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第二節東方與西方

我成為保守黨領袖之後最先會見的外國政治家之一是吉拉爾德·福特總統的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多年來我對基辛格博士的崇敬不斷增長，而且——雖然從不同的角度——我們對國際事件的分析日益趨同。然而，這個時候我對西方對蘇聯政策的方向感到不安，他被公認為是這種政策的主持人。 我的確承認理查德·尼克鬆在與蘇聯人玩弄實力遊戲時所實行的"向中國開放"的重要意義。這是冷戰勝利中的重要一環，使中國永遠脫離了蘇聯。至於"聯繫問題"——即承認在國家間雙邊關係中一個問題同另一個問題之間的連接，用亨利·基辛格自己的話來說是"創建一個獎勵與懲罰的網絡以產生最有利的結果"一我的看法是，由於水門事件使尼克松總統在國內的地位削弱，這個前景遭到了破壞。我對"緩和"戰略是極為懷疑的。

我的肺腑直覺是，緩和是一個撫慰人心的外來詞，它掩飾了平易的英語將會暴露出來的醜陋現實。人們很難看出綴靖與緩和之間有什麼區別。它出台的背景是，水門事件後選出了一個由極端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控制的國會，美國陷於癱瘓，南越出現了崩潰的形勢。雖然人們對於這一概念頂禮膜拜，直率地攻擊它就是缺乏謹慎，但我還是盡我所能地接近於這樣做了。這不只反映了我喜歡講話直率，也是因為我確信西方受到哄騙的人大多了，實際上他們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致命的威脅，但還以為很安全可靠。 對付和戰勝這一威脅的第一個條件是歐洲聯盟應該洞察正在發生的情況；其次而且同樣重要的條件是我們應該喚起改變這一狀況的意志。甚至在英國的危險的經濟狀況下我們仍然擁有作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部分並且在美國的領導下進行反擊的辦法。但是我們不能設想情況總會是這樣。有時衰退一不是相對的而是絕對的，不只是局限於一個領域而是在經濟、軍事、政治和心理的各個領域中——可能變得不可逆轉。需要採取緊急行動，而緊急就要承擔風險。相應地，我的第一次主要的外交事務講話就是一個風險。

事態發展繼續證實了我的分析。 ３月間工黨政府的防務白皮書宣布大力削減防務預算，在下一個１０年期間削減４７億英鎊。同月，亞歷山大·謝列平，前克格勃頭目，這時負責蘇聯的"工會"，作為職工大會的客人抵達英國，緊接著的那個月在各種混亂的場面中西貢淪陷於北越共產黨人之手，使美國增添了煩惱。古巴的"顧問們"正開始到達安哥拉以支持那裡的共產主義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派別。然而，引發我決定講話的是我所聽到的和閱讀到的關於準備召開赫爾辛基首腦會議的情況。 召開赫爾辛基會議的主意來自蘇聯人，受到勃蘭特總理的西德的熱烈歡迎，把它看作是對新東方政策的一個貢獻，然後又被尼克松政府接受，列入了它的議事日程，西方想要蘇聯人參加會談以減小他們在歐洲的軍事優勢——相互均衡縮減武力——並尊重它們各國人民的人權。但是蘇聯人想要什麼呢？這是最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因為如同懷疑論者所懷疑的那樣，他們是不會實踐他們簽訂的協議的，所以除非將會產生一些對他們來說是重要的結果，他們就不會去找這種麻煩。尊嚴可能是唯一的答案。如果蘇聯及其衛星國——尤其是東歐的一些從潛在的意義來說更加脆弱的政權——能夠獲得國際認可，它們可能會覺得更加安全一些。

但是我們想讓它們覺得更加安全嗎？可以論證的是，極權主義的獨裁最可被利用的弱點之一是它患有感到不安全的偏執症，這是因為政權本身沒有得到人們的讚同，因而缺乏效率甚至無力進行決策。如果蘇聯人覺得更加安全，如果他們所得到的尊嚴使他們具有獲得信貸與技術的更大機會，如果他們受到的待遇是寬容的尊敬而不是懷疑的敵意，他們又會如何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呢？ 這當然導致了下一個問題：蘇聯的根本動機是什麼？如果蘇聯領導人是有理性的人，也許稍微有點死板，但是願意接受勸說，與我們這些國家的政治精英大同小異，那麼與西方緊張關係的緩和確實將會帶來一個更加和平與穩定的世界。問題是沒有哪個真正了解蘇聯制度的人相信事情就是這樣。那個制度是建立在一種意識形態基礎上的，它採用精細的或粗糙的手法來塑造該制度內的每個人和機構。這方面的證據是它對敢於對它表示異議的一小部分人的殘酷無情。持不同政見者的命運不只是某種引起西方同情或義憤的事情：它是一份關於那個制度的性質與目標的自述，該制度把他們視為對其生存的莫大威脅。但是要了解關於蘇聯的真相不需要聆聽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話——雖然如同我將敘述的那樣，他的話對我具有強有力的影響。人們只需要求助於《真理報》乏味的文章就能證實蘇聯領導人是如何看待緩和和由之而來的關於赫爾辛基會議的倡議的：

