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第五節新的開始
不僅馬斯特里赫特的經濟和政治願望不能令人置信，由於保守黨議員們對這一問題的分歧，一個在工作中享有微弱但是足夠多數的政府也因危機四伏幾乎不止一次地被迫舉行大選。自從１９９３年夏季馬斯特里赫特法案成為法律後，試圖又以歐洲懷疑論這一虛誇不實之詞彌合分歧。麻煩是，不實之辭是不夠的。現在我們必須有一個比馬斯特里赫特更加明確的戰略目標和策略更加高明的行動計劃。
要做到這一點，非常重要的起始點是要誠實和客觀地估量我們的談判實力與弱點。我們不應該有任何錯覺，認為在歐洲我們"正在贏得這場辯論"。一邊說贊同夥伴們的目標，一邊又試圖改變這些目標，這是非常沒有說服力的。無論怎麼說，在歐洲共同體作出決策時，辯論是沒有什麼重要意義的。當法國、德國和足夠數量的共同體其他成員國仍然要堅決推行聯邦主義時，從目前實際情況看，企圖闡述另一種方案的優點是浪費口舌。這種情況未必能永遠持續下去。但要認為從這時起到１９９６年期間這一對比會有改變，那是完全不現實的。
同樣需要吸取教訓。自從英國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以來，我們看到在歐洲其他政府支持下，歐洲一些機構對文本的解釋與我們所接受的不一樣。從羅馬條約中的"更加緊密的聯盟"到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在巴黎歐洲理事會上所批准的正式目標"經濟貨幣聯盟"到《單一歐洲文件》——該《文件》完全為了推行單一市場這一目的而製訂了新的多數票表決條款，歐洲委員會可利用這一條款來擴大它的管理權限——我們的經歷也是這樣的。我們當時認為沒有實際含意的一些含糊的宣言，後來被用來證明有理由把共同體的權力擴大到國家生活中的新的領域。因此，在馬斯特里赫特談判中，在判斷是否可以在言辭上對聯邦主義進一步作出讓步這個問題上，如果此後這些讓步在某種程度上被利用了或甚至被曲解了，我們無法為自己的幼稚找到藉口。此外，即使沒有馬斯特里赫特，如果要抵擋這一不受歡迎的勢頭，也有必要對早期協定的某些方面進行修改，甚至是羅馬條約。
這與歐洲法院的活動尤其有關。 ７０年代初，我們當中的大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這件事時對主權問題考慮不夠。自然，在使用"共用主權"這一短語時，在知識方面存在著根本混亂，就像諾埃爾·馬爾科姆所說的，未能"區分權力與職權"。
除此之外，當時還不了解歐洲法院的實質以及英國法律與共同體法律之間將會出現的關係。共同體法律是通過成員國的法院直接執行的，如果發生了衝突，成員國的法院必須把按照歐洲法院解釋的共同體法律置於本國法律之上。這表現在法克托姆案件。當時西班牙漁民找到了一個法律漏洞，從而能在英國註冊他們的船隻，並且利用英國的捕魚配額。他們在上述案件中對英國提出了訴訟，阻撓了共同漁業政策意圖的實現。 １９８８年議會通過了《商船航運法》，堵住了這個漏洞。但後來他們起訴英國政府，在將這一案件提交歐洲法院後，英國法院只好暫時停止實施並最終撤銷了《商船航運法》。
在法律上出現的這一情況更加意味深長的是，歐洲法院對條約和共同體法律的解釋遠不是公正的。它毫不隱諱地自稱是主張歐洲一體化的一支力量。根據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它擴大共同體機構權力的機會更大。首先，要由歐洲法院對首相在社會憲章導貨幣聯盟中為英國取得的例外權作出決定。它過去的態度與活動難以令人放心。
