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第五節威斯敏斯特的小動盪
回到倫敦以後我決心理清競選領袖的事。我邀請文雷來福拉德街我家中吃午飯，以便很好地進行一次討論。我還發現羅伯特·里德利的一封來信，催我和杜坎快作決定，到底由誰作候選人，不要分散選票。問題在於，這只有等到杜坎明確了他要幹什麼後才可能，而從我和他的談話中又很清楚，他仍然舉棋不定。 １９７５年１月９日星期四，我和艾雷共進午餐，情況仍然如此。我告訴艾雷我認為杰弗裡·豪可能會支持我。我還對他說，在特德領導下進行正常的討論是多麼困難。艾雷向我講了他最近一次與特德談話的情況。我們兩人都清楚地認為更換領導人的時候到了，唯一的向題是杜坎和我誰出來更合適。艾雷持有一種有趣的也是很精明的看法。他認為人們對特德在保守黨議會黨團中可能得到的支持估計過高。後來的事態發展與這一觀點相符合。
１月１５日星期三，愛德華·杜坎公開宣布他不准備競選領袖。這樣，我的道路就敞開了。現在急需建立一個有力的競選班子。
事態發展得很快。當天下午我在委員會階段的會議上作為反對黨的主持人對財政法案進行審議。弗格斯剛剛得知他必須參加一個議會代表團去南非進行訪問。他認為他會在競選領袖首輪投票時按時趕回來（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是錯的）。他在議員的分組投票走廊裡遇見了比爾·謝爾頓，請他在他出國期間主持我的競選。比爾同意了。當比爾告訴我他同意主持我的競選時，我很高興，因為我知道他很忠誠，他會是一個精明的競選運動組織者。後來我才知道，在以後一次投票過程中，艾雷找到比爾說："你知道我一直主持愛德華·杜坎的競選運動，現在愛德華退出了，如果我們能達成某種協議，我可以把支持杜坎的人拉到瑪格麗特這邊來"。實際上，這個協議不過使艾雷接管了我的競選運動，比爾成了他的副手。
當艾雷來到我的辦公室見我時，這一安排就確定了下來。我們都表演了一點外交小步舞。他有點明知故問地問我是誰在主持我的競選運動。我也不得不裝摸作樣地回答他，我並沒有真的進行競選運動。艾雷說："我看，最好是我來替你做這件事"，我很熱情地同意了。我知道這就意味著他將盡可能地把杜坎的支持者拉到我這邊來。突然一下子，我多日來的擔憂全都煙消雲散了。從那時起，艾雷和他的主要副手比爾就為我爭取支持者，默默地、任勞任怨地做他的同僚的工作。
我向艾雷建議應與哪些人取得聯繫，他明確他說這類事全交給他辦，不要我分心。他認為我應該集中精力於財政法案。這是一項好的建議，部分是由於這樣我就有機會在樓上的委員會會議和一層的議會大廳顯示身手了。說到底。最終決定保守黨領袖的，將是保守黨議會黨團的黨員們，我的表現和我的辯論發言一樣會給他們留下印象。我的競選班子開始時只有６個人，但很快就壯大起來，到了第二輪投票時已有四、五十人了，有點過於龐大了。遊說工作做的相當精確。議員們可能要接受不同人的多次訪問以核實他們投誰的票。艾雷和他的同僚們深知無捷徑可走。日子一天天過去，事情在進行著，他和比爾勾出一個個名字，記錄著票數。艾雷時常向我報告進展情況，不過還附帶著精明的選票遊說者通常提出的告誡。競選班子也來我在福拉德街的家中，通常是在星期天，與我一起討論一周內將要發表的文章、演講和提出進行其他活動的建議。
在競選活動的初期階段，我得到不少後座議員的支持，很受鼓舞。首批支持者有彼得·奠里森，他後來成為我在唐寧街的議會私人秘書。他告訴我３年以前，他的父親，後座議員委員會前主席瑪格岱勒勳爵就曾這樣說起過我："那個女人會成為下屆保守黨的領袖。"這也許是"那個女人"這個說法的最早記載。
