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早春是個動盪不安的時期。 “批林批孔”的矛頭直指周總理。接著，什麼電影《中國》事件，江青給外交部信件等等層出不窮的風波把個外交部攪得一團糟。那本應是我們度蜜月的佳期，我們卻天天應付這層出不窮的風雲變幻。一天下來真正是筋疲力竭。冠華1971年上半年曾因肺結核吐血住院，出院後瘦得很厲害，身體也虛弱。尤其到冬季，每年都要犯咳嗽氣管炎的舊病。我和他生活在一起以後才明白那主要是因為他可以說一年到頭，天天晚上要被特急件叫起來一兩次。冬天氣溫低，從熱被窩中起來接文件，批完後再回去接著睡，他虛弱的身體自然是經不起的。我們結婚之後，夜裡都由我替他接文件，他可以在床上閱批，避免了受風寒，因而這一年他竟沒有犯老毛病。有個安定的家對于冠華來說是艱難日子中最大的安慰。
這時，政治形勢出現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機。在周總理決定住院手術之後，毛主席斷然決定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政府的工作。昏昏然的天際出現了希望的光亮。 4月，主席點名建議小平同志率團參加特別聯大會議，並指定冠華協助。主席的決定來得突然，但外交部一片歡欣。壓在人們心頭將近一年的疑雲消失了，在為周總理病情無限焦慮的同時，小平同志的掌政總算給人們一絲希望之光。冠華情緒大振，僅用了三天時間協助鄧小平同志寫出了特別聯大的報告，其中根據毛主席的精闢分析和小平同志的指示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新觀點，在聯合國大會上激起了會員國強烈的反應。這是一次極其愉快的任務。鄧小平同志在短短的一周內會見了許多國家的與會團長，引起世界的注目。冠華作為小平同志的助手心情極好。那時鄧小平同誌有早起早睡的習慣。可是冠華卻恰恰是晚睡晚起。不過他卻信誓旦旦地保證他七點鐘能起來吃早飯。結果當然常常起不來。有好幾次鄧小平同志到了七點鐘就從十層長走廊他臥室的一頭散步到長廊另一頭我們的臥室外，用濃重的四川口音叫道：“喬老爺，起來吃早飯了！”冠華常大笑說又被堵住了！就在那次開會時，冠華說他那個“喬老爺”的外號是60年代時鄧小平同志開始叫的，後來幾乎變成喬冠華的代名詞。我覺得除了周總理，冠華最為依賴的領導是小平同志。我相信小平同志對他也了解。所以當1975年底那場政治災難來臨，小平同志處境困難時，冠華徹底地失去了依靠力量。記得到1976年初，形勢進一步惡化。冠華又去求助小平同志。我和外交部的幾個同志焦急地等他回來。但冠華一回來就神情沮喪，我們急問怎樣。他說：“我看小平同志很疲憊，寫字時手稍有些發抖。以前從來沒有過。我還怎麼能麻煩他，給他增添困難呢！”據說在後來的災難中，有人要置冠華於死地，把他關進牢房，是小平同志阻擋住的。再後來當冠華癌症開刀前，當時外交部的領導要取消他的高幹醫療待遇，又是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保護了冠華。儘管後來冠華始終未能見到小平同志，但他對在他患難之時得到的關懷是一直銘記在心的。
那次特別聯大，我擔任鄧小平同志的英語翻譯。出發前，小平同志囑咐我們說他的聽力不好，翻譯時聲音要大一點。我平時說話就較為聲大，所以我說沒有問題，保證小平同志聽得清。但現場翻譯時，我還是有意地提高了音量。終於有一天，我翻到一半時，小平同志回過頭來說：“你聲音放輕一點，太響了！”當時代表團傳為笑談。
從特別聯大回來，形勢完全改觀。因為是毛主席親自點將由小平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所以即使中央內部那些搗亂成性的人也不敢公開反對。外交部終於又出現了安定的局面。這是一段難得的平靜。雖然部內的領導班子的情況極不正常，沒有集體決定的製度，沒有部長的決定權，而是大事小事聽命於“通天人物”的“傳達”，動輒呵斥教訓，但大家相信只要鄧小平同志在領導崗位，大的局面不會亂。
那一段時間，也就是1974年夏至1975年夏末秋初，也是我和冠華家庭生活比較平穩安詳的一段，也許可以說是十年中唯一的一段！冠華的身體日益健康，體重恢復正常，臉色紅潤。他的生活也比較有規律。有一次黃鎮同志回華盛頓，冠華和我去機場送行。我在休息室外與部裡其他同志聊了一會，進屋時，黃鎮同志叫道：“飼養員來了！”眾人大笑，我不知何意。朱霖同志笑著說：“我們大家都說老喬現在非常健康，好多年了沒有見他像現在這樣氣色好。老黃說這多虧家裡有個好飼養員，把這頭牛餵得這麼好。”
冠華無比珍惜我們這來之不易的愛情和我們這個家。每當勞累一天，回到家裡，我幫他換上便服後，他總愛躺在他那張心愛的藤椅裡，喝一口他最愛的碧螺春茶，要我靠在他身旁，輕輕拍著我的手，喃喃地自語著：“Darling,這多好啊！這是我們兩人的家！”
冠華用他自己的方式無時無刻不在關心著我。記得1974年的6月初，我參加外交部下鄉收麥。那時每年麥收季節，中央各機關的干部都要下鄉幫助公社收麥。凌晨三時坐大卡車出發，天不亮就下地，要到下午收工。確實是強勞動，一天下來兩條腿要疼好多天。司一級領導幹部都帶頭參加。那一次我回到家天已擦黑，累得抬腿都困難了。匆匆洗了澡就躺在藤椅裡再也動不了了。這時家裡保姆送來一碗冰涼的綠豆湯說：“喬部長晚上有宴會，關照我一定要燒綠豆湯冰起來叫你回來喝。”綠豆湯冰涼爽口，但流入我心頭的卻是一股溫情的暖流！我一生從沒有人這樣心疼過我，父愛、母愛、夫妻之愛都匯入這小小的碗中了。
