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含（1803~1863），又譯作濮亨、文咸、般咸、文翰。英國人。 1848年3月至1854年4月在香港任總督。
1848年3月21日，般含接替戴維斯成為香港第三任總督。般含曾在英國東印度公司任職，1837年起歷任英殖民地新加坡、馬六甲、威爾斯王子島總督。就個人經歷來說，他是第一個到香港來的英國殖民地行政官出身的人。英國政府的用意大概是以他的殖民地工作經驗，在香港貫徹英國的政策。
般含上任時，適值港府財政入不敷出，為了節省開支，支撐局面，他實行財政緊縮政策。決定放棄一切公共建築計劃，一些戴維斯時期已經動工的公共工程建設也被立即停止，甚至連他自己的薪金也暫緩支取。由於他採取的嚴厲措施的實施，港英政府的財政支出很快得到控制，1848年開支為62658英鎊，到1853年減至36418英鎊，削減了幾乎一半。
在任期間，為了取得香港英商對港英政府的支持，般含向英國政府建議：任命兩名本地居民參加立法局和行政局。英國政府同意立法局增設非官守議員，而不同意行政局增設非官守議員。他力圖改善城市衛生狀況，實施香港最早期的城市發展計劃，規定屋宇以磚石和石塊興建，房屋排列成直行及橫行，規劃空間做為街道。 1854年4月離任回國。後被封為男爵。 1863年去世。
從第二任港督戴維斯，經第三任般含，到第四任寶靈離職，前後共15年。這期間，由於鴉片戰爭，清政府更加腐敗，對外喪權辱國，對內殘酷壓榨人民，社會矛盾日益激化。 1843年，洪秀全秘密組織反清力量，1851年1月在廣西桂平舉行起義，1853年攻克南京，建立國都，先後發展到18個省，震驚中外，直到1864年被中外勢力攻破南京，堅持鬥爭達14年之久。面對這場中國內戰，三任港督和他們的祖家，頗費了一番心思。
第三任般含軟硬兼施會見洪秀全
戴維斯任內，正是洪秀全太平天國反清運動初期，天地會正在廣東一帶活動。由於清政府的鎮壓，許多天地會成員在廣東站不住腳，暫時逃到香港避難。當時，內地和香港之間居民可以自由往來，這些人對腐敗的清政府不滿，聚眾造反，當然不是罪犯。到了香港之後，又不曾觸犯當時香港的法律，香港政府沒有理由把他們當罪犯看待。但是，戴維斯卻與兩廣總督耆英相互勾結，共同對付天地會成員。 1845年特別頒布了一道法令，規定香港警察有權逮捕自中國內地逃到香港的中國天地會及其他秘密結社分子，加以監禁，期滿之後在他們臉上蓋一個相當於中國罪犯充軍時臉上刺字式的烙印，然後送到中國境內，交給清朝官府。
這樣做，犯人即使不死於清朝官吏的屠刀下，臉上的恥辱痕跡也終身除不掉，比對待一個殺人犯還要殘酷。後來，這一法例送到倫敦請求批准時，被加以修改，規定在脅下烙印，不許烙在臉上。
般含接任後，太平天國運動已到興盛時期。般含對太平天國的態度，不像戴維斯那樣簡單化，而是觀其發展，擇機而動。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發動太平天國運動後，很快從華南席捲大半個中國。華南一帶的許多有錢人家，為了避難，帶著家產連同家屬跑到香港。後來清朝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一批參加過太平天國運動的勞動人民，也跑到香港。這樣，不僅給香港帶來大量資金，也帶來大批勞動力，對於香港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香港的人口有了新的發展，1848年香港人口總數只有23988人，其中中國居民有23485人。到了1854年總人口達到55715人，其中中國居民佔54072人。 6年間華人增加30587人，即增加130％。 1853年港島華人居住戶有2416家，而洋人的住戶僅有491家，隻及華人住戶的1/5。
