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在幸福之時卻全然沒有想到復雜的政治因素會滲透到我生活的每個細胞中。此時，我和冠華的感情逐漸在外交部領導層中有所透露。很快地，我受到了極大的壓力，我的“朋友”、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向我發出了警告，說毛主席鼓勵我、祝賀我解放自己，是希望我此後能為他好好工作，沒有讓我馬上跳上喬老爺的船和他談情說愛，同他結婚。言下
之意是我如此放縱感情使主席很失望和生氣。我被這意料不到的傳話驚呆了，短暫的幸福又被這突然的襲擊沖得蕩然無存。我重新陷入深刻的惶惑，不明白我為什麼必須以犧牲我自己的生活為代價來換取所謂事業上的成就。我無法弄明白這是否真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時的主席已步入晚年，許多話都是別人“傳達”的，誰都無法去核對真偽。我也再不可能像60年代那樣與毛主席圍著一個火鍋敞開思想地向他請教。 70年代我每次見主席都是經他人安排。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也有人事先囑咐。我又怎能向主席傾吐我內心的情感呢？我不想把這些話告訴冠華，我只得又開始迴避疏遠他。這又給冠華造成了痛苦。許多年之後，當我們兩人劫後餘生，被官場冷落遺棄之後，冠華已身患絕症，但我們卻用這高昂的代價換到了將近五年的時光，朝夕相處，形影不離，情深意篤。我曾感慨地對冠華說我們的悲劇是我們兩人都不懂政治，但卻在荒唐的歲月捲入了荒唐的政治。假若當年我們是一介平民，我們可以有至少二十年，甚至更多的幸福時光。
就在我再次徬徨時，發生了一件事才最後促使我痛下決心，不論前面有多少阻力，我將把自己的命運與冠華聯結在一起。那大約是3月下旬，我參加了一位亞洲國家元首來訪的工作。那天傍晚，毛主席會見。會見結束後，我們去大會堂整理記錄並等待看毛主席會見的電影樣片。當時毛主席會見的一切文字、攝影記錄都是不過夜的。不論主席多麼晚會見，都是連夜趕出記錄。記得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來訪時，毛主席是晚上會見的。會見後我們通宵工作把記錄整理完後已是第二天清晨。那正是星期日，馬科斯夫婦篤信天主，我們在他居住的國賓館總統樓的草坪上臨時佈置了星期日彌撒的場地。當我們整夜未眠整理完毛主席會見記錄後帶著疲憊的身軀推開窗戶時，正好俯視總統一行在草坪上祈禱。當時我突然覺得人都是靠著各自的信仰在奮力拚搏。
這一次待到一切工作結束時大約是凌晨三時。我先回到部裡把記錄稿交值班室複印。剛上到三樓，就見值班秘書焦急地在門口探望。他一見我上樓似乎見到救星一般急匆匆迎上來說：“啊呀，章含之同志，你可來了。我們到處找你！”我忙問出了什麼事了。黎秘書說冠華從十二點左右開始打了無數次電話找我，說他到處找不到我，問值班室我到哪裡去了。後來幾次顯然是喝醉了，說話都不清楚。最後一次講了一半聽筒就掉了。值班室只有他一個人，他不能走開，到處打電話又找不到我，急得他沒有辦法，他說：“怕喬部長喝多酒出事。”我一下子也慌了，要值班室幫我叫輛值班車去報房胡同冠華家裡看看。我匆匆趕到時，冠華家的保姆開的門。她先指給我看書房桌上那個空空的茅台酒瓶，她說冠華開會回來後打電話找不到我就開始喝酒，最後全醉了，聽筒掉在地上。保姆說她嚇壞了，費好大力氣把他扶回了臥室。我急忙去臥室看，冠華仰臥床上，一隻手臂上套著他那件由抗美援朝時發的軍用毯改制的晨袍袖。袍子隨意搭在身上。他似睡非睡，嘴裡還在嘟嘟囔囔。