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現實卻與冠華的願望完全是背道而馳的。沒有人願意聽他的解釋，也沒有人想真正了解真相。當他打電話，寫報告要求過去幾乎天天或經常見面的領導至少能聽一次他的陳述時，竟也被拒絕了。任何調查還未開始，向冠華甩過來的一句話已是：“你已經陷到只剩下兩隻耳朵聽一聽群眾的批判了！”冠華的絕望是深刻的，他意識到這一次沒有人會像過去
週總理那樣關懷他，幫助他了。他困惑為什麼他一生的虔誠換來瞭如此無情的毀滅？ ！
後來整整兩年半內發生的事不堪回首。那是一段慘烈的回顧，那些出於不同目的都想消滅冠華和我的人使用的手段無比殘忍。在那亂世年月，冠華沒有學會四面逢源、八面玲瓏的手段；他永遠是個不設防的人，處處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在窺伺機會要搞垮他的人的射程之內。既然連聽一聽他的陳述的機會都不願意給他，可想而知的是先設定罪名，再去尋找材料，上綱上線；更有甚者是編織罪名。其中最突出的一條是所謂將“按既定方針辦”寫進聯大報告。
還在冠華從訪問歐洲回到北京之前，從上面已經拋出了所謂“喬冠華秉承'四人幫'旨意，把他們炮製的'按既定方針辦'寫進聯大報告，替'四人幫'篡黨奪權製造輿論”。當寫著這個內容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潮水般湧來時，我不懂怎麼會是這樣的。事實的經過我太清楚了。毛主席逝世後，從9月16日起，《人民日報》以及一切宣傳工具都連篇累牘地宣傳主席遺言“按既定方針辦”。實際上在8月份的一次計劃工作會議上已經傳達了這句話。但是在冠華起草聯大報告時，並沒有寫進文件。 9月26日，冠華第一次發生心絞痛緊急住院。 28日，政治局通知晚上開會討論聯大發言稿。冠華從醫院請假去大會堂參加會議。將近午夜，冠華散會後匆匆回家，要我幫他立即通知國際司的有關人員到家裡來。他們很快到了。冠華說政治局剛開完會，對報告提了些意見。醫院在他30日出發前不准他在外面過夜，他必須趕回醫院，不能和他們一起改稿。冠華說他傳達一下會上各人的意見，因為誰也沒有反對別人意見，都是政治局委員，我們也只好每條意見都寫進去，免得添麻煩。於是冠華逐條講了會上的意見，總共大約十多條，其中就有一條說主席逝世，全國都在學習主席遺言“按既定方針辦”，聯大報告中怎麼沒有寫？應當加進去。講完他就急匆匆回醫院了。
第二天，9月29日，國際司的同志把連夜修改的稿子送到冠華病房。冠華未作修改就叫部值班室送中央，他附了一張給那位主要領導人的便條說：報告根據28日晚政治局會議意見修改了，現呈上。因他30日啟程，可能來不及等中央批复。他隨身帶走一份修改稿。如中央沒有修改意見，就以此定稿。如果中央還有修改意見，請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知他，因為他的發言定於這天上午。
修改稿送上去多日並無回音，大家以為就這樣定稿了。 10月4日上午，新任命的那位掌管政治工作和運動的副部長找我談話，他似乎順口似地告訴我凌晨時，當時的主要領導打電話指示說聯大報告刪去“按既定方針辦”一句。我問給冠華髮電報沒有。他說已經告訴值班室了。我也就沒有再想這事。
10月6日粉碎“四人幫”之後不幾日，外交部的大字報就出現了。當時我無法與冠華聯繫，也不相信國內電報去了而冠華竟沒有刪去這句話。 10月17日，冠華回到北京後，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問他接到電報沒有，“按既定方針辦”刪去沒有。冠華說電報是在他發言的頭天晚上收到的，第二天他發言時已經刪去。我心上一塊石頭放下了。冠華樂觀地說這種事很容易說清楚。
然而，卻沒有人願意讓冠華說清楚。上面的領導拒絕見他，黨的核心小組會上群起攻之，根本不聽冠華解釋。知情者也都守口如瓶。冠華說電報到代表團時，不少人知道，他還和當時的代表團主要領導議論過這句話不過是套話，不知為何要刪掉。這件事如果公正地調查，證人可以有幾十個，但沒有進行任何調查就“定罪”了，理由是《人民日報》的報導全文中有這句話。而《人民日報》全文發表時冠華在紐約，又是誰把這未修改的稿子向新華社提供的呢？是故意的陷害還是無意的疏忽？
