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傳記回憶 撒切爾夫人:通往權力之路

第38章 第一節組建影子內閣

我的第一項任務是組織影子內閣。我在下院反對黨領袖的房間裡會晤了議會督導員漢弗萊·阿特金斯,還在那裡品嚐了由他夫人馬吉準備的一頓美餐。當然,漢弗萊·阿特金斯是特德任命的人,在領袖職務角逐中身居此職的他確實未曾申明自己支持哪一方。他是一位可愛可塑之人,作為議會督導員,他見多識廣,要委以高級政治任命,這種特質真是太重要了。我告訴漢弗萊,雖然我自感對有些人如基思·約瑟夫和艾雷·尼夫等有某種人情債,但我並不想全部撤換原班人馬。經過與特德的苦鬥,要維持黨的團結就必須讓它有足夠的連續性。 然而,我倆談得越多就越是發現所有其他安排都取決於特德。在競選領袖期間,我曾公開承諾要給他機會,如果他想在我領導下供職的話,就可以在影閣三大要職中選擇一個,或是一個無任所的職務。其實,我內心希望他根本不領這番美意。我們誰也不知道他那受傷的感覺會持續多久,但已很難想像特德會步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的後塵,成為其繼任者班底中忠實而出色的一員。反正各種報紙都已經在說特德無意供職,但是我必須親自探知。我曾打算當晚就去看他,可思來想去還是覺得由漢弗萊先出馬更好些。漢弗萊試探了特德的意見,得出的印像是,那些有關其意向的猜測準確無誤,便報告給我。可我已經說過提供職位的事,於是第二天上午我還是乘車前往特德在威爾頓街的住宅親提此事。

特德的議會私人秘書蒂姆,基特森引我走進樓下面對花園的書房。特德正坐在書桌旁。他沒有起身,而我沒等讓座就坐了下來。無需客套。我能猜到他對近期事件及我本人的看法。我問他是否願意加入影閣,但沒有提具體職務。他說不,他要當後座議員繼續幹下去。談話實際上就此結束了。從我這方面來說,我無意拖長會見的時間。我知道這對他一定是痛苦的,甚至可能是一種羞辱。可我同樣知道,如果我即刻便穿過記者人群,離開威爾頓街的話,那麼午間新聞就會充斥著關於我倆關係冷淡和分歧的故事。況且,我的咖啡還沒有喝完,於是我略微扯開了話題,問起他如何看待工黨許諾的就英國繼續留在歐共體內進行全民公決的問題,尤其是他是否願意率領保守黨搞這次活動。他還是說不。至此我已經為團結特德和確保這次會面的終止不至於過於突然做到了仁至義盡。可我離開特德的書房時,時間才只過了5分鐘左右。於是蒂姆·基特森(他同樣知道不利宣傳的可能)和我為了拖延時間又閒聊了15分鐘,此後我才離開這所房子。出於對特德個人自信的尊重——我是這樣想的,對這夭的談話情況我甚至沒有告訴正負責組建我的辦公室的艾雷·尼夫。我後來公開此事只是為了澄清有關記載。我回到下院告訴了漢弗萊·阿特金斯,特德確實不想加入影閣。

接著,曾在領袖競選期間任黨的代理領袖的羅伯特·卡爾希望見我。當然,他一向是親近特德的,並被認為是代表黨內的總體主義思潮的人物。如果他對在我手下供職不感興趣,我完全可以理解。果然,我見到他時他明確表示說,唯一願意接受的職務是影閣外交大臣。我說我不能下這樣的保證。理由之一是我不願在充分考慮整個班底的構成之前先被捆住手腳;我還沒有肯定影閣中是否確實會有羅伯特·卡爾的一席之地。 但是,一定要有威利·懷特洛。他的聲望已在領袖選舉中展示出來。他極富經驗,有他在,就能使許多後座議員確信,當今的主流是漸進而不是革命。我們或許都感到彼此能夠成為牢固的、優劣互補的政治夥伴。雖然我當時還不能給他提供具體的職位,等我後來請威利擔任黨的副領袖時,他接受了。而他的忠誠還不僅表現在這件事上,他從一開始就是忠誠的。在我走進大廳聽哈羅德,威爾遜發表一項聲明時,有人發出大男子主義的叫嚷:"親一個,馬吉(瑪格麗特的呢稱)!"凡此種種。我坐在了前排威利與羅伯特·卡爾之間,吉姆·普賴爾、杰弗裡·豪和約翰·佩頓另一位失敗的領袖競選人——也都在場,但特德不在。我接受了首相機敏中含刺的祝賀,而我的答辭卻少有睿智,哈羅德·威爾遜當時依然處於議會中無人可比的最佳狀態。我一邊聽他的講話一邊思付著,作為一個經歷了動盪而且還存在著嚴重分歧的黨的領袖,作為一個在這個喧囂、紛雜的男人世界中奮力爭取主導地位的女人,我能料到未來將是困難重重。後來的事實證明確實如此。

