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第四節基思引退

雖說我在芬奇利選區的多數票下降了一些，我的競選活動還算好，人們認為我搞了一次不錯的競選活動。甚至有一種說法開始流傳，說我可能成為保守黨領導人。對這種說法記者們的興奮程度超過了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信眼程度。就個人而言我為特德感到難過。他熱愛音樂，有一個不大的朋友臼子，而政治則是他的生命。不僅如此，那年他還遭受了一系列生活上的打擊，他的遊艇"晨雲"號沉沒了，他的孝子也因而喪生。競選的失敗對他則是又一次打擊。 然而，我想特德無疑現在該下台了。在先後４次大選中他失敗了３次。他本人不可改變了，他過分維護自己過去的政績，因此完全看不到徹底改變政策的必要性。所以，儘管我不願去證實自己可能成為保守黨領袖的說法，但這無助於特德繼續留任現職。這倒是有利於基思接替他。事實上，到了那個週未，我事實上已經成了基思的非正式的競選經理人。這樣我阻止了人們對我的前途的猜測。例如，１０月１１日星期五我對倫敦《新聞晚報》說："你們可以把我的名字從候選人名單上劃掉。"

同樣，我於１０月１５日星期二告訴《旗幟晚報》："我認為女人走到黨的最高職位是極其困難的……我一向認為一個人要想作領袖必須擔任過３個要職中的一個……這些職位讓你自信，也讓別人對你有信心。" 此後，到１０月１９日星期六，基思在伯明翰的埃奇巴斯頓作了一次演講。這並不是為改變保守黨的思想而準備的系列重要演講之一，也許因此而沒有事先在基思的朋友和顧問中廣泛傳閱過。當然了，我對其中的內容一無所知。人們普遍認為是埃奇巴斯頓演講使他失去了當領袖的機會，演講中的下列論斷起了破壞作用："我們的人口，我們人類的平衡受到了威脅"。他接著哀嘆說、那些"處於社會第四、五階層的懷孕婦女"是"最不適合將兒童帶到世界上來的"母親，這些母親生的孩子的比例是高的而且在上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具煽動性的言論倒不是出自基思之口，而是摘自一篇由"貧困兒童行動小組"發表的兩個左翼社會專家的文章。然而人們很快就忽視了其中的區別，因為從主教、小說家、學者、社會主義政治家到評論家都急不可待地譴責基思是瘋狂的優生學論者。

另一方面，民意測驗顯示基思受到公眾的廣泛支持，來信裝滿了６郵袋，其中一封具有典型意義的信，據《旁觀者》報的戴安挪·斯皮爾曼分析，概括了來信者的心情。這封信是由一個沒有文化的人簡單地這樣寫的： 親愛的約瑟夫先生： 你是完全正確的。 因為，這次演講除了那幾句倒霉的話以外，還提出了有關家庭衰退、道德敗壞以及放縱的社會的危險等能打動人心的觀點，並把所有這些與社會主義和平均主義相聯繫，提出了"重振不列顛道德"的長遠目標，正如基思為經濟政策所做的一樣，他這次演講是試圖為保守黨的社會政策提供一根支柱。麻煩在於他建議更廣泛地使用避孕手段作為解決他所列舉的社會問題的唯一短期方法，這使那些可能已經對他的更高層次的道德觀有好感的人離開了他。

艾奇巴斯頓演講無疑具有很強的震憾力。但它至少可以是一次有控制的爆炸。遺憾的是，情況並非如此。演講本來定在星期六晚上進行，因此講稿可先散發，散發時規定禁止媒體使用。但是《旗幟晚報》不知出於什麼原因，違背了禁令並對基思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還歪曲了他說的話，在滑鐵盧車站我看到了這篇文章，我的心情沉重起來，此後基思自己的不斷說明、解釋、道歉都無濟於事。保守黨權勢集團和得意情緒幾乎不能控制。基思在一般庸人眼裡犯了一種致命的罪——缺乏判斷力，即不願為自己著想。記者們在他的住宅外面安營扎寨，並拒絕讓他和他的家人得到安寧。可能他一生中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事。我因有過被誹謗成為搶走牛奶的人的經歷，感到他所受到的傷害就像是我自己受到傷害一樣。但這時除了等待事情慢慢平息外沒有別的辦法。