可是，儘管面臨所有這些困難，英國有更加重要的談判實力，只要我們準備充分地利用這些實力。首先，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貿易地位和機會。我們與共同體的貿易一直是逆差。這件事本身倒沒有什麼不對。但它表明其他歐洲共同體成員與我們繼續進行貿易有明顯的好處，所以要恰當地對待言過其實的恐懼心理：如果我們不順從他們的意願，它們將設法割斷我們與它們市場的聯繫。
此外，在世界貿易和英國全球貿易的機會中，歐洲共同體的相對重要性正在下降，並將繼續下降。我們的政治家們應該較少地關心歐洲市場，因為這個市場現在也許已經取得了最顯著的發展，所以他們應該對遠東、拉美和北美自由貿易區所提供的新的機會更加有興趣。通過對英國海外資產巨大的業務量——１９９３年超過１３，０００億英鎊——的處理，使我們對這方面私營部門的情況有了深入的了解：８０％以上是為非歐洲共同體國家持有，而正在興起的市場，所佔份額保持著強勁的增長勢頭。在我們整個貿易中，與非歐洲共同體國家貿易的份額，特別是與太平洋沿岸地區的貿易份額正在增長，並將會繼續增長。
此外，由於我們在歐洲共同體內，因此向英國的一些投資無疑會繼續下去，但由於歐洲聯盟規章的不靈活和社會成本高，因此向歐洲以外地區的投資也會日益增加。由於傳統，也由於倫敦是國際金融中心這一優越地位，英國自然是一個全球性的而不是歐洲大陸的貿易國。但是，如果我們要在新的全球市場上取得競爭的勝利，我們得保留降低我們工業費用的權利。這不是說我們要與我們的歐洲鄰國輕易地發生爭吵。但它的確表明，我們不要再認為，好像美國的經濟前景主要依靠於證明我們是"好的歐洲人"。
第二，要認識到英國所擁有的非經濟力量，這一點也很重要，因為它使我們在歐洲談判中具有特殊的份量。儘管美國與英國政府的關係目前出現了冷淡，但基於我們共同的經驗、傳統和思想感情，這種"特殊的關係"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基本現實。在海灣戰爭爆發前的前奏階段，我自己關於英美關係的經驗使我確信，無論美國國務院和英國外交部的官員是怎樣作出估計的，在紗須執行重要任務時，我們都知道美國祇能依靠具有全球眼光和願意維護國際秩序的少數幾個享有聲譽的國家。這主要是指我們自己和法國人。法國人雖然在海灣戰爭中表現出色，但一般對美國所領導的事業抱有懷疑。英美關係本身自然與英語是２１世紀的語言這一無可質疑的優勢緊密相關。因此，從戰略上考慮，歐洲大陸精明的政治家有理由希望與我們保持相互滿意的、至少是可以令人容忍的關係。
最後，我們的伙伴們不應該以為我們最後總想簽一個協議。雖然我們更情願合作，但事實上，我們也應該充分準備有人會很不合作。如果有人企圖迫使我們進一步走向聯邦主義，或者，如果我們要求修改對我們不利的現有安排受到忽視，我們必須準備使用我們的否決權，堅決利用根據現有條約我們所能利用的一切不合作的渠道。我們已經到了這一時刻，即戴高樂主義的斗篷可能會很合身地披在盎克魯-撒克遜人的肩上。
在一系列歐洲理事會上，同樣在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我最後一次參加的羅馬理事會上，為維護英國利益進行的多年鬥爭告誡我、不要相信在１９９６年取得成果是一件簡單的事，更不用說是件容易的事。此前，將會有來自各個方面、以各種方式施加的壓力，１９９４年９月，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關於成立一個致力於貨幣聯盟的歐洲國家"核心力量"的建議，表明緩和進程已經開始。雖然，正如我要建議的，肯定不應當立即拋棄"兩層"歐洲的概念。在復雜的談判中，重要的是要將策略與強硬結合起來，為英國取得最好的結果。但是，即使在現階段，重要的是要詳細說明這一結果將會是什麼。