九點剛過，冠華就回來了。一進院子就听見他急匆匆的腳步和大聲的呼喚：“回來了？Darling，你回來了？累壞了吧？！”我想站起來出去迎他，可是腿實在不聽使喚，只好扶著躺椅的把手站起來。此時，冠華已快步直奔書房，一手把我按回躺椅說：“不要動，不要動，綠豆湯喝了沒有？”我說喝了，很好。冠華這時帶著一種孩子般的調皮神情說：“我給你帶回來一樣新奇東西，你猜猜叫什麼？”我笑他那麼興奮幹什麼。冠華從他的兩個中山裝口袋裡一手一個變戲法似地拎出兩個淺棕顏色、形狀大小似鴨蛋般的東西，放在我手裡說：“知道這是什麼嗎？”我摸摸軟軟的似果子，但從未見過。我說不知道。冠華得意地對我說：“這叫Kiwi Fruit!我看到什麼地方寫到過這種水果。今晚新西蘭大使宴會，最後上的水果是這個。我第一次吃到，就帶了兩個回來給你。”我看他手舞足蹈，得意得像個做了件大好事的孩子，不禁好笑，我說：“你這堂堂部長，怎麼人家大使請客，你撿了兩個水果裝在口袋裡，這多不像話！”冠華理直氣壯地說：“那有什麼了不起！中國的好東西外國人沒見過的更多。我對大使說：'今天夫人去割麥，和農民同勞動。我把這兩個果子帶回去慰問她，告訴她這是新西蘭的Kiwi Fruit，她一定高興。'大使馬上吩咐拿一箱子，我說就要這桌上的兩個才有意思。也不用包，放在我口袋裡才是我的誠意。大使連聲說好。其實這個玩意還是從中國去的。中國人不吃不看，倒讓新西蘭人運到中國來！”說著冠華親手剝開果實，裡面是翠綠的瓤，黑芝麻般的籽，吃起來酸甜，很可口。多年之後，中國市場上才出現這種水果，名為獼猴桃！
第二天，新西蘭大使到底還是叫人送了兩箱獼猴桃到部裡給“喬副部長及夫人”。冠華叫值班分給黨組各位部長和領導以及辦公廳值班室的同志。我知道後對冠華說他有時候情緒一上來，做事欠考慮。為我裝這水果回來，人家大使又送兩箱，這多不好，別讓人說閒話。冠華滿不在乎，他說：“這有什麼？誰愛說就叫誰說。還沒工夫去研究每件事誰說什麼。”
喬冠華就是這樣一個風流灑脫、豪放不羈的脫俗之人。記得有一次我們順訪法國，在法國外長於愛麗舍宮舉行的極為優雅的晚宴上，有一道菜是雞腿。大家都溫文爾雅，不出聲響地用鋥亮的銀刀叉一點點地切著雞腿肉，小口地往嘴里送。冠華從來不喜歡故作姿態，刻意裝扮風雅。他從來都主張自然大方的風格。這一天他吃到一半突然很自然地對法國外長說：“西方人用刀叉吃大塊肉實在不如我們東方人把肉切小了再燒方便。如果閣下允許，我想像你們平時在家一樣用手抓這個雞腿，不知閣下認為如何？”法國外長也頗具外交幽默，他說：“閣下的建議實在太好了！如果您同意，我建議我們大家都下手吧！”一時，那拘謹的晚宴氣氛變得十分活躍，中法雙方都啃起了自己盆中的雞腿。
又有一次聯大開會期間，我們出席巴基斯坦駐聯大代表的晚宴。在宴會前的交談時，冠華與後來任美國國務卿的布熱津斯基教授展開了一場熱烈的辯論。周圍圍了許多聽眾。每當冠華置身於熱烈的討論中時，他往往會完全不看周圍的環境，全神貫注在他的辯論中。這一次也是如此。正當冠華講得極為專注時，一個服務員端著銀盤來到他面前。銀盤上面是一個很大的高腳玻璃杯，杯中是大半碗鮮紅的番茄醬，杯子的外沿上擺著一圈粉紅色的熟蝦。銀盤中有小紙餐巾和帶彩花的竹籤。如果客人喜歡，一般都取一張餐巾紙，一根簽子，插上一
只熟蝦，蘸一下番茄醬，點頭謝過服務員之後優雅地放進口中。此時這位服務員站立在冠華身邊，向他伸過銀盤。但冠華卻視而不見，既不取蝦也不示意不要。服務員見他不置可否不敢移動。我當時任冠華的翻譯，輕輕推了他一下點點那大杯蝦，意思問他要不要。冠華似聽非聽，似懂未懂，看了一眼服務員的銀盤，一邊還在說話，同時卻看都不看地伸手把那偌大一個玻璃杯一把抓在手裡，拿到胸前，接連不斷地吃起蝦來了，一下子吃掉了一小半。周圍不少人都抿嘴含笑看著他一邊吃蝦，一邊爭論。我有點著急了，本來就沒有人會把那一杯蝦全拿在手裡，如果冠華把這十多個蝦全都吃了，豈不鬧笑話？ ！我趕緊從他手裡拿過蝦杯，放回銀盤，並謝了服務員。冠華卻絲毫沒覺得手裡嘴裡少了什麼還是滔滔不絕在講。後來周圍聽眾中有個外國代表走過來對我說：“請轉告你們的團長先生，我太喜歡他了！他如此雄辯，如此幽默，又如此有他獨特風格！他是世界一流的外交家。他不是個文官，我覺得他是個帶有詩人氣質的政治家！”這位代表只知道我是中國團長的翻譯，不知道我還是他的妻子。而我在聽到這些評論時自然是十分自豪的。
我想如果一個平庸之輩做出冠華的那些有趣的事，人們也許會嘲笑他。但因為冠華洋溢的才華、出眾的機智和淵博的知識，他的這些漫不經心的笑話卻形成了他的風格。每年出席聯大，美國報紙都跟踪著冠華的身影作各種報導。這些報導與照片由于冠華不同一般的氣質因而也更為豐富多彩。例如那張冠華率代表團第一次就座中國席位時在回答記者問他有何感想時他仰頭大笑的照片就得了世界新聞攝影大獎。它顯示了新中國的氣勢，自信與自豪。紐約時報曾有一篇專題文章寫冠華，題目就是“喬的大笑”。另一張有趣的照片是冠華遊覽公園時懷抱一隻小孟加拉虎。當他看到記者拍照時，他大笑著說：“你們記者先生看，老虎有什麼可怕？！它像只紙老虎！”這是一語雙關，因為當時在聯合國的發言中，我們把美國比喻為“紙老虎”（Paper Tiger）。冠華以其嫻熟的外交手段以及他的性格魅力征服了國際社會。新中國在被隔絕二十多年之後首次進入聯合國時，她的代表喬冠華以世界一流外交家的形象為祖國贏得了榮耀。我深信將來有一天當強加在冠華身上的灰塵洗淨之後，共和國將在她的歷史上為有喬冠華這樣的戰士而驕傲！
