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第一節歐洲

我成為保守黨領袖後面臨的第一個大的政治挑戰是關於英國是否留在歐洲經濟共同體內的公民投票。舉行公民投票是工黨在野時為使黨保持團結所作的許諾。出於若干理由我倒希望這是一次關於某個其他問題的挑戰。歐洲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德熱衷的問題。他認為他的最大業績是使英國加入了歐洲經濟共同體，而且既然現在他已失去領導地位，他願對此事投入更大的熱情也是十分自然的。如同在競選領導職務運動期間已經明顯表明的那樣，人們有些懷疑我對這個問題不太熱心。與特德相比情況也許確實如此。但我的確真誠地相信脫離共同體將是愚蠢的；我認為共同體提供了同其他西歐國家聯繫的經濟紐帶，這一點具有重大戰略意義；而且我尤其是歡迎加入共同體後其成員資格所給予的更大的貿易機會。然而，我並不把歐洲問題看作是對其他一切事情的試金石。雖然我認為英國最好呆在共同體內並且盡可能充分利用它，但我同樣能夠完全理解總的來說抱相反看法的那些人。在我看來，關於英國的歐洲命運、更不用說關於歐洲的認同的誇張言辭；並不真正中肯，雖然有時我在公開講壇上也稍許使用一些。由於所有這些原因，我極其樂於由特德在公民投票運動中擔任我們這一邊最主要的角色，並由威利代表保守黨擔任"歐洲的英國"的副主席，"歐洲的英國"是同親歐的工黨下院議員和自由黨人合作建立的"投贊成票"運動的組織，康·奧尼爾和後來的羅伊·詹金斯任其主席。

這個安排具有兩個優點和兩個不利之處。優點是，雖然我在運動的開始與結尾時需要以高姿態公開露面，但我有時間去做其他的事情；其次，黨內最熱衷於歐洲事務的人將能把他們的全部精力投入第一線。兩個不利之處也許是我應該預見得到的，首先這將使特德東山再起的胃口增強，其次是保守黨內外決意擺脫我的勢力將會試圖利用正在開展爭取"贊成"票運動的各黨聯盟，把它作為一場爭取成立"中間派"聯合政府運動的核心。 我還碰到了一個出乎意料的推理上的困難。我從特德那裡繼承下來的立場是徹底反對關於舉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整個思想，理由是這違反憲法而且不是英國人的習慣做法。即使我曾經想要改變這一立場，我也沒有時間這樣做；在我就任領導職務僅僅兩週後，政府就公佈了它的公民投票白皮書。此外，把公民投票攻擊為一種只是圖謀使工黨內閣保持團結的憲法上的畸形怪物，黨就可以獲得取之不盡的政治好處。然而，我感到不安。首先，顯然有個實際問題，即無論保守黨提出什麼樣的抗議，我們橫豎都必須舉行一次公民投票，我們將會很快就不得不認真地對待它——而且要讓人們看到我們是這樣做的——如果我們想要取得恰當的結果的話。其次，而且還只是個模糊的想法，我認為在將來的某個時候，當某個個別問題使得國家而不是政黨發生了分裂、大選並非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合適手段時，也許就需要號召舉行一次公民投票。同樣，如果一個獲得好鬥的工會支持的很左的政府試圖在憲法慣例的掩飾下向基本自由權挑戰的話，保守黨反對派就可能試圖這樣做。

我決定閱讀有關這個問題的所有材料。舉行公民投票的思想在英國政治中具有相當悠久的淵源和歷史。從１９世紀９０年代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在關於愛爾蘭地方自治、上議院的權限、徵收糧食關稅等問題上都被提出過——有時是由保守黨領袖們提出的。 １９４５年丘吉爾曾提出討論就議會任期延長到日本被打敗時一事舉行一次公民投票的可能性。在這些案例中沒有哪一次曾經舉行過事實上的公民投票。但是如果不去嚴肅認真地對待主張舉行公民投票的事情則顯然是錯誤的。我尤其被迪賽的《憲法的法則》第八次修訂版中的下述論斷所吸引："公民投票是人民的否決權；全體國民擁有主權，他們完全可以發布命令稱，沒有國民的直接批准，不得修改憲法。"

