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尼地（1810~1883），愛爾蘭人，長期在英國軍隊服役，後來轉為行政官員，再到英國殖民地部工作。堅尼地曾經兩度出任英屬贊比亞總督。還在加拿大和非洲擔任過行政工作。出任香港總督時已經62歲。
堅尼地有殖民地統治的經驗，任職期間長於安撫，對華人紳商十分尊重，善於聯絡交往。他要求督府官員都要學習中文，設立了考試委員會，定期考核各級官員的中文程度。
堅尼地任職期間，香港商業不斷發展，商業區逐漸由東向西推進，出現了所謂堅尼地城。城區位於現在的西環。當時頗具自己特色，歷經百年，其面貌已和港九其它地區基本相同。
堅尼地抵港就任時，最高法院大法官還是由巴爾代理。和對待前任總督麥當奴一樣，巴爾也給下船伊始的堅尼地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
堅尼地就任，照例要舉行莊嚴的宣誓典禮。宣誓就職這天，堅尼地朗誦代理大法官巴爾授給他的誓辭，以表達對維多利亞女王的忠心。港府文武百官肅穆靜聽，當這位督爺讀到誓辭中的“效忠於李菲亞公主的後人”一句時，覺得這誓辭似乎有點與慣用的說法不同，因此，立即停下來詢問，這誓辭是否有錯誤。這一問話，弄得文武百官莫名其妙。巴爾也默然不吭聲，在場司儀回答說，這是代理大法官所擬定的。意思是說不會有錯。堅尼地聽後接著念下去，讀完後，向《聖經》親吻，完成了宣誓就職手續。
第七任堅尼地在莊嚴的宣誓過程中，突然中斷朗讀，向周圍的人詢問誓辭的字句是否有錯誤，這實在是無前例的罕見失儀。出人意料的是，十多日之後，總督忽然召開立法局會議，堅尼地當場向全體議員宣布，現已證實前次宣讀的誓辭的確是錯了，要求採取一種臨時立法手續，以便他重新宣誓。於是，總督依據巴爾重新擬定的誓辭再讀一遍，才算完成了合法的宣誓效忠手續。
麥當奴宣誓時，巴爾誤時遲到，責任可說完全由他負。堅尼地宣誓失儀事件，責任就不能完全由巴爾一人負責了。總督對莊嚴的誓辭，為什麼就不預先閱讀一遍？巴爾因為經常失職，給兩位督爺帶來麻煩，結果連代理大法官也做不成了，只好去職了事。
堅尼地考察發現，香港的經濟之所以不景氣，主要原因是清政府對香港的所謂“封鎖”。這不僅在客觀上打擊了香港政府縱容的走私貿易，而且也對香港的商業和轉口貿易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對於清政府的“封鎖”，堅尼地的前任麥當奴曾經耗費了很大的精力，他曾多次與清政府進行交涉，但始終沒有具體結果。
麥當奴時期，1867年，有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就是清政府與港英當局為稽查稅務的問題發生爭執。事件起因是，香港逐漸成為中國沿岸的商業轉運中心，外籍商船川流不息地來往於中國各條約開放口岸和香港之間，居住香港的華人所擁有的船隻也和外籍商船一樣，可以自由活動不受限制，很多商人利用這種機會，運載鴉片和泰國、越南的大米以及其他商品，走私偷稅進入中國內地，極大地損害了清政府的財政收益。早在1685年，清政府在沿海的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等地設立海關，管理對外貿易和徵收關稅事務。香港和鄰近地區海關稅務，均屬粵海關管轄。針對1867年出現的走私情況，廣東海關規定，由香港駛出的中國帆船，凡是駛往非通商口岸的，一律先要完稅。
1867年11月，清政府採取強硬措施，嚴查過往船隻。有一艘運鴉片的船隻被中國廣東海關在香港口外截留檢查，扣留船隻和貨物。港督麥當奴聞知此事，立即向中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英國政府也表示強烈反對。結果，腐敗的清政府只得發還貨物和船隻。
幾個月後，清政府派出一艘快速巡洋艦拖著一列海關躉船檢查站，停泊在香港外海，在香港西面出口的急水門，東面出口的東龍洲，設立了稅關，由砲艇日夜不停的巡查，凡是由香港駛出的中國帆船，都要截留檢查，凡是載有運往非通商口岸貨物的，一律按規定完稅。
