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第一節受到挫傷的欣快症

與歐洲共同體的事務相比，在我離任時，外交政策中一些事件的整個歷程最初很像我所希望的那樣在繼續著。鑑於當時正在為無法預料的海灣戰爭確切進程作準備，因此，這種氣氛看起來似乎是奇怪的，甚至有些無動於衷。但是我相信所採取的行動是正確的和必要的，相信西方，或者像我們從策略考慮喜歡稱之為的"國際社會"，會戰勝薩達姆·侯賽因和扭轉伊拉克對科威特的侵略。此外，這場危機還導致了美國和英國重新建立我把它當作我在處理問題時起主要作用的、那種極其重要的"特殊關係"。 但是，更加具有長遠重要意義的是冷戰的結束，或者更為準確但不那麼策略他說，是在那場大規模的戰爭中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的確，如果沒有這一結局，海灣事件就不可能進行得比較順利。我抵制德國的統一沒有成功。但事態的發展導致了１９８９年６月團結工會在波蘭選舉中的大獲全勝，那年１１月推倒了柏林牆，１２月在羅馬尼亞推翻了齊奧塞斯庫，同一個月，瓦茨拉夫·哈維爾當選為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１９９０年４月在匈牙利的選舉中非共產黨人獲得了勝利——我把這些看做是羅納德·裡根和我在整個８０年代所堅持執行的那些政策所取得的實際的、很受歡迎的成果。我不懷疑，這種勢頭足以使事態繼續發展下去，至少現在是這樣。目前還不能確切他說中歐、東歐和蘇聯會走向何處。我很懂得這些地區的複雜歷史，因而了解肯定會出現民族紛爭和有可能提出改變邊界的要求。我們當時想，至少作為赫爾辛基進程的結果，重新恢復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可以提供一個有益的外交框架來解決爭端。可是，後來發生的事件，使我們感到很失望。

我在烏克蘭親眼看到反對前蘇聯的民族主義浪潮是多麼強烈。正如我在最後一次參加的那次歐洲理事會開始時對雅克。德洛爾所說的，我不認為應該由西歐人對蘇聯未來的模式或它的繼承者發表意見，而應當由有關的民眾對它們作出民主的選擇。我不相信我們能夠了解未來，更不用說有信心去塑造未來，但這沒有減少我對正在發生的變化所感到的滿意。蘇維埃帝國和它附屬國的無數臣民曾經被剝奪了基本權利，現在他們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之中。曾經被核武器武裝起來的這些新的民主國家，放棄了它們反對西方的、侵略性的軍事同盟。這些是在人道和安全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無論在那時或以後，我對在外交上比較簡單但卻具有致命危險的冷戰時代沒有任何的懷念。

一個被削弱的、正在進行反复無常的改革的蘇聯首先需日益關注它自己的大量內部問題，因而使其他地區的衝突得以解決。在非洲，蘇聯支持的顛覆活動宣告結束，這意味著南非的改革家們有了新的機會對他們國家的未來達成協議。事實上，不論在非洲或中東，在中美和南美，在印度次大陸或印度支那，蘇聯所執行的、企圖統治全球的長期戰略的告終為進步開闢了道路。受到壓制的、對政治和經濟自由的渴望，使那些腐敗、暴虐的政權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它們再也沒有理由要莫斯科給予支持（或者是華盛頓的支持）以防它們會投向另外一方。 一個舊的世界秩序——由蘇聯和西方以及它們各自的盟友劃分成的兩極世界——已經成為過去。但是，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誕生了嗎？可以看出當時有兩種非常不同的看法。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是：它是打著聯合國決議的幌子的美國強權之下的世界和平。這就需要美國強有力的領導，其盟國的堅定支持和一個明確的戰略思想，即它能區別什麼是對西方利益和國際秩序的真正威脅，什麼是後果有局限性的地方爭端。我仍然相信這一謹慎的做法可以建立一個義務有限度的、持久的國際秩序。不幸的是，它與一個更加以救世主自居的、因而不那麼實際的世界秩序的觀念混淆起來，而後者是建立在不受戰略私利影響的、多國機構共同行動的基礎上的。當然，這是一個更加理想主義的看法，但是，正如麥考利所說的，"米德爾塞克斯郡的一英畝地，其價值相當於一個烏托邦的公國。"