和平共處並不表示兩種世界社會制度之間的鬥爭的結束。這一斗爭將繼續下去……直到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取得徹底的最後勝利。 ［《真理報》，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２日］ 換句話說，不會放鬆在世界範圍內發展蘇聯權勢和共產主義革命。如果這一言論是蘇聯意圖的真實反映——而且有大量證據證明事實確實如此——那麼對於蘇聯人的外部壓力的任何減弱都只會造成他們擁有更多的辦法和機會來"埋葬我們"的結果。 如果我就這些問題向公認的智慧提出挑戰，我就需要專家的幫助。但是多數專家都已搶占蘇聯學這個不費勁而賺大錢的機會，他們獲得官方的讚同，忙於同"經過批准的"蘇聯學術界人士和新聞界的交流，在專業上極為自鳴得意。然而，我從《每日電訊報》的約翰·奧沙利文那裡聽說有個人叫羅伯特·康奎斯特，他是一位英國歷史學家和大膽的蘇聯批評家。我請他幫助我，我們一起寫出了我於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６日星期六在切爾西發表的講話稿；此事只在事前幾天才作出安排。我預先沒有向雷吉·莫德林或者影子內閣中的任何其他人講起這件事，因為我知道那樣做只會招來勸阻和告誡，而且無疑會被洩露出去——特別是如果事情出了毛病的話。

我在講話的開頭把西方和蘇聯之間巨大的軍事力量失衡放在西方勢力的退卻這個背景下來講述。我把人們的注意力特別吸引到蘇聯海軍力量的增長方面去，指出蘇聯海軍作為一支全球力量所擁有的核潛艇比全世界其他國家的海軍所有的核潛艇加在一起還要多，水面艦艇也超出了保護蘇聯的海岸和商船的需要。我論證說，對我們的安全來說沒有哪件事情是比美國對歐洲所承擔的義務更重要的了，接著又說一個孤立主義的英國將會鼓勵一個孤立主義的美國。 我接著論述了即將來臨的赫爾辛基首腦會議。我沒有直接攻擊緩和，實際上我要求實現"真正的"緩和。但是我引用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１９７２年６月的講話以闡明蘇聯人的真實意圖。勃列日涅夫曾經斷言，和平共處"決不意味著可能放鬆意識形態鬥爭。相反，我們必須為這一斗爭將會加劇並且變成一種甚至形式更加尖銳的不同製度之間的對抗作好準備"。

我們早已知道，人權將是赫爾辛基一攬子協議的所謂"第三個籃子"——"在人道主義和其他領域中的合作"一一中具有深遠意義的口頭諒解的主題。但是我對蘇聯人的真誠並不信任：的確如此，既然他們的整個制度依靠的是鎮壓，也就很難看出他們如何可能遵守協議。我認為，對那些出席赫爾辛基會議的許多人——而且不僅是站在共產主義這一邊的人——來說，關於人權的承諾可能會被視為天花亂墜的詞藻而不是必須加以嚴格監察的明確條件。所以我特別提到： 我們必須為緊張局勢的真正緩和而努力，但是在我們同東方集團的談判中我們決不能把言詞或姿態當作真正的緩和接受下來。除非蘇聯領導人表明他們固有的態度確實正在開始變化，否則來自首腦會議滔滔不絕的言詞將毫無意義。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強烈支持那些歐洲與美國發言人的原因，）他們堅持認為，除非在人員和思想自由交流方面至少看到了一些進步，否則在走向穩固和平的道路上是不會有什麼重要的進展的。 對於這個講話的反應證實了我是個不合群的女人。赫爾辛基協議受到人們廣泛的歡迎。我能夠想像得到那些聰明人物對我的衝動和輕率會大搖其頭。雷吉·莫德林立即來到福拉德街見我，對我未與他商議就發表這樣一篇講話感到氣憤，他不同意講話的內容。我沒有讓步。確實，勃列日涅夫先生對赫爾辛基會議所獲成就的明顯滿意使我確信我還要談論這個主題：他把它描述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政治結局的一個必要總結"。換句話說他把它——也許還完全包括關於除了"用和平手段和用協議"外不得改變歐洲邊界的承諾——看作是承認蘇聯對東歐的控制並使之合法化。他們是在戰爭結束時用武力和欺騙得到東歐的。

如今人們以讚許的眼光來看待１９７５年的赫爾辛基首腦會議，因為蘇聯與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們利用該會議的協議條款作為他們同共產主義國家進行長期鬥爭的綱領。而且事實上，通過使人權成為一種條約義務而不再是國內立法，給持不同政見者們提供了可以充分利用的槓桿。然而，如果沒有繼之而來的西方、尤其是美國重下決心和加強防務，他們的勇氣幾乎會是無足輕重的。這些做法阻止了蘇聯共產主義的擴張，在此之前的擴張使他們在心理上感到進行擴張是歷史的必然。擴張使他們獲得了關於他們的歷史必然性的心理威力。這個鉗形運動——重新獲得活力的西方和持不同政見者們——不只是抵銷了蘇聯人從赫爾辛基會議得到的好處，即其合法性得到增加，得到西方更多的承認。沒有這個運動，赫爾辛基會議只不過是走向失敗道路上的又一步驟而已。