清政府這一舉動當然使香港的航運業受到影響。對此，麥當奴一再向清廷提出抗議。可是由於當時從香港向內地各處的貨物走私非常猖獗，影響了中國海關的稅收，而封鎖香港港口的計劃，又是在其它國家的支持之下執行的，因此清政府腰桿也硬起來，對麥當奴的抗議，一直不予理睬。當時，香港洋商把清政府這項行動稱為“封鎖香港”。
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航，歐亞交通較前暢通，從英國來的船隻約兩個月可抵香港。該年，香港港內的外國船隻平均每天達107艘。在香港的外國人數激增，已達七八千人。香港商業日趨繁榮，走私漏稅也更加頻繁。 1871年，廣東海關在汲水門、九龍城、佛頭洲及長洲等四處開設常關廠，開徵稅厘，緝捕走私。
堅尼地看清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也總結了前任的經驗教訓，決心在這個問題上有所突破。
他知道，清政府的做法並不違反國際準則，如果像以前一樣動用武力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更何況此時的英國政府也並不願意為了香港的地方利益而對中國大動武力。
因此，他一方面繼續與清政府保持接觸，表示願意用談判的方式解決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密切關注國際及大陸出現的有利於自己的形勢，等待時機，觀風而動。
在他上任的第二年，出現了一樁事件使他找到殖民者的感覺。中國琉球島的漁民在遭遇到颱風後，被迫在台灣登陸，上岸後與當地居民發生衝突，造成了人員傷亡。這本來是中國的內部事宜，但日本政府卻以琉球船民代言人的身份向清政府交涉，在遭到斥責後惱羞成怒，於1874年悍然派兵進攻台灣。
這一突發事件頓時使得清政府手忙腳亂，無暇他顧。
堅尼地知道，此時清政府迫切需要列強出面為之斡旋，尤其是在遠東有著雄厚實力的英國。
事情剛剛出現，他就多次向清政府施加壓力，迫使其作出讓步，提出迅速解除對香港的“封鎖”。清政府沒有對他的要求立即作出答复。 1873年12月15日，一些商人詭稱中國海關在香港附近“干涉帆船貿易”。堅尼地立即委任香港商會主席、港務處處長和總登記官組成三人委員會，調查這一“事件”。次年4月28日，他授意的調查報告出籠，認為中國海關的確有嚴重的“干涉行為”。隨後，他就強烈要求清政府立即撤走停泊在香港周圍海上的中國海關檢查站。
有求於英國政府出面調節中日糾紛的清政府在這種壓力之下，不得不鬆動以前的立場，同意與港英政府就此事進行談判。
經過長期的談判，1874年9月，清政府終於答應了堅尼地的要求，解除了長達7年的“封鎖”。
堅尼地是前任總督麥當奴的同鄉，師出同門的校友。他們都曾在英國的海外殖民地長期工作，而且曾在同一個地方先後擔任過同一職務。麥當奴在先，堅尼地在後。是否有麥當奴的舉薦，不得而知。
堅尼地沉默寡言，不善與人溝通。但他善於思考，很快了解了香港面臨的主要問題。他決心從最重要的事情做起，首先治理香港的警務。他看到隨著香港的開埠，越來越多的人從四面八方湧入這裡，一方面刺激了香港的經濟發展，但同時也魚目混雜，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其中最嚴重的就是香港的社會治安受到了嚴重的衝擊。偷盜搶掠甚囂塵上，各種犯罪活動開始形成規模，犯罪分子開始形成集團，黑社會開始形成，對香港居民造成很大的危害。而香港的警力非常有限，警員素質極差，而且警察活動得不到香港廣大居民的配合。
堅尼地首先整頓現有的警察隊伍，增加警察薪金，解決警員工作和生活的困難。這一作法得到了包括港英政府高級官員在內的大多數人員的支持，他們普遍認為此舉早就應該實行。