我心裡一陣說不出的難過，我真沒有想到像他這樣一個經歷了那麼多風雨的人會在感情上如此脆弱，就因為一個晚上找不到我他就借酒澆愁，醉成這個樣子。我輕輕地喚醒他，我說：“我來了，今晚主席會見。我後來一直在大會堂，不知道你找我。快起來，換了衣服睡覺吧！”冠華朦朦朧朧地睜開眼睛，看著我。突然他抓住我的手口齒不很清楚地說：“你不要離開我！你不要躲著我！”我心很酸，眼眶又濕了。我知道他醉了，但他正是醉了就更是酒後吐真情。我說：“你喝醉了，真不該喝這麼多，對身體不好。我扶你起來。”當扶他站起來時才發現他是把右臂伸進了晨衣的左袖中了，我幫他穿好衣服，他此時似乎清醒多了。我叫保姆拿杯熱水給他喝，再用熱毛巾給他擦臉。冠華仍是十分動情地抓住我的手說：“找不到你，我心裡慌。現在見到你了，我沒事了。你也快回去休息吧！以後到哪裡去都跟我說一聲。”
我從冠華住處出來直接回釣魚台國賓館。第二天上午還要繼續談判。此時已快拂曉，我也精疲力竭了，很想趕快回去睡上幾個小時。誰知到達賓館房間時，與我同屋的小唐在她床上睜著眼睛等我。我驚異地問她怎麼這麼早就醒了。她一副疲憊的神色，可還風趣地說：“你們喬老爺把我整了一晚上，差點要了我的命。我找你算zhang賬！不過，這可以等一等，你趕快去給他打個電話吧，我怕喬老爺再找不到你要跳樓了！”我把剛發生的事情告訴小唐，我問她怎麼把她也折騰進去了。小唐忍不住一邊笑一邊給我講她被折騰的故事。她說頭天晚
上因為主席會見外賓，小唐她們沒有任務，比較輕鬆。她已累了多日，想美美地睡個好覺，十點多鐘就服了安眠藥。可是剛睡了一個小時就被值班的叫醒說“喬部長找你說話”。小唐接電話時，冠華還是清醒的，他問小唐我在哪裡。小唐說主席會見，估計快回來了。接完電話小唐回去接著睡。沒想到冠華找了我多次找不到就開始喝酒了。帶著酒意，他又讓值班的同志找小唐。如此折騰了兩三個來回，小唐不僅再也睡不著，而且因為服了安眠藥又不能睡覺，她本來就有胃病，此時胃部特別不適，嘔吐了好一陣才平靜下來，就只好眼睜睜等我回去。
我很不好意思，再三向小唐道歉。她說：“算了，算了，將來你們結婚多請我吃點糖就行了。不過，你不要再這樣折磨喬老爺了。他每天有多少工作要做。你再這樣折磨他怎麼受得了？他對你可真正是動感情的。這份情很珍貴，你不要再多想什麼了。”我很感激小唐，我說如果我們不在外交部這個環境也許一切都簡單得多。小唐很樂觀，她說外交部的大多數人都很欽佩喬老爺，都會為他高興的。
這件事發生之後，我深知我已無法改變我和冠華之間的愛情了。無論他在外交舞台上如何嫻熟地駕馭外交技巧和手段，他在感情世界裡卻純真得像個初戀的少年，也脆弱得像是在暖房中培養出來的小花。我不能再傷害他那顆真誠善良的心。那幾天，我對自己充滿自責。在幾乎所有人的眼光中，我和冠華的婚姻是我高攀了蜚聲中外的中國一流外交家，從而戴上了他的“夫人”的桂冠。很少人知道我當時的矛盾恰恰相反，是我能不能捨棄自己面臨的政治機遇而甘心與冠華榮辱與共。我從來不是個有政治野心的人，但我也並不能擺脫許許多多個人的雜念。自進入外交部之日起，我就帶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身份，因為我是毛主席親自點名調進部裡的，這自然在我頭上有了一個耀眼的光環。後來出席第一次聯大會議又是主席親自定的；我來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如果我不同冠華結合，等待我的機遇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我也自信有此能力。我之所以在對冠華感情上的退卻正是我無法做出這樣的抉擇。但在冠華為我深夜醉酒之後，我醒悟到人生最為珍貴的是真情。我終於下決心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韙，我也將陪伴冠華終生。
