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一節初諳政事

如果說進入牛津大學是一個驚喜，那麼離開牛津大學就是另外一種震驚了。在牛津，結交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樂此不疲地在化學領域裡探索，熱衷於校園政治。要告別這一切真是一種痛苦。 為幫助應屆畢業生找到合適的工作，牛津大學新成立了一個職業介紹委員會，該委員會安排我參加了幾個單位的面試，其中之一是帝國化學公司在北方的一家工廠，地點我想大概是在比靈赫姆。幾位經理對我們這些求職者進行面試，並寫下了書面意見，交給總經理。總經理最後對我們進行面試。在接受面試時，我發現經理們給我寫的評定意見放在桌子上，我忍不住從桌子對面偷看一眼。這些評價有的令我鼓舞，有的令我不安。一位經理寫道："此女子個性大強，不宜在此工作。"我一共參加了三四次這樣的面試，雖然均未成功，但我很喜歡這樣的考試。不僅僅是因為我被帶人了一個新的工業世界，還在於那時的主考者均彬彬有禮，樂意傾聽每個人講述他們個人的抱負和憧憬。我最終被ＢＸ塑料公司的研究開發部錄用，該公司就在科爾切斯特附近的曼寧特里。 ＢＸ塑料公司生產一系列工業用和民用塑料產品，包括膠卷。

很少有人喜歡一項新工作的開始階段，我也不例外；當初我同該公司負責人面談時，我理解我的職務大概是研究開發部主任的私人助理。我一直期望得到這個職位，因為我想這個職位使我能更多地了解公司是如何運作的，並施展我在化學知識及其他方面的才能。但我報到上班時，公司說那個職位的工作並不多，因此我就又穿上了白色工作服，一頭扎進了那豐富多彩的塑料世界裡。研究與開發部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剛剛成立，萬事開頭難。但到１９４７年聖誕節前夕，我已經有了一兩個朋友，一切變得容易多了，我的上司幫助我渡過了這個難關。研究與開發部也已搬到勞福德附近的一幢相當漂亮的房子裡。像公司的許多其他人一樣，我也住在科爾切斯特。我越來越喜歡這個小鎮，我在鎮上找到了舒適的住處，班車每天接我們去勞福德上班。

同以前一樣，我還是離不開政治。工作後，我立即加入了當地的保守黨協會，積極參與黨的各種活動。我特別喜歡參加一個叫做"３９-４５"討論小組的活動。在那裡參加過二戰的保守黨人聚在一起，互相交流看法，就當時各種政治話題各抒己見。我也盡可能地與一些如愛德華·博伊爾那樣的老朋友保持聯繫。愛德華後來在１９５０年大選中，被選為伯明翰選區議席的保守黨候選人，１９４８年１０月，我作為牛津大學畢業生保守黨協會的代表出席了蘭多諾保守黨年會。本來校友會希望我在大會上講話，附議校友會提出的一項關於對取消議會中大學席位表示遺憾的動議。那時大學畢業生在議會有自己的席位，他們除在居住地所在選區投票外，還有權在其大學投票。 （我支持為大學設專門席位，但不支持大學畢業生有兩次投票權。我認為應該讓畢業生選擇在大學或其居住地所在選區投票）。本來那將會是我第一次在保守黨年會上講話，但後來一位來自城市的先生成為附議者，因為城市的席位也將被取消。

沒能講話給我帶來的失望很快就煙消雲散了，而且是以一種大大出乎意料的方式。有一次，我參加完了一次討論會後，同別人探討起未來想幹什麼的問題。年輕人經常談起這樣的話題。一位牛津時的朋友約翰·格蘭特說他認為我將來會想當一名議員。 "嗯，是的。"我回答，"但希望不大，目前我被選為議員候選人的希望幾乎為零。"我當時還應該說，我沒有工資以外的收入，根本當不起議員。我甚至沒有去爭取被列入希望參加議員候選人選拔的人選名單。 同一天晚些時候。約翰·格蘭特碰巧同達特福德保守黨協會主席約翰·米勒坐在一起。那時，協會正在物色一名候選人。後來，我才知道他們的談話是這樣的："我知道你們還在為達特福德物色一名候選人。"（大選最遲必須在１９５０年舉行，還有可能提前，而達特福德仍未物色到人選，這使保守黨中央總部非常著急。）