這天大的冤枉就這樣“定性”了。到處都引用這個罪狀，甚至那位口口聲聲是冠華老朋友的著名英籍女作家也在她的書里大講特講喬冠華是“秉承四人幫旨意把'按既定方針辦'塞進聯大報告”。後來，在我們上百萬字的申訴材料中再三呈述也毫無結果。這冤情似石沉大海，無人再去為此費心。
然而，我卻總不甘心。 1992年夏天我終於有機會到紐約聯合國總部的檔案庫中查對1976年10月5日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的原始自然段發言記錄。白紙黑字，那天上午發言的第二十段到第四十二段是冠華的發言，我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千真萬確沒有這句“按既定方針辦”。英文翻譯也如此。我請聯合國工作人員為我複印了這中、英文發言全文，小心地放進我的文件夾，把它緊貼在我的胸口，走出了聯合國大門。
夏日的東河之畔陽光燦爛。我望著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聯合國大廈，那門前飄揚的會員國國旗，不禁無限感慨，無限傷感。二十年前，冠華曾在這國際論壇上叱吒風雲，如今景物依舊，人面全非。更難想像的是一樁奇冤竟也和這幢大廈有牽連！我信步走向聯合國後院的玫瑰園，這是冠華最喜歡散步的地方。成片的玫瑰花正在盛開，滔滔的東河水依然默默地流向遠方。我望著這舊日景象，熱淚盈眶。我仰望蒼天，我問那藍天白雲，我如今手握著鐵證如山，又去哪裡找我的冠華，讓他親眼見一見這無可爭辯的檔案，驗證他晚年無數遍抄錄的劉禹錫詩句：
莫道讒言如海深，
莫言遷客似沙沉。
千淘萬漉雖辛苦，
淘盡黃沙始到金。
我的這篇文章從初春寫到深秋，回憶的線索越拉越長，越拉越遠。多少事都一件件在腦海裡浮現，有生有死，有愛有恨！我的筆似乎應該停下來了，否則它可以永遠地寫下去，寫下去……現實生活越來越淡化而過去卻越來越清晰。因為是寫冠華，我的精神不自禁地在逝去的歲月中徘徊，我也常常想到在東山之巔的冠華。我曾經說過，時光不可能磨去過去的傷痕，但會使記憶埋得更深。為了活下去，我曾努力把痛苦從心中抹去，用微笑迎接生活的挑戰。但我知道那一份思念，那一份不了之情永遠時隱時現地在我心中浮沉。前幾日，隨手翻看閒書，突然翻到冠華喜愛的蘇東坡的詞，見到他的一首《江城子》，那是記錄下的一個相愛至深，但已是天上人間的一對情人的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
不思量，自難忘。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
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
小軒窗，正梳妝。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料得年年腸斷處，
明月夜，短松崗。
我那埋得深深的情感閘門突然間被這曲東坡詞沖開，很久沒有這般激動了，我不禁伏案痛哭。我知道即使冠華已不常在夢中出現，但那十年的生死之戀，以及隨後的十年天上人間將永遠魂牽夢縈陪伴我終生。我突然間失去了往日的平衡，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自己十年的艱辛。我那兩鬢的白髮也許更透露了我能活過來是多麼不易。於是那一場生與死的搏鬥又一次震撼了我自己的心靈。
我的一生經歷過三次驚濤駭浪，每一次都險遭滅頂。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和中期，我先被打成“黑幫爪牙”遭批鬥，後又被打成“里通外國”、“二月逆流派”被半隔離。第二次是1976-1978年，遭遇更加殘酷。這兩次打擊都是毀滅性的，足以使我喪失活下去的信心。我的同窗吳璞就是在我們第一場共同災難中無法忍受屈辱和絕望，投進了外語學院後面的運河。然而無論在哪一次，我都從未想到過死。第一次是我年少氣盛，不甘心步吳璞的後塵，此生就這樣完了。實在沒有活路時，我給毛主席寫了信，求他伸張正義。那一次我不僅活過來了，差不多還是勝利者。第二次痛苦得多，對我的毅力也是無可比擬的艱鉅得多的考驗。但我仍未屈服於命運。每當我精疲力竭，再不想爭鬥時，對冠華的思念鼓勵了我。終於，我也挺過來了。想置冠華與我於死地的人並未得逞，反倒自己的處境也不妙了。這倒也是應了陳毅同志的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報銷。”
