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一章邊陲小鎮童年趣事(2)

有一天我父親購買了我們家的第一台收音機，是菲利浦牌的，現在有時在不太富麗堂皇的古玩店裡還能看到。我知道父親買收音機的計劃，我激動地從學校跑回家。沒有使我失望，收音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自從有了收音機，我們的生活節奏就不再僅僅是扶輪社、教堂和我們的商店，而是收音機廣播的新聞。而且不僅僅是新聞。在戰爭期間，星期日９點鐘新聞後，有一個"播後評論"欄目，是一個短小的專題談話，經常由Ｊ·Ｂ·普利斯特利主講，他具有一種獨特的天才，把左翼觀點包裝得嚴嚴實實，聽起來像是北方的家庭哲理。有時則由一個名為昆廷·雷諾茲的美國記者主講，他以嘲弄的口吻用希特勒家族的一個姓來稱呼希特勒，稱他為"希克勒格魯伯先生"。有一個叫做"思想庫"的欄目，由４名知識分子主持，是關於當前時事的一小時討論，其中最有名的是Ｃ·Ｅ·Ｍ·喬德教授，他對任何問題的回答都是"這要看你所說的……是什麼意思"。星期五晚上有由諾曼·伯克特等人主持的討論系列節目叫做"見面"。我喜歡"又是他"系列廣播喜劇及其仍然有用的順口溜，還有劇中的那些人物，諸如性格憂鬱的女傭人"莫娜·勞特"及其噱頭："自得其樂，樂在其中。"

無線電對重大事件的廣播非常及時，特別是關於戰況的廣播。這種廣播使許多家庭感受特別深切。我記得，有一年吃聖誕飯時，我和家人坐在收音機旁，收聽國王１９３９年的聖誕祝詞。我們深知他在努力克服他的語言障礙，我們知道那是現場廣播。我當時想他一定會感到不愉快，因為他知道他要作廣播講話，而不能享受聖誕晚餐。我記得他用緩慢的語調吟誦以下名言： 我對站在新年門口的人說："給我一盞燈，使我能夠安全地走向未知世界。" 他回答道："走出去，進入漆黑的世界，讓上帝牽著你的手，這比燈還要亮，比你熟悉的路還要安全。" 大戰爆發時我將近１４歲，已能理解戰爭的背景並且知道許多有關情況。在此後的６年中我緊密地跟踪了戰爭的重大事件。我對３０年代政治世界的了解不夠深入。但有些事情還是留在了記憶中，例如大蕭條的年代。這是由於錯誤的貨幣政策導致的第一次但不是最後一次經濟災難。這次災難對格蘭瑟姆影響較小，但對附近的農業地區影響較重，而北部重工業地區的城鎮受影響更大。格蘭瑟姆的多數工廠仍然開工，最大的工廠是拉斯頓和霍恩斯比，它是生產機車、蒸汽機或拖拉機的。我們的鎮還吸引了新的投資，其中一部分是我父親爭取來的。我們家的生意仍保持穩定：人總得吃飯，而我們的店很會經營。鎮上的人明顯地分成兩部分，領月薪的人，也就是今天人們所說的"白領"僱員，他們的生活較為穩定；不領月薪的人，由於找工作更為困難，他們的生活極不穩定。在我去學校的路上，在勞動市場前總排著一條長隊，那裡的人不是找工作就是要求救濟。我們是幸運的，我們的親朋好友中沒有人失業，自然，我們認識的人中有人失業。而且我們記得，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失業家庭的孩子們的衣著是多麼整潔。他們的父母決心作出必要的犧牲。在東米德蘭地區的城鎮中，人們自力更生和獨立生活的精神很強，即使是最窮的人也是這樣。這意味著他們永不脫離這裡的居民隊伍。有能力的人默默地捐獻出能夠捐獻的東西，格蘭瑟姆的居民群體仍然凝聚在一起。回首往事，我愈加體會到，格蘭瑟姆是一個多麼好的地方。