"是的，有什麼建議嗎？" "有個年輕婦女，瑪格麗特·羅伯茨，你們也許可以見一下面，她真不錯。" "是嗎？但達特福德是個工業重鎮，我想一個婦女恐怕不行。" "當然，你是行家里手。但為什麼不可以先見見她呢？" 他們同意與我見面。星期六，我應邀與約翰·米勒、他的妻子菲及達特福德婦女協會主席弗萊徹夫人在蘭多諾碼頭餐廳共進午餐。 他們大概是對一位婦女成為達特福德議員候選人持有異議。雖然如此，他們對他們見到的這個人還是喜歡的，我跟他們也很談得來。米勒夫婦後來成為我的親密朋友。弗萊徹夫人很有風度，我很快對她產生了一種敬慕之情。午餐後，我們沿著碼頭走回會場，找個好座位，聽黨的領袖溫斯頓·丘吉爾發表演講。大會開了一周了，我們還是第一次見到他。那時，黨的領袖並不出席年會，只是在星期六的最後集會上露個面。自然，他講話的重點是外交事務。因為那時蘇聯封鎖柏林，西方向西柏林空運日用物資。他傳達的信息是令人憂鬱的。他說：只有美國的核武器才能保護歐洲兔受共產主義暴力，並警告說第三次世界大戰似乎正可怕地向我們逼近。

直到１２月我才收到達特福德的通知，要我去位於市里奇街的保守黨中央總部面試，這裡離議會不遠。同其他許多有望成為候選人的人一樣，１２月３０日星期四晚上，我坐到了選拔委員會的瓦前，這是我平生第一次。非政界人士很少有人能懂得這樣的場合多麼讓人神經緊張，忐忑不安。不感到緊張的面試者很可能發揮不好。因為懂化學的人都會告訴你，如果你想有上乘表現，你的腎上腺液需要流動。我很幸運，桌邊有幾個人對我比較友好，當然在這種場合，這對一名想進入政界的年輕女子來說，既有好處，也有不利。 我通過了這次面試，他們還通知我去達特福德參加下一次面試。 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星期一，我應約到達特福德布爾飯店，向約由５０人組成的達特福德市保守黨協會執行委員會發表講話。同其他５個參加面試者一樣，我需要發表１５分鐘的講話，然後再回答１０分鐘問題。

更有可能給我帶來麻煩的正是那些問題。當時許多人本來就對婦女候選人抱有很大的成見，對婦女競選達特福德這樣的工業重鎮的席位更加如此。毫無疑問，這是男人的世界，連天使也不敢涉足。當然，還有，保守黨人贏得這個席位的希望很小。當然，即使像埃布韋爾那樣被認為是工黨有把握獲勝的席位，參加候選人角逐的保守黨人也不會道破保守黨獲勝希望渺茫這一點。在芬奇利，工黨議員比保守黨議員候選人多得兩萬張選票，這種差距是難以消滅的，但也許，這個誰也不願意點破的事實反而對我有利。為什麼不冒險讓年輕的瑪格麗特·羅伯茨當候選人呢？保守黨不會輸掉什麼，卻能做更多的有益的宣傳。 一次政治活動成功的最可靠的信號是你感覺還不錯。在達特福德的那個晚上，我感到很順利，事情的結局證明我的自信是對的，我被選中了。會後，我留下與協會的干部共進晚餐。因為不僅候選人如釋重負，選拔者也可以不再做批評者，而成為候選人的朋友。我感到有些如墜霧海，但很高興。大家給我這個年輕候選人提了很多建議，告許我許多事情，並主動表示願意幫助我。有些政治家經常被問及"你究竟為什麼那樣做？"，以上這些友好舉動可以提供部分答案。

下一步就是爭取黨的總部的批准。一般的程序應是候選人先獲黨的批准，再參加選拔。但我獲委員會選拔通過後第二天去中央總部會見婦女主席瑪喬麗·馬克西小姐時，卻未遇到任何困難。幾個星期後，我應邀參加一個晚宴與黨的主席伍爾頓勳爵、副主席Ｊ·Ｐ·Ｌ托馬斯、馬克西小姐及地區代理貝麗爾，庫克小姐見面。在以後的幾年裡，瑪喬麗·馬克西、貝麗爾·庫克成為我的堅定支持者，她們給了我許多有益的建議。 選拔通過後。下一步是正式任命。正式任命會議是候選人給協會全體人員留下一個好印象的第一次機會，所以這樣的場合具有心理上的重要意義。由於當地新聞界應邀出席，這也是一次在當地擴大影響的機會，但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父親的光臨。這是第一次我和父親站在同一講台上在同一個會議上講話。父親談起他的家庭如何一直支持自由黨，而現在是保守黨人舉起了老的自由主義的旗幟。我講話的主題在內容上有些格萊斯頓式，形式（長度）上卻不盡然。我強烈主張"政府應該去做任何稱職的家庭婦女在錢緊張時要做的事——檢查自己的帳目，找出問題"。

