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第四節亞洲與遠東

１９７６年秋至１９７７年春之間，我在亞洲與遠東訪問了不少於８個國家。這使我進行了一系列接觸並獲得了豐富的經驗，當我任首相時對我都很有用。雖然不可避免的是，既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安排了這麼多國家——其中有巴基斯坦、印度、新加坡、新西蘭、澳大利亞和中國——我也就只得到了一系列的政治快照，不得不通過更廣泛的閱讀和討論來加以補充。 然而，當我後來回想我已獲悉的情況時，在我看來有兩個總的主題很突出。首先，在不同的程度上和從各種角度來看，這一整個地區的國家對蘇聯權勢和影響的擴張都變得更加警惕：這一點在１９７９年由於俄國入侵阿富汗而急劇加強。其次，中國、日本以及可能還有印度如何作出安排實現新的亞洲力量均勢，這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不論出現哪一種情況，要取得支配地位至少既受到自身造成的障礙的影響也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因此，１９７６-１９７７年對於一個西方政治家新手來說是非常有趣的兩年。因此，儘管英國報界批評我在國外花費時間大多，我對這些出訪從來沒有後悔過。

我於１９７６年９月５日星期日一大早抵達巴基斯坦的拉瓦爾品第。第二天晚上布托總理設宴招待我。他屬於最好的那類東道主，從不讓他的左翼觀點來妨礙一流的宴會和嚴肅的但有趣的談話。戈登·里斯出席作陪，布托先生的兒女貝娜齊爾和她的幾位朋友也參加了。布托總理和我都曾在牛津大學讀書並都在林肯法律協會接受出席高等法庭律師的資格培訓。 布托先生曾經是一位在艱難環境下保持中立的總理。以前的軍政權在同印度的災難性戰爭中喪失了孟加拉，此後他幫助巴基斯坦獲得了某些尊嚴；巴基斯坦同它強大的鄰國現在有著較好的關係。但是他未能認真解決國家根深蒂固的經濟困難。像這個時期的許多其他第三世界社會主義領導人那樣，他力圖用號召建立一種"公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來逃避國內的經濟問題，這只不過是大宗西方外援轉讓的簡略說法。事實上，為此目的他支持過一項第三世界有關倡議。

雖然我表達我的觀點時很有禮貌，但我還是被大家認為是個對這種國際社會主義持批評態度的人。因此，當我們很快就建立起一種融洽的關係時，這多少有點使他的文職人員感到驚奇。我甚至發現他對於需要控制巴基斯坦人向英國移民一事也是異常理解的——至少在私下是如此。 布托先生關於建立一種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終於失敗了，那時第三世界開始懂得自由市場經濟是繁榮的關鍵。然而，早在那時以前他就已經被一次軍事政變所推翻。也許像伊朗國王那樣，他已經變得過於脫離本國人民的宗教與文化價值觀念了。 沒有人知道關於他被推翻、受審判和隨後被處決的全部真相。作為首相我曾出面對他的繼任者求情以饒恕他的性命，但徒勞無功。軍方的決心已定。所以當我後來於１９８０年在鐵託的葬禮上遇見齊亞哈克總統時我的感情是很奇異的。他比他的前任更加親西方，我曾設想會見到一位冷酷的、甚至殘忍的人物。然而不然，我發現他有修養，而且他盡一切努力表現友好，當我的兒子馬克於１９８２年１月在北非沙漠中失踪了幾天時，齊亞將軍是首批親自打電話表示關心的人之一。而且在他的統治下，巴基斯坦後來對被蘇聯佔領當局趕出來的數以百萬計的阿富汗難民異常地寬宏大量。

然而，在我去訪問的那個時候，巴基斯坦與其鄰國的關係較好，包括印度在內。實際上，這時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及其政府幾乎全神關注國內問題，１９－７５年上半年曾經發生過大規模的反對她的運動，導致了６月間宣布的國家緊急狀態，取締了一些政黨，中止了一些根本性的人權，實行嚴格的檢查制度，逮捕了數以千計的反對者，包括大約３０名印度下院議員。在我抵達時有一種令入不安的平靜。在經歷了好幾個不景氣的年份後這時的經濟形勢很好，雖然人們對於這究竟是政府政策的結果還是豐收的結果一事有著不同的意見。當然，由於沒有新聞自由，不可能了解到這個國家的真實情況；甚至議會中的發言也要經過檢查。 但我並不覺得這對我的訪問有什麼妨礙。印度在同蘇聯的關係方面所具有的矛盾心理、它的戰略重要性，以及同向它提供大筆海外援助的英國的傳統聯繫，對我來說都表明印度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然而，我確實堅決要求不應對我的記者招待會進行新聞檢查，我應能夠會見反對派的代表。他們對此沒有提出反對意見，這兩個條件都得到了滿足。結果，我發現，這次跟隨我出訪的英國報界人員比往常更多，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有些英國報紙派來的記者在其他情況下就須按照緊急審查條例對他們進行檢查。他們不僅寫我的出訪，也廣泛地報導了印度的情況，包括絕育運動。