冠華得到我這最後的承諾後，他的喜悅是巨大的。他猶如變了一個人。他對所有人微笑，他寬容所有的差錯，他的臉上出現了紅潤。我們戀愛的消息此時如決堤的洪水般迅速傳遍了外交部，傳遍了北京。自然，正如我們所料，一時間什麼樣的花邊新聞都出來了。也許正因為那是個文化枯竭生活無味的時代，所以冠華和我的戀愛新聞成了一味難得的調味品，使人們在枯燥的工作之餘津津樂道。不過直接傳到我們耳中的卻是眾多友好的祝愿。外交部內上上下下許多同志都表達了這種情感。儘管三年多之後，在那些當年向我們熱烈祝賀的人們中並不乏跳上台去詛咒我們的結合是什麼“政治上的同流合污”的例子，但我仍願意相信他們當時的祝愿還是真誠的。 70年代政治生活孕育出的怪胎是人的虛偽和背叛。我在後來幾年的經歷中見得太多了，使我至今感到仕途可畏。我只希望這一切永遠成為過去的惡夢。我和冠華已是這種政治的犧牲品，但願我們的下一代永遠擺脫這個陰影。
經過了這場感情的暴風雨之後，我和冠華迎來了春暖花開的1973年4月。這過去的一年，在毛主席、週總理的親自指揮下外交戰線也是碩果累累。 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後，中美雙方決定互建聯絡處。當年9月日本田中首相訪華，中日建立邦交。美、日外交關係的打開改變了當時整個世界戰略格局。中國外交出現了空前繁花似錦的時期，與東南亞各國紛紛開始
建交談判。在這一連串的外交成果中，這年4月廖承志同志應邀率龐大友好代表團訪問日本，同時韓敘同志奉命赴華盛頓組建中國駐美聯絡處。相應地，美國政府於同時派助理國務卿詹金斯來北京商談建立美國駐華聯絡處。冠華為他獻身的外交事業的成就興奮不已，也十分忙碌。我們見面時間雖很少，但心中都有一曲美好的歌。他真是個極重感情的人，因為忙，他見不到我，他會在中午幹部下班時站在他辦公室那臨街的窗戶前等我下班取自行車回家吃飯那一瞬間看看我的背影。有一次正值春雨連綿，晚上他打電話來說：“今天中午看見你穿的雨衣太短了，騎車擋不住雨，要著涼。再說也很不好看。買一件長的吧。真討厭我這個人沒有自由，不然我陪你去買。”我笑他太不了解民情，那是當時品種少得可憐的商品市場推出的新產品，雨衣分上衣和雨褲。我離家近，雨又不大，不需要穿雨褲。冠華說那叫什麼新發明？穿上雨褲一定很臃腫，更難看，千萬不可穿！這些電話給他給我都增添了許多生活的樂趣。那時正值冠華與美方詹金斯談判比較順利，他高興之餘，寫了一首打油詩的前三句，念給我和其他參加談判的同志聽，說他徵求第四句。當時中日已經建交，廖承志同志正率領建交後最大的代表團訪問日本，而日本的４月又正值八重櫻盛開的季節；在地球的另一端，韓敘同志恰好正在華盛頓商談建立聯絡處的事情，他下榻的旅館名為“五月花”（May Flower 1620年，英國約100餘名受宗教迫害的教徒乘名為“五月花”的船漂洋過海，來到北美大陸，在普茨茅斯登陸，成為最早的英國在北美新英格蘭地區的殖民者），所以冠華的頭三句打油詩是這樣的：
八重櫻下廖公子，
五月花中韓大哥。
歡歡喜喜詹金斯，
……
他問誰能想出佳句填最後一行。當時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說“喜上眉梢喬老爺”，有的又說是“洋洋得意喬老爺”，冠華都說不好。一時就擱下了。沒想到過了一日，毛主席召集會議匯報中美談判情況。那天，毛主席興致很高，大家也很放鬆。有人說外交形勢大好，喬老爺詩興大發，寫了三句打油詩，可惜還缺第四句。毛主席立即說“我來給喬老爺填後兩句！”大家齊聲說好。主席笑著說：“喬老爺，你的前兩句是：'八重櫻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韓大哥。'我現在給你填後兩句：'莫道敝人功業小，北京賣報賺錢多！'你看如何？”