除了極少數堅定的歐洲聯邦主義者外，人們都認識到英國進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利弊各半。當時，當共產主義的邊界斜穿過歐洲中部時，雖然戰略考慮不是沒有份量，但正如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樣，這一利弊各半基本上是指經濟方面的。一方面，我們未受到限制地進入了一個大的西歐市場。我們設想，當我們的經濟有了增長）內部自由貿易政策佔了上風時，這一市場會擴大。但是分類帳的另一邊是，我們將是共同體預算大的淨捐助國，這反映在共同農業政策的費用不成比例。我們知道，法國主張補貼與保護的傾向會把歐洲經濟共同體推向一個錯誤的方向。但是當時我們毫不擔心地認為，這些傾向能夠得到限制，也許能夠改變。更認真他說，我們當時沒有預見到，由於歐洲委員會的野心，會促使走向集中決策，沒有頂見到會從布魯塞爾導致干涉性的社會管制，也未預見到它會對議會的獨立自立和聯合王國的法律帶來這麼大的挑戰。怎樣才能恢復英國的利益？
第一步，只不過是要求與我們的歐洲夥伴舉行最低限度的協商或談判，這不應當推遲。聲稱我們是否準備放棄英鎊和參加單一歐洲貨幣這是將來的事，這種說法不大好。任何時候作出這一決定都將會（至少在理論上說是"不可更改地"）阻止英國政府控制其經濟政策的主要方面，從而奪走了民主的核心。肯定他說，不舉行公民投票、就不應該考慮這一具有深遠意義的決定。如果政府現在就宣布反對單一貨幣，那會更好，因為它能使公眾放心，表明我們與其他大多數歐洲政府主張聯邦主義的目標有原則的不同。同樣，也應該表明，不存在英鎊回到匯率機製或回到任何後續制度的問題。現在發表這類聲明就能使共同體的其他國家更加認真地對待我們，能更加迫使其他國家政府向它們的選民們表明自己的真實目的。官對恢復對保守黨的支持也會帶來無窮的好處。
也有必要澄清我們對"兩層"歐洲這一計劃的態度。根據這一計劃，其核心集團擁有經濟與貨幣聯盟、高度的社會管制權和共同的外交、安全與防務政策。要不是有時是各種混亂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原因，英國對於這一計劃的立即反應是反對的。一些評論家認為，走向其議事日程即由法一德軸心所控制的聯邦制的歐洲，這一步更加不能令人接受。另一些人反對它是因為他們渴望英國成為該"核心力量"的一部分，例如在防務事務方面。可是，進一步犧牲我們的濁立自主，這在對內和對外的歐洲關係中，對我們都無好處，事實上是正好相反。把我們的國防決策權置於歐洲控制之下，肯定他說，這是不行的。適當的國際機制一事實上，其唯一可行的軍事機構——是北約組織。
但是這一新形勢也向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有必要說清楚，如果我們允許對現有的條約框架進行修改，讓擬議中的發展繼續下去，我們的利益必須受到照顧。如果有人試圖建立這一"核心力量"而不尊重我們的基本觀點和利益，那麼，我們完全有理由採取我們擁有的各種手段予以阻止和使其中斷。一項絕對重要的要求是要確保"核心力量"國家不得把它們自己有待解決的優先事項強加在其他成員國身上，如單一市場的運轉。在這一市場裡，它們的利益與我們的利益最後是不一致的。我們同意那些國家所尋求的改變，要價可能進一步包括對現有條約的一些條款進行分類評估，因為這些條款對我們不利，順便說一句，也對其他成員國不利。
一件明顯要優先考慮的事情涉及英國對歐洲聯盟財政捐款的處理。接納農業仍佔非常重要地位的中歐和東歐國家為正式成員國是十分可取的，但無論怎麼說，一旦這成為現實，很難看出目前的共同農業政策怎樣能繼續下去。共同農業政策不僅消耗了財源，而且使糧食價格大大高於一般國際水平，所以也增加了人工費用和企業成本。可以進行公開辯論的是，如果有什麼辦法的話，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措施取代它，以支持英國的農業。同樣，應該進行修改的另一個目標就是所謂的"團結基金"。馬斯特里赫特預期上述政策會給經濟較弱的國家帶來財政和金融困難，"團結基金"將用來給予補償。
