璞鼎查（1789~1856），亦稱砵甸查、砵甸乍、波廷傑。英國人。年輕時隨海軍至印度，參加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活動，1840年在侵略阿富汗戰爭中晉升為海軍少將，並被封為男爵。 1843年4月5日到港正式任職，1844年5月離職，任期一年。是二十八任總督中任期最短的總督。
璞鼎查港督任期雖短，但在港時間並不短，參與香港事務不少。他1841年即到香港，與香港的關係非同一般。率英軍北上，與中國人打了一場“鴉片戰爭”的主事者，是他；逼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的英方代表，也是他。他被任命為港督後，同時兼任駐華全權代表及商務總監等職務。從他開始，香港成了公開的英商鴉片貿易場所及鴉片的貯藏、轉運的主要中轉站。璞鼎查離港以後，曾先後任英國在好望角總督、印度馬德拉斯總督。 1856年死於馬耳他。
璞鼎查是英國侵占香港後的第一任港督，人稱“開埠港督”。按照《英皇制誥》和《皇室訓令》規定，港督是英國女王在香港的代表，是港英政府的首長。擁有指導香港政務的最高權力，並且是行政局、立法局的當然主席，兼任駐港英國三軍總司令，享有港府文武百官均須服從的權威，但是，港督必須完全聽命於英國女王和英國政府外交與聯邦事務大臣，對香港的管治必須符合英國的利益。
中國人對義律很熟悉，對璞鼎查比較陌生。因為人們熟悉鴉片戰爭，敬仰林則徐。義律多次破壞中國的禁煙運動，以至挑起鴉片戰爭。其實，璞鼎查與義律一樣，在鴉片戰爭中扮演了一樣的角色，是他們兩人一前一後帶領英國軍隊完成了鴉片戰爭，實現了英國殖民主義者對中國領土和主權的侵犯。
第一任璞鼎查璞鼎查是接任義律而來香港的。 1836年12月，英國政府任命查理?義律為駐華商務總監督，辦理及維護英國商人在中國的鴉片貿易。 1839年1月3日林則徐奉命為欽差大臣，到廣州查禁鴉片。義律聞訊後通知英國商船開往香港，策劃反抗禁煙。 7月7日，英國水手在九龍尖沙咀酗酒，打死村民林維喜，中國要求英方交出兇手，義律拒絕。並且阻止英商具結，反抗禁煙。林則徐於是下令驅逐廣州和澳門的英商，斷絕對英商的食物供應。 9月，義律帶領英國兵船“倭勒基”號和“多尋資”號襲擊外九龍砲台，被中國守衛官兵擊退。
1840年4月，英國政府正式決定發動侵華戰爭。隨後英國女王命令義律率領英軍1.5萬人向中國進發。 6月英國兵船抵達珠江口，封鎖廣州海面，挑起了鴉片戰爭。義律繞過林則徐在廣東的嚴密防守，率軍北上，7月5日攻占定海；8月9日，英艦迫近天津；8月15日向清政府提出賠償煙價、割讓島嶼、償還商款等要求。
1840年9月，清廷下令將林則徐和兩廣總督鄧廷楨革職，由直隸總督琦善接任兩廣總督，指令琦善拒絕英方提出的要求，要求英軍退回廣東再繼續談判。琦善抵達廣州與英方交涉，拒絕割讓香港島，只討論賠償煙價。 1841年1月6日，義律發出最後通牒，限清政府次日晨8時回复。 7日，義律不等琦善回文，便命令英軍佔領虎門外的沙角和大角砲台，中國水師在提督關天培率領下，奮勇抵抗，英軍遭到沉重打擊。
琦善復照英方，若退還定海、沙角等處，他可奏請道光皇帝在珠江口外給予一所寄寓。 1月14日，義律提出割佔香港和九龍尖沙咀。琦善答應只能選擇一處“寄寓泊船”，待英方選定後，再上奏皇帝。 1月20日，義律突然單方面宣布，已經與琦善達成“協定”，將香港島及港口割讓與英國。 1月26日，英軍強佔了香港島。 1月27日~28日，義律為了迫使琦善承認其侵占港島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與琦善在蓮花山進行會談，琦善表示對義律所擬定的“穿鼻草約”再行籌思後方能具复。 