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空降紅小兵（一）
我12歲那年，北京外語附校的期中考試提前了，考得好的學生被拉到離學校挺遠的醫院去體檢。大概過了兩個月，學校才宣布有十幾個被外交部選中做小留學生，將被派到國外去學外語。我真的不記得我當時是不是特別興奮，但是我想即使是高興得要跳樓，在當時情況下也要壓著點情緒。這跟舊社會女孩子出嫁差不多，越喜歡這男人越要哭得傷心，真流露出願意嫁出去，說不定這門“親事”就黃了。
人定下來之後，外交部好像給我們開過一個學習班，講了什麼我真一點兒也想不起來了，只記得當時告訴我們出國的目的是為了傳播毛澤東思想，支援世界革命。
這使我們28個孩子立刻感到我們像二戰時空投到敵區的先遣部隊，任務非常艱鉅，但絕對光榮。
臨走之前，外交部發給每人700 元人民幣服裝費，在1973年，這簡直是一筆財富。我們一起來到只給高幹做衣服的紅都服裝店。 28個孩子挑的都是一模一樣的料子，全是藍的、灰的、黑的，每人做了一模一樣的衣服。我們協商要穿一樣的衣服，為的是將來我們分手到了美洲、歐洲資本主義大本營，也會想到在另外一個遙遠的戰壕里，有一個小戰友，穿著一樣的衣服，代表中國兒童正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而奮鬥，心裡一定非常溫暖。
就這樣，我和三個去美國的小朋友在上海登上了法航，路過巴黎去紐約。法航的空姐微笑地歡迎我們，我們克制住強烈的好奇和興奮，板著一副嚴肅的面孔迎接新的生活。
在巴黎我們住在大使館，到了紐約我們被接到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三天沒出門，講外事紀律。第四天學校開學了，我們早早地起來，穿好筆挺的製服，喝了一大碗豆漿，坐著代表團的一輛黑色林肯去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小紅房子學校就讀。
一進學校我們就呆了，這美國人怎麼這樣！所有學生都穿破破爛爛的藍色勞動布褲子（後來才知道這叫牛仔褲），上身就是一件小襯衫，都印著英文字（後來才知道這叫T 恤衫），不三不四的。老師比學生還糟糕，老跟學生嘻嘻哈哈，成何體統！開學典禮在一個大禮堂裡，所有學生都席地而坐，一點組織紀律性都沒有，說話、打鬧、嘴裡還老嚼著跟橡皮差不多的東西（後來才知道這叫泡泡糖）。
最可怕的是所謂的典禮上，就只有一個披頭散發的男人，拿著把破吉他、破口琴，沒音沒調，在台上大聲哼唧了十分鐘，台下的美國孩子跟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似的那麼激動，後來才知道這人叫鮑勃·迪倫，他女兒是我的同班同學。
在學校裡的頭三個月一晃就過去了，我們4 個孩子的英文一點長進都沒有，每天早上“林肯”把我們送到學校，老師開始講課，我們就開始打呼嚕，小紅房子學校屬於那種進步學校，很隨便，學生上課可以爬在地上，把腳放在桌子上，還可以吃糖，所以睡覺根本算不了什麼。何況老師知道我們聽不懂，怪可憐的，睡就睡吧。
可是代表團的領導們不干了，每個學期中國政府為我們交2000多美元的學費，真是學不好，大概有不少大人的烏紗帽要搬家。那時候主管我們的是張希生，唐聞生的母親，老太太年已花甲，但非常靈，她想出個鬼點子，讓4 個孩子全住到美國人家裡去。我是第一個被送出去的。我住的那家叫加恩，父親是美國一家醫藥公司的職員，母親是自由職業者，專給雜誌和圖書畫插畫。家中有3 個孩子，呂貝卡、維多利亞和克里斯托弗。兩個大的是女孩，最小的是個男孩才5 歲。大女兒呂貝卡是我的同班同學。選家庭時，代表團也使用了“文革”手段，查三代。這家被選中是因為加恩先生的父親老早老早當過美國共產黨，在美國查三代不能要求太高，沾點“紅”就可以了。
我住進美國人家的第一個感覺是美國人真不把外賓當回事兒！我進了美國佬的家門，剛剛安頓下來，頭一件事就是學著干家務。這家人喜歡動物，養了一條狗、兩隻貓、一隻鴿子。我在那兒住了3 年，每年動物人口都有遞增，一直到三條狗、兩隻貓、一窩子老鼠、一條蛇和一隻二尺多長的南美蝎子。孩子們負責管理這些動物的日常生活，遛狗，一日三次，上學前一次，放學後一次，睡覺前一次。換貓糞箱，每日一次。換鴿子籠子，每週一次。還有其他與動物無關的家務：洗碗、倒垃圾、做中午吃的三明治。我本著學雷鋒的精神，積極搶干比較髒、累的活兒，比如上學前遛狗和換貓糞箱。呂貝卡和她妹妹拍手叫好，說沒想到家裡來了個大傻瓜，專幹沒人願意幹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