因此，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沒有階級分野和階級衝突的意識。即使是在大蕭條年代，也有許多東西把我們聯繫在一起。王室肯定是一個因素。而且我們家和許多家庭一樣，為帝國感到極為驕做。我們感到，帝國把法律、良好的行政管理和秩序帶到其他國土、否則，那裡的人永遠無法得知這些東西。對於那些處於偏僻地區的國家和大陸，我曾經充滿浪漫的幻想，幻想我們英國人能夠帶給他們什麼好處。童年時期，我懷著好奇的心情傾聽一個衛理公會的牧師講述的故事。他說他在中美洲的一個部落工作，那裡非常落後，他們沒有文字書寫他們的語言，他為他們創造了文字。後來，我認真地考慮過去印度當文官。在我看來，印度帝國是英國的最大成就之一。 （我對在英國當文官沒有興趣。）當我與父親討論這個問題時，他說，當我真的參加印度文官隊伍時，也許印度的文官制度已不復存在。事實表明，他的話大有預見性了。

至於國際形勢，任何人關於３０年代的記憶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後來事件的影響，兒童的記憶也是如此。但是，我記得，我的父母對國聯的軟弱表示不安，因為當１９３５年阿比西尼亞遭到意大利入侵時國聯沒有給予支援。我們對獨裁者極不信任。 當時我們對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了解不多。但是，我的父親與很多具有保守思想的人們不同。有些支持佛朗哥的人提出，應該支持法西斯政權，認為這是打敗共產主義的唯一辦法。我的父親激烈地反對這種觀點。他相信，自由社會比這兩種制度都好。我自己也很快樹立了這種信念。在宣戰之前我們對希特勒就有了自己的看法。在電影院觀看新聞短片時，對黑衫黨大搖大擺地遊行集會感到厭惡，而且很不理解。這與我們的溫文爾雅自我約束的平民生活迥然不同。通過閱讀我們還了解到大量關於法西斯政權的野蠻和荒謬的事實。

所有這些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認為與獨裁者的戰爭不是一種可怕的前景。如果可能，應該避免這種前景。在我們的閣樓裡有一大批雜誌，其中有一些關於大戰的著名照片，一隊英國士兵被介子氣毒瞎了眼睛，他們正在走向治療站，每個人都把手搭在前邊人的肩上，由前邊的人領路。懷著最好的希望，我們作了最壞的準備。早在１９３８年９月，也就是簽訂慕尼黑協定時，母親和我就買了許多碼為防空遮窗用的布料。我的父親投入大量精力組織鎮上的防空。後來他說，"ＡＲＰ"（防空措施的英文縮寫）代表阿爾夫·羅伯茨的煉獄（他的名字的縮寫）。由於防空耗費了他的大量時間，他沒有時間干其他事了。 ３０年代影響最為廣泛的神話也許是這樣的說法，即右翼而不是左翼最為熱衷綏靖政策，從我自己在一個政治上高度右傾的家庭經歷來看，以及從我的記憶中當德國人已經進入布拉格時工黨實際上怎樣投票反對徵兵來看，我都不能吞下這種觀點。但是重要的是要記住，當時的綏靖氣氛是很濃的，人們的政治觀點受到局限。

這個問題影響的廣泛性在１９３５年的大選中表現出來。我當時１０歲，在這次大選中從政治方面得到了鍛煉。事實將會表明，我們的家庭本來就是一個熱心政治的家庭。儘管這裡邊蘊含著嚴肅的義務感，政治也是樂趣。我當時還大小，不能為我父親竟選市議員作宣傳。但是，我得到一項工作，折疊那些鮮紅的宣傳保守黨候選人維克托·沃倫德爵士的傳單。傳單上的紅顏色染到我的濕潤的手指上。有人說，"那是沃倫德夫人的口紅。"維克托爵士的當選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我堅信不移。選舉那天，我的重要任務是在保守黨委員會辦公室和投票站（我們的學校）之間來口傳遞投票情況的信息。最終，我們的候選人當選了，儘管我們的多數票從１６０００減少到６０００。

