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時我身邊都是摩登上海女郎我的外婆是外公的二老婆，據說出身不是特別體面，是吃青春飯的。據我媽說，我外婆年輕時候的風格是她永遠在旗袍的扣眼裡放一球新鮮的茉莉花，每天都換。
解放後，我外公從香港回到北京，外婆就帶著我媽從上海搬到北京。
開始，他們住在東四八條的朋友家，等我出生的時候就搬到史家胡同現在的四合院了。我不記得外婆穿旗袍，可能是那時候她老了，也不記得她有茉莉花，但是記得她是全胡同最特別的一個老太太。她留非常短的頭髮，每一根都整齊地背到腦後面，沒有一絲亂發；她穿的衣服永遠是素的，沒有花的，顏色永遠是各種調子的黑、灰和咖啡；她對料子非常講究，夏天當然是各種絲綢褲子和中式襯衫，冬天是呢子的褲子和中式外套，有時候外面還穿一件緞子的棉背心。
我至今還有一套我外婆梳妝用的銀具，每一件都是精雕細刻。我從小有個感覺，外婆是個很講究的人，她喝茶永遠用一個小的紫砂茶壺，白開水永遠是放在一個小銅壺裡面，夏天我渴了，拿起壺來對嘴喝水總是要被外婆訓一頓，她永遠把我的錯誤歸結為保姆和北方人。
除了外婆、乾媽，還有黎姑姑和夏姑媽。黎姑姑叫黎明輝，是上海30年代的影星，據說她由於唱了一曲叫《毛毛雨》的歌而走紅。解放後就當了幼兒園阿姨。我4 歲的時候，父母再不能忍受我在這些30年代摩登女郎身邊鬼混，死活要把我送幼兒園。外婆先是不同意，後來妥協了，條件是我只能在黎姑姑當阿姨的幼兒園待半天，這樣不會染上太多的北方人的壞毛病。
夏姑媽是一個瘋瘋癲癲的老女人，天天小酒喝得高高的。她是從巴黎回來的，所以也非常講究穿，在我的記憶中她比外婆要洋氣，頭髮燙成大波浪，也是一絲不苟地捋到耳朵後面。
我小時候的衣服都是我的干媽做的。如果當時有時尚刊物我乾媽可以當服裝編輯。她天天研究什麼百褶裙、背帶裙、連衣裙、卡腰、下擺、袖子的收口等問題。
每個週末她的到來都是十足的一場時裝秀，她每次都穿得不一樣，衣服都是她自己做的。乾媽就像我的形象設計師，每週都帶新衣服來，都不一樣，都是她的設計，也是她自己縫的。衣服帶來我就得換上，然後還要擺姿勢、拍照。有時候外婆高興了就請所有人去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吃冬菜包子，或者去新僑吃西餐。
從某種意義上我是這些摩登女郎的時尚發洩點，60年代已經不能隨心所欲地打扮自己了，而她們一生惟一的嗜好可能就是打扮自己。解放後，她們已經不能在大街小巷隨心所欲地炫耀自己的時髦，我這個關在大四合院裡的女孩，正好是她們的時尚發洩和揮發的一件小玩具。
我媽媽是個大美人，這是我在她調到外交部，從湖北幹校回來那一天發現的。
那天我去火車站接她，在她從月台到車站的隧道中走出來那一刻，我有一種由衷的自豪，我發現我母親身邊似乎有一個光環，她比別人都亮。至今她的光環猶在，當她走進一個房間，她就是中心。我媽媽的美比上海那些摩登女郎要含蓄得多，我當然更喜歡我媽媽這種風格。我媽媽那時候都是穿很嚴肅的製服，但是我記得她總是有一件非常好看，顏色鮮豔一點的襯衫或毛衣穿在深色制服的里面，露出一點點鮮豔的領子。到了70年代，媽媽已經是外交部長夫人的時候，她的美容用品也不過只有檀香肥皂、友誼牌擦臉油和美加淨牙膏。媽媽出國帶回來吃的、小人書，從來不記得她買什麼口紅之類的東西。
1970年我外婆去世了。這是我童年的一個句號。同一年，我媽媽走後門把我塞進北京外國語學院附屬外國語學校念英文，當然是為了我的前程考慮才這麼做，可是我那時候9 歲，不太理解這一切，只是覺得我的好日子沒了。
剛進這所學校時，我連公共廁所都沒有太用過。在史家胡同小學的時候，我外婆叫我不要在外面撒尿——臟，憋著回家再撒。這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我根本不會用蹲坑廁所，只會用抽水馬桶。同學們笑死了，沒見過9 歲還不會撒尿的小孩。
我小時候幾個摩登女郎精心培養的服飾美容意識大概在半年內就被徹底革命化了。在我學會用蹲坑後的不久，就開始改變我所有的服裝。要穿軍裝，要白襯衫藍褲子，要穿解放鞋和軍鞋。 1973年，我媽媽再一次為了我的前程，把我送到紐約。
就這樣，在短短12年裡，我的“時尚觀念”從30年代上海摩登到“文革”的無產階級專政又到了70年代紐約嬉皮。從此以後我徹底亂了，也就不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