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二節婚姻、家庭和法律
正如我已經說過的，１９５０年的選舉結果並不是事物的終結。在最初的興奮過後，這種結果使有關的人們感到十分掃興。沒有多少人會懷疑工黨在這次選舉中受到了致命的打擊，不久工黨將再次舉行大選以挽回面子。同時，全國也十分不穩定。我繼續在達特福德干也不大方便。如果我要想在政治生涯上更進一步，我應著手找一個能夠獲勝的選區。但我又覺得從情理上講我應該在達特福德再競選一次。如我現在離開達特福德，讓他們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另找候選人是不對的。另外，恐怕很難想像我在第二次竟選運動中會產生與剛剛結束的第一次競選運動類似的影響。我已經極其疲憊，固然沒有一個從政的人當提到選舉時會不感興奮，我仍覺得在很短的時間內再來一次竟選運動對我不是一件令人嚮往的事。
我早就決定搬到倫敦去。由於有了Ｊ·萊昂斯公司的工作，我可支配的錢多了些。於是我在皮姆里科的聖喬治廣場公寓租了一套不大的房子。老索華德先生從達特福德來幫我裝飾房子。有了房子，我可以經常與丹尼斯見面，比在達特福德嘈雜的保守黨活動中見面更為輕鬆。
我也學會了開車，並有了自己的第一輛車。我姐姐穆里爾有一輛父親在戰前花１２９英鎊為她買的福特牌汽車，現在給了我。我的福特車在達特福德無人不知。我再次被接受為達特福德的候選人後，這輛車真為我幫了大忙。結婚後，我以幾乎以與原價相同的價錢將它賣了。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舉行了大選。這次，我又將工黨議員諾曼·多茲的優勢減少了１０００張票。當聽到全國選舉結果——保守黨現在在議會擁有比工黨多１７個議席的優勢時，我欣喜若狂。
我在達特福德期間又認識了許多黨內要人。 １９４９年安東尼·艾登（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牛津）在達特福德的足球場向一次規模很大、群情激昂的群眾集會發表講話，我提議向他表示感謝。第二年，我又在艾伯特大廳召開的保守黨婦女集會上作為讚揚丘吉爾和艾登的領導才能的動議的附議者講話，丘吉爾熱情地致答辭。能夠見到這些大人物本人並與他們交談，對我來說真是十分難得的機會，因為在格蘭瑟姆的時候，我常與家人坐在無線電旁聽他們講話，他們的講話使我倍受鼓舞。 １９５０年，我被確定為參加保守黨全國聯盟執委會的保守黨畢業生代表。這次會議使我第一次詳細了解黨的全國組織情況。
但使我感興趣的總是政策，而不是組織情況。假期期間，我常常到斯溫頓學院上課。院長雷吉·諾瑟姆慷慨大方，很會關心人，是約翰·麥納德·凱恩斯的朋友。他在３０年代時曾到南威爾士親身體驗失業者的生活。他教導我們真正的政治戰役是爭取"民心和民意"。我經常應邀在斯溫頓及不同選區的保守黨政治中心的會議上講話。這時候，我開始考慮"統一的國家"、"資產擁有的民主"及"安全網（社會保障福利）"等人們廣泛提到的概念對政策的真正影響。
在我的日程中，最重要的社交活動是議會開幕前夕，艾爾夫雷德·博瑟姆爵士——梅德斯通選區的議員——在他的卡爾頓花園區５號的富麗堂皇的家裡舉行的聚會。院子裡搭起了幾個大帳篷，燈火輝煌，暖風習習，篷子里大人物及像瑪格麗特·羅伯茨不太偉大的人物歡聚一堂。艾爾夫雷德爵士高興地把自己稱為戰爭期間經常舉辦此類聚會的倫敦德里夫人的繼任者。他這個人外表看來為人和氣，容易相處，你將很難想像他是一個設計紐約的最早的一些摩天大廈的天才。他對我尤其熱情慷慨。我就是在他的家裡結婚的，婚禮招待會也是在這裡舉行的，也是他提議為我們的幸福乾杯。