我差一點挺不過來的是1983年冠華的離去。當他的癌症終於不可抑制時，我在生與死的邊緣上掙扎了一年多才抗拒住死神對我的誘惑。
1983年夏天，冠華頸部和肺部轉移的病灶再次復發，而且來勢兇猛。北京醫院的會診表明現代先進的醫療手段已經無法抑制他體內癌細胞的侵蝕。放療科的劉明遠主任曾經在一年多前創造奇蹟，在他頸部病灶已穿透咯血的情況下竟然用放射治療硬是把病灶縮小到一個很小的局部。那時候，我天天推著輪椅送冠華進那間治療室。他需要我的支持，我懂，因此每次治療我都陪他進去，幫他脫去外衣，扶他躺在治療床上。治療結束，我又立即進去扶他坐進輪椅。好心的護士們勸我只送到治療室門口，因為那裡面有殘餘的射線，會影響我的健康。可是我那時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我只覺得冠華和我的生命是緊緊繫在一起的，他如果隨風而去，我的生存將是無盡的空虛。
但終於，這最後的訣別是指日可待了。每當我從台歷上翻過一頁都禁不住心的戰栗，禁不住對自己說：“又少了一天！”於是，我不住地問自己，我今後的路在哪裡？最後給自己的回答是：“路已到盡頭。”我在世上留下的唯一牽掛是女兒妞妞。但她已在異鄉他邦，這一年她該大學畢業了，而且已找到生活伴侶。對她來說，失去我無異是痛苦的，但她畢竟已有了自己的生活，我能給予她的已不多了，她會走自己的路。剩下的還有什麼呢？如果前面只有無止境的痛苦，這世界對我又有多少意義？於是，我看到了天國，說不定真有那麼一個極樂世界任我們翱翔，我又為何不拋棄這苦惱重重的人間呢？
我想到了曹禺先生的名著。在我少女時代，我最迷戀的是舞台戲劇。當時離我家很近的蘭心大戲院只要有話劇上演，我是必定要看的。每天放學回來，我從不間斷的是從收音機裡聽連續廣播劇。即使旁邊是母親的兩桌麻將在噼劈啪啪打得熱鬧，我也能專心致志地聽我的廣播劇。使我最受感動的是從英國作家勃朗蒂名著改寫的《水仙花》。記
得當時我反复想到的是中的陳白露。她最後決定告別人生離開這充滿欺詐的人間。我總記得劇的最後，陳白露依在窗前，推開窗子，一縷陽光伴隨著晨霧透進屋裡。此時陳白露只有一句獨白：“天亮了，我也該睡了！”她平靜地在長沙發中躺下，她生活的帷幕同舞台的帷幕一起徐徐降落。不知為什麼，的這最後一幕在我一生中總是反復出現。而當我一天天數著冠華留在世上的時間時，陳白露的最後一幕更加頻繁地在我眼前晃動。
我開始默默地收集冠華的安眠藥，最厲害的，那叫做“速可眠”的那一種。我裝著隨隨便便的樣子問護士小殷：“這安眠藥吃多少就會死？”她笑著說：“你瓶裡那些可夠死兩次了！”我選擇服安眠藥是為了使一切都仍完美。記得我的表姊飛飛就是用安眠藥結束她年輕的生命的。飛飛長得很美。她自幼在法國長大受教育。抗日戰爭期間，隨父母到了重慶，二十歲剛出頭就擔任當時重慶國際廣播台的英語廣播員。由於她的美貌和嫻熟的英、法兩種外語，飛飛招來了數不清的追求者。此時她的父母為了榮華富貴，卻逼迫她嫁給一個有權有勢家庭的兒子。西方的教育培育了飛飛自由戀愛的反叛性格。她離家出走，與一位大她十多歲的教授私奔了。悲劇在於這一倉促的婚姻並未給她帶來幸福。抗戰勝利後，他們回到天津，住在一幢極漂亮舒適的花園洋房裡。但不幸的是，飛飛發現她的丈夫在去美國留學之前在家鄉已有結髮妻子和一個兒子。由於大後方與淪陷區音訊不通，他得以把實情瞞過了飛飛。表姐夫確實是深深地愛著飛飛的，因而嫉妒心也特別重，他受不了飛飛在天津社交圈中的活躍和男人們對飛飛的殷勤。他們那時已有兩個女兒，但飛飛表姐生活得很不幸福，總是和丈夫吵架。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像她這樣開通的人竟沒有提出離婚。 1951年，飛飛來北京休息，住在我家。那年她才二十九歲，非常美麗，非常瀟灑。我家當時住在東四八條，離我家不遠的一個大院住的是兩航起義時從香港回歸的一批原中央航空公司的英俊飛行員。每當飛飛出門都會引來這些青年向她投來愛慕的眼光和幾句問好的話。不幾天，他們給飛飛起了一個雅號：“八條之花”。