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二章牛津寒窗初涉政壇
１９４３——１９４７年：在牛津大學
牛津大學這個地方原本就不打算討人喜歡。新生通常是在１０月的彌霧中邁入校門，在這裡度過從米迦勒節開始的學期。校園星那些紀念碑式的建築物最初往往是以其宏大的規模而不是精美的建築特色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切都顯得冰冷而森嚴——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
我是在隆冬的嚴寒中到薩默維爾去參加牛津入學考試的。在第一個學期的生活開始之前，我對前去就讀的學院幾乎沒有什麼印象，對整所大學的全貌更談不上什麼了解。我來到薩默維爾，開始了第一學期的生活，很想家，對新環境也不知深淺。薩默維爾常會使人感到震驚。對於它的外觀，最好的評語大概只能說是樸實了，許多不太好奇的人雖然從那裡過路，也許不知道那裡就是薩默維爾學院。但誰能想到，院子裡邊竟是一大片碧綠的草地，四周的房子相對而立，掩映成趣，頭兩年我住在學校裡，從較新的房子搬到老一些的房子裡去。過了一段時間，掛起一兩張照片，擺上一個花瓶，後來又從格蘭瑟姆帶回一隻舊扶手椅，這些東西多多少少讓我感到那些房間是屬於我的。在第三年和第四年，我和兩個朋友合住在華爾頓街。
牛津和薩默維爾雖未直接受到戰爭影響，卻都深深地打上了戰爭的烙印。儘管附近的考利有一家發動機廠，後來又成為一個飛機修理中心，但不知為什麼，牛津從未遭到過轟炸，不過，像其他地方一樣，整個鎮子和學校都實行了燈火管制（從１９４４年開始實行燈火管制），而且受到戰時物資匱乏的種種影響。塗了顏色的玻璃窗上釘了木板，準備了許多大儲水罐供救火時使用——靠近伍德斯托克路的薩默維爾東院裡就有一個。配給我們的東西多數直接發放到學院。我很少應邀出去吃飯，但還是感到食堂的飯食平淡無味。有時我會拿剩下的一點餐券買些果醬和其他東西。我不再往茶裡加糖了，這是這種簡樸的生活為我的健康和體型帶來的一個小小的好處——許多年以後，我甚至放棄了喝加糖咖啡的嗜好（其實在牛津時也並沒有許多咖啡可喝）。此外，使用熱水也有嚴格的限制，例如規定浴缸裡的水不得超過５英寸——在５英寸處有標記線。儘管在我的家庭裡，不潔就意味著對神的不敬，講衛生絕不是兒戲，我還是不折不扣地遵守這一規定。那時我們並不想抱怨，畢竟，我們都算是幸運兒了。
再者，儘管我不是家族中第一個大學生——我的一個表兄去倫敦上過大學——但我是羅伯茨家族裡第一個上牛津劍橋的人。儘管我的父母不露聲色，但我知道，他們為我能上牛津深感自豪。入學前我對牛津大學的了解遠不及我的很多同齡人。但我認為牛津就是最好的，如果我真想有所作為，那麼牛津就應是我始終如一的追求，沒有必要降格以求。我們本地的諾丁漢大學是一所出色的學校，而且它的理科專業相當不錯，但我從不為它所動，儘管諾丁漢大學更靠近我的家、我的親人和朋友。牛津大學對我還有一種吸引力，那就是它的學院制度，這種制度至今對我仍有吸引力。牛津大學由若干學院組成，但大學也有一些中心機構，比如博德林圖書館。那時大學生的生活主要在學院內（在這裡吃、住，並接受許多輔導課），其次是其他一些機構，比如教堂和社團，而這些機構又有它們自己的天地。與其它專業的學生不同，作為一名理科生，我的日常活動自然更多地穿梭於學院的眾多機構和役施中間，比如化學實驗室。儘管如此，從我的大學經歷中我得出了這樣一個認識：如果要使人的才能得到最好的發揮，就應該鼓勵他們融入人的小群體中，而不是在無數陌生的面孔中間倘徉。
戰爭時期對大學生活氣氛影響之深也許我們這些在校生最有體會，因為那時我們許多人都很年輕，只有十六、八歲，而在這樣的年齡、長一歲無論在觀點還是在成熟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後來，從１９４４年開始，牛津的氣氛隨著因傷病退役的軍人的歸來再次發生了變化，他們或是來完成一個縮短的戰時學位，或是開始一個完整的學位。他們有太多的經歷，我們對此望塵莫及。基普林在《學者》中曾這樣描述那些大戰後返回劍橋繼續學業的海軍軍官：
他們曾歷經磨難，再也不願回首，那無數激流險灘；
如今整個世界都欠他們很多，他們也開始享受些許，生活的甘甜。
我離開牛津的時候，已結交了一些朋友和同事，他們的見識比我要廣得多。戰爭結束時，牛津匯集了各種觀點和經驗，我從中受益匪淺。
起初我是自我封閉的。在這種全新的環境裡我感到羞怯和無所適從。我依然堅持在格蘭瑟姆的習慣，獨自長時間散步，環繞基督教堂草坪，穿越大學公園，沿著查韋爾河或泰晤士河而行，享受獨處的樂趣，陶醉於萬般思緒之中。不久，我便開始能夠體味牛津的生活樂趣了。我在牛津的頭幾年恰逢戰爭接近尾聲，因而也許並不奇怪，我的樂趣帶有新教徒的特點，這是我從格蘭瑟姆帶來的。我是衛理公會研究小組的一個成員，這個小組經常舉辦或參加茶會。我母親給我寄些糕點，星期六的早晨，我到牛津北部的"糕點廠"排隊，等候一小時左右，為周日購買茶點用品。我加入了由托馬斯·阿姆斯特朗爵士（非常巧合，他是羅伯特·阿姆斯特朗的父親）指揮的巴赫合唱團，該團上演的曲目比它的名稱要廣泛。我們在謝爾登劇院上演的《馬太受難曲》尤其使我記憶猶新，這個劇場似乎是雷恩專為這個節目設計的。我們也唱過《伊戈爾王》，貢斯當·蘭伯特的《格蘭德河》以及雷爾斯特的《耶穌讚美詩》，有時我只是去聽，並不唱，我聽過凱瑟琳·費里那在埃爾加的《傑隆修斯之夢》中的演唱。