與此同時，和媒體打交道突然變得非常重要了，在這方面，戈登·里斯的作用是寶貴的。記者安格斯·莫德兼有深刻的思想和精闢的見解，１９６６年由於在《旁觀者》報上發表了一篇批評文章而被特德無禮地撤掉了前座議員的職位。他幫助我寫了題為"我心目中的保守黨"一文，刊登在《每日電訊報》這樣的大報上；我同時收到了許多《每日電訊報》記者提供的有用的建議，這些人包括：彼得·厄特利、約翰·奧薩利文、弗蘭克·約翰遜和艾爾弗雷德·謝爾曼等人，他們都支持我的主張，儘管他們的報紙也給了特德一些支持。喬冶·加德納是１９７４年２月選舉中加入進來的議員，此人是記者，還是《保守黨新聞》的編輯，了解保守黨中央總部的閒談信息。他幫我起草文章，這確實是一個思想活躍的班子。
事實上，人們對我參加競選的態度的變化是可以感覺到的。 １月２１日星期二，我在幾尼俱樂部的聖斯蒂文餐廳的午餐會上講話，在場的有全國和地方各大報的記者。到這時，根據艾雷收集的調查結果，我開始真正感到已有成功的機會。我苦笑著對他們說："要知道，我真地認為現在你們應該開始認真對待我了。"他們驚訝地回頭望著我，其中一些人可能不久就這麼做了。到了那個週未就出現了從全新的角度評價我的競選活動的文章。
同樣，第二天在下議院與總是一幅謙和模樣的丹尼斯·希利的另一次交鋒也沒有損害我的前途。他以惡毒但含糊的語氣把我說成是"享有特權的熱情之花"。我草草寫下幾句回敬的話。稍後，我興致勃勃他說："有的財政大臣是微觀經濟學家，有的財政大臣理財有道，可這位財政大臣卻是廉價的。"保守黨議員很愛聽這些話。
就在離選舉一周之前，艾雷、基思和比爾來到我家中討論最新形勢，那是１月２６日星期天，從已作出承諾的人數來看，表示支持我的有１２０人，支持希思的還不到８０人，似乎情況太樂觀了。我們還需要對人們作口訪，重新研究他們的意向。彼得·沃克和特德的議會私人秘書蒂姆·基森和肯·貝克是希思競選運動的主要籌劃人。估計他們收到了二人票數相同或者更樂觀的消息，他們的錯誤在於相信了那些消息。與艾雷的作風成明顯對比的是，他們在第一輪投票前就大喊大叫地預言將獲得巨大勝利。
在福拉德街我家中，大家同意星期一晚上我要在委員會１３號會議室向我的主要競選活動成員講話。關於競選活動我沒有什麼可說的。即使他們忘記的那些政治策略以及實際上是政治的欺詐，也比我所知道的要多得多。因此，我轉而去談我個人對保守黨社會的看法和設想並回答問題，從１０點半一直談到半夜。能就我所信奉的東西講一些肺腑之言，並且感覺到對我的事業至關重要的人們在傾聽，其感受實在是妙不可言。顯然，我的聽眾也有同感。一些議員告訴我他們從來不曾聽到任何一位保守黨高層人士從哲學角度談政策。看來，對過去幾年保守黨沒有方向、得過且過的做法感到沮喪的不只是我一個人。
這時希思陣營改變了竟選方針，但仍不得要領。嘲笑挖苦手法遭到失敗。他們改為攻擊我所代表的保守主義。他們說我的觀點可能吸引黨的中產階級基層支持者，特別在南部地區，但絕不會贏得那些不信奉保守主義的人。我於１月３０日星期四在《每日電訊報》上發表的文章從正面談了這個問題：
（作為教育大臣時）我曾被攻擊為為了保衛中產階級的利益進行後衛戰。現在當我領導著保守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資本轉讓稅"方案時卻再次受到同樣的指責。如果"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包括鼓勵多元化和個人選擇，提供公平的獎勵，對技能和勤奮工作給以報償，堅持有效地制止過份的國家權力，崇尚個人私有財產的廣泛分佈，那麼這些肯定都是我正在努力維護的……如果一個保守黨人不認為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主要保障的話，那麼他最好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並照此行事。實際上，我們大選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們認為大多的保守黨人已經變成了社會主義者。英國邁向社會主義的進程總是進兩步又退回半步……人們為什麼要支持一個似乎敢於直言不諱地表示沒有信念的政黨？
