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第四節另一個歐洲

女王在新一屆議會的第一次演說中宣布了要執行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法案，在１０天后，即５月１５日星期五，我將在海牙講話。我的講話稿寫作班子和我設法在一篇講話稿中把要取代馬斯特里赫特式歐洲的所有主要內容都包括進去了。我有意打算把它當做布魯日第二階段，當然，我不能期望它能產生同樣的影響，畢竟我已不再是政府首腦。但也就是因為這一原因，我希望我的想法更加具有啟發性，使歐洲思想開闊的政治精英們能注意到還有新的可能性。 我講話開始時把在布魯塞爾貝萊蒙大廈——將要拆除的歐洲委員會總部——的建築術比做歐洲共同體的政治結構，說它"充滿了昔日未來的精神"。自從共同體成立以來，情況發生瞭如此大的變化，因而對許多大的問題都要進行重新思考。回顧它的起源與發展，我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經濟傳統——自由主義傳統與社會主義傳統。現在已經到了歐洲不得不在這兩種傳統中進行選擇的時候了。馬斯特里赫特的聯邦主義基本上是社會主義思想的產物。它含有某種程度的集中控制。我認為，事實上，它所包含的是：

……一個主要的理性錯誤，（它）認為，未來政府的模式是一個集中的官僚政治模式，它可以向上集中信息，在上面作出決定，然後向下發號施令。 １９４５年被視為的時代智慧實際上是一種原始的謬誤。等級森嚴的官僚政治可能適合於組織一個面對外部強烈競爭的小企業——但幾乎在其他各種情況下，它只會造成停滯和無成效。 ……隨著大歐洲的擴大，它所要求的合作形式必定會更加多樣化，其模式不應是一個集權的官僚政體，而應當是一個市場——不僅是一個個人與公司的市場，而且也是一個政府是參賽者的市場。這樣，政府就可通過較低的稅收和較少的條例為爭取外國投資、先進的管理和高收入者互相競爭。這樣的市場會要求各國政府接受財務紀律，因為它們不願趕走專門知識與企業。這樣的市場也會有助於製訂一些財務和管理政策，產生最佳的、全面的經濟效益。毫不奇怪，社會主義者不喜歡它。自然，要使這一市場能夠起作用，不受外國控制的政府必須在社會和經濟事務方面保留它們擁有的大部分權力。由於這些政府與它們的選民更加接近，向他們負責，因此，我們更有必要將權力保留在全國這一級。

基於這一分析，我認為有兩個明確的變化。我得出的第一個結論是，沒有理由在每次提出有關歐洲的新倡議時，要求所有共同體成員參加。如果歐洲的確進入了新的領域，必須分別簽訂條約，對已交出的權力明確作出規定： 我們應該著眼於一個多軌道的歐洲，不同國家的專門小組，如申根小組按照一個個的問題在不同的水平上建立合作和一體化。這一結構不會像坐標紙那樣勻整，但是它能容納共產主義之後的歐洲出現的多樣性。 第二，歐洲委員會只應該有較小的權力，遠不是要給予它更多的權力。事實上，根據目前的形式，它不需要許多權力。從任何意義上說，它不應繼續擁有立法的職責與權力，它應當成為一個行政機構，只是執行政策而不是製訂政策。 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我提到了一個每個人都在思考但又未列入他們議事日程上的問題，即"德國問題"。我對德國人的成就表示讚賞，井同意德國的某些有特色的政策，如它的貨幣政策和承認了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但是我認為，我們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即重新統一後的德國，它的力量已成為一個問題。德國人他們自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例如，他們解釋說，為什麼科爾總理和德國的政治機構如此急迫地想讓他們的國家在歐洲"紮根"，由聯邦決策機構對它加以限制。可是，把德國格利佛拴在聯邦制的歐洲共同體內，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德國在共同體內的優勢是如此之大，聯邦制只能加強德國的力量而不能對它進行製約。我們必須回到力量均勢政治以代替上述想法，因為，如果德國執行損害我們利益的政策時，力量均勢會保證像英國、法國這樣一個個的國家能夠與之抗衡。同時，在任何現代的力量均勢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也許是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存在能保證任何歐洲國家在堅持自己的利益時不會超出某一界限。

