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第三節中東

１９７３年埃及和敘利亞襲擊以色列的那場打得很艱苦的贖罪日戰爭改變了西方國家對中東的看法。首先，阿拉伯石油生產國的歐佩克（石油生產輸出國組織）卡特爾強制實行的削減石油產量、石油價格的飛漲和針對與以色列友好的石油生產國的有選擇的禁運，損害了西方國家的經濟並引起了巨大的恐慌。西方生活水準依賴於無法預言的中東政治，這一點在這一事件中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了。第二，雖然以色列的反攻已經越過蘇伊士運河並把敘利亞軍隊趕到離大馬士革２５英里的地方，但是埃及人和敘利亞人比他們１９６７年那次打得好些，蘇聯人也威脅說要派軍隊去執行"維持和平"任務６第三，美國作出的反應是要在實現以色列和阿拉伯武裝力量脫離接觸方面起最主要的作用。從現在起，美國的外交活動成了尋求中東問題解決辦法的首要外部力量。這些活動由基辛格博士開始並由卡特總統繼續進行。

對於像敘利亞、埃及和約旦這樣的國家來說，而且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本身來說，生活變得更加複雜了，雖然也更有希望了。各國都有自己優先考慮的事項，從現實出發其中沒有哪一項能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用武裝力量實現那些在尋求同以色列達成協議方面被證明是最持合作態度的國家，很可能獲得美國對它們的經濟的額外津貼，它們的經濟由於沉重的戰備需求和大量的社會主義措施而被削弱。在這種情況下，以前由於對"阿拉伯事業"所承擔的義務，而隱蔽或者至少是被掩蓋起來的天然競爭者就露頭了。這就是我於１９７６年：月訪問埃及和敘利亞以及３月訪問以色列時的中東背景。 但當時國內的政治背景也很微妙。在中東國家的眼裡英國的政治家們明顯地分裂成以色列的支持者和阿拉伯國家與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者。在影子內閣內部，我恐怕是少數派，對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那些傳統政權都懷有強烈的尊敬與欽佩的感情。我的多數同僚都是傳統的保守黨"阿拉伯派"，雖然在議會黨團較年輕的成員中有不少人支持以色列，其部分原因是以色列為追求國家的自身利益而表現出來的無畏精神。英國的猶太人集團密切地註視著各黨派關於阿拉伯-以色列衝突的所有言論。因此，當雷吉·莫德林在１９７５年１１月的一次下院辯論會上要求英國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成立巴勒斯坦國時，黨就受到公開分裂的威脅，人們對我也甚為不滿。

我決定在芬奇利的前猶太軍人的一次集會上清楚地闡明我們的政策。這就是保守黨認為任何中東問題的解決辦法都必須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２４２號決議為基礎，該決議本身強調兩項根本要求："從最近衝突中（即１９６７年的六日戰爭）被佔領土上撤出以色列武裝力量"；和承認該地區各個國家擁有"在沒有威脅和武力行動的情況下，在安全與公認的邊界內和平生活"的權利。我補充說，我們譴責任何形式的和聲稱為任何事業服務的恐怖主義。 至少對我來說，這一立場不只是一種旨在使我們擺脫困境的言詞。我確實既認為以色列的安全必須得到保證，又認為巴勒斯坦人應該受到尊重，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設想它同約旦結成聯邦。這兩個目標並非像水火那樣不能相容。儘管鑑於以色列的歷史，它需要有可以防守的邊界，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不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它就不可能獲得持久和平。而且對巴勒斯坦人和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他們的阿拉伯國家來說，最好的出發點都是既用行動又用言詞來承認以色列有權在那裡存在下去。然而，雷吉的講話引起的恐慌證實了我即將進行的訪問的複雜性和在外交上的危險性。