找回保守黨的根本宗旨和捍衛中產階級價值觀這個主題在黨內十分受歡迎。第二天我又向我的選民協會重複了這一主題。我反對把我的競選說成是代表一個派別的說法。我強調我代表所有近些年來對保守黨政府失望的人說話。在特德領導下出現的問題，我也打算承擔我的那一份責任。
但是（我補充說），我希望我已從過去的失敗和錯誤中吸取了教訓，並能夠建設性地幫助為未來作出規劃……全國上下普遍感到保守黨未能足夠明確地堅決捍衛（保守黨的）理想，所以英國才不可避免地沿著朝向社會主義庸人的道路走去。這個行程不僅必須加以製止，而且要倒轉方向。
不過，在星期六下午發布的致本選區主席的公開信中，我才真正地總結出了對特德及其領導進行指責的要點。特德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政治家。他既信奉強有力的領導（特別是他自己的領導），又很容易迫於事態的壓力而屈服。他總是在大談爭取別的黨的支持者，卻不願聽聽保守黨的意見。與此相對比，我則說我們需要一種"聽得進話的領導"，並補充說，"在執政時……我們使自己脫離了許多給我們支持和信任的人"。
從與保守黨議員的談話中我得知，還有許多相互矛盾的因素可能會影響他們的投票。有些人支持特德只是因為他現在在那個位置上。許多人不敢反對他，因為即使連連失利他仍讓人害怕，他不會饒恕叛變。再者，更多的人是覺得我沒有經驗——正如我公開承認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實。還有人懷疑我太教條主義，缺乏激情。當然了，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是我是個女人。
錯綜複雜的因素使許多議員舉棋不定。他們想和我談話以便了解我是個什麼樣的人，我的立場如何。艾雷和他手下的人安排這些議員來見我。會面的地方是競選班子成員羅賓·庫克在下議院的房間。我就用紅葡萄酒和清茶招待他們，與他們個人或小組交談，盡我所能回答他們的提問。特德則不同，他更願意組織議員們的午餐會。我不相信那種場合下會有許多直率的談話——至少客人們不會這麼做。顯然他的競選班子把客人都當成了支持者，其實許多人並不是。
２月３日星期一的報紙全都登出了消息稱，據保守黨全國聯盟說，７０％的選區協會支持特德·希思，大多數保守黨的支持者們也贊成這種意見。我們聽了並不感到驚訝。各保守黨協會在中央總部的授意下，忠於現任領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我在下議院以外還是個相對的未知數。但是很明顯這對特德並無幫助，這肯定增強了希思陣營的信心。實際上有跡象表明，後來在議員中掀起了一股支持特德的浪潮。艾雷和比爾最後的遊說結果表明我和特德不相上下，另外還有第三位候選人，勇敢又傳統的休·弗雷澤撈走了幾張討厭女人的右翼分子的選票。而他們告訴我，當晚我在電視節目《行動中的世界》裡表現很好。
２月４日星期二是第一輪投票日。我早早起來為丹尼斯做了早飯，送他出門去上班，然後我開車從福拉德街去下議院向等在外面的記者展示了我所希望展示的自信的微笑和說了幾句友好的話。這一天我又來財政法委員會工作，而就在下議院的另一房間裡，選舉領袖的投票已經開始了。投票預計於３點３０分結束。我走到艾雷的房間等待結果。比爾·謝爾頓代表我，蒂姆·基森代表特德計票。我相信，直到今人擔憂的結果出來之後，希思陣營仍；日希望最後統計的代理投票將幫助特德度過難關。然而大多數代理投票也選了我。當艾雷進門的時候我盡量不去想我的前途而是其他事情。艾雷的眼睛閃著光輕聲地告訴我："好消息，你的票數領先了。你得了１３０票，特德１１９票"，休·弗雷澤只有１６票。