隨著戰爭結束和軍人復員，牛津娛樂活動的節奏加快了。八漿划船比賽又恢復了，我去河邊觀看過比賽。就在這時。我第一次去跳舞，有時甚至喝一點兒酒（以前我只嚐過雪利酒，但並不喜歡，現在依然如此）。我第一次抽了香煙，同樣也不怎麼喜歡，雖然我知道如果堅持吸下去的話我會品出味道來的。我決定不吸煙，把錢省下來每天買《泰晤士報》。我第一次參加校慶舞會，像歌中唱的那個女孩兒一樣通宵達旦跳個不停。我在老劇場和新劇場觀看契可夫和莎士比亞的戲劇。 （那時正上演一些克里斯托弗·弗賴的早期作品。）我還觀看過一部精彩的牛津大學戲劇社的演出，是在學院花園上演的，由牛津當時的時髦人物肯尼斯·泰南主演。至於劇情我現在已記不清了，部分原因是：把舞台上的肯尼斯·泰南與生活中的肯尼斯·泰甫區別開來是很困難的事。
我的牛津生涯本來可以更豐富多采些，但我手頭不富裕，而且若不是我的導師——總是樂於幫忙的化學家多蘿西·霍奇金——向學校建議，使我得到一點獎學金，我將入不付出。我還得到一些教育基金的幫助。如果當時我願意承擔一些教學任務的話，我會從這些機構中獲得一筆額外的收入。但我知道自己並沒有從教的天賦，我確信（至今仍確信）好的老師需要有一種天才，而大多數人根本不具備這種素質。事實上，１９４４年夏天我還在格蘭瑟姆真的教過一假期的自然科學，並掙得了買一輛自行車的錢，這在格蘭瑟姆算是奢侈品而在牛津則是必需品。就在我於格蘭瑟姆任教時，巴黎解放了。校長召集全校大會，宣布巴黎又自由了，並告訴我們勇敢的抵抗運動戰士如何起義，打擊德國占領軍，幫助盟軍，這是激動人心的時刻，很明顯，我們正在獲得戰爭的勝利；因而我不再為沒能為戰爭做更大的貢獻而感到那麼內疚了；我與所有英國人民一樣為法國抵抗運動為法國挽回榮譽和自尊感到欣喜。也許那時我們對抵抗運動的普遍存在有些誇大其辭，我們中間流傳著這類故事，諸如德國士兵走進咖啡館時，裡面的顧客會輕輕敲打杯子，用莫爾斯電碼敲擊出字母Ｖ，代表勝利，當然每個真正的法國人都渴望自由，對此我們確信無疑。
此後，我開始埋頭學習。多蘿西·霍奇金致力於調光晶體學的研究，這是一個比較新的領域。擁有這樣一位有才華的科學家和天才的教師對學院來說是一件幸事。霍奇金夫人是皇家學會的會員，後來為盤尼西林——第一種抗菌素——分子結構的發現作出了決定性貢獻，為此她獲得了１９６４年的諾貝爾獎。 （盤尼西林是我去牛津上學前兩年在薩默維爾附近的拉德克利夫醫院發現的，並且在那裡做了早期實驗。）在我大學生活的第四年和最後一年（１９４６-１９４７），由多蘿西·霍奇金指導，我與一位德國流亡者格哈德·施密特一起研究簡單的蛋白質短桿菌肽Ｂ，這是修完第二部分化學課程所必需的研究項目。在宇宙俱樂部和科學俱樂部我也遇到過其他嶄露頭角的年輕科學家，聽過許多知名科學家的講座，其中包括Ｊ·Ｄ·伯納爾，他的政治觀點與當時很多科學家一樣相當左傾，但是他們從未幻想過把他們的政治觀點帶入師生關係之中。
在我的牛津生活中，宗教扮演著重要角色。有很多這樣的故事：年輕人進入大學後，一方面由於接觸了懷疑論，一方面出於不大健康的原因，失去了他們的信仰。我從未感到過這種危機。衛理公會使我有了穩固的錨地，當然還使我有了與我觀點一致的熟人和朋友。星期天我通常去衛斯理紀念堂做禮拜。那裡有一種格蘭瑟姆那樣的社交氣氛：一種溫馨、冷靜而又令人愉快的社會生活。在初來乍到的陌生環境裡，這對我是多麼重要。這所教堂有個非常活躍的學生聯誼會。星期天晚禮拜後，通常在牧師家裡舉辦大型咖啡聚會，那時會有對宗教或其它問題的熱烈討論。偶爾我也去學校的聖母瑪麗亞教堂，傾聽一場別具一格的大學佈道，儘管那個教堂籠罩著某種"一本正經"的拘謹氣氛，使它成為一個冷冰冰的宗教活動場所。有時我去學院附屬教堂，特別是如果海倫·達比希爾小姐佈道，我一定會去。我剛到時她是學院院長，也是研究米爾頓和伍茲沃斯的傑出學者。
總的來說，我不去聖公會教堂。但非常奇怪，我對宗教知識的全面了解卻更多地受聖公會祭司長Ｃ·Ｓ·劉易斯的宗教著作的影響；他對我們這一代許多人有巨大影響，我受他的影響也就不足為奇了。他的廣播、佈道和文章是精煉的語言與深邃的神學的結合，很具感召力。在《斯克魯塔普書簡》中，他以無與倫比的機智和具有說服力的語言描述了"魔鬼"如何利用人類自身的弱點。在《人類的毀滅》以及《純粹的基督教》的開頭段落中，沒有誰能像他那樣把深奧的自然規律闡述得如此通俗易懂。我最難忘的是《基督徒言行》（在《純粹的基督教》中再版，但最初是電台演講）對我的影響。這篇講話觸及到當時基督教徒的行為與其口頭宣稱的理想嚴重脫節的實質。 Ｃ·Ｓ·劉易斯的一個觀點是：基督教的行為準則不僅僅對那些聖徒有約束力。他這樣寫道：
完美的行為如同行車中的換擋一樣難以完美無缺；但人類這架機器的本性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做到完美，作為理想這是必要的，正如汽車的本性要求所有的司機都能做到完美的變速一樣。
同樣，我得益於他對如何奉行基督徒崇高的仁慈原則的論述，這一原則在我們大多數人看來似乎可望而不可及。對於仁慈原則的崇高性，劉易斯並沒有批駁或貶低，而是列出了什麼不是仁慈，這對我們幫助很大：
……像愛你自己一樣愛你的鄰居，這是什麼意思？我必須像愛自己那樣愛他。那麼確切他說我是如何愛自己的呢？一想到這個問題，我發現我對自己並沒有喜愛的情感，甚至對我個人的生活圈子也並不總是感到滿意。那麼很顯然，"愛你的鄰居"並不意味著喜歡他，或認為他有吸引力，……對自己的某些所做所為，我可能會感到恐懼和厭惡。那麼很顯然，我也可以憎惡敵人的某些所做所為……所以，基督教義並不要求我們減輕一絲一毫對殘忍和不仁行為的痛恨……即使當我們斬殺、懲罰敵人時，我們必須盡量設身處地地想問題——但願他不那麼壞，希望他在今生或來世可能會得到拯救，實際上就是祝他好。