毫無疑問，這一切使特德覺得安全了許多。在下個星期二的影子內閣會上他甚至對我們說，"這次競選控制得不錯，運作也很正常。"我們的討論充滿了奇怪的假象。除了特德外，所有的人都明白，主要的政治問題在於他仍然是領袖，而他卻認為現在我們應該把注意力轉向蘇格蘭問題，轉向如何更好地吸引年輕人的支持，如何爭取工人階級選民更多的支持等。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標準，他的分析也是有漏洞的。兩天以後，我接受了《旗幟晚報》麥克斯·黑斯廷的採訪。這次採訪以"撒切爾夫人和中產階級的曙光"為標題刊登出來。我指出，我們應當設法恢復中產階級對我們的支持，因為"［作為中產階級］從來不僅僅是一個收入問題，而是對生活的整個態度，一種承擔起自己責任的願望"。出席影子內閣會議的人中絕不只是我一個人感到我們在這次大選中的失敗，使我們沒有理由感到絲毫的自我安慰。

這時，特德正在與後座議員委員會執委會進行難解難分的艱苦鬥爭。他們要求通過競選產生領導人，實際上是要求改革選舉領導人的程序——他在答复他們的要求時，對他們作為後座議員的代表的合法性提出質疑，理由是他們是由上一屆議會選出來的，他們自己首先需要由保守黨議員選舉產生。特德和他的顧問們希望以此把他的反對者從執委會中趕走，換上順從他的人。為了試圖爭取後座議員——這多少有些為時已晚，特德還建議應從他們當中委任額外的前座發言人，並且在某些情況下，議會下設的各委員會的官員可以坐在前座發言。很快即將改組影子內閣的說法這時也已不翼而飛廣為流傳。 對我的前途，媒體再一次比我本人更為樂觀。 《星期日快報》和《旁觀者》都在１１月３日編出了我要出任影子財政大臣的故事。這個想法不錯，而且是我喜歡幹的事，不過我覺得特德極不可能把這個差事交給我。那個星期一的《金融時報》和《每日鏡報》都或多或少地肯定了我的想法，說我將要擔任經濟方面的高級職務，但不是影子財政大臣。事實果然如此。我被任命為羅伯特·卡爾的副手，專門負責財政法案，我還被任命為指導委員會成員。我的一些朋友為我沒有得到更重要的職務而惱火。但是，從那些年我跟隨伊恩·麥克勞德做財政法案的工作的經驗來看，我知道這個位置最能發揮我的才能。當時特德和我都沒有料到在後來的３個月裡，我的這個職位是多麼重要。影子內閣改組總的來說表明特德的政治地位不穩固。愛德華·杜坎拒絕加入影子內閣，因此，它對黨內右派不再有吸引力，而其中有些人特德至少需要爭取過來。新加進來的蒂姆·雷森和尼古拉斯·斯科特多少有些左的傾向，儘管很能幹，但不是政治份量很大的人物。

１１月７日星期四，就在影子內閣改組的當天，後座議員委員會執委會全部成員，包括愛德華·杜坎，都重新當選。這對特德是個壞消息。領袖競選在所難免了。他給愛德華寫信說，他現在願意討論修改選舉黨的領袖的程序問題了。從這時起，趕在其他候選人可能發動有效的競選運動之前儘早結束這次選舉，可能對特德有利。 這時，我開始參加由尼克·里德利於１９７２年組成的"經濟問題聚餐小組"的聚會。小組主要包括像約翰·比芬、喬克·布魯斯-格丹、約翰·諾特等主張健全的貨幣政策的人。我埋頭於我的新職務的具體工作中。這時從事這項工作是帶有挑戰性的，因為１１月１２日星期二，丹尼斯·希利提出了一份季度預算。預算對工業中迅速出現的問題作出了驚慌失措的反應，其中包括營業稅額削減７．７５億英鎊（６個月以前剛剛新增了４．９５億英鎊的新營業稅），還停止了對國有化企業的某些補貼。特德在還擊時，保守黨後座議員的驚訝聲不絕於耳。他批評了財政大臣使國有化企業產品的價格上升到市場價格的水平。他的話根本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好處。

