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一章邊陲小鎮童年趣事(1)

１９２５一１９４３年：在格蘭瑟姆鎮 我有生以來第一個清晰的記憶是關於交通的記憶。那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裡，我坐在嬰兒車裡，人們推著我穿過我們的小鎮到公園去。我想我是在路上看到了格蘭瑟姆鎮的繁忙景象。在我的記憶中那是一個令人激動的場面，斑駁的色彩，穿梭般的車流，來往的人群，還有雷嗚般的嘈雜，互相交織在一起。但是，說也奇怪，這是一個愉快的記憶，也是我首次置身於外部世界、我的自我感覺大概是良好的。 至於那些不太清晰的記憶，我們許多人的童年可能是一片朦朧。我的記憶則是一種田園詩般的朦朧。陽光透過菩提樹葉照進我們的房間，我的母親，我的姐姐或者在店里幹活的人們，不時地過來摟抱我或塞給我一塊糖來哄我。家裡的人常說我小時候很乖。這一點我的政敵恐怕很難相信。但是我並沒有出生在一個風平浪靜的家庭。

羅伯茨一家四代都是北安普敦的鞋匠，當時這裡是一個巨大的製鞋業中心。我的父親想當老師，但家裡供不起他上學，於１３歲輟學。他到歐德爾學校去做工，這是一所不錯的公學（即私立學校）。許多年以後，當我在下議院回答質詢時，一位工黨左翼議員埃立克·赫弗是我的老對手。他為了爭取工人階級的支持，便說他的父親曾經在歐德爾學校當木匠。但當我反擊說，我的父親曾在那座學校的食品店工作過時，他就無言相對了。 我的父親做過幾種工作，多數是在食品業，直到１９１３年他當上格蘭瑟姆一家食品店的經理。後來他常說，他那時一星期掙１４先令，１２先令用於食宿、一先令積攢起來，剩下的一先令才用來零花。一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我父親是一個赤誠的愛國者，他至少６次報名參軍，每次都由於健康原因被拒絕。他的弟弟愛德華參了軍，成為現役軍人，於１９１７年在薩洛尼卡陣亡。在英國沒有蒙受過這類悲痛的家庭是很少的。戰後全國各地都舉行陣亡者紀念日，既認真又悲切。

來到格蘭瑟姆４年後，我的父親在當地的衛理公會教堂認識了我的母親比阿特里斯·埃塞爾·斯蒂芬森。她是一個裁縫，自己開了一家店，１９１７年他們在他們相識的那座教堂結婚，我的姐姐穆里爾於１９２１年誕生。 我的母親很節儉，到１９１９年他們就能夠利用抵押貸款在北帕拉德買下他們自己的店。我們的家就在店的樓上，１９２３年我父親在亨廷托爾路又開了第二家店。這家店就在我後來唸書的學校對面。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３日我誕生在北帕拉德店的樓上。 同年，我父親的經營又擴大了，他把與我們在北帕拉德的商店相連的兩棟房子買了下來。我們的店和家位於一個繁忙的路口，離鐵路幹線不過１００碼。格蘭瑟姆是一個重要的鐵路樞紐，當"飛行的蘇格蘭人"機車風馳電掣地呼嘯而過時，我們可以據此來校對我們的時鐘。我最感遺憾的是，我們沒有自己的花園。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父親才在北帕拉德更遠些的地方買了一棟有一個長條花園的房子。這是我們全家盼望已久的事。

"樓下開店樓上安家"的生活一言難盡。有這種經歷的人都知道，這種生活獨具特色。其特點之一就是你總是在上班。不管是深夜還是周末，只要人們缺少鹹肉、糖、黃油或雞蛋，就來敲你的門。我們都知道，我們靠為顧客服務謀生，抱怨是沒有用的，因此也沒有人抱怨。當然，我們首先要滿足顧客的需要，有人敲門時我的父親或者伙計就會去接待他們收取定單。我們在北帕拉德的店有３個伙計，在亨廷托爾路的店有一個伙計。有的時候我母親外出收取定單，這時她帶著穆里爾和我一起去，結果我的姐姐和我認識了鎮上許多人。 當然，我們不可能停止營業全家長時間外出度假。我們通常到當地的海濱療養地斯克格尼斯度假。但是，父親和母親必須在不同時間度假。父親每年休假一周，到斯克格尼斯參加他最喜歡的保齡球錦標賽。住在商店的樓上，孩子們可以比其他階層的孩子們更多地見到父母。無論是吃早飯時，還是吃午飯時，或者是下午喝茶或吃晚飯時，我都能見到父親。我們有更多的時間交談，為此我很感激我的家庭。