我就這些論點諮詢影子內閣的法律事務發言人邁克爾·海弗斯。他的回答當時在我看來是很有權威的。他說回顧一下保守黨曾經支持過的舉行公民投票的案例，我們可以說除了征收糧食關稅的案例——這次是黨力圖避免發生破壞性分裂（如同工黨現在的情況一樣）——所涉及的問題都是完全合乎憲法的。此外，議會都沒有就其中的任何問題作出過決定，我們也都不曾冒單方面破壞條約的風險。他的結論是，過去的先例並沒有為就是否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舉行公民投票一事提供正當的理由。 因此，３月１１日星期二我在議會的公民投票問題辯論中發言時，已透徹地思考了這個問題。這將是我作為反對黨領袖的初次演說。儘管我對我所談論的情況和理由有些保留，然而這是我喜歡作的那類演說。政府在論辯中的主要理性弱點是在關於公民投票是否以及怎樣對議會"具有約束力"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混亂不清。如果它具有約束力，那麼議會的權力，就受到了侵犯，而議會的權力對於議會雙方的反對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它並不具有約束力，那麼它的威力何在？我並沒有在我的演說中排除採取公民投票的辦法，但我極力主張有必要考慮全部的憲法含意。我駁回政府提出的關於繼續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一案很獨特因而需要舉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論點。我說：

"要採用公民投票的手段就要問這樣的問題：公民投票應該適用於哪一類情況呢？推測起來答案將會是：適用於憲法性的變化。但是按照英國傳統很難確定什麼是憲法性的變化，因為我們大都沿用慣例和先例。" 然而，假如具備了合適的憲法基礎——這就是說，確定了可以舉行公民投票的條件，公民投票也許就成為可以接受的了。但是這樣會意味著，像其他許多民主國家那樣，情況要發展到有一份成文的憲法或者至少是某種程度的成文憲法，這對議會權力的影響會是深刻的。但是如果我們關於憲法法則和慣例的意識日益削弱，有一天我們也許會需要考慮這類問題了。 雖然該演說中還有些段落我現在是不會同意的，但這些論斷對於考慮就一些問題比如說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或者單一的歐洲貨幣舉行一次公民投票來說仍然似乎是個很好的出發點。我此時尚不明白我所概括的舉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條件已或多或少地得到滿足。這一點有些人已經領悟。英國法律服從歐洲共同體法律是加入羅馬條約的結果，連續的條約修改和共同體制度的實行也都會加速這一進程，這就確實導致了一種憲法的變化。而且我們由於接受了羅馬條約的內容和一個特別的歐洲法庭，就已經朝成文的憲法"至少走了一部分路程"，當議會通過的法律與之衝突時，該法庭就可以消除這些法律。

下議院以３１２票對２４８票通過了舉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提案。然而，４月９日星期三關於繼續留在歐洲經濟共同體內問題辯論的結果則預示著一種未來的事態：贊成票３９６張，反對票１７０張。從這時起直至６月５日星期四這個規定舉行公民投票的日子，商界的巨大勢力，兩黨的領導人員以及更廣的、可敬的幕後統治集團一起稱頌加入共同體的好處，詳盡闡述對於工作崗位減少的擔憂，警告歐洲內部衝突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並且嘲笑工黨左翼人士和保守黨反動分子的奇特聯合——組成"投反對票的"院外活動集團／投贊成票的"運動組織得很好，經費也十分充足——這與亞歷斯泰爾·麥克阿爾派恩所作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我很快就徵聘他為保守黨司庫。人們談論的這場"大辯論"，實際上是戴維和戈利亞甚之間的一場較量，戈利亞甚最後獲勝。實質性的問題往往不翼而飛。