２月底的正式任命會議以後，達特福德市保守黨協會的兩位要人，索華德夫婦邀請我出席他們為我安排的一次晚餐。他們的房子位於達特福德選區的埃里斯，離索華德擔任董事的阿特拉斯防腐劑公司不遠。該公司生產油漆和化學產品。索華德的老闆，公司的總經理出席過我的正式任命會議，也是晚餐的客人之一，就這樣我邂逅了丹尼斯。 一見到丹尼斯，我立刻感到他是一個不同尋常的人，他了解政治至少不比我少，他對經濟了解得更多。他的職業愛好是油漆，而我的職業興趣是塑料，看起來這種友誼好像缺乏浪漫的基礎，但這些共同愛好使我們很快建立了對科學的共同興趣。從當晚的宴會中我發現他的觀點是純粹的保守主義的觀點。 晚宴後，丹尼斯開車送我回倫敦，以便我能及時趕上回科爾切斯特的午夜火車。晚上開車，這段旅行時間並不長，但這段時間不長的旅行足以使我發現我們倆的共同點還很多，丹尼斯酷愛讀書，尤其喜歡讀歷史、傳記和偵探小說。他好像讀過《經濟學家》和《銀行家》的每一篇文章。我們還發現我們都喜歡音樂：丹尼斯喜歡歌劇，我則喜歡聲樂。

從那以後，我們經常在選區的一些活動中見面，也在其他場合頻頻相見。他風格獨特，有銳氣，偏愛快速車，開一輛"美洲豹"。他長我十歲，比我更諸世事。剛開始的時候，我們見面談論的多是政治，隨著見面越來越多，我們也去看些話劇，或共進晚餐。像其他戀人一樣，我們也有我們喜歡去的餐館。一般的約會要到索霍的小麵食店。具有特殊意義的約會要到菲茨羅維亞的"白塔"、澤邁街的法國餐館以及"綠藤"。丹尼斯十分細心，會關心體貼人，使我很高興。我首次參加達特福德的選舉運動後的聖誕節，丹尼斯向我贈送了一份非常別緻的禮物，是一個帶銀蓋的水晶化妝粉盒。我至今珍藏著這份禮物。這時，我開始認定丹尼斯是認真的。