我是在１２月的一個寒冷多霧的日子在城市路的威斯利教堂結婚的。結婚儀式在倫敦舉行對大家都更方便。格蘭瑟姆衛理公會牧師、我們的老朋友斯金納協助城市路的牧師斯皮維主持儀式。然後，格蘭瑟姆、達特福德、埃里斯及倫敦的朋友們回到艾爾夫雷德·博瑟姆爵士的家裡。一切結束後，丹尼斯帶我去馬德拉島度蜜月。在那裡，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嘗試坐水上飛機在水上運動的經歷。從這令人驚心動魄的經歷中緩過勁來後，我在這美麗的小島上開始了我的婚後生活。
從馬德拉島回來後，我就搬進了丹尼斯座落在切爾西福拉德街的天鵝公寓。這套房子在六樓，十分明亮，能夠飽覽倫敦美景。我也第一次感到住在同一層樓面多麼方便。正像以後我在唐寧街１０號所感到的一樣，在同一層安排生活更容易些。房子很寬敞。一個大屋用作起居室兼飯廳。有兩個面積適中的臥室，還有一個房間是丹尼斯的書房。丹尼斯每天早晨開車去埃里斯上班，晚上回來得比較晚。但我發現我有許多事情要做。這是我第一次管一個家。我們很快與鄰居們交上了朋友。住在一個需乘電梯的單元房的一個好處是你會認識每個人。到第一個月末，我就認識了大多數鄰居，其中不少人還相當有名氣。深夜，總有可能聽到院子里傳來女低音的歌聲，那準是西比爾·桑代克剛演出結束口來。我們住在那的時候，經常招待客人，平常晚上備有各種飲料，週末舉行晚宴。
只要你的婚姻是幸福的，居住環境又舒適，作一個已婚年輕女人總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的婚姻就是幸福的。而在５０年代，在那樣舒適的環境裡作一個已婚年輕女人簡直是天堂。聽到人們把５０年代描述成壓制、無聊、循規蹈矩的時期或令人憂慮的時代，我總是感到十分詫異。無論從哪個方面講，５０年代都不是上面描述的情形，而是人們在經歷了戰時的艱辛和戰後節衣縮食的簡樸生活之後正常幸福生活的重新開始。配給制結束了。工資開始增加。我以前從未聽說過的香蕉、葡萄、水果突然又出現在商店了。衣服不再是單調的製服，給人自信、色彩豐富的時裝再次出現在人們面前，有蒂奧式寬裙子，無帶的晚禮服及阿斯科特式帽子。以前用板圍起來的商店外面冒出了意大利餐館。出售當時被稱作"泡沫咖啡"的卡普契諾（一種咖啡品牌）的咖啡店在各大街上隨處可見。還有人創造了"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指１１至１９歲的人）這樣的詞。尋常百姓家開始有了電冰箱、吸塵器、洗衣機。公告板上政府的通知少了，商業廣告多了（默里薄荷糖，默里薄荷糖，越嚼越有味）。英格蘭房頂的電視天線越來越密。為適應不斷發展的時代，好萊塢發明了西尼瑪斯柯普系統寬銀幕，拍攝了不少寬銀幕電影片，既有像《你往何處去》的聖經史詩性電影，也有像《南太平洋》那樣的風景音樂片。以前從未想到能夠花得起錢到國外度假的人們去了西班牙。
那是一個富足的時代。富足了，戰爭時期以來，甚至在那以前我的格蘭瑟姆青年時代以來的英國生活中的諸多限制也開始放鬆。不能說我喜歡或者甚至理解了這種新獲得的自由的各種表現形式。當美國的搖滾樂及比爾·哈萊、埃文斯·普萊斯利等名字傳到英國時，我當時認為這可能是新聞界一時關注的新奇事（搖滾樂從來沒有減少我對《沙漠之歌》的鍾愛）。 《憤怒的年輕人》以及描寫普通人生活的戲劇開始向倫敦西區的傳統戲劇挑戰。我同樣覺得這些會很快消失殆盡。而且，在我的真實生活中家務事已經夠多了，晚上不再願意出去看這種戲劇了。我也很少想到後來我會讀約翰·奧斯本的作品，並且欣賞他的作品，還成為金斯利·阿米斯的好朋友。我很感謝他在我任首相時在文化戰鬥中給予的支持。阿斯科特賽馬場、德比馬賽、亨利的國際划船比賽及溫布爾登的國際網球賽均恢復了昔日的風彩，戰後不知隱藏在什麼地方的那些閒聊專欄作家又出現在或《花園筆記》中。閱讀這些文章，好像大口咀嚼酒心巧克力一樣品味不高，但我又不得不承認沒有多少人能忍住不去讀。讀者們知道了新的家喻戶曉的名字，如多克爾夫人、亞里士多德·澳納西斯、斯塔夫羅斯·尼亞爾雷斯等。蒙特卡洛再次成為上層生活的同義詞。