我幾乎不能相信這是真的。我已經肯定地處於領先地位，儘管按規定要在第一輪投票中直接獲勝，我的得票總數還差３１票——５０％的票再加上合格投票人數的１５％——因而必需進行第二輪投票。我深知，如果這次輸給特德，我的政治生命也就到此結束了。而現在這種情況，我就可能當上領袖。誰知道呢？我甚至還可能當上首相呢。我走到樓下，有人開了香擯酒。不過我必須保持頭腦冷靜，我還得回去繼續研究財政法案，置身於朋友和對手的玩笑之中，因為消息傳得太快了。那天晚上我去了艾雷的住處商討行動方針。
我對這一結果的驚訝程度遠遠不能與保守黨權勢集團所受到的震撼相比。我對他們的處境沒有同情之心。他們一直肆無忌憚地反對我。但我確實為特德難過。他很快宣布辭去領袖的職務不再參加第二輪競選。威利·懷特洛現在參加進來並立即受到歡迎。我本人認為威利很有可能獲勝，雖然我不能嚴肅地想像他能按我希望的那樣改變黨的方針政策，但我很高興地想到我們之間不會出現像我和特德之間那樣的不愉快。吉姆·普賴爾、約翰·佩頓，杰弗裡·豪也參加了競選。我有點擔心的是杰弗裡，他的觀點與我有相似之處，這就可能分散我們的右翼選票。在勢均力敵的選舉中這點很重要。休·弗雷澤退出了，他勸他的支持者投威利的票。
事實上我當時不知道我獲得了美國人所說的"勢頭"。我已經估計到，第一輪投過我票的人有些只是出於一種策略，先把特德趕下台，再提出一個更可接受的，但觀點接近他的人，比如威利。然而，事實是，我得到的支持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也許是人們對我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激心情，因為我做了任何其他人都不敢做的事，即把一個把保守黨搞得不能在大選中獲勝的人從領導地位拉了下來。也許我的相當多的同僚們確實認為，保守黨要前進就應該採取基思和我所倡導的徹底重新考慮黨的政策和方針。也許人們認為當特德看來似乎不可能被擊敗時他們未能向他挑戰，如果現在插進來撈取被特德丟失的好處，未免"有點越位"。也許可能是看到了威利的和藹可親的本性，面對新的好鬥的、採取攻勢的左翼工黨政府，懷疑他是不是一位能夠重新考慮保守黨的主張和政策的適當人選。
當然了，威斯敏斯特內外的許多保守黨人現在都迫切地想急速結束整個過程。首輪投票時對我不利的因素，反而在第二輪投票中成了幫助我成為領先的候選人的因素。 《每日電訊報》是保守黨基層意見的晴雨表，現在決定性地偏向我這邊。 ２月６日星期四英一美關係議會小組在蘭開斯特大廈舉辦晚餐會，我和威利在晚餐會上談話時，他看起來相當自信，認為自己在選舉中會處於領先地位。而艾雷及其一班人的新的選票統計結果顯示出完全不同的情況。不過我還是很小心。已經有人背後議論說我反對歐洲共同市場，人們認為這可能損害我的形象。所以，在喬治·加德納的建議下，我發表了一個簡短的支持歐洲的聲明。我還繼續看望一些議員，有時與他們用便條進行交流，就一些具體問題消除他們的疑慮。
威利和我都出席了２月８日星期六在伊斯特本召開的保守黨青年大會。台上一名婦女身穿黑色喪服，面色陰沉。我很關心地問她出了什麼事。她說："是的，我在為希思先生哀悼。"在場的還有幾個哀悼他的人。威利和我在攝影師的鏡頭前親吻。我說："威利和我是多年的朋友，我吻過他多次，他也吻過我多次，我想，對他來說，吻我不是那麼困難。"威利回答說："我常常吻她。但我們過去從來沒有在伊斯特本一個旅館外面的人行路上親吻過。"大家興致很高，氣氛輕鬆了起來。
我利用我在大會上的講話，情緒激昂地陳述了我的觀點。我說：
你可以糾正經濟政策，但這個社會仍然是我們沒有人想要的那種社會。我相信，我們應該以功過而不是以出身來衡量人。我相信願意做最艱苦工作的人應該得到最豐厚的報償，並在納稅之後擁有那些報償。我們應該支持工作的人而不是逃脫責任的人：用你自己的勤勞讓你自己的家庭受益，這不僅是允許的而且是值得讚揚的。