1月30日，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照會清廷，謊稱義律已與琦善商定將香港全島地方讓給英國主掌。 4月1日，英軍在香港島張貼告示：“現經與欽差大臣爵閣部堂議定諸事，將香港等處全島讓給英國寄居主掌，已有文據在案。是以香港等處居民，現系歸屬大英國王之子民”。義律硬把琦善在英軍砲口逼迫下，允許代為奏懇皇帝后，准許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說成已“有文在案”。將“寄寓泊船”變為割佔，將“代為奏懇”說成是“議定諸事”。
英國武力侵占香港島以後，道光極為震驚，立即為武力收回香港島進行了部署。 2月1日命御前侍衛內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率軍南下征討英國侵略者。隨後道光又接二連三地下達收復香港島的諭旨，其中一道御旨稱“至該逆所佔香港，務須設法克復，使該逆永絕窺伺。”奕山的軍隊人數雖然數倍於英軍，但全部是陸軍，只能由陸上防守廣州，根本無力進攻港島。 1841年5月18日，英軍進攻廣州，清軍大敗，廣州城外砲台全部失陷。義律逼迫奕山訂立“廣州和約”，在一星期內交付600萬元賠款，並把清軍撤出了廣州城。
就是在這關鍵時節，璞鼎查取代了義律，作為英國的全權代表，來到中國。
璞鼎查是一個職業軍人，當時正在印度服役。剛剛在侵略阿富汗的戰爭中大顯身手，被晉升為海軍少將，正躊躇滿志。外交大臣巴麥尊認為，征服過阿富汗的璞鼎查，就是再度征服中國的最佳人選。於是1841年6月5日，巴麥尊給璞鼎查一道訓令，提出“要據有香港島，該島對岸及島上停泊所構成威脅的防禦工事、火砲及駐軍，應銷毀或撤退”。璞鼎查8月12日到香港，在香港只停留兩天，即率領軍艦26艘，士兵3500人，沿海北上，攻打中國北部沿海港口。首先侵入廈門，10月，又進犯定海、寧波。在寧波搶走銀元、絲綢、糧食無數，勒索軍費120萬塊銀元，擄走大批婦女。璞鼎查繼續率軍騷擾杭州、奉化、慈溪，佔據乍浦，燒殺劫掠，無惡不做。
璞鼎查指揮軍隊攻打中國沿海城市，不在香港期間，由莊士頓以副商務監督身份代璞鼎查執行職權。當時英國祇留有少數陸軍及5艘軍艦在香港。道光以為英軍主力北上，港島空虛，便告誡奕山“設法收復香港”。奕山經過廣州之戰的大敗，已領教英軍實力。他認為當今之計，只有嚴守陸路，以防焚掠而已。儘管道光一再諭令收復香港，但是廣東方面依舊隱忍苟安，不圖攻剿。英軍攻陷定海、寧波等地後，雙方開始在陸上交戰。道光認為陸戰是清軍長處，他任命奕經為揚威將軍，從全國各地調集軍隊，準備一舉擊敗英軍，收復失地，並再次諭令奕山等，乘廣東海面英船無幾、香港空虛之際，即行剿洗，收復香港。誰知清軍陸戰再次失利，揚威將軍遁逃杭州。
1842年璞鼎查返回香港，開始親自處理香港政務。
1842年6月，在璞鼎查的要求下，英國政府又從印度調來援軍，擴大對中國的武裝侵略，繼續憑藉武力進犯長江口，攻陷上海、鎮江。在上海6天，勒索贖城費50萬銀元。英軍並在上海四郊搶劫。 8月10日，英軍大小兵船85艘直逼南京，停泊下關。英軍到南京後又向兩江總督牛鑑索取贖城費300萬銀元。南京告急，清政府急忙派耆英為欽差大臣趕到南京求和。
1842年8月29日，這是中國人民難以忘卻的日子，這一天，中國近代歷史寫下了奇恥大辱的一頁，也撳下了英國殖民主義者專橫殘暴的印記。這天，耆英、伊里布、牛鑑代表清政府與璞鼎查在英船“康華立司”號談判。璞鼎查開列出嚴苛的議和條款，並聲明必須一字不改地全部接受條件，否則，繼續刀兵相見。腐敗的清廷，無能的耆英，在璞鼎查的逼迫下，只好在《南京條約》上簽字。