我父親是經營雜貨店的專家。他總是爭取提供優質貨品，商店的佈置也說明了這一點。在櫃檯的後邊有３排用紅木做的盛香料的抽屜，銅質把手鋥光剔亮、櫃子看起來金碧輝煌。櫃子上放著大型黑漆茶罐。有時分給我的活是把袋裝或箱裝的茶、糖或餅乾分裝成一磅或兩磅的小袋。在房子的後部有一個涼爽房間，我們稱作"老麵包房"，那裡掛著鹹肉，需要剔骨，切成細片。整個房間裡瀰漫著香料、咖啡和熏肉的宜人香味。 我出生在一個講求實際、嚴肅認真、宗教氣氛濃厚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虔誠的衛理公會教徒。實際上，我父親在格蘭瑟姆及其附近還是一個擔任傳教的居士，經常有人請他去傳教。他的佈道很有感召力，知識性很強。有一天我問他，他佈道時為什麼用一種"說教的語調"，他聽後大吃一驚。我想他自己並沒有感覺到。這是對福音的一種下意識的虔誠，與他開會或討論時事時的平淡聲調大不相同。

衛理公會教是我們生活的中心。星期天上午１１點，全家去教堂作禮拜。在此之前，我得去主日學校，下午也去主日學校。從１２歲起，我為唱聖歌的小孩子伴奏鋼琴。那時我的父母還常去教堂作晚禮拜。 活動太多了我覺得併非是好事。我記得有幾次我曾設法逃脫。我對我的父親說，我的小朋友們不去教堂，他們能夠出去散步。父親回答說："不要因為別人這麼做，你也這麼做。"這是他最喜歡說的一句話。當我提出想學跳舞時，他這麼說；當我有時提出想去看電影或外出到某個地方去玩時，他也是這麼說。不管當時我的感受如何，這種情操正如對我父親一樣對我也起了好的作用。 然而，我父親的責任感也總有其慈善的一面，這一點並不是人人都是如此。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窮人的生活是非常困難的，即使是那些勤奮工作略有積蓄的人家，其體面的生活也岌岌可危，並不輕鬆。他們生活在刀刃上，擔心一旦災難降臨，或者稍有鬆懈，手頭稍有放鬆，就可能債台高築，被投入貧困的深淵。朝不保夕的生活往往使那些懷著最好的希望的人們變得冷酷無情，對人缺少寬容。我記得我父親與一位教友討論一位朋友的"浪子"。他把父母的積蓄揮霍殆盡，身無分文，帶著年輕的一家，來到父母的家門。那位教友的觀點很清楚：那個孩子不好，永遠也不會變好，應該把他趕出家門。我父親的回答在我的記憶中栩栩如生，他說：兒子就是兒子，當他上門求援時，應該用家庭的全部愛和溫暖來歡迎他。即使天塌下來，人總得有家可歸。

由此可見，我的父親是一個具有堅定原則的人。我母親總是說："你父親總是堅持他的原則。"但是，他不主張在應用這些原則時影響別人的生活。他當市議員和後來當高級參議員時碰到一個棘手的問題，即安息日的活動安排問題。在那個年代，在格蘭瑟姆以及其他地方，電影院在安息日大都關閉。但在大戰期間我父親採取了一種實用主義做法，而不是教條主義的做法。他支持電影院星期天開放，這樣可以使附近的駐軍有地方可去，而又不打攪那些在安息日想安靜下來沉思冥想的人們。同時，他強烈反對（儘管沒有成功）開放公園進行文體活動。他認為那樣會破壞別人的安寧。他把星期天看作一個特殊的日子，但在具體做法上又有靈活性。我雖然是個女孩，我對這些限制不以為然。但現在我可以體會到，只要合乎情理，我的父親這個具有高度原則性的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做出讓步。

不因別人持有不同意見或得不到別人的支持而改變自己的信念，這些正直的品質在我的少年時期就灌輸進了我的頭腦。 １９３６年我１１歲時得到一本《畢比年刊》。約瑟夫·畢比是利物浦的一個製造商。他掙了一筆為數可觀的家產，用其中一部分編了一本宗教雜誌，這是一種稀奇的組合，有人物介紹，有家庭哲理，還有漂亮的名畫複製品。我當時還小，不知道他宣揚的是通神論（通神論是神秘主義、基督教義和"東方智慧的混合物，有的內容有意義，有的內容是胡言亂語。－－譯者註）。但是年刊是我最為珍貴的物品之一。首先，我從中學了一些歌謠，現在即席講話時我還在引用，因為隨著我的成長，我的許多感受在其中得到了體現。 一條船駛向東方。另一條船駛向西方，