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下，這些話無疑具有特別深刻的含義。
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學生對國家的主要貢獻莫過於刻苦學習，獲取知識，而不是想入非非，得隴望蜀。但我們還是想盡量多做一些實事。就我而言，每週一兩個晚上，我去卡法克斯的軍隊食堂服務。來自附近的上海福德基地的英國士兵和美國航空兵是我們的常客。那裡悶熱潮濕，雙腳也吃了不少苦頭。但這項工作也很有趣，那裡總是賓客滿座，不乏睿智的幽默。
１９４４年７月諾曼底登陸的報導帶來的是恐懼和憂慮。我的那麼多同齡人在無遮掩的沙灘上進行殊死拼殺令我們深感不安。也許這時是我第一次懷疑自己留在牛津是不是錯了。
實際上歐洲戰場的戰爭一年之內即將結束。儘管還有巴爾格戰役和昂合姆的悲劇，工作重心在緩慢地轉移，人們開始為和平的到來作準備。我把時間越來越多地用於和平時期的活動，政治活動是其中的一項。
牛津入學初始，我就加入了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該協會成立於２０年代，由基思·法伊林發起。他是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學者，保守黨的歷史學家，後來寫了《內維爾·張伯倫傳》。那時全國約定戰爭期間各黨派停止政治競選活動。這一約定雖然並沒有直接影響到高校政治活動，但實際上牛津的政治活動比３０年代平靜多了。儘管這樣，保守黨協會的各種活動迅速成為我生活的核心。當時牛津大學學生協會不吸收女性會員，但我有時去那裡旁聽。眾多演講明星就各種各樣的問題展開辯論，大到世間大事，小到令人難以置信的雞毛瑣事。但牛津大學學生會鼓勵那種華而不實的辯論風格。我大概永遠不會成為那樣的辯才，我更喜歡我們協會那種更為嚴肅的法庭式的實實在在的辯論。協會還為大家提供了一個相互結識和交友的網絡。那兒的一些同事們的經歷表明，這個論壇的確起了有效的媒介作用。
牛津的政治活動培養了大批人才。在這些活動中，我結交了一些朋友。隨著日月的流逝，這些朋友就像安東尼·鮑威爾的小說所描寫的那樣屢屢反復出現在我的生活中。其中愛德華·博伊爾是與我關係較為親密的一個。他在那個錯綜複雜的社會和政治圈子裡斡旋，輕鬆自如，而我只不過略知一二。但對於政治我和他一樣興趣濃厚，嚴肅認真。當時他是一位自由黨下院議員的兒子，十分富有且受過良好的教育。作為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他的觀點與我的帶有鄉土氣息的中產階級保守主義觀點相吻合。後來我們在政見上分道揚鑣，但一直是好朋友，他身患癌症不幸早逝。
我在最後一學年認識了威廉·利斯——摩格。他早年就已成為《泰晤士報》的知名編輯。我同威廉的關係始終不如同愛德華那麼密切，這個人讓人覺得他拘謹的外表下透出某種堅毅，似乎生來就屬於高層次。
聞名邏爾的自由黨人羅賓·戴同愛德華一樣，是牛津學生會的頭面人物。我們後來在同一個律師事務所工作過。人們有時會想，牛津學生會的優秀天才適合幹什麼呢？羅賓·戴開闢了一條路子，他投身於電視訪談。此後我們在工作中狹路相逢，短兵相接。
另外一位明星人物是托尼·本。那時他仍然使用他的全名尊稱：尊貴的安東尼·韋奇伍德·本。我們兩人的意見總是相左，但他辯論時總是彬彬有禮，言辭有力。他是個愛國者，隨著社會主義越來越落後於時代，他居然變得很傳統了。不過我們共同的宗教根源使我們之間存在一定的互諒。托尼當選學生會主席時，我還應邀去參加了慶祝會，他的父親斯但斯蓋特子爵也出席了這次慶祝會。托尼嚴守新教教規，慶祝會沒有準備任何酒。
還有一個辯才，名叫肯尼思·哈里斯。他同愛德華·博伊爾以及托尼·本一道在美國舉辦了歷時數月的巡迴示範辯論。後來他在政治新聞界位居高職。我們曾多次會面，特別是在他為我撰寫傳記的時候。
作為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的一名幹事，我自然而然地參與了１９４５年的大選活動。在牛津，我忙於牛津市下院議員昆廷·郝格的競選活動。此後，我返回格蘭瑟姆幫助空軍少校沃思競選，他想戰勝並取代當時在位的獨立人士丹尼斯·肯德爾。
現在回想起來，未來會發生些什麼，完全應在我們的預料之中。由於一些神秘而不可抗拒的法則因素，戰爭總是加強了國家的控制和主張加強國家控制的人的地位。我丈夫丹尼斯認為，在軍隊中，人員的背景各異，而又空前地湊在一起，結果只能導致社會良心的深切苦痛，人們因此要求國家介入並改良社會條件。他是在我們結婚後向我闡述這一觀點的。但不管怎麼樣，保守黨在戰時的幾次大選中普遍表現極差，總的看來，我們的得票率呈下降趨勢。當時沒有人注意民意測驗結果，其實民意測驗也反映了同樣的情況。如同我指出的那樣，敦刻爾克戰役後，左翼勢力很成功地將綏靖政策全部歸咎於保守黨，並且用巧妙的手法把丘吉爾同他所領導的黨疏遠開來。人們忘記了，工黨甚至曾經反對鮑德溫和張怕倫進行的有限軍備建設。
另外、其他因素也在產生影響，應戰時局勢需要而實行的集中控制經濟使許多人養成了一種本質上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思維和心態。眾所周知，軍隊中左翼知識分子們通過軍隊教育小組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奈傑爾就此曾評論道："這是唯一的一個在勝利的旗幟下參加大選的軍團。"在國內，電台的播音員們諸如Ｊ·Ｂ·普利斯特利的播音聽起來熨貼入耳，實則是沿著左翼的方向作理想主義的解釋。誠然，以丘吉爾為首的保守黨由於全神貫注於戰爭的緊迫任務，許多國內政策，尤其是和平日程的製定任務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了聯合政府中的社會主義分子手中。丘吉爾本人希望國民政府至少能維持到日本被擊敗以後，考慮到蘇聯日見增長的威脅力，也許還要維護更長時間。但是工黨另有打算。不難理解，它希望沿襲它的集體主義衣缽。