對我來說最令人厭惡的是工黨領導人的公然的機會主義。英國加入共同體條件的"重新談判"根本就是不嚴肅的。在３月份的都柏林歐洲理事會上，大家同意採取一項特殊的"財政機制"使英國兔於承受過重的財政負擔：這個機制從未啟動，因而也從未帶來一便士的好處。然而政府分發給各家各戶的小冊子拋棄了工黨、尤其是外交大臣吉姆·卡拉漢在大選中使用過的所有懷疑歐洲的詞藻。小冊子包含著諸如下列的勸慰言詞： 作為這些談判的結果）共同市場的農業政策（通稱共同農業政策）現在更加靈活，對英國的家庭主婦和農民雙方都有利…… 在以前的條件下，英國對共同市場預算的繳款強加給我們的負擔過重。新的條件確保英國將繳納較為合理的份額……

過去共同市場朝經濟與貨幣聯盟方向的變遷對英國的就業是個威脅…… 這個威脅現己消除…… 說什麼加入共同體可能迫使英國吃歐洲麵包或者喝歐洲啤酒是荒謬的…… ……採取重要決定的是部長會議，而不是共同市場的官員。 我及時地在聖歐明旅館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發動了保守黨贊成共同市場的運動。招待會由特德·希恩主持，我甚至把自己描繪成為"在師傅面前講演的學生"。我在我的選區和其他地方發表了講話。我在投票前夕向《每日電訊報》投了一篇文稿。我認為我為運動貢獻了我的一份力量。但是其他人並不這麼看。報紙上出現了批評意見——例如《太陽報》評論說： 尋人啟事：一位保守黨領袖。名叫瑪格麗特·撒切爾，１１天前神秘地從共同市場公民投票運動中消失。自那時以來未再被人看見過。懇請找到她者叫醒她並提醒她說，她作為反對黨領袖失職了，使得國人失望。

這樣的批評無疑是由以我為犧牲品而自己另有企圖的某些人提供給報界的。但是亞歷斯泰爾·麥克阿爾派恩這位很快從支持者變成朋友的人十分關心地告訴威利·懷特洛說，我應該更積極些。不幸的是，作為運動的一部分，在我預定在中央總部舉行記者招待會的那一天，愛德華·杜坎這位１９２２年委員會主席發出了在公民投票中投"反對"票的號召。我在就要面對報界之前不久才得知此事。我處在進退維谷的境地。不得不轉變方向迂迴而行，而不是直接朝著布魯塞爾前進。 公民投票的結果本身並不令人驚訝，６７％投"贊成"票，３３％投"反對"票。較難預料的是對整個政治局面的影響。投票結果是對工黨左翼的一個打擊；整個運動都受到哈羅德·威爾遜的狡猾策略手法的操縱，這時他則把托尼·本從工業大臣調任為能源大臣，他擔任前一職務已成了一個政治負擔，而擔任後一個職務造成危害的範圍受到了更多限制。對保守黨人來說，博得大部分讚揚的自然是特德及其朋友們。我自己在議會中稱讚了他。他沒有作出反應。他是後來作出反應的。

報紙上很快就充滿了關於特德早些時候和我在威爾頓街會晤的報導，但報導的方式暗示我並未認真提議他參加影子內閣。這些報導還暗示他現在想要利用他通過公民投票運動所獲得的地位東山再起，可能以我的犧牲為代價。特德的雄心是他自己的事情。但至少關於威爾頓街會晤的真相應該讓人們知道。因而，我把有關情況告訴了《泰晤士報》的喬治·赫金森——他並非是我的支持者，但是一位品德高尚的新聞工作者——報導及時地發表了。 毫無疑問，特德的希望受到了另外兩件事情的鼓勵。首先，我不可能不意識到各種各樣消息靈通的評論家都在預言我擔任領導職務的任期不會持久；具體說，到聖誕節時我就會離去。其次，希思政府早先在財政上的不負責行為和威爾遜政府現行的反企業政策合在一起使英國陷人日益加深的經濟危機，這也許可以想像會導致聯合政府的出現，而特德的前程則可乘勢一展宏圖。而且比例代表制的採用也許會使聯合政府執政並長期存在下去、像我這樣的人則會退出。

實際上，發生任何這種情況的機會都比評論家們想像的要小。這不只是我並無放棄領導權的打算，甚至保守黨的後座議員們也沒有準備容忍特德的返口。而且也完全不可能企望像哈羅德·威爾遜這樣精明、自信的政治家會拱手禮讓，放手讓他所鄙視的妄自尊大的人物去清理英國的問題。如果他想退讓，那要按照他的條件並在他選擇的時間去做：當然這是後來所發生的情況。當時沒有被普遍領悟的另外一個方面是，儘管有人批評我，說我沒有用足夠的氣力來鼓吹歐洲，但我在這場運動中成了一個使黨統一的人物。反對共同市場的保守黨議員們對我並不感到怨恨。大多數後座議員對於歐洲的感覺也同我的感覺非常相似，把它看作一個框架，英國能夠在其中得到繁榮，而不是充當十字軍。