1853年3月太平軍攻下南京。面對太平軍的強大攻勢，清政府企圖借助洋人的軍事力量消滅太平軍，所以，曾求助於英、美等國。這時，英、美、法各國都已經在上海強佔了租界，有了一定的勢力範圍。而太平軍和清政府的鬥爭，誰勝誰敗，當時還看不清楚，所以各帝國主義均宣布“中立”。香港總督般含從英國的利益出發，對太平軍自然也採取了“中立”的方針。他一方面，通知清政府上海道吳健章，聲明“除保護英人生命財產外”，對於要求援助一事，不能以兵相助，但可以藉租船隻供清軍使用，攻擊太平軍。另一方面，為了探明虛實，1853年4月27日，般含親赴南京，求見洪秀全，向洪秀全表示中立，並解釋說，英國船艦給清軍使用，完全是“英人以私人所有的船隻出賣，法律無以禁止”，與英國政府毫不相干。般含還要求太平天國尊重通商口岸的外商權益，把《南京條約》的中文抄本交給太平天國，要求洪秀全承認英國的侵略既得利益，並聲稱如果拒絕接受他們已有的在華特權，英國便支持清政府鎮壓太平軍。
般含的所謂“中立”，完全是為了保持英國在中國的利益，想籠絡利用太平軍，希望洪秀全承認並繼續執行不平等的《南京條約》。洪秀全只表示允許英國可在太平天國境內經營商業，自由出入。但是，對般含的恫嚇威脅，絲毫不怕，除否定《南京條約》外，還警告英方不要幫助清政府，“即令助之，亦是無用的”。
般含沒有受到洪秀全的禮遇，很不高興。他感覺，太平天國是一個比一向所想像的還要可怕的團體。般含之所以不高興，真正的關鍵，在於太平天國在主張國際地位平等，國際貿易自由的同時，嚴禁鴉片輸入，不承認清政府簽下的不平等條約。其次，太平天國表示將來自辦新式交通和新式工業。這將使中國脫離封建主義而走向資本主義。外國侵略者知道中國祇有停留在落後狀態才對它們有利，對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必須摧毀，這是它們反對太平天國的另一個原因。它們暫時宣布“中立”，一方面是對發展中的天國革命有所顧忌，另一方面是清政府還不是那麼俯首帖耳，需要太平軍對它更大的衝擊，造成更大的壓力。般含要等待時機，以聯手對付太平天國，換取清廷讓出更多的利益。
般含回到香港，港英政府對太平天國並未立即改變“中立”態度，他宣稱，英國如未受到直接的攻擊，決不干涉任何一交戰團體。
與此同時，針對內地太平天國成員紛紛到香港活動的情況，1854年，港英政府制定公佈了《遞解出境條例》，規定凡捕獲不法分子，如果不是香港土生土長的，政府認為不能容留在香港時，則將之遞解出境。根據此項條例，港府勒令與太平軍有聯繫的幫會首腦盧東九等人的大小船隻一律駛離香港。 12月21日，港英當局逮捕一百餘名太平軍、天地會人員，遞解出境。 1855年1月，寶靈帶同海軍司令史德林率領兵船5艘，藉口保護廣州英國僑民，開到廣州白鵝潭，鎮壓包圍廣州的太平軍和天地會義軍。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英、法、美、俄侵略者都支持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太平軍奪取上海、西攻武昌時，均受到外國侵略者的干涉。 1862年太平軍在上海和寧波與英、法、美侵略者進行了英勇的戰鬥，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進攻下，蘇州、杭州先後失守。 1864年7月南京被攻陷。