雙方坐下來正式談判是8月14日。地點選在離英艦停泊處不遠的靜海寺。是由英國人指定的，英國人嫌天熱，軍艦上坐著說話不舒服，於是上岸到靜海寺。
關於這場談判先後過程，麥天樞、王先明所著《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一書有生動的描述：
這天，頭戴紅纓斗笠的衛兵守在寺院門口。中方出場的是江蘇按察使代理布政使黃恩彤、四等侍衛咸齡；英方代表為秘書官麻恭、翻譯官馬禮遜。
雙方握手相見後，在一張八仙方桌旁的四張太師椅上相對坐下來，除了隨後簡單對英方提出的草約作了一點探詢性的討論外，這次鄭重其事的會談主要解決了一件事：出示並確認雙方的“全權證書”。
麻恭少校首先取出他個人的委任狀，以證明他是被委任來代替璞鼎查進行正式交涉的。然後，麻恭又取出一份英國國王頒發璞鼎查的全權委任狀，將它攤在方桌上，由翻譯羅伯聃用漢語向中國代表宣讀，並指給對方辨認和理解英國女王的簽字和印璽。
輪到展示中方全權證書的時候，事情就要隆重或繁瑣一些了：香案擺了出來，香煙燃了起來，中方代表和所有在場的隨從們全部撲地九叩首之後，一位隨從官員才取出一個黃綢裹著的小箱子，雙眼注視著手中物，十分小心地慢步送到首席代表黃恩彤跟前來。
黃恩彤打開箱子，再打開裡面的一個黃盒子，道光皇帝頒發耆英、伊里布、牛鑑的全權證書出現了。馬禮遜上前認真地看了一番，回頭用英語對他的同胞說：“是真的。”
第一次正式會談，結束了。
隨後雙方代表的接觸，主要由英國人準備條約文件，清廷一位欽差則忙於對和談十分缺乏實質內容的應酬。 8月20日上午，耆英等三人拜訪璞鼎查。英軍旗艦“康華立司”號上，一片“節日景象”：士兵們全都更換了嶄新制服；衛隊手執新式來复槍，成雙行相對列於甲板的通道上；軍樂大作，三聲禮炮響過，英國全權大使璞鼎查、海軍總司令巴加、陸軍總司令郭富，由馬禮遜介紹，迎接來訪的中國客人。
主人把三位中國欽差讓到軍艦中廳的一張大沙發上，請他們品嚐一杯“櫻桃白蘭地”，然後帶他們在艦上參觀。耆英對英艦上的很多東西發生興趣，但為了尊嚴、禮貌，並不詢問。伊里布年近八十，十分疲倦，面上露出內心的痛苦。牛鑑除了每次飲完白蘭地酒表示滿意外，並無任何表情。
參觀之後，三欽差即離去了，連條約的事情提都沒有提，事先有所準備的英國人歎曰：這似乎只是一次會見的典禮，而不是會談。
在臨走的時候，英國人提出由他們的醫生為身體不適的伊里布診看，伊先是拒絕了，但隨後見耆英問英人有無治牛皮癬的藥並拿了藥片，他也就默默地接受了診治和“洋藥”，幾天后他覺得很見效，又託人向英人索取。
8月24日上午，三聲禮炮響過，四十多隻小船滿載英國人登岸，中國官員率領20只轎子和成群的轎夫迎接璞鼎查、巴加、郭富等進入靜海寺。
這次會見，除了大吃大喝外，還額外地辦成了一件事：耆英在席間提及揚州贖城費，璞鼎查答應將這50萬元在第一批賠款中扣除。
8月26日，英方要求進行第三次聚會。地點在南京城內的江上考棚，最初耆英以大批英國衛兵入城恐發生居民反抗推辭，璞鼎查稱只帶隨從數人而“不攜一兵，以示無猜”，耆英便答應下來。
璞鼎查等在四營中國士兵組成的儀仗隊和衛隊護衛下迎進江上考棚，大部分時間依然在酒席上度過。
應該說，在各類交往會見中，中國人也為條約內容進行過不少的努力。最初得知英方的條約要求，伊里布還矜持了一下子：割地賠款，開口岸，這純粹單方面的賺頭太大了，“惟商欠可談，餘皆難準”。牛鑑認為“戰費一層，名目不佳，當先駁去”。耆英則把握不准皇上的意思，三個人左右權衡不得主意。
但是，當英國人又威脅開打南京時，三大欽差立即具文連夜送往英艦，答應依英國人的條件為基礎正式開談。