直至今日，每當我在院中望著那悠悠白雲時總不免還會浮想聯翩。假如不是那復雜的政治環境，假如沒有當時外交部那“得天獨厚”的“通天”處境，也許冠華和我無論在事業上還是生活上都會十分美滿。可是那畢竟只是一種幻想，現實是嚴酷的，答案也只能是嘆息！ 1974年夏到1975年夏這一年也就是我們唯一比較輕鬆的一段日子了。在那一段短短的日子裡，冠華還能有時得到一些生活的樂趣。還記得1974年冬天的一個下午，我們從人大會堂活動後出來。在車裡，我忽發奇想，提議在這難得的我們兩人都有空閒的晚上在外面飯館吃頓飯。冠華立即響應說好。於是我們決定就車中三人――冠華、我和司機楊爾純同志。冠華說去吃涮羊肉，我們就去了東來順，老楊停車，我和冠華先上樓。東來順的經理見到冠華吃了一驚說沒有接到通知有他的宴請。冠華笑著說今天是個私人朋友。經理問哪個國家的，冠華說坦桑尼亞。我笑出聲來了，冠華捏了一下我的手還在開玩笑說總共三人，隨便找個桌子來兩三斤羊肉就行了，不必擺冷菜、熱菜。我知道冠華說的坦桑尼亞外賓是老楊，因為他身體壯實，臉色黝黑，大概在坦桑使館工作過。經理為難地說那天晚上所有包房都滿了，只有宴會廳。冠華連聲說可以可以，擺個小桌子就行了。於是在可以擺二十桌宴席的大廳裡，經理在前面放了一張小方桌。此時，老楊停好車上樓來。冠華拍拍老楊肩膀說：“這就是我的坦桑尼亞老朋友。”大家都笑了。這頓涮羊肉吃得非常開心。一切焦慮和煩惱都暫時放在一邊，東來順的老經理一直留在那里和冠華聊天，他講到東來順的歷史，羊肉片的精選，也講到1945年軍調處時代葉劍英同誌等共產黨在北平的代表來這裡聚餐的情景。冠華說那時他也短時間來過北平，果然記起在這裡吃過涮羊肉。回家路上冠華還是那樣興高采烈，說以後再去。可惜這是我們倆絕無僅有的一次。以後再也沒有機會這樣輕鬆過。
冠華十分戀家。一周五六次的宴會對他來說只是工作而已。他往往基本不吃什麼，寧願回家後吃一碗雞湯麵。他愛吃我做的南方菜，只要有時間我就親自給他做。他說哪裡都沒有家裡好。原來他孤身一人，保健藥品從來不記得吃。我們結婚後，我從北京醫院要來了十幾個小小的粉劑針藥瓶，把冠華每頓要吃的藥――保護心臟的、血壓的加上維生素，都分好放入小瓶，每頓飯後倒一瓶就都有了。即使我不在家也很方便。有一次，他的一個朋友看他倒出一瓶各種顏色的藥片一下子往口裡倒很奇怪，問他吃的是什麼藥。冠華指指我說：“不知道，含之裝的。她給我吃毒藥，我也吞！”
我在此之前的三十多年中從來沒有照料過別人，也沒有被別人悉心照料過。直到和冠華戀愛，我才突然產生了要無微不至地去關懷照顧另一個人的強烈慾望。直至今日，我都難以置信冠華大我二十二歲，因為我從來把冠華置於我的庇護下，而冠華對我的依賴也越來越強。一切生活上的事都聽我的。我從照顧冠華的瑣瑣碎碎的小事中得到愛的滿足。我覺得被所愛的人需要就是一種最高的幸福。有時候我覺得他簡直像個大孩子。後來冠華病後就更是如此了。為了讓他午睡後喝上新鮮的西瓜水，我可以在炎熱的夏季整個中午一粒粒地從半個西瓜中取出瓜籽後攪成西瓜汁。連香蕉都由我剝去皮，切成一小段後插上牙籤給冠華。我的朋友海鷹有一次看著冠華吃香蕉，開玩笑說：“章老師再這樣照顧喬伯伯，將來喬伯伯會像《大林與小林》裡的大林一樣肉都快從指甲里長出來了！”然而，這是我的一種巨大的滿足！我們初結婚時，冠華不習慣也有點過意不去，但後來他懂得這是我的一種心願，也就坦然了。再後來，他幾乎是一種依賴了。我沒有研究過心理學，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個深深愛著一個人的女人，都是這樣地願意獻出自己一切悉心地照料、庇護她所愛的人，不論他比她年長或年少。至少我是這樣的，我那十年就是這樣度過的。
我和冠華那種忙中偷閒苦中作樂的日子最終到了1975年也結束了，接下去的是一場滅頂之災。這年10月，又是基辛格來訪。 10月12日晚主席會見後，我參與整理記錄直至凌晨。當時困得無法繼續。在場那位“通天”朋友突然對我說：“你別打瞌睡了。我告訴你一個消息，你一定就醒了。”我問什麼消息，她說：“要批判鄧小平了！”我確實給嚇醒了，問怎麼可能？她告訴我毛主席對她們批評了清華大學的劉冰信件，並說鄧小平同志是後台，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
事態急轉直下。在全國還未有動靜之時，外交部率先掀起了批右傾高潮。 10月25日，部黨核心組開會學習毛主席談話，會上有人聲色俱厲批判冠華月初在紐約會見基辛格和日本外相的談話都犯了右的錯誤。與基辛格的談話錯誤是遲遲不指出美蘇搞新慕尼黑陰謀，是大使先講了。與日本外相會談的錯誤是急於與日本籤和平條約，在原定會談之外又加了一次會晤。據說這都是毛主席批評的。與此同時，宣布要擴大範圍，把使、領館的老、中、青代表都召回學習。
我們完全被這突如其來的形勢變化打懵了。誰也弄不清這究竟是不是來自毛主席，卻又不敢頂撞，於是10月27日冠華開始做檢查，違心地檢查根本不存在的所謂對美、對日的右傾錯誤，從此沒完沒了！正在那時我要陪同一個尼泊爾的皇室團去外地，十分放心不下冠華。記得我出發前的晚上與冠華相依相偎呆坐在沙發里很久很久。我們都為國家的前途、自己的命運感到無限迷茫。我說不管多大的風浪，我們都必須頂住。冠華嘆氣說周總理病得那麼重，誰也不再忍心去和他講這些事。他打過幾次電話請示小平同志，但他對這局勢已無能為力，我不好再去請他出面製止外交部的事情，這一次只好聽天由命了！我沉默，冠華又說：“反正我早已有準備罷官。只要我們在一起，罷了官就'回家賣紅薯'！”我突然情緒激奮說：“不行！憑什麼就這樣挨整！我們可以向主席告嘛！”