堅尼地擴充警員隊伍，大膽起用華人擔任香港警察，解決香港警力嚴重不足的問題。但是，他起用華人擔任警察的辦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反對最為強烈的是警方和軍方。香港政府的一位英國警務官員明確表示，他不同意擴大華人警察隊。他認為，華人幹不好警察，駐港英軍司令也公開表示：華人加入警察隊起不到作用，他主張到西印度群島招募警察。
在他們看來，香港的社會問題主要是內地來的華人的問題，如果讓華人充當警察，勢必會造成警匪相互勾結的局面，那樣會更加難以收拾。
經過考察，堅尼地認為，在香港，想要解決什麼問題，如果離開廣大華人的參與和配合，什麼事情都將寸步難行。他力排眾議，堅持實施這一政策。
同時，堅尼地還重申港英政府在1854年公佈的《遞解出境條例》：凡被捕獲的不法分子，如不是本港土生土長者，港英政府認為不能容留在香港時，將其遞解出境。這一辦法也受到了各界的反對，英國政府也認為這一辦法過於簡單，容易引起不良的社會後果，使英國政府承擔過多的壓力。但堅尼地再一次堅持並推行了自己的主張。
經過努力，堅尼地逐漸樹立了自己的政治形象。
中國人佔了香港居民的絕大多數，他們是建設和發展香港的主體力量。香港要辦好任何事情，沒有中國居民的支持和參與，是不行的。老於殖民統治事故的堅尼地，深明此理。他任職期間，善於安撫華人社會，在歷史上是有名的。港督府的許多慶典活動，堅尼地都邀請華人商紳出席，各種社交活動，他也不忘邀請華人上層參加，他試圖通過增強接觸，拉近歐洲人同中國人的距離。在英國人方面，他做出決定，要求督府官員熟悉中國情況，了解華人社會。
香港剛開埠的時候，英國人把全島劃分成不同區域，使不同種族的人分別聚居，這既加大了相互之間的隔閡，又在不同的區域內出現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港島的中央部分和半山區域是歐洲人居住區，東西兩端屬華人生活區，跑馬地一帶是華人洋人的上流社會郊遊打獵賽馬的去處。駐港英國陸軍和海軍佔據了城市中央大幅的土地，當時，香港除了是一個商埠外，更是一個大軍營，中國居民同軍營尤其隔絕。
開埠初期，香港城市建設非常簡陋，主要的街道是皇后大道，當時不過是瀕海的一條小徑，崎嶇不平，道路兩旁的房屋大多是暫時性的，一間間毫無秩序的錯雜在一起，擁擠、骯髒、混亂。社會治安惡劣，海盜橫行，瘟疫蔓延。夏天常有颱風為患，每次都死人無數，冬天又有火災為禍，常是屋毀人亡。每當商船泊岸，寂寞的水手，成群結幫，酗酒街頭，招搖鬧事，商船又多拐騙人口，包煙聚賭，走私猖獗。
對歐洲人來說，維多利亞城貧瘠、偏遠、落後，缺乏誘惑力和歷史感。當時香港不像印度那樣能吸引英國貴族，也不似上海那樣充滿冒險的機會。它只是侵略者掠奪和侵略中國及亞洲的一塊踏腳石，不是個人的享樂地。所以，當年來港的歐洲人大多是一些平庸、缺乏創造力的無能之輩，或端莊、保守的中產階級。跑馬地、總督府及香港會所，是他們僅有的社交場所，生活十分枯燥。
而當時來港的華人，大部分是熱衷於功名，不是崇洋的買辦，就是守舊拜金的封建士大夫，或是東南亞的華僑。他們有一定的資本，又有經營技術，會精打細算，對僱員的盤剝也十分刻薄。這些人逐漸發展成大業主，到了19世紀60年代，由於經濟衰退，他們收購了許多倒閉的洋商攤棧，其財富及勢力逐步擴大，到堅尼地當政的70年代，華商漸漸凌駕於洋商之上。東華醫院的興辦和保良局的設立等，就顯示出華人對社會公益事業的作用，堅尼地不能不另眼相看。
由於港英政府歷年的民族歧視政策，華人和洋商社會，幾乎劃清了楚河漢界。英國人除了希望擁有維多利亞天然良港之外，根本不大願意留意香港本土的發展。香港政府的注意力也只集中在基本建設、商業貿易、航運安全和歐洲人生活圈子裡的事件上，根本沒有香港整體社會福利這個概念。
對一般的下層華人來說，當時的工業基本上等於無，甚至手工業也少得可憐。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華人，多以搬運為業。來自不同地方的工人，為了找生活，經常發生糾紛，香港政府和警方，對這些社區所發生的爭執毆鬥，一般不管不問。就是說，在第七任總督之前，英國人很少干涉華人社會的生活方式。