它們乘的是同一股風； 是船帆，而不是風， 決定了船的航向。 埃拉·惠勒·威爾科克斯 再如： 偉人達到和保持的高度， 不是一蹴而就， 當夥伴熟睡時， 他們在深夜裡艱難地攀登。 亨利·伍茲沃思·朗費羅 不知是由於很小時就接觸到《畢比年刊》還是天性，我很快就喜歡上了詩歌。 １０歲時我獲得了格蘭瑟姆舉行的威爾士詩歌朗誦獎，我深感自豪。 （我朗誦了約翰·德林克沃特的《月光下的蘋果》和沃爾特·德拉梅爾的）。不久有一天我去一家收定單，那裡的人送給我一本米爾頓詩集。他們知道詩歌對我的重要意義。這本書我一直保存著。在戰爭的初期，我隨一個演唱隊到附近的村子裡去演出，我朗誦《牛津英國詩歌集》中的詩歌。這本書至今仍放在我的身邊。衛理公會也以讚美詩的形式提供了許多非常優美的宗教詩歌。

格蘭瑟姆的宗教生活非常活躍，而且在泛基督主義盛行之前各派之間存在著競爭和敵視。鎮上有３個衛理公會教堂；還有聖伍爾夫拉姆的英國聖公會教堂，按照當地的傳說這是英格蘭第六個最高的教堂；一個羅馬天主教堂，就在我們家的對面。從兒童的角度來看，天主教徒的生活看來過得最為開心。第一次參加聖餐會的小女孩穿著鑲漂亮花邊的白色禮眼，提著花籃。我很嫉妒她們。衛理公會教徒要簡樸得多，如果誰穿一件帶花邊的衣服，去教堂的老教友就會搖頭並警告說這是"走向羅馬的第一步"。 然而，衛理公會教徒雖然不穿鑲有花邊的衣服，但他們的生活也不像今天人們想像的那麼枯燥無味。這個教派強調宗教的社會性和音樂，這兩點足以使我享受生活的樂趣，儘管可能是以一種相當嚴肅的方式。星期天晚上我們的教友經常到我們家來一起吃冷餐；有時我們到他們家去。我很喜歡聽大人們談話，他們談論的話題遠遠超出宗教或格蘭瑟姆，包括國內和國際政治。衛理公會教的禁慾主義導致了一個預想不到的結果，這就是教徒們在吃飯上很講究，常常花去很多時間。 "把飯桌弄好點"是人們常說的一句話，許多活動都是圍繞著茶會或晚飯組織的。教堂也經常組織活動，不是為了活躍青年人的生活就是為了搞各種募捐。

坦率他說，衛理公會的各種活動，我最喜歡的是它的音樂。在主日學校週年紀念時，我們唱專門的聖歌。我總是翹首以待凱斯蒂溫和格蘭瑟姆女校的合唱以及演出前幾個星期的彩排。我們教堂的合唱隊尤其出色。每隔一年我們演出一次。節目有漢德爾的《救世主》，海登的《創世》或門德爾鬆的《伊萊賈》。我們從倫敦邀請專業人員來承擔困難的獨唱部分。我體會到，嚴格的訓練和實踐可以使潛在的音樂天賦得到開發。我們家參加了一個音樂協會，一年舉行三四次室內音樂會。 我們家喜歡音樂，５歲時父母安排我去學鋼琴，我母親也彈鋼琴。我彈得還不錯，也很幸運，教我的老師很好，我在當地的音樂會上得過幾次獎。我學琴用的鋼琴是我的叔叔約翰·羅伯茨在北安普敦製作的。他還製作教堂用的風琴。 １０歲時我去看望他，他在花園的一個穀倉式的建築物裡製作了兩台鋼琴，他讓我用其中的一台演奏，我感到特別高興。遺憾的是１６歲時我為了準備大學入學考試，不得不停止音樂課。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彈過鋼琴，至今仍感遺憾。那時我們晚上在家裡開音樂會，我彈鋼琴，父親（很好的男低音）和母親（也是低音），有時還有朋友們，唱一些他們喜歡的老歌，如《聖城》、《失去的琴弦》以及吉爾伯特和沙利文等人的作品。我童年時代最為令人興奮的日子也許是１２歲那年我對倫敦的訪問了。我在母親的一個朋友的照料下乘火車到達國王十字架車站。斯金納牧師和他的夫人到車站來接我。他們是我們家的朋友，負責在倫敦照顧我。倫敦給我的第一個印像是令人頭暈目眩：國王十字架車站像一個巨大的人群熙攘的山洞；城市的其他部分令人眼花繚亂，呈現出一派工商業和帝國大都會的景象。我有生以來在這裡第一次見到外國人，他們有些人穿著印度或非洲的當地服裝。交通車輛及行人之多令人興奮不已，他們身上像是在發出某種電能。倫敦的建築非常宏偉，也是令人興奮的原因之一。由於被煙熏黑，倫敦的建築呈現出一種黑色的宏偉氣派，這使我不時想到我正置身於世界的中心。 斯金納夫婦帶我去了倫敦的主要景點。我在特拉法爾加廣場餵鴿子；我乘了地鐵——這對一個孩子來說是一次稍稍有些令人生畏的經歷；我去了動物園，騎在大象背上；我被爬行動物嚇得直往後縮-這可能預示著我與艦隊街的關係。牛津街使我很失望，比我想像中的通衢大道狹窄得多；我朝覲了聖保羅教堂，約翰·威斯利皈依的那天上午曾在那裡作祈禱；當然，我還去參觀了議會和大本鐘。這些地方確實不負眾望。我還去了唐寧街，但我沒有年輕的哈羅德·威爾遜的預見性，沒有在唐寧街１０號門前照相留念。 