人們覺得在此前的２０年中他們做出了許多犧牲，現在應該享受生活的樂趣了。雖然我可能比我的同代人更認真些，但是丹尼斯和我與大多數人一樣享受生活，甚至比一般人享受得多。我們去劇院，也到羅馬、巴黎度假（雖然住的飯店總是低檔的）。我們也舉辦聚會，也參加別人的晚會，我們生活得很愉快。
但那時我們生活中的高峰算是１９５３年６月伊麗莎白女玉登基了。家裡有電視的——我們沒有——舉行家庭聚會，邀請朋友們一起來觀看這一盛典。丹尼斯和我都是君主制的衷心支持者，我們認為應該奢侈一次買一張票以便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人口對面的議會廣場上有遮篷的看台上目睹這一盛典。丹尼斯當時買票對不知道他的這一投資是十分明智的。那天瓢潑大雨下了一天。大多數觀眾都澆透了，更不用說那些坐在敞篷車裡參加盛大遊行的人們了。湯加王后的那套衣服以後再也沒法穿了，而我的衣服則第二天仍舊可以穿。
在倫敦，我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除了乾家務外，我還有足夠的時間學習法律。我一直對法律感興趣。我對政治的嚮往是父親培養的，我對法律的興趣也是父親培養的。父親雖然不是當地司法長官，但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任格蘭瑟姆市市長期間可以理所當然地坐在法官席上。我在大學假期裡經常跟他去參加每季開審的地方法庭審判（就許多輕微犯罪進行審判）。有一位富有經驗的律師會坐在椅子上當法官。他就是王室律師諾曼·溫寧。有一次，我父親和我與他共進午餐。我在法庭上所見的一切已深深地吸引了我，而諾曼·溫寧關於法律理論與實踐的談話更使我著迷。談話問我突然脫口而出，"我希望能作一名律師，但我只懂化學，我又不能改變我正在牛津學習的專業。"諾曼·溫寧說，他在劍橋讀初級學位時是學物理的，後來拿第二學位時改學法律。我說，在大學再呆幾年我根本負擔不起。他回答說還有另外一種途徑完全可行，但要下苦功夫，可以在倫敦或倫敦附近找個工作，參加任何一個律師學院，晚上學習準備法律考試。這正是我在１９５０年所做的。現在，有了丹尼斯的幫助，我可以不必工作而集中精力學習法律。我需要閱讀的東西很多，還在法律教育委員會聽課。
由於既要操持家務又要攻讀法律，我曾經決定不得不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暫時擱置我的政治追求。我剛２６歲，可以這樣做。我將我的想法告訴了保守黨總部。但作為一名年輕的女候選人，我有時仍受到公眾的注意。例如，１９５２年２月，《星期日寫真報》刊登了我就婦女的地位寫的文章《伊麗莎白新時代的晨光》。我也經常應邀到全國各地的選區發表講話。總之，我雖然努力想下決心暫時擱置政治，但對政治難以割捨，我難以那樣去做。
我同丹尼斯商議該怎麼辦，他說我無論怎麼做他都將支持我。因此，６月份我去總部見貝麗爾·庫克並告訴她："沒有用，我必鬚麵對現實，我不想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我知道她會怎麼說。她對我表示全力支持並介紹我去見負責候選人事務的黨的副主席約翰·黑爾。他以極其親切的方式告訴我，當一個下院議員會給家庭生活帶來許多的壓力。我告訴他，我和丹尼斯已經討論過了，我們準備承受這樣的壓力。我說我希望下次能有機會在一個比較容易獲勝或有把握獲勝的選區竟選，我們一致認為，由於我要照顧家庭，又要學習法律，這個選區最好是在倫敦或在倫敦周圍３０英里範圍內。我當即要求他考慮我作坎特伯雷選區的候選人，因該選區即將選拔候選人。雖然我沒有成為坎特伯雷的候選人，我離開中央總部時對此行的成果還是十分滿意的。