我發表赫爾辛基講話之後，沒有收到訪甦的邀請。這並不出人意料。如果在野黨領袖是另外一個人，則可能會收到這類邀請。但是我覺得重要的是要加深我對在實踐中的共產主義制度的了解。因而，當有人邀請我去訪問羅馬尼亞時我接受了。我對這個國家早已有所了解，這是在我任教育大臣時獲得的。有件事看來似乎不大可能，這時已經逐漸形成一種定期的英國-羅馬尼亞教育研討會，每年一次，輪流在布加勒斯特和劍橋舉行。我的羅馬尼亞交流夥伴是米爾西亞·馬利塔，他是一位傑出的數學家。像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其他"文化界"大事一樣，這些研討會都在很大程度上帶有政治與外交目的。話雖然這麼說，但我認為我對羅馬尼亞本身的文化財富是沒有懷疑的——不只是布加勒斯特，它以"巴爾幹半島的巴黎"知名（那時還沒有受到齊奧塞斯庫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妄自尊大的建築計劃的晚期蹂躪），而且還有閃閃發光色彩鮮明的布科維納修道院教堂，我在１９７１年９月參觀過。不足為奇的是，羅馬尼亞人在我成為反對黨領袖後急於繼續對我進行教化，而這暫時也符合我的目的。

我於１９７５年９月初第二次訪問羅馬尼亞，這時它在共產主義世界中佔有獨特的地位。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繼承其前任格奧爾基·德治（早已聲名狼藉）的衣缽，已經為羅馬尼亞規劃了一條在華沙條約範圍內的獨立的道路；例如，１９６８年他訪問布拉格，帶著明顯的誠意表示了對波蘭改革運動的支持並激烈譴責俄國對它的鎮壓。當時我也持有西方一般看法，認為應該給予羅馬尼亞謹慎的支持，希望它的榜樣可能導致蘇聯控制的東歐內部進一步發生分裂。實際上，齊奧塞斯庫正在耍弄一種殘酷無情的花招，在任何時刻只要認為合適，種族緊張關係（與匈牙利）、東西方競爭（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之間）和共產主義世界內部的競爭（在蘇聯和中國之間）都被加以利用。 在我於１９７１年和１９７５年兩次同齊奧塞斯庫談話之間他已進一步鞏固了他的地位。雖然他在１９６５年已經成為實際領導人，但是直到１９７４年他才集黨的領袖以及國家與政府首腦的職責於一身。從這時起他就更加無所約束地沉迷於他的政治幻想中了。我們西方人沒有充分了解的是，齊奧塞斯庫既是斯大林主義的返祖，而且採用了斯大林主義的方法，實際上又是更加傳統的巴爾幹半島專制主義的返租，他的家庭的發跡和財富與權力的炫耀是後者本質的飾物。在我看來，齊奧塞斯庫本人從來不是什麼非凡人物，他是個冷淡而缺乏風趣的人，口中噴吐出一連串的統計數字，舉止做作、拘泥於形式。我們討論了蘇聯威脅問題，他還向我長篇大論他講述了羅馬尼亞經濟取得的驚人成就，這些內容後來又忠實地反映在嚮導、外交官和工廠經理的介紹中。他對於"投資"水平尤其引以為豪，把它看作一份國民收入，這一點肯定使西方國家相形見繼。當然，實際上，誤導的投資是計劃經濟的一個典型特徵；正是在這一點上羅馬尼亞受到的錯誤引導甚於其他國家，它的人民，除了處於統治地位的精英之外，生活在貧困之中。 我還被帶著參觀了一個專攻聚合物研究的科學研究所。我的嚮導不是別人而正是埃列娜·齊奧塞斯庫，她早已開始沉迷於個人的幻想世界，其荒謬程度可與她的丈夫媲美，只是對人類的後果不同而已：她決意要在聚合物的工作方面贏得諾貝爾化學獎。後來的情況表明，她幾乎分辨不出什麼是聚合物，什麼是多邊形。但是由於有翻譯和冗長講話的防禦工事，她的表演相當好。 然而，在其他方面羅馬尼亞的確顯示了關於共產主義制度的更多的特徵。我參觀了一個工廠並從負責人那裡——我推測他們是管理部門人員——聽到了一連串的談公司的成就。我說，"這很有意思，但我能同這裡的工會領袖們談話嗎？也許他們可能要補充說幾句。"他們的臉上佈滿了驚訝的神色。 "那就是我們！"他們回答說。工廠的工人個人——或者實際上是該工廠正在向他們的房子上空冒著一陣陣濃濃褐煙的左鄰右舍——可能有什麼意見要發表是另一回事。因為如同在十分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那樣，羅馬尼亞的工會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產業性的機構。 稍過一會兒我同羅馬尼亞"議會"議員們共進晚餐。有人向我說明，要參加議會競選，必須先成為某個經過批准的、即可靠的共產主義的工會會員。他們給我看了大約有３５個這種機構的名單。我往下看時，"養蜂人工會"引起了我的注意。這個機會是不可抗拒的。我以嚴肅的方式開始向他們提出問題。養蜂人集團在議會中的力量有多大？其領導人是誰？派別情況如何？有沒有一個反養蜂人派別？那天晚上悄悄地過去了，比平常要快些。 對我一個最後的實用教訓是要設想老是有人在偷聽你的話，這是任何訪問東方集團的西方政治家或商人都被充分告知要盡快記住的事情。這對像我這樣在這個國家只停留幾天的人來說是件令人煩惱的事情。 齊奧塞斯庫的羅馬尼亞早已以一種先進的形式反映了這一點，雖然對我和我的隨行人員來說，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而不是悲劇。在英國大使館早就有人告訴過我，我們的一位外交官急於為他的幼兒找一位保姆而又不清楚如何在羅馬尼亞報紙上刊登合適的廣告，他們判定最簡單和最可靠的辦法是在大使館的電話上向一位感到驚訝的朋友談他的緊急要求。顯然，一位羅馬尼亞官員毫不尷尬地，在略微交談一個很不相同的話題的過程中，就提出了一名候選人。 理查德·賴德爾和我被安排在國賓館住下。有趣的是，起居室的天花板上有一個打開的木頭格子窗，這無疑有利於通風，但可能也是為了其他的目的。當我想要聽新聞時我沒有辦法使電視機工作。理查德來弄也不成功。我們正在擺弄時有人敲門，來的是賓館工作人員，他幫助我們把它弄好了。 甚至在這次訪問之前，我對該政權的壓迫性質也幾乎沒有什麼幻想。