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便臣（1824~1897），也作羅士敏。愛爾蘭人，軍人出身，曾任西印度殖民地總督。後又供職於英屬殖民地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等地。被封為爵士。 1897年去世。
羅便臣在任期間，英法聯軍進攻北京，火燒了我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園林圓明園，又憑著《北京條約》，割去九龍半島。
羅便臣在任期間，做了幾件前任沒有做過的事，被史家們稱為香港的“首次”。
一，1860年香港郵政局脫離英國郵政局獨立。 1862年12月8日，郵務司密轍爾正式發行香港郵票。是香港郵政局發行的第一套郵票。全套7枚，以維多利亞女王像為圖案。後來發展為：2分、8分、12分、18分、24分、48分等16種。香港郵政局的獨立，為以後香港郵政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1876年，香港郵局加入萬國郵政協會。
二，1862年起，港英當局開始實行官學生製度。就是從英國考選官學生來港，接受3年中國語文訓練，然後分派各部門做翻譯及其他重要公職。第一批官學生有甸尼、史笏夫和湯隆荃3人，於1862年9月抵港。從羅便臣之後，香港開埠初期以軍人、冒險家和水手出任港英政府政務官的辦法，逐漸變成歷史陳跡。
第五任羅便臣三，修水塘供應自來水到市區。羅便臣上任不久，就遇上一次乾旱，遂計劃自薄扶林水塘引水。該工程1863年竣工，是香港歷史上修建的第一個水塘。從此，香港才有自來水供應。
四是，改革香港幣制，1862年7月1日起，改用銀元為記帳單位，放棄英鎊單位。向倫敦訂鑄香港銀元，作為香港通用貨幣，並鑄造銅元作為輔幣，開辦銀行，組織成立香港商會。
九龍半島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840年春，林則徐曾經在一份奏摺中指出，“尖沙咀一帶，東北負山，西則有急水門、雞踏門，東則有鯉魚門、佛堂門，而大嶼巨島，又即山其西南。四面環山，藏風聚氣，波恬浪靜，水勢深廣。英夷船隻，久欲依為巢穴。而就粵省海道而論，則凡東赴惠、潮，北往閩、浙之船，均不能不由該處經過，萬一中途梗阻，則為患匪輕。”林則徐針對英軍挑釁的情況，奏請朝廷在九龍半島的尖沙咀與官湧各修砲台一座。砲台修成以後，被分別命名為“懲膺”與“臨衝”。林則徐為這兩座砲台購置了56門大砲，並派兵八百餘名駐守砲台附近山梁。
尖沙咀在香港島對岸，水深港寬，可泊輪船，地勢平展，宜於居住。英國人早就看上了這塊地方。義律曾一度要求清政府割讓。 1841年7月9日的澳門新聞報紙說：關於城市建設，香港對面的九龍，條件比香港島更為優越。義律被召回國後，大鴉片販子馬地臣擔心，英國政府聽信一些人關於香港不適宜歐洲人居住的言論，放棄香港島而要求舟山、廈門等地，他要倫敦的查頓運用他的影響，說服政府，保留香港島。他說，好些人願要九龍，但我們應該兩者都要。 1848年，英國遠東艦隊司令西馬糜各厘主張占領南九龍半島，說它在季風季節裡是安全的避風港，如被別國占領，將會構成對香港島的威脅。
1860年3月初，英國派克靈頓率海陸軍萬餘人來華作戰。這批英軍陸續到達香港島，找不到營地住宿，3月18日，在羅便臣和克靈頓策劃下，英軍四十四團就在尖沙咀登陸。羅便臣興奮地說，佔據了尖沙咀，就為最終割佔南九龍鋪平了道路。