某些人士指責這一坦率的分析是反對德國人。事實上不是那麼回事。我堅決相信，在外交關係中反映出強權政治的實際，而不是將其隱藏在聯邦政治正確這一面紗的後面，這可能對德國和它的鄰國都同樣有利。德國是一個富裕和強大的國家，它有許多東西值得讚賞。但由於它的面積、地理位置和歷史，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德國人在討論這一問題時非常自由和負有責任感（即使我碰巧不同意他們為它所找出的某一解決辦法）。沒有理由表明為什麼我們不應該這樣做。 正如早些年我還在反對黨時，我發現在國外談論國際關係中的這些爭論點要比國內更容易些。在英國，我對每一句話都要仔細審查，以防被曲解。我一直意識到應該讓約翰·梅傑以他自己的方式自由地領導這個黨和這個國家，因此，我對此是同情的。

１９９２年７月在辯論歐洲共同體中英國主席一職時，我在上院發表了首次演說。那一經歷略微有點奇異。我知道需要一些時間才能習慣於上議院那一套，因為在那裡，拘泥於形式上的謙恭有禮，說話辦事都要得體，這一點非常明顯，以致沒有什麼可以稱為生動的辯論。在這次演說中，我得以指出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給歐洲帶來的我所認為的"態度急劇變化"。丹麥人剛剛在公民投票中拒絕了這一條約。在德國，反對單一貨幣的態度強硬了。法國人將舉行他們自己的公民投票。保守黨後座議員也開始明確有力地表達在他們自己的選區日益明顯的反對馬斯特里赫特的情緒。 但是直到秋季，除了那些最熱心的鼓吹者以外，在其他所有人眼裡，一些事件遠比我更有效地損壞了歐洲聯邦主義者的計劃的信譽。隨著１９９２年不斷向前推移，匯率機制受到了越來越大的壓力，英國和其他國家定值太高的外匯率帶來了更加嚴重的後果，最後，在９月１６日星期三，在企圖挫敗金融市場的意圖沒有成功而消耗了估計１１０億英鎊的儲備以後，當實際利率達到了災難性的８．４％（第二天可能達到１１．４％）以後，英國貨幣退出了匯率機制。人們可以感到經濟恐慌即將發生。政治家和新聞記者的反應就好像《啟示錄》中的４個騎兵剛剛衝過了英國銀行。政府大臣們企圖將危機的責任歸咎於（西德）聯邦銀行。而評論家們不相信這一伎倆，試圖仍將責任歸咎於政府。

在星期三（按照各人自己的感受，無論說它是"黑色的"還是"白色的"）英國離開匯率機制以後，碰巧我將於星期六在華盛頓有線新聞電視網的一次金融會議上講話。我住在華盛頓的英國大使館裡，當上述消息傳來時，我正在準備發言稿。我不得不放棄了我原先的講話草稿，但與我約定要我講話的日程安排又如此之緊，我在星期五傍晚幾乎得從頭開始。我在走廊頭上的一個房間里幹了個通宵。在城裡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的財政大臣諾曼·拉蒙特正在熟睡。至少我沒有聽到從浴室果傳出的歌聲。他可能已經猜到了我將要說些什麼： 不是英國政府的政策沒有執行好，而是政策本身有問題。不管發生什麼事，如果違背諾言以維護某一匯率，這會令人感到尷尬。但如果這一諾言最初就是錯誤的，那麼，不遵守這一諾言應該引起一陣掌聲而不是指責……我自己也不會找替罪羊，無論是在英國國內還是國外。我們必須做的是要從已發生的事件中吸取教訓。頭一個和總的教訓是，如果你試圖衝撞市場，市場也會衝撞你。一個國家不應該拿它的儲蓄進行賭博。因此，對外匯市場的干預應該非常小心，要有明確的限度。第二個教訓是，匯率機制目前的形式及其目的對經濟發展是一個重大障礙。我自己不相信英鎊應該重新進入匯率機制，也不相信其他貨幣能從它僵硬與脆弱的結合中得到好處……