不管西方的戰略利益可能要求什麼，我堅決認為應該堅持施加壓力以提高對人權的尊重，尤其是在赫爾辛基協議的墨跡還沒有乾的時候。在英國流放的羅馬尼亞人團體得悉我即將出訪，送給我一份５名政治犯的名單，請求我強烈要求釋放他們。我立刻應允這樣做。但是不知怎麼外交部得到了關於此事的風聲，企圖堅決勸阻我，理由是這將會沒有意義地疏遠齊奧塞斯庫。一位高級公務員親自指出了我的意圖是極不明智的原因。他的話並未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布加勒斯特我把那份名單交給了羅馬尼亞人並且說這些人是被錯誤監禁的，必須予以釋放。我高興地看到他們後來被釋放了。 毫無疑問，我在１９７５年所作的最重要的出國之行——可能是我任反對黨領袖期間意義最重大的——是９月間對美國的訪問。當然，我早已知道一些關於美國的情況；而且我喜歡並欽佩我所知道的大部分情況。然而。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會見那裡所有最主要的政治人物，並且以某種近似平等的條件來這樣做。有人向我保證傳媒對此將予以充分的注意，雖然這主要是考慮到英國的股票已經罕見地下跌這個令人沮喪的原因。美國的報紙、雜誌和電視節目正集中報導英國經濟的驟然下降，工會權力的增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擴展以及人們看到的民族自信心的崩潰。除了幸災樂禍以外，明顯地還有某種使人煩惱不已的擔憂，即在越南的失陷和水門事件的創傷之後正在美國本身歷經一種不同的深重危機之苦，它可能會同英國遭到同樣的命運。 我同諾曼·拉蒙特討論過這一形勢，他是一位早期的支持者，和羅斯蔡爾茲一起工作，這使他能夠使我不斷了解英國金融城和國外的情況。他剛從美國回來，在那裡他同政治家、官員和輿論界人士談過話。我得出的印像是，而且該印像被證明是準確的，福特政府的信心已經開始適度增加，這使他們越發擔憂英國發生的情況。首相最近去過華盛頓，他並沒有做什麼事情來改變人們對英國現狀的感受。他聲稱我們的所有困難都被大大地誇大了。人們所期望的是與此不同的和更加嚴肅的態度。我決心持這種態度。 戈登·里斯在我之前飛往紐約以便作出傳媒工作安排。就在我離開倫敦之前他打電話對我說，人們對我出訪的期望非常高，因此我應該使我將要發表的第一次講話一在紐約的社會經濟研究所的講話——成為一顆巨型炸彈，而不是按原計劃作一次低調演講，把主要講話留到此後在華盛頓發表。這要求我同亞當·里德利如瘋似狂地在最後一分鐘重寫講話稿，而這一點在講稿中留下了痕跡。講話的大部分說得完全恰當。一開始就正面針對美國關於當代英國可悲境地的評論並予以嚴肅的論述。然後我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我稱之為"漸進式的協商一致的觀點上來，這種主張是指國家應該在許多戰線上積極促進平等關係：在提供社會福利方面和在重新分配財富與收入方面"。我接著又詳細分析了上述主張的表現形式及其影響，如賦稅過重、不鼓勵企業、榨取利潤、通過通貨膨脹和負利率欺騙儲蓄者，以及公營部門和政府開支的明顯無情增長等。 不幸的是，保守黨中央總部增補了草稿，更為嚴重的是在向報界發表的"最後"文本上附加了一段話，說約束政府開支像限制血液透析器數量一樣，需要作出強硬的痛苦的決定。實際上在工黨政府統治下，作為沒有公開認可的治療配給制的一部分，血液透析器早已在數量上受到了限制。不過，但白地聲明這一點——尤其是以輕輕帶過的形式——就是自我麻煩了。在手忙腳亂地進行準備講話稿時亞當和我讓它通過了。幸好，當戈登在紐約看到這一份講話稿時，他立即領悟到可能造成的潛在損害並刪去了這個冒犯人的部分。所有要發布的新聞稿通常都附有一個正式條件，即"以實際講話為準"。這樣他就能夠給艦隊街的編輯們打電話說有問題的那一頁，雖然他們是從中央總部收到的，但並未被實際採用，所以也不需要報導。他們都很尊敬他，因而照辦了；但《太陽報》的頭版在用某種較溫和的標題來代替之前已經臨時在顯著位置採用了"瑪吉說，讓它們消亡吧"這個標題，真是千鈞一發，倖免於難。 實際上，這篇講話要傳達的主要信息受到了大西洋兩岸的最大注意。我一回到國內就立即受到工黨政府的攻擊，說我在國外貶低了英國。事實上，我帶到美國去的關於英國的信息本質上是充滿希望的信息，即這個國家的潛力很大，足以經受甚至是社會主義的影響。外交大臣吉姆·卡拉漢後來優雅地批評我在美國講演中放進了"容易引起辯論的段落"，他的批評在我所停留的英國大使館中得到了忠實的反響。大使館的一位高級官員向美國報界吹風時說了對我不利的話。戈登·里斯很快發現了所發生的情況。我回到英國後就此與吉姆·卡拉漢進行了措詞尖銳的信件交換。 我在意識到想把我變成這副模樣的企圖後，就利用我向華盛頓的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的講話、指出，如果放棄目前的社會主義政策，英國就會具有保證其迅速恢復的根本實力。民意的轉變，反對極左派，我國能源的雄厚儲備以及我國科學的潛在能力——獲得７２項諾貝爾獎，比法國、意大利、荷蘭和比利時加在一起的還要多——都證明從長期看應持樂觀主義態度。 現在我們正在慢慢地找到我們的道路。誠然，從關於英國的一些報導看，形勢仍然是嚴重的，他們這樣報導是正確的。但是形勢正在發生某種變化……我看到一些跡象，即我國人民準備作出頑強的選擇，走更艱苦的道路。