香港早期，海盜猖獗。般含任內，正值“海盜”張保仔橫行。張保仔本是廣東新會江門漁民的兒子，15歲隨父親出海捕魚，被海盜鄭一擄走，開始了海盜生涯。因為年紀較輕，被人稱為張保仔。後來，鄭一在海上遇到颶風，翻船落水而死。海盜們擁戴鄭一的妻子石氏為首領，人們稱石氏為鄭一嫂。鄭一嫂與張保仔有曖昧關係，她便把部下完全交由張保仔率領。張保仔勢力最盛時，有部眾四萬餘人，戰船六百餘艘。海上過往商船經過他控制的地區，必須交納“行水”，即保護費。拒絕交納者很難倖免被劫被殺。張保仔出身貧苦，比較注意愛護一般老百姓。他們向鄉民購買糧食、物品時，往往加倍給錢，並嚴禁部下在駐紮地區掠奪百姓。
當年香港的海盜以旗色互相區別。紅旗的是張保仔，黑旗的是郭婆帶、藍旗的是烏石二。三股著名海盜聯合起來，協力抵抗清軍水師。清水師提督孫全謀、總兵林發等屢次被他們擊敗。軍事進剿沒有成效，清朝地方官員轉而採用招安政策，進行分化瓦解。郭婆帶首先接受招安。郭投降以後，張保仔在軍事上受到的壓力增大。般含乘機派兵配合清軍水師圍剿，在激烈的交戰中，張保仔身亡。
在香港島有許多與張保仔有關的遺跡和傳說。據許地山先生考察，今天的西營盤便是當年張保仔營寨的舊名。在港島半山，即歌賦山山腰有張保仔舊時據守海島的塹壕遺跡，原來是用青磚和蠻石鑲砌而成的。相傳今日荷里活道的文武廟也是張保仔修建的。
據記載，與張保仔同時期，在香港及其鄰近地區出沒的海盜，著名的還有徐亞保、十五仔等。徐亞保擁有部眾近二千人，戰船23艘，大砲18門。十五仔擁有部眾三千餘人，戰船64艘，火砲千餘門。
當時不僅有中國海盜，還有一些外國洋海盜。例如，英國人芬頓駕駛懸掛英國國旗的桅船一艘，以護航保鏢為名，從事海盜活動。 1851年6月，他率領海盜船隻，在海上殺害前往盤查的葡萄牙軍官兩名。同年12月，他搶劫中國人船隻，反被中國船把他的桅船擊沉，將他生擒，押到香港。因為是英國人，般含當局設法予以包庇。第二年1月5日，特別刑庭開庭審理。與芬頓同伙的3名中國海盜，被控殺害葡萄牙軍官，犯海盜殺人罪，被判處死刑。而芬頓本人卻被宣告無罪。澳門葡萄牙當局對此表示不滿，帶目擊者來香港確認芬頓為凶手無疑。香港英國當局無奈，才將芬頓判處3年有期徒刑。
對於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沿海海盜再起的問題，美國人馬士進行過研究分析。他認為，中國沿海海盜猖獗“或許是由於政府在對付沿海英國敵人上所表現的無能以及水師沙船的全軍覆沒所促成的；它也許是被1839年以後鴉片走私的不法行動所鼓勵的；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海上和各海口人民不滿和遍地發生的造反運動的一種明顯的表示。從東京邊界到揚子江口乃至山東沿岸的海上佈滿著海盜的船隻，這些船都已經在中國當局在對英作戰時期所發給的許可證下獲得了充分的武裝配備。”
馬士這段話反映出鴉片戰爭後，在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沿海地區海盜活動的複雜情況。根據當時的史料考察，有的海盜只知道殺人越貨，甚至參與鴉片走私。他們的行為影響了正常的海上貿易，的確具有很大的破壞性。但是，在外國資本主義武裝侵略中國的嚴峻局勢下，也有一部分富於正義感和愛國精神的“海盜”，把鬥爭矛頭指向外國侵略者，成為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一支民間力量。應該說，徐亞保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外國侵略中國，掠奪百姓，政府腐敗無能，懼怕洋人，又不許百姓抵抗，怎麼辦，出路只有一條，鋌而走險，在海域周旋。