我於１９７６年１月７日星期三抵達開羅，當天晚上就和薩達特總統與夫人共進晚餐。僅在兩個月之前我們在倫敦曾進行過首次簡短的會見。晚餐前我們作了一次長談。我發現他具有很強的和直率的個性，對西方世界的實力關係有很好的理解。薩達特仍然不得不玩弄精明的外交把戲，擺平與美國和蘇聯的關係。 １９７２年戲劇性地驅逐了蘇聯顧問後，他在１９７３年戰爭期間獲得過蘇聯的支持，但是現在再一次傾向於指望美國。就在我進行訪問的兩個月之後，埃及正式取消了它１９－－７１年與蘇聯簽訂的友好條約。 在我們的談話中、他聲稱對埃及的經濟狀況還算感到滿意：這個時候還有一些期望，即作為財政中心的貝魯特遭到摧毀，這也許對開羅間接有利。而且他正在希望得到海灣國家的幫助。但是我認為，總統對支付戰爭費用所花的那筆本可用作埃及和平發展的錢表示哀嘆一事意義重大。他告訴我說他覺得"十分疲乏"，我想這話既代表了埃及也代表了他自己的狀況。他覺得他同福特總統的關係很好，這也許表明了他的思想在轉變方向。確實，他給人的印像是，埃及將會保持中立，除非被迫捲入另一場戰爭。在他的談話中流露出人所共知的埃及與敘利亞競爭關係的跡象。他對我說那個國家在黎巴嫩內戰中向交戰雙方都提供武器，並又補充說敘利亞復興社會黨在整個阿拉伯世界中都受人憎恨。我形成的印像是，薩達特是個難對付的人，敢於大膽行事，他正在考慮使他的國家的對外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然而，我無法預見這個變化將會是多麼巨大。不到兩年，他去耶路撒冷進行了他的歷史性訪問，這導致了以色列與埃及的和平條約。

我在埃及短期停留期間的觀光遊覽既是一種外交需要，也是一種愉快享受。但即使這樣也包含著風險。攀登了切奧普斯太金字塔後，我走了下來，還有些氣喘吁籲，這時我發現有一小群攝影師、新聞記者和官員站在一匹駱駝旁邊。趕駱駝人的名字是易卜拉欣，那駱駝則叫"傑克·赫爾伯特"，也許是由一名英國兵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受人歡迎的饒舌的英國喜劇演員的名字這樣給它命名的。看起來這是一頭赫赫有名的牲畜，外交大臣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來訪時騎過它。似乎每個人都以為我會跟著這樣做。可能發生的情況在我的頭腦中一閃而過，恐怕不只是騎上去，而是要我呆在駱駝背上不動。我堅決地拒絕了。易卜拉欣聲稱他感到很不高興。既然亞歷克爵士能騎上傑克·赫爾伯特，為什麼撒切爾夫人不能騎呢？我看到趕駱駝人的眼神。就建議為了沒有騎駱駝而付給他加倍的費用，這也許能使我們雙方都中意。他非常情不自願地同意了。因而英國報紙上登出的都是我受到薩達特總統歡迎的照片，而不是某種不太尊嚴的姿態。

星期五下午我飛到大馬士革，阿薩德總統剛剛慶祝了使他掌權的軍事政變５週年，採用的辦法是在大馬士革明智地空投禮品和大幅度提高公務員和軍隊的薪金。在此之前，這個國家的首腦從來沒有任職兩、三年以上，他早已被證實倖存下來。阿薩德是拉維特少數民族的成員，主持著一個包括多種宗教、種族和政治組織人士的政府，表現出他具有獲得和保持政權的高度政治靈巧性。他的複興黨本身是一個來源於社會主義和伊斯蘭教兩種成份的奇特的混合體，是在"一個賦有永恆使命的阿拉伯民族"的口號下於２０世紀４０年代成立的。阿薩德已經把激進主義、實用主義和冷酷無情這個特殊的混合體發展成為一種精巧藝術。在中東激烈的、動蕩的政治世界中要取得成功就需要這種藝術。他被認為是這個地區最反對西方的領導人，他不只是要對阿拉伯-以色列和平進程中的許多困難負責，而且也要對策劃破壞黎巴嫩一事負責。西方政策的主要錯誤不幸已持續多年，那就是低估了他並把他排斥在談判之外。但是由於他屈從於蘇聯並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西方就很容易對他採取上述做法。

敘利亞是個受到嚴格控制的警察國家。羅馬尼亞式的竊聽在我所居住的官方賓館中顯然是蔚然成風。在我們抵達時，戈登·里斯和我上樓到我們的房間去梳洗更衣。但是戈登發現他的浴室中沒有毛巾，就來敲我的房門要求借用一抉。我剛走去拿毛巾，一名女僕就勿忙跑來把毛巾拿給他。 那天晚上我們的主人會發現他們客人的私下談話更有意思。敘利亞人沒有預先通知就邀請我第二天去參加一次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秘密會見。我不打算同意這樣做。我根本不想正式會見他們，更不用說是秘密會見，因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拒絕宣布放棄恐怖主義，但我同意、實際是歡迎有機會去參觀一個巴勒斯坦難民營，他們就安排帶我去大馬士革遠郊區的一處難民營。 第二天，我們乘車走了一段很長的崎嶇不平的路到庫內特拉去，這是戈蘭高地敘利亞一邊的最後一個城鎮。它在１９７４年以色列軍隊撤退時遭到了破壞。甚至據說那裡有一些墓地也遭褻讀，整個城鎮現在成了展示猶太復國主義罪行的陳列櫃。我被告知那裡現在只有一個居民，是個老太太，她拒絕離去並在整個佔領期間都住在那裡。可以想像，我在四處走動的途中偶然遇到了她。