因此，到了１９４５年，我們保守黨人便麵臨著兩大嚴重問題，後來局勢表明也是無法克服的問題。首先，工黨在對他們有利的問題上與我們展開爭鬥，並總是勝我們一籌。大約兩年多來，丘吉爾在談論戰後"重建"的問題。作為此項計劃的一部分，制定了拉布·巴特勒提出的教育法。此外，我們在我們的競選宣言承諾執行１９４４年《就業白皮書》中的所謂"充分就業"政策；一項大規模的建房計劃；接受自由黨著名社會改革者貝弗里奇勳爵提出的國民保險福利的大部分建議以及一項全面的國民醫療保健計劃。另外，我們無法理所當然地獲得戰爭勝利的榮譽（到這時為止這樣說對保守黨是合適的），更無法去聲討工黨的不負責任行為和極端主義做法了，因為艾德禮及其同事們從１９４０年起就同政府內的保守黨人並肩合作。畢竟無論如何，舉國上下都為戰爭做出了努力。
我至今還十分清楚地記得坐在薩默維爾學院的公共教室裡收聽丘吉爾那段著名的（或者叫臭名昭著的）競選廣播時的情景，他的講話實際上在說社會主義需要"某種蓋世太保"來強制執行。當時我想，"他走得大遠了"。儘管社會主義和強制之間從邏輯上講確實有聯繫，但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下，這種論調是讓人無法信服的。我在牛津的競選會議上聽到過類似論調的政治辯論。我知道它會遇到什麼樣的駁斥，比如人那麼丘吉爾不在的時候，是誰在管理國家？是艾德禮先生。 "我發現當時對這種論調的反應正是如此。
回到格蘭瑟姆，我成為保守黨候選人村級會議的"加溫"講演人之一。那時候，參加公眾會議的人比現在要多得多，他們希望他們的錢沒有白花。我經常是一個晚上在好幾個會上發言。現在回頭看看那時當地報紙對我發言的報導，絕大部分內容我仍然是讚同的。比如德國一定要實行非軍事化，受到審判。英國要與美國合作，也要和蘇聯（就不那麼現實了）合作。不列顛帝國，這個全世界有史以來各民族最重要的一個群體，永遠不可解體。 （這或許也不太現實-但我對不列顛帝國未來的看法在大戰勝利後並不鮮見。）我呼籲人們支持保守黨的主要論據是如果選擇保守黨，我們就能讓丘吉爾繼續負責外交政策。事實上，如果丘吉爾能任職到１９４５年７月波茨坦會議之後，戰後世界看起來或許至少會有所不同。
像牛津大學保守黨學生會的許多成員一樣，我聽了保守黨中央總部的斯特拉·蓋特豪斯夫人講的關於公眾講演的課。她強調表達要簡明，盡可能少用專業術語。其實在選舉會議上，當你從來不知道候選人到達之前你要發言多長時間的時候，有一點喋喋不休是很有用的。但是，對我個人來講，最有價值的經歷還是當一個富有幽默感但又挑剔的聽眾提問時，這時我不得不獨立思考答案，有一次，一位老人在一次這樣的會議上給我提出了一個問題，它在很長時間裡影響了我對福利的看法，我記得他問道："就因為我節省了一點自己的錢，就不給我援助"。如果我把錢都花光，他們就會幫助我了。 "這是對新福利國家不久就要擺在政治家面前的艱難選擇的一個早期警告。
投票日過後３個星期，海外選票和服役人員的選票已經送回英國，這時我來到斯萊福德的計票站。在我們等待格蘭瑟姆選舉結果的時候，關於其他地方的選舉結果陸續傳來一些消息。情況很糟糕，並且越來越壞，工黨佔了壓倒優勢，保守黨內閣部長們一個接一個地被擊敗。不久我們自己的候選人也失敗了。我感到很震驚也很難過。我回到格蘭瑟姆，在"電影屋"影院的屏幕上看到更多的結果顯示出來。情況並沒有好轉。我只是不能理解選民們怎麼能這樣對待丘吉爾。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一位朋友，我一直以為他是保守黨的鐵桿支持者，我對他說這個壞消息如何使我震驚。可是他一點也不震驚。相反，他說他認為這是個好消息。這使我更加迷惑不解。當時我感到英國人這樣對待這個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強有力地保障了他們的自由的人是可恥的。但是，埃德蒙·伯克不是說過嗎："完美的民主是世界上最無恥的東西"。回頭看看，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５１年工黨的執政，似乎是戰時在英國起主導作用的集體主義精神的合乎邏輯的體現。這種集體主義還要在英國盛行３５年——塑造並扭曲英國社會，然後在１９７９年那個"不滿的冬天"垮台。當時，大家都清楚，需要對保守黨的原則和政策進行根本性的重新評估。我們在牛津像在其他地方一樣，都感受到了這一點。在一份由我和邁克爾·肯欽·史密斯和斯坦利·莫斯於１９４５年第三個學期合寫的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政策委員會的報告中，我們提到了這一點。這份報告並不比任何其他保守黨本科畢業生的論文包含更多深奧的觀點。它提到的兩個主題都是我們多次聽到的——更多地研究政策並更好地闡述它。