後來的一切錯誤都是這情緒的激奮引起的，也是我們對當時真正的政治形勢根本不了解。外交部的批判已經從冠華的外交政策延伸到何英同志的所謂“對待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以及黃鎮同志的所謂“在使館執行錯誤路線，打擊青年干部”。一大批老幹部又面臨四伏的危機。
我果真被我這該死的性格衝動所驅，狀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裡，並且得到了支持。 12月12日，毛主席會見美國總統福特之後對矛盾的雙方說：“老傢伙還是有點用處的。我就是最老的！不要輕視老傢伙！”“你們是造反派，原諒原諒老傢伙，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叫滾蛋！”從主席那裡回家，我們精神振奮認為形勢並不那樣緊張，只是打打招呼，做點檢討，小平同志也無事，外交部經過毛主席批評也無大事，只是今後關係複雜難處！
但是，這告狀的事終於使我陷進了一個深不可測的黑黑的無底洞。至今我也弄不明白這陷阱是從何時何人開始的。總之，我們被一些虛假的現象所迷惑以為公道可以戰勝邪惡，誰能料到最後卻是我們自己被定罪為“借刀殺人”！
一個人真正的成熟是多麼不易！我至今仍容易情緒激動而感情用事，這招禍的性格給我自己和冠華導致了殺身之禍。隨著歲月的流逝，冠華那充滿哲理的感慨：“性格即命運”，越來越深地鐫刻在我的心上。我和冠華性格太相近，脾氣太相同，因而在一個人情緒衝動時，另一個不能用理智來抑制這種衝動可能造成的惡果，尤其是在政治遊戲之中！ 1976年的悲劇中這種性格因素是鑄成大錯的不可否認的因素。多年後，冠華的一位老朋友對他說：“你那時只要再忍一忍，幾個月後就大不同了！”冠華說：“我忍了兩年，實在忍不下去了！”我嘆息著說：“也許都怪我闖的禍！”冠華動情地說：“不要這樣想，你是我的支柱！人家矛頭是針對我的！”
1975年剛剛結束，巨大的不幸降臨了。元旦過後的一周，這年的1月8日，週總理逝世！多年來，我看到冠華與週總理的關係是一種十分親切默契的上下級配合，但又是非常含蓄沉穩。我幾乎沒有見到過他們之間有過任何私人來往，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冠華的許多處世原則似乎默默地受到週總理很深的影響。例如他從不愛在高級領導幹部之間串門聚餐。有一次一位部隊高級領導幹部打了多次電話請冠華和我去吃狗肉，還要介紹他們幾位領導幹部的夫人與我認識。冠華那些天實在忙，另外他也不習慣這種社交活動，所以婉言推辭了。後來，因為這位領導再三邀請，而且直接打電話到我辦公室，冠華對我說：“不好意思不去了，那就我一個人去，你不要去了！”我說：“人家直接請了我，為什麼你認為我不去為好？”他說：“我們最好不要多串門，現在那麼忙，你去了一次，碰見那麼多人，下次第二、第三個人請你，你去不去？去吧，時間可惜，不去又得罪人。然後你還要回請。人家說我六親不認，我看還是這樣好。應酬多了沒有什麼好處。以後再互相送東西，事情越鬧越多。你不要捲進去為好。”後來，冠華處於逆境，他的一位老友來看他，埋怨他說：“當初你在台上，那麼多領導都願意同你來往，你總是除了工作，從不去走動走動。我過去勸你要多來往，你不聽，現在你有困難了，平時不走動，也不好有事幫忙才找人啊！”冠華說：“我不後悔。我現在也沒有必要到處去找人。我求的是公正，相信黨中央會清楚的。”
我不禁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 1971年11月，我們參加第一個中國代表團赴紐約參加聯大二十六次會議。當時，中美關係還是對峙階段，沒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或民間往來。初到美國，出奇地新鮮。我們代表團中的年輕人聚在一起說，要給周總理帶點美國東西回去，中國外交的突破，進入聯合國，他是奠基人。於是，我們買了一盒巧克力，一盒餅乾，這在當時的國內是從來見不到的外國貨。回到北京，我們把這些東西送給總理身邊的小高，並且謊稱“這是喬部長送給總理的”。我們當時不了解總理與冠華之間三十年形成的相知，以為說是喬部長送的，總理就會留下。誰知事情適得其反。東西送給總理後不久，有一次總理召集外交部許多幹部開會。記得是在人大會堂的西大廳。會開完後，總理突然轉向冠華，很嚴肅地問他：“你為什麼要給我送禮？”冠華被問得莫名其妙，說：“我哪裡給總理送過禮？”總理說：“你聯合國回來送了我餅乾和糖。你應當知道我的規矩，為什麼要送東西？我要當著大家問你，你把東西拿回去。”冠華更是糊塗，說他從未給總理送過這些東西。這時，我們與此事有關的幾個只好承認是我們幹的，用了喬部長的名，沒跟他打招呼。總理口氣溫和多了，說：“是你們的好意，那就算了，送給工作人員大家嚐嚐，美國來的嘛！不過以後不要這樣做了，我從來不收禮物。”
然而，在這冷靜的背後，總理與冠華之間又是如此深情地關懷著彼此。 1974年春天，總理手術之後，開始恢復得很好，但過了幾個月病情不幸又復發了。第二年秋天當我隨冠華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又來到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時，總理的病情惡化了。冠華心情十分沉重。快回國時，冠華同我商量想帶點東西給總理。我說：“你不是從來不給總理送禮的嗎？”冠華神色黯淡地說：“可是總理現在是病人啊！我想他會懂我的意思。”