約翰·黑爾向我提出的問題——我將如何兼顧家庭生活與政治很炔變得更加現實了。 １９５３年８月，我的雙胞胎兒女馬克和卡羅爾降臨人間。離"那個孩子"出生還有六個星期的一個星期四晚上，我開始疼痛。白天，我已看過醫生，他讓我下週一再去醫院做Ｘ光檢查。他說，有點事他需要再查一下。現在看來我不能再等星期一了，我馬上被送進醫院。醫生給了我鎮痛藥，幫助我晚上睡眠。星期五早晨做了調光檢查。令大家十分驚奇的是檢查發現我要做兩個孩子的母親了。不幸的是，還有別的事，我需要在第二天做剖腹產手術，兩個基本點小嬰兒，一個男孩，一個女孩，出生時並沒有馬上見到他們的父親。因為丹尼斯預計一切正常，他就去橢圓板球場看國際板球決賽了，無法跟他聯繫。那天，他得到兩條同樣驚奇的好消息。英格蘭板球隊戰勝了澳大利亞隊，他自豪地成為一對雙胞胎的父親。
我要在醫院住兩個多星期。實際上，那個時候，產婦一般要住三個星期的院才能出院。這就意味著在產後恢復期的最初幾天不舒服的日子過後，我發現我又有時間了。當然，我們過去一直以為撒切爾家庭將只再添一名成員，因此，第一件也是最急的任務是給有關商店打電話，訂購兩套嬰兒用具，而不是一套。很奇怪、將馬克和卡羅爾帶到這個世界上既使我感到巨大的輕鬆和幸福，也使我感到不安。母親對孩子的愛可能是我們擁有的最強烈、最本能的感情。許多人把"只"做一個母親或"只"做一個家庭主婦看作是第二重要的事情，我從來不是這樣的人。無論我當首相前還是當首相時，每當我聽到這樣的暗示，都十分氣憤。當然，做一個母親及家庭主婦是某種高尚的天職，但是我卻感到它不是我唯一的天職。我知道我也想有自己的事業。我經常引用泰恩茅斯的議員艾琳·沃德說過的一句話，"家庭必須是一個人生活的中心，但是一個人的抱負不應局限在家的範圍內。"我確實需要有個事業，因為，很簡單，我就是那樣一種人。而且，並不是任何事業都行。我希望的是一種能使我保持思維敏捷，並能為我的政治前途做準備的事業，我相信我完全適於從政。
因此，我在醫院住了一周後就下定了決心。我讓人把１２月份律師最後考試的申請表寄給我，填好後連同考試費一起寄出。我知道我對自己玩的這點心理遊戲將保證我帶著我的雙胞胎子女一回到天鵝公寓就投入法律學習，而且我需要好好組織我的生活，以便既能做一個母親，又做一個有專業的職業婦女。
實際上，這並不像聽起來那麼難。我們在天鵝公寓的房子挺大，足夠用，但也有不足之處。因為是六樓，我們就在所有窗子上裝上窗櫺。沒有花園，就把孩子帶到朗尼拉公園去玩，每天兩次。這反而對他（她）們有好處，因為他（她）們開始習慣於見到其他孩子並與他們一起玩耍。起初，我們不懂公園的規定，球曾被公園管理員沒收過。一般都是保姆芭芭拉帶馬克和卡羅爾去公園。週末時，由我帶他們出去。芭芭拉曾在巴那多護理所接受過訓練，孩子們特別喜歡她。
５０年代，婦女的作用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在那之前，家庭一般比較大，等最後一個孩子長大離開家時，婦女一般年過中年；由於還沒有可節省勞動的電器，做家務花的時間比較多；家裡也常常是一個社交場所，全天都有從送奶工到擦窗戶的各種生意人光顧，有的也許只是進來聊會兒天或喝杯茶。因此，很少有婦女有機會或感到有必要出去工作。 ５０年代，這種情況開始改變。到８０年代的時候，一切大有改變，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家庭變小了，孩子們離家時，婦女還比較年輕；由於有了家用電器，家務負擔輕了；每週去一趟市場或超市，代替了以前等人送貨上門。 ８０年代也出現了另外一種變化，即這樣一種趨勢：婦女開始在結婚後繼續工作，３０來歲時離開工作去生兒育女。