我對這一切都感到無比快樂，但高潮是座落在路易舍姆的卡特福德劇院，這是我第一次去那裡，在那裡我們觀看了西格蒙德·羅姆伯格的著名的音樂劇《沙漠之歌》。在３個小時的演出中我完全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像劇中的女主人公一樣隨著勇敢的紅色魔影飄然而去。我太喜歡這個音樂劇了，我購買了該劇的樂譜，在家裡彈奏，也許彈奏的次數過多了。 我對倫敦和斯金納夫婦眷戀不捨，他們主隨客便，熱情的款待使我體味到塔萊朗的話：生活是多麼甜蜜。 我們的宗教生活不僅包括音樂和社交活動，而且有富有啟發性的知識活動。傳教士們具有強烈的個性和鮮明的觀點。我們鎮上衛理公會教徒以及其他新教徒的一般政治傾向偏向左翼，甚至是和平主義者。在１９３５年組織"和平投票"時，格蘭瑟姆的衛理公會教徒表現得很突出，他們在選區內散發民意測驗答卷，後來宣布絕大多數人"贊成和平"。沒有書面材料表明這一結果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起了多少作用。我們羅伯茨一家有自己的看法。和平投票是一個愚蠢的主意，應對全國沒有為最終打敗獨裁者及時進行戰備負責。在這一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上，由於我們是堅定的保守黨人，因此我們家處於少數。我們的朋友斯金納牧師積極贊成和平投票。他是最善良而又最虔誠的人，多年以後他為我和丹尼斯在倫敦的威斯利教堂主持了婚禮，但是個人的品德不能代替頑固的政治觀點。 我們每個星期天聽取佈道，這對我產生了很大影響。公理會牧師蔡爾德應邀到格蘭瑟姆佈道。他透徹他說明了一個在當時看來頗為先進的思想：不管父親（還有母親）有什麼罪過，都不應該使他們的子女受到牽連。我仍然記得他譴責了法利賽派。該派把非婚生育的孩子視為"非法"。鎮上的人都知道，有些孩子沒有父親。聽了蔡爾德牧師的佈道後我們為另眼看待這些孩子感到內疚。時代不同了，我們已經為這些孩子摘掉了私生子的帽子，而且也為他們的父母摘掉了帽子。但也許因此無人照管的孩子增多了。我們需要設法用理智的社會政策來梳理基督教的慈善。 戰爭爆發後死亡看起來更靠近每個人，佈道也就更能打動人心。不列顛戰役之後，牧師在一次佈道中說，"總是少數人拯救多數人。"耶穌和他的門徒就是這麼做的。另一次佈道的主題使我很受鼓舞：歷史表明，生於深重危難之際的人們有能力應付另一次危機。這體現了上帝的仁慈神意和對未來抱樂觀態度的依據，不管目前是多麼黑暗。教會灌輸的這些價值觀念在我們家裡得到忠實的體現。 同樣，我們家強調勤奮工作。我們在家裡從不懶散。這一方面是因為懶散是罪過，另一方面，我們總有許多活要幹。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就是這類人。我說過，只要店裡忙，我隨時幫忙。同時我還向母親學習做家務。她在店裡服務時間很長，但仍能把家庭生活安排得像鐘錶一樣有條不紊。戰前我們有一位女傭人，後來請了一個女僕打掃房間，一周來幾天。但大部分家務是我母親自己做，當然，比現代家庭的家務活要多得多。她教我正確熨燙男襯衫的方法，還教我不損害刺繡的熨燙方法。她在火上把大而扁平的熨斗燒熱，並告訴我一個秘密，在熨斗上塗大約６便士硬幣那麼大小的一塊蠟，這樣燙出的亞麻製品特別光亮。上中學時我們學校有家政課，這在當時很不尋常。我們學習各種家政，從正確的洗衣方法到家庭理財。因此幹起家務事來我確實有兩手。我們在北帕拉德的家不僅每天打掃，每週打掃，而且每年春季進行大掃除，為的是把平時打掃不到的死角打掃乾淨。我們把地毯吊起來抽打。母親從拍賣行買來的紅木家具質量很好，我們用溫水和醋質混合液刷洗，然後上光。這時正是商店盤點的季節，忙得連喘氣的時間都沒有。 我們家從不浪費東西，總是量入為出。對一個家庭的最壞挖苦莫過於說這一家子"小器吝嗇"了。但由於我們一貫節儉，戰時的配給制就不在話下了。我們聽收音機時記下節約型的菜譜，如"伍頓爵士土豆餅"，這是以戰時的糧食部長命名的一道節約型的菜。我母親是一位出色的廚師，而且很有條理。她一周烤兩次麵包，還烤製餡餅、蛋糕等糕點。她的家製麵包頗有名氣，她的薑汁麵包也一樣享有美名。戰前我們星期天烤一次肉，星期一切成肉片吃，到星期二就只有肉未了。戰爭期間，星期天的燒烤成了幾乎沒有肉的湯或奶酪菜湯了。 