我當時不理解關於重整軍備和國聯問題的爭論。那次竟選很艱苦，面對著"為和平投票"積極分子的競爭，而且還有阿比西尼亞戰爭這個背景。後來，當我十幾歲時，我經常與其他保守黨人激烈爭論，鮑德溫在竟選中是否誤導了選民，人們普遍認為他沒有告訴選民國家面臨的危險。事實上，要不是國民聯合政府在那次選舉中重新當選執政，就根本談不上重振軍備應該更快一些的可能性；如果工黨上台，很可能會做得更差。國聯也根本不可能阻止大戰的爆發。 我們對１９３８年簽訂的慕尼黑協定的感情是錯綜複雜的，許多反對綏靖政策的人都有這種感受。當時，人們被推向兩個方向，非此即彼。一方面我們對希特勒政權或者說他的意圖相當清楚，特別是我們家庭有親身感受。希特勒取締了德國的扶輪社，我父親一直認為這是扶輪社能夠得到的最高獎賞。我們得知，獨裁者不能容忍組織市民社會的志願組織，如伯克的"小隊"，也不能容忍法律範圍內的個人權利。若契醫生屬德國血統，可能是鎮上最好的醫生了。他從德國得到不少消息，把這些消息告訴我的父親，我的父親又與我討論這些問題。

我對希特勒有自己的認識。我們家附近有一家賣魚片的店，我經常去買我們家星期五的晚飯。在那裡排隊的人常常組成一個很好的論壇。有一次辯論的題目是希特勒。有一個人說，希特勒至少使德國人有了一些體面，而且使火車正點了。我激烈地反對這種觀點，一些年齡比我大的人感到震驚，而且無疑有些惱怒。開店的女老闆笑著說："哦，她總是不停地辯論。" 我們家庭特別了解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虐待。我們學校鼓勵學生與外國學生建立筆友關係。我的筆友是一個法國女孩，名叫克萊特。天啊，我沒有與她保持聯繫。我的姐姐的筆友是一個奧地利猶大人，名叫愛蒂斯。 １９３８年３月發生了希特勒吞併奧地利的事件。她的父親是一個銀行家，給我的父親寫信，問我們是否能夠照管他的女兒。他已經清楚地預見到事態的發展。我們得經營商店，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財力獨自承擔這份責任。但是我父親得到格蘭瑟姆扶輪社的支持，愛蒂斯來到我們鎮，到各家輪流居住，直到她到南美洲去與她的親戚住在一起。她１７歲，個子很高，很漂亮，穿著很講究，一看就是來自小康家庭，英語也講得很好。她告訴我們在反猶太人政權下猶太人的生活狀況。她講述的一件事牢記在我的心中：猶太人被送去擦洗大街。

我們希望結束希特勒的邪惡，如果必要，訴諸戰爭也在所不惜。從這一點來看，慕尼黑協定沒有什麼值得驕做的。我們知道，由於慕尼黑協定，英國默認了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逆不道。 ５０年後，我作為首相訪問捷克斯洛伐克並在布拉格聯邦議會講話。我說："１９３８年當災難性的綏靖政策使希特勒消滅了你們的獨立時，我們沒有支持你們。雖然丘吉爾很快就廢棄了慕尼黑協定，但我們仍然保持著羞恥的記憶。"當英國參與放棄其他國家的領土時，那是最糟糕的外交政策。 但同時，我們記得當時英國和法國毫無準備打一場大戰的可悲處境。在慕尼黑危機期間，戰爭一度似乎是那樣臨近，當宣布危機得到解決時，我們感到鬆了一口氣，不打仗了。不幸的是，有些人被德國的宣傳欺騙了，相信希特勒在保衛受捷克人壓迫的蘇台德地區的德國人。如果那時開戰，我們不能得到全體自治領的支持。 １９３９年３月德國人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餘部分，這時幾乎每個人都認識到，綏靖政策是一場災難，為挫敗希特勒的野心，必須打仗。甚至那時，工黨在下一個月的投票中仍然反對徵兵。在格蘭瑟姆也存在著強烈的反戰情緒：衛理公會的許多人反對１９３９年５月的政府徵兵。而且，一直到戰爭爆發甚至爆發以後，和平主義者還在鎮上宣傳他們的主張。

戰爭還是很快降臨到我們的頭上。 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德國入侵波蘭。 ９月３日星期天上午１１點，按照英國的最後通碟，德國人應該撤兵，我們守在收音機旁，翹首以待，但希特勒拒絕撤兵。這是我記憶中我青年時期唯一沒有去教堂的一個星期天。內維爾·張伯倫從唐寧街１０號的內閣辦公室現場播出命運攸關的講話。他告訴我們戰爭開始了。 到這時，人們自然會捫心自問，事情怎麼會發展到這一般田地。我父親每週從圖書館借出兩本書，一本"嚴肅"的書，他自己（和我）看；一本小說，我母親看。結果我發現我讀的書是我這個年齡的女孩一般不讀的書。很快我就知道我喜歡讀什麼書，即關於政治或國際事務的書。例如，我讀了約翰·斯特雷奇的《即將來臨的奪權鬥爭》。這本書最早於１９３２年出版，預言資本主義不久將被社會主義代替。我們這一代中有許多人感到這本書激動人心，內容新穎。