當晚我首次主持了影閣會議。會場有一種略欠真實的氣氛,因為在座的人都還沒有受到重新任命,且有的人已不會再受任命了。昆廷·黑爾沙姆代表影閣向我表示祝賀並保證效忠與合作。我感覺至少他可能是真心誠意的。我說威利已經同意擔任副領袖,而特德已拒絕我提供的影閣職位。威利立即表示,他接受副領袖一職,並期待著以此身份供職。這些禮節標誌著在相互競爭的觀點與個人之間實現了一種不解除武裝的休戰。 次日晚上,我作為領袖頭一次出席了1922年委員會的會議。當時我與這個人數更為眾多的議會黨團之間的關係比同影閣的關係要好處得多。我走進會場時,全體起立。愛德華·杜坎送我一張沒有簽名的情人節賀卡(提前一天)。後來我把它與匯寄到福拉德街的其它情人節賀卡和玫瑰花擺在了一起。在1922年委員會講話,最重要的是領袖的情緒和舉止,而不是講稿的內容。然而這次大家似乎同樣喜歡我講話的內容——那就是,要讓保守黨的政策明確區別於社會主義者,回歸傳統的獨立、自助價值觀,並對所謂左翼勢力增長已不可逆轉的假想提出挑戰。在一片掌聲、拍案聲和保守黨議會黨團表示讚許時所用的粗聲怪調中,我坐了下來。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的時間全部用於會見記者和商量有關我的辦公室安排事宜,還辦理了那些拖延已久的選區公務。絕少有機會與漢弗萊和威利坐下來討論影閣人選的事。我還總是想用周未做最終的拍板。然而拖延總是引起人們的猜疑。有報導說,時下正有一場防止基思·約瑟夫擔任影閣財政大臣的戰鬥。其實,這個職位他沒有要過,我也沒給過他。 我組織影閣的事,由於彼得·托馬斯和杰弗裡·裡彭申明他們不想繼任而得以順利進行。這意味著又多出兩個空缺可用。我利用周六和周日在福拉德街制定名單,同時也與漢弗萊和威利合計某些具體問題。星期一在我的下院辦公室里通過一系列與同事們的會晤而確定了任命。 頭一個進來的是威利。我向他簡要地介紹了情況,其中包括權力下放問題——他作為前任議會督導員又是代表英格蘭一個選區的蘇格蘭人,可能有辦法解決這方面已經出現的政治難題。接著,我見了基思·約瑟夫,請他繼續在影閣中負責政策與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威利與基思是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我政策上的臂膀,另一位是領導班子裡決策方面的智囊。我還認為,要使自由企業經濟的思想更加廣為理解和接受,基甩必須從政策研究中心著手繼續他的思想改革運動。我絕不幻想我在領袖選舉中的勝利是一種全局性的轉變。我們改變黨的政策(作為改變政府的第一步)的能力,取決於我們能否利用自己目前的地位來改變思想。不幸的是,當基思旋風般巡遊大學時,他卻發現在那些明火執杖的左派聽眾當中,戰鬥傾向派們準備之充分,要比他的同事中的玩世不恭派更勝一籌。

我的下一位造訪者是雷吉·莫德林。我猜想,雖然他曾公開表示願意供職,但當我任命他為影閣外交大臣時,他同新聞界一樣驚訝。此舉雖在當時受到廣泛稱讚,可這卻不是一項好的任命。我一向欽佩雷吉的才幹,並對他1972年不得不因為波爾森事件辭職感到遺憾。另外,讓雷吉回來掌理外交事務對那些將特德的老練與我的不足相比的人好像是一個令人服氣的回敬。但是事實很快證明,雷吉不准備改變他的觀點,也就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他對基思和我想要追求的貨幣主義路線有一種輕蔑,只是稍作了些掩飾而已。我本應任命一位在國防和外交政策上與我有共同直覺的人,那樣要好些。 那麼,還有一位性情與我更不相投的人就是伊恩·吉爾默了。我想當他得知我要見他時,他就作了最壞的打算。他曾是特德的有力支持者,且少有充分證據證明免除他的職務意味著很大的政治代價。但是我器重他的智慧。我覺得他會是有用之才,只要讓他遠離經濟崗位。雖然他後來以主張"通貨再膨脹"的急先鋒而著稱,但是無論是他的素養還是性格,都不適合讓他搞經濟工作。我請他擔任了影閣內務大臣。