其次，我們應當試圖改變歐洲共同體日益增強的保護主義，它幾乎使關貿總協定回合離開了其正常的進程，並且大大地減少了它發揮作用的機會，使英國的財富和就業受到了損失。不幸的是，由於共同體的社會政策以及勞力市場缺少靈活性，保護主義的思想很可能隨著費用的增長而增長，從而使歐洲的工業不能有效地參加競爭。但是，由於優勢已從歐洲移到美國，歐洲聯盟已比從前更加難以繼續執行這類保護主義。帕特里克·梅塞林教授很好他說明了這一點：
直到最近，美國根據關貿總協定的行為準則所製定的貿易政策還拿不出什麼其他可供選擇的重要方案……。但在今後幾十年裡，這一情況將會發生逆轉。美國——隨著南美洲國家開放了它們的邊界和推動了它們的經濟增長——將能享有地區性機會所能提供的緩和。相比之下，歐盟已大大耗盡了其能力，在將來一段長時期內不可能顯著地擴大區域貿易。歐盟——它南邊與東邊的鄰國不相信自由貿易能帶來好處，或者因為國家大小而不能給歐盟帶來很大的好處——在這方面將處於美國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所處的地位。
歐盟只剩下一條路，它必須使關貿總協定從其貿易政策的邊緣移向它的中心。
如果這沒有發生——更糟的是，如果如我指出的那樣，歐共體進一步走向保護主義——英國所受的不利影響將最大。這就是為什麼說，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應該努力在歐洲共同體和北美自由貿易區之間作出特別安排。
這裡，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像北大西洋自由貿易區這樣的組織，它將把中歐和東歐正在出現的市場民主體制與歐盟本身合併為一。這將會帶來一些重要的經濟和政治上的好處。首先，它將使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能順利地進入美洲迅速擴大的市場。 ７０年代初表明我們有理由進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以及８０年代中期和末期表明有理由成立單一市場的所有同樣的論點——即擴大貿易機會——在這裡都適用。其次，由於有了具有自由企業和公開貿易傳統的美國人，因此，在新的跨越大西洋的貿易構架中，我們將使歐洲大陸不再那麼強調津貼和保護——這對英國有利。在這樣一個群體中，我們在主張自由市場這個問題上就不那麼會成為一個孤獨的聲音。第三，在歐洲與美國之間建立更加密切的經濟關係將有助於鞏固北約組織——冷戰結束後，它存在的理由已受到懷疑。一個北大西洋自由貿易區將會為美國繼續對歐洲防務的承諾創造條件，同時也會使對德國占支配地位感到憂慮的歐洲國家感到放心。最後，新的自由貿易區在關貿總協定中將會成為最強大的、但也是最自由的集團。這樣，就能堅持使全球走向自由貿易而不是保護主義。英國的有利地位使它能在大西洋兩岸為推行這一做法進行辯護。此外，它會為我們的特殊利益和我們作為一個外向型的、傳統上致力於與美國建立鞏固聯繫的公開貿易國帶來許多好處。
最後，我們在計劃通往１９９６年的道路時，不能繼續忽視對我們議會主權的侵蝕。正如上議院議員丹寧勳爵所說：
使我們大家都感到驚恐的是，歐洲法律不僅僅是使英國港灣漲潮的海水。現在它像海嘯，沖垮了我們的海堤，淹沒了我們內地的田野和房屋。
現在需要考慮如何才能確切地保護英國的憲法——生死攸關的最終關鍵——使其不受這一"海嘯"的襲擊。肯定他說，只有依靠明確地行使議會的獨立自主權才能做到。此外，越早從歐洲法院手中奪回主動權以澄清英國的司法思想越好。有充足的理由修改１９７２年的《歐洲共同體法》，使議會最終能超越所有共同體的法律之上，清楚表明議會通過的明文規定比共同體的法律具有更高的效力。