於是，我們從自己當時的十美元零用錢中買了一盒蘇打餅乾，一大盒夏威夷果。冠華說總理生平最愛吃花生米，他一定會喜歡這夏威夷果。他說路過巴黎時再讓曾濤同志準備點總理和鄧小平同志最喜歡的法國新月形麵包。
回到北京，由於當時的政治氣氛，我們只能秘密地讓司機把這些東西送到總理醫院。那時，除了見外賓，我們包括冠華都見不到總理了。他一直住在305醫院。過了些時候，總理在醫院見外賓，恰巧陪見是冠華，我是翻譯。見完外賓後，總理招呼我和冠華留一下，他談了些其他事情，冠華請總理多多保重。最後總理頗為動情地對我們說：“你們送來的餅乾、果仁、麵包我都收到了。冠華是知道我從不收禮的。不過這一次我懂得你們是送給病人的慰問。所以我收下了。難得你們想得周到，我很愛吃。”我見到冠華鏡片後眼中閃動的淚光，他有點哽咽地說：“總理，你千萬要把身體養好！”這一天，當我們離開醫院時，總理和冠華緊緊握了手，時間很短，但從他們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最真摯的深情。回家途中，冠華沉默了一路，我知道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終於，這不可避免的不幸降臨了。 1月8日上午，李先念同志突然取消了一起我們亞洲司負責的客人會見。我打電話問冠華出什麼事了。他只說了一句：“可能總理情況不好。”中午，他被中央叫到人大會堂開會。我知道有大事發生了，下午沒去上班等他回來，因為他走時還沒來得及吃飯。
冠華回來時極度悲傷，他說了一句“總理去了”，再也無法繼續。歇了好一陣，他才告訴我，中央通知他去開會，成立治喪委員會。他到達大會堂時，在台階上碰上當時的衛生部長劉湘屏。劉告訴他，從７日開始，總理病情惡化。他自己十分清醒，他說他最後還要見見一些同志，有些話要講講。本來７日下午安排要見冠華，但中午已經很疲乏，醫生勸他下午不要再會客，第二天早上再見。總理點頭同意了。沒想到８日清晨，病情就急劇惡化，未能如願最後見到冠華和另幾位數十年在他領導下工作的同志。冠華哭了，劉湘屏也哭了。我勸慰他，我說：“我知道你最後沒見到總理你難過。不過他最後掛念的幾個人中有你，這是種安慰。”在此之前，冠華利用一次見外賓的機會，對1973年底發生的對總理不公正的批評，當面向總理表示當時在會議最後自己的發言也是錯誤的，對不起總理，請他原諒。總理非常寬容地說：“那怎麼能怪你呢？那是總的形勢，大家都講了嘛，你在我身邊工作幾十年，又管美國這一攤，怎麼能不講呢？再說，我也有失誤，也不能說不能批評我。”冠華當時在總理需要幫助時，他未能做什麼，心裡一直內疚自責。總理說：“不要這樣想。這不是你們能左右的事。”在總理逝世之後，冠華唯有這件事感到自慰，他有機會向總理表示過自己的自責。
圍繞著周總理的喪事，當時的中央內部發生了重大斗爭。由於“四人幫”的勢力，國務院發了一道道禁令不許群眾去天安門廣場悼念總理。全國人民、北京人民激憤異常，置禁令於不顧，從白天到黑夜，成千上萬的群眾湧向天安門。冠華那些日子一面忙著治喪委員會的事，一面為人民的奮起激動不已。總理去世後的一個星期六的晚上，當時在美大司工作的趙稼來看我們，說起天安門的情景，都很激動。冠華站起來說：“走，我們也去天安門。”我和趙稼提醒他“中央”有禁令，老百姓都不讓去，他是高級幹部，如果被人發現要惹麻煩。冠華說：“怕什麼？悼念總理，何罪之有？”於是司機老楊開車，我和趙稼陪同冠華到了天安門。那已是晚上八九點鐘。冬日夜長，天安門周圍已是一片漆黑，好像有關部門故意把一部分燈光熄滅了。但廣場內人聲鼎沸，許多人打著手電在念悼詞，場外絡繹不絕地往場內送花圈。儘管是黑漆漆的夜，卻是秩序井然，群情激昂。老楊把車子停在人大會堂東門，我們四人就進了廣場。冠華很快被人們認出來了，於是周圍聚集了很多人，歡迎他參加群眾的悼念。老楊怕出事，堅持把冠華拉回車旁去了。我也怕招來政治上的禍事，勸他回家。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上起床后冠華就心情憂鬱。十點多鐘，他坐不住了，一定要叫老楊開他去天安門。我們到達時，聚集的人群幾乎填滿了寬闊的廣場，紀念碑上上下下放滿了花圈。冠華和我走上了紀念碑。光天化日之下，冠華當然被一眼認出來了。人們歡迎他，說了許多感人的話。從紀念碑往下走時，碰上了幾位新聞電影製片廠的記者正在現場採訪。他們驚異地發現了冠華，搶先幾步，倒退著自上而下拍他往下走的鏡頭。我問他：“把你拍進去怕不怕惹麻煩。叫他們不要拍吧！”可他卻說：“拍吧，就拍我喬冠華在天安門和群眾一起
悼念總理。 ”如果“新影”還保留了當年的資料的話，我真想重溫一次當年在重重陰霾下冠華的氣魄。做夢都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年之後那些真正做過對不起總理事情的人竟搖身一變大講如何忠於總理，繼而利用手中的權利把“反總理”的帽子扣在冠華頭上。80年代初，黃鎮同志在談到這段往事時曾氣憤地說：“老喬對總理的感情我知道。總理去世後他去天安門都告訴過我。 ”然而，當有人決意要把冠華置於死地時，又有誰會尊重歷史事實呢？