那時地方小鎮有自己的私人慈善機構網絡。聖誕節來臨前夕我們店準備１５０多個小包，裡面有罐頭肉、聖誕蛋糕、布丁、果醬、茶葉等，這些小包是格蘭瑟姆一個最有實力的社會慈善機構扶輪社為窮困家庭購買的。星期四或星期天烤麵包後，我們也總是分送給孤寡老人或病人。我們經營雜貨，了解我們顧客的處境。 我們的穿衣不成問題，我母親曾經是個專業裁縫，我們穿的大部分衣服是她縫製的。那時有兩種很好的衣服紙樣，一種叫"新款"，一種叫"巴特里克"。在格蘭瑟姆和諾丁漢的減價市場上我們可以用便宜的價格買到質量很好的布料。所以我們的衣服花錢不多，質地不錯，且款式時髦。我父親當市長時，母親為姐姐和我都縫製了新衣服，姐姐的衣服是藍色天鵝絨的，我的衣服是深綠色天鵝絨的，母親為自己縫製了一件黑色波紋絲料外衣。但在戰爭期間節儉成風。我們的一位朋友告訴我們，她從來不把舊棉花扔掉，而是重複使用。我們聽後非常吃驚。她說："我認為我有義務這麼做。"此後我們也這樣做。我們信奉衛理公會教，不能徒有其名。 我的空閒時間比其他孩子要少。但我喜歡長時間散步，經常獨自一人。格蘭瑟姆座落在一個小山谷中，周圍是小山丘，這與林肯郡大部分地區不同，那里地勢平坦。我喜歡鄉間的美景並在其中陶醉於自我思考。有時我沿曼索普路走到鎮子外邊去，然後插到鎮的北部，從北大路回來。有時我漫步走上霍爾山，戰爭時期學校放假一周，我們到那裡採集野薔薇或黑莓。如遇下雪那裡還可以滑雪橇。 我的體育活動不多，入校後不久學會了游泳，而且在校期間熱衷於曲棍球。在家裡我們玩一些普通遊戲，如"壟斷與陷井"，這種遊戲很嘈鬧，是根據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場構思出來的。後來訪問美國時我參觀了這種交易市場。我與商品的緣分也就到此結束。 格蘭瑟姆有了電影院，這的確給我的生活增加了樂趣。很幸運，我們的一位名叫坎貝爾的顧客擁有３家電影院。有時他們邀請我去他們家聽留聲機，我認識了他們的女兒朱迪，她後來成為著名演員，與諾埃爾·科沃德搭當演了戰時喜劇《笑逐顏開》，這個喜劇使"夜鶯"在伯科利廣場歌唱"成為名曲。由於我們認識坎貝爾一家，我的父母比較容易接受電影院這個事物。只要我去看"好電影"，他們就滿意。幸運的是這類電影也包括弗雷德·阿斯特爾和琴傑·羅傑斯的歌舞劇和亞力山大·科達的電影。他們很少同我一起去看電影，但銀行節時我們常一起去諾丁漢劇院或去一家大電影院。因此在平常日子裡看電影或戲劇的伙伴都是我的同齡人。即便如此也還有限制。一般每周有一個新電影，但有些電影索然無味，放映不了６天，就從星期四開始放映一個新電影。有些人接著看第二個電影，但我們家對此很不贊成。 這種限制也許是有益的，畢竟那時是好萊塢的黃金時代，我已經接觸了好萊塢的夢幻世界。花９個便士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黯黑的電影院裡先看新片預告，再看伴以活潑逗趣解說的英國有聲電影新聞。隨後是公眾教育性的短片，如《犯罪沒有收益》等，最後才是真正的大片。電影的內容涉及很多的方面，從《四根羽毛與鼓》這類帝國冒險片到現代喜劇（幾乎所有的女明星都參加了演出），到今人傷心的悲劇，如巴巴拉·斯坦威克演的《斯台拉·達拉斯》，以及英格麗·褒曼演的電影。看電影時我沒有完全忘記接受政治教育。我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在萊斯里·霍華德和招人喜歡的默爾·奧伯倫演的《鮮紅的海綠花》中得到了值得誇耀的的肯定。我父親一直強調要堅持自己的原則，這在詹姆斯·斯圖爾特主演的《史密斯先生去華盛頓》中得到了體現。當在《尼諾奇加》中，蘇聯的一位嚴肅的政委受到一頂女人的帽子引誘時，人們不禁捧腹大笑。羅伯特·多納特扮演的小威廉·彼得和迷人的法國演員查爾斯·布瓦那在《瑪麗·瓦萊夫斯卡》中扮演的拿破崙都有助於我了解歷史。 我常常想，我出生在１９２５年而不是早２０年是多麼幸運。在３０年代之前，生活在英格蘭小鎮的女孩不可能有機會接觸到這麼廣泛的才華，戲劇演出，人類的感情世界，性的魅力，那麼壯觀而又非凡的風度。這些事物對２０年後出生的年輕人來說的確是普通尋常的事，而且認為本應如此。格蘭瑟姆是個小鎮，但每當看電影時，我彷佛在充滿夢幻般的想像王國中漫遊，使我決心有朝一日到現實世界中去周遊。 