巴夏禮向香港總督羅便臣提出，要求廣東當局租借尖沙咀的一片土地，作為來華英軍的駐地。羅便臣於是命令巴夏禮、克靈頓趕往廣州，同勞崇光交涉。巴夏禮於3月20日起草了一份租借尖沙咀的文件，經克靈頓同意，交給勞崇光。巴夏禮等人的藉口是九龍半島壞人出沒，秩序混亂，英國利益受到損害。徹底改變這種局面的辦法有兩個：一是用武力驅逐壞人，在那裡駐守一支得力部隊；二是廣東地方當局劃出一條界線，線南的地方像香港島一樣，割讓給英國。巴夏禮還說，如果地方官員未請準以前，不便割讓土地，可採用租借辦法，將這塊地方移交給英國。他還說這個辦法雖不完善，但在永久解決以前，它是控製或者驅逐歹徒的有效措施，希望勞崇光接受這個移交辦法。巴夏禮是英法聯軍管廣州的三人委員會的頭頭，廣東清朝官吏實際上是為他們維持秩序的工具。勞崇光屈服於巴夏禮的淫威，第二天雙方簽字，並立即互換文件。按照巴夏禮提出的方案，在九龍半島上劃出一條界線，自九龍砲台以南附近地方的一點起，包括石匠島在內，線南的地方租給了英國，完全滿足了羅便臣的要求。巴夏禮迅速辦完租借手續，得意忘形地說，解決了九龍問題，毫不懷疑，這個半島將來一定會完全割讓給英國。原先，羅便臣對租借的辦法還表示猶豫，原因是英國頒給他的特許狀，沒有規定香港可以租借土地。這時寫信給巴夏禮表示感謝，說他“對九龍成功地作出十分圓滿的安排，除了沒有割讓，我們現在處於能夠做到的最好的地步。當我向紐卡斯爾公爵（當時英國殖民大臣）呈送正式公文時，我不會忘記指出這件事我們有賴於你進行交涉時的機智和技能。”
英國政府一直蓄意侵占南九龍，對於租借不會滿足。 1860年4月，英國侵華全權代表、曾強訂《天津條約》的額爾金再度來中國前，外交大臣羅素給他一個訓令說：“殖民大臣表示了這種意見，在對中國的任何新條約中，應該努力作出割讓九龍半島的規定。根據他的請求，茲特訓令閣下：任何將出現有利於獲得這個割讓的機會，都不要讓他錯過。”
額爾金擔心英國割佔領土，會引出法國的慾望，威脅英國的在華利益，因為法國曾經提出過類似的要求，因此有些顧慮。羅素於是授權額爾金相機行事。他說：“女王陛下政府樂於獲得九龍半島，但什麼是最好的辦法，必須由你考慮。”由於當時通訊不便，關於巴夏禮租借南九龍的報告隔了一些日子才到倫敦。英國政府接到報告後，於7月初，密令額爾金割佔九龍。密令說：“巴夏禮已經獲得九龍半島的永租權，考慮全部情況以後，認為有必要獲得九龍半島的完全割讓。”還說，這次取得的面積不大，法國不會效尤。
額爾金根據這項訓令，在焚劫圓明園後，強訂《北京條約》，除勒索巨款，增設口岸外，又增加割取南九龍半島的條款。清政府被迫於1860年10月24日在這個條約上簽字。條約第六條規定：“前據本年2月28日（陽曆為3月20日）大清兩廣總督勞崇光將粵東九龍司地方一區，交與……巴夏禮代國立批，永租在案。茲大清大皇帝定即將該地界付與大英大君主並歷後嗣並歸英屬界內，以期該港埠面管轄所及，庶保無事，其批作為廢紙……。”這一條款既定，南九龍半島便由租借變為割讓，英國正式佔領了半島上界限街以南的中國領土。
得到九龍半島南端以後，駐港英國人內部發生矛盾。軍方堅決主張把這個地區作為單純的軍事基地，交他們管理。民事部門卻要把它作為香港的外圍，撥給民用，雙方爭執不休。直到1864年羅便臣政府擅自擴大地界，伸展到西北面的深水。英政府決定把這塊新擴佔的土地撥給陸軍，原來的地區給香港當局和海軍，但必要時陸軍仍可使用。這樣才平息了內部的爭吵，深水這個地方就被英國偷偷地佔據了。
1861年，英國殖民者強迫四名清朝官員前往九龍舉行所謂“授土儀式”。儀式在1月19日舉行。巴夏禮將一袋盛有九龍泥土的紙袋遞給清朝官員，讓清朝官員再將這袋泥土授給香港總督羅便臣。這是每個愛國的中國人都會感到痛心的情景。
《北京條約》簽訂之後，南九龍被英國占領，地域開闊了。英國達到了軍事和外交目的，也為英商進一步擴展對華貿易和英國在香港攫取更大的經濟利益提供了條件。從南九龍到香港島之間，約17平方哩的廣闊水域，實際上全部屬於英國所佔有。他們定名叫“維多利亞港”。香港是世界上三大天然良港之一，港闊水深，波恬濤靜，終年不凍，吃水12米的遠洋巨輪可以自由進出；可以同時停泊一百多艘巨輪。香港的人口，由於南九龍被佔領，也從1860年的94971人，增加到1861年的119321人，增加了24350人，即增加25％以上。這些條件對於香港的發展，特別是轉口貿易港的形成，關係十分重大。從此以後，隨著香港基礎建設的逐步完善，以航運貿易為中心的香港經濟，更加具備了發展的條件，香港開始了經濟初步發展的時期。
1860年，英資省港澳輪船公司成立，資本港幣75萬元。其時，正當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香港政府執行戰時法令，統制各航業。因為該公司受香港政府支持特許經營，所以，趁機壟斷航務，進一步發展了香港、廣州、澳門之間的運輸。