我們仍然是曾經為自由而奮鬥過而且獲勝的同樣的人。冒險精神、發明創造能力、決心仍然是我們性格的組成部分。我們現在可能患有某種英國病，但我國的機體是健全的，而且我們有勇氣和意志去取得完全的勝利。 我在訪問美國期間會見了福特政府的幾位關鍵人物。基辛格博士是我早就認識的。但這是我第一次會見比爾·西蒙，一位具有自由市場頭腦的財政部長，他拋棄了尼克松總統在位時強制實行的工資與物價控制。我還會見了非常有經驗的詹姆斯·施萊辛格，他是國防部長，美國政府內部反對緩和的主要人物。 我還受到福特總統本人的接見。他個頭很大、性情和藹，出乎意料地突然被推上高級職位。他已開始喜歡這份工作，這也許使他本人感到驚奇並使其他人也感到驚奇。他已經在他周圍集合或繼承了一批有才幹的人馬並且已向歐洲人表明美國儘管有著國內政治的這些大動盪，仍然繼續承擔著有關他們的安全的義務。實際上，他具有當前政治用語中稱為"一雙安全的手"的優缺點。他不是那種向公認的正統觀念表示異議的人，我越來越認為那些公認的正統觀點應該受到非難。但他是一個使人放心和穩健的人物，他幫助美國治癒了自己造成的水門事件的創傷。在他赦免理查德·尼克松之後的困難重重的時期過後，他的政府的命運正在不斷改善。他還沒有宣布爭取獲得共和黨候選人提名的意圖而某位名為羅納德·裡根的州長正在開展著天才有效的競選運動。福特總統再次當選的前景顯得很好。我離開美國時希望他會獲得成功。 我回到倫敦時發現了關於我訪美之行的新聞報導已經改變了我的政治地位。甚至工黨假裝出來的義憤也助了一臂之力。因為人們越注意我的論點，就越認真地對待這些論點。我還很快意識到保守黨上層集團內部態度的變化。那些把我就任領導職務看作是一次令人煩惱和暫時僥倖成功的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了。我不僅顯然受到了自由世界中一些最有權勢人物的認真對待，我在赫爾辛基講話中提出的警告看上去也並不那麼古怪而是更有先見之明了。 ９月末，擔當蘇聯代理人的古巴人開始把軍隊大批派入安哥拉。 １２月間美國參議院推翻了福特總統關於向那裡的反共勢力提供援助的政策，對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的抵抗因而瓦解。我在聖誕節假期間思考井閱讀了更多有關材料，我決定要再發表一次講話。 這一次我按照常規辦事，把我的決定告訴了雷吉·莫德林。雷吉竟然給我提供了一份講話草稿，這也許證明了他對我講話的前景感到心神不安。不幸的是，他的草稿不能用。如同丹尼斯說的那樣，"這太軟弱無力了，連米粉布丁的奶皮也刮不掉。"鮑勃·康奎斯特現已離開，去了加利福尼亞州的在政治上收益更多的胡佛研究所，因此我請羅伯特·莫斯幫助我。羅伯特是《經濟學家》的外事報導編輯，安全與戰略問題專家，為反對咄咄逼人的工會權力而設立的全國自由協會的創始人之一，他還命裡註定是一位暢銷小說家，結果證明他是一位理想的入選者。 我於１月１９日星期一在肯星頓市政廳發表的講話涉及的範圍和前一年的切爾西講話差不多，只是更集中於防務問題並包含著關於蘇聯威脅的更加強硬的語言。講話譴責工黨政府"當英國及其盟國面臨著戰後最為嚴重的戰略威脅的時刻卻在拆除我們的防務"。講話對蘇聯的意圖作了不同於緩和論者的分析。 俄國由一些有耐心的、有遠見的人的專政統治著，這些人正在迅速地使他們的國家成為世界上第一流的海軍與陸軍大國。他們這樣做不只是為了自衛。一個像俄羅斯這樣的龐大的主要是內陸的國家只是為了守衛它本國的邊疆並不需要建立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不。俄國人集中精力於統治世界，而且他們正在迅速地獲得成為這個世界所曾目睹的最強大帝國的手段。蘇聯政治局中的人無需擔憂輿論的漲落。他們把槍砲放在黃油之前，而我們則把幾乎每樣東西都放在槍砲之前。 " 我提出了關於在中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部隊之間力量不均衡的警告，在那裡，後者以１５萬人、將近１萬輛坦克和２６００架飛機在數量上超過了我們。但是我強調說，西方的防務不能只在歐洲得到保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供應線也必須受到保護。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忽視受到蘇聯支持的部隊正在安哥拉做什麼。不管是在什麼情況下，如果他們在那裡的所作所為得到准許的話，他們完全可能得出結論說，他們能在別處重複這一做法。 對這篇講話的反應，尤其是在英國報界更富有思想的那部分人中，比對切爾西講話的反應有利得多。 《每日電訊報》將社論冠以《關於俄羅斯的真相》的標題。 《泰晤士報》承認"西方有自滿"。蘇聯的反應也來得不慢。蘇聯大使館寫了一封信給雷吉·莫德林，而大使也親自到外交部提出抗議。從不同的蘇聯宣傳喉舌那里傳出了一連串粗野的抨擊。但是杜撰"鐵娘子"這個詞並用來描述我的人則是紅軍報紙《紅星報》辦公室的某位盲從上級的官員，他的想像力超過了他的判斷力。 當戈登，里斯在報業聯合會的電訊稿上讀到《紅星報》的話時，他欣喜若狂地跑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這件事。我很快就看出，他們已經於無意中把我放在了一個作為他們最強硬的歐洲對手的受人尊敬的位置上。這是他們對我的最大幫忙了。 