記得當時我跟她開玩笑說：“飛飛一來我們家，這胡同里沒有人再看我一眼了。”她說：“你還小，過兩年你才是真正的'八條之花'呢！”記得也就在那次，飛飛有一天又和丈夫在我家西房爭吵起來。後來她很憂鬱，對我母親說：“在重慶時，我曾經算過一次命。那瞎子說我三十歲時有一道坎，很可能過不去。今年我二十九了，誰曉得明年是否過得去？”母親安慰她說算命的話不可真信。誰知第二年正當她三十歲生日剛過，飛飛就自殺了！那時她在津沽大學教書，學校批判她用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學生。生活中她有一個十分關心她的男性朋友，表姐夫為此整日與她吵架。飛飛一定覺得生活已沒有任何值得留戀了，才拋下兩個年幼的女兒去尋找極樂世界。
後來，表姐夫痛不欲生，用漢白玉為飛飛修了墓碑。落葬時，他幾乎精神失常，跳進墓穴要同妻子同赴九泉。他泣不成聲地告訴我父親和母親，在飛飛自殺前的晚上，她異常平靜，比平常更早就上床休息了。表姐夫竟什麼變化也沒有覺察到。第二天早晨，表姐夫要去上班，見飛飛仍睡得很熟，他想讓她好好休息，於是關照家中女傭不要驚動太太。待他中午回來，飛飛仍未起床，臥室門緊閉著，他才發現不對。但一切都晚了。美麗的飛飛已脫離塵世的種種煩惱，飛向她的自由天地。
整個1983年的夏天，陳白露和飛飛表姐不斷在我眼前晃動，召喚著我。我認定那是最完美的告別人世的方法。既然表姐夫上班前都以為飛飛在熟睡，想必她留下的最後形象仍舊是很美的。於是，我緊緊地握住我那兩瓶“速可眠”。心倒反而平靜了，相信冠華先走一步，會在天堂等我的。
1983年的8月已盡，暑熱漸退，但冠華的身體已日益明顯地衰弱下去。他的堅強是難以置信的。天天去北京醫院接受放射治療，還堅持天天要散步。病灶發展很快，劉明遠主任想盡辦法也難以控制。冠華是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要求醫生一點都不要向他隱瞞病情。如果那時有人在治療室見到他，親耳聽他與劉大夫和護士談笑風生，誰也無法猜到他是個身患絕症只剩下五十多天生命的人。 8月19日，老朋友杜修賢、唐理奎帶了照相機來訪，為我們照了最後一次合影。其中的一張後來製成瓷版，放在客廳裡，沒有人相信那是距他逝世三十四天前的留影。
只有我深知他內心隱藏的痛苦和他與癌症頑強戰鬥的毅力。他因為肺部的病灶經常咳嗽，他因為前列腺的苦惱，夜間睡不好覺。我每晚至少起來兩次照顧他。而到了白天，我們都想顯得輕鬆，顯得樂觀。我知道我們在互相欺騙，我們都想把最大的痛苦留給自己，把最大的希望留給對方。但有時候，我們又難以把自己的真情完全隱藏。有一天深夜，冠華咳得厲害。我給他倒溫開水，又扶他坐起來。他喘息稍停，要我坐到他身邊。他撫摸著我的手說：“我覺得對不住你，這樣地苦了你。”我心裡很酸，卻假作鎮靜說：“不要這樣想。我們既然走到一起，就要一起奮鬥，把病治好。”冠華點點頭說：“我知道你把我的生命看得比你自己的還重。我心裡都明白，不知如何對你說。我有時自責，是否當初和你結婚是太自私了。你還那麼年輕。現在為了你，我也要治這病。”我的淚水終於禁不住了，我抽泣著說：“還記得嗎？我們結婚那天晚上，對著月亮，我說過我喜歡教堂的婚禮，因為那是一種最神聖的諾言：要與另一個人終生相伴，'不論富貴或貧賤，不論健康或疾病，我將永遠安慰你，照顧你，忠貞不渝。'”冠華替我抹去淚水，深深地嘆息，他說：“沒有你，這幾年不知是否能過得來。我只是常內疚你為我犧牲太多！”現在回想起來，我和冠華之間，一直到他臨終，我們都從未說過“死”這個字。我們只想談“生”，談生的希望，生的歡樂。因此我們也從不談死前的遺囑或身後的遺願。即便到他彌留之際的那個心碎的中秋夜，在他短暫的清醒時，他也許終於想說點囑咐的話，我卻阻止了他，仍然想給他以中秋夜的溫馨，讓他帶著對生的希冀離開人世。最終的日子終於來臨了！ 9月2日的晚飯後，我在院子裡忙碌完後，回到書房時，看見冠華神色不對。他正在凝視自己咳在瓷杯中的痰。見我進來，他馬上裝著若無其事地拿著瓷杯進了洗手間。我意識到出了什麼事，問他怎麼回事。他說：“沒事，我上廁所。”我聽見他把瓷杯倒了，換了清水出來，回到沙發里坐下。我不放心，他卻再三說沒事，不要緊張。過了一會兒，他又咳起來，咳得很猛。他往瓷杯中吐痰，吐一口就摀住蓋子，說什麼也不讓我看。但最後，他已無力，我接過杯子，杯中是一口口帶鮮血的痰！