這些變化使許多人主要是中產階級強烈要求對兒童保育機構實行稅收減免，如保姆、遊戲組織，或者以教育的形式出現的托兒所。作為首相，我頂住了這種壓力。有工作的婦女本來就給家庭帶來更多的收入，而在家裡照顧孩子的婦女的家庭只有一個人的收入。我認為不應該用後一類夫婦交來的稅去補貼前者的家庭，這是一個是否公正的簡單問題。
當然，以上這些看法並不影響我作為一名年輕的母親做出自己的決定。我特別幸運，我可以依靠丹尼斯的收入來僱用一位保姆在我不在家時照顧孩子。只要我能夠巧妙地對每件事作出細緻。的安排，我就能既作一個稱職的母親，又作一個有效率的職業女性。只靠別人照顧孩子是不夠的，我得安排好我的時間，以便有時間與孩子們在一起。而等我成為一名出庭律師後，我還可以在接多少案子上有一定的自由。我可以根據家庭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調整自己的工作量。至於政治，我們生活在倫敦，我的丈夫在倫敦地區工作，議會也在倫敦——很明顯，我必須找一個在倫敦的或倫敦附近的選區。正是綜合以上這些不太尋常的情況，我才決定我的孩子雖小，我仍可考慮當議員。
我有了雙胞胎後不久，約翰·黑爾從中央總部給我寫來了信：
"我很高興獲悉你生了雙胞胎。你太聰明了。這將對你作為一名候選人產生什麼影響？我已高興地把你的名字列入候選人名單，如果你不希望我這樣做，請告訴我。"
我回信表示感謝並寫道：
"在出乎意料地生了一對雙胞胎後——此前我們從未想到會有兩個孩子——我想我最好至少在６個月內不考慮當候選人。家裡需要很好地重新組織一下，還需要找一個可靠的保姆，然後我才能放心地去做別的事。"
因此，我的名字，像約翰·黑爾所說，"暫時冷藏起來"。什麼時候再列入候選人名單由我來做出決定。
我自己劃定的６個月的政治過渡期很快過去了。我也已經通過了律師最後考試。我起初考慮專攻專利法，因為我想這樣我就能夠利用我的工業和科學知識。但看來搞專利法的機會是有限的，也許搞稅法會更好。無論做什麼，我都需要刑法的基礎。因此，１９５３年１２月，我參加了內殿律師學院的弗雷德里克·勞頓律師事務所，開始了６個月的見習。弗雷德里克·勞頓律師事務所是一個習慣法事務所。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優秀的刑法律師之一，他機智，他對人的本性及自己的職業看得很清楚，用詞通俗易懂。他給了我精心的指導。
實際上，我必須取得不少於四類律師事務所的工作經驗，這部分是因為要想專門從事稅法工作，首先必須在幾個領域內都有一定基礎。所以我領略了刑事法庭的唇槍舌戰，也欣賞了財務法庭裡精確的表述，然後又研究公司法的細節。但我越來越自信地認為稅法將是我的長項。它與我的政治興趣交彙在一起。稅法是理論和實際的極好結合。還有一點我們很有把握的是，搞稅法絕不會缺乏客戶，因為許多客戶急於從極其複雜並不斷變化的大量稅法中找到路子。
學習、觀察、討論及最終從事法律工作對我的政治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這方面，我可能有點不尋常。熟悉法律往往至少使人產生某種程度的玩世不恭，如果說不是油滑的話。而對我來說，熟悉法律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法治"的意義。 "法治"是保守黨人掛在嘴邊上的一個詞。