對我父母來說，現實就擺在眼前，一點也不浪漫。他們並不是由於不喜歡各種消遣活動才形成自己的觀點，只是嚴格區分群體娛樂和自娛自樂。這一點即使是在經常演出的廣播劇和各種競技表演的時代也是有意義的，也許更有必要，他們認為不同程度的參與比作為一個被動的欣賞者要好。有時我對他們的這種觀點感到厭倦，但我能理解其中心意義。 有時我同母親和姐姐一起外出度假，通常是到斯克格尼斯海灘。這時同樣強調親身積極參加活動，而不是閒坐著胡思亂想。我們住在可以自己做飯的客房裡，這種辦法更經濟些。早上起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其他孩子一起到花園裡去做早操。這裡有許多好玩的東西，有水桶，有鏟子，當然還有海灘。晚上我們去觀看各種雜耍表演，有小丑、魔術、雜技，有老式的演唱，還有口技。這些節目按現在的標準來說是非常純真無暇的。觀眾很多，我們參加了亨利。霍爾的流行歌曲《客人之夜》的演唱。我的父母認為這類演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這件事本身說明人們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當斯蒂芬森外祖母活著的時候，我們從來不會去看這類演出。她一直和我們住在一起，直到我１０歲那年。 這樣說可能使人聽起來覺得外祖母是個很刻板的人。其實並不然。在我和姐姐的生活中她使我們感到溫暖。她的著裝符合當時老祖母一代人的款式，總是穿一件很長的黑色緞袍，上面綴滿珠子。在炎熱的夏天晚上，她常到我們的房間來，給我們講她當少女時的故事。她也講老奶奶喜歡講的故事，嚇得我們皮膚發麻，譬如說蠼螋會鑽到你的皮膚下邊，你會生癰。外祖母是個閒人，和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很多。她去世時８６歲，是我第一次遇到死亡事件。按照當時的習慣，我被送到朋友家住，直到辦完喪事並且清理運走了外祖母的遺物我才回來。事實上，對一個孩子來說，生活只不過是一天經歷的記憶。我的感情很快就恢復了正常。但是當我們的店半天營業時，母親和我就去給外祖母掃墓。我沒有見到過祖父和外祖父，他們都在我出生前去世了。我只見過羅伯茨祖母兩次，那是去北安普敦的林斯特德度假的時候。她不像斯蒂芬森外祖母那麼有派頭，她是個忙忙碌碌非常活躍的小個子老太太，把家裡的花園整修得很好。我仍然記得她在樓上的儲藏室裡儲存了許多帶橘子味的蘋果，她讓我和我姐姐挑選最好的吃。 我的父親是個很好的保齡球手，他吸煙（這對他很不利，他的肺不好），他的其他愛好和娛樂都與他的工作相結合。我們家裡沒有酒，直到大戰結束父親當了市長後我們家才有酒，而且只有雪利酒和櫻桃白蘭地酒。不知為什麼我們家認為這比僅用白蘭地招待客人要體面。 （後來多年的競選活動使我知道櫻桃白蘭地對嗓子有益。） 像鎮上其他主要商人一樣，我父親也是扶輪社成員。扶輪社的信條是"服務至上"，這一點銘刻在他的心裡。他在扶輪社的集會上經常講話，而且善於雄辯。我們在當地的報紙上可以讀到他講話的長篇報導。扶輪社經常為鎮上的各種慈善機構募捐。我父親不僅參加教會發起的募捐，而且作為市議員或以個人名義參加募捐。我最喜歡參加的是聖誕兒童救助團募捐，這時我穿上媽媽給我做的參加晚會用的漂亮裙子，為生活困難的孩子募捐。 除了家庭和教堂以外，我童年的生活中心自然是在學校。我很幸運，我上學的亨廷托爾路小學在鎮上很有名氣。校舍很新，教師也很出色。我開始上學時我的父母已經教我學會了簡單的閱讀，我很小就很愛學習，我想我像其他孩子一樣，那段時間的生活在心目中仍然歷歷在目，栩栩如生。我記得５歲時老師叫我讀ＷＲＡＰ這個字，我的心臟幾乎停止了跳動。我讀對了，但我認為"他們總是把最難的給我做"。後來上常識課時我第一次接觸到"諺語"的神秘。我那時已經形成了邏輯思維和按字面思考的習慣，這一點恐怕至今也沒有大的變化。我對"三思後而行"的比喻很不理解。它的字面意思是在跳躍之前先看好地勢。我認為說過街前先看好路更好。這樣說更務實，因為我上學的路很危險。而且正如其他孩子先前和以後所做的那樣，我以勝利的姿態指出，這個諺語與"猶豫者一事無成"是矛盾的。 在上小學高年級時我初次接觸到基普林的作品。他於１９３６年１月逝世。