這個建議可能有一些可取之處。也許關於保守黨"形象"的一個主要問題是我們似乎已經迷路，儘管我們的政策具有連續性，但這些政策似乎都是專為有錢人而不是普通人制定的。正如我們那份報告所說："保守黨的政策在公眾眼裡只是意味著一系列解決個別問題的行政措施，在某些領域裡與一些毫無道理的偏見和富有階級的私利聯繫在一起。"這種指責當然是不公正的。假如保守黨贏得了１９４５年大選，我們仍然會建立福利國家製度——當然，直接使用公共開支會少一些，並讓私營部門和自願捐助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在當時認為保守主義就是維護既得利益、反對變化和改革的看法是很有影響力的。
１９４６年３月，我成為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的司庫，同月晚些時候作為牛津大學代表之一出席了在倫敦的沃爾多夫飯店舉行的保守黨大學生聯合會的會議。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會議，我非常高興，我講話支持更多的工人階級出身的人士參與大學的保守黨政治活動，我感到我們有必要丟棄那些令人感到沉悶的、謹小慎微的保守黨觀念。這並不是說像社會主義者（並不很坦率地）聲稱的那樣我希望有一個無階級的社會，而是因為我確實沒有發現階級有多麼重要。每個人都可以給生活一些獨特的東西，而他們的責任就是去開發這些才能——各種出身背景都可以孕育英雄。如同我在那次會議上所講的："我們都聽到了關於這個時代是普通人的時代的論調——但是請不要忘記也需要非同尋常的人。"我想或許本來還可以加上"婦女"二字。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我當選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主席，成為第三位擔任該職的婦女。那年夏天我通過了期末考試並開始了四年級的爭取化學學士學位的研究工作，因此，我有較多的時間參加政治活動。比如，我平生第一次出席了那年在布萊克普爾市召開的保守黨年會。我立即被吸收入黨。在格蘭瑟姆和牛津，成為一名保守黨員令人感到不同尋常。而現在我突然置身於有著與我同樣的信仰和對談論政治有著永不枯竭的熱情的數以百計的人們中間。
大會有一種非常獨特的氣氛。作為一個地位低微的與會代表，我意識到黨的領導成員們，除黨的領袖外，已經抵達布萊克普爾，準備把英國的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在英國的永存協調起來。參加１９４６年年會的一名敏銳的觀察家，伯特蘭·德朱維納爾這樣描寫我們的前座議員們：這些傑出的、智慧的優秀政治家們，他們自幼受到的教養是謹慎的行政管理和文明禮貌的辯論方式。在內心深處，他們接受了１９４５年選舉失敗的結果。 "這顯然不是普通黨員想听到的。事實上，坐在台下的人們就公開表示了不同意見。第一天主席就拒絕了一項就哲學和政策問題進行一般性辯論的請求。登台發言的人大都表示了尋求共識的態度，大家對這種態度的反應並不熱烈。影子內閣部長們發現了我們的不滿，結果會議越開要求共識的調子也變得越強硬了。我的直覺與普通黨員是一致的，儘管我還沒有像此後幾年那樣從理性上形成對集體主義的批判觀點。
回到牛津後，我安排了許多人演講。道格拉斯勳爵（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極力主張支持歐內斯特·貝文的外交政策。我們也樂意給予支持。鮑布·布思比，一位頗有風度的出色演講家，攻擊莫斯科式的集權專制主義。戴維·馬克斯韋爾·法伊夫，其女兒帕梅拉當時也在牛津上大學，則抨擊國有化運動，主張財產私有製式的民主。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在大學生俱樂部與牛津大學工黨人士俱樂部進行的一場辯論中，提出了一個似乎很先進的"托利改革派"的觀點。戴維遜女士告訴我們在眾議院當一名唯一的保守黨女議員是怎樣的一種感受。安東尼·艾登魅力非凡，在品嚐雪利酒的過程中他征服了我們所有的人。每學期我們都要在牛津大學與其他政治俱樂部，尤其是與工黨人士俱樂部一起舉行生動活潑的辯論會。那時，工黨俱樂部很左，包括一些像安東尼·克羅斯蘭和托尼·本這樣的知名人士。然而，在一般情況下，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在一個星期五的晚上在泰勒瑞安學院舉行碰頭會，並事先在蘭多夫飯店款待演講者。就是在那裡，我第一次與保守黨的大人物有了接觸。事實上，我與他們中的許多人保持了多年的聯繫。
但就保守黨在全國范圍所持的整體立場來說，這類活動的意義是微不足道的，回顧過去，可以發現，當時的保守黨有兩種戰略可供選擇：要么遷就當時的集體主義，但同時藉助我們的體制，努力延緩左傾的腳步，盡可能減輕其影響，為個人選擇及自由企業的發展保留一些空間；要么向集體主義全面開戰，設法說服公共輿論，使之相信１９４５年是國家既定道路上的一個錯誤的轉折點。事實上，保守黨試圖兩種做法同時並舉。雖然能聽到支持向集體主義開戰的呼聲，但與這一觀點相對立的觀點占主導地位，認為實用主義是保守黨重新執政的最佳途徑。