港英政府推進海上運輸貿易發展的第一步，是建立和健全港口的設施和管理。 1861年，羅便臣委派海軍上尉亨利?喬治?湯式為香港港務處長兼海事裁判官、火藥庫監督及海關長官。湯式上任後，提出“港口與海岸法案”，進一步對帆船和港口船隻施行管制，維持了港口的正常秩序。 1862年，為使眾多的船隻在氣候驟變時，有一個安全去處，興建了銅鑼灣的避風港。為以後香港航運貿易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羅便臣時期，輪船修造業開始建立和發展，這標誌著香港海上交通運輸和貿易進入了發展階段。早在1843年，由英國人約翰?林蒙在香港島東角附近開設船排，製造了一艘載重僅80噸的小船。 1857年，又在石排灣海岸買地11.5英畝，開設造船廠，以後又在造船廠內興建一個“賀普船塢”。 1863年7月，幾個船商聯合組織的“香港黃埔船塢公司”成立，1865年收購了“賀普船塢”，成為較具規模的船塢公司。
碼頭與貨倉的建設和發展，也是海上貿易運輸所必須具備的條件。英國占領香港初期，有些大商人建築了倉庫自用，隨著經濟活動的頻繁，貨物進出口增多，小商行也需要有貨倉，他們無力自建倉庫，於是就出現了專供租賃的公倉。
港口的基本設施，修造船塢和碼頭倉庫等基礎建設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使香港航運事業得以加快發展。 1863年1月，法國郵船公司也加入了香港歐洲的定期航運。從此，英國和法國的輪船在香港展開了競爭。英國人的“太平洋郵船公司”和“海洋輪船公司”等也為香港與各地航運線增加了航班。
1861年5月29日，香港商會成立，當時全部成員是西洋商人，所以叫西商會。它雖然是民間工商社團，但當初對港英政府影響很大。它的宗旨是促進香港貿易和工業的發展，收集香港工商界的意見，並在必要時向港府反映；接受港府就影響香港工業、貿易及經濟發展等問題的諮詢等，所以實際上統製香港的商務，並且它還直接影響英國政府和香港政府對中國的政策，1886年，張之洞代表清政府要求在香港設領事，遭到該會反對而被擱置。從1884年起，香港便有一個不成文的慣例，每屆立法局成員中都要有一名該會會員。該會主席一直由英國人出任。從經濟角度說，對於促進香港工商業及外貿業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
隨著各項基礎建設的發展，香港進出口貿易額大幅度增加。但是，英國對鴉片戰爭的勝利，也就是對中國輸入鴉片的勝利。當時，香港的貿易仍以鴉片為大宗，對中國人民的毒害更為深重。據統計，1864年，香港進口的貨品種類中，鴉片2000萬兩，棉織品700萬兩，毛織品500萬兩，五金200萬兩。而進口的這些鴉片主要是銷往中國內地和亞洲部分地區。而香港出口的貨物品種，只有絲1200萬兩，茶葉2900萬兩，棉花600萬兩。由統計可見鴉片貿易數額之巨大，香港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還是靠大量販賣鴉片。英國在香港的發展，從一開始就是以犧牲中國的整個利益為代價的。
優越的地理位置，使香港逐步成為遠東商業中心。英國占領香港後，在香港設關收稅，凡來往船隻經過香港，都要抽稅，我國華南經濟大受影響。香港內部，苛稅雜捐層出不窮，稅收逐年增加。戴維斯任職時，1846年稅收是27046英鎊，到了羅便臣當政時的1864年，稅收達到132884英鎊。
香港華商對於當時的稅收制度，深感不滿，認為這是“無貨不捐”，難以忍受。因此有很多商家雖然在港置有產業，也寧願做出犧牲，奔回內地，所以香港商業一度衰落。
1861年，香港財政收支由平衡而達到有錢可賺。這一年的資產總值比債務超出四千三百英鎊，收入的來源全靠增加稅收，其中最大宗的有牌照稅、土地稅、差響（警捐）等。當時，因為商業發達，地價上漲，買賣地皮的人大發其財，所以土地稅也大幅度增加。英國政府除了在侵略過程中獲取的實際利益外，已經開始從香港經濟的發展獲取大量英鎊收入。