我們在返回大馬士革的旅途中在巴勒斯坦難民營停下來。 "難民營"原來在某種程度上是個使用不當的名稱。這是一個有著道路、帳蓬、社交活動廳、商店、醫院和學校的龐大的居民點。我被領著看了一所學校，那裡的孩子們聚集在一個大廳內，由一位女教師非常嚴肅他講課。我想像這是某種祈禱集會，便問我的嚮導那位婦女在講什麼。回答是："她在提醒這些孩子們說，他們有幸來到這所學校是因為他們的父母雙親中至少有一個已被猶太人殺害。現在我明白了為什麼這所學校取名為"烈士學校"。 那天晚上在我回來後在總統的舒適但又樸素的住宅里同他共進晚餐。他顯然具有高度的智慧，而且具有明確的目標。雖然他給我的印像很深，但幾乎沒有什麼一致的意見。我們談論了阿拉伯國家打算提出一項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安理會決議草案。在我看來，為了認真負責地制訂這項決議而不至於招來美國否決的話，可以提出很多建議。但是當然我不可能知道敘利亞總統在這件事情上的真正目的是什麼：由於敘利亞總的立場是反對同以色列進行和平談判，那麼否決一項非常親巴勒斯坦的決議比通過一項不太親巴勒斯坦的決議可能使他感到更加高興。總之，很明顯，那時他真正全神貫注的是黎巴嫩內戰，因為他一再堅持說敘利亞永遠也不會容忍黎巴嫩被瓜分。幾個月以後當敘利亞軍隊以武力在那裡進行干預時我並不感到驚訝。但是奇怪的是，我覺得我們之間已經建立起某種互相尊重的關係。他和我一起走到花園大門那裡並且開玩笑地問道，我是否被來自附近清真寺的禱告時間報告人很早就叫醒了。我說，"不，我起床比毛拉們要早。"

我在埃及和敘利亞兩國曾經試圖成為完美的外交家，但是在大馬士革舉行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向我提出的問題使我覺得我需要更直率些。阿拉伯記者團的成員追問我英國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態度，要求知道我們為什麼不承認它。由於剛剛參觀過難民營，我陳述了上述的不偏不倚的政策，但是我痛譴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恐怖主義，並且說，除非是以法律而不是以暴力為基礎，否則你就不可能獲得國家之間的和平。他們對此表示異議。這又激起了我的情緒，我提醒他們說，如果他們不是得益於某種法治的話，他們就沒有提問的自由。我還說我根本不同意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反猶太復國主義決議，該決議把猶太復國主義描繪成為一種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一名新聞記者尖銳地提醒我說，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集團也從事過恐怖主義行動。我是完全了解這一點的。我這一年齡的英國人都記得非常清楚，在１９４７年７月有兩名來自利物浦的陸軍中士被伊爾根絞死，他們的屍體還被用來設置圈套。但是一種恐怖主義行動不能證明另外一種恐怖主義行動是對的。當時有些人認為這種直率的講話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外交失言。這對我無關緊要，因為我非常重視原則。實際上，這不久就對我很有好處。