最能體現實用主義觀點的黨的文件是１９４７年５月發表的《產業憲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不是什麼新政策，實際上連續性和共識性是其基本主題，正如戰時１９４４年的《就業白皮書》是與凱恩斯主義（即強調用逆週期性的公共開支保持需求和就業，同時更注重正統意義上的效率、競爭和靈活性，把二者結合起來）妥協的產物一樣，《產業憲章》是總體主義與自由企業相妥協的產物。 《產業憲章》維護經濟計劃、產業"夥伴關係"和工人"協商"制度，但它繼續強調有必要減少控制、減少公務人員和合理降低稅收。兩派的爭議在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的保守黨內繼續存在。 《產業憲章》給我們某些啟示，它使我們黨得以保持團結。但這類文件無法使人熱血沸騰，對黨重新執政也無關緊要。事實上，正是工黨政府經濟政策的失敗，尤其是１９４７年２月的燃料危機和１９４９年的英鎊貶值，而不是保守黨的主觀能動作用，才使得政治形勢朝著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
《產業憲章》這類文件謹慎地避開了最終擊敗社會主義的真正戰場。最終丘吉爾是對的。社會主義是否像東歐和蘇聯那樣需要一個"蓋世太保"還是只需要西方所採用的那些平庸、官僚的專制工具、沒收式稅收、國有化和壓制性規章制度，這個問題最終取決於所嚮往的社會主義的程度。在減少經濟自由的過程中，如果社會主義者們沿著這條路一直走到底，這將意味著消滅一切自由。我本人對這一觀點包含的真理毫不懷疑。但是一些保守黨人很難接受這一論點。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是我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埃德蒙·伯克本人也信奉這個主義，但對來自社會上層的保守黨成員們來說，則對此常常是格格不入，不能投合的。哈羅德·麥克米倫於１９３８年在他的影響很大的《中間道路》一書中所反映的豈不就是這種思想？他主張在大範圍的生產和服務行業中擴大國家調控和計劃職能。其他的保守黨人則對任何理論都漠不關心，他們竟把米爾所稱的"愚蠢的政黨"看作是一種讚美，因此，他們把Ｆ·Ａ·海克所寫的那本強烈批判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國家的著作《通往農奴制的道路》奉獻給"所有政黨的社會主義者"，就不足為奇了。我當時讀了這本書，後來又反复閱讀。
我不能說當時已完全理解海克的小小的代表作的涵義，只是到了７０年代中期，當基思·約瑟夫給我開列的閱讀書目的最上方赫然出現了海克的著作時，我才逐漸明白他提出的觀點。也只是到那時，我才真正開始思考他的論點。我的這種思考是從保守黨人認同的那種國家（一個法治下的規模有限的政府）的觀點，而不是從我們應該避免的那種因家（由官僚們隨意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觀點出發的。在這個階段，在我看來，《通往農奴制的道路》對社會主義所作的無可辯駁的批判是產生了影響的，海克認為納粹主義即國家社會主義起源於１９世紀的德國社會計劃。他認為國家對"經濟或社會某一領域的干預會導致難以抗拒的壓力，要求將計劃進一步擴大到其他領域。在西方文明幾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國家計劃對其產生了深層次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影響——他提醒我們要注意這一點。
海克直言不諱地指出了計劃社會的壟斷傾向，這種壟斷是各專業集團和工會必然要利用的。他們對社會保障的每項要求，無論是就業、收入或社會地位，都意味著特權集團之外的人不能享受這些利益，這就導致被排除者要求得到補償的特權。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最終都是輸家。也許由於海克沒有英國保守黨的背景，事實上他也根本不認為自己是一名保守主義者，所以在談論這些事情時他毫無顧忌，不像英國上層社會談論這些事情時顧慮重重，使他們的社會良知受到折磨。海克很獨特，而又不被眾人青睞，但在徹底批判社會主義方面他並非是獨行者。在這個時期，我還看過喜好辯論的記者克姆·布朗根的作品。海克用哲理表達的內容，布朗根則用令人卻步的反語和尖刻的譏諷來表達。在１９４３年的《"人民"是誰？ 》一書中，布朗根的寫作方法是難以想像的。在１９４７年出版的《我們的新主人》一書中，他不認為１９４５年的選舉結果只不過是因為大家都失去了常識。
（人民）被欺騙了，這是確定無疑的，但他們願意受欺騙……他們投票否定了生活中的適度期望，而這正是一位清醒的公民一生為之奮鬥的目標。他們為吃上蛋糕並擁有它而投了票，為了存些蛋糕以備雨天之用，然後再把它扔掉而投了票。他們為多拿錢少干活，為了一個物質極大豐富的世界而投了票。他們象凱紐特國王的朝臣們一樣投了票，這位國王坐在逐漸逼近的海浪面前，憑藉王室的權威和毋庸置疑的意志命令海浪退去。人民可以讓他們自己選擇的最高統治者掌權。沒有人剝奪他們的權利。但海浪在逼近。
因此，布朗根看到民眾對工黨的幻想破滅了，在他寫書時這種情緒已經表露出來。這是社會主義分子應得的報應，因為他們激起了人們那麼高的期望，而這種期望是無人能夠實現的，更別說那些制定錯誤政策的人了。布朗根極巧妙地攻擊道："凡是斯達夫·克瑞普斯爵士試圖增加福利和幸福的地方，那裡連草都不會生長。"
布朗根還認為社會主義是導致無序與分裂的力量，是可能腐蝕整個政治機構的毒藥。他認為工黨是一個"虛弱、愛抱怨的傢伙，由於它心靈放縱，對生活的看法幼稚而不現實，所以它不適合執政"。這些感受我們許多人都感覺到了，但這麼強烈地表達這種感情總的說來顯得不夠謹慎。
抵制集體主義的兩種可能的方式——漸進的和激進的——之間的對立，在我整個保守黨的政治活動中都時有表現。但在戰爭剛結束的那幾年，對我最具有影響的是有關國際方面而不是內政方面的一些問題。