關於英國是否應該是歐洲共同體成員的爭端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已經獲得解決。現在的真正問題是什麼樣的共同體？在這個問題上保守黨內部不同的意見將重新組合。 我在歐洲問題公民投票運動期間到國外進行的兩次短期訪問給我提供了思考的材料。我於４月底訪問了盧森堡並參加了歐洲大會，後者要求被稱為"議會"。一場關於一些瑣細問題毫無生氣的辯論正在進行中，在這之後我向熱切的通訊社團所能說的最好的話是，該機構顯然"很有價值"，它的成員也工作得"十分努力"。這個時候的大會成員仍然是由成員國指定的那些議員組成的。我們大家也許早就應該更仔細地權衡結束這一制度而贊同直接選舉是否正確的問題了。至少在舊制度下，在各國議會議員和歐洲大會成員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實際上他們是同一些人。歐洲大會的作用有限，對它來說專職的歐洲議會議員是不必要的。當後者出現時他們就會要求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為了證明他們的薪金、大方的開銷和生活方式是合理的，而這將引起無數的問題。然而，我從訪問盧森堡得出的主要結論是，在這樣一個歐洲大會中人們並不講同一種語言，也沒有相同的傳統，這說明試圖創建人為的全歐洲機構的想法是有缺陷的。歐洲大會中的保守黨領導人彼得·柯克在盧森堡為我組織過一次招待會，他盡其所能引進一些英國的議會觀念並強制實行一些財政紀律。但是要創建一個真正的歐洲議會還得做比這更多的事情。 次月，我作為戴高樂黨——當時稱共和國民主人士聯盟，後來稱保衛共和聯盟——的客人被邀請去巴黎。就是在這次訪問中我第一次會見了雅克·希拉克總理，我和他在馬提翁宮（他的辦公處和官邪）共進午餐，還首次在愛麗舍宮會見了總統瓦列裡·吉斯卡爾·德斯坦。儘管這兩個人的性格遇然不同——總理具有魅力，充滿活力，與總統的冷恬與嚴謹截然不同——但是馬提翁宮和愛麗舍宮都同樣表明了法國的歷史輝煌和民族自豪。法國的特色和利益在共同體或任何其他講壇上總是要首先得到體現。有的人也許對於這一點感到憤憤不平，但是我卻奇特地感到這一點讓人心裡踏實：你知道自己的立足點。 從這時起有３個不同的但有聯繫的事態發展引起了我對歐洲的注意。首先，是關於歐洲一體化的速度與程度：尤其是，我們不得不考慮對於有關歐洲大會的直接選舉的安排以及我們對待歐洲貨幣體系的政策。其次，人們認為，我也有同感，歐洲的中間偏右政黨應該更加密切合作，以針對社會黨國際提出對策。第三，需要確定西歐在東西方關係中應起的作用，尤其要考慮赫爾辛基進程，此事在後面評述最為合適。 ７月初比利時首相里奧·廷德曼斯來到英國。他應１９７４年夏巴黎首腦會議各國政府首腦的要求草擬關於"歐洲聯盟"的報告。我同雷吉·英德林和其他人在下院的一個房間裡會見了他。我已成立了一個在雷吉指導下的委員會來考慮這類事情，委員會的成員有前外交官安東尼·羅伊爾爵士和其他人。我對廷德曼斯強調說，如果共同體自然發展而不是按照某種預先規定的結構發展那將會是最好的事情。我打算以此作為一種警告，即雖然我設想當保守黨政府執政時英國將會對共同體採取比工黨執政時更加積極的態度，但是我們的伙伴們不應想像我們渴望著來自中心的強加於人的宏偉計劃。 在保守黨內部，關於歐洲的辯論越來越集中在直接選舉問題上。我定期收到黨內意見的報告。尼爾·馬頓領導的一批議員進行有力的爭論，根本反對進行直接選舉。人數更多的一批議員勉強承認，直接選舉的通行證已經賣出，真正的問題是在什麼時候和按照什麼選舉制度來進行選舉。第三批人渴望創建一個真正的歐洲議會來牽制部長會議和委員會的行動。幸運的是，政府方面的分歧至少與我們方面的分歧一樣大，因而我們能夠團結一致指責他們沒有將有關的必不可少的立法及時提交給下院。同樣令人滿意的是，政府關於採取比例代表制的提案，這是一種維持自由黨一工黨聯盟的姿態，於１９７７年１２月徹底失敗了。因而，第一次有關的直接選舉是在我擔任首相時於１９７９年舉行的，而且是按照獲多數票者當選的選舉制度進行的。 關於政治一體化的壓力必然有其經濟上的對應物。關於歐洲經濟與貨幣同盟的第一批宏偉計劃體現在１９７２年建立的所謂的"蛇形浮動匯率制"中。