我們本來可能很快就結婚，由於我酷愛政治，而他喜歡橄欖球，所以星期六我們總是各有各的事，無法約會。但為彌補約會不成的缺憾，他對我的選區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一有問題立刻解決，所有的後勤雜務均由他安排周到。實際上，他向我求婚及我們訂婚的事無意中也在政治上幫了我的忙。選舉的前一天，貝麗爾·庫克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將我訂婚的消息透露出去，期望最後再為選舉助一臂之力。 對於丹尼斯的求婚，我認真地考慮了很久，以前，我把我的心思全都用在政治上，沒有真正把婚姻問題列入我的計劃。我因此就沒有考慮此事，只想有一天婚姻問題會水到渠成，自然解決。我知道丹尼斯在二戰前結過婚，戰後婚姻破裂，他請求我做他的妻子也一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越是考慮，越知道我該怎麼辦。只有一個答案是可能的，４０多年後的今天我感到當時決定說"同意"是我做出的最好的決定之一。 在一段時間裡，我一直在考慮離開ＢＸ塑料公司及科爾切斯特。當上達特福德的議員候選人後我更覺得我應該在倫敦找一份新的工作。我已告訴選拔委員會我將全力以赴參加競選，我確實想這樣做。從性格上講，我不會三心二意。因此，我開始在倫敦找工作，年薪應在５００英鎊左右。雖然這個數目在那時也不算大，但如果要求不高的話足以使我生活得比較舒適。我參加了幾個單位的面試，發現雇主不大願意錄用一個為了從事政治而辭去以前的工作的人。我絕不會去掩飾我的政治追求，更不會放棄它，所以，我繼續找其他工作。最後，位於哈默史密斯的Ｊ·萊昂斯公司的實驗室錄用我作食品研究化學師。這項工作理論性比較強，因此，我對這個職位比對ＢＸ塑料公司的工作更為滿意。 不久，我搬到了達特福德選區的新住處。實際上，從各方面來講，達特福德成了我的家。我的房東全家對我關懷備至，無以復加。對人友善是他們的天性，他們又都是堅定的保守黨支持者。米勒夫婦也悉心照顧我。晚上參加完會議後，我經常到他們家去喝咖啡，放鬆放鬆。我在科爾切斯特工作和生活的時候就經常到他們家度週未。這個家庭和睦祥和，好像每個人都想盡情享受生活，因為戰爭的困難時期已經結束了。我們也定期地參加一些政治性或非政治性活動，女士們總是精心打扮，穿得光彩照人。約翰·米勒的母親已經去世，父親與米勒夫婦住在二起，他是我的好朋友。每次有聚會，他都送我一支粉紅色康乃馨，讓我插在衣服上。 我經常開車到北肯特郡的其他選區。達特福德、貝克斯利希思（特德·希思是候選人）、奇斯爾赫斯特（帕特·霍恩斯比-史密斯）及格雷夫森德（約翰·洛）四個選區合作密切，莫里斯·惠勒任四個選區的主席。他時不時地邀請我們到他家聚會。他的房子"弗蘭克斯"很大，在霍頓柯比。 那時，達特福德的席位是四個選區中最難贏得的，所以，毫無疑問在它的鄰近選區眼裡也是最不重要的，雖然達特福德人不這麼看。從政治上講，把有把握獲勝的選區與毫無希望獲勝的選區聯繫在一起是有道理的。如果在毫無希望獲勝的選區建立起活躍的組織，就很可能把你們的競爭對手的支持者從你們希望保住的政治陣地上吸引走一部分。這正是中央總部希望我們做的一部分工作，以便幫助特德·希思保住貝克斯利這個能贏得的席位。 這樣，我認識了特德。他已是貝克斯利的候選人，中央總部要我到他的選區去講話。特德已較有名氣。他參加過二戰，被授予中校軍銜。他的政治經歷始於３０年代後期支持一名反慕尼黑協定候選人參加牛津的補缺選舉之時，他也因此贏得中央總部及四個選區協會的尊敬。他這個人十分爽快、邏輯性強，他總能列出４個目標或５種攻擊的方法。一見面，他的這種性格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一方面與選區的工作人員十分友好，但另一方面又總是領導者，"候選人"，或"議員"，這使人覺得即使在他最和藹可親的時候，他仍有些與眾不同、孤芳自賞。 他的鄰近選區奇斯爾赫斯特的候選人帕特·霍恩斯比一史密斯則與他截然不同。她熱情奔放，富有活力，是一種明星式女政治家，１９４６年她發表的一次極富煽動性的右翼演說轟動了保守黨大會。她總是十分樂意幫助年輕同事，到全國各地演講。我和她成為很好的朋友，我們經常在她舉行的非正式晚宴聚會上進行政治長談。 １９５０年選舉到來之前，我們就感到保守黨力量開始恢復。這種恢復與其說是保守黨內對其政策進行重新思考的結果，不如說是保守黨人及全國人民對艾德禮政府主張的社會主義作出的強烈反對的結果。