有資料記載，徐亞保對英國人販賣鴉片深惡痛絕，他攻擊的對像多半是鴉片煙船。他與十五仔分工合作，由他偵察英船的航期、航線等情況，得到情報後，立即通知在洋面上活動的十五仔。由於配合默契，每次行動方式又多變幻，他們經常得手，使英國鴉片煙船和巡邏的英國兵艦吃盡苦頭。
1849年2月25日發生在赤柱的事件，反映出徐亞保見義勇為的性格特點與反抗外來壓迫的民族精神。當時有兩名駐港英軍軍官，一個叫科斯達，是皇家工程營上尉；一個叫戴亞，是錫蘭來福槍聯隊中尉。那天傍晚，他們喝得醉醺醺的，到赤柱的黃麻角村挨家逐戶尋釁鬧事。走到村里最末一戶人家，看見一個年輕媳婦正在煮飯。科斯達把她抱住，動手動腳。媳婦的公公婆婆聽到驚叫聲，從里屋出來阻止。兩個英國軍官竟揮動皮鞭抽打他們，兩位老人跑到門口高呼“救命”。鄰居們聞聲趕來救助，英國軍官繼續揮鞭打人，幾個村民被打得頭破血流。這時徐亞保的船隻正好停泊在赤柱，聽說紅毛鬼在村里調戲婦女，行凶打人，他馬上率領幾個夥伴，手執長矛趕來，想把英國軍官趕走。不料他們賴著不走，還搶走徐亞保夥伴手中的一枝長矛，當場折斷，徐亞保怒不可遏。兩個英國軍官見勢不妙，想奪門逃走，但是為時已晚。徐亞保用長矛將他們戳倒，然後叫夥伴們抬起屍首，走到赤柱山頭的峭壁上，拋入海中。
這天夜晚，軍營裡發覺科斯達與戴亞兩人沒有回營，便一面派人四出尋找，一面向上級報告。香港政府和警察方面接得赤柱有兩名軍官失踪的報告後，立即大舉出動搜索。警察方面派人到赤柱、大潭一帶調查兩人的行踪，錫蘭來福槍聯隊也派出100名武裝兵士分隊向全島搜索，同時，英艦“憤怒”號也駛到赤柱灣內去巡邏。當他們搜索到黃麻角村時，兵士發覺全村居民逃避一空，這表示兩個軍官一定遭遇了意外。 27日晚上，科斯達的屍首在海上被人發現，但是戴亞的屍首則沒有下落，並且以後始終不曾尋到。
警方抓走6個赤柱的村民，但他們一致否認與這事有關係。 6個人都被送到維多利亞監獄。這時，那個被英國軍官打傷的老人向軍營自首，他說他“並未做過任何錯事，因此不想躲避”，只是把事情的經過說清楚。於是這個老人也被扣留。
由這6名村民的供述，法院的偵查庭漸漸明了了這個殺人案的真相。港府一面將這些嫌疑犯開釋，一面下令通緝徐亞保和他手下的人。起先懸賞捉拿那些參加殺英國軍官的人，凡能捉獲一名者，賞花紅100金鎊；後來又增加賞格，凡能捉獲徐亞保本人者賞五百鎊，捉獲其他榜上有名的兇犯，每名賞100大洋。
3月1日，駐港英軍為科斯達舉行了隆重的葬禮。總督般含和海陸軍長官都親臨致祭。這件血案立時就成了當時香港街談巷議的中心話題。尤其是被懸賞500鎊通緝的徐亞保，更成了大家關注的中心。
兩名軍官被殺，引起了倫敦的注意。當時海盜猖獗，不僅危害香港的商業和航運，而且更因為海盜的內幕組織複雜，軍火諜報及盜夥來源，都牽涉香港在內。所以英國下決心加以肅清。
正當英國準備出兵圍剿徐亞保時。 6月間，十五仔的一些部下在海南島附近掠奪一艘屬於英國人的帆船，並殺死船上人員，這更加激怒了英國人。英國海軍艦隊對徐亞保等發起攻擊，這行動一直繼續了整個夏天。在9月至10月初，“哥侖科”號的艦長約翰?海，在兩次交戰中擊毀了徐亞保的艦隊。
據記載：“第一次在大沙尾附近，第二次在大鵬灣內。他獲得鐵行輪船公司的汽船'廣東'號，以及海軍'弗雷'號、'海斯丁'號的協助，摧毀了23艘盜船，平均載重五百噸，繳獲的火砲12門至18門，以及3只建造中的新船，兩處小船塢，以及相當數量的航海用具。在駕駛這些船隻的1800名海盜中，400名被殺，其餘都四散逃亡。大鵬灣的海盜炮火在45分鐘之內就被消滅無聲，英國人僅有一名輕傷。”