英國在特德執政時期參加了這一機制，表現了他對歐洲所承擔的嚴格義務的認真態度；但在６週之內他不得不退出。然而，經濟計劃制定者們反而受到失敗的激勵，１９７８年底歐洲貨幣體系獲得贊同，共同體內的９種貨幣中有８種參加了，只有英國呆在外面。女王陛下的反對黨在我的領導下如果不去利用這一點來證明由於工黨治理經濟的失誤使英國貨幣過於疲軟以致無法參加，那將會是不通人情的。這是一種足夠公正的策略性立場，但難於判斷的是一個保守黨政府應如何行事。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底杰弗裡·豪送給我一個便條，概要敘述了主張與反對參加浮動匯率的情況與理由。他認為如果我們現在正在當政並致力於製定正確的財政與經濟政策，我們可能能夠參加進去。杰弗裡還認為，我們需要保持黨的對歐親善態度，擔心其他選擇將意味著"將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方向及其政策交給法-德領導人員"。奈傑爾·勞森，一位資歷較淺的財政發言人，在１０月底也送給我一份透徹的分析。他認為歐洲貨幣體系在法國人和德國人的心目中具有政治目的，即歐洲統一進程中的下一個階段。他敏銳地指出，"那些以支持英國加入歐洲貨幣體係作為他們效忠歐洲經濟共同體事業的一部分的人應該停下來想一想，遵守紀律（歐共體的唯一優點）是否實際上有可能證明並非如此不得人心，以致使得對繼續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支持成為政治自殺"。奈傑爾很不情願地得出結論，不管怎樣我們都應參加：但他的"最佳希望"是該體系在此後不久就會崩潰，不是由於英國貨幣的疲軟，而是因為對其他貨幣的壓力。我們到那時就可以就歐洲經濟的匯合提出某種更加明智的框架建議。這兩篇分析的質量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對這個問題的想法還在演變中，但我此刻決定我們應該對歐洲貨幣體系繼續採取一般的積極態度，同時避免作出任何具體承諾。 第二個重大的歐洲主題——中間偏右政黨的更密切合作——最終導致於１９７８年建立了歐洲民主聯盟。這個組織的作用有限，但成立該組織的政治意圖具有更重大的意義，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中期是民主的與非民主的左派在許多方面和領域中取得進展的時期。在歐洲的地中海地區一些共產黨似乎即將進入政府。人們感到歷史與蘇聯的軍事力量正在按照它的方向推動世界，左派因此受到鼓舞。只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決策和重新註入活力的美國領導人才能與之搏鬥並扭轉這一狀況。與此同時，歐洲右派不得不在政治戰線上進行一場惡戰。 任何地方的戰鬥都不如在葡萄牙那麼兇猛。在我成為保守黨領袖的幾週內，我與屬於佔統治地位的聯盟中右翼的唯一政黨社會民主中心的領導人迪奧戈·弗雷塔斯，多阿馬拉爾教授有過一次長談。他是一位文雅的知識分子，顯然是出於最高尚的動機而參與政治。在我見到他時，他也陷入了極度的絕望之中。自從１９７４年４月推翻卡埃塔諾博士的專政以來，共產黨人和軍隊中的其他激進左派人士，與葡萄牙共產黨一起，已經千方百計地成功地取得了幾乎全部政權。 鄰國西班牙是比較幸運的，它在佛朗哥將軍於１９７５年１１月去世後，基本上順利地實現了獨裁體制的轉變。在那裡，人們無疑看到了葡萄牙人對於過於顯眼的企圖奪取政權做法所進行的抵抗，西班牙共產黨從它１９７７年獲得合法地位的日子起就寧願採取"歐洲共產主義"偽裝的辦法來同它的意大利和法國的對應夥伴們進行競賽。我始終認為歐洲共產主義是一種策略性手法，人們應該用早先的類似事物如２０世紀３０年代的人民陣線來理解它。它確實表明了對開明的公眾輿論的力量的認識，並且預示著共產主義的內部自信心的即將崩潰。但它並不表明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任何基本目標。關於這一點的唯一"證據"可以在對歐洲共產主義各國領導人員的真正態度和意圖的評價中找到。 由於幾個方面的原因我懷有訪問西德的宿願。