一讀基普林的作品，我就被他的詩歌和小說吸引住了。當聖誕節來臨時，我經常要求父母給我買一本基普林的書作為禮物。他的詩歌很通俗，把兒童帶入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實際上是帶入許多個更寬廣的世界，包括大英帝國，人們的日常工作，英國歷史以及動物世界。像後來接觸到的好萊塢電影一樣，基普林向人們揭示了格蘭瑟姆小鎮以外的生活夢幻。到這時，我的閱讀範圍比班上的多數同學要寬，無疑這主要是受我父親的影響，這一點時有表現。我仍然記得，有一次寫關於基普林的文章，我使用了"鄉愁"這個詞，有人指責我抄襲，我孩子氣十足，火冒三丈。其實我是信手拈來，隨機運用。 離開亨廷托爾路小學後，我到凱斯蒂溫和格蘭瑟姆女子學校讀書。學校在鎮的另一部分，我中午回家吃午飯，比在學校用餐節省些。我每天來回走４英里路。我們的校服顏色是海軍藍，所以人們稱我們"穿藍校服的女生"。 （當倫敦的卡姆登女子中學的學生在戰爭期間撤到格蘭瑟姆時，人們稱她們"穿綠校服的女生"。）我們學校的校長是威廉斯女士。她個子矮小，為人正直，頭髮灰白。她於１９１０年創建了這所學校並任校長，她為學校立了一些規矩，例如，所有的女孩子，不管學業多麼好，都必須在４個學年中學習家政。到我上學時，她的不動聲色的權威已經在學校裡主導一切。我非常羨慕她在重要場合的特殊著裝，例如，每年一度的校宴或頒獎儀式。這時她穿著漂亮的絲綢衣服，做工很細，看起來極為高雅。但是，她很講究實際。她告誡我們，用同樣多的錢，寧可買質量好的棉製品，也不要買質量差的絲製品。 "不要貪便宜買一件皮毛大衣，其實買一件剪裁得體的毛料大衣更合算。"需要堅持的一條原則是在自己的支付能力內追求好的質量。 我們的老師具有真正的敬業精神，受到全體居民的高度敬佩。我們的學校不大，有３５０個女生，我們認識老師，在一定程度上也相互認識。女生們一般來自中產階級，但家庭職業相當廣泛，有的在城鎮，有的在農村。我的一位好朋友每天從１０英里以外的一個村莊來上學。她的父親從事建築業。我有時到她家去住，她的雙親如同我的父母一樣，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兒多受教育。他們帶著我們到野外散步，熟悉各種野花、小鳥和鳥的歌聲。 我們的歷史老師哈丁小姐講課特別引人入勝。她使我領略到歷史課的韻味。不幸的是我在這方面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多年以後，我在擔任首相期間曾到充滿悲蒼的加利波利戰場上散步，這時我又想起了她講述的達達尼爾戰役。 但是，在學業上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還是化學老師凱女士。後來我決定專修化學。即使在戰前，至少在女校中，攻讀自然科學的女生也並不少見。一些關於科學突破的報導助長了我對自然科學的夭生愛好，如原子的裂變，關於塑料的研究開發。我清楚地意識到，一個嶄新的科學世界正在展現。我想成為其中的一員。而且，我知道，我必須自己謀生，看來從事自然科學是一條激動人心的道路。我的父親１３歲時輟學，他決心彌補這個損失，要我抓住每一個受教育的機會。我們一起去諾丁漢大學聽關於當前國際事務的課外講座。這類講座在格蘭瑟姆經常舉行。講完課後有一段活潑生動的提問時間，我和其他許多人參加。我特別記得駐在當地的空軍中校米林頓的提問。他後來在戰爭結束前的一次補選中從丘吉爾的聯合政府中為一個中產階級抗議政黨共同富裕黨奪取了切姆斯福德選區的席位。 我的父母非常關心我的學習，作業必須按時完成，為此甚至星期天晚上也得作作業。戰爭期間，卡姆登學校的女生撤退到格蘭瑟姆後，學校實行倒班制，因此週未需要加班，但要按照宗教的要求做。我的父親是一個自學成才的學者，他喜歡閱讀，經常與我討論我在學校讀過的東西。有一次，他發現我不懂沃爾特·惠特曼的詩。這一點很快得到補救。惠特曼至今仍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他還鼓勵我讀古典作品，如布朗特姐妹、簡·奧斯汀，當然還有狄更斯。政治色彩很濃，我也最喜歡。我的父親訂閱一份哲學雜誌《希伯特》。我儘管努力去讀，仍覺得很費勁。 在我的生活中除了家庭、教堂和學校還有格蘭瑟姆鎮的居民。