1865年，歐洲的經濟危機影響到香港市場，商業蕭條，稅收減少，於是港英政府通過了“印花稅案”。商人雖然竭力反對，但當局仍強制執行。
佔香港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這一時期一方面由於加強了自身的團結和鬥爭，另一方面銳意經營，發展和壯大華人經濟，因而逐步爭得了部分的權利，使華人在香港的經濟和政治地位，有了初步的改善。
1860年羅便臣政府實行“牌照法”，規定凡在香港的商人都必須領取牌照，繳交牌照費。這項收費引起商人的反對。首先起來反對的是典當行業實行罷市，結果，香港政府只得減低牌照費。接著，全港轎夫和水上船戶也反對牌照費和登記，舉行罷工，堅持了3個多月，直至香港政府修正條例才復業。 1862年，香港碼頭搬運工人，反對當局強迫登記，又舉行罷工。這些商人、轎夫、水上船戶、碼頭工人，除少數外商，幾乎全部都是華人，他們在斗爭中提高了自己的民族覺悟，加強了自身的團結，取得了初步的勝利。
華人的團結和力量，不僅由於人數眾多，而且還由於華人經濟力量的不斷增強，華商資本在香港已經逐步成為對香港具有相當影響的力量。早在第四任總督寶靈時期，他估計年繳地租十英鎊以上有143人，華人佔42人。從他按經濟地位估計的人數看，有一定經濟力量的華人已佔了相當的數量。
英國要統治香港，中文翻譯人才缺乏，一直困繞著前幾任總督。當時最大的難題，是在香港政府服務的或是在港經商的中國人，英語程度很差，除了簡單的日常對話外，根本沒有其他方面的英語訓練。而在港的英國人懂中文的更是少而又少。高和爾因為通曉中文，官拜港府裁判司通譯、警察副總監、政府總登記官兼華民司，兼政府總通譯官。後來與海盜勾結，貪污受賄，被革除職務。但是，因為缺翻譯，港府又不得不把他請回來，官復原職。可見翻譯人才的奇缺。諾頓?凱希曾記載1849年在香港執業律師派克關於法庭缺乏中英文翻譯的表述：“在民事案件方面，根本沒有人通譯，因為中國人找不到通譯，無法審理他們的案件。在刑事案件方面，當然有通譯官高和爾，但他同時又是副警察總監，因此，他對於被告時常又是控方的主要證人。他這兩重任務是根本衝突的。”
為了解決中文翻譯問題，香港政府曾上書倫敦殖民部，請求在皇家學院增聘中文教授，規定凡是願意到遠東來服務的官學生，如果選修中文，一經考試及格，就從優錄用。當時還有人提議，香港的官立學校，應該設立中國通譯訓練班，藉以造就中文翻譯專門人才。
1861年3月23日，羅便臣在立法局會議上，提出他擬就的準備呈請倫敦批准的一套培養翻譯專門人材的計劃。他闡述了香港自開埠以來，因為缺乏中文翻譯人材所感受到的困難，以及歷來各界人士為改善缺乏翻譯人材狀況而提出的各種建議都毫無結果的情形。羅便臣說：“在目前，沒有適合的通譯可用，也沒有現成的方法可造就供應這樣的人材。過去曾經鼓勵服務政府的文員去學習中國文，但是結果發現，而且事實確是如此，經過自上午10時伏案工作至下午4時之後，實沒有多餘或足夠的精力去研究艱難的中國語文，而中國語文不易學習又是人盡皆知的事實。本席的計劃是，選派的官學生必須年齡在20歲以下，並且應該從各書院去選取，不必僅限於英皇書院一校，如目前選就領事人材所施行者。並且應該給予一百鎊做治裝費與路費，抵達中國之後更應每年津貼200鎊，並且供給宿舍，給他們請好教師。然後經過3年學習，考試錄用，每年薪俸400鎊，不供宿食；隔兩年之後，薪俸可以增至500鎊，並應推薦至一般文員機關中去優先錄用。每隔半年再考核一次，以看是否有進步。若是品行不佳，或是學習不用功，則實行遣送回國，並且追回過去支付的津貼費用。關於這一點，選取的官學生離英來港時，一定先要覓取保人擔保，必要時要償付因此而耗費的一切費用。”
羅便臣反復強調實行官學生計劃的迫切性。他表示，沒有適當的精通中國語文的通譯，實在無法處理這個擁有12萬中國居民的政府行政。他還說了一個有趣的，但又說明翻譯重要的故事。