當然，當全球的自由范圍正在不斷縮小的時候，它恰好地處歐洲自由的邊疆。西方的防務戰略在很重要的程度上取決於西德政治領袖的政策和西德人民的決心。康拉德·阿登納及其繼承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幾位總理堅定地抵製過蘇聯及其東德衛星國的奉承和威脅。但是維利·勃蘭特的新東方政策的隱蔽議事日程是按照東方的條件實現德國統一，這動搖了人們的許多設想。它無意中產生了一種效果。即促進了西德的（包括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內部）中立主義態度和對東歐各國政府的合法性的認可。人們對新東方政策和社會民主黨的穩妥可靠性懷有疑慮，久不消逝，儘管維利·勃蘭特的繼承人赫爾穆特·施密特很堅定，他很快就著手以他主張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歐洲駐紮美國中程核導彈部隊的要求來加強大西洋兩岸的聯繫。赫爾穆特·施密特隨之對吉米·卡特領導下美國對外政策的迂迴曲折做法抱著越來越不信任的態度。 我渴望進行這一旅行的另一個原因是基督教民主聯盟本身的重要性，該黨對保守黨人來說，是另一個最大的中間偏右的歐洲政黨。關於成立一個聯合組織——後來成為歐洲民主聯盟——的思想最初來自奧地利（基督教民主主義）人民黨領袖阿洛易斯·莫克。但是德國人和我們自己必然是該聯合組織中的兩個關鍵組成部分。雖然我後來發現在德國基督教民主黨和英國保守黨兩者的傳統之間有著重大的差異，但是這些差異遠非像在意大利或比利時這些國家的基督教民主黨人和我們自己之間的差異那麼大。路德維希·艾哈德在德國倡導的社會市場方針在更大程度上信奉自由企業的方向，而其他基督教民主黨派，大都奉行一種自我懺悔式、往往有點缺乏方向的經濟學。 我作為保守黨領袖第一次去西德訪問是從１９７５年６月２６日星期四至６月２８周星期六。然而，第一個星期四晚上在英國駐波恩大使的官邸內我的頭腦卻集中在國內所發生的事情上，在那里西伍爾維奇補缺選舉的選票計數工作正在進行中。與我的前任不同，我決意在補缺選舉中親自參與竟選活動，這是有點冒風險的，但是當事情進行順利時，如同這一次的情況那樣，這是有好處的，因為我們以７．６％的多數獲勝贏得了席位。由於如通常那樣黨缺少現金，我沒有帶新聞官員陪同前往，戈登·里斯在知道這一情況後曾向我建議，如像預料那樣取得成功我應說些什麼和做些什麼。我們同意我講話的大意是"這是走上結束社會主義道路的一步"，然後我會做個丘吉爾式的勝利手勢一既然我是在德國，這就更合適了。戈登並沒有考慮到要教我如何做這個手勢。所以，第二天當我被要求就此選舉結果發表評論時，我笑笑並舉起了兩個手指，不幸的是手指的方向反了，興高采烈的攝影師們把它當作一種輕鬆愉快的表示，一定是對工黨的粗俗的蔑視而不是對我們自身成功的滿意。 那天晚些時候我第一次會見了赫爾穆特，施密特總理這位社會主義者。我們討論結束時我得出的結論是，他比我的影子內閣中某些成員的社會主義思想要少得多。這兩點印象並未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消失。然而，我們對工會問題的看法確實並不一致。赫爾穆特·施密特根據德國的經驗，無法理解我們在英國為何不直接把全部工會領袖召到會議桌前明智地解決問題。我指出由於戰後英國占領當局對德國工會結構所進行的改造，減少了它們的數量並使它們建在產業基礎上而不是行業基礎上，他的想法在波恩具有實際的可能性。在倫敦召開這樣的會將需要一個小型體育館。 （就我所知，上屬改造應歸功於保羅·錢伯斯，他是同盟國占領時期管理德國西部的管制委員會的英國成員：我從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以來就認識他。）我很想補充說，多數的英國工會領袖和他們的德國同行不一樣，他們對社會主義政治的興趣至少與對敏感的工資的討價還價一樣大。但是我決定這一點可以國待另一場合去談。 東道主基督教民主聯盟為我安排的午餐時間較晚。 ３位德國名人出席了午餐，他們是基督教民主聯盟領袖和下一年聯邦選舉的總理候選人赫爾穆特·科爾，基督教民主聯盟總書記庫特·卞登考夫和——所有的人當中最著名的——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的偉大的德國財政部長路德維希·麥哈德。