接著進來見我的邁克爾·赫塞爾廷,在性格上比伊恩要外向得多,雖然他倆有許多一致觀點。他也曾是希思的長期支持者,但人們總覺得他最為奮力倡導的事業就是他自己。我的競選班子確信,在第一輪領袖職位竟選中他是棄權者。說實話,他總是爽快地公開自己的野心。我請他留任影閣工業大臣。這是個令他興奮的職位。因為要由他去打擊工黨政策的主要國有化建議,這個職位使他為保守黨充分發揮了才能。當時我沒有充分把握的是,他思想上對我所不能接受的干涉主義路線相信到什麼程度。我在全國貿易總會的中小企業家午餐會上首次以領袖身份公開講話,隨後便回到我在議會的辦公室,繼續規劃影閣的組建工作。我請彼得·卡林頓留任上院議長。同樣,我對彼得在保守黨的政治圈子內所持的立場不抱幻想:他的思想方法與我不同。當然他曾是特德的圈內人物,參與過在政治上對付礦工罷工的問題和1974年2月的選舉的決策。而自我們失去執政地位後,他成了一名公認的、極其能幹的上院議長,而且作為前國防大臣和國際型商業家,他有廣博的外交經驗。人們公認,他有可能在內閣成為我在經濟政策上的對立面。但他從未讓經濟上的歧見阻礙他行使一般職責。他帶來了風度、經驗、智慧和——也許我的想法從政治上講是不正確的——-點階級的味道。

杰弗裡·豪自有他詼諧的智慧,可是同我那天任命的其他人相比,他在許多方面是一位相當與眾不同的政治家。我感到無論如何有義務給杰弗裡一個影閣職位。只因為他曾是與我對立的競爭的候選人這一點,我也希望盡最大可能團結全黨。任命他為影閣財政大臣卻是一場精心籌劃的賭博。我知道,作為一名非常出色的律師,他會做到忙而有序。我還知道,雖然他作為貿易與消費事務部長曾執行過希思政府的價格與收入政策,但他完全無愧于自由市場經濟學說信徒的名聲。像他這樣的人在保守黨上層人士中只是鳳毛麟角。既然我已決定任用基思負責政策的反思,那麼杰弗裡就該是財政大臣的最佳人選了。沒有哪個初次擔此重任的人會認為在這個崗位上會無憂無慮。杰弗裡的日子也不會好過,他要努力化解大家在經濟政策上的分歧,還要在議會為我黨辯護。如果把他免職,另謀一位能與財政大臣丹尼斯·希利一爭雌雄的高手,我就會受到很大的壓力,而我知道,杰弗裡的難處就像我的難處一樣,多半是環境造成的而不是缺少天賦。後來在我們作為反對黨的日子接近終了時,他已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了。

經過周密思考,我決定讓吉姆·普賴爾繼續擔任影閣就業大臣。人們正確地把這看作我無意在近期內從根本上改變工會法的一個信號。吉姆適合這一職務的原因只有從希思政府那敗壞了的名聲中才能理解。 1972年特德試圖通過勞資關係法來對工會法進行自1906年以來最深刻的改革。改革失敗後,全體保守黨黨員都惟恐重蹈覆轍。再者,自特德與戰鬥傾向派較量並在1974年2月失敗後,公眾心目中的主要問題是到底有沒有一個保守黨政府還能與工會建立工作關係。人們認為,工會當時享有實際有效的政策否決權。吉姆堅信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創造這一種局面,即我們既接受斑行的工會法(也許還帶有改進意見),又相信與工會領導人是可以打交道的。 這種政策在作為反對黨的最初歲月裡比在後期更具合理性,但無論怎樣,還有兩個重要問題沒有得到答案。第一,如果有事實表明,經社會主義者修訂的現行法律的理論弊端產生了惡劣的實際後果,我們該做何反應?後來的格倫威克事件和1978-1979年冬季的罷工恰恰說明了這個問題。第二,既然工會領導人在擔任工會代表的同時起碼也是社會主義政客,那麼他們憑什麼會甘心與保守黨合作呢?他們與我們在經濟思想上本來就是不可調合的,而且在政治效忠問題上他們與我們的觀點也是如此。那麼,吉姆與工會搞個人外交會有什麼價值?也許不會大多。但是就這時來說,他是這個位置的合適人選。