在維護國內法最終的至高權力方面，英國在共同體內不會是孤立的。例如德國，它就不承認共同體法律凌駕於它的憲法之上，就像聯邦立憲法院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這一問題上已清楚說明的那樣。同樣，法國也維護了它憲法的最終的至高權力。它的行政法院制訂了一些原則和程序，如果法國利益需要，它們可以限制共同體法律的具體實施。
我們在英國也應該制訂出一些規章處理在共同體法律與英國議會法之間出現的偶然性糾紛（如像在法克托姆案件中所出現的糾紛），並建立一個程序，規定當一項法令與共同體的法律無意中發生衝突時，如果有必要，要通過樞密院令而不是由法院使其中止執行，以製止法院裁決和司法思想出現的縮小議會主權範圍的趨勢。應該有一個只有議會才能立法的受保護事項的保留名單，包括我們憲法的調停和抗辯權。最後，我們應該擁有可由樞密院令行使的保留權，使我們能最后防止某些具體的共同體法律和決定在聯合王國生效。人們認為，我們會很少使用這些權力，可是它們的存在本身就能抑制來自歐洲的侵犯。但是有關如何採取而不是應不應該採取這些行動的辯論本來早就應該進行了。
不可能事先準確地預測這一談判過程會在哪裡結束。英國在共同體成員中會不會坐在外面的一排，我們會不會享有歐洲自由貿易區國家、後來歐洲經濟區國家已享有多年的、類似的伙伴關係協定，或者，歐洲聯盟會不會按照新條約在各國之間變成一系列像"可變化的幾何圖形"似的雙邊或多邊協定——這一切都是可能的。
無論怎麼說，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內容。清楚的是，已經形成了一種看法——事實上在馬斯特里赫特之前就已經形成了這一看法——即共同體各成員的目標和可預見的利益彼此很不相同。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並且相應地制訂我們１９９６年的戰略，這是獲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依據。
我不相信這一方法與其他歐洲國家的長期利益不符。如果讓歐洲聯盟沿著目前的道路繼續走下去，它在各個級別上都會失敗。它會向中歐和東歐共產主義以後的國家強加一些它們想加入該聯盟時所無法接受的條件，從而將它們排斥在外。它會使南歐國家依賴德國納稅人的施捨，從而變得越來越衰弱。在更加廣泛的世界範圍裡，它會成為一種支持保護主義和製造不安定的力量。
如果法-德集團決心要著手重建一個現代的卡洛林玉朝，那是它們的選擇。幾乎可以肯定，其結果會是令人痛苦而難忘的。在一個民族主義重新覺醒的世界裡，難以想像法國人會永遠接受該國淪為德國的衛星國。同樣，也難以設想德國納稅人會為國外的經濟衰退地區提供更多的補貼以及為因生活所迫進入德國的移民提供房屋、衛生設施和其他福利，此外，還會失去德國馬克所提供的保證。而這一切發生的背景是，由於歐洲在失去投資與就業機會，它在世界貿易與財富中的份額在逐漸減少。到了某個時候，這些國家的選民會起來反對那些導致它們陷入經濟混亂、受到關係疏遠的官僚們的統治以及喪失其獨立的政策。
英國要單獨阻止這些不受歡迎的事態發展，其力量有限。但在此處援引小皮特的願望不會是不適宜的，其意思是，英國"已經依靠自己的努力挽救了自己，並且將……以它的榜樣挽救歐洲"。同時，致力於我在布魯日提出的那些理想——一些自由進行合作的民族的國家，它們愛好自由企業並歡迎自由貿易——的人們，他們所能作出的最好貢獻是將歐洲各國的政治家、法學家、經濟學家、作家和評論家都聚集在一起，重新發起一個運動，建立包括大歐洲和美洲在內的橫跨大西洋的合作。正如我在布魯日演說中最後所說的：
讓我們有這樣一個歐洲，它在範圍更加廣泛的世界裡在充分發揮作用，它的目光向外而不是向內，它保存了那種大西洋共同體一即包括了大西洋兩岸的歐洲——這就是我們最崇高的遺產和最偉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