中方代表們還在這樣一些事情上枉費腦筋：日後正式簽約，能不能不用皇帝的玉璽，而用欽差的“關防”，相持數日，最終還是由道光本人解決了。他倒不覺得允許用玉璽太丟面子，反而對此解釋說：過去頒各貢國御書就是用“寶”的，這次再用也無妨。能不能把所索口岸中的省會福州改為泉州，英國人堅持不允。道光對這點小要求也便作罷了。能不能條約簽字後就將英軍從長江、上海、吳淞、舟山、鎮海、廈門鼓浪嶼全數撤走，經多番討價還價，商定簽約後長江艦隊立即撤走，但舟山及鼓浪嶼要等到條約內容落實，賠款如期付清後才能退還。
清政府以保面子為先，爭銀子爭地為次。璞鼎查當然高興，最終幾乎全部如英國人的開價收盤。
按約8月27日雙方會見，但是，時間已過，中方三欽差在靜海寺相候多時，結果向稱“守信”的英國人沒有來。派人去問，說他們要進一步研究和審查條約文本，抽不出時間來，約定兩天后會晤。
8月29日。關於結束歷時三年整的鴉片戰爭的最後的儀式，在英軍裝有174門大砲的旗艦“康華立司”號上進行。
儀式進行的席位，設在軍艦頗為寬大的中艙，正中一張圓桌，由璞鼎查、耆英、伊里布、牛鑑四人依次圍坐，兩旁的長凳上坐著級別較高的英國海陸軍官，長凳後面，排列著裝束整齊，將軍帽捧在左手的英軍侍衛。
被攤放到圓桌上的條約文本，一共有4份，每份都分別以中英兩國文字繕寫並精細地裝訂成冊，英國人還仔細地將裝訂紙頁的絲帶的兩頭都粘在紙上，並加封火漆，據說是為了防止中國全權代表不敢將全文送呈皇帝，而將其中的某頁取掉。
璞鼎查作了個禮貌又果斷的手勢，江蘇布政使黃恩彤從隨身攜帶的一個黃綢包裹的方盒中，取出了毛筆、墨盒、關防，由耆英、伊里布分別代表中國寫下了他們的名字並加蓋印章。
璞鼎查簽字結束，艙裡艙外的歡呼聲此起彼伏，整個英國艦隊都在高懸的英國國旗下，呼喊他們的“女王萬歲”。在這震耳欲聾的聲浪中，璞鼎查邀請已經做完了英國人要求的一切的中國客人到前艙喝酒。或者是為了安慰一下他們恭順又滿臉暮色的客人，海軍總司令巴加，舉杯提議“為中國皇帝陛下的健康而乾杯”。
一個當時在場的英國軍官觸景生情，寫道：“中國皇帝的高於一切的統治，恐怕是一去不復返了。”然而，這些不留情面的征服者因此為中國帶來的，哪裡只是一個中國皇帝的不幸！
《南京條約》是英國侵略者強迫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條約的內容包括割讓香港，勒索巨款，其中賠償鴉片費600萬元，商款300萬元，軍費1200萬元，共計2100萬元。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英國可派駐領事，協定關稅和片面最惠國待遇等等。 《南京條約》使中國蒙受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恥辱，中國人民一直反對這個可恥的不平等條約，並一直為取消不平等條約，收回香港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至此，璞鼎查完成了義律想完成而未能完成的任務，實現了英國殖民主義者侵略中國領土、掠奪中國人民財富的野心。這就是英王為什麼選中璞鼎查的原因所在。
1841年8月，璞鼎查率領英國艦隊北上進犯福建、浙江時，擔心台灣軍民從後面對英軍夾擊，便分出一部分艦隻騷擾台灣，主動牽制。 9月30日，英軍運輸艦“紐布達”號駛入基隆港，炮轟二沙灣砲台。清守軍開砲還擊，英艦桅杆中彈，狼狽敗逃，在慌亂中觸礁。侵略軍紛紛落水，有的鳧水上岸，有的爬上舢板逃竄，被守軍當場擊斃30多人，俘獲133人，繳獲大砲十餘門，大小砲彈數十顆。清廷聞報大喜，下旨嘉獎守軍將領達洪阿、姚瑩頂戴花翎，其他有功人員一律賞賜。 10月19日，一艘英艦駛到基隆港外，先掛紅旗，繼掛白旗，派人乘舢板入港，要求贖回被俘英國官兵，基隆守軍置之不理。 27日，英艦闖入港內，大砲齊發，轟壞砲台石堡和營房數處，台灣守軍開砲還擊，打死侵略軍兩名，英艦狼狽逃竄。戰後清皇室賞給達洪阿騎都尉世職，賞給姚瑩都尉世職。