港督的朋友、學者理雅各，他的女兒被人偷去一塊表，後來竊賊被捉住，唯一的證人是一個當時正在屋外工作的小工。在法庭上，證人說，當時他正在“牆頭上灑灰水”，看到小偷把表偷走。但是，控方的翻譯卻把證人的證詞翻譯為，竊賊行竊時，這位證人正在“牆頭上睡覺”。法庭為之大嘩，一個人正在睡覺，怎麼能做證看見別人偷東西，並且牆頭上也無法睡覺啊！幸虧理雅各博士精通中文，當時馬上糾正翻譯的錯誤，才使案件得到恰當的處理。
立法局會議通過了羅便臣的官學生計劃，並得到倫敦的國務部批准。 1861年10月12日港府憲報上公佈了這個計劃。 1862年4月間，第一批官學生選出，9月由英國抵達香港，開始中國語文的專門學習。
港元在香港正式使用，開始於第五任總督羅便臣。英國占領香港初期，幣制種類繁多。首任總督璞鼎查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情況，於1842年3月29日及4月27日，公佈以英國金銀貨幣、中國白銀銅錢、西班牙及墨西哥銀元等，作為香港暫行通用貨幣。 1844年底，英國政府為了使香港幣制與英國幣制相應，實現殖民地貨幣制度標準化，宣布英鎊為香港的法定貨幣。但是，香港居民已經習慣使用銀元和銅錢，一時改變很困難。 1845年5月1日，根據香港第二任總督戴維斯的命令，輔政司布魯士發表佈告，修正了以前的通用貨幣制度。佈告規定西班牙銀元、墨西哥銀元、印度盧比及其破碎銀屑、中國通用銅錢（制錢）等為香港法定通用貨幣。佈告特別指出凡屬英國通用貨幣，不論紙幣或硬幣，一律為香港合法通用貨幣。然而，由於鑄造及運輸等方面的困難，當時香港市面上英鎊的流通量極少。實際上流通的貨幣單位，仍然以銀元為主，1元以紋銀7錢2分為計算單位。這事實上是在沿用當時中國的幣制。
香港初期幣制主要是採用銀本位，政府的財政開支卻以金本位（英鎊）為記帳單位。從1841年到1861年21年的時間，香港官方的一切收支預算，全部以英鎊為計算單位。實際生活中收支多以各種銀幣為單位。這在計算上引起許多混亂和麻煩。
羅便臣認為，金本位不適合香港的環境。於是依照他的命令，1862年宣布取消英鎊法定貨幣規定，改以銀元為計算單位，並公佈銀本位制的法令。財政司在預算、決算時，都以港元作為計算單位。盈餘部分則運回英國購買英鎊作為儲備。這是在官方文件中出現港元名稱的開始。
既然羅便臣訓令財政司在財政方面以港元為計算單位，便應該有香港自己的流通貨幣。所以他在英國國內鑄造了3種香港的硬幣：一仙的銅幣，一毫的銀幣，千分之一元的銅錢。這3種硬幣中，首先運到香港流通的是“香港一仙”的銅幣。這枚銅幣，正面為維多利亞女王側面頭像；背面用中英兩種文字寫著“香港一仙”的字樣，並標明了鑄造年代是1863年。
總督調解俱樂部糾紛
英國統治前期，香港居民生活在十分混亂的社會之中，港英的軍隊之間，軍警之間，政府商人之間是非矛盾不斷，衝突隨時發生，居民沒有一個安定的空間。
香港有一間被人稱為“新公司”的俱樂部，是英國人組織的。它不僅不接納中國人為會員，就是英國人自己，在申請加入時，也往往被否決。羅便臣任職期間，俱樂部有不少是非矛盾。
據香港當時的外文報紙記載：俱樂部會章規定，英國海陸軍人可以入會。但是，1859年到1860年間，這傢俱樂部的會員發現，每逢有英國軍人申請入會時，在執行委員審查會議投票表決時，總是被否決。有人開始打聽內幕，可是這傢俱樂部高層人員一律守口如瓶，不肯透漏消息。
俱樂部本來有一項傳統規定，凡是正式會員，在會所內飲酒用餐，照例總是簽字記帳的。這時忽然宣布一項新規定：凡是海軍籍的會員，在會所內飲酒進餐，一律要付現款，不得記賬。有一家報紙透漏了這事的起因，是由於海軍人員往來調動不定，一些會員離港時往往不付清賬款就走人，使俱樂部蒙受了不少損失，因此取消了海軍會員記賬的權利。這家報紙還透露，近年該會責難軍人會員，也是為了這個緣故。
駐紮香港的英國海陸軍人對俱樂部的新規定大為憤慨，首先付諸行動的是海軍。海軍軍官全副武裝，由長官率領，列隊到俱樂部質問，要求宣布欠款潛逃的海軍會員是誰。俱樂部不肯示弱，說他們有權保守自己的秘密，拒絕宣布。海軍錶示，如果說出海軍欠款人的姓名和欠款數目，他們願意照付，可是俱樂部仍然拒絕公佈。海軍軍官當場宣布全體退出該俱樂部。接著，陸軍也來支持海軍，要俱樂部答應海軍的要求。俱樂部仍予拒絕，於是陸軍會員也宣布全體退會。