但是，我的本性和教養注定我是一個"真正的"保守黨人。不管我讀多少左翼書籍，不管聽多少左翼評論，我的政治信仰都沒有猶豫。我這麼說可能不時髦。但我對自己一直有清楚的認識，儘管我在政界有些了不起的朋友，他們對自己的立場和所持立場的理由內心常常受到衝擊，儘管是許多年後我才懂得我相信的政治哲學的背景。就此而言，現在看來我是不同尋常的。在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左翼主導著政治議程，儘管丘吉爾在戰爭期間領導政府時這一點被掩蓋起來。這個時期出版的許多書表明了這一點。左翼把右翼說成綏靖派，而且宣傳得相當成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維克托·戈蘭茨的左翼讀書俱樂部，即所謂的"黃顏色的書"。有一本書影響特別巨大：《罪人》，是與邁克爾·富特合寫的，作者化名"凱圖"，此書於１９４０年敦刻爾克撤退後不久出版。 １９３８年秋天慕尼黑協定簽訂後，羅伯特·布魯斯·洛克哈特的暢銷書《武器還是奶油？ 》出版。洛克哈特遍遊歐洲，去了奧地利（在納粹控制下），後來去了德國，正是希特勒全勝的時期。有報導說，德國一家全國性的報紙編輯告訴他說，"德國需要和平，但是她需要的是符合她的條件的和平。"這本書結尾時是這樣描述的，"２０００人的整齊的腳步聲"喚醒了作者洛克哈特，他從窗戶向外望去，在霧氣瀰漫的黎明中，"納粹德國已經行動"。 同一個主題更具新意的書是道格拉斯·里德的《狂妄場》。這本書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里德親眼目睹隨著納粹影響的擴大猶太人受到的迫害。他描寫了納粹領導人的性格和心理，有時怪僻，有時失態，有時詭計多端。他分析並淋漓盡致地譴責了英國和法國採取的為希特勒鋪平道路的綏靖政策。這本書寫於奧地利被吞併的前夕，具有很強的預見力。 德國共產黨人理查德·克洛波斯以簡·沃爾廷為筆名寫了《走出黑夜》。未來的國會議員丹尼斯·肯道爾把這本書借給我的父親，讀起來晦澀難懂，父親不讓我讀，把書藏在書櫃裡。但他沒有成功，當他出去開會時，我從書櫃裡取出來閱讀。的確，這本書不適合一個１６歲的女孩閱讀。裡邊充滿了關於實行極權主義毛骨悚然的描述，有許多性虐待暴力場面，作者的權威性使人讀起來更加不寒而栗。受害者遭受納粹的虐待是駭人聽聞的，這無疑是一個強有力的主題。 美國人赫伯特·阿加所寫的《輝煌的時代》，對我有著特別大的影響，該書於１９４４年出版。這本書奇妙而有力地分析了西方道德的墮落如何使希特勒得以發跡並導致了此後的戰爭。它要求回到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還有不少關於左翼社會行動的描述，對於後者我並不太喜歡。對我來說，該書的重要意義在於它表述了這樣一個信息，即反希特勒鬥爭具有捍衛文明和人類命運的意義，這一點超越了國家利益、勢力範圍、原料的獲取或者其他強權政治的衝突，儘管這些衝突也有重要意義。 阿加還寫道，作為戰後必須進行的道德復興的一個部分，必須解決他所說的"黑人問題"。在此之前我從未聽說過這一問題。儘管我訪問倫敦時看見過黑人，但在格蘭瑟姆沒有黑人居住。我們的朋友曾經邀請兩個駐在格蘭瑟姆的美國兵來喝茶，一個白人，一個黑人。他們吃驚地發現，那兩個兵之間關係緊張，甚至互相敵視。事後當我們的朋友告訴我們這件事時我們也同樣感到吃驚。這類偏見我們簡直是從未經歷過，也難以想像。 正如身處戰爭年代的其他女孩一樣，我閱讀了巴巴拉·卡特蘭德的《羅納德·卡特蘭德》。這本書描述了她弟弟的生平，一個年輕的充滿理想主義的保守黨議員，他一直反對綏靖主義，於１９４０年在敦刻爾克戰役中陣亡。這本書就許多方面來說是她寫的最富浪漫色彩的一本書。這是留給那些堅信進行這次戰爭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確的人們的一份有力的遺囑。