1842年3月5日，英艦三艘在大安港外游弋窺探，清守軍嚴行戒備，不出海作戰。 11日，英國二桅船“安因”號被我漁輪誘入土地公港，觸礁擱淺，伏兵趁勢發炮攻擊，打死侵略軍數十名，俘虜五十餘名，繳獲大砲十餘門，鳥槍五桿，腰刀十把。這些武器都是英軍在進犯浙江鎮海等地時搶去的。戰後，清皇室贊稱其“大揚國威”，特旨賞封達洪阿太子太保銜，姚瑩三品頂戴，其他官兵各有封賞。
經過三戰皆受重創之後，璞鼎查看到，在短期內武力征服台灣守軍已屬不可能，便不敢再輕犯台灣。於是，英軍便勾結一些沿海盜匪，在淡水、鹿港、彰化、嘉義、打鼓、郎嶠等地海面繼續進行窺探騷擾，以配合英軍對我國大陸沿海的軍事行動。
兩次大捷俘獲英軍二百多名，經過兵備道姚瑩審問取供後，奏請清廷發落。朝廷立即批复：“據奏稱，該逆等罪大惡極，若解省訊辦，洋面恐有疏虞，仍請在台正法，所見甚是，著即照議辦理。”清皇在另一諭旨中又說：“取供之後，除夷目暫行禁錮候旨辦理外，其餘各逆夷，與上年所獲130餘名，均著即正法，以抒積念，而快人心。”當時閩浙總督怡良擔心這樣處置，會引起英國報復，要求姚瑩將這些英俘解省。姚瑩斷然拒絕說：“夷性畏強欺弱，我擒其人，久而不殺，是明示之弱也。”“兩軍對仗，勢必交鋒，非我殺賊，即賊殺我，乃先存思彼報復之念，何以鼓勵士氣乎！”姚瑩按皇上御旨，將139名英軍戰俘一律處死，只留顛林等英軍九名頭目和黃舟等漢奸兩名暫行禁錮。璞鼎查聞訊，再三提出抗議。
由於清政府腐敗無能，在英國侵略軍連續攻陷了廈門、定海、寧波、上海、鎮江，進逼南京後，清政府被迫求和，簽訂了《南京條約》。這個不平等條約第八條規定，釋放英軍俘虜。英方派船長聶夫前去台灣安平索要俘虜，他得知大多數俘虜都已經處決，便向姚瑩提出質問。姚瑩理直氣壯答复：“你們英國侵犯我國，雙方正在交戰，那有不殺俘虜之理？你們侵擾江浙沿岸，殺傷我官員，貽害我百姓，皇帝震怒，台灣軍民人人憤恨，5日才把俘虜正法，但仍留下頭目9人，已屬格外開恩。”姚瑩義正辭嚴，聶夫無言可答。
璞鼎查奸詐多計，針對清廷的昏庸，藉機反誣抗英台灣愛國將士，硬說侵略中國領土的英軍是避風進港的外國難民，被姚瑩等殺害。他一面向福建地方當局提出抗議，一面發表聲明，以停止換約，重新開戰威脅清廷。當時主持和議的兩江總督耆英，閩浙總督怡良等人，害怕和局破裂，一再奏請朝廷將姚瑩、達洪阿解京訊辦。清皇最初不同意如此做法，認為斷斷不可，即使實有其事，亦當另作處置。璞鼎查進一步大造聲勢威逼，揚言要立即駕大輪船親赴天津。清廷慌作一團，急忙派怡良前往台灣查辦。耆英也乘機再奏，指稱姚瑩貪賞冒功，殺害了“遭風難夷”，皇帝在內外壓力下，下旨追問姚瑩等愛國將領“欺君冒功之罪”。 1843年2月，怡良到台灣傳旨。台灣人民對清政府官員甘心媚外，懲辦抗英愛國有功將領的賣國行為十分憤慨，紛紛到怡良行營申訴抗辯，群眾情緒激昂，幾乎引起民變。怡良見局面不好收拾，只得草草結案。姚瑩、達洪阿受到革職逮問處分，所有給予基隆、大安兩役有功人員的獎賞一律收回。
耆英在這一事件中，與璞鼎查配合得異常默契。
耆英是和英國簽訂《南京條約》的欽差大臣，事後，他在短短兩年之間，又曾兩度到達香港，自然也和這個不平等條約有關。耆英兩次到香港，都是清廷不得已而派他去的。 1843年的一次，是為璞鼎查所迫；1845年的一次，則是由於第二任港督戴維斯的壓力。
1842年《南京條約》訂立後。璞鼎查回到香港，才吃驚地意識到，這份由他們草擬而認真推敲簽定的條約，“實際上只是個草約而不是條約”，許許多多屬於他們的東西，還需要具體落實。比如，條約裡籠統地提到貿易貨物關稅，應有“定安則例”，而這個則例，總不能由中國人說了算；條約規定開放五口，貿易通商無礙，可是英商去了，總得有個落腳之處，還得有安全自由的保障，等等。於是他催促盡快締結更細的條約，以便付諸實施。