這場風波，一直鬧到1860年的聖誕節，總督羅便臣才不得不出面調解，要求大家看在“神”的份上，在“平安夜”握手和解，事態才暫時平息。
早年香港的海陸軍人，還常常為了嫖妓同警察發生糾紛。警察想撈娼妓油水，到了晚上就在妓館附近出現，嫖妓軍人覺得警察礙手礙腳，於是海陸軍人就聯手對付警察，自己派兵放哨，不許警察進入妓館附近地帶。為了吃喝嫖賭，英國海陸軍人和警察，不僅鬧得一塌糊塗，而且無法無天，驚擾附近居民百姓。
一百多年前，香港以擺花街為中心，附近的荷理活道、閣麟街一帶，都是妓館、酒吧、鹹水妹集中營業地點。一到傍晚5時，他們就華燈高掛，開門接客，水手和啤酒兵接踵而至。最初是海軍和陸軍互相劃定勢力範圍，各不侵犯，但是警察卻趁機索賄，到處出現。先是三角衝突，接著是海陸軍聯手來對付警察。港英當局為了應付海陸軍人與警察的衝突，不得不出動由外國商人誌願組織的專隊來巡邏。
香港供應自來水，至今已有130多年的歷史，功勞應歸於第五任總督羅便臣。
早年，香港天然水源豐富，從開埠到1863年，香港居民食水供應，完全依賴天然的山水和井水。當時香港仔有瀑布灣，山頂和薄扶林村都有瀑布，上環有水坑口的坑水，足夠供應市民及港口發展用水。
羅便臣到任後，發現香港用水方式還很落後，居民仍然飲用天然水，天然水水質不純，容易引起各種疾病。他認為，建築水塘，貯存天然水，經過加工過濾，供應居民，是件刻不容緩的事。便決定效仿英國，供應市民自來水。於是，1859年港府出榜懸賞1000金鎊，徵求興建水塘及自來水設施方案。結果，由英國軍隊工程兵羅寧應榜入選。他建議在薄扶林山谷建造一個水塘，安裝引水道，把水輸往半山區般咸道的蓄水池，再分別供應各區。羅寧的計劃得到羅便臣的採納，並立即著手興建。經過四年施工，1863年完成，命名為薄扶林水塘，這是香港第一個人工水塘，從此香港就有了自來水供應。供水設備是只在街上安裝水龍頭，香港稱為“水喉”，用戶需到街上取水。當時規定，每戶每人每日供應6加侖水，不收水費，因為修建水塘時，全港居民都負擔過工程費。凡超過6加侖的用戶，另收水費，水費不單收，附加在差餉內，差餉2％是水費，最後轉交水務局。
新修建的薄扶林水塘，儲水量為200萬加侖。後來連續擴建，1871年第二期工程完成，儲水量增加到6600萬加侖。 1895年水塘儲水量增至7040萬加侖。
19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人口還比較少，供水的問題尚未顯現出來，隨著人口增加和工商業的發展，供水問題日漸突顯出來，成為以後歷任港督的疑難問題。
1860年，羅便臣繼任港督後，對於寶靈任職時期未完成的填海工程，繼續不輟。羅便臣解決了港府同岸邊業主的爭執，填海修堤工程得以順利進行，大部分工程於1862年完成。但是，施工過程中，工程時斷時續，影響了質量，同時，包工方面也偷工減料，做了手腳，堤壩工程剛剛完成，就開始出現崩塌、斷裂等情況，急需修補。
趁堤壩修補之機，羅便臣提出新的填海計劃。他提出中區的海旁堤岸重新改築，將堤岸向外伸展，再填出100尺，以獲得更多的土地。 1864年8月15日，港府測量官向海岸沿線工商業主公佈新的改堤擴建計劃。該官員宣稱，由於堤岸建造質量差，存在隱患，不得不改建。趁改造的機會，擴大填海區域。填海後所獲得的土地，可以免費給業主使用若干年，但沿岸業主需要負擔這次填海及築路費用，作為交換條件。
但是，對於羅便臣的建堤填海計劃，沿海岸的有關業主不肯接受。該年9月13日，中區海旁的業主舉行會議討論羅便臣計劃，一致反對海旁堤岸改建，並且聯名呈文給輔政司，要求港府停止實施工程計劃。因為是總督所定，輔政司不接受業主意見，宣布堅持在中區再填海築堤的計劃不變。雙方各不相讓。對於港府同業主之間的這次爭論，羅便臣出於無奈，只好採取了冷處理的方法，將填海修堤的計劃暫時擱置起來，留給後任解決。