安奈林·貝文在１９４８年７月把保守黨描述為"害鼠不如"，像我這樣年輕的保守黨人正好藉機發揚英國人歷來善於自我嘲諷、自我貶低的傳統以表示對黨的忠誠。我們在外出活動時戴上一枚"害鼠"像章，是一個藍色小老鼠。誰吸收了１０名黨員，就戴上一枚像章。這些人被稱為"惡鼠"。誰吸收了２０名黨員，就成了"大惡鼠"。這樣，黨內人員自然而然地分成了幾等。有個居住在特威克納姆的某個地方的人被"封"為"鼠王"。 我倒是克利門特·艾德禮的崇拜者。他為人嚴謹，是個愛國者。艾德禮與９０年代的政治家不同，他注重實質，從不譁眾取寵。他的政府確實十分激進、急於改革。 １９４５年的工黨宣言是一個十分左的文件。現在看來，這一點更清楚。戰爭剛剛結束，大家大談特談的計劃、國家控制均是戰時的用詞，所以人們無法真正掌握其全面的影響。實際上，計劃與國家控制是對商業、資本主義及市場的全面攻擊。這種觀點的基本理論前提是，"除了戰爭期間以外，我們是否充分利用了我們的生產能力令人懷疑。我們必須糾正這種情況。"認為只有國家才有能力決定把資源用在哪、不用在哪更符合國家利益。提出國有化、控制、計劃，不只是或不主要是基於社會的原因，而是基於經濟的原因。認為有害的壟斷只出現在私營部門。因此，鋼鐵工業國有化的理由是"只有公有製代替了私人壟斷，鋼鐵工業才能是高效的"。其中最為激進的也許是工黨對土地的態度。工黨清楚地表示地方當局強行收購土地僅是一個更全面計劃的開始，因為"工黨主張土地國有化並將為此努力"。 工黨政府在實現其競選宣言中提出的具體諾言是極有魄力的。沒有人會懷疑工黨實行社會主義的記錄。而人們攻擊工黨的目標顯然是社會主義帶來的經濟後果：貨幣貶值和再次出現通貨膨脹。龐大的公共開支使所得稅的標準稅率幾乎與戰爭時期的稅率持平，即每英鎊上稅９個先令。戰時的各項控制非但沒有取消反而擴大了範圍，例如１９４６年又對麵包實行配給制，一年后土豆也實行了配給制。因此，１９５０年的競選運動就是圍繞以上這些對任何當時執政的政府都極其危險的問題展開的，而我對這些問題則應付裕如，可以把高深的理論主題與更為實際的"麵包與黃油"問題結合起來。 １９５０年的保守黨宣言是一個匠心獨運的文件，它既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對社會主義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又提出了一系列謹慎的具體的誓言，以改變現狀。它強調了通貨膨脹的後果、經濟管理混亂、浪費及官僚主義的情況。我對宣言關於外交政策的明快的表述特別滿意。 但保守黨也比較謹慎，沒有承諾馬上停止配給制，或者大規模取消國有化，也沒有承諾做任何可能在社會保障或保健服務方面引起爭議的事情。宣言多次以積極的方式提到工會"運動"，將其描述為"對我們的經濟和工業生活的正常運作是必不可少的"。我們都知道我們可能最易受到攻擊的三個領域是失業（選民對３０年代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記憶猶新，卻不會記得第二屆工黨政府期間失業率已經攀升，而國民政府期間失業率下降了）、福利國家（許多人認為我們想取消）及所謂的"戰爭販子"論調（工黨政府的靈活路線可能使丘吉爾關於冷戰的言辭顯得極端，而不是有先見之明——丘吉爾的判斷確實富有遠見）。這些問題是我在１９５０年及１９５１年的競選運動中的公眾集會上經常談及的問題。 １９５０年竟選運動的那幾周是我感到最疲憊的幾週。對我來說許多事情都是新的，而且新手總是缺乏後勁。與今天的選舉不同，那時候幾乎每個晚上參加公眾集會的人都很多。因此，我就得白天找時間準備晚上的講話稿。我還要給選民寫信，爭取支持。大多數下午的時間都是用來上門遊說，有時候，用大喇叭來宣講，算是稍作放鬆。我的家人給了我很大幫助。父親來講話，姐姐也來幫忙。 大選前，威廉斯夫人（資深關稅改革者、多年擔任克羅伊登選區議員的赫伯特·威廉姆斯爵士的夫人）建議候選人參加竟選活動時應有特定的穿著方式，以便大家互相認識。我對她的建議十分認真，到牛津大街的伯恩和霍靈沃思商店購買了一套適合參加競選活動時穿的黑色套服，買了一頂帽子。我就穿著這套衣服，戴著那頂帽子去參加競選活動。為了更容易辨認，我還在帽子上系上一根黑白相間的帶子，打結處呈藍色。 當然，如此小心翼翼是否必要卻是另外一件事了。有多少２４歲的女子會在愛里斯購物中心站在肥皂箱子上演講？那時候，婦女候選人大多是不去工廠遊說的。