我從廣播新聞中得知在命運攸關的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在廣島投了一顆原子彈。這時我正在布萊克普爾市看望我姐姐（她已從伯明翰的矯形醫院轉來這裡）。在此之前，人們知道我們正處在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技術突破的前夕。我自己的學習專業以及與科學研究成果的實際應用有關的問題對我產生的吸引力，也許意味著我比大多數人更知道原子彈製造可能導致的事態發展。第二年，在美國出版的《用於軍事目的的原子能》一書中，我看到（大體懂得）非常充分的闡述。然而，儘管它可能是些老生常談，可我一聽到關於廣島的最初報告，就立刻意識到隨著原子彈的出現"這個世界就變樣了"。或者正如丘吉爾自己在其宏偉的回憶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說："它影響到二戰迅速結束，也許還影響到其他很多東西。"
核武器所蘊涵的全部科學、戰略和政治意義要在若干年後才能作出估計，而且像它所涉及的科學一樣，它們還在不斷發展變化。但是使用核武器對人類和環境所產生的直接後果很快就知道了。 １９４６年冬天，我看了美國記者約翰·赫西關於廣島的報導，這篇報導最先刊登在《紐約人》雜誌上，後來作為企鵝出版社叢書出版。說來奇怪，與有關駭人聽聞的人體傷害、烈火、放射性塵埃和輻射引起的疾病的報導相比，更震撼人的是那些野花和小草從死灰中破上而出的苦澀而又甘甜的形象，它們的生長受到核彈輻射的畸形刺激。
我當天晚上在由布萊克普爾乘火車回家的路上對此事進行了反思，後來又看到有關的大規模毀滅的報導和照片。然而這些都未使我對使用原子彈的決策的正確性產生懷疑。我認為使用原子彈的決策基本上是正當合理的。這主要是因為如果由盟軍襲擊攻占日本本土，就不可避免地要帶來人員的傷亡損失。當時日本尚有２５０萬武裝人員。在沖繩之戰中我們已經看到他們的瘋狂抵抗。只有盟軍的軍事技術優勢，才能今日本領導人相信抵抗是毫無希望的。這種優勢先在廣島後在長崎被證實了。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一周後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日本投降了。當然，英國在製造原子彈的過程中進行了密切的配合，儘管戰後由於英-美停止核合作，直到１９５２年我們才爆炸了一顆原子彈。正如我們現在所知，丘吉爾和杜魯門在波茨坦被斯大林欺騙了。當美國總統將原子彈的消息"告知"這位蘇聯領導人時，得知此事的斯大林立刻返回莫斯科，命令他的科學家們加快他們的核計劃。
如果說原子彈引發了人們對英國在戰後世界中應扮演什麼角色的置疑，那麼印度的形勢引發了另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引起了我的興趣。這時我對丘吉爾懷有無限崇敬，我知道他強烈反對遷就印度民族主義主張的做法，這種主張體現在１９３５年印度管轄法中。印度的局勢在戰時急劇惡化，看起來，即使早期預想的給予自治領地位的前景也不太可能緩解要求獨立的壓力。而且，當時的背景是戰後英國在世界的地位已大為削弱，雖然那時我們對這一點尚未充分認識到。我們獨自與希特勒戰鬥的兩個物質條件——在海外積累的巨額投資和世界上空前成功的龐大帝國——已經作為取得那場偉大戰鬥勝利的代價而失去或被極大地削弱了。
儘管如此，我的同齡人，甚至那些與帝國演變成聯邦關係密切的人，對印度所發生的事情的看法也要比我的許多長輩們積極得多。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讀了兩本強調英國作用的書。這兩本書認為，英國不僅應是英帝國屬地內建立漣全的行政管理和人類公平的保證人，而且應是負責它們作為國際社會的可靠成員的出生、成長和成熟的助產士。
利奧·艾默里的《關於憲法的思考》（在牛津發表的演講）強調通過自由合作確保帝國"思想和目的的統一"是極為必要的。至少有一段時期，這種主張使我對以"帝國優先權"作為維護我們社會利益的一種方式的想法產生了興趣。
我還讀了艾爾頓勳爵的《帝國聯邦》，這本書把不斷發展的英帝國看成是統一與合作的典範：
向全世界傳播有組織的政治自由；三次從暴政專制下拯救了歐洲，兩次拯救了世界；結束了農奴制，並教其他國家也結束了它；不願得到土地，卻常常為了他人利益而擁有它；在逆境中學到智慧，擁有巨人的權力卻不像巨人那樣使用它……所有這一切使英帝國富甲天下，存在至今，並使它對全人類的感謝擁有充分的權利……也許世界從這個島國身上學到了自由的藝術，而它還沒有把統一的藝術教給世界。也許英國目前的苦難最終會使它適應那種角色。
回頭來看，其中很多說法是自欺欺人。我們不可能既賦予殖民地自由，同時又決定它們以後的前途。然而，在當時這些主張看上去似乎英國既有可能繼續扮演世界角色，同時又不背負帝國的負擔和罪惡。
１９４６年春天至１９４７年夏天，斯塔夫德·克立普斯調查團到印度試圖與印度人就他們國家的前途達成共識，政府在分治的基礎上簽署了一項解決方案，在這段時期內我密切注視著事態的發展。我認為就這種解決方式而言，有很多方面可以給予批評，但是這項政策的目的是正確的，對英國、印度以及更廣泛的英聯邦來說其方向是進步的。毫無疑問，工黨政府和蒙巴頓總督試圖走得更快。從悲劇的意義上講，這時爆發的內戰表明了英國的統治對保證印度的統一與和平的重要程度，在這場戰爭中一百萬人喪失了生命。