1867年，香港遭遇一場大風暴，中區海旁堤岸被毀，接替羅便臣擔任港督的麥當奴，又提出修建堤岸碼頭的新計劃，並且委派克托工程師主持施工。麥當奴同他的前任寶靈、羅便臣一樣，重建海旁堤岸的計劃遭到業主們的抵制。港府派員同業主會商重建中區堤岸計劃，意見相差仍然甚遠，陷入僵局。麥當奴沒有學習羅便臣，把計劃擱置起來，而是極力爭取。他與律政司研究後決定，向法院提控海旁的一些業主，控告他們不履行土地租賃法例，不負責修理其管轄的堤岸。 1868年2月7日特別法庭開審，法官聆訊雙方陳詞後，竟然站在業主一邊，宣判被告無罪。使總督麥當奴陷於尷尬境地。
在第五任港督羅便臣和第六任港督麥當奴交接時期，有一家不起眼的銀行組成開業了，時人誰也不會料到，它竟在隨後的一百多年間，發展成為國際性大銀行，左右了香港的金融財政決策和管理，這就是匯豐銀行。
匯豐銀行1864年成立，1865年開業發行鈔票，註冊時資產只不過1500萬港元。創始人是蘇達蘭氏。他聯合英商財團怡和與德、美及波斯國家商人，共同投資組成。第一任總理是法國人，董事局成員包括有德國商人代表。後來，其他國家的商團相繼退出，只剩下清一色的英國人。 1886年德輔時期，匯豐第一座銀行大廈落成，後來拆除重建，1935年10月，在香港銀行區德輔道落成新的銀行大廈。是第二座匯豐大廈，面積56000平方尺，共14層，高247.5尺，整座建築物的重量約7萬噸，是當時遠東最巍峨的建築。它的保險庫全由鋼筋水泥建成，電力控制啟動鋼鐵柵門。據說，即使運用火攻或其他機械暴力，也不能損毀一絲一毫。庫內保險箱7221個，為全港銀行之冠。新大廈開幕典禮，由代理總督史美主持，燃放20丈長的一串鞭炮。
這時的匯豐銀行，資產已經聚斂到五千餘萬元。股本分為港幣股和英鎊股，港幣股每股為125元，英鎊股每股12.5鎊，與港幣股相當。
匯豐從一成立就聚財有道，除了自身的經營策略外，還有英國皇家給予的特許狀和有關法例賦予的特權，享有其它銀行所不可能得到的優惠和方便。就20世紀80年代香港市面所流通的港幣來說，每10張中就有8張是匯豐發行的。
據陳謙先生在《香港舊事見聞錄》中所載，早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紙幣的發行權，主要由港英政府授權三家銀行發行，英資上海匯豐銀行數量最多，其次是英資渣打銀行，再次是有利銀行。它們發行的紙幣面額，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500元等，後來匯豐發行1000元大額。香港的紙幣，不只在香港地區，中國華南地區也相當流行。港幣的不穩定，給中國居民帶來極大的災難，而銀行家和港英當局卻從中獲得巨額利潤。
發行紙幣，須要先備有足夠的金銀實物，或者外匯作為保證，才能使紙幣價值穩定。在香港作為發行紙幣的貯備金額，與發行紙幣的數額相差很遠。使紙幣價值相當不穩定。一旦遇到戰爭，或者英鎊貶值，美元升值，都影響到港幣本身的價值。使持有港幣的百姓受到無形的損失，甚而導致銀行擠兌，銀號倒閉，商場不景氣，形成災難，而損失最大的當然是為數最多的一般中國居民。
據陳勳所著《香港雜記》記載，從1887年至1891年五年中間，香港三大銀行簽發的通用銀數字，就知道英國人獲利多少。 1888年，共簽發通用銀幣6034984元，實際存倉現銀只有2552500元；1890年，共簽發通用銀幣6073332元，實際倉存現銀2775833元；1891年，共簽發通用銀幣6050122元，存倉現銀實際只有2650833元。此外每年鑄出通用硬銀幣、銅幣尚有7216125元。發行幣和作為保證的庫存兩相對比，從1887年至1891年合計簽發港幣額共為28970786元，存倉現銀為13001999元，實際存倉現銀還不到簽發通用銀幣額的45％。
由陳先生這一詳細對比，不難令人想到，英資銀行、香港政府、英國政府，從香港和中國人民手中搜刮去多少錢財。英國政府高層人士卻曾手拍胸脯、毫不臉紅的聲言，英國沒有從香港拿走一個仙。按照陳先生的計算方法，一百多年來，僅發行鈔票一事，就足以使英國高官無言以對。