我們為我們的鎮感到無比自豪，我們了解它的歷史和傳統，在這個鎮上生活感到非常高興。格蘭瑟姆始建於薩克遜時代，而丹麥人使它成為一個重要的地區中心。在１２世紀期間，北大路改道，從鎮中穿過，從此地圖上標明了格蘭瑟姆的位置。交通運輸一直是該鎮的生命線。 １８世紀時開鑿了運河，把焦炭、煤和石頭運進格蘭瑟姆，把玉米、麥芽、麵粉和羊毛運出去，但格蘭瑟姆大規模的發展還是在１８５０年修建了鐵路之後。 我已經提到過我們鎮上最宏偉的建築，那就是聖沃爾夫拉姆教堂的尖塔，在鎮的各處都能看到。但是最具特色和對我們最有意義的建築還是金碧輝煌的市政廳以及聳立在它前面的格蘭瑟姆最有名的兒子伊薩克·牛頓爵士的塑像。這里地處聖彼得山，陣亡者紀念日的遊行隊伍就是從這裡出發，向聖沃爾夫拉姆教堂行進。我通常是在市政廳的大廳裡從窗口觀看遊行。走在前面的是救世軍和機車廠的樂隊，後邊是市長、高級參議員和市議員，他們穿著長袍，佩戴著徽飾。跟在他們後邊的是女童子軍、幼年童子軍、男童子軍、互濟會、扶輪社、商會、工人俱樂部、工會、退伍軍人協會、士兵、空軍、紅十字會、聖約翰急救中心以及各個組織的代表，他們依次行進，使我們的市民生活豐富多采。聖誕節後的次日是合禮節，這一天我們到聖彼得山上觀看穿粉紅外套的貝爾瓦狩獵俱樂部會員的集會表演，他們退場時我們為他們歡呼。集會後他們有喝烈性酒的傳統。 １９３５年對格蘭瑟姆來說是個不尋常的年頭，特別值得紀念。我們慶祝了喬治五世國王的銀婚和格蘭瑟姆建市１００週年。還有布朗洛勳爵當選市長。他的家族（卡茨家族）和曼納斯家族（拉特蘭勳爵）是該鎮最為顯赫的讚護人。鎮上的主要街道都用鮮豔的藍色和金黃色旗子裝飾起來。藍色和金黃色是當地喜歡的顏色。各條街道競相爭艷。我記得，有一條住著最窮的人的街道叫沃里·考特街，那裡的房子最差，但大家出力，裝飾得最為引人注目。管弦樂隊和格蘭瑟姆的"狂歡節樂隊"全天演奏，他們大膽吸收並革新美國樂曲，稱為"格蘭瑟姆薑汁麵包"的樂曲增添了慶祝活動的歡樂氣氛。各學校參加了一場大規模的露天表演，我們排著整齊的隊列前進，男生文法學校校長的夫人出席觀禮。我們組成格蘭瑟姆這個字，我正好是Ｍ這個字母的一部分。 我的父親先後擔任市議員、市財政委員會主席、高級參議員，最後於１９４５——４６年擔任市長。這意味著我會聽到大量的本鎮發生的事情以及有關的人。參與政治是市民的義務，而政黨的重要性是次要的。工黨市議員受到尊敬，他們也很友好。不管在市政廳或競選期間鬥爭多麼激烈，他們都到我們店來買東西，沒有黨派之間的嫉恨。我的父親懂得，政治是有限度的。這種高見在政治家中是少見的。把他的政治觀點描述為"老式的自由主義"也許最為貼切。要有個人責任感，這簡直是他的口號。保持良好的財政狀況，這是他追求的目標。他非常推崇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著作。像其他許多商人一樣，他看來似乎不能接受自由黨的集體主義。他是作為納稅人的候選人競選市議員的。那時，在綜合性學校成為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之前，在工黨政治進入地方政府之前，人們認為地方市政會工作沒有黨派性。但在我的記憶中，他一直是一個堅定的保守黨人。 我仍然記得，１９５２年工黨在市政會選舉中獲勝，父親作為高級參議員候選人落選，我很傷心。這件事當時受到嚴厲譴責，認為是置政黨於居民利益之上。我仍然記得他當時不失體面的表現。市政會選舉結束後，他站起來說："自從我榮幸地穿上市議員的禮服，已有將近９年的時間，現在當我脫下禮服時，我仍然榮幸地寄予信任。"此後他收到朋友、盟友、甚至老對手給他的信。他發表聲明說："儘管我摔倒了，但我並沒有趴下。我的自我感覺是，進入市政會和離開市政會，我都處之泰然。"許多年以後，類似的情況在我身上發生了，那時我父親已經去世多年。我把他離開公眾生活時的做法作為我的榜樣。 但這是後話。當我還是個女孩時，我和我父親的共同興趣也許是對政治知識和公眾事務的渴望。我認為我們家的消息比其他家庭靈通。我們每天都閱讀《每日電訊》，每週都閱讀《衛理公會紀實》、《郵畫》、《約翰·奧倫敦周刊》。當我還是孩提時，我們閱讀《兒童報》。有時我們也閱讀《泰晤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