主人公在短暫的一生中，思想認識始終如一，這是我永遠欽佩的。但是，關於人們在這場戰爭中蒙受的恐懼和苦難的道德意義。或者就我們在格蘭瑟姆的家來說，伴隨著戰爭我們在物質方面遇到的單調與匾乏，理查德·希拉里的《最後的敵人》也許是最好地傳遞了這一信息，人們讀了久久不能忘懷。作者是一位年輕的飛行員，他描述了這場戰爭如何奪去了他的許多朋友的生命，而且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也奪去了他的生命。他同時把這場鬥爭描述成人們內心的一場鬥爭。這是一場爭取正常的稍好一點的生活的鬥爭。 從大戰中過來的一代人與理查德·希拉里不同，他們有一種撥亂反正的願望，包括對他們自己，他們的國家以及全世界。後來我在與較老一些的政治同事的交往中，我發現參加過大戰的人都發生了變化。人們經常不太理解的是，戰爭對像我這樣的人也有著深刻的影響，如果說不像親身參戰的人們那麼深刻的話。我的年齡使我足以能夠理解戰爭中發生的事件，但又沒有親身服兵役。在戰爭中長大的一代人是嚴肅的一代。但我們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戰爭中的災難，因此受的影響也不一樣。例如，對我的影響就不同於其他許多人。他們認為戰爭的"教訓"是國家必須在國民生活中起首要作用，而且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都要喚起集體行動的精神。我從不這樣認為。 我吸取的"教訓"截然不同。第一點，戰前格蘭瑟姆人們的生活是體面而健康的。他們的價值觀念是由全體居民，而不是政府鑄造的。第二點，既然像德國這樣一個篤信基督教義、富有文化傳統的發達國家也能夠淪落到希特勒的手下。就不該把文明看作自然而然的東西而不予重視，它必須不斷培育，也就是說正直的人們必須維護他們的信念。第三點，我得出了一條顯而易見的政治結論，對獨裁者的綏靖導致了戰爭。這種思想來自認識錯誤但動機良好的人們，如格蘭瑟姆衛理公會的和平主義者，但也來自動機不良的人。不管大事還是小事，離開常識是不行的。最後，我必須承認，我有這樣的愛國信念，有瞭如同我們從無線電廣播中聽到的溫斯頓·丘吉爾這樣的領導人，英國人民幾乎沒有做不到的事情。 １９４３年我去牛津前，．我們在格蘭瑟姆過的戰時生活應該說與無數的其他家庭相類似。在服務餐廳等場所總有這樣那樣的志願工作。我們想的是前線，我們如飢似渴地了解每一條能夠得到的消息。我們自己較為安全，對此充滿感激之情。但我們知道，我們實際上被置於旁觀者的地位。然而，我們也遭受了轟炸，我們鎮一共遭到德國人２１次空襲，７８個人喪生。鎮上的軍火工廠——英國製造與研究公司是一個明顯的目標。這家工廠於１９３８年來到該鎮，地處北大路與北部鐵路的樞紐地帶，我們家離鐵路線不過幾百碼。我的父親晚上經常出去擔任防空值班員。當空襲來臨時，我們躲在桌子底下，警報解除後爬出來。我們沒有花園，所以室外沒有防空洞。有一次，我和朋友們正在放學回家的路上，德國飛機來了，我們帶著防毒面具跑到一棵大樹底下躲避。 １９４１年１月我們鎮遭到轟炸後，我問父親我能不能去看看遭受破壞的情況，他不讓我去。在那次空襲中２２個人被炸死。我們非常擔心我在伯明翰工作的姐姐穆里爾，她日日夜夜地在那裡的整形外科醫院工作。伯明翰遭到嚴重的轟炸。 實際上格蘭瑟姆當時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我那時不知道。轟炸機第五指揮部就駐紮在這裡。許多轟炸德國的計劃就是從哈羅比路旁的一幢大房子中製定出來的。他們的軍官餐廳在埃爾默街的埃爾姆廳中，我上學時經常路過這裡。達姆巴斯特式飛機從格蘭瑟姆附近起飛。我的父親曾經遇見他們的飛行中隊指揮官蓋·吉布森。