在圍攻徐亞保等的作戰中，清朝水師派出8艘戰船，夥同英國艦隊作戰。在10月18日，中英聯合海軍一共擊毀十五仔艦隻64艘中的58艘，打死了1700人。十五仔失敗後，眼看自己舊式的海盜艦隊實力根本無法和新式的英國海軍炮火對抗，知道自己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便率眾向兩廣總督投誠受撫，以便保存殘餘實力。
徐亞保在與英國海軍和清軍水師海戰中失利後，第二年他重整軍旅，準備東山再起。因為十五仔已接受清政府招撫，徐亞保也顯勢單力薄。一次他途經馬士灣時，被小股散匪所劫。劫匪中有人認出徐亞保，便把他交給途中遇到的英國商船“富力康”號，押解到香港領賞。 1851年2月16日抵達香港以後，徐亞保自認殺人不諱。 3月10日，般含政府組織特別刑庭審理徐亞保殺兩英軍及海盜案。被告方面的辯詞以被捕地點為中國領域，提出司法管轄權問題。港英當局自覺英軍軍官行凶在前，徐亞保殺人在後，如果重判徐亞保，恐引起更大民憤。結果由陪審團裁定，僅成立誤殺罪，當由正按察司判處無期遣戍之刑。至於海盜罪則未提起公訴。香港政府準備將徐亞保押交清朝地方官治罪。在等候起解的牢房中，徐亞保自縊身亡。
英國侵占香港之後，在香港的初期財政開支，建築費用，完全從鴉片戰爭中中國方面的賠款總數中抽撥，這筆賠款中的抽撥款在第二任港督戴維斯任內已經用去大部分。到了般含擔任港督時，已經無多少款項可用，而香港政府的開支及公共建設費用頗為龐大，初期的商業發展又很有限，抽稅不多。般含若要應付政府費用，繼續維持龐大的開支，必須別開財路，於是他想到了賣地。
出賣土地是無本萬利的生意，一是港府先有一筆地價收入，這是非經常性收入。二是商人把土地買去，必定會在地上建屋造房，房屋建好之後，港府就有了地稅、物業稅和差餉這些經常性的收入了。中國香港的土地，商人的錢，其中大多數是中國商人的錢，港府不費力氣，便可無本萬利，何樂而不為。
港英政府拍賣土地，最早可追溯到1841年。這年6月7日，由義律主持了第一批土地拍賣，拍賣地點在澳門。因為當時各國洋行，大多數都在澳門，那時候的香港，還只是個未經開發的漁村。英國人要把香港開闢成商埠，便須藉助各國洋行的力量，因此，第一次拍賣土地在澳門舉行。
這次拍賣土地，投得者大部分是英商，其中最大買家是渣甸洋行。根據當時的記錄，這次共拍賣一百個地段，其中最高價的是第1號地段，佔地6700平方英尺，以80英鎊投得；地塊最大的是第11號地段，佔地11200平方英尺，以52英鎊投得。
璞鼎查任港督時，對拍賣土地也很感興趣，但他發現許多外國商人，對於政府拍賣的公地不感興趣，而寧願向當地華人購買土地建屋。
港府經過調查研究發現，外國商人對港府拍賣土地不感興趣的原因，是政府沒有確定這些公地可以使用的年期。於是，璞鼎查成立了一個土地委員會，除了積極清理外國商人向華人購入的土地，著令登記及補地價之外；另一方面，在1844年宣布，香港土地的使用年期，一律規定為75年。
第一次拍賣的英商投得者，還有不少向華人賤價買了土地的外國商人，都覺得產業權只有75年，時間還是太短，便向璞鼎查的繼任者戴維斯要求延長管業年期，戴維斯拒絕了他們的要求。
1848年，般含接任港督，也看準了出賣土地這條財路。英商抓住時機，又把延長土地使用權的要求向般含提出。
當時般含正在同中國兩廣總督徐廣縉談判，要求允許英商進入廣州進行貿易，很需要香港外商的支持，便答應了外商關於所買土地權延期使用的要求。
外商對般含期望值並不高，以為般含把土地管業年期延長數十年就不錯了，卻不料般含十分慷慨，將土地管業權改為999年，比原來的75年增加了十多倍，大出香港外商所料。