甚至在海灣戰爭結束以後的日子裡，當有關世界新秩序可能性的欣快症達到了高峰時，我自己仍然感到不安。我懷疑，一些人太相信國際宣言的高調，而太不注意執行這些宣言的措施。說也奇怪，我在１９９１年５月準備第一次訪問南非時，開始更加深入地閱讀有關倒霉的國際聯盟的資料。國際聯盟的主要設計師之一是南非的簡·斯馬茨。當時的一些花言巧語和我這時所聽到的同樣不可思議。當國際聯盟未能採取行動反對獨裁者從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掃清道路時，斯馬茨自己作出結論說："大家的事到頭來成了誰也不管的事。每個人都指望別人去帶頭，而侵略者這時卻乾了壞事而未被發覺。"這一結論對我的印象就像那種集體安全一樣深，而有人卻認為冷戰後的穩定和自由要建立在它的基礎上。

當然，有人可以爭辯說，現在的形勢不同了。畢竟薩達姆·侯賽因沒有"乾了壞事而未被發覺"，雖然他的確是"逃脫了"。但是我想，要懂得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是極其重要的。因為與國際聯盟相反，美國確信自己命中註定是國際上的超級大國，此外還有像英國、法國這些自信的、武器精良的國家也採取行動給予了支持，因而在海灣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是，大多的評論家和政治家準備作出正好相反的推論，即聯合國本身應該成為一支超國家的力量，它應該有權威和財力任意進行干預；而單一的民族獨立國家則應放棄它們的主權。如果聯合國要成為一個世界政府的強烈慾望得到鼓勵，它只能使世界導致混亂。但是通過許多巧妙的方法，西方左翼自由主義的意見在許多保守黨人天真的合作下，取得了很大效果，使冷戰後的形勢變得對他們有利。

１９９１年９月我在紐約向駐聯合國的大使們作了一次講話，清楚表明我反對這些傾向。我為"新民族主義"辯護，它在蘇聯和中歐、東歐的各民族中是顯而易見的。 真正的國際主義總是包括各國之間的合作，那就是該詞的意思。詞樣，體現國際主義最高願望的聯合國，其名稱就提醒了我們它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你們考慮一切問題的起始點是你們所代表的各個國家。你們往往容易忘記的目的是它們在一些共同目標上應該一致。但是目標一致一而不是聯合——才是宗旨。 事實上，我在紐約演講時，已經很明顯，世界新秩序的情況不佳。我深切地關注西方未能看到在前南斯拉夫已經出現了危險。在那裡，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爭取從共產主義受壓抑的窮困中獲得自由的努力，遭到了武裝力量的挑戰。在我看來，民族自決權和自衛權（事實上，更加廣泛他說是人權）是任何公正的國際秩序的中心，至少同樣重要的是，它也是任何穩定的國際秩序的中心。在外交政策中，穩定具有傳統的價值，任何對此抱有懷疑的人，應該給他一張去摩加迪沙的單程機票。但是，穩定不應該作為維持本身就不穩定的某一現狀的藉口，因為它壓制了最終也不可能被扼制的社會力量。自我離任以來，共有三次感到不得不公開干預外交方面的問題（歐洲問題除外），也許意味深長的是，每一次我都認為，出於道德和現實兩方面的考慮，應該改變做法。第一次是１９９１年４月，一些庫爾德族的婦女乞求我大聲疾呼，幫助解救在薩達姆·侯賽因的無情打擊下她們首當其衝的同胞。我被她們的訴說打動了。當時議會正在休會，也沒有大臣會見她們。我現在可以高興他說——無疑是出於巧合——至少後來採取行動建立了安全避難所。

第二次是１９９１年８月在蘇聯發生了政變，西方一些領導人顯然情願"坐視"政變的領導人是否會成功，而沒有在道義上充分支持在俄國白廳聚集在鮑里斯·葉利欽周圍的抵抗力量，我對此感到驚愕。因此，我一核實當時所發生的情況後就立即在大學院街我辦公室的外面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並繼續接受了一連串的採訪。 我說，很清楚，在莫斯科發生的事情是違反憲法的，俄羅斯人民現在應該接受民主選出的主要政治家鮑里斯·葉利欽的領導。在這一新的、危險的形勢下，我們自己計劃削減防務的做法現在一定不能繼續下去。但是我告誡說，不要認為政變會成功。蘇聯人民現在對民主已有了更多的感受，他們不會願意失去它。他們應該像中、東歐的人民所做的那樣來保衛民主——走上街頭，讓世人知道他們的想法。