３月間我第三次去以色列訪問。我早些時候的會見之一是同前總理果爾達·梅厄的會見，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她還在位。我對她懷有極大的尊敬，而且也許作為政界的另一名婦女，我特別理解強硬與溫柔這個奇怪的混合物，它使她有時表現得像慈母一般，有時則又很威嚴。她對於和平的前景極度悲觀，並且對敘利亞人特別擔心。她說我在大馬上革批評巴勒斯坦恐怖主義的講話很勇敢並熱烈地祝賀我。她也強烈地贊同我關於蘇聯威脅的講話，她討好地把這個講話同索爾仁尼琴的言論聯繫起來。在她看來西方遠非足夠強硬。 我發現我關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評論已對我與之談話的其他以色列政治家產生了類似的印象。這時和在以後作為首相的訪問中，我在譴責恐怖主義方面沒有退縮不前，我一貫維護以色列安全生存的權利。這些事實允許我坦誠地、然而是作為一個朋友對以色列人說話。在我同梅厄夫人以及後來同外交部長伊加勒·阿隆、國防部長西蒙·佩雷斯和總理伊扎克·拉賓的討論中，我傳達了我從埃及和敘利亞那裡得到的印象，即阿拉伯領導人現在正在沿著可能達成一項解決辦法的路線思考問題。我還試圖說服我的東道主們不僅要考慮以色列的安全——我完全認識到這必然是他們的首要目標——而且還要考慮同溫和的阿拉伯政權達成一項解決辦法這個長遠需要。但是我與之交談的政治家們一般都很悲觀，尤其是拉賓總理，他們此時似乎不理解阿拉伯人民希望看到巴勒斯但人享有正義，處理這個問題會遇到困難。