般含之所以敢這樣做，是他找到了一個現成的先例可作為法律根據。新加坡和香港一樣，同是英國的佔領地。當時的新加坡總督為了鼓勵當地華人購買土地，便以999年期來吸引當地華人的興趣。因為中國人習慣買地之後世代相傳，新加坡的漫長的土地管業權，獲得英國政府批准。般含以有例可援，便效法新加坡，提出報告。但是，般含這項措施，卻被倫敦方面擱置起來，遲遲不予批准。英國政府認為，香港情況和新加坡不同，新加坡是一片平地，可供發展的土地甚多。而香港卻是一座高山，可以使用的土地，只有海邊的一小片土地。若是土地管業權年期太長，將來香港便沒有新的土地可供發展。
般含不以為然，他以新加坡相同的理由再向英國政府力爭。他表示，香港若求長遠發展，必須吸引中國方面的商家前來購地興建屋宇，發展工商企業，如果年期太短，華商不感興趣，香港也就發展不起來了。
香港政府這個策略果然很有效，由於999年管業權，幾乎就是永久業權。上海、廣州和內地的有錢商人，都爭著到香港購置物業，準備傳子傳孫。在般含港督任內，中上環一帶很快便樓宇如林了。
英國政府看到般含的辦法確實能夠做出成績來，終於批准了他的請求，香港土地管業期延長為999年。這一新規定除了在1849年3月3日出版的憲報刊登之外，還在通衢大道遍貼廣告，讓香港的市民家喻戶曉。
般含除了以出賣土地增加收入之外，還用巧妙的手法去應付英商的減稅要求。其中一種方法，便是豁免了拍賣稅，但要求拍賣行領取牌照。
拍賣方式是從歐洲傳入香港的，所以經營拍賣行的全是英商。當時港府對於拍賣物品要抽取2.5％稅款，稱為拍賣稅。拍賣行商人對港府這一規定非常不滿，於是聯合起來，要求般含減免拍賣稅，但是港府當時急需財源，般含開始時沒有答應。有些拍賣行主持人和英國政府方面關係密切，通過關係網，利用權勢對般含施加壓力。般含終於豁免了拍賣稅，但他另出新招，要拍賣行領牌照，牌照費數目並不比拍賣稅少，港府變相的又增加了一筆收入。
教堂，是傳統殖民地的三大重要像徵之一，香港也不例外。 1847年3月11日，香港聖約翰大教堂在港島中區花園道與砲台裡夾角處舉行奠基禮，1849年3月11日正式落成，建築費用共計8736英鎊。禮拜堂內設有640個座位。是香港最早的基督教教堂之一。落成之日舉行了首次禮拜儀式，成為般含時期一件盛事。同年，英國聖約翰大教堂皇家頒特許狀，特許設立維多利亞主教職位及港澳主教管區。 1850年3月，喬治?史密斯神父抵港，任第一任英國“聖公會”會督。 1852年正式授予新教堂以大教堂地位。
英軍佔領香港之初，天主教和基督教便開始傳入香港，1841年，羅馬教廷在香港設立監牧區。在聖約翰大教堂建成之前，天主教教堂香港聖母無原罪主教堂，於1843年在威靈頓街與璞鼎查街之間的一處山坡上建成，因奉無原罪聖母為聖堂主保，而得名，也稱香港天主教總堂。因為教徒眾多，地方擁擠，1888年，在堅道另建成一座新的主教座堂，即大型的總堂，堂長272英尺，內部最寬部分為132英尺，高為70英尺。還有一座高150英尺的鐘樓，在主教堂內的正壁上瓷石龕中有一座5英尺高的木刻的教區主保無原罪聖母像。
香港是一個宗教開放的城市，在英國管治香港的150多年中，港英政府在法律上、政治上以至經濟上都給予宗教組織以保障和優待。在港府重大活動的正式禮儀上，香港基督教聖公會會督、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的排名，都在行政局、立法局的首席議員之前，僅在港督、律政司、布政司和三軍司令之後。在港府的非官守議員中，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共約佔22.5％。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攻打香港，聖約翰大教堂受到破壞。戰爭結束後，進行修復擴建，對主建築內部加以修飾，重新配置，在周圍添建新建築。主建築呈十字形，坐西向東，含鐘樓、西門、十字形耳堂、聖壇和祭壇、講道壇、主教座以及3個祈禱堂。