第二天早晨，情況已開始明朗。事態的發展正在證實我認為政變不會成功的樂觀想法是對的。有消息說，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舉行了盛大的抗議集會。我想值得試一試與戈爾巴喬夫先生直接通個電話。據政變領導人說，他已經因"健康原因"下台了。當蘇聯大使告訴我不可能通話時，我並不怎樣感到驚奇。我曾設想，電話聯繫可能已被克格勃切斷——雖然在這一點上我很快得知我過高地估計了政變領導人的能力。那天晚些時候，保守黨的歐洲議會議員、俄國問題大專家貝瑟爾勳爵與我的辦公室聯繫，說他和正在倫敦訪問的的葉利欽先生的顧問薩利納·斯塔拉沃伊托瓦夫人在一起。我立即請他們前來向我介紹情況。我談到我怎樣未能與戈爾巴喬夫總統取得聯繫。然後斯塔拉沃伊托瓦夫人間我是否願意與葉利欽通話。她翻遍了手提包，然後給了我他在議會大廈辦公室的直線電話號碼。開頭幾次沒有撥通，後來使我感到驚奇的是電話居然接通了。

葉利欽先生和我談了一會兒，由貝瑟爾勳爵擔任翻譯。顯然，被包圍的白廳前景是嚴峻的，但是葉利欽先生和他的支持者們都情緒高昂。他問我是否能主持一個醫生委員會，對戈爾巴喬夫先生的所謂健康不佳——這很像蘇聯典型的外交病——進行調查。當然，我同意了。在那天剩下的時間裡，我與外交部和衛生部合作，試圖擬定一個由一些著名醫生組成的恰當的名單。幸運的是，不需要這樣做了，因為這時政變正在迅速瓦解。 根據美國政府的"消息來源"，報紙對我進行了恰如其分的譴責，因為我號召俄羅斯人上街制止政變，並且號召我們的政治家們停止裁減西方軍備。但是我並不感到遺憾。民主必須靠鬥爭去爭取，必要時要為民主而犧牲。的確，有３位勇敢的年輕人為了民主而死去。今天，俄國人仍記得他們的獻身。

但是，我與西方外交政策部門的觀點最不同的是波斯尼亞問題。對我來說，似乎很可悲的是，像不厭其煩地願意注意事態發展的其他人一樣——我經常從英國專家和該地區的其他人那裡得到簡要的介紹——我看到了塞爾維亞正在為侵略波斯尼亞的戰爭作準備。西方對更早些時候侵略克羅地亞的戰爭的反應是軟弱和沒有原則的，因此使得這場戰爭幾乎不可避免。實際上，是在西方的默許下，南斯拉夫軍隊才能夠將其裝甲部隊從克羅地亞撤到了波斯尼亞。 １９９２年８月，我正在瑞士和我的顧問們寫我的回憶錄的第一卷，得知波斯尼亞副總統艾賈普·加尼克要見我。他悄捎溜出薩拉熱窩後，在國外拼命地為波斯尼亞尋求援助。 由於薩拉熱窩生活必需品奇缺，我為我們的會見準備了豐富的午茶。使我驚奇的是，當他向我透徹地介紹政治和軍事形勢時，他不肯吃任何東西。但是當我走進書房給外交部打電話為他安排一次會見時，我的同事再一次要他吃點東西。於是，他狼吞虎咽地一口氣吃了幾塊三明治。後來他向他們解釋說，由於他在地堡里呆了幾個月沒有什麼東西吃，因此他想，在我面前吃東西時樣子一定不文雅。