然而，一如既往，我發現在以色列有許多值得欽佩的事物——在一個不知民主為何物的地區奉行民主，人們準備為他們的國家作出犧牲，並把從美國和散居在國外的猶太人那裡得到的巨額款項用來投人生產：他們確實已使沙漠繁花似錦。然而，有一種對我永遠沒有吸引力的機構，那就是吉布茲民我參觀過一個靠近戈蘭高地的吉布茲，在那裡吃了午餐。生活在這些地區的吉布茲中，在某種程度上是安全的需要，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經濟學理論問題。然而，對我來說，這也是一種相當使人洩氣和不自然的集體主義社會試驗。我欽佩選擇這樣一種生活的人們，但永遠也不會想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我的女兒卡羅爾卻不是這樣。作為一個具有某些左翼傾向的十幾歲的少女，她曾告訴丹尼斯和我說，她想在一個吉布茲中消磨一段時間。我們很關心這件事，但是我們知道有一個看起來合適的吉布茲，最後也就同意了。那裡的生活是極其艱苦的，條件也不完備。卡羅爾的任務之一是給小雞注射預防針。她把它們從一個箱子內取出來，給它們打針，然後把它們扔進另一個箱子。不幸的是，不時會有一架戰鬥機轟嗚而過，小雞們就會跳起來，最後就會混在一起。卡羅爾回來後對農場勞工的工作的看法並不那麼浪漫。此外，如同丹尼斯後來對我說的，她可能一直不太善於給小雞注射預防針，但是她肯定被注射了預防社會主義的針。 我由一位以色列將軍——在平民生活中他是一位教授——帶著上了戈蘭高地。他的見解溫和而又穩健，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個適當的時刻他告訴我說，我們站立的地方並非是以色列的土地，只不過是暫時託管直到產生一項保障安全的解決辦法那一天。他是一個關心他人的人，看到我在狂襲山岳的冷風中發抖，他把他的護身短上衣遞給我。我就穿著這件衣服被人拍了照並且招致了敘利亞人的狂怒和反對。因此我對中東的第一次重大出擊在該地區充滿誤解的氣氛中結束了。 回想起來，我的中東之行是在１９７３年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和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由美國當中間人的埃及——以色列和平解決方案之間的一個重要的過渡時期進行的。雖然戴維營協議最終未能解決更深層次的問題，但協議對主要參與者——吉米·卡特，梅納切姆·貝京和安瓦爾·薩達特——來說是值得稱頌的。在我成為首相時，協議似乎仍然是取得進展的最佳基礎。然而，實際上，武裝的，野心勃勃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主要由伊朗資助並以伊朗為中心）必將打亂所有這些設想。 我是伊朗國王還在執政時訪問伊朗的最後西方高級政治家之一。那裡的麻煩早就開始了。 １９７８年２月在塔布里茲發生了反對伊朗國王西方化改革計劃的暴亂，毛拉們稱改革計劃是對伊斯蘭教的邪惡攻擊，而且，哎呀，平民百姓的感受則往往是強迫破壞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由於騷亂頻繁，卡特政府對伊朗國王的態度搖擺不定。有時，它向國王提供援助，把他看作是西方影響在世界戰略重地的堡壘；有時則又斥責他的人權記錄並要求他實行開明的改革。這個勸告忘記的事情被伊朗國王本人很好地總結了出來："我將像瑞典國玉那樣處世，如果我的臣民也像瑞典人那樣為人的活。"不論怎樣，卡特政府的反复無常只是挖了伊朗國王的牆角而鼓勵了他的反對者——美國在中東的潛在同盟者對這一點是不會看不到的。 至於我，我並不懷疑伊朗對於西方的戰略重要性。此外，雖然按照多數定義，伊朗只處於中東的邊緣，但是如同後來的一些事件證明的那樣，它在這個地區具有很大的潛在影響力。總之，我很欽佩伊朗國王個人，並且相信他按照西方的路子實現現代化的政策最終結果會是正確的。回想起來，我能認識到，這項政策要取得成功就要採取更為循序漸進的方式，並要考慮到他的人民的風俗與習慣，這與退回到原教旨主義和中世紀經濟相比肯定是更為可取的，後二者降低了伊朗人民的生活水準。為了分散人民的注意力，該政權不得不在國外進行政治的與宗教的冒險主義活動。 然而，當我於４月２８日星期五晚上抵達德黑蘭受到我國駐該國大使托尼·帕森斯的迎接時，所有上述情況都是將來發生的事情。我發現伊朗在表面上是個忙忙碌碌的、繁榮的、西方式的國家。擁擠的街道上行駛著許許多多新汽車。商店向符合現代潮流的衣著華麗的婦女出售奢侈物品。此外，這個消費社會不只是靠石油支持，而且靠新的工業投資來支持，在我參觀的極為現代化的伊朗國家汽車製造廠所了解的情況就是這樣。 托尼向我簡要介紹了形勢。他不僅同伊朗國王的個人關係很好，而且他對該國各地發生的情況也瞭如指掌。這個時候人們公認，對伊朗國玉強烈親西方的政權的主要威脅來自共產黨支持的反對派伊朗共產黨（圖德）。從伊朗國王公開發表的聲明來判斷，甚至他本人似乎也相信這一點。但是托尼·帕森斯已經看出毛拉們和他們的支持者也是一種威脅。這結果證明是大正確了。然而，托尼是非常坦率的，他後來描述此事時承認他曾以為軍隊將能掌握局面。結果證明是大錯特鍺了。但是我們誰也沒有預見到伊朗國王的地位會瓦解得這麼快。 星期六早晨我在王宮受到司法部長阿米爾·阿巴斯·胡韋達的接見。胡韋達是位文質彬彬的顯赫人物，我從電視上看到他後來在一次裝模作樣的審判後被阿亞圖拉的政權處死了。 當我會見伊朗國王時，他一開始就對剛剛在阿富汗發生共產黨支持的政變表示關注：他說他曾預計最終會發生這類政變，但比他設想的早了１０年。他反復談到伊朗處於反對共產主義的第一線。他沒有流露出他對搖擺不定的西方支持者們有什麼怨恨，雖然他有理由懷有這種感情。不僅美國人對他承擔的義務具有不確定性，而且伊朗人堅持認為，英國廣播公司波斯語世界新聞報導的主要內容也都是反伊朗政府的宣傳。當我離去時，他對世界事務的了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當然，這種智慧再多也抵擋不住他正在國內面臨著的顛覆。 伊朗國王是個清秀的男子，相貌有點兒憔悴，後來我了解到這是將會使他喪命的癌症的早期徵兆。他的舉止沒有一點跡像說明他認為他的時間正在流逝。當他外出視察他的軍隊時，他乘坐直升飛機。這也許是一種不樣的預兆：我被告知這時鑑於襲擊的威脅，他總是乘直升飛機，而不穿越街道。我還注意到在我去伊斯法罕參觀古老的清真寺時，對我個人的安全保衛工作是特別嚴格的。 過後回想起來，我對伊朗的印像似乎具有某種繪畫的品味，在這些繪畫中法國的貴族階層在大革命的前夕在人工搭制的田園風光中游戲玩耍。一年後，伊朗國王就會逃離該國，阿亞圖拉·霍梅尼回來，伊斯蘭共和國宣布成立，殺戮與恐怖活動遍地盛行。可是在這裡我被邀請去觀賞孔雀寶座上的輝煌燦爛的飾品以及王冠上壯觀的寶石，去陶醉於金碧輝煌的瑯塞波利斯廢墟。 伊朗國王有可能得到挽救嗎？如果美國人表現得更加堅強些，如果法國人堅持主張以阿亞圖拉在伊朗不參加政治活動作為他在巴黎避難的條件，如果伊朗國王撫慰了尚屬溫和的穆斯林的意見，也許結果可能有所不同。事實上，伊朗革命所釋放出來的勢力至今仍然沒有受到抑製而構成對國際和平與穩定的最大威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