匯豐銀行，除了享有簽發港幣發行的特權以控制金融市場外，大量貸款給腐敗的清政府，也使它攫取了巨額利息。據有關人士統計，清政府大額向英國和匯豐銀行貸款計有：1865年清廷同治時期，向英國借款143萬英鎊，分2年6次償還，在香港交付，這是中國向外國借款的開始。 1867年又向英國借款120萬英鎊，以海關稅作抵；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亂之後，急需經濟上救援，1877年，清政府向匯豐銀行借貸白銀5萬兩，以溫州、上海、廣東、漢口的關稅與稅票做為擔保；慈禧太后為修建頤和園，1879年再向匯豐銀行借款1615萬兩，還是以海關關稅和稅票為擔保，年利息10%~12％左右。 1894年，清廷國庫虧空，再向匯豐銀行借債1000萬兩，按照匯豐行規，年息7厘，98扣，期限20年，前10年付息，後10年還本。 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中國損失慘重，再向匯豐銀行舉債300萬鎊，仍以海關關稅和票據為抵押。年息6厘，92扣，期限20年，前5年付息，後15年還本。以上只是幾宗數額巨大的借貸，清政府仰賴匯豐銀行的貸款，藉以彌補財政的浩大赤字，更是習以為常的事。財政上的依賴除了利息之外，必然造成政治經濟和外交上的屈辱妥協。
以上兩筆帳，雖然屬於不同的斂財方式，但都說明了一個道理，匯豐同清政府的依賴關係，匯豐和香港，匯豐與中國的關係。
據鄭固固教授《花甲銅獅說匯豐》的文章所載，匯豐銀行發展到上世紀90年代，已有大約11730億港元的資產，成為香港首選存款銀行和主要的按揭銀行，在全港設有225間分行，加上它持股61.5％股權的恆生銀行的135家分行，總數則達360間之多。
當然，匯豐銀行有自己一套特殊的經營策略，它一設立便是幾國參與的具有跨國銀行的性質，同時經營宗旨明確。楊思賢先生所著《香港滄桑》一書記載過這樣一段故事，1935年第二座匯豐大廈落成典禮上，匯豐司理祁禮賓演說時，引述了兩個小故事：
他說，有一位朋友問道，“這麼一座雄偉的建築，會使膽小的人躊躇不前，不敢進去作小的交易。”他聽了，只是笑笑。
他又說，有一位少年遇見自己的“大班”，說：“我不敢將小量的餘錢放到匯豐，怕它拒絕接受辦理。”
禮賓的“大班”這樣回答那個少年：“親愛的朋友，敝行絕無太小或太大的東西。”
他說引用的兩個小故事，主要反映了匯豐主理人的宗旨是：來者不拒，一概歡迎。
這次盛典觀禮台上來賓的安排，更具匯豐的經營手法，受邀來賓中，上海人3名，廣州人3名，香港人2名。這既體現了代表的廣泛性，又顯示了地區的重要性。
所以，它的營業不能不一直處於興旺蓬勃狀態。據統計，1937年的純利已達一千五百四十三萬餘元，1938年達到一千五百二十九萬餘元，1939年為一千三百三十五餘萬元，1940年近一千四百萬元。
按照香港經濟的發展，廣東社科院教授劉澤生，把香港近代150多年的歷史，劃分為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1841年英國侵占香港起至1860年，為轉口港始創時期。這20年左右的時間內，香港經歷了前面敘述的璞鼎查、戴維斯、般含、寶靈、羅便臣五任總督。開埠之初，香港只是一個荒野漁村，1841年僅有人口7450人，到1861年，人口增加到119321人，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商業貿易港，當然，貿易的主要貨物是毒害中國人民的鴉片。 1992年6月18日，香港《新報》一篇文章按照各總督的是非功過，把這一時期歸結為“帝國主義時期”。大概是指這5位總督，包括英國倫敦，主要精力都是用在侵占中國領土上。下一章開始，我們將記述從1866年第六任麥當奴起，至1885年第九任寶雲止的四位總督，其間共19年的時間，被稱為“華人抬頭時期”。雖然英國人依然百般歧視、壓製香港的中國居民，但是，香港的中國商人經營有術，事業發展迅速，到1880年，華人經濟已成為港島舉足輕重的力量。當時，在每季度繳納地稅1000元以上的18家企業中，只有一家渣甸洋行是英資企業，其餘17家全是華商企業。
1866年3月11日，麥當奴接任香港第六任總督，直到1872年4月，在職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