下一個星期四我的機會來了，我在預算辯論時代表反對黨發言。我事先作了準備，將工黨過去的宣言與它現在的行動進行了對比。我的演講中有些內容是技術性的、具體的，這是必要的。但是，我對那些插問的回答贏得了後座議員們的歡呼和支持。哈羅德·利弗（沒有他，工黨在經濟上可能更加愚蠢無能）在我演講不久就打斷我，糾正我引用的他過去的觀點。對此我進行了直接答复。在一陣陣歡樂聲中，不少歡樂來自這個出身富裕，精明狡黠的商人自己，我答复說："我總覺得我永遠比不上財政部的他［利弗］，因為獲取金錢的方法有４種：賺錢、掙錢、與有錢人結婚和借錢。他似乎在這４方面都有經驗。 在另一問題上，我被大為激怒的丹尼斯·希利打斷。當時我引用《星期日電訊報》報導他的話說："我從來不存錢，一有錢就出去給家裡買些東西。"丹尼斯·希利極為憤怒，所以我很愉快地退了一步（聯繫這樣的事實即像其他社會主義政治家一樣，他有他自己的鄉間別墅）說："我很高興我們了解這樣的事實，財政大臣是一位樂意存錢的好手。我知道他主張在保守黨居住的好地盤上購置房產。"

沒有人說下議院的答辯必須敏銳機智才算有效。但這場問答振作了保守黨議會黨團搖搖欲墜的士氣，我本人的名聲也大大提高了。 就在這時，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作為霍姆勳爵已經回到了上議院。他同意主持審議選舉領袖的程序。 １１月２０日星期三，我收到了杰弗裡·芬斯伯格的短信。他是我鄰座的議員，也是我的朋友。他的信說："如果你競選領袖，很可能獲勝——就我來說，我希望你成為候選人，我會盡我所能幫助你。"可是我仍然沒有看到這種可能性。在我看來，雖然基思因埃奇巴斯頓演講而引起了軒然大波，我們的候選人還必須是他。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下議院的辦公室裡埋頭研究那份財政法案，電話鈴響了。是基思，他想看看我是否在，他有話要過來對我說。他進門的一剎那我就感到了事情的嚴重。他說："我很遺憾，我確實不能競選了。自從我作了那次講話以後媒體就把我的房子圍住了，他們一點情面都不講。海倫（他的妻子）受不了啦，我已決定實在不能作候選人了。"

他的情緒明白無誤，他已經下定了決心。我快要到了絕望的邊緣。我們不能就這樣把保守黨和整個國家丟給特德牌的政治而不顧。我聽到自己在說："基思，是這樣，如果你不打算競選，那我就參加競選，因為總得有一個代表我們觀點的人出來競選。" 不必再多說什麼了。我的腦子裡已是一片混亂，我不清楚我得勝的機會如何。我對競選領袖的事一無所知。我只好暫時把這一切丟在腦後而繼續集中精力研究財政法案。然而，不知為什麼，消息還是傳出去了，我開始接到議員朋友們鼓勵的電話或便條，那天很晚的時候我回到福拉德家中把我的打算告訴了丹尼斯。 "你一定是發瘋了。"他說，"你沒有希望。"他說的有道理。但是我絕對相信他會一直支持我的。