從我上大學時及以前讀到的材料中，我就已經清楚地知道自由制度和非自由制度的區別是，前者是法治的製度，而後者則是暴力的製度。但"法"的本質是什麼？它的演變過程是什麼？它為什麼在英國根深蒂固而在別處卻根基很淺——近代歷史已證明這一點。我正在學習的法律教材基本上不是來口答這些問題的。但這些教材中所闡述的法律原則使我不斷想到這些問題。同樣，當我讀到英國法律形成階段的著名法官的故事時，我對英國法院為英國的自由奠定基礎的神秘的積累過程產生了日益濃厚的興趣。
但對我影響最大的是Ａ·Ｖ·戴西的作品——特別是他的經典教材《憲法之法則》。多年來，人們總是習慣於攻擊戴西教條式地反對新的行政國家，現在仍有許多知識淵博的評論家仍在這樣做。但我卻對他的理論深表贊同——有一點可能並非不重要，即戴西雖然是個法律大師，但從內心講，他更是一個典型的自由派。用戴西的活，"憲法之法則"源於"幾代英國政治家和律師不斷努力錘煉出來的兩個指導原則"。第一個是議會至上，第二個是法治。我把法治簡單概括為"法律高於一切"，這種概括當然是不充分的，無論戴西１８８５年創作時，還是大約７０年後的今天我讀他的作品時，法治這個詞仍具有濃厚的英國或至少是盎格魯撤克遜風味。我後來又讀了海克的代表著作《自由之憲法》和《法律、立法與自由》後才真正開始認識到這一原則有廣泛的應用性。
如果政治已融入你的血液，任何事情都像是又把你帶回到政治去。不管是回味戴西的著作，鑽研複雜的稅法，或者與律師學院保守黨協會的成員們討論當前的問題，我的腦海中最重要的還是政治問題。因此，當１９５４年１２月我聽到奧爾平頓選區有候選人空缺時，我馬上給中央總部打電話，要求將我列入候選人名單，因為我知道，奧爾平頓與我的舊選區達特福德為鄰，離倫敦也不遠。我參加了面試，並進入縮小的候選人名單。我與丹尼斯坐在選拔委員會的會場外，我聽到來自當地的候選人唐納德·薩姆納（也是當地保守黨協會主席）在他的講話中堅定地表示，奧爾平頓真正需要的是"一位真正了解這個選區的一切的議員——一個知道洛克斯博特姆（奧爾平頓舊名）道路狀況的人。"我和丹尼斯都禁不住大笑。唐納德·薩姆納成為該選區的候選人。
選拔委員會的決定自然使我很失望，因為奧爾平頓本可能是我理想的選區。現在看來，在大選前——大選好像越來越近了——找到像奧爾平頓這樣對我合適的選區非常不大可能了。因此，我寫信給約翰·黑爾說，我現在將"繼續從事律師工作，多年內將不再考慮進入議會的事"。他也許比我自己更了解我，他在回信中說，如果在肯特郡有某個能夠獲勝席位的話，希望我至少重新考慮我的決定。但我堅持自己的決定，同時，我也表示如果需要，我總是願意到選區去講話，而且將積極參加大選運動。
雖然，總的來說，我是一個忠誠的保守黨人，但一段時間裡我已感到政府本來可以在放棄社會主義、實行自由企業政策方面採取更進一步的、更快的行動。但要想說服公眾輿論——或者其實是他們自己——使他們相信味道濃一點會更可口是不容易的。實際上，到１９５５年，在取消控制方面，或將國有化的工業還給私營部門方面已取得了不少但步伐不大的進展。食品配給制也最終停止了。已採取重大措施來恢復貨幣的可兌換性。鋼鐵國有化已經停止，而且已開始出售公路貨運企業。此外，自１９５１年以來，國有部門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逐年穩步下降。還有一件事對未來具有重大意義：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壟斷被打破，商業電視開始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