一位名叫“豆皮光”的石匠，在別的工匠都散工之後，他在石洞中挖掘泥沙，忽然意外地發現一個洞穴，好像是人工修建的，伸進手去探尋，覺得里面有股暖氣，經過挖掘，發現一聚寶盒。這聚寶盒古樸精巧，表面雕有龍紋鳳爪。工匠打開盒子一看，裡邊有七件古物：一、古龍宋瓶一隻。其色澤純白如玉，外縛墨龍一條；二、巫山古硯一台。硯體玉質青翠，繪有瑰麗圖案；三、沉香佛一尊。雕刻精細，有奇異香氣；四、長方形玉石一塊，光彩奪目；五、男女二人擁抱像一座，呈朱紅色；六、龍紐印一付，長六寸，把柄刻有五爪金龍，印底有宋體字；七、五龍環一隻，環身五龍昂首，作朝立狀，龍爪畢現。連同寶盒共算作8件歷史文物。
這聚寶盒及內藏之諸寶顯然屬宋代宮廷之物，是研究中國歷史的重要文物和歷史見證。但是，發掘出來之後，連同寶盒及7件珍品，最後都轉手落到洋行外國人手裡。這些具有歷史價值的文物就神秘地明珠暗投，不知身歸何處了。
日本軍國主義1941年12月侵占香港後，擴建啟德機場，藉機把宋王台夷為平地，那塊象徵性的石頭也作了遷移。其實，300平方英尺的小山丘，並沒有影響到機場的擴建，日軍強行剷除，無非是妄圖消弭中國百姓的民族觀念而已。
1898年11月25日，卜力接任第十二任港督，至1903年11月12日，任期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