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第六節自由黨與工黨結盟

在描述這場危機的結果之前，有必要從頭追述一下關於"權力下放"之爭的一些背景，這場爭論此後還將以更猛烈的勢頭再次出現。這場爭端——至少到１９－－７９年３月的最終結局前——已經給工黨和保守黨帶來了幾乎同樣多的麻煩。 由於蘇格蘭民族黨曾經一度獲得很多支持——事後表明這種情況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在１９６８年５月的蘇格蘭黨大會上，特德曾承諾說將在蘇格蘭下放權力。特德的"瑯思宣言"令眾多保守黨人大吃一驚，甚至包括那些在蘇格蘭的保守黨人。我從不欣賞這項政策，而且整個英國保守黨一般對此也不熱情。但特德堅持這麼做。他設立了一個以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為首的委員會負責起草詳細的計劃。亞歷克的建議於１９７０年普選前在蘇格蘭黨會議上通過，並寫進了宣言中（對威爾士沒有權力下放的承諾）。然而在１９７０-７４年我們黨執政期間對"權力下放"的承諾卻不怎麼提了。儘管基爾布蘭頓皇家憲法委員會提出了一項詳盡的權力下放方案並於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提出報告，我黨二月宣言只承諾研究一下這份報告，而工黨則承諾他們將就此事立法。

大選後，特德堅信我黨應該向蘇格蘭下放更多權力以此贏回對我們的支持，並任命艾歷克·布坎南一史密斯為影子內閣蘇格蘭事務大臣來負責此事。在５月份的蘇格蘭黨會上，特德重申了我們"權力下放"的政策，允諾由北海油田款項資助一個蘇格蘭發展基金，這比霍姆在資金方面的建議內容還過份）在這項政策基礎上，我們致力於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後舉行的選舉——儘管我們提出了眾多權力下放的措施，我們在蘇格蘭的支持卻進一步減少了。事實上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大選中排在第三位。 對於我們黨採取的這種新政策的憂慮從來就不少。尤其有一小群蘇格蘭保守黨議員，包括我的老朋友貝蒂·哈維一安德森，他們從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後開始大聲發表他們的看法。他們認為建立蘇格蘭議會的建議將威脅而不是鞏固聯合王國的團結。他們不認為有必要與工黨採取同樣的戰略，更不要說提出更甚於工黨的提議。而蘇格蘭黨本身意見也是極不統一，代表基層意見的"權力下放"反對者和左傾蘇格蘭黨領袖象艾歷史·布坎甫-史密斯，馬爾科姆·里費金和喬治·楊格等人意見相左。

這就是我剛坐上黨魁的交椅時留給我的攤子。特德把我黨尬尷地掛在了這個極其令人痛苦的大鉤上，留給我一個棘手的任務：把它解下來，作為一個本能的保守統一黨人，我不喜歡"權力下放"的承諾。但我意識到對這項計劃已進行了巨大投資，我已無法立刻改變政策方向。如果我這麼做了，就會有很多人辭職，這是我無法承受的，暫時我只得接受現狀。 我讓威利·懷特洛領導一個關於權力下放的政策小組。在影子內閣內，我們及時討論了威利提出的關於建立一個直接選舉的議會的提議，井同意他們實行比例代表制，但我們沒有承諾採取這一制度不少主張權力下放的保守黨人想要實行比例代表制，他們害怕在簡單多數選舉制度下蘇格蘭民族黨將會在蘇格蘭取得勝利，他們似乎並不厭惡將來在南部或北部實行政治聯盟制度，對此，我並不為之所動。