清政府派伊里布來廣東與璞鼎查解決善後問題，耆英此時任兩江總督。伊里布與耆英，同是《南京條約》議約時的中方代表，道光皇帝派他來解決善後問題，是合情合理的。不料璞鼎查卻堅持要清政府派耆英為代表，拒絕接待伊里布。
道光皇帝對璞鼎查這種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很不滿意，堅持派伊里佈到廣東與璞鼎查辦理善後各事，但又怕得罪英國，於是派耆英向璞鼎查解釋，璞鼎查根本不聽。伊里布受命於1843年1月10日到達廣州，約會璞鼎查。直拖至1月20日，璞鼎查答應與他在黃埔河面一艘英國砲艦上會面。但是，伊里布受到無理怠慢和苛求。
璞鼎查當即提出台灣事件問題，脅迫清廷按他的旨意進行處理。當伊里布提出商談輸稅章程問題時，璞鼎查拒不和伊里布商談，只留下馬禮遜、羅伯蚺候議。伊里布也只好委派黃恩彤、咸齡與其談判。談判中英方提出，英人要在“香港通市”，如此則“一切稽查偷漏、輸納稅銀，不是諸費更張。”談判難以進行下去。
伊里布是奉命南下議訂善後章程，由於璞鼎查拖延刁難，遲遲未能達成協議，無法向皇帝交待，因此憂憤成疾，最後病死於廣州。
伊里布死後，璞鼎查本以為道光皇帝一定派耆英前來，不料道光皇帝仍然要留耆英在江浙，另派他人接任。璞鼎查見接任的不是耆英，異常不滿，揚言要北上與耆英談判一切。道光皇帝見他硬要耆英出來，只好讓步，派耆英到廣東。
為什麼璞鼎查非要耆英來處理《南京條約》善後事宜，據史料記載，耆英一貫對英使低聲下氣，不敢有所違拗。
對於這樣一個奴性十足的人，璞鼎查自然認為他是議約的最佳人選。
耆英於1843年4月16日自江寧出發，6月4日抵達廣州。耆英抵廣州時，曾有奏章向道光皇帝奏報，再三提到“粵中士民，志存報復”，告廣東人民的御狀，說他們是“不安定因素”。同時，也可看出當時廣州人民的抗英之志不曾稍減。
當時先由黃恩彤、咸齡與英方馬禮遜作初步談判，馬禮遜住在十三行里，與黃恩彤、咸齡起草章程，然後各自向上司請示。這次討論的是換約問題，即將《南京條約》正式換文。其次是關稅問題。英國在中國購買的商品以茶葉為最大宗，而運到中國的則是棉花與鴉片。
經過18天的反复討論，終於達成協議。但是，璞鼎查不肯到廣州辦理正式簽字手續，卻要耆英去香港辦理，於是就有了耆英的香港之行。
耆英在香港住了4日，住的地方，耆英奏稱是“夷樓”，自然是英國人的樓房了。至於究竟是何處，目前無法考證，因為當時即使是璞鼎查也沒有正式的官邸，總督府是後期才建成的。
耆英的第二份奏報中有兩句話：“但當計我之利害，不必問彼之是非。”這就是當時耆英與英國人交涉時所持的宗旨。他所說的“不必問彼之是非”，就是不管對方提出的要求是否合理；所謂“當計我之利害”，也等於說只考慮“是否能夠接受”罷了。
其實，璞鼎查硬要耆英來香港，一是便於控制談判局勢；二是藉機犒賞簽約有功的耆英。據英國人的記載，耆英這次到香港，曾縱情飲樂，並且趁興唱了一曲滿洲小調。璞鼎查還和耆英交換了全家像片，以作紀念。耆英還主動提出收養璞鼎查的兒子為“義子”。耆英給道光皇帝的奏文中說，璞鼎查懇求他帶回圖像，“以表其神形已追隨左右。”
慷國家之慨，花民眾之錢，討好“夷人”，得一己之利，歷代貪官無不如此。不知私底下璞鼎查是否有紅包相送？奏摺當中，大概難以查到。不然，為什麼只有像片的記載。