我頓時感到全身血液往頭上沖，癱在他面前的沙發凳上，禁不住全身發抖。冠華反而安慰我說以前也吐血，大概是肺結核犯了。我知道不是，我說馬上去醫院。他不肯，一定要到第二天早上。這一夜，他沒有怎麼睡，咳出了許多血痰。他要我到他大床上陪他靠在身後墊著的枕頭上，他一直握著我的手。我後來一直在想，那個9月2日的晚上，我真是慌亂極了，可是冠華一定是很清醒的。他一定清楚地知道這一次一旦進了醫院恐怕再也回不到他這個萬般眷戀的家了，所以這一夜他是無論如何要在家里和我相依相伴度過的。自從他病重之後，我在臥室大床邊上搭了一個小床，以便照顧他。但這天夜裡，冠華要我回到大床上，陪伴他坐了大半夜。
冠華最後一次在北京醫院住了20天，9月22日，他終於走了，永遠走了！他是在明媚的秋日陽光中走的。這天清晨，天氣特別晴朗。九點多鐘，冠華突然異常清醒，也許這就是所謂的“迴光返照”吧。他睜開眼睛，竟同平時無大差異，只是講話吃力。他指指窗外的陽光，微笑著輕輕對我說：“好！”我一時興奮得不知說什麼才好。我真以為奇蹟又出現了，慌慌張張地說：“你今天真好！你要好了！”他也笑！這時，何英同志和朱端綬大姐進來看他。他都聽清了他們對他的慰問，還帶著往常的笑容舉起手打招呼，說：“謝謝你們！”這可真
是難以想像啊！他們走後，我說：“你累了吧！喝點白蛋白好嗎？”他說：“好！”我去沖了一小壺白蛋白，小心地扶起他的頭，把它枕在我的左臂上，我用右手餵他喝蛋白水。他非常安詳、平和，微帶笑意一口口從我手中喝蛋白水。我問他覺得怎樣，他說：“好！”但就在他喝了六七口之後，他無聲無息地和和平平地突然停止了，他閉上雙眼像突然睡著了，只是沒有呼吸！我慌忙抽出左臂去打緊急鈴。護士小段馬上來了。我急得聲音發顫，我問她這是怎麼回事。小段是冠華最信賴的護士，此時她豐富的經驗已告訴她最後時刻的來臨。後來的事，我怎麼也想不清了，只記得馬上來了一大批醫護人員，又運來了儀器，只記得我趴在冠華身上大哭，只記得我被架出了病房……
再後來，是誰出來通知我，冠華走了，永遠地走了！他們扶我進病房，我似乎在騰雲駕霧，木木地看著祥和的冠華，多想和他再說幾句話啊！但他像熟睡一般……
他們沒有讓我送冠華去太平間。我不記得誰把我送回家的。但進了家門，我就意識到冠華再也回不來了。那真是悲痛欲絕，我連一眼都不能看我們的臥室，就躺倒在東邊空屋的床上，呆呆地抱著我的兩瓶“速可眠”，腦子裡空空地問自己：“什麼時候吃呢？”現在回想當時，我還是一直很感謝老杜（杜修賢），因為他是第一個聞訊趕來看我以及把我從死神那裡往回拉的真正朋友。他看我神情癡呆，躺在床上默默流淚，他沒有說多少勸慰的話卻聲色俱厲地對我說：“你不要這樣躺著，你要起來！你是不是想死？你不能死，也不能這樣不振！陳老總不幸過早死了，張茜一定是沒有挺過那一關不到兩年也去世了。她如果不死，一定有許多話要替老總說。可惜她那麼快死了！”我一驚，但仍說：“老杜，我沒有力氣了，活不下去了！”他卻說：“沒有什麼活不下去的，你要為老喬活下去！”我淚如雨下，但我卻下床站起來了。
我想凡是絕望已極，想要結束自己生命的人大概都是想到死的念頭就即刻去擁抱死神的。因為只要是在生與死之間猶豫不決，生的呼喚總會戰勝死的誘惑。我在冠華逝世後的一年中踉踉蹌蹌在一條冷峻的生活道路上跋涉，很少溫暖，很少關懷，幾乎全憑著自己的理智和毅力掙扎著活下去。但我對生的希望逐漸地增加，我想到了我未盡之責，冠華有多少話要我來講，我曾經對他作過許諾；我想到女兒妞妞，她仍是我生活的親情所在。我也從朋友們的關懷中得到寬慰，儘管真正的朋友極少，但世上畢竟還有真情在！在這極少數的朋友中，我首先想到了李顥。當我在淒風苦雨中徘徊在黃浦江邊時，冠華的老友李顥夫婦多次來信邀我去蘇州。我去了，那是我絕望的轉機。李顥夫婦的熱情和照顧在我冰冷的心田裡灑進一絲溫暖。他們鼓勵我在風景秀麗的東山之巔為冠華找一塊安息之地。我沒有告訴他們我想把我的骨灰與冠華的合在一起，但我說，我想把他的骨灰盒留在北京的臥室裡陪伴我。李顥和慰情堅決反對，他們說我應當開始自己新的生活，在東山安葬冠華，他會喜歡因為那里山明水秀。我被他們的真誠所感動，於是去吳縣尋找墓地。我所找到的遠遠超過一塊冠華的安息之地，而是人們對冠華和我的理解和尊敬。吳縣當時的書記管正同志以及東山鄉的楊其林等許多同志聽說我要在東山為冠華修墓都熱情相助，使我不止一次感動得流淚。