我在這一天的早些時候曾經和赫爾穆特·科爾有過一些討論。我的第一個印像是，他和藹可親並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具有本能的健全頭腦。但是我們彼此不會講對方的語言，因而我們的討論多少有點停頓。然而，關於下一個１０年，我們在主導歐洲政治的東西方關係問題上大體上所見略同。卞登考夫教授是一個具有博大開放性格的人物，過分口若懸河，極度聰明而且精力特別旺盛。他滔滔不絕地談他的思想與見解，我很難插話。像我一樣，他具有明白無誤的決心，要在他的黨重新掌權時，為政府制訂一份嚴謹的經過慎重思考的綱領。路德維希·艾哈德此時已不再參加任何現實的政治活動，但是顯然他聽說過我的政見（和經濟學觀點）與眾不同（這就是說與他本人的相似），足以使這次討論具有吸引力。我很高興地發現，這位前總理、德國繁榮的設計師，很有風度，十分精明。他問了我許多關於我的經濟方針的尖銳問題，最後他似乎感到滿意了。我覺得我在一次重要的導師輔導課中的表現良好Ｊ這３個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代表著德國基督教民主主義的巨大實力，因而我離開時覺得我們這兩個黨都處在反對黨地位但又都準備要掌權，有著很多共同之處。 第二年我進行下一次訪問時是去參加基督教民主聯盟的代表大會，關於這一點我早已敘述過，這次接待部分地證實了我的上述看法。但是我永遠無法完全適應我在那裡親眼目睹的西德政治活動風格。接連不斷的講話者靠近話筒，離它一、二英寸遠，對著它大聲吼叫，發表長篇大論的講話。博得掌聲的技巧看來是大音量的大喊大叫，以致所講的話都消失在使用過度的話筒所發出的劈劈啪啪的響聲中了。不論是保守黨年會還是保守黨中央總部的設備，都可能經受不住。 同時，在歐洲的保守主義政黨和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之間繼續進行著關於成立歐洲民主聯盟的討論。我力圖說服對此不太熱心的政黨，它們的國家具有聯合政府的傳統，政治原則模糊不清，因此擔心被看成右派。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我出訪海牙去同荷蘭政治家們進行會談——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對個人來說具有較長期重要意義的時機，因為在這次出訪中我第一次會見了魯德·盧伯斯，他是當時的經濟部長，後來成為首相，我同他在後來的歲月中建立起一種相互有益的友誼關係。在那裡我還向英國貿易商會發表講話說： 我急切地希望……共同體內思想相同的政黨之間有更加密切的合作，我當然知道歷史在我們的道路上設置了障礙……不過，我確信在我們檢查我們的政策時我們會發現我們之間的共同點比我們在開始時所料想的大得多。 １９７７年６月我去羅馬作了一次短暫訪問。在這次訪問中也進行了一些有價值的接觸與討論，特別是和基督教民主主義者赫赫有名的長者阿明托雷·范范尼教授、還有意大利最聰明有效的財政部長之一菲利波·潘多爾菲的接觸與討論。我的訪問以與羅馬教皇保羅六世的一次私人會見結束，這是我的第一次梵蒂岡經歷。這些會見始終是嚴格和私下會見。我同教皇六世以及後來同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討論了北愛爾蘭問題；約翰·保羅二世當選教皇在我看來始終是個天意，另外，我同他還討論了共產主義的非宗教性質以及它向基督教政治家提出的挑戰問題。 在這次訪問的公開講話中我要求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黨人參加到新生的歐洲民主聯盟中來：我承認"保守"一詞在意大利具有不同的輕蔑涵義，但我敦促我的東道主們考慮我們的政策相似這一現實。我親自對阿爾多·莫羅這位當時的基督教民主黨領袖談了這一論點。他是個處世超然的學者式的人物，在他的黨內屬於左派，我覺得他對我的講話並不怎麼贊同。