1843年7月22日，耆英與璞鼎查在香港訂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及海關稅則》，規定開放中國五口通商，即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及廣州。至此，英商人在華擁有的領事裁決權，單方面的最惠國待遇、軍艦常駐通商口岸、在口岸租地建房等各項特權都一一被璞鼎查具體化了。對於耆英，璞鼎查可謂“知人善任”。
璞鼎查抵港以後，在加緊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和掠奪的同時，積極推行在香港的殖民統治，把香港的殖民統治機構逐步建立健全起來。他把港島劃分為海域區、城市區、郊外區，並興建監獄、政府辦公大樓等項設施。據英方資料記載，港英當局首先進行了人口調查，當時島上居民5650人，其中村民、漁民共為2500人，市場附近的居民為200人，水上居民為2000人，來自九龍的勞工為300人。
1843年1月4日，港英當局宣佈設立香港法庭，法庭的前身是前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在廣州設立的英國駐華司法院，由商務總監督任法官，委派12名在廣州的英國僑民為陪審員，所有英國人之間的訴訟及華人與英僑之間的糾紛，都由這個司法院審理，清政府官員不能過問。英國占領香港後，駐華司法院遷到香港，改組成香港法庭。璞鼎查任裁判官，以英國軍法審理案件，有權審訊在香港或中國大陸或在中國沿海100哩以內海域犯法的英國人。
《南京條約》在香港換文以後，1843年6月26日，璞鼎查即在港督府宣誓就任香港第一任總督。宣布“香港為英國殖民地”，受倫敦英國政府殖民地部管轄。璞鼎查同時組成行政委員會和立法委員會，後來改稱行政局和立法局，兩個委員會各3名議員，全是在香港政府擔任領導職務的官守議員，協助他處理行政和立法方面的事務。隨後，制定殖民地法律，使香港法律獨立化。
6月27日，璞鼎查又宣佈在香港成立治安委員會，協助他維持社會治安。這項製度實際上是照搬英格蘭的原有製度。由香港總督選定當地有地位和聲望的名流，共同維持社會秩序。治安委員後來在香港被譯成“太平紳士”。所謂“太平”，只不過是英國人的“太平”，中國居民並不太平。
第一批被委任為“太平紳士”的有副商務總監莊士頓，裁判司威廉?堅，助理地方法官禧利，大商人渣甸、馬地臣、史徒華等43人。璞鼎查賦予“太平紳士”很大的權力。依照維護治安條例，他們有權制止所謂群眾集會謀亂，喝令散去，否則下令拘捕；制止隨便入居民屋內搜捕擾亂治安行為；簽發搜查票等；依照軍火條例，“太平紳士”可簽發搜查票搜查軍火；依照賭博條例，可簽發拘票搜捕賭徒等等。 “太平紳士”有官守和非官守兩種。非官守的“太平紳士”要經過審核，港英政府認為是忠於大英帝國的臣民才能充任。所以，第一批“太平紳士”中不可能有中國人。
雖然在義律佔領香港時發出的佈告中，已經宣布廢除各種拷刑，但是為了維護殖民統治制度，港英政府並未實行。從璞鼎查開始，一直到第七任總督堅尼地，實際上仍然對妨礙英國殖民統治制度者公開實施各種拷刑。那時在香港島上環後邊，德輔道盡頭有一片空地，稱為“大笪地”，也有人稱為“十王殿”，原因在於這裡是香港政府對犯人公開執行藤笞的地方。鞭子是用煤油浸過的麻繩編扎而成，稱為“九尾貓”。以後又改用藤條。犯人受刑時脫光衣服，背上被抽打得皮開肉綻，十分殘忍。璞鼎查還採用“以華製華”方針，在華人中選出保甲長，實行內地的保甲制度，利用一些華人協助他維持治安。
香港既建立了行政、司法機構，又有了英國的軍隊和警察，還有武裝商人加入的治安委員會，加上保甲制度，並實行半軍事統治的宵禁等一整套殖民統治制度，這就從政治、法律、軍事上，保證了英國人在香港的統治地位。