幾天后我參觀了沿萊茵河的英國駐軍，我的肯星頓講話確保我在那裡受到了熱情的接待。有人拍攝了我駕駛坦克的照片，這對我在國內也完全沒有什麼損傷。外部世界所不知道的是在這次參觀過程中我的事業差一點兒比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的那次事件還要更加戲劇性地告終。 黨的防務發言人之一克蘭利·昂斯洛、理查德·賴德和我登上了一架年代已久的雙引擎螺旋槳運輸機，從萊茵達倫的英國基地飛到我們將在那裡過夜的奧林豪森去。 （原計劃乘直升飛機去，但是氣候不夠好。）起飛後不久我從我的公文包中取出我的講話稿並開始工作。過了一會兒我意識到引擎的喧鬧鼓嗚聲有些不正常。機艙內很冷。外面是濃濃的極冷的大霧，仔細看我能夠看見機翼上結成的冰。就在此刻一位機組人員過來說發生了問題，我們不得不返回萊茵達倫去。從他的神態上我能覺察到情況嚴重，我迫切要求知道確切的麻煩是什麼。原來是霧太濃，駕駛員無法把握方向。還不止這些，我們現在顯然是在崇山峻嶺中盲目飛行。這就是為什麼駕駛員已使我們的飛行保持在最低速度，如果再放慢速度飛機就有停飛的危險。但願大霧會散去，他能找到擺脫困境的辦法。更糟的是，測量我們空速的儀器失靈了。我停止了關於講話稿的工作並把它小心地放進我的公文包，往後仰靠，閉上我的眼睛並思考一些甚至比政治更重要的事情。不知怎麼地，我們設法回到了萊茵達倫。我從來沒有比觸覺到我腳下的柏油碎石時感到更加寬慰了。 吉米·卡特於１９７６年底當選為美國總統，使白宮有了一個把人權放在對外政策議事日程首位的人。 但是我不久就對卡特政府對外政策方針的另外兩個方面感到擔憂。首先，處理人權問題時沒有聯繫更廣泛的政治與戰略問題來考慮，而且實際上還帶有某些道義上的天真。即使是最大的理想主義者出於道義考慮而製定的政策、也得講求實際。有許多凌辱人權的政權一例如在拉丁美洲和中東的一些軍人政府——但它們的壓制性比獨裁主義政權要小一些。 此外，一個自由國家不僅對它本國而且也對非自由國家所負有的首要職責是生存下去。因此沒有必要為支持一個暫時為更大的西方利益服務的然而又是令人討厭的政權而表示歉意，儘管我們應該始終一貫地運用我們的影響去改變它最惡劣的弊病。不幸的是，卡特政府內部的糊塗思想與意見不和妨礙了它奉行這樣一種健全的方針。如同我們將看到的，卡特強調伊朗的人權幫助推翻了伊朗國王，而代之以壓制性更強並且反對西方的阿亞圖拉·霍梅尼政權。如圖帕斯卡爾指出的，道德的第一原則是思維清晰。而就卡特政府而言不清晰的思維給人權和西方利益帶來了顯然是更糟的結果。 我的第二點批評是，人權政策是不可能自立的，因為簡單的理由是權利最終必須用武力來維護。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的情況下，這就要求美國在軍事上強大得足以抵制和扭轉蘇聯造成的對自由世界的威脅。然而卡特總統對裁軍承擔了熱情的許諾。表現為他廢除了Ｂ１戰略轟炸機以及後來又重新推動了卡特總統與蘇聯人一起倡議的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因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卡特總統發現他只能採取行動來改善與西方有關聯的國家的人權狀況，而不是改善那些敵對的和強大得足以無視他的行動的國家的人權狀況。 至於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有可能就具體的方案進行爭論，但就戰略來說，真正重要的事實是，蘇聯近年來一直在遠比美國人快得多地武裝著自己。任何侈談"武器限制"的協議必然導致承認由協議穩定下來的軍事均勢。只有從一個方面來說進行大力的武器削減，或者說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重新加強美國的防禦力量，才能扭轉形勢。然而，如果在盛行的輿論情況下這兩種情況都沒有真正實現的可能性，那麼達成一項大體上相當於限制戰略武器協議的東西，就會對西方有利，因為這至少將會阻止蘇聯人的進展。不管是哪一種情況，美國都早已失去了它的核優勢，而這時西方很久以來已經放棄在常規武器方面與華沙條約組織保持平衡的企圖。儘管這類統計必然是粗略的，但從下表可以看出變化的規模： 美國和蘇聯的戰略核力量 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６年 美國洲際彈道導彈９０４１，０５４ 潛艇發射彈道導彈５９２６５６ 遠程轟炸機６３０３８７ 蘇聯洲際彈道導彈２９２１，５２７ 潛艇發射彈道導彈１０７８４５ 遠程轟炸機１５５１３５ 來源：《軍事均勢》，１９７６-１９７７年，第７５頁。 實際上，由於蘇聯人生產了他們的逆火式轟炸機，成倍地增加了他們的核潛艇並開始集中部署對準西歐的ＳＳ２０核導彈，情況將會是更加惡化。 這些事實與數字是任何感興趣的人都可以得到的，但對此感興趣的新聞記者卻太少了。但是他們實際上低估這個危險嗎？我曾經密切注意喬治·基根少將所作的關於蘇聯對帶電粒子射束研究情況的報導，他最近從美國空軍情報部主任一職引退。該射束對彈道導彈的攻擊可以提供遠為有效的防禦，因而可能提供一種技術使防務概念徹底改革。卡特政府低估了這種威脅，只是在裡根總統發起他的戰略防禦倡議時，人們才確切了解這些危險並採取了削弱蘇聯優勢的行動。然而，早在１９７７年３月，《航空周和空間技術》雜誌就發表了基根將軍關於蘇聯全面威脅的範圍的言論。