我在英迪拉·甘地樸素的家裡同她共進午餐，在那裡她使她的客人全部受到很好的照料並且在討論重大政治問題時要求把盤碟都收掉。她的兩個兒子桑賈伊和拉吉夫也在場，雖然前者談了許多關於他自己的事。實際上據說他對許多弊端負有責任，諸如引起人們強烈反對的絕育運動和強迫安排新居等。但是儘管有這一切情況，我發現我自己還是喜歡甘地夫人的。也許我自然地同情這位女政治家是因為她面臨著治理一個像印度這麼龐大國家的勞累和困難。但是，儘管她長篇大論地自我辯解，說明宣布國家緊急狀況的必要性，我卻無法贊同她的政府所採用的方法。她的方向錯了，這將在１９７７年她的黨所遭受的毀滅性的競選失敗中表現出來。 從印度我飛往新加坡，目的是為了在去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的途中作短暫的停留。李光耀總理是從我擔任教育大臣時起就進行交往的一位老朋友。他同我對教育有相似的見解。他非常相信優勝劣汰並且永遠無法理解為什麼甚至社會主義者也想要毀掉文法學校。新加坡的學校與教育也反映了他的教育見解。更為重要的是，他是他這一代人中最重要的亞洲政治家，由於是以新加坡這個小國為基礎，其成就就越發顯著。他固然有他自己的那種民主，但是由於堅決奉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他已經為他所治理的這個小島創造了奇蹟。對我來說，新加坡的成功表明，只要有了有利於企業的正確的經濟框架，生活水準就能得到改變。米爾頓·弗里德曼教授從像新加坡那樣的經濟中看到了西方應該仿效的一個樣板，這並非出人意料。當然，李光耀享有中華民族在貿易與商業方面的文化素質的優勢：有些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容易享有企業家精神。我在同他討論問題時發現，使我們真正聯合起來的是我們共同關心蘇聯影響在這個地區的擴大，這是通過偽裝成貿易或漁業的海軍部署來進行的。後來我在擔任首相期間常常求助於李光耀的明智意見和他對世界政治的淵博知識。

離開新加坡我前往新西蘭。這是我第二次訪問該國，覺得十分自在。羅伯特·馬爾登最近在一次大選中獲勝。他是一個混合類型的政治家：精力旺盛，舉止得當，但令人驚奇的是他的經濟思想與政治哲學很混亂，因而相應地比８年後接替他的工黨政府更加主張進行政府乾預。他有點兒像個與馬爾科姆·弗雷澤並肩站立的彪形大漢，後者是個高個兒牧場主，在總督約翰·克爾不無爭議地免去前工黨總理高夫·惠特拉姆的職務之後，於１９７５年威為澳大利亞總理。一個右翼政府在澳大利亞執政，如同在新西蘭那樣，使我感到高興。但是我從來沒有同馬爾科姆·弗雷澤建立起任何真正的友誼。我們的觀點和態度迥然不同。 鮑勃·馬爾登和馬爾科姆·弗雷澤兩個人都不想進行創建有效的自由企業經濟所需要的改革。塑造他們兩人的政治文化基礎是幾乎跨越整個世紀的保護主義經濟和發達的福利國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到１０年這兩個國家的工黨就都開始徹底撤銷了這些國家主義的機制。但在我１９７６年抵達這裡時，也許是由於大眾輿論尚未發生充分變化，自由市場經濟在政治上還不可行。我想當我在堪培拉向澳大利亞自由黨（相當於英國的保守黨）聯邦理事會發表講話時情況可能就是這樣。我在我的講話中包括了一些更富哲理的論斷，我在英國的這類講話中總是插入這類論斷。確實，我特別想這樣做，因為我一直在閱讀索爾仁尼琴的小說《第一個圓圈》，每天看到半夜一、二點鐘，這本書是我在飛機場買的，它使我對自由與民主之間的複雜關係進行思考。講話結束時的掌聲遠非震耳欲聾、並且從隨後的評論中使我明白澳大利亞具有保守思想的聽眾是不習慣於這種沒有負疚感的保守主義的。

我對布羅肯希爾的訪問向我提供了一個動向。這是一個由礦工工會控制並主要由他們擁有的內地城鎮。工會領導人見到我時很高興，也相當驚訝。他們自豪地告訴我，如不加入工會誰也不能在這城鎮中生活或工作。鎮上的一個酒吧間最近對這裡的規章表示異議，其直接結果就是遭到抵制並被迫關閉。我的嚮導們對這一公然違背自由的行為完全泰然自若，實際上還違反常情地感到高興。我不禁冥想我是否已經提前看到了英國的前途。 從這次訪問澳大利亞之行中獲得的我所珍視的一段回憶是我僅有的一次同羅伯特。孟席斯爵士的會見，他擔任總理許多年並且是英國的一位偉大朋友。他正生病，不再能夠走路，但是人們一眼就能看到這位澳大利亞重要政治家和丘吉爾帝國戰時內閣成員的個性威力，雖然一度使他成為著名的政治拳擊家的諷刺才智比過去少了一點。他表示他已閱讀過我最近的大部分講話，尤其是那些告誡人們警惕蘇聯新的侵略的講話時，我感到很滿意。我被提醒說，當大英帝國還是一個世界大國時，已趨於成熟的那一代政治家保持著全球觀點。這是他們的眼界比較狹小的後繼者們所缺少的。這不是我最後一次聽到這種提醒。當我發現自己受到這位卓越人物的讚美時，這使我更加深信我是正確的，主張緩和的權勢集團是錯誤的。