但我去了，工廠內外都去過，總是受到比較熱烈有時也頗為嘈雜的歡迎。達特福德的社會主義者有些忐忑不安，直到他們的候選人——在任議員諾曼·多茲也受到同樣的待遇，他們才放心。我只是不喜歡去小酒館，我自己一個人是決不會去的。某些畏難情緒很難克服。 我很幸運有諾曼·多茲這樣的競選對手。他是一位純粹的、頗有騎士風度的；日式社會主義者。他知道他將獲勝，因此，他很大度，願意給我這個觀點與他遇然不同的雄心勃勃的女子一次機會。我正式成為候選人後不久，他就提出與我在當地的文法學校的大禮堂進行辯論，我欣然接受挑戰。他和我先分別緻辭，然後回答提問，最後分別緻結束語。各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嘈雜得很。競選運動期間，我們又進行了一次同樣熱烈的難分勝負的辯論。大家只就有關問題和事實進行辯論，而不進行人身攻擊，這使辯論很有意思。有一次，一家全國性報紙報導說，諾曼·多茲認為我很漂亮，但獲勝機會很小，智力不佳。這位善良的社會主義紳士馬上給我寫信，說他並沒有說過那些話——或者至少沒有說過最後一部分。 我的公眾集會總是人很多。由於人很多，在大會開始前２０分鐘就把會場的門關上並不是稀奇的事。當然，那個時候作為一個女人本身就有一個優勢，那就是人們對我都有基本的禮貌，我們可以加以利用，而今天的女權主義者已基本上使這種禮貌喪失殆盡。有一次，我到選區的某地參加一個公眾集會，發現在集會上講話的前空軍部長貝爾福勳爵受到某些提問者的非難，場面有些混亂，大家已經去請警察來幫忙了。我告訴組織者不要讓警察來了。不出所料，我一登上講壇開始講話，台下的騷動開始減弱，基本恢復了秩序，如果說不是真正的和諧的話。 我也很走運，作為候選人我受到國內甚至國際媒體的關注。我只有２４歲，是參加１９５０年競選運動的最年輕的婦女候選人。這本身就是大家評論的話題。有的報紙請我就婦女在政治中的作用寫文章。我的照片刊登在《生活》雜誌及《倫敦圖片新聞》上。 《倫敦圖片新聞》是許多從政的大人物常讀的報紙，我的照片也登在了西德的報紙上，他們稱我為"富有魅力的小姐"（這也許是最後一次這麼稱呼我了）。 我杜撰了兩個口號，不怎麼含蓄，十分直截了當。一個是"投右派的票，保住剩下的東西"，另一個更有針對性，"不要腐朽，趕走無能"。邵使在那時，我講話也從不大談意識形態。我在羅菲爾德街的教堂大廳的一次會議上講話時說： "我們正在參加這個國家從未有過的一次偉大戰役——兩種生活方式之間的戰役。一種將必然導致奴役，另一種則通向自由。我們的對手企圖讓你們相信保守主義是少數人的特權。而保守主義保護我們民族遺產中一切偉大和優秀的東西。保守主義最基本的原則是什麼？是那就是國家團結。我們主張國家的團結一致，而不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你們無法靠傳播嫉妒與仇恨來建設一個偉大的國家或人類家園。" "我們的政策不是建立在嫉妒或仇恨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每個人的自由之上的。壓制不是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政策是鼓勵成功，鼓勵勤奮進取。１９４０年，這個國家奮起反抗專制，不是要求實行國有化，而是要求自由。" 當我在當地的文法學校得知達特福德的計票結果時，我感到我們所付出的艱辛是值得的。我使工黨的優勢減少了６０００張票。全國選舉結果揭曉前的那天凌晨，卡姆羅斯勳爵邀請了議員候選人、議員、部長、反對黨人士及社會名流參加他在薩伏伊飯店舉辦的《每日電訊報》聚會。我在這裡獲悉全國選舉結果時既高興又有些難過。高興的是保守黨使工黨在議會的優勢由１４６席降至５席。難過的是，保守黨仍未取得選舉的勝利。 在這裡，我應特別提一下我作為達特福德的候選人的一次特殊經歷。有一次，我應邀去主持保守黨在奧爾平頓舉辦的一次募捐會的開幕式。有些人勸我算算命，我不太情願地同意了。有些算命先生喜歡水晶球，而這個算命先生顯然喜歡珠寶。他讓我把我的珍珠項鍊取下來，讓他摸摸，以尋求神靈的指示。算命先生的結論當然是十分樂觀的，他說："你將很偉大，像丘吉爾一樣偉大。"大多政治家都有點迷信，我也不例外，但我仍覺得他說得有些滑稽可笑。當然，人們都希望有好運，因此，任何可能帶來一些好運的東西均受歡迎。從那以後，我認為我的珍珠會給我帶來好運。我的珍珠好像證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