冠華為總理的後事投進了全部身心全部感情。那天，他護送總理去八寶山火化，晚上又護送總理去勞動人民文化宮。我一整天沒有見到冠華。傍晚，杜修賢同志來電話，他在八寶山為總理照了最後的像。電話中，老杜的聲音聽起來似乎蒼老了許多，他說：“你這些天要多照顧點喬老爺，我怕他挺不住了。今天在八寶山他太難過了。我還從來沒見他這樣動感情。你知道，當總理的遺體要推進去火化時，大家哭得厲害極了。我的鏡頭一片模糊，什麼都看不清了。喬老爺扶著總理的靈柩哭著說：'總理，你一生沒有孩子。今天讓我充當你的晚輩送你一程吧！'在場的人聽他這些話哭得更傷心了。我當時真怕老喬頂不住了。”我聽著老杜的電話也落淚了。我深知冠華是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忘情地為總理送行的。就在總理逝世前一個半月的1975年11月下旬，外交部“率先”開始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當時，在外交部的黨組會上，有人指著冠華，聲色俱厲地說：“外交部這次批右傾，外交上的代表就是你喬部長。你在紐約同基辛格談判時抵制毛主席最新指示：'美蘇在搞慕尼黑陰謀'。你在同日本外相談中日和約時右傾妥協！你的錯誤是1973年總理右傾錯誤的重複和延續！”一個半月後，冠華頂著政治上滅頂之災全身心投入地送總理最後一程。果然，就在喪事完畢後不久，外交部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又一次掀起高潮，有人譏諷地在會上說：“喬部長，聽說你在八寶山說要當總理的兒子給他送終，你可真是個孝子賢孫啊！”然而，此後又過了十個月，當形勢發生巨變時，同一些人卻又慷慨激昂地批判冠華“反對周總理”。今天，當我的心已平靜下來可以面對無情的歷史時，我已不再激動，留給我的只是苦澀的清醒和心靈的一片空白。
週總理喪事的最後一件事是勞動人民文化宮的三天群眾悼念。各國使領館也前去向總理的骨灰告別。當時“四人幫”控制的中央把守靈規格壓得很低，每天只有一位級別低的政治局委員守靈。給外交部的“指示”是上、下午只需有一名部級領導輪流值班。如果按此執行，每個正、副部長只需守半天靈。當時，冠華很悲憤。他在黨組會上說：“這是最後一次為總理送行了。我們可以排一下班，按中央說的辦。但我本人準備三天全部時間都在場。”他對我說：“各國使節來向總理告別，外交部長怎麼可以不在場呢！這種規定太過分了！”1月中旬的北京，寒風凜冽。在大門洞開的大殿裡，溫度降至零下，冠華已勞累一周，仍堅持在靈堂替總理守了三天靈。各國的使節在向新中國外交的奠基人周總理作最後告別時都見到了中國外交部的部長，世界各國的朋友一起為中國外交事業的這顆巨星的隕落默哀悼念。三天過後，冠華終於心力交瘁，發高燒住進了北京醫院。住院期間，外交部要召開“反擊右傾翻案風”動員大會，要求冠華出來主持會議。冠華因病請假，其他兩位副部長也生病。最後在動員大會上，有人諷刺說：“外交部不景氣，部長們病了好幾個。不過今天早上給北京醫院打電話問喬部長病情，醫院說他今天的體溫是36.5℃。”言下之意自然是冠華假裝生病，抵制運動。我參加會議後到醫院告訴他，他長嘆一聲說：“隨他們去吧！總理不在了，一切都不一樣了。”不知為什麼我當時聯想到1957年，冠華幾乎被打成右派，是周總理愛惜人才，把他保下來了。即使這樣，到了1958年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週總理處境困難時，冠華還是被定為犯有右傾錯誤，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以前冠華對我講到那段時期時曾感慨地說：“那時候真鬼都不上門啊！連帶有親戚關係的也怕沾邊，不來了。”我有一種直覺，現在周總理不在了，能像總理那樣了解冠華的又有誰呢？ “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正緊鑼密鼓地在外交部展開，等待著冠華的將是怎樣一條鋪滿荊棘的道路！後來的事實證實了我的不祥預兆。冠華是個從不設防的人，他能夠在國際舞台上叱吒風雲，卻無法應付政治生活中的陰謀與陷阱，最後為此付出了寶貴的生命。不過當我今天回顧這段歷史時，一切榮辱都已成為過眼雲煙，永遠留下的是無情的歷史和公正的人民在審視著每一個曾在歷史上留下足蹟的人物的功過。我相信週總理和冠華此時都在天堂，他們都已超脫了人間的煩惱，終於可以毫無顧慮地促膝長談了。
總理逝世之後，外交部的政治形勢急轉直下。在中央各部委中，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在外交部大概是發難最早的。如今，週總理已不在人世，冠華一生中足以信賴支持的力量失去了，我們在急風驟雨中飄蕩、掙扎，試圖渡過又一次的政治危機。身為一部之長，冠華還想竭力保護老幹部不至於再次受衝擊。但是，冠華和我都缺乏參與當時那種複雜的政治鬥
爭和角逐所需的深謀遠慮，更不懂得爾虞我詐的手段。我們又極容易感情激動，為情緒所支配做錯事情。因而當一場巨大的政治陰謀和陷阱鋪設在我們面前時，我們身不由己地陷了進去，這也許是冠華所說的“性格就是命運”吧！這一段往事雖已成歷史，但它永遠沉甸甸地壓在我的心頭。
1976年5月下旬開始，一個矛頭針對冠華的計謀就一步緊似一步地展開了。當時“四人幫”正是囂張一時，大權在握。 5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江青、張春橋等人指責冠華在外交部不認真“批鄧”，應當對部內“不團結”負責並做檢查。我們對這突然的襲擊迷惑不解，因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持過冠華和我，說外交部的問題是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幹部。雖然，這與當時“批鄧”整老幹部的全國總形勢恰恰背道而馳，但我們以及部內的許多老同志卻興奮不已，天真地以為外交部這一方土地在那場鋪天蓋地而來的“批鄧”、“反右”的運動中可以奇蹟般地把“造反派”的威風壓下去，保住老幹部不受迫害。此時此刻，在迷惑不解的同時，我們意識到，這種奇蹟正如海市蜃樓般地突然消失了，外交部終究不是世外桃源。