他論證說，美國人一貫低估蘇聯軍事實力和備戰的規模，得出了災難性的結論，"蘇聯今天在發動、進行一場全球性衝突並從中生存下來的能力遠比美國及其盟國大得多。直到兩年後發生了入侵阿富汗事件，多數西方政治家才開始用這種思想方法來思考問題。 當我於１９７７年９月再次訪問美國時，卡特政府還在享受其政治密月的樂趣。卡特總統帶給白宮一種新的不拘禮儀的看來符合時代氣氛的作風。雖然人們對於他的某些任命有些不安，但把這主要歸因於華盛頓對外來人的不滿。他擁有他的國務卿賽勒斯·萬斯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這兩位卓越的助手，他們在觀點上的分歧當時還不明顯。 當吉米·卡特出席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時我曾於５月間在倫敦會見過他。儘管我對他的對外政策的懷疑日益增長但我還是喜歡他並期待與他再次見面。我們在白宮討論問題時，總統極想為他最近提出的締結全面核禁試條約的倡議進行說明和辯解。雖然他已清楚地掌握了細節並且是個有說服力的倡導者，但是我沒有被說服。由於我確信可靠的核威懾力量的極端重要性，並且知道核武器必須經過試驗才能成為可信之物，因此我不能隨聲附和這項政策。 同樣地，在羅得西亞問題上我無法同意卡特總統或者說還包括賽勒斯·萬斯和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安德魯·楊所偏愛的解決方針。美國人堅持認為羅得西亞的安全部隊應予解散。但我知道這對白種人——他們仍然享有對"武裝鬥爭"的軍事優勢——來說如果沒有某種真正的和平保證是永遠也不會接受的。美國人還玩弄著對南非實行製裁的主張，這在我看來是同樣地判斷失當，因為考慮到如果他們想要說服伊恩。史密斯實行妥協的話，他們就需要南非政府站在他們這一邊。 至少這一次我並不需要同大使館的懷有敵意的情況介紹進行爭辯，那樣做將會令人啼笑皆非，因為新大使彼得·傑伊是卡拉漢的女婿。當這項任命宣佈時曾經有人大聲指責裙帶關係。但是我個人是喜歡並欽佩彼得·傑伊的。他對貨幣經濟學的了解會使他成為影子內閣的一位受歡迎的吸收對象。雖然如此，我不得不承認，我在對英美商會發表講話的引言部分懷著某種惡作劇的喜悅心情引用了吉姆·卡拉議在前一年的工黨年會上講話中的一段話。在該講話中這位工黨首相說： "我們過去常常認為，通過減稅和提高政府開支就能度過衰退，找到出路並增加就業。我十分坦率地告訴你們，現在已不存在這種選擇，而且過去採取這種做法時，它也只是把更大劑量的通貨膨脹注入經濟，跟隨而來的則是更高水平的失業。" 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這段沒有特點而又穩妥的話正是由彼得·傑伊起草的。 事實上，我在美國期間所碰到的唯一窘迫情況是吉姆·普賴爾與基思·約瑟夫之間的一次公開分歧。他們對關於格倫威克事件的卡斯曼勳爵的報告以及對什麼是非工會會員不得僱用的"封閉式工廠"的滅確政策持有不同意見。記者團的成員們對於這一點的興趣大於對我在華盛頓會談結果的興趣，因而我不得不發表兩次聲明以試圖平息事態。但是重要的實質性問題只有在我回國以後才能理順。 與此同時，美國政策的方向和蘇聯野心的程度都存在著不確定性，這越來越使人們把注意力集中於那些在兩個集團之間很不自在地保持平衡的國家。在這些國家中南斯拉夫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自從鐵托元帥在１９４８年同斯大林決裂以來，南斯拉夫就一直處於一種異常的然而重要的境地。在可怕的早期鎮壓與大規模屠殺之後，鐵托和他的同志們已經多少變得開明些，因為環境迫使他們指望西方提供財政支援和安全。這逐漸使南斯拉夫朝著某種假資本主義和準自由主義方向移動。如果鐵託的每個行動不曾受到某種獨特的英國社會主義者的奉承討好，這類進展甚至還會更多。事實上，鐵託的真正天賦在於他像個幻想家。他說服了東方與西方這二者，或者甚至還有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輿論，使它們相信這個國家是國際大比賽中的一個重要參賽者。其登峰造極的代表作就是在鐵托倡導下成立的所謂第三世界國家"不結盟"運動。 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中期時，這個國家的經濟問題日益增多。南斯拉夫人依靠西方的信用貸款營造了一場消費繁榮，在"自治"的招牌下，一種混亂的半資本主義逐漸形成。生活水平比其他共產主義國家高，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南斯拉夫在海外的工人的匯款所致；但相應來說，如果生活水平不得不下降，對該政權的影響就可能更加嚴重。 鐵託本人的健康象徵著南斯拉夫的脆弱性並在支撐著脆弱的南斯拉夫。人們廣泛地預料，鐵托去世後南斯拉夫將發生混亂，那時蘇聯人是否會再次接管控制局面，這是一個公開的問題。鐵託在８５歲高齡時還在控制著局面，但是身體有病。我想去南斯拉夫訪問已有一段時間，但是由於鐵托身體不好無法接待我而使我的訪問兩度推延。 然而，在１９７７年１２月初的一個嚴寒的日子裡，在南斯拉夫總統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一位戰友和老朋友菲茨羅伊·麥克利恩先生的陪同下，我到達了貝爾格萊德。