我一直認為戰爭初期駐紮在格蘭瑟姆的哈里斯轟炸機部隊沒有得到應有的榮譽。我仍然記得戰爭結束時溫斯頓·丘吉爾寫給哈里斯的信： 在歷時兩年多的時間裡，轟炸機司令部單槍匹馬把戰爭打到了德國的心臟去，給被佔領區的歐洲人民帶來希望，使敵人嚐到了正在起來奮勇抵抗的人們的威力。 你們的全部軍事行動都經過精心巧妙的策劃，你們執行任務時面對著拼死的抵抗和驚人的危險，為最終打敗德國做出了具有決定意義的貢獻。你們的軍事行動表現了飛行人員烈火般的勇猛精神和在你指揮下的指戰員的高度責任感。我相信，轟炸機司令部的巨大成就將作為以高尚精神完成任務的楷模永遠銘記在人們心間。 溫斯頓·丘吉爾 在戰爭的年代，至少在格蘭瑟姆政治並不是靜止的。 １９４１年６月希特勒對蘇聯的入侵急劇地改變了左翼對戰爭的態度。和平主義者的聲音驟然沉寂下來。英蘇友好組織迅速發展。我們出席了在市政廳舉行的英蘇友好晚會，儘管感到有些不自然。晚會介紹了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間俄國人在斯大林格勒蒙受的苦難和表現出來的勇敢精神，這些介紹對我們影響很大。 現在可以看清，１９４１年６月希特勒進攻俄國以及日本人襲擊珍珠港使美國於１２月參戰，這些事件播下了德國最終失敗的種子，但當時傳來的消息一般是不好的，特別是在１９４２年初。幾乎可以肯定他說，這對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７日格蘭瑟姆的補選結果有影響。那次補選是由於維克托·沃倫德晉爵為布倫蒂斯菲爾德勳爵進入上院並成為海軍發言人後出現空缺。我們的鎮成了在戰爭期間第一個拒絕選舉政府提出的候選人的選區，這種標新立異的可取性令人懷疑。丹尼斯·肯德爾作為獨立人士與保守黨的候選人阿瑟·朗莫爾爵士競選。肯德爾的競選活動大得人心，他巧妙地利用他作英國馬克斯公司總經理的身份強調，要全力以赴進行生產支援戰爭，這項工作需要由"務實"的人來推動。使我們吃驚的是，他僅以３６７票的多數獲勝。此後保守黨人仍然泰然自若。仔細分析為數不多的幾次補選，我們應該察覺到，１９４５年社會主義者有可能在選舉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我通常很少參加競選活動，因為我在緊張地準備入學考試，我希望能夠到牛津大學薩默維爾學院學習。晚上我得拼命地學習拉丁文，它是入學考試的必考科目。我們的學校不教拉丁文，但很幸運，我們的新校長吉利斯女士是一位古典文學學者，她在男校為我找到一位拉丁文老師。她還借給我書。有一本教科書是她父親寫的。緊張的準備工作使我不去注意愈來愈令人沮喪的關於戰爭的消息，特別是在遠東蒙受的一系列打擊，如馬來亞失陷，威爾士王子號和抵抗號沉沒，香港和新加坡淪陷，從緬甸撤退，日本人對澳大利亞的威脅等。 １９４２年春天的一個傍晚，我與我的父親散步入我問他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結束戰爭；他非常鎮靜他說："我們不知道如何結束，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但沒有疑問，我們必將勝利。" 儘管我為進入薩默維爾學院做了努力，但沒有得到我所需要的獎學金。這並不令人吃驚，因為我只有１７歲，但這畢竟還是一個打擊。我知道，如果１９４３年我不能進入大學，我就只能讀一個為期兩年的"戰時文憑"，因為２０歲時我將應徵參加國民服役。但我沒有辦法，只好於１９４３年秋天進入六年級第三學年並成為學校的兩個女監護之一。突然，來了一封電報，１０月份薩默維爾學院給我提供了一個位子。有位新生沒有去註冊。這樣，我突然發現面前展現出一個令人激動而又艱鉅的前景，要離開家，這幾乎是第一次，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