從這時開始，冠華的壓力與日俱增。 6月1日的“成都之行”成為對他發起總攻的一個信號。這年的6月2日，尼泊爾國王訪問成都、西藏。我們政府方面的主要負責人以及外交部的冠華和韓念龍副部長都去成都同國王會談。這時，週總理已去世，鄧小平同志蒙難去職，政府有了一位新的領導。出發之前，我們感到不解的第一件事是一反過去週總理、小平同志的習慣，新的領導人不願意與外交部領導同機赴成都。 6月1日凌晨，禮賓司接到通知要外交部人員早上先赴成都。而當我們清晨出發飛抵成都，剛剛到達住所時，省裡有關部門來電話通知說領導人的專機也即將到達，相差僅兩三個小時。當時，四川省的主要領導是趙紫陽、段君毅同志，電話是通知段君毅同志立即返回機場。我們外交部一行路途勞頓剛剛到達金牛壩賓館，還未來得及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飯，因此四川省的領導與冠華、韓念龍等同志商量後決定剛剛到達的外交部領導就不必立即再折回機場迎接領導人了。本來這是情理之中的安排，而且也並非冠華一人所決定，沒想到幾天之後，有人利用此事掀起軒然大波，成為冠華對抗“中央”的第一個罪狀。偏偏又因為午飯後，外交部的許多同誌第一次到成都，想去看看杜甫草堂。而當時這些歷史古蹟都已關閉，不允許參觀。因此大家央求冠華、韓念龍同志出面要求省里關照為我們開放幾個小時。冠華其實很疲勞很想休息，他自己多次去過草堂；但看到那麼多年輕同志想去他還是答應了大家要求。冠華計算了一下時間，按我們上午的經驗，領導人大約要到下午五點左右到達賓館，因此他關照說四點半之前必須趕回，在賓館迎候北京來的領導人。又誰能料到領導人到達後汽車走的是一條戰備公路，比我們穿過充滿遊行隊伍的市區要快了一個多小時。因此他在我們回賓館前半小時已到達。於是，冠華的另一大罪狀是“蔑視中央領導”，不僅不去機場迎接，也不在賓館迎候，而是“帶了身邊人”（指我）去逛杜甫草堂。 6月5日，當我們回到北京時，這些消息顯然已先行傳到部裡。外交部院內貼滿了大字報，指責冠華在成都的這些“嚴重錯誤”。在這些惡意的歪曲中傷之中還捏造了一條“花邊新聞”，說冠華去杜甫草堂後在那裡由“中國第一攝影師”（指杜修賢同志）為他和“身邊人”照“黃色照片”。一時部內嘩然，紛紛好奇地猜測冠華和我在杜甫聖像前照了什麼見不得人的照片。而實際上，只是我們面對面地坐在一張一米多直徑的石桌兩旁說笑休息。當然全無“黃色”可言。 “謊言重複千遍即成真理”，處于冠華的位置，我們又不能把照片去貼在大字報上讓大家來鑑別。有一點是明確的，我們知道這都是搞垮冠華的前奏。
從成都回京的第三天，6月7日晚，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有關外交部問題會議，會上江青、張春橋、毛遠新等人嚴厲地批評冠華不抓外交部的“批鄧”運動，而是“打內戰”，責令他回去開會，做檢查。回家后冠華百思不得其解，給當時任毛主席聯絡員的毛遠新打了個電話，問他為什麼一切都變了。毛遠新用十分冷淡而犀利的口氣對他說：“你自己想想，現在中央要集中批鄧，你在外交部幹什麼了？你從來沒有聯繫外交實際批右，批鄧，你自己跟著鄧小平有沒有錯誤？為什麼不揭發，不作檢討？你組織外交部轉移'批鄧'方向，打內戰。還想利用中央來幫你打內戰。”儘管我至今仍不明白這究竟是怎樣的一齣戲，誰是這齣戲的真正導演，但戲要以喬冠華的悲劇性垮台為結局這一點是明確的。正在批喬浪潮一步步升級時，緊接著來的一場暴風雨是8月初在通知外國駐華使館地震期間安排留守人員，其他人員、家屬由中國方面提供方便暫時離開北京的問題上，當時的“中央”終於把冠華放到了被打倒的位置上。
這年的7月28日，唐山發生大地震，波及北京。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開始兩天，北京的居民只得露宿街頭。外國駐華使館也不例外，因為我們無法向他們提供足夠的帳篷，他們都露宿在使館室外空地上。冠華此時正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但對外他仍是外交部長，代表中國政府對外國使館人員的安全負責。地震發生後部內的幾位副部長遷入了四十二號賓館在大草坪上搭起的紅絲絨帳篷居住。冠華卻堅持住在家裡。司機老楊勸他也暫時住到賓館草坪去，他卻說：“此刻是中央隨時要找我的時候。一百多個外國使、領館的安全尚無保障，我怎麼能只顧自己安全搬到賓館草坪上去？只要有一個外國使館人員傷亡，我如何向世界交代？”7月30日晚，紀登奎同志在釣魚台國賓館宴請柬埔寨客人英薩利。當時，有兩個高級代表團正在北京訪問，一個是英薩利，另一個是伊朗公主阿什拉芙。由於突發地震，中央決定立即派專機送他們提前去外地訪問。這天晚上，紀登奎同志宴請英薩利為他送行，冠華參加。宴會中途，工作人員送進一張紙條。紀登奎看後神色緊張，隨即遞給冠華。紙條是中辦主任汪東興傳來的，內容說根據震情預告，未來廿四小時內以通縣大廠回族自治縣為震中，可能發生七級以上大地震。看了這個通報，紀、喬都無心應酬客人，匆匆結束宴會後叮囑禮賓司次日一早一定要送走釣魚台的兩批外賓。冠華回到家裡把那份震情通報告訴我後，就立即在地圖上找到大廠回族自治縣並測量了它和北京的距離。他十分焦急，他說北京可能在第一沖擊波上，如果真是有大地震，後果比唐山更嚴重，必須立即採取措施保護各國使領館。