我的第一項義務是攀登１５０級台階上到阿瓦拉山頂向巨大的陣亡將士紀念碑敬獻花圈。我沒有穿保暖的外套，因而到我們下山時我覺得寒冷徹骨。然而，總的政治接待是十分熱情的，不只是政治家們，甚至一些共產主義報紙也是如此。 作為"鐵娘子"，我被看成了解南斯拉夫人每天生活在蘇聯可能進行干預陰影下這一事實的人。看起來似乎矛盾，這一點正是使這個國家團結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冷戰結束，南斯拉夫各民族才能實現真正的自決。關於這一點的一個例證是，設午宴招待過我的聯邦國民議會主席基羅·格利戈羅夫現在是新近獨立的、雖然是陷入戰火的馬基頓共和國的總統。 菲茨羅伊·麥克利恩和我在貝爾格萊德鐵託的家裡拜訪了他。他的個性很強，保持著某些對於他過去火焰似游擊隊生活的外露的炫耀，但無疑丟棄了說明他戰後統治地位的內在的堅強。我們討論了關於蘇聯威脅的問題並取得廣泛的一致意見。關於他身後之事這個隱隱呈現的問題沒有包括在我們的會談中。也許他早已斷定，儘管有憲法規定的一切詳盡的保證條款，這還確實將會是場大災難。 在我啟程去南斯拉夫之前，艾爾弗雷德·謝爾曼曾要求我向鐵托提出密絡凡·德熱拉斯案件問題，後者是鐵託以前的朋友和同事，而且多年來一直批評國內事務。德熱拉斯是最近獲釋的若干政治犯之一，但據我所知是繼續受到騷擾的對象。似乎很有可能他很快又會消聲匿跡回到監獄中去。我決定放一炮試探一下鐵託的態度。我假裝天真他說我對德熱拉斯獲釋感到非常高興。鐵託對我怒目而視。 "是的，他已出來了。"總統說，"但他目前在玩弄他的老花招。而且如果他繼續擾亂我們的憲法，他就會徑直走回監獄去。" "喲，"我回答說，"像德熱拉斯這樣的人在監獄中將比在監獄外對你造成更多的傷害"。 菲茨羅伊·麥克利恩插話說，"她說得對，你是知道的。" 鐵托嚴厲地看了我一眼。在他轉而談論其他事情之前暫停了一會兒。據我所知，德熱拉斯呆在監獄外面，在塞爾維亞總統斯洛沃丹·米洛塞維奇的統治下，他為了獨立思考遭受到更多的騷擾。 從１９７７年底直至１９７９年６月大選，通過閱讀與討論對外政策，我認為沒有什麼重大理由去推翻或修正我的判斷與分析。英國、歐洲與美國的輿論反對同蘇聯進一步妥協的態度不斷強硬起來。蘇聯人自己在對付內部不同意見和對外冒險活動方面表現得越來越不謹慎。到這時非洲之角已經引起了蘇聯的野心：埃塞俄比亞的統治者和門格斯圖上校已經開始同索馬里進行一場長期戰爭。 １９７８年４月蘇聯利用假情報獲得了一次重大成功，迫使卡特總統宣布推遲生產中子彈，中子彈本來也許有助於實現歐洲的軍事均勢。次月，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尤里·奧洛夫被判入獄７年，他在此之前成立了赫爾辛基小組以監督赫爾辛基協議執行的情況。 ７月間持不同政見者阿納托爾·薩蘭斯基和亞厲山大·金斯伯格因"鼓動反蘇"分別被判人獄和到勞動營服役１３年和８年之久。對於任何自由之友來說這都是一個令人心碎的時刻。由於處於在野的地位我幾乎不可能做什麼事情來改變這一情況。 實際上，雖然我在當時並不明了，有３個事態發展正在展示出阻擋蘇聯推進的長遠前景。第一個看來似乎是矛盾的事態是他們已經變得過於傲慢。極權主義者蔑視反對者是一種天生的而且往往是致命的特性。蘇聯人相信，西方政治家們的失敗表明西方國家的人民已屈從於失敗。如果稍微講求一下方式並多一點深謀遠慮，蘇聯領導人本來可以得到大得多的利益。他們的做法，尤其是１９７９年對阿富汗的入侵，激起了西方的反應並最後摧毀了蘇聯。 第二個事態發展是１９７８年９月一位波蘭人當選為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將會在東歐點燃一場從根本上震憾蘇聯帝國的革命。 最後是羅納德·裡根出來認真地競選美國總統的職位。我在１９７５年成為保守黨領袖後不久曾見到過裡根州長。甚至在那時之前我已經知道了一些關於他的情況，因為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後期的一天晚上，丹尼斯回家後對羅納德·裡根剛剛在軍事研究院發表的卓越講話贊不絕口。我親自閱讀了該講話文本，很快就明白了丹尼斯所說的意思。當我們見面對我立刻被他的魅力、幽默感和直率所征服，在隨後的歲月中我閱讀過他的講話，這些講話把減稅視為創造財富之本，主張用加強防務取代緩和。我還閱讀過他隔週一次向加利福尼亞州人民廣播的許多講話稿（他的新聞秘書定期寄給我）。這些講話我全都同意。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在英國下議院我的的辦公室內我們再次見了面。 在早期，許多美國政治精英，但不是美國選民，認為羅納德·裡根是個不能認真對待的右翼的自行其是者（我以前在某個地方聽說過這一點）。現在他被許多富有思想的共和黨人看作他們返回白宮的最佳入門券。羅納德·裡根無論取得什麼經驗，他都不是以犧牲他的信念為代價而這樣做的。我發現他的信念比以前更堅定了。當他離開我的辦公室時，我在思考如果這樣一個人是美國總統的話，情況將會有多大的不同啊。但是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這樣的前景似乎還很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