艾雷·尼夫私下告訴過我,他想要的唯一職務是影閣北愛爾蘭事務大臣。他的消息網和已得到證實的內在勇氣與機敏足以使他能夠擔當這一嚴峻而又很大程度上不討好的任務。 其它的任命在戰略上的重要性要小些。昆廷·黑爾沙姆沒有任職,但卻是實際上的候任大法官。弗朗西斯·皮姆留任影閣農業大臣,雖然數月之後他不得不由於健康原因放棄這個職務。我讓我的老朋友帕特里克·詹金繼續留任影閣能源大臣。我在教育部期間就認識的諾曼·聖約翰一斯蒂弗斯出任影閣教育大臣。他既是一個活躍的才子,又是在領袖選舉的第二輪投票中我少有的一位公開支持者。曾作過新聞記者的諾曼·福勒是政治上舉足輕重的西米德蘭選區的議員,他人選擔任了影閣社會服務大臣。我並不清楚這些安排究竟與平衡黨內左右兩派觀點有何關係。但是在任命蒂姆·雷森為影閣環境大臣時我知道我所晉升的是位與中左派有關的人物,但他思想堅定,在綜合性社會政策上足智多謀而且知識豐富。我相信他會成為一寶。我提供的影閣職務中有兩項受到了拒絕一一個是給約翰·比芬的,他後來加盟進來;另一個是給愛德華·杜坎的,他的早期競選班子後來成為我的競選班子的核心。愛德華繼續擔任1922年委員會主席,這也許對我更有利。

次日(星期二),我處理了一些不那麼有意思的公務。 10點30分,彼得·沃克走進我的辦公室。早在他接替我當達特福德選區候選人時我們就彼此熟悉了。但那段日子早已過去,我們之間已經沒有了那種熱呼勁兒。他過去一直是特德圈內人物中最能幹的人之一,曾竭力鞭答基思和我決心採取的政策。他顯然得離開他的職位。說破這一點對我是件倒胃口的事;此後多少年來這事情總讓我惶惶不安。但至少彼得沒有什麼奢望。他成了後座議員中一個頑固的批評者。 在同隨後走進我辦公室的杰弗裡·裡彭商量了一陣後,我確信他不願任職:這對我倆都合適。然後,我又見了曾任影閣住房大臣的尼古拉·斯科特。他也是黨內的左派。由於我已經把住房(大臣)併入了環境大臣一職,這使談話較為輕鬆了些。這份工作就這麼讓我從他身子底下抽走了。 接下來我轉身去同羅伯特·卡爾進行了一番耐心的交談。我告訴他我已把影閣外交大臣的職位給了雷吉·莫德林。他可能已經知道了此事。也許他剛好期望太高,也許我本該勸他留下擔任另一個職務。但我不願在領導班子裡再有一位強硬的反對派了,不論他是在哪個位置上。於是我明確宣布我不能請他留在影閣裡任職了。過了艱難的幾分鐘後,他走了出去,並告訴新聞界他對"那些似乎認為(貨幣主義)是什麼自動機制的人"表示擔心。所謂"那些人"是誰就毋庸猜想了。 後來公佈的影閣名單(其中彼得·桑尼克羅夫特為黨的主席,安格斯·莫德為保守黨研究部主任的任命是後來補充的)被正確地看作是妥協的產物。這可惹惱了黨內左派中那些對我罷兔羅伯特·卡爾、彼德·沃克和尼古拉·斯科特不滿的人;這同樣也令右派失望。雷吉·莫德林的複返、由杰弗里而不是基思任影閣財政大臣,缺乏來自後座議員的右派新面孔,凡此種種都讓他們擔心。事實上,這是一次相對成功的行動,因為當時我的地位還不夠穩定,又需要在影閣中反映出一種能團結全黨的意見平衡。它標誌著一支贊同我與基思的自由市場經濟觀點的財政班子形成了,從而把影閣內思想的天平總地轉移到了我這一邊,而且使那些我從特德陣營中留下來的人效忠於我成為合情合理的事。我感到我能期望得到這個領導集體(在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我也知道我不能認為已經一統天下——即使是在基本原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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