他告訴我的情況證實了我所聽到和讀到的一切。於是我當時作出決定，我在道義上有責任採取行動。我要盡可能地發揮我最大的主動性，但是我把工作重點放在了美國，因為在與外交部進行了多次無結果的談話後，我對英國傾聽我意見的可能性已不抱任何希望。在《紐約時報》和美國電視上我辯論說，如果袖手旁觀，我們就正在成為幫兇。我企圖以此喚醒西方的良知。但是我也談到了一些確切的例子。 有人爭辯說，西方已無能為力，除非我們準備冒險長期捲入越南或黎巴嫩式的衝突，那樣西方的傷亡可能很大。這種論點部分是危言聳聽，部分是為無所作為尋找藉口。像沙漠風暴那樣從陸上發動全面進攻與停止向波斯尼亞禁運武器、向波斯尼亞軍隊提供武器和直接打擊軍事目標和通訊系統，這二者之間有很大的不同。 即使西方繞道而行，不聞不問，我們也不能期望其他人也會這樣做。土耳其和穆斯林世界對此已日益擔憂。在波斯尼亞屠殺更多的穆斯林，這些事件不僅本身駭人聽聞，也使衝突有擴大的危險。 塞爾維亞沒有像過去蘇聯那樣的強大的外國支持者。到目前為止，西方不採取行動對它是個鼓勵。西方明確聲明不會使用武力也起了同樣的作用，而明確警告要採取軍事行動則會迫使塞爾維亞考慮停止其侵略。應當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要它遵從西方的某些要求： 停止給予塞爾維亞用以對波斯尼亞進行戰爭的經濟支持，由設置在塞爾維亞-波斯尼亞邊境的國際觀察員對此進行監督。 貝爾格萊德承認波斯尼亞的獨立和領土完整，放棄對它的領土要求。 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保證人道主義小組的進入。 在更加廣泛的整個地區非軍事化協議的框架內，簽訂波斯尼亞非軍事化協議。 允諾進行合作，使難民回到波斯尼亞。 如果這些要求（它們應附有最後期限，不能得到滿足，應該進行軍事報復，包括從轟炸連接波斯尼亞與塞爾維亞的德里納河上的橋樑、軍事護送部隊、薩拉熱窩和戈拉日代周圍的砲兵陣地、軍用倉庫和其他在戰爭中有用的設施。還應當說明，這不是一場針對塞爾維亞人民的戰爭，即使塞爾維亞境內在戰爭中起重要作用的設施可能遭到襲擊…… 塞爾維亞不會聽從這些，除非迫使它這樣做。只有當他們的抵抗可能遭到失敗時，才會產生一個比較民主和愛好和平的領導層。袖手旁觀，直到衝突把一切耗盡，這不僅不光彩，而且要付出很大的代價：難民、恐怖主義，使其他國家捲入巴爾幹戰爭，以及其他一些更糟的事情。 在一段短時期內，這一論點看起來好像要佔上風。我相信在白宮、國務院和五角大樓內對戰略的確重新作了一些估價。當時的軍事和製訂外交政策的機構已經完全醒悟過來，但只是提出了許多理由說明為什麼大規模的地面部隊的干預（我從未提過這一建議）太冒險，為什麼對波斯尼亞的武器禁運必須繼續下去（這的確使得受害者不能自衛），以及為什麼空中打擊不會起作用（如果就事論事，這可能是對的，但如果把空中打擊作為支持裝備精良的波斯尼亞軍隊的一種手段以改變軍事上的均勢，它們的說法就不真實了）。 自從１９９２年夏季以來，向我所主張的方向採取了一些行動，但太少也太遲了。在荒謬的限制下，只進行了很有限的空中打擊，而且都是在抗議聯合國和北約不願意採取進一步行動背景下進行的。由於美國的壓力，解除對波斯尼亞的武器禁運有了某種可能性——但是直到溫和的穆斯林領導人在得不到西方的幫助下被迫危險地緊密依靠像伊朗這樣的伊斯蘭國家之後，才出現了這種可能性。尤其是１９－－９２年８月時，俄羅斯還沒有捲入這場糾紛，而現在俄國政府在這一致命的賭博中已成為一個重要角色，正朝著我所擔心的方向增加了賭注。最後，在波斯尼亞的英國軍隊和聯合國維和部隊中的其他國家的軍隊都駐紮在易受攻擊的位置，如果西方最後真的認真起來，他們很可能成為塞族人的人質。在波斯尼亞的可恥失敗不僅有損於我們的信譽和道德境界，它還加深了自蘇伊士運河危機以來北約內部所出現的最嚴重的裂痕。 可是，重要的是要把波斯尼亞的大敗看做是一個徵兆，而不僅僅是一個事業。在"世界新秩序"這一概念時起時落的整個這段時期內，關於國際事務的許多討論幾乎是不現實的。外交政策的思考家們仍在進行這些爭論：（按照黑格爾的觀念）"歷史"是否已經"結束"；按照弗朗西斯·福山激勵人心的論文，我們是否已經到了"人類思想進化的終點，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已成為政府的最後形式。" 與福山先生的理論形成對照的是後來由塞繆爾·亨廷頓所作的預言，即國際政治今後將為《文明的衝突》所主宰，由七八種主要文化的互相作用來塑造這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未來最主要的衝突將發生在把這些文化彼此隔開的文化錯誤路線上。 " 一方面是知識分子的這些雄心勃勃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實踐者的猶豫不決，它們之間的對照突出了一種不現實感。越來越明顯，冷戰的結束一在柏林牆的拆除和正式舉行蘇聯的喪禮之間僅僅只有二年——已使得西方的政治家們迷失了方向。不僅是對一些安全體系——首先是北約——和防務戰略必須要重新考慮，似乎外交政策整個的正確性、目的和方向本身都處於爭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