由於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潛力不同，它們的財政政策和通貨膨脹率不同，最靈活和最現實的調整經濟的辦法是實行浮動匯率制。這樣，每個國家就能使它的貨幣政策適應國內情況，就沒有必要由行政對外匯市場大聲喊叫…… 像對待匯率機制一樣，也該徹底改變對待馬斯特里赫特的政策了。自然，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這一聯繫都是很緊密的。如果歐洲各國經濟之間的差別如此之大，甚至匯率機制也不能控制它們，那麼，這些經濟將會如何對單一的歐洲貨幣作出反應？回答是，將會出現混亂與怨恨，相比之下，它們會使近期的困難大為失色。 華盛頓的聽眾對於這一演說反應非常熱烈，甚至英國新聞媒體的反應也很好，即使要點不同。 《星期日快報》認為"思想崇高"。 《星期日郵報》說："瑪吉報了仇。"英國廣播公司說："我告訴你，是典雅的"，從而採取了折中態度。

部分原因是由於自尊受到了損害，部分原因是已對馬斯特里赫特計劃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資本，因此，政府拒絕排除英鎊重新回到匯率機制的可能性。當時，這一拒絕似乎不太重要。我們脫離匯率機制時的情況已使大多數保守黨議員、絕大多數的民眾和很重要的一點是大多數金融界人士都相信，固定匯率的危害很大。看來，事態的發展本身已排除了回到匯率機制的可能性，因此不需要正式的承諾。幾乎一夜之間，對我的觀點的看法改變了。我"畢竟是對的"。不幸的是，那時已經造成了損失，尤其是對政府和保守黨的地位造成了損失。 很自然，為了符合外國而不是本國的期望所製訂的對歐政策，已把我們帶進了一個特殊的處境，即關於有爭議的馬斯特里赫特的法案的命運是由外國人決定的。雖然愛爾蘭人、丹麥人和法國人都被允許舉行公民投票，但英國政府一直拒絕這樣做。可是很清楚，如果法國在公民投票中反對了馬斯特里赫特，英國議會就不會討論這一法案。我謹慎地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以鼓勵法國的反馬斯特里赫特運動。我發現非常令人鼓舞的是馬斯特里赫特的３位主要中間偏右的反對者——菲利普·德維利耶，菲利普·塞甘和夏爾·帕斯——顯然屬於法國最強有力、最具有魅力的政治家的行列。並且，儘管新聞媒體抱有偏見，但他們的運動立即撥動了法國廣大愛國民眾的心弦。可是，最終力量還是不夠，５０．９５％對４９．０５％，多數票仍然支持了馬斯特里赫特。所以，假如２６９，７０６名投票者反對而不是支持了馬斯特里赫特，英國就永遠不會執行這一條約。

像匯率機制的失敗一樣，歐洲捲入前南斯拉夫的痛苦處境也以其自身的方式使馬斯特里赫特受到了辛辣的評論。人們還記得，"馬約"的條款它設想了一個共同的歐洲外交和安全政策，它將導致共同的防務政策，也許還會導致共同防務。於是設想要加強西歐聯盟，"共同防務"的第一步是建立了法-德"歐洲軍團"。人們和馬斯特里赫特的製訂者都立即意識到，位於歐洲東南邊境的前南斯拉夫危機是對這些願望的一次至關重要的，事實上是一次決定性的檢驗，盧森堡外長雅克·普斯當時領導著由歐洲外長們組成的、負責指導共同外交政策的"三駕馬車"。他生動地指出，這是"歐洲的時刻了"在與荷蘭和意大利的同行們開始進行調解時，他繼續說道："如果說有一個問題歐洲人自己能夠解決，那就是南斯拉夫問題。它是一個歐洲國家，不用由美國人作出決定。不用由其他任何人作出決定。"

結果歐洲人證明他們不能掌握由塞爾維亞和由共產黨人控制的南斯拉夫國家軍隊發動的這場戰爭，更不用說改變這一現實。共同體的外交活動實際上使情況變得更糟。顯然，在事實上相當於一場反對南斯拉夫聯邦體制的塞爾維亞政變發生以後很久，共同體仍在支持維護南斯拉夫的政策。共同體的"監督員"深深捲入了戰爭的複雜處境，沒有明確地譴責侵略者。甚至當南斯拉夫軍隊從克羅地亞撤退時，還允許它將其裝備有重武器的軍隊駐紮在顯然是它下一個侵略目標的波斯尼亞。就在１９９２年初，當惱怒的德國不顧共同體大多數成員的願望最後堅持要承認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時，這為在意見一致這一基礎上製訂的、發揮作用的歐洲外交政策——更別提共同的防務政策——敲響了喪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