第二天，弗格斯·蒙奇馬利來電話，我告訴他基思不競選了而我要競選。我不知道怎樣讓特德知道此事最恰當。弗格斯認為我應該私下和他面談。我在蘭伯赫斯特度過了周未，遠遠地躲開了媒體評論和推測的喧囂。我要想的事很多，主要的一點是，我雖然還不知道下一步如何進行，但我對基思的反應肯定是正確的。特德必須離開了，這就是說，必須有人來向他挑戰。如果他獲勝，我在政治上就完了。那樣當然不好，但還是可以忍受的，比當後座議負更糟的事還多著呢。而我獲勝的可能性似乎很小。不過我確實認為我參加競選就可以吸引更有力的候選人出來競選。即使他門與我和基思的想法不盡相同，但仍可說服他們同意改革保守黨現行的災難性方針。 我安排於１１月２５日星期一會見特德。他坐在下議院他房間裡的桌子前。我其實根本不必擔心傷害他的感情。我走進去對他說、"我得告訴你，我已經決定競選黨的領袖了。"他表情冷淡地看著我，轉過身去聳聳肩說道："請便。"我輕輕地走出了房間。 於是，星期一我第一次作為公開的保守黨領袖競選人與媒體見面。我很高興可以指望得到戈登·里斯的幫助和建議，他現在已經是我的朋友並且參加過我早些時候的記者採訪。這些採訪進行得都很順利。當然，因為我是個女人，所以這就成了人們感興趣的主要話題。那天晚上影子內閣和指導委員會的氣氛多少有點"緊張和尷尬。環顧左右，我發現除了基思，到場的人中支持者寥寥無幾。我猜想人們覺得我做了一個荒唐的決定，因此就沒有公開表示更多的敵意。在稍後舉行的保守黨財政委員會會議上，沒有這種明顯的壓抑氣氛。我覺得我就像特曼的一個非凡的卡通片中那個"想當保守黨領袖的男人"，只是我是個女人。片中那些被激怒的上校們和憤怒的貴婦們對他大發雷霆。 我相信，特德的小圈子，還有黨中央總部里至少有一個人，曾經希望我碰到點什麼事像毀掉基思那樣毀掉我。在兩個月前接受《退休前的選擇》雜誌的採訪時，我為那些面臨食品價格迅猛上漲而勉強維持生活的老人們提供了一些我認為是比較實際的建議。我說可以儲存一些罐頭。我小時候就有人對我提過與此完全一樣的建議。任何精明的主婦都要挑價錢便宜的時候買東西，而不是等到最需要的時候才急急忙忙跑去以高價買同樣的東西。 讓我感到驚愕的是，１１月２７日星期三報上充滿了所謂我在"囤積"食品的故事。有人顯然是在利用這次不起眼的採訪把我描繪成吝嗇、自私，尤其是"小市民氣"。他們以特有的方式乾得很聰明，因而使得其孜孜以求的醜化手法發揮得淋漓盡致。這適合了保守黨內那部分小人的勢力眼口味，因為不言而喻，意思是說對一個雜貨商的女兒所能指望的就是這些。它還使公眾回憶起我在教育部時被傳說和報導為"搶走牛奶的人"。 現在上演了一場真正的聲討鬧劇。壓力集團受到慫恿，大肆抱怨。一個家庭主婦代表團據說要從伯明翰趕來向我要罐頭。食品化學家就罐頭食品儲存過久發表他們的看法，馬了·雷德梅恩，前保守黨議會督導員，保守黨權勢集團可信賴的人物，現任哈羅茲百貨商場副董事長，在電視上說："任何一種勸誘搶購都有背於公眾的利益"。其實，雷德梅勳爵家的食品儲藏室裡可能存著比三文魚和牛肉罐頭之類更誘人的東西。對付這樣的事沒有別的辦法，我只能請攝影師到我在福拉德街的家中，請他們檢查我的食品儲藏室和食品廚裡都有什麼。這也許能讓保守黨統治集團的一部分人相信，我和我的家庭所具有的品味和標準，根本不是他們想像中渴望領導他們黨的那個人的樣子。而這肯定表明了所謂我在"囤積居奇"，的說法純粹是惡意中傷，無稽之談。 最後，為了使這個正在消聲匿蹟的故事繼續下去，我的對手們做得大過火了，１１月２９日星期五，我正在約翰-科普的南克羅賽斯特選區，突然接到了秘書阿利森·沃德的電話，說廣播裡正報導有人看見我在芬奇利路的一家商店裡買大量的糖（當時食糖短缺）。阿利森已經做過調查，發現那裡根本沒有這麼一家商店，而家庭的糖消費量怎麼說也是有限的。這是一個直截了當的謊言。