保守黨已經許多年沒有聽到這些話了，這些話受到了歡迎。
艾雷、基思、我的其他顧問和我分析了第一次投票以後的形勢。我們總的方針是把精力集中於選舉上，即２７６名保守黨議員，並指出我已經差不多爭取到了他們中的多數，支持我的人數正在穩步上升／而我的４個競爭對手正在為爭取第二把手的位於而奮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感到我與其他競選者的辯論就沒什麼好處了。當我決定不同他們在《全景》節目中露面時還是產生了一點小小的波瀾。他們自己去了。演了一幕沒有王子的《哈姆雷特》。這只能突出我作為領先者的地位。
然後，星期二進行了第二輪投票。我還是懷著緊張的心情在艾雷的房間裡等待。還是艾雷進來將消息告訴我。但這次他的情緒發生了微妙但又是根本性的不同。他微笑著說："現在你是反對黨的領袖了。"我得１４６票，威利得到７９票，其他人的票數微不足道。
我連忙在日記本的背面記下幾點想法，因為現在我就要作為反對黨領袖去舉行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了。我寫下的第一條是特德的名字，稱讚他的領導是很重要的。
我現在要趕快下樓到威斯敏斯特大廳旁的委員會大會議室，新聞記者正在那裡等著我。我向他們說："現在在哈羅德·麥克米倫、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勳爵和愛德華·希思等一串名字後面加上了瑪格麗特·撒切爾，我覺得真像是在做夢。他們的領導風格各有不同，完成使命的偉大之處也各有特徵。我將以謙遜和獻身的精神來完成我的工作。"
然後我就按慣例去訪問保守黨中央總部。走進總部時，我不禁想起那裡的一些人曾怎樣拼命阻止我成為領袖。我和站成一排的黨的工作人員握手，停下來吻了保守黨政治中心主任拉塞爾·路易斯，我知道他實際上是希望我獲勝的。我認為那天晚上，在客氣的微笑的面孔的背後一定有許多焦慮。這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雖然我不喜歡報宿仇，但我確信，變化是一定要有的。
然後，我被送到皮姆里科，在比爾·謝爾頓的家裡參加朋友們的慶祝活動。丹尼斯在那裡。我曾想要打電話親自把這個消息告訴他，但讓新聞協會搶了先。馬克是在工作時知道的，他那時是見習會計師。至於卡羅爾，她在那天下午參加初級律師考試之前不能打擾她。
我和議會督導員弗里·阿特金斯一起吃過晚飯，很晚才口來和家人一起慶祝這一好消息。和家里人在一起太好了。我覺得，他們像我一樣都知道，從這一刻開始我們的生活再也不會與原來一樣了。
保守黨也不會像原來那樣了，正如第二天早晨《每日電訊報》在一篇頗有洞察力的社論中所指出的：
撒切爾夫人將提供什麼樣的領導，人們將拭目以待，但在當前階段有一點是足夠明確的。撒切爾夫人是個善戰的鬥士。她信奉努力工作和對成功給以大量報償的道德觀。她出身低微，靠努力、能力和勇氣起家。她沒有任何繼承的遺產或特權。所以她不必對保守黨在２０世紀所特有的、對財富的負疚感，不必為這一致命缺點感到痛苦。這一點經常意味著保守黨認為自己在保護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時候處於道義上的劣勢。這是英國在集體主義的道路上走得這麼遠的原因。撒切爾夫人能夠提供的應當是保守黨在抨擊社會主義時所缺乏的道義感。如果她能這麼做，她的就任將標誌著英國黨派政治辯論的整個特徵的巨變。
這的確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而在那時我還沒有意識到有多麼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