１９７５年５月，在丹迪召開的蘇格蘭黨大會上，我盡可能簡短地重複了對其建立直接選舉產生議會的承諾。與參加會議的人進行談話使我更清楚地了解到，有一些蘇格蘭保守黨人在這個問題上和他們的領袖們意見極不一致。我更加不安了——其他人也是如此。在夏季，英格蘭保守黨議員們開始對蘇格蘭權力下放表示疑問，部分原因是由於它對聯合王國的團結有不利影響，此外，他們的疑問也有其深厚的策略上的基礎：如果蘇格蘭有自己的議會又同時留有現在的（眾多的）議席份額的話，它將在威斯敏斯特議會中擁有過多的代表。另外，工黨內部對這個問題也因有異議而相持不下，顯然"權力下放"在策略上已不再是一個有利於使政府為難的課題。我和後座議員們開了一系列會議。他們和我有同樣的顧慮。這更加劇了我的憂慮。到１９７５年底，後座議員們持強烈反對"權力下放"的立場。此時，亞歷克·布坎南-史密斯和馬爾科姆·里弗坎德更加脫離實際，竟想出了設立獨立的蘇格蘭行政機構這一主意。這進一步超出了霍姆的提議，把我們帶到了工黨的策略範圍中去。

政府提議在蘇格蘭和威爾士直接選舉議會的白皮書於１１月出台。但影子內閣對此應如何反應，意見極不相同。在準備１９７６年１月進行的關於白皮書的辯論時，艾歷克·布坎南一史密斯和伊恩、吉爾摩要求在我們的修正案文字中提及保守黨對蘇格蘭議會的承諾，而反對"權力下放"的人則爭論說，如果我們不再重述這個承諾，工黨內反對"權力下放"的人的棄權可能會使我們勝利。我暫時聽從了艾歷克·布坎甫-史密斯的意見。 爭論在１９７６年繼續進行。朱利安·艾默里和莫里斯·麥克米倫顯示出他們是保守黨陣營反對"權力下放"的有力領袖。威利設計出一項希望全黨能團結在其周圍的方案，５月份在瑯思召開的蘇格蘭黨會議上我使用了該方案。我們重申對直接選舉蘇格蘭議會的支持但又表明我們反對任何以政府提出的白皮書為基礎的計劃。為了加重語氣，我補充道："我不能支持這樣一個蘇格蘭議會，我們誰也不能支持成立這樣一個議會——如果我們認為它可能使聯合王國陷入危險境地的話。"在珀思的這場演說聽眾反響良好，但它顯然解決不了黨內糾紛。

我開始堅定我們的反對派立場，在１１月份，當該法案公佈時，我與二位憲法律師——伯明翰的揚德里教授——共進晚餐，討論其中的細節。我也見了憲法學者內維爾·約翰遜多次。我聽得越多，越仔細地閱讀這項法案，就越覺得它對聯合王國是危險的。它帶來的是官僚主義和無休止的爭吵，而指望它能撫慰那些想要獨立的蘇格蘭人則越來越不可能了。再者，１９７６年１１月我黨私下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結果證實了我對"權力下放"問題對選舉結果可能產生的影響的懷疑。蘇格蘭人的意見四分五裂：政府的"權力下放"計劃只獲得了２２％的支持——比我們黨的主張所獲支持（２６％）少，甚至比"不進行任何變革"（２３％）都少。只有１４％的人讚成獨立。一項深遠的憲法變革需要比這多得多的公眾支持。

在１９７６年１１-１２月問，該法案即將在議會進行二讀（辯論是否採納該法案）。影子內閣為此進行了４次辯論，討論是否要發出一個要求保守黨議員出席議會辯論的緊急通知來投票反對這項法案。我們的態度再也不能不明朗了。不僅我們後座議員中的絕大多數，影子內閣的部長們也大都不贊成"權力下放"，至少不贊成任何與"白皮書"觀點類似的做法。但在"權力下放"的支持者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信條：他們認為這是唯一阻止蘇格蘭獨立的辦法，甚至一些極不喜歡"權力下放"措施的人也行事謹慎，惟恐給人以反蘇格蘭或超越了蘇格蘭保守黨領袖的印象。但直到最後，在一場１２月２日星期四凌晨結束的馬拉松式長會上，我們決定——有很注目的少數人持異議，包括艾歷克·布坎南-史密斯一發出要求保守黨議員出席議會辯論的緊急通知來投票反對這項議案。

