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空降紅小兵（二）
呂貝卡告訴我，剛開始她們覺得我傻，挺好欺負，後來看見我“不怕髒、不怕臭”換貓糞箱時那種先進工作者的嘴臉，他們覺得我不正常，有病，而且我的作為都有點假惺惺的感覺，後來我不干了，天天跟她們下棋，誰輸了誰幹臟活，她們反倒覺得我正常了。
我正常了的第二個跡像是開始表達自己。這是美國人給我上的第二課，加恩一家住在離學校不遠的華盛頓廣場村。公寓面積不小，但是只有兩個臥室，所以我們四個孩子都擠在大臥房裡。呂貝卡是老大，所以有自己的床，維多利亞和克里斯托弗睡上、下舖，我有一個折疊床，每天晚上拉出來睡覺，每天早上再放回呂貝卡的床下面，睡覺的地方有了，但是東西沒法兒放，所有的櫃子都塞滿了，基本上一開櫃門就跟雪崩一樣：衣服、玩具、書劈頭蓋臉地倒出來。
怎麼辦？加恩家不是有錢人，又不好意思跟中國代表團要錢，所以就為我買了一個簡易、用硬紙殼做的小櫃子，是深藍色的，我最喜歡的顏色，有六個小抽屜，還配了一支小藍檯燈。櫃子搭起來之後我心裡非常高興，但是想到使館曾教育過我們，收外國人禮物的時候要不卑不亢，千萬不得過分感激，好像中國什麼都沒有，有失我大中華的威嚴。因此，當加恩先生將他辛苦了一早上的小藍櫃子放在我面前時，我以一個中國部長視察工作的方式看了一眼，說了一句“不錯”之類的不陰不陽的話，然後接著看書。據說這一舉動把加恩全家的鼻子都氣歪了，他們背著我開了個全家會議，差點兒把我送回代表團去，後來還是加恩先生心軟，說算了，送回去還不知道代表團裡怎麼整這個不爭氣的小丫頭。他後來告訴我，他看了好多講蘇聯斯大林時期的書，特別是索爾日尼琴的《伊万·德索維奇生活中的一天》他怕我因為做錯了事情，被送到中國的西伯利亞去。至於我什麼時候開始坦率地表達自己，我實在說不清楚。人的意識的轉變永遠是悄悄的，潛移默化的。直至後來我回國以後，我的團委書記說我說話不走大腦，我才意識到我真的變了。
在美國我還學到兩樣東西，其一會給我的後代帶來幸福，其二毀了我一輩子的財運。第一件事是因為我和呂貝卡的一次爭吵。孩子們在吵架的時候是可以說出惡毒的話的，特別是敏感、聰明的孩子。呂貝卡就是這樣一個女孩。吵架的起因早就忘了，我只記得她惡狠狠地對我說：“就是因為你不可愛，你爸爸、媽媽才不要你，把你送到美國來，我們真倒霉，還得收養你。”
我也不依不饒地說：“你懂個屁，只有中國人的尖子才能出國，別的父母想送還送不成呢，我將來是當外交部長的料，你八成是紐約街上的垃圾工人。”
呂貝卡反駁道：“我父母絕對不捨得讓我離開他們，我再沒出息他們也愛我，我是他們的女兒，你要是再沒出息就更沒人要了。”
我啞口無言，像吃了個蒼蠅。至今，我還能清晰地聽到呂貝卡的伶牙俐齒。我要是有孩子，我不想也不讓他十二歲就漂洋渡海求個學業，我一定把他摟在懷裡，緊緊不放。我頭腦很清楚，我母親為我做了一切她所能做的，但我心裡擺脫不了一種被拋棄的恐懼，因為呂貝卡的話我會在夢裡聽到。
其二是我們幾個孩子在美國的經濟狀況，當時我們雖然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口袋裡沒有一分錢。代表團從來沒有發過零花錢。我們學校外面有個賣意大利冰的小攤，天熱了，孩子們午閒時都去排隊買意大利冰吃。我只好看著，別人要請我吃，我還要面子，說不喜歡。有一次學校組織春遊，去中央公園，大家都在街上買吃的，我實在感到委屈，居然在一邊掉眼淚。我的班主任是個中年婦女，她過來問我怎麼回事，我在她懷裡痛訴了一番。她笑了，拉著我的手到中央公園裡的動物園去了，在那兒我能親手餵羊、餵馬。等我們回來，同學都吃完了，我也把事情忘了。回家的時候班主任又過來問我玩得開心嗎？我說開心，她笑著說：“明白了吧，開心跟錢沒關係，得自己找樂子。”
1995年我去美國最有名的高盛投資銀行應聘考試，有一個比我小七八歲的資深副產品交割員死活看不上我，理由是我沒有“飢餓感”，就是說我對錢的慾望不夠旺盛，使我立刻意識到我十二歲時班主任把我帶壞了，十五分鐘動物園就讓我一生沒有了飢餓感。到末了，高盛真的沒要我，就是因為我不餓。
現在想想當年小時候洋插隊，一半是童話，一半是噩夢。可惜的是我們去了四個孩子，只有一個現在在外交部做事，其他的又都跑出去移民了，國家錢白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