於是，他通知值班室半小時後在四十二號賓館草坪上召開緊急黨組會議。我陪他去賓館，黨組在草坪上開會，我也已疲憊不堪，從家裡搬了個躺椅在主樓邊的便道上休息等候。會議開了一個多小時就散了。回家路上，冠華說，黨組決定連夜通知各國使館留下留守人員，其他人，尤其是婦女兒童，由中國民航提供專機暫時撤往廣州、上海，待震情穩定後再回北京。有願意提前休假的，中國方面也將協助解決機票。冠華說他打電話未找到當時的政府主要領導，只好告訴秘書了。由於時間緊迫，因此黨組決定一面通知使館及民航，一面呈文給中央，一定要趕在可能的大地震發生前盡可能撤出大部分外國使、領館人員。他說震情通報不一定準確，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切不可掉以輕心。要盡一切可能不使一個在華外國人在地震中受傷。
辦完這件事已是凌晨時分，冠華已精疲力竭。自從地震發生後，他白天奔走於外交部幾個宿舍區的臨時地震棚看望部內人員，視察生活安排。晚上還要處理繁忙的外交文件及防震事宜，一晚睡不上三四小時。由於他拒絕遷往賓館草坪上舒適的大帳篷，我只好像北京所有老百姓一樣，想方設法弄來塑料布，用幾根竹竿在院子中央搭了一個地震棚，裡面放入兩張躺椅權且作為床鋪。誰知一下雨，粘上的塑料布都開膠了，雨水從棚外滲進來，根本無法休息。這天午夜天晴，我催他抓緊時間休息，他倒在躺椅中就睡著了。
第二天一早，冠華又親自督促外國人撤離的工作。當時駐華使領館的官員、家屬都對中國方面如此為他們安危著想，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內協助上千人員撤離地震危險區十分感動。一切進行得井井有條，到中午時已大部分完成。冠華終於鬆了口氣，對我說：“這件大事辦好了，我肩上的擔子鬆了許多。這幾天真怕外國使館出事啊！”我說：“外國人倒安全了。我們這個院子可很危險。萬一真有大地震，四面房子塌下來，尤其是那個高大的煙囪倒下來就全完了。”冠華說：“想不了那麼多了。誰叫我肩上責任重啊！”
本來，在正常的情況下，一個外交部長置個人安危於不顧，為了全體在華外交人員的安全，如此負責，如此果斷，難道不是一個優秀中國共產黨領導幹部的楷模嗎？然而，誰又能想到，當那個預報的大地震並未出現後，冠華的這一片心竟被利用，遭人指責成了他的“嚴重錯誤”。 31日晚上八九點鐘時，那個可怕的震情通報所預測的廿四小時已安然過去，北京並未發生大地震。我們都感到無比的輕鬆。此時保密機響了，冠華接過電話後，我發現他的神情越來越嚴肅，只聽他說：“我確實沒有想到……好吧，我們明天就開會……這是我的錯誤……我向中央作檢討……”我緊張起來，問他出什麼事了。他帶著困惑的神情說是國務院的那位主要領導來電話，批評他未經中央批准，擅自撤離外國駐華使、領館人員，這是“嚴重無組織、無紀律”，是“在地震面前驚慌失措的表現”，是“有失國家尊嚴”。我感到同樣困惑。震情通報是中央辦公廳發的，當然不能不信。那麼面對北京廿四小時內可能發生七級以上大地震的預報，一個外交部長難道應當不聞不問，或者坐等文件層層報批，喪失時機，這才是維護國家尊嚴嗎？而如果要採取措施，北京又有什麼地方可庇護上千的外國人員和他們的婦幼家屬使其免受傷害呢？中央不是在此之前已決定把國家的貴賓也立即轉移去廣州、上海嗎？再說，假如那個預報是準確的，那麼使館人員不撤，後果又該是多麼可怕？ ！
從第二天開始，外交部黨組天天開會批判冠華“在地震問題上的嚴重錯誤”。黨組個別幾個人顯然事先已知道內情，一上來就“上綱上線”批喬。但開始時黨組大多數同志認為把責任推給冠華一人是不公正的。大家說30日晚上的決定是黨組全體的決定，也電話報了中央領導的秘書，這麼緊急的事不可能按常規一道道批示，不能說無組織無紀律；既然是集體的決定，如果要寫檢討，應當以黨組名義寫，也不應由冠華一人承擔。由於大多數成員持此觀點，給中央的第一個“檢討”是以外交部黨組名義寫的。但過了一兩天，顯然有人給黨組成員“吹風”了，許多人開始沉默，逐漸地把“罪責”推到了冠華一個人頭上。張春橋更是氣勢洶洶地在冠華的“檢討”上“批示”說他的“錯誤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要和'批鄧'聯繫起來”。過了幾天，國務院的主要領導突然蒞臨外交部，名義上仍是一把手的外交部長的冠華事先竟一無所知。至此，外交部大字報中已提出了把喬冠華拉下馬的口號。一切都很明白，冠華是“四人幫”大權在握時被推到被批判的位子上的。但是，兩個多月之後，當冠華在巴黎聽到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後，飲酒慶賀時，他又怎能想到此時在國內那些不久之前還同“四人幫”一起整他的人們已經乘冠華在國外的時機把他掛到了“四人幫”的線上去了。 10月17日，冠華回到北京，我去機場接他。我告訴他由於中央的表態，部內已形成打倒他的形勢。我至今仍難以忘卻他那忠貞不渝的天真態度。他說：“打倒'四人幫'是大事。我個人受點審查不要緊。我們也有錯誤嘛！我們沒有想到這麼快可以打倒'四人幫'。三四月份想利用他們內部矛盾保住外交部，這至少是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表現。我應該向中央檢查。其他的事都是可以說得清楚的。有人可能要利用形勢向中央誣告，我回來了就好了。該我檢查的錯誤我會檢查的。該說清楚的也會說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