我對此予以堅決的否認，阻止了媒體的傳播，結束了這場荒誕的攻擊。 我認為這種做法最終總是事與願違。它向全國的婦女錶明了這些男政治家們對普通的家務事多麼無知。它也說明這些保守黨的達官顯貴們對於許多像我一樣出身平凡的人，懷著多麼醜陋的蔑視，只把他們看作是投票的機器。對我的反對者來說最嚴重的是，他們的做法激起了保守黨內持公正態度的議員們對我的同情，他們看到我成了捏造愚蠢攻擊的目標。 儘管如此，我當時的確很難過，有時幾乎要落淚。有時氣得發抖。但正如我對我的朋友，斯特里瑟姆的議員比爾·謝爾頓所說："我看到他們怎樣毀掉了基思，可是，他們毀不了我。" 已經發生的這些事更促使我下決心參加競選。還有關於愛德華·杜坎也要參加競選的許多傳說。作為後座議員委員會的主席和一位男性，他很可能比我獲得更多的支持。 １２月５日星期四，就在囤積的謠言就要結束的時候，我在羅伯特·黑德利的克賴斯特丘奇選區參加保守黨的一次集會。羅伯特是杜坎的堅定支持者，他認為杜坎會出來參加競選。我說如果他真這麼做，我就要重新考慮我的立場了。我們不能分散右翼的票。 阿賓頓的議員艾雷·尼夫是杜坎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也是他在後座議員委員會執委會的同僚，我對他也很熟悉。我們在業務上曾多次相逢。作律師時，我們曾在一個律師事務所工作。在威斯敏斯特花園區他曾是我的鄰居。在我擔任反對黨社會保障發言人時，曾在他起草８０歲以上老人撫卹金法案時幫助過他。我們都對科學有濃厚的興趣，我任教育和科學大臣時，艾雷曾考慮辭去他擔任的科學技術特別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我幫助說服他留了下來。 艾雷是個有著各種截然不同特點的人。他態度溫和但又很有主見。作為一名作家和從科爾迪茨戰俘營逃出來的英雄，他帶有一種浪漫氣質。比起其他議員，他的經歷要多得多，也經受了不少磨難。他有幸有戴安娜這樣一個有政治頭腦的出色的妻子，她忠誠地支持他。 ５０年代艾雷曾當過短期的低級部長，後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辭職。我知道特德曾不近情理地告訴他。這是他事業的終點，艾雷的政見不大容易說清楚，我認為他在意識形態方面不屬於右翼，可能他並不從右翼的角度觀察世界。我們相處得不錯，我感到我們互相尊重。但是那時我們還不像日後那樣成為親密的朋友。 艾雷在我決定參加競選後不久來看我。他希望說服杜坎出來競選，而杜坎本人還在猶豫不決。由於特德沒有給他高級職位，他專心致力於城市工作，他現在不願放棄這項工作，當然，在杜坎作出某種決定之前，艾雷是不可能積極支持我的。不過我知道我可以企望得到他的建議，他也答應和我保持聯繫，我們後來也確實保持了聯繫。從那時到那年年底，他幾次來到我在議會的辦公室與我交換意見。整個的"囤積"風波足以說明我將面臨的是怎樣嚴峻的鬥爭。如果我最終能正式進入候選人名單，艾雷最好能在身邊幫助我。 １２月７日星期二，內政委員會宣布的結論再次削弱了特德的地位而加強了他的潛在競爭對手。保守黨領袖將每年選舉一次，競爭者只要有一個推薦人和一個支持者提名就可以了。而第一輪投票獲勝所需的多數票數卻顯著提高到了５０％，另加上有資格投票者１５％的票數。這實際上激勵了競爭者，它意味著有困難的領袖需要贏得更大多數參加投票者的信任。 然而，那一年在蘭伯赫斯特度過的聖誕節氣氛仍然不如其他節日。我們競不能像平常那樣散散步，天氣很壞。我知道等到我回到威斯敏斯特時，不管我是不是真地去競選領袖，對我都是一個考驗的時期。丹尼斯也在為他的生意著急，伯馬石油公司遇到了大麻煩。我們對未來都沒有大大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