第二年（１９７７年）４月當我訪問中國時我從一個很不相同的來源獲得了同一種類的令人鼓舞的肯定。中國人對我的了解比我對他們的了解多得多。他們欣賞我在赫爾辛基和肯星頓的講話，並且把我看作一名有價值的反對他們稱之為蘇聯"霸權主義"的新成員。我的女兒卡羅爾也來了：她已決定要在澳大利亞開始她的職業生涯，而我也已說服她取道中國外出旅行。有她和我在一起是很有趣的，而且她是大多的官方莊重禮儀的一副很好的解毒藥。在隨行人員中還有另外兩個人——我的議會私人秘書之一約翰。斯但利和道格拉斯·赫德，後者曾經是我國駐北京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他擁有關於中國的淵博知識和軼聞。道格拉斯命名我們為："四人幫"。

驅車進入北京之前我在北京飛機場受到中國外交部長黃華的迎接。當時正值旱季，天氣熱，到處都是塵上飛揚，靜電干擾很重，因此人們告誡我不要帶絲綢服裝。那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一個側廳中舉行了宴會，我是貴賓。一個中國管弦樂隊演奏了一系列西方古老的受人們喜愛的樂曲，包括照例必有的《綠袖子》。我已經多多少少掌握了使用筷子的先進方法，但是我們仍然發現有幾樣中國精美的食物對我沒有吸引力。我讓海參和魚肚從我旁邊傳過去了。中國人喝茅台酒——一種用穀物釀製的烈性酒——並有用它不停地敬酒的習慣。我很高興看到在場的英國新聞記者們很欣賞這種做法。但這一習慣造成了不少危險的社會問題。然而，幸運的是，我推測對婦女來說只不過啄飲而已，而不是一口喝下這種致命的烈酒。

３天后我乘飛機飛往南方的蘇州市，這是一個有許多公園與花園的美麗的歷史名城，以其古老的蔬菜雕刻藝術為特色的烹任聞名。離開北京的暑熱和喧鬧是很好的事情。成千上萬的人在綠樹成蔭的路上歡迎我。我看到婦女在刺繡毛澤東的絲綢畫像，餵養鴨子並在取名恰當的"拙政園"中漫遊。但是和平的和沈思的氣氛是假的。那天晚上當我們離開蘇州市革命委員會所設的宴會時有幾張陳列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們離開我們的嚮導片刻去看這些照片。照片顯示的是對一名以前的地方官員的譴責。有一群人正在盤問他——發出噓聲並向這個感到驚恐的男子吐唾沫。嚮導們迅速地催促我們離開了那裡。 從蘇州我飛去杭州，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暴亂和前一年發生全面戰鬥的地點。也許我被邀請到那裡去是為了向外部世界表明和平已被徹底地恢復。在那裡的西湖上划船肯定是很平靜的，毛澤東在那裡有一間鄉村別墅。

我從杭州坐火車去上海。我的第一個約定活動是參觀一所大學。我知道有幾名英國學生根據交流計劃正在這所大學學習。我詢問他們的情況，其中一個學生按時出現了。我們所到之處地面都是濕的，傢俱也擦得鋥亮。大學圖書館陳列著幾本《經濟學家》，甚至還有英國議會的《漢薩議事錄》。一切都顯得太好，以致於顯得不真實，然而情況就是這樣。 在外表上，上海是我參觀過的最西方化的城市：我們一行人被帶去坐船游江而我們全都被昔日公共租界的西方風格的建築物完全迷住了，看起來這些建築物很像是１９４１年日本侵略結束殖民地租界以前建造的。但是城市中的氣氛是令人心煩和格格不入的。樹叢中有擴音器在大聲宣讀政治文告。上海曾經是"四人幫"中３名成員的老窩，但是新政權已經能夠以驚人的安詳在那裡確立它的權威。我曾與新市長共進過午餐，他正忙於肅清政治反對派。 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過火行為——這包括火燒英國大使館圖書館，那裡收藏著無法補償的中國書籍和手稿——有些最珍貴的寶物被暗中保存下來。我對中國繪畫的興趣使我要求參觀市博物館和美術館。展示給我的軸畫和懸掛物太容易損壞，不能放在陽光下觀看，我是在一間陰暗的屋子裡看到它們的。還有古代瓷器和金屬製品，前者對我有種特殊的吸引力。在經過文革動亂之後，一些屬於中國精華的東西僥倖地保存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