我根本就不幻想我們這麼做會沒有人辭職抗議。我想把辭職數量降到最少，但同時也不削弱對"權力下放"的攻擊力度。影子內閣會議後那天上午，馬爾科姆·里弗坎德、喬治·揚格、約翰·科里、赫克托·芒羅、哈米斯·格雷和拉塞爾·費爾格里夫（蘇格蘭黨主席）來見我，說應該給艾歷克·布坎南-史密斯特許，讓其在投票中棄權，否則他們６人就都從前座議員位置上辭職。對此我不同意。讓我生氣的是第二天早晨的《金融時報》登出了這次談話內容。代表黨內左翼的""保守黨改革小組"——當它成立的時候，我曾以假設的無知口吻寫信給它的發起人之一羅伯特·卡爾，間他們到底想"改革"什麼——他們把我們描述成"下定決心在蘇格蘭選舉中自殺"。後座議員們的態度則不同。當那天晚上在１９２２年委員會宣布發出緊急通知的決定時，人們大聲歡呼。當然，當特德·希思４天后在格拉斯哥突然宣布說他自己不會投票反對這項法案時，我也並不感到吃驚。艾歷克·布坎南-史密斯適時地辭去了他的影子內閣蘇格蘭事務大臣一職，同時辭職的還有馬爾科姆·里夫坎德。４名其他前座議員也想離開，但我拒絕了他們的辭呈，甚至允許他們當中的一個人在辯論中與我們唱反調並且投了政府一票。沒有任何政黨領袖能比我更寬容。為填補艾歷克·布坎甫一史密斯留下的空缺，我把特迪·泰勒從貿易部調來做影子內閣的蘇格蘭事務大臣，他的強烈的愛國之情和穩健早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你知道這場辯論，甚至很可能是這次投票，將暴露出自己一方的分歧時，而且你還不得不作為前座議員發言，這真是令人氣餒的事。但我在１２月１３日星期一這項法案進行二讀時作的演說卻正是我喜歡的那種舌戰。關於我們自己的提議我說得很少，只簡單提及我們曾承諾在蘇格蘭設議會，我強調了很多這項立法本身的矛盾及前後不一致之處。辯論結束。 ２７名保守黨議員包括特德·希思和彼得·沃克投了棄權票。 ５人投了贊成政府主張的票，其中包括艾歷克·布坎甫-史密斯，馬爾科姆·里夫坎德和哈米甚·格雷。但是工黨內部意見也不一致：２９名工黨議員棄權，１０名和我們一起投了反對票。在二讀時出現的４５票贊成的多數掩蓋了這個問題給工黨和我們帶來的同樣的不愉快。而這個問題還沒有結束。在辯論中首相暗示說政府將可能在蘇格蘭和威爾士進行全民公決——這項承諾後來成為解決"權力下放"問題的關鍵。

弗朗西斯·皮姆這時已從威利處接過了前座議員"權力下放"問題發言人一職。但他和特迪·泰勒關於如何對待這項法案卻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弗朗西斯想使之可行，而特迪則想使之夭折，最後這項法案還是夭折了，１９７７年２月該法案截止審議時政府被２９票的多數反對票打敗（有２２名工黨議員和我們投票一致）。突然間政府發現它失去了全民性的支持，而在"權力下放"問題還遠遠沒有引起重視時，政府總是能贏得有效的多數。儘管這一年過些時候工黨還將提出新的關於"權力下放"的法案。但他們眼前的形勢嚴峻，這使我們倍受鼓舞。 具體來說要發生什麼事情還遠不明朗。 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７日星期四，政府拒絕迎戰我們的動議，在一場有關公共開支的辯論後宣布休會，因為他們害怕左翼工黨議員倒戈。我馬上稱這種幾乎聞所未聞的對正常議事規則的破壞為"不光彩的失敗"。我們不得不提出一項對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獲得成功將會進行普選。儘管我天生謹慎，我仍認為這是會發生的。那個週六在我在託基向中央理事會作的報告中提醒全黨注意一場大選正在來臨。