然而，這些想法與戰後的世界看起來有些格格不入，在這個世界中，新的全球機構是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而歐洲殖民地帝國的前途極為有限。事實上，我們至今還沒有完全成功地實現從一個穩定的殖民地世界到一個穩定的後殖民地世界的轉變。像索馬里危機一樣，在亞洲和非洲，許多地方自己無法建立秩序，對此國際機構也無良策，肯定沒有像一個世紀以前的殖民統治那樣有效的良策。
但是，此時對英國影響最為巨大並對我的政治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轉變，是蘇聯由戰友變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重要的是需要強調指出，此時西方大多數人對蘇聯的情況知之甚少。事實上，如果注意對其進行調查和報導，還是能夠了解到事實真相的。但是，一般說來，由於各種原因，人們沒有這樣做。一般而言，報紙也是如此。例如，《每日電訊報》對斯大林３０年代的清洗就沒有給以突出的報導，甚至在１９３９年８月的《莫羅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之後，該報也只是奇怪地把蘇聯對波蘭東部的入侵說成是它與希特勒關係緊張的表現。
人們可以進行有力的辯護以減輕丘吉爾和英國在放棄中東歐問題上的責任。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丘吉爾同斯大林在莫斯科會晤，他在著名的半張紙片上寫下了共享巴爾幹半島勢力範圍的建議。丘吉爾本人也承認，這的確有一絲玩世不恭的"現實政治"的意味。他稱這是一紙"惡作劇的文件"。紙片上的內容顯然公開背離了１９４１年北大西洋憲章的原則精神。但承認了紅軍已佔領大部分東歐的現實，而且有可能有助於維護希臘獨立。丘吉爾至少意識到，在和紅軍對峙的形勢下，我方部隊的倉促撤退將會置德國的中部地帶於蘇聯控制之下，從而勢必使我們徹底失去對東歐命運施加影響的機會。而此時美國人還惜然無覺。
話雖這麼說，但承認現實與將現實合法化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因為合法化經常是把不合理的現象具體化。由此看來，在關於１９４５年２月簽訂的《雅爾塔協定》問題上，棄權或投了政府反對票的保守黨人的做法是正確的，亞歷克·道格拉斯一霍姆也是其中一員。在聽完德萊爾伯爵和達德利分別在泰勒瑞安學院對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所做的一次震憾人心的演講後，我由忐忑不安轉而開始反對該協議的簽訂了。當然，強迫蘇聯人尊重民主、尊重蘇占區的民族自決權是困難的，甚至也許根本就不可能實現。而且也不難理解，當時的美軍和英軍都疲憊不堪，傷亡較重，他們想告別戰爭帶來的恐懼，不願冒險去同舊時的盟友展開新的衝突。儘管如此，在我們內心深處都不准備遵守的協議上蓋上表示贊成的印章，而且還試圖迫使流亡國外的波蘭非共產主義政府去接受它，卻是錯誤的。
《雅爾塔協定》的簽訂引起了我對於共產主義軍事威脅的深思。共產主義現實上的其他一些特點也在我的腦海裡一點一點地聯繫起來。比如說，我讀過阿瑟·凱斯特勒的《正午夤夜》一書，該書對共產黨人主持的一次裝模作樣的審訊作了生動透徹的描述。
幾年以後，我任反對黨領袖時見到了凱斯特勒。我對他說，我感到他的作品很有震撼力，並詢問他是如何想像出拉巴斯夫以及對其施加折磨的那幫人的形象的。他告訴我：並不需要什麼想像力，那些都是真實的。
由於我讀過這些書，不難想像我對丘吉爾１９４６年３月５日在密蘇里州的富爾頓城發表的演說會作出什麼反應。當然，此次演說由於提出了一個有力的警告而聞名於世，即："從波羅的海沿岸的甚切青到亞得里亞海的特里爾這一橫跨歐洲大陸的地區上，已經落下了一道鐵幕，在俄國人支配下的這些國家中盛行警察政府的統治。"但在我看來，具有同樣意義的是，丘吉爾藉此喚起人們去締造英美兩國之間的特殊關係，以及它所蘊涵的"英美兩國人民傳遞給整個人類的理想主義的信息"。關於自由的思想，在我們兩個國家中的政治傳統和社會制度中得到最充分的發展。現在看來，丘吉爾的那次演說具有驚人的先見之明。但在當時，它卻受到了北大西洋兩岸評論家們的嚴厲批判，認為它大肆叫囂戰爭論。不過沒過多久，蘇聯在希臘和東歐地區的意圖照然若揭，這些人的筆鋒也隨之而改變。
在獲得了一個二類化學學位、從牛津畢業之際，我對大千世界、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情況已知之較多。我的性格依然如故，信仰也一如既往。但我更明瞭如何處理與他人的關係及他人的雄心和意見。簡言之，我長大了。這個神秘的過程把人們帶向種種顯赫的或者平庸的職業。我找到了自己此生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
在大學生活即將結束之前，我回距格蘭瑟姆約１０英里的小村考比格倫參加了一場舞會。散場後，我同一些朋友在我住處的廚房裡喝咖啡，品嚐三明治，像通常一樣，我談起了政治。我所談的某些內容，或者說是我談論時的方式，引起一位男士發問道："你真正希望做的是成為一名議員，不是嗎？""對，那正是我想要做的。"我幾乎不加思索就作出了回答。我以前還從未這樣說過——甚至對自己也沒有，那天晚上，我思緒萬千，難以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