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喝的洋墨水和回國啃的一嘴泥（二）
從國外回來的人剛開始都有點優越感，走在王府井茫茫人海中，我們總覺得比別人高一截。一般來說，這種優越感在兩年內會被撞得支離破碎，如果你還能保持你的自信，還能堅持下來，那你就說不定能混出來了，真的能出人頭地了。
1998年11月，我自以為有三條感覺良好的充足理由。首先，我的英文好得不得了，法文也能唬著不懂法文的人。二來我在紐約上的中學，我上的大學是羅斯福和肯尼迪兩任美國總統夫人的母校，在這種教育下我的品位能差到哪裡？就更不用說我這個書香門第的出身了。最後，我有十幾年的商業經驗，而國內哪個編輯又能夠如此精通商務？看樣子辦刊真是非我莫屬了。
而實際上我的辦刊能力是王府井街頭任何書報攤販能一語道穿的。我到現在後悔自己沒有能夠早點覺悟，辦刊交的學費遠遠超過了留洋的學費。
我的大學，瓦瑟大學，坐落在紐約州北部，非常破落的一個工業小鎮上。學校外面一片蕭條，除了快餐，連個像樣的餐館都沒有。而希臘船王的後代經常開著敞篷奔馳在鎮子附近飆車。全鎮的酒吧充斥的都是已經失業，痛恨另類和移民的“紅脖子”，學校一半的男生是同性戀，瓦瑟大學是美國惟一一個沒有橄欖球隊的大學。
馬修·瓦瑟先生是學校的創始人，他於1861年建立了這個女校。原來應該是培養夫人的“完成學校”，就是給有錢人家的女孩再塗上一層文化外衣，完成一下。
我是瓦瑟大學84屆的畢業生，而我上學的時候，這個學校已經和其創始時候的教育理念差得很遠了。
我是9 月的一個下午扛著鋪蓋捲入校的。由於是轉校生，沒有來得及選宿舍，就被分配到女生宿捨一個拐角里的小屋子。
這裡每個宿舍樓都有一個穿白衣服的女人坐在大堂裡面。學生們叫她們為“白衣天使”。據說這些人都是退休護士，這樣能照顧學生。她們幫我們這些沒錢在宿舍裡裝電話的學生接電話，有任何生活問題都可以找白衣天使。我們還有一些“綠衣天使”，她們是打掃衛生的阿姨。學校的主樓裡有一個很大的鋪著深紅色地毯的客廳，叫玫瑰廳，每天下午4 點可以在那裡喝下午茶，吃黃瓜三明治。在這種環境中讀書，你一輩子都有一種擺脫不了的優越感。
梁喜輝教授是我這輩子最難忘的老師，至於他是一個中國人完全是個偶然，因為在我的印像中他好像都不大會講中文。大三的第一個學期我選了歐洲近代史，當一個瘦瘦的亞洲人走進課堂，我多少有點失望，我當時期望著一個我能愛上的紳士教這門課。梁教授講課就是講故事，他有一口標準德國口音的英國英語，下課前總結幾句，然後就把一班學生派到圖書館的典藏室去看書去了。
期中考試前，我們有一道作業，就是一篇叫“假設”的作文。梁老師要我們假設二戰中如果任何一個參戰的國家改變其立場，會對近代史有什麼影響。我選了中國，因為我知道梁老師曾經寫過一本書講述德國軍官在國民黨軍隊中所進行的培訓及由其產生的影響。我的作文把梁教授的觀點總結得非常好，他的書我至少看了三遍，結果他給了我個F ———不及格。
我幾乎瘋了，非要梁教授給出我個理由來，他請我去他家吃晚飯。
進了客廳，我一眼就看到一個介於實驗室和小孩玩具之間的裝置。
“這是什麼？”我問。
“這是歐洲近代史。”梁老師笑著說，“你看，最上端這個球掉下來就是南斯拉夫的槍殺！球順著滑道滾到這個坑里就會彈起來一面沙俄宣戰的小旗，小旗起來的時候旗桿就會把裝紅色液體的瓶子打翻，這樣血就會流遍歐洲，液體流進這個坑的時候，這個不倒翁的列寧就會飄起來……俄國革命……我還沒做完。”
我呆了，好像有人突然在我沉悶的腦子上面開了個天窗。
mpanel(1);“來，”梁教授說，“來看看衛生間。”
這個衛生間像一個三維的小人書。梁教授把二戰前柏林的地圖非常形像地畫滿了衛生間的牆壁、房頂，連馬桶的抽水缸都沒有放過。他告訴我戰前的柏林是他度過童年的地方，他地圖上的每一個小店，酒吧都是根據他小時候的記憶和歷史資料標畫的，名稱、門牌號碼、掛的招牌的圖案、老闆的形像都是有考證的。
這頓飯吃了什麼，後來又談了什麼，我都記不得了。但是我非常清晰地記得從梁老師家出來的時候，我已經非常明白，教育的價值是被教育的人能夠問“為什麼”，能夠獨立地找到答案，能夠有自己的觀點。會背書的學生都是傻冒兒。
我的自信來自於這頓飯之後我再也沒當過傻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