東山鄉的同志陪我跑遍公墓上上下下，最後選中一塊山頂十六平米的墓地。我當時經濟上也拮据。冠華病中，我靠早起晚睡為百科全書翻譯條款，得到一些稿費來為冠華購買營養品。那時，北京醫院北樓一層的護士們都會看到清晨和深夜，我借用護士會議室埋頭翻譯，中午冠華午睡時，我把小藤桌搬到過道還在拚命工作。也就靠了我這些艱辛的勞動換取的稿酬，冠華才得以保證一切營養需要，使生命延續五年之久。此時要修墓，我小心地問大約需要多少費用。而東山鄉的領導竟回答說：“你能選擇東山安葬喬冠華同志，這是我們的光榮！喬部長活在人民心裡，他的墓將來肯定會是使東山揚名的一個景點。至於費用，你是自己出錢修，我們決定只收材料費和人工費。這塊地就算是我們東山人民對他的一點貢獻，感謝他為國增光。”我感動極了，冠華臨終念念不忘的“留取丹心照汗青”這樣快就得到驗證。
從蘇州回到上海不久，又接到冠華另一位老友馮亦代的電報，要我速回北京商量去深圳蛇口工作的事。無論是李顥，還是亦代、徐遲這些老友，在冠華輝煌年月，從未來錦上添花，因此我那時竟與他們從不相識。但是當冠華處於逆境時，他們都回到他生活中，在他去世之後又給了我許許多多的關懷和鼓勵，我對他們永誌不忘。
３月底我回到北京，急忙找到亦代。他立即把我介紹給黃宗英同志。我和宗英過去並不
相識，但第一次見面，我們就談了四五個小時，她的堅強深深感染了我。是她，聽了亦代的介紹建議我去蛇口工作一段時間醫治心頭的創傷。當時她正在蛇口乾一番事業，她和袁庚同志談了，同樣是素不相識的袁庚同志向我伸出了熱情的手，歡迎我去蛇口。他還專程派了一位年輕幹部來北京陪伴我去那裡。雖然，後來由於意想不到的干預，第一次去蛇口我僅停留了一周就被叫回了北京。但那短短七天中，從袁庚到宗英，到許許多多其他蛇口工業區的朋友都由衷地歡迎我參加特區建設者的行列。我在南海之濱感受到了一種衝破長期壓抑的解脫。那裡的人們以新的眼光去理解人的價值。我當時並不想紮根蛇口，我只是想在那里工作半年左右，以使我恢復平靜，找到重新生活的起點。在蛇口時，我的情緒也仍然很不穩定，冠華的影子魂牽夢縈地無處不在。記得有一天晚上，幾位朋友邀我去“海上世界”玩玩。我在酒吧里呆了一會兒，總有一種坐立不安的感覺，於是就到甲板上散步。那是一個漆黑的夜晚，沒有月光，也很少星光。我遙望黑沉沉的大海，一股深刻的憂傷重又湧向心頭。命運使我飄落到這南海之濱，前面的路就像這黑漆漆的大海一般看不見亮光，望不見盡頭。我記得我站在橫桿邊，任淚水往下流，直到朋友們出來找我。那一夜我難以入睡，後來睡著時，冠華在夢中時隱時現。
一周後我被莫名其妙地從蛇口叫回北京，我氣憤至極，也絕望之極。在冠華逝世半年中，我艱難地在生與死的邊緣上掙扎，朋友們要我堅強地活下去，卻也有人不僅為冠華的死高興，也不喜歡我活得好些。他們酒足飯飽之後還在註視著我，不是為了幫助，而是為了堵截我重新生活的道路。遺憾的是，在這些人中不乏昔日與冠華稱兄道弟的“戰友”！我不由得想起曹植的詩：“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冠華青年時代參加革命，在轟轟烈烈的革命洪流中，無私地貢獻了畢生精力。他怎能料到在晚年時遇到如此坎坷，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他死後連他的妻子他也無法庇護。而這一切都發生在自己的革命行列中！那是我第二次被壓得精疲力竭，第二次視死如歸。我鎖上臥室的門，抱著冠華的骨灰盒，旁邊放著我的那兩瓶“速可眠”和一瓶冠華喜愛的茅台酒，聽說酒可以助長藥力。我在這世界孤獨跋涉已經太累，太累了，我該休息了……
這一次拯救我闖過死亡關的大概首先是我那不甘失敗的性格。我把自己關在我們過去的臥室（當時的冠華靈堂）中足足八個多小時。當我從絕望中冷靜下來時，我想到東山的墓還未修成，但我更想到有人一定會舉杯慶幸我的死，因為從此之後，人們將無法得知冠華和我的悲劇。歷史將永遠被扭曲，公正將永遠被掩埋。我不能死！