以璞鼎查為首的港英政府，還嚴格劃分華洋界線，歧視華人，使香港的很多華人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遭受摧殘。歧視和壓迫華人最為透骨的一項政策，是限制華人的行動自由。璞鼎查於1842年10月4日頒布的宵禁令，就是專門限制和歧視華人的。禁令嚴格規定，華人晚上11時以後不得夜行。違者準警察即行拘捕，解案究治。
同時，因為這時香港島對面九龍尖沙咀尚屬清朝管轄，平時船舶往來自由，於是又規定自夜晚9時至翌日晨6時之間，任何船隻不許在香港海面航行或駛近香港。香港每天要鳴炮二次報時，一次為早上6時，一次為夜晚9時，於是規定9時鳴炮以後，6時炮未響之前，不許港內船隻移動。
1843年4月26日，位於港島灣仔春園街的港督府遭洗劫。 5月1日，璞鼎查政府藉口“治安不靖”，更進一步規定，華人入夜後，至晚上十時前一段時間，如果必須外出，每人須要帶油燈或燈籠一個，以資識別；晚上超過十時，華人一律不准夜行。以鳴炮為號，指示宵禁的開始和結束時間。 1844年又公佈《維護公安條例》，規定中國居民晚上入夜後，要在自己門前懸掛一盞有店名或自己姓名的燈籠，以便警察執行巡邏任務。中國人在晚間規定時間出門，還要有一張通行證，11時以後停止交流，違者要遭到逮捕法辦。
璞鼎查1841年8月11日到港，1844年5月離職，在不到三年時間裡，具體實現了英國殖民主義者對中國領土侵吞的願望以及英國在中國的各項特權。
港英政府一成立，璞鼎查便開始有計劃地修築道路，首先在太平山腳下，分東西兩路開築皇后大道，開山修道清出的泥土石塊投入附近海邊，經過平整，又成為“新填土地”。
早在1841年6月7日，義律為推動香港貿易的發展，宣布香港為自由港，允許商船自由進出香港。 6月14日，又將維多利亞灣割出40幅地段，公開拍賣。每幅底價很便宜，只要10英鎊，最高價每幅投到165英鎊，共售出23幅，全部面積9英畝，投得的英商中，有渣打洋行、顛地洋行、林賽洋行和瑞拿洋行等。按規定投得者只有租用權，並非擁有土地，每年仍需向港英政府繳交地租。港英政府每年可從投地中收地租3032英鎊。
由於璞鼎查行伍出身，只會專制統治，不懂行政管理。對於如何改善香港生活條件、環境衛生條件等，拿不出任何辦法，因此不少英國人不適應香港的生活環境，就連英軍士兵死亡、逃跑的也日漸增多。據記載“1843年5月至11月之間，瘟疫盛行，駐防英軍1526人，染疫身死者達24％，其他外國人約四百人，死亡者佔10％。”“駐港海陸軍士兵，私逃軍役，迭有所見。”來經營的商人也逐漸望而卻步。這一時期，香港附近海面上的海盜也很猖獗，所以很多人對香港的前途喪失信心，香港的英商紛紛向倫敦告狀，指責總督璞鼎查治港無方。有人甚至乾脆就主張放棄香港、經營舟山。他們認為，香港不適合歐洲人士居留，並以當地駐防第98團英軍在21個月內，有257人死亡，砲隊135人中，前後兩年死亡51人為例，指出香港不能成為商業城市。
直至1845年，對香港的悲觀情緒依然籠罩著香港的英國商人和倫敦上層。該年香港31家英商聯合上書英國殖民地大臣史丹萊，痛陳開放五口通商後造成香港貿易的衰落。另有英商上書中說，“香港已無商可營，島上只可供作香港政府及其官員駐節之地，並收容一批身無長物的貧民而已。”就連港府財政司羅拔?馬田，也對香港大潑冷水，他說，香港是一個“貧瘠、不衛生、毫無價值的小島。”“我曾設法尋找其價值所在，但香港其實一無是處。”
這時的香港，被很多英國人視為畏途，一些英國人聽說要派到香港去，無不搖頭。出現了“香港，你讓我去送死”的流行歌曲，反映了當時英國人對香港的消極看法，也表現了璞鼎查政治、經濟方面的無能。
1844年5月7日，戴維斯抵港，5月8日就職第二任香港總督，並兼任英國駐華公使，直至1848年3月21日，任期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