連日來各黨派和他們的督導員們都使出了渾身解數。我卻不願被牽制在其中。自由黨黨魁戴維·斯蒂爾已經表示，如果條件對他們合適，他們可能準備讓工黨繼續執政。為在比例代表制基礎上直接選舉議員進入歐洲議會立法，"工業民主"和稅收改革等的話題已經成為公眾的話題。但沒人相信自由黨人在是否支持工黨的決定這個問題上會被一些細枝未節所左右。對自由黨人來說他們有兩個大問題必須回答：把一個不受支持的政府留在台上，他們會受到指責嗎？或者他們將會由於使政府的政策變得溫和些而受稱讚嗎？我自己並不相信他們會和政府達成什麼契約——這肯定不可能，除非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那時內閣中會有幾位自由黨人擔任部長，但簡直不能想像工黨的左翼會容忍這種做法。 事實上，我對政治均勢的計算總體上是正確的，但我忽視了虛榮心這個重要因素。儘管工黨一自由黨同盟對自由黨危害不小，而對吉姆。卡拉漢有無窮的好處，但它確實給自由黨發言人以令人激動的幻覺——認為他們自己舉足輕重。 在對"反對黨提出的不信任案"投票後，有人攻擊我說我沒有準備與自由黨進行某種交易。我事先沒有這種念頭，事後也不後悔。 １９７４年２月大選失敗後保守黨就曾試圖把自由黨拉過來組成少數派政府，這種不夠光明磊落的做法完全表明了其危險性。更何況，即使在現在情況下，不需要費神去對付自由黨的這些不負責任的怪人，我的負擔已經夠重了，為了使英國撥亂反正，我得設法使保守黨左翼和現在影子內閣中的部分成員相信我們將來的政府應該採取的措施。 當然，既然我們已經反對了"權力下放"，那麼要贏得民族主義黨派的支持就更不可能了。具有保守主義思想的北愛爾蘭統一黨人應該支持我們。在艾雷·尼夫和我身上他們應該明白他們找到了聯合王國的強有力支持者。他們在威斯敏斯特增加議席以彌補他們省代表不足的要求很可能是任何政府都會支持的，因為從公平角度講他們很佔理。但他們對希思政府廢除斯托蒙特議會——１９２０至１９７２年由北愛爾蘭統一黨人控制的管理北愛爾蘭的機構——這一做法的普遍厭惡以及伊諾克·鮑威爾一一他現在作為統一黨人擔任代表南丘地區的議員——私人的恩怨意味著實際上我們不能依靠他們的支持。 事實上，能夠影響選舉結果的事，我們所能做的也很少。小黨都會根據舉行一場普選對他們是否有益來決定他們的立場。要衡量這一點，每人都會去看民意調查結果。調查結果顯示保守黨將以絕大多數當選並組閣，這將極大減弱一些具有不同觀點的其他個體影響政府的能力。 在我將要在議院提出不信任案的幾個小時前，我被告知自由黨將支持政府。對於他們會同意那麼拙劣的條件，我感到震驚。顯然這些條件首先將在本期議會期間有效。自由黨人不能成為政府成員，但將同部長們有單獨的聯繫並派代表加入邁克爾·富特議長主持的聯合顧問委員會。政府承諾實現進入歐洲議會的直接選舉和"權力下放"（在比例代表制基礎上實行自由投票）。允諾找時間通過自由黨關於無家可歸者的法案井同意限制計劃中的關於地方當局屬下的直接工黨組織立法的規模。這並不是什麼誘人的條件。已經知道我們面臨著一定程度的失敗，並想到新聞界和我們的支持者將對我發出諸難，面對這一形勢我簡直有些一籌莫展。 安格斯·莫德幫我起草了發言。我們決定使它十分簡短。事實上，太短了些。其實這篇發言稿是在看來就將進行一場普選時起草的，因此更傾向於對我們的政策作正面表述，而不是對政府的政策細節發起攻擊。這篇發言在我所有的發言中是報界反映最差的一篇。當然如果那天我們最終勝利了，我就是全文宣讀威斯敏斯特冗長的電話號碼薄也沒有人責怪我。但是，政治如同人生一樣，"如果"之類的話從來無濟幹事。那天深夜，當我開車口福拉德街時，令我沮喪的不是我在議院沒有取得良好反響，甚至也不是政府贏得了２４票的多數。令我難受的是經過這麼多努力，看起來我們能令英國開始調轉方向的機會還和以前一樣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