我終於打開了房門，又走進了生活，開始了新的搏鬥。這一次，我得到了黃鎮、宋之光等這些冠華老友的同情和幫助。最後，胡耀邦同志在我的信上作了重要批示，中組部的有關負責同志終於妥善處理了矛盾。當這場風波平息之後，已是1984年的秋天，冠華逝世的周年之際了。我的情緒經歷了這一年的生生死死考驗，終於逐漸穩定下來。不論前面的路多麼充滿荊棘，我決心走下去，為了冠華，為了我自己，也為了我們所愛的大好江山和人民！那時候，女兒妞妞已長大成人，開始工作了。她擔心我一人孤獨無援，邀我去美國探親。也有朋友勸我索性一走了之，不要再為過去的痛苦付出更多的代價。然而我卻堅持留在了這一塊土地上。這也許是我們這一代人不可改變的一種執著和追求。不論這片黃土地如何把我青年時代的夢、中年時代的追求揉得粉碎，不論它溶進了我多少痛苦的淚水，我卻總是難以割捨！記得1981年的時候，當時的年輕人有一個時髦的話題叫“信仰危機”。有一次，一群年輕人來訪，其中一位問冠華：“喬伯伯，你一生廉潔，忠心耿耿，卻被整得這麼慘，你不對自己的信仰動搖嗎？”冠華激動起來，認真地說：“我不是工農出身，參加革命、參加共產黨不是因為自身受壓迫，而是因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十六歲離家，尋求真理，在清華園裡，我就開始讀馬克思的書。後來在德國，我研究康德、黑格爾，研究馬克思的學說，最終決定信仰馬克思主義。如果我現在對自己的信仰動搖，豈不是我自己把一生的追求都否定了？”
冠華當時那種虔誠的信念給我的印像極深。他由此而相信一切的不公正都可以在自我的調整中解決。我不願與他爭執，因此我從來沒有和他談過我對理想破滅的感受。我相信我們至少有一個共同點是永存的，那就是對這方土地和生息於此的人民的摯愛。至於對不公正的糾正，1984年蛇口風波之後，我有了自己的想法。這年底，我拜訪亦代、安娜。他們是我在北京最可信賴的朋友。我告訴他們，在冠華逝世之時，我曾經下過決心，也在他遺體告別時向他默許過：假若我決定活下去，容我兩年時間求得心靈的平衡，然後我將為求得公正而奮
鬥。一年後的此時，我卻對亦代說，我想改變這當初所許的願。作為冠華生前老友，我想听聽他的意見。我說我不想為求得一紙公正去耗費我未來幾年的精力，因為即使求得一紙又有何用？冠華1958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但是後來當他馳騁在國際風雲的舞台上，為中國的外交史增添精彩的一筆時，有誰還會記得這當年的“嚴重警告”？而當1980年冠華忍受著一生最大的屈辱時，外交部卻發來一紙“改正”通知，說1958年的處分是錯誤的，予以撤銷。這是多麼大的諷刺！冠華如果還在世，也許爭取這一紙公正還有用，因為他渴求有機會施展他的才華。然而，他人已去，一切已成遺恨，這一張紙已不再是他和我所需要的了。冠華一生，無愧無憾，我應當相信歷史和人民。我問亦代，我這樣對不對，有沒有辜負冠華對我的寄託？亦代和安娜對我表示了極深的理解。
自此，我的心平靜下來，專心為冠華修東山的墓。我在《故鄉行》裡提到過，這墓的每個細節都是我親自設計的。那平放在地，呈三十度角傾斜的墓碑象徵著回歸大地與人民，在大地母親的懷抱裡仰望長空和錦繡河山。那黑色的大理石墓碑是我1972年訪問斯里蘭卡時，參謁前總理班達拉奈克墓時受到的啟發。那個墓身是一塊巨大的不規則的黑色大理石，周圍五根巍然屹立的柱子像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當時我很受震動，覺得有一種浩然正氣在空中迴盪。我在冠華的墓上用黑色大理石的用意是體現他一生的堅定和剛直。墓身周圍的鵝卵石是在見到他在鹽城上小學時的那條天天踩過的鵝卵石小巷後想到的，象徵著他從這鋪滿鵝卵石的小巷走向世界。墓後的塔松是冠華告訴我他兩次陪同總理、陳老總出席日內瓦會議時最最喜愛的是日內瓦的塔松，他說陳老總也很喜歡。墓前台階旁的兩棵桂花也是他生前鍾愛的。他特別讚美桂花那不起眼的小花朵能散發出如此沁人心脾的幽香。他一直希望在我們的院子裡栽幾枝桂花和一方清竹。可惜那都是江南植物，耐不住北方的嚴寒。現在我在他墓前栽下了一棵金桂、一棵銀桂。每年入秋，冠華在塔鬆的婆娑聲中可以聞到陣陣的桂花的芬芳！
1985年秋，冠華的墓修好了。 11月15日我帶著他的骨灰啟程去蘇州安葬。行前，我已逐漸平靜的心裡又掀起了巨大的波瀾。這遺骨陪伴了我兩年，如今要離我而去，留在那清冷的東山之巔。我突然後悔不該修那墓，不該讓冠華離我而去。我也突然意識到這兩年的時間中，冠華無形的存在依然是我賴以生存的一個夢！如今，魂已去，難道夢就從此斷了？我久久撫摸著黑色大理石的骨灰盒，難以割捨。最後我斷然決定留下一小份骨灰伴我身邊。如果我今後飄零到天涯海角，也有他在身邊，這個夢將隨我遠行，給我祝福。