從堅尼地開始，港英政府裡的一些人士意識到華人的力量及社會問題，企圖改變華洋隔絕的狀況，到了他的下任軒尼詩時期，在立法局議員中便出現了第一個中國人伍廷芳。有人分析說，由堅尼地統治時期開始，“一個由華洋資產階級和殖民官僚所組成的統治階層開始形成。”此論不無道理。
堅尼地在任期間，港英已有擴大地域至新界及附近島嶼的打算，只是時機未到。
1874年8月15日，有一艘在香港註冊的漁船，到南丫島去捕魚。當時香港英國當局的管轄範圍，只限於香港本島，以及對岸九龍半島尖端和昂船洲。至於南丫島和大嶼山一帶，仍在中國的管轄之內，並沒割讓。依據清政府沿海水師防護章程，出海捕魚的漁船，一定要領有廣東水巡的船照，否則就以私自出海，作海盜論處。因此，香港的漁船到南丫島捕魚，被中國水師截攔，查閱船照。這艘香港漁船拿不出在廣東水巡註冊的船照，所以水師指稱他們越界捕魚，要求他們補領船照，否則就要沒收漁船。漁民不服，發生衝突，中國水師開槍打傷3個漁民，漁民逃回香港。
8月底，在香港立法局立法委員會議上，非官守議員羅威特就3名漁民被打傷一事提出質疑。羅威特質問，南丫島和大嶼山一帶水域，是否歸香港管轄，對於上述所發生的事件，是否已經採取預防措施。
當時港府輔政司答复說，關於漁民捕魚受傷一事，已經受到總督堅尼地的指示，徵詢過律政司的意見，南丫島和大嶼山不在港府管轄範圍以內，所以無從向對方交涉。
自從1841年侵占了香港島之後，英國就對對岸的九龍及周圍島嶼蒙生了野心。 1874年間，港英雖然先後兩次用不法手段，向清政府取得了包括昂船洲在內的九龍半島一大片土地，但是，對於海中四周的島嶼和九龍群山背後的土地，仍存覬覦之念。恰巧這時發生香港註冊漁船到南丫島捕魚，被清水師巡船指出南丫和大嶼都在香港範圍以外，禁止香港漁船捕魚的事件，這更引起了港英攫取更多土地的野心。從這時起，駐港的英國海陸軍人，就提出了他們所謂防衛香港的計劃，交於總督，宣稱香港島孤懸海中，如要作有效的防衛，就有擴大佔領四周各島嶼的必要。他們草擬了一個所謂為了防衛上的需要，應該怎樣展拓香港界址的具體計劃。這個秘密計劃的具體內容，就是後來成為事實的所謂“展拓香港界址”條款的最初底稿。
1874年9月，歷史上破壞性最大的颱風暴雨襲擊了港島，沿海岸一帶數以百計的房屋瞬即被摧毀，多艘船隻沉沒，遇難者五千餘人，而死得最慘的是水上監獄船裡的囚犯。
9月22日的大風暴，被稱為香港歷史上的“甲戌風災”，因為當年是清朝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年，農曆8月13日。大風暴正面襲擊香港，停泊在昂船洲島附近的監獄船，船頭和船尾的錨鏈被狂風折斷，船隨即被風吹翻沉沒，船上六百多人無一倖免，包括監獄船上的管理人員。
這次災難發生在堅尼地時期，但禍根應當追溯到第五任總督羅便臣。 1862年，港督羅便臣批准在昂船洲興建隔離監獄，但興建監獄需要時間，為了避免維多利亞監獄的囚犯越獄，在新監獄建成之前，先特別將一艘貨船改裝為水上監獄，收容所謂重刑的囚徒。當時共有300名刑期5年以上的囚犯被轉移到水上監獄，後來增加到600名。 1863年2月10日，昂船洲監獄完工啟用，刑期五年以上的600名囚犯，由水上監獄移送到昂船洲監獄。
昂船洲監獄可容納1000囚犯，由於原來的維多利亞監獄一直暴滿，所以，雖然昂船洲監獄建成啟用，但昂船洲水上監獄一直沒有取消，維多利亞監獄裡的一批重刑犯，陸續轉押到船上。大風暴發生時正值船上囚犯住滿，所以釀成大禍。而被囚禁在原奧卑利街維多利亞監獄裡的囚犯，幸運地避過了這場颱風浩劫，平安無事。事後，這些囚徒們既感到幸運又覺得後怕，每每由監獄裡遙望奧卑利街時，就覺得這條街道是長命的街道，以後囚犯和探監的家屬都稱這條街為“長命街”。
1874年“甲戌風暴”吹毀水上監獄船造成慘劇以後，港英當局準備擴建維多利亞監獄，這項工程牽涉地面較大，需要把整條奧卑利街劃入監獄範圍之內，對該處交通影響極大，因為由此到中央市場只有這一條直路通達，一旦奧卑利街封閉，堅道一帶居民的通路便被阻隔。所以，監獄擴建計劃遂告擱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