香港的街道，以前許多是以港督或輔政司的名字命名的，抗日戰爭後，除了一條夏愨道之外，再也不以港督的名字做街名，而改以建築物來命名了。
香港半山區有一條通往西營盤的路，叫做般含道，後來改稱般咸道。這條道是港府用來紀念般含的。上環有條文咸街，也是用來紀念般含的。當時，港府的中文師爺替般含港督改了個中文名字，叫做文翰，就好像後期的港督，也有個中文名字，如叫做尤德、衛奕信和彭定康一樣。中國翰字本來是很文雅的，但在改路名的時候，那些中文師爺不知怎麼搞的，竟然把個翰字弄成了咸字，不倫不類。
上環本來沒有文咸街，因為這條街的所在地原是海邊沙灘。由於賣地可以替港府帶來大筆收入，般含便在上環一帶，一邊開山一邊填海，開闢出一大片土地來賣給建造商。文咸街、永樂街和乍畏街的土地都是如此得來的。這幾條路較為狹窄，所以不稱為道，而稱為街。
後來，香港逐漸成為一個良好的轉口港，歐洲和南洋各地的商品，都先運來香港，再轉運到中國內地，中國的土特產和原料，也一樣先運到香港，再轉運到遠洋輪船上運到外國去。即使是中國本身的貨物，由北方運到南方，或者由南方運到北方，因為海運費用比陸路運輸便宜，而且安全得多，不會碰壞。所以都先運到香港來，然後再轉運到南方與北方。這些專門溝通中國南北貨物的商行，被香港人稱為“南北行”。由於文咸街接近海邊碼頭，易於照顧船運業務，所以許多南北行都開設在文咸街。
不管是用港督名字，還是用輔政司的名字命名街道，其緣由都是因為他們為英國侵略中國立過功，為英國統治香港賣過力。在皇后大道中、士丹利街與威靈頓街之間，有一條吉士笠街，就很能表現這種情況。
吉士笠當年只不過是一位與現在民政司同等級的“撫華道”官員，在港府中，官職不算很高，但竟能有一條街命名來紀念他，一定有特別的原因，或者說，對英國有特別的功勞。
吉士笠的中文譯名是甲利，或者是郭士立。據史料記載，在英國人眼裡，在那些專以鴉片和武力侵入中國市場的外商眼裡，吉士笠是個大功臣。因此，他才能以一般官職，而博得以他名字命名街道。
鴉片戰爭時期，吉士笠擔任英軍翻譯，也是義律的謀士。他看到英軍在珠江口面對林則徐和關天培的軍隊，連吃敗仗，便建議英軍避重就輕，改道北上，進攻定海，直逼天津。清廷不及提防，遂被英軍所乘，終於簽下割讓香港及賠償大量軍費的和約。對英軍來說，這是一個不小的轉折。
吉士笠是德國人，本來是個傳教士，他和英國人馬禮遜由歐洲來到澳門，任職於東印度公司。
來澳門之前，吉士笠和馬禮遜曾在馬六甲學習過中國語言和文字，是當時能讀中文書籍和能寫中文的少數西方人之一。
1832年前，吉士笠和馬禮遜合寫了3本中文書，在澳門印刷。書名是《日課初學》、《張遠西友相論》、《英吉利國人品國事略說》。第一本是傳教的宣傳品，第二本是宣揚和西方人交友的好處，勸華人不可歧視西方人。最後一本是宣傳當時的英國國力如何強大，英國殖民地遍及全世界，英國人有仇必報，中國人不可與英國人為敵，要彼此通商搞好貿易關係。
清廷對於吉士笠這3本書頗為重視，曾下令署理閩浙總督魏元良查明這三本書的內容。
吉士笠寫好這3本書之後，1832年1月奉東印度公司老闆之命，隨以胡夏米為船長的“羅爾亞美士德”號輪船到中國北方來。他的身份是船長中文秘書，任務有三條，一是把中國沿海水域島嶼形勢測量繪圖；二是在沿海各港口試探是否可以直接和當地商人進行貿易；三是把他的三本書沿途散發給中國人。