11月17日我在李顥夫婦的陪同下把冠華的骨灰安葬在東山墓地。吳縣和東山的領導親自照料一切，使我感激涕零。我把帶去的一張放大的我和冠華的最後合影放入他的墓穴，緊靠著他的骨灰盒。在他墓穴的旁邊是個空穴，那裡將是我最終的歸宿……一切儀式結束後，我謝謝大家，請大家先下山，我想獨自最後同冠華在一起呆一會兒。那是江南的深秋，中午時分，陽光和煦，我靜靜地坐在冠華的墓石旁。一切都已消逝，墓穴已被填平，多少昔日的榮耀，多少難平的冤屈都隨著一鍬鍬的泥土埋入了地下。又是那種無邊無際的空虛充滿了我全部的身心。眼前似乎又出現了十四年前我們的初識，出現了拉瓦爾品第淡藍色的夜晚和紐約深秋之夜的肖邦鋼琴旋律。這本應是人間一段多麼美好的愛情，但命運卻使它以悲劇告終！
從蘇州回來，我在憂傷之中夾帶著對新的生活的期望。經過了兩年痛苦的徘徊，我終於知道我該怎樣活下去了。那年我整五十，是一個重新開始的很好的里程碑。我不會忘記過去，但正因為這過去，我要再度證實我可以是生活的強者。我需要更換環境。那時我雖然有一個單位，但仍在原來的系統。那裡的許多年輕人對我也不無同情，但在權勢與偏見的壓制下，我連工作的機會都沒有。這時我得到了另一位我永不忘記的長者的幫助。那就是杜老，杜潤生同志。和袁庚同志一樣，我與杜老素不相識。但他們這兩位老共產黨員同樣地珍惜人的
才華，同樣地對黨內發生的許多事情用歷史的、唯物辯證的眼光看待，同樣地寬厚待人。在我一生最艱難的時期，他們兩位都曾慷慨地給予我寶貴的理解和真切的幫助。當杜老的夫人馬素芳大姐介紹我認識杜老，我對他說我想換個單位做點工作時，他毫不猶豫地歡迎我到他領導的國務院農研中心去協助國際交往工作。那時候，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正在改革的初期，幹部的流動還主要是組織分配和調動。因此，杜潤生同志的幫助使我脫離困境，開始了並不輕易的新的探索。
冠華的墓修成之後，每年的清明，我都去掃墓。為了能安安靜靜陪伴冠華，我都避開清明的正日，避開蜂擁而至的掃墓人流。每年我去時，公墓的負責人都告訴我，清明節時，來掃墓的人中很多人都要打聽“喬冠華的墓在哪裡”，許多人上去默哀，還有一次一位上海的文藝界人士在冠華的墓前落淚。我的朋友們逢上去蘇州，也有不少專程去東山看冠華。北京醫院吳蔚然院長是冠華數十年的摯友良醫。 1987 年他在清明之後去蘇州開會也抽空去了東山。回京後他給我寄來兩張照片，一張是吳院長在墓前默哀，另一張是照的墓前三束已經枯萎的野花。蔚然同志貼了張條說“哪位來探視冠華，留下野花三束？”
時光又過了幾年。 1991年春我照例去東山。公墓已換了新的負責人，他陪我上山，就如他的上一位負責人一樣，還是告訴我那些動人的故事。使我十分感動的是他還告訴我很多人為了對冠華表示懷念之情，決定也在東山為他們的親人仿照我設計的冠華墓地修了墓。僅在那一面山坡就總共有二十八個一模一樣的墓了。他領我去看了其中三個。同去的朋友開玩笑說我應當申請專利了。我卻無限感慨，熱淚盈眶。我說：“不，這不是我的專利。老喬的一切都是屬於人民的。我感謝人民記得他。”那天我實在很激動，我請大家下去在公墓辦公室等我。我一人長久長久地坐在冠華墓前的台階上。上午剛下過雨，此時的午後陽光從雲層後透出萬道柔和的光束照耀在滿山碧綠的桔樹葉上，照耀在山腳下一望無際波光漣漪的太湖上。微風拂來，周圍寂無一人，只有我陪伴著冠華。我坐在那裡，一切感覺似乎都已凝固。大自然似乎也停在了永恆點上。我望著開始西斜的太陽，想著那太陽幾個小時後將從西方地平線上沉沒，但再過幾個小時，它卻又會從東方地平線上冉冉升起。就這樣，周而復始，人的生命有限，而大自然是永恆的。庸庸碌碌的人生也許隨著西沉的太陽從此了無踪跡，但壯麗的人生會化成陽光的光束循環不止永存於宇宙之間。我慢慢地回頭看冠華的墓碑，我剛剛為之上過蠟的金字在陽光照射下熠熠生輝。我似乎有一種大徹大悟，冠華早已不在那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之下了。他的英魂已融化在這偉大的宇宙間，化作清風，化作細雨，化作陽光。他就這樣永恆地存在，無所不在，與我在一起直至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