哎呀，可悲的是，沒有機會再討論這一問題了，因為不到一年時間莫羅先生就遭到綁架並被謀殺了。 回想起來，我現在能夠領會，意大利人認為他們與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很不相同，他們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天主教的社會學說在不存在強大的世俗的中間偏右政治傳統的社會裡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框架，這種框架也適用於新教徒。問題是，作為一種生活觀點，無論這一學說有多少優點，它本身並不足以為２０世紀後期所需要的切實可行的政策提供思想基礎。就經濟政策而言這一點尤其如此。從地地道道的自由企業到"總體主義"的任何思想都能用基督教民主主義的語言來喬裝打扮。有些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如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採用自由市場詞藻（如果說並非一貫採取自由市場政策的話）來彌補這些不足，他們至少已經在這方面走了部分路程。其他政黨，如意大利基督教民主黨人，則已全部走完了這一路程。基督教民主主義已經表明，它無法說明冷戰後世界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民族國家和超國家機構之間的長期關係。我得出的結論是，不管個別的基督教民主黨人可能會博得我們多少尊敬並值得我們支持，保守黨人從他們那裡幾乎學不到什麼東西。 總之，來自奧地利、丹麥、芬蘭、德國、冰島、挪威、葡萄牙、瑞典和英國的基督教民主政黨和保守主義政黨還是一致同意成立歐洲民主聯盟。我出席了１９－－７８年４月在薩爾茨堡的成立大會。出席大會的其他政黨領袖有赫爾穆特·科爾和弗朗茲·約瑟夫·斯特勞斯——巴伐利亞州基督教社會聯盟領袖，他在赫爾。科爾於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選舉中以微弱少數失敗後，成為德國右翼的總理候選人。他們兩人之間的懸殊差別使我很感興趣。兩個人都身體魁偉，很有德國人特色。但斯特勞斯先生是個生性活潑的知識分子，十分機智，是個有造詣的雄辯家。他缺乏赫爾穆特·科爾的謹慎，在與赫爾穆特·施密特競爭時，他的感情衝動和並不完全名副其實的極端主義名聲後來使他失敗了。這是在克萊斯漢姆城堡的一個光輝燦爛的時刻，歐洲民主聯盟是奧地利人的創見，他們是極好的東道主。對我來說這也是在重要時刻的一個有用的講壇。 我已經提到過，第三個緊迫的歐洲問題是共同體各國在東西方關係中的作用。雖然這個問題從我成為黨的領袖後不久就使我全神貫注、但我只在一個場合直接談到過它，——在由休·托馬斯幫助起草、於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３日星期五在布魯塞爾向天主教大會發表的一次講演中。主題是"外交政策的原則"，論述的範圍很廣，包括需要在全世界推進民主以減少戰爭的危險。但是講話中引起最大注意的那部分是關於歐洲共同體的政治作用問題。我並不把歐洲經濟共同體僅僅看作是一個經濟實體：它具有更廣泛的戰略目的。作為毗鄰蘇聯控制的東歐的一個民主、穩定和繁榮的地區，它既是一個顯示西方生活方式的窗口，又是一塊把各國政治家和人民從共產主義拉開的磁鐵。此外，西歐國家在處理它們同蘇聯及其衛星國的關係時，其指導思想不應僅從經濟的角度出發，而是要充分考慮到技術轉讓和廉價貸款對俄國戰爭機器的潤滑作用。 我們必須從總體上來看我們同蘇聯的關係。西方提供的信用貸款、穀物和技術；關於安全與裁軍的各個不同方面的談判；蘇聯和衛星國在非洲、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活動，全都是同一景物的不同表現特徵。除非我們像蘇聯那樣學會從總體上來看待這一景物，否則我們將不斷失算。 為了了解我們是如何得出這樣一種看法的，有必要更加全面地考慮東西方的均勢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