“羅爾亞美士德”號從澳門出發，沿途經廈門、福州、寧波等地，一路測量各個港口的水位，繪畫地圖。吉士笠懂得中文，能說漢語，他除了沿途派發自己的3本書之外，還到處以重金收買情報，並和中國的貪官污吏打交道。
到達福州時，吉士笠通過中間人向福建巡撫魏元良行賄，暗地裡在福州做了一萬餘元的生意。在舟山、寧波，也以同樣的手法，收買當地官員，做了許多生意。但是，到了上海，卻遇到了兩個大剋星：一個是林則徐，一個是關天培。
林則徐剛好調任江蘇省巡撫，而關天培是蘇松總兵。林則徐下令給管轄上海的蘇松太道吳其泰，叫他切不可與外國人來往。關天培調動水師，嚴密監視“羅爾亞美士德”號的動靜。隨後，關天培下令蘇松太道吳其泰，通知胡夏米立即把船駛離上海。吉士笠是個狡猾的人，他想在上海拖延停泊時日，找尋起死回生的機會。於是，他寫了一封呈文給吳其泰。呈文佯說“羅爾亞美士德”號因在海上遇風損毀，必須稍為停留，加以修理。吳其泰把呈文退還，在呈文上批了幾行字，限令“羅爾亞美士德”號立即離去。
這時候，胡夏米船長知道在上海做生意是不可能的了，但因船員測量上海港口的工作還需幾天才能完成，若是立即被逐，已進行了一大半的工作，便會功虧一簣，便請吉士笠設法在上海水域多留幾天。
吳其泰所批的那幾行字中，把胡夏米船長稱為夷人，這是當時官場對外國人的統稱。吉士笠便抓著這一點大做文章，認為這是侮辱，要求吳其泰把這種稱呼改正過來。
由於吉士笠熟識當時中國官場的陋習，公文往來十分緩慢，往往要花好幾天時間。有了這幾天時間，船上的人便可以把測量和繪圖的工作完成了。
吳其泰果然中計。他絞盡腦汁，引經據典的寫了回复公文，說明在呈文上以“夷人”相稱，並無侮辱外國人的涵義。吉士笠又寫信辯駁，公文來來往往，船上的人已有很從容的時間完成繪製上海沿岸地圖的工作了。 “羅爾亞美士德”號被驅逐出上海水域之後，繼續北上，沿途照舊測量水位和繪畫地圖，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這艘貨輪所經過的地方，其中舟山和鎮江，是後來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海軍交戰的地方。至於其他地方如福州、上海等地，也就是後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清軍戰敗後提出和議，英方要求五口通商的城市。可見吉士笠這次沿中國海北行，完全是為英軍以後的侵略戰爭做了準備工作。
清廷在鴉片戰爭大敗後，與英方簽訂《南京條約》，吉士笠也曾參加，擔任英方翻譯。到了英國正式統治香港，論功行賞，也因為他懂得寫中文和說漢語，便委任他為華民政務司。
他離任後，港府為讚揚他的“功勳”，用他名字命名一條小街道來紀念他。但港府的華文師爺，卻把他的名字譯成吉士笠。
有論者說，吉士笠對於當時的大英帝國，確實很有功勞，但對被侵略的中國，吉士笠實在是罪大惡極。香港許多街道的名字，有久遠的歷史背景，飽含著中國人民的血淚。
不久，紀念吉士笠的那條街，卻成為外國妓女麇集之所，藏污納垢，聲名狼藉，名和街，也算沆瀣一氣了。附近居民也不把這條街叫做“吉士笠街”，卻把它叫做“紅毛嬌街”。 “紅毛”是對英國人的俗稱，妓女稱為“阿嬌”，“紅毛嬌街”反而比“吉士笠街”出名，幾乎每個外來水手和外商，都來這里胡作非為。只可惜吉士笠以後再也沒有機會返回香港，若他看到紀念自己的那條街是那樣的烏煙瘴氣，真會活活被氣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