在場的都懂得這段故事，於是大家開懷大笑，說主席這兩句真高明！原來毛主席講的是冠華“文化大革命”高潮時的一段遭遇。 1967年，外事口造反派掀起了“打倒陳、姬、喬”的高潮。他們逼迫姬鵬飛同志和冠華到熱鬧的市中心去賣造反派的小報，內容是打倒自己。冠華分配的賣報地點是王府井百貨大樓前。開頭兩天有造反派押著去賣。後來“造反戰士”嫌麻煩，就把一摞小報分配給冠華，命令他賣完後回去報告並交款。開始時，冠華曾好言與造反派相商說他還是個代表中國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長，這樣拋頭露面在王府井叫賣打倒自己的小報有失國體。造反派當然不會接受。因此當“造反戰士”不再監督時，冠華馬上想出了好辦法。他點了一下小報的份數，並按兩分錢一張算出總價，即他應當交付的錢數。待到押送他的造反派剛剛走出視線，他就找了一個街角落，把整摞小報往地上一放，他自己也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靜的小酒館喝啤酒去了。兩個小時之後他慢慢踱回部裡，把他從小酒館用整票子換來的零錢上交造反派說是賣報所得，而且每次都要多交幾角錢。於是，造反派諷刺地說：“你這個修正主義分子倒會賣報賺錢！”
後來，這個“喬老爺王府井賣報賺錢”的笑話在外交部流傳甚廣，連毛主席都知道了。主席幽默地把它填進了冠華的打油詩，使之堪稱一絕。
1973年4月的那幾個星期大概是我記憶中最快樂的一段日子。我和冠華的結合雖然還有阻力，但那已主要是他子女的反對。當時冠華希望耐心和時間會取得他們的理解，可惜沒有能實現。其實，子女反對父母再婚在中國不論在老百姓家庭，還是在高級幹部家庭都是很普遍
的屢見不鮮的事。這中間有對逝去的父親或母親的懷念之情，但不可否認的是也存在經濟利益的問題。尤其是在高干家庭，那實際存在的特權是一種極大的誘惑。遺憾的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因為是發生在喬冠華家裡，就也變成了社會輿論。一時間，冠華家裡鬧得天翻地覆的故事以及９月底他的孩子不經與他商量就把家裡搬空的新聞，紛紛揚揚幾乎傳遍京城。本來，到此也就結束了，但後來冠華和我身陷逆境時，多年前的家庭糾紛一夜之間又被人為地添加了政治色彩，變成了“兒子反對父親結婚是看清了他要犯政治錯誤”，因此那次為經濟利益的搬家也變成了大義凜然，斷然離家而去，劃清界線了。沒有人去認真地查實一下在1973年上半年那段時間，冠華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有什麼政治界線可劃呢？這一切現在都已成悠悠往事。可告慰冠華的是他最鍾愛的女兒有了幸福的家庭，而且由於她不帶政治目的去看待家庭問題，因此我相信她對那些往事正在得出一個公正的判斷。我們雖然沒有多少往來，但我相信我們會相互理解，我已把她視為我的朋友和我家庭的一員。
1973年春天，我和冠華對未來充滿希望。我是1971年3月入外交部的。當時外交部的政治環境大概是全國最好的。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動亂與災難此時基本都已得到糾正，黨組和部領導基本都是具有豐富外交經驗的老幹部。駐外大使也如此。週總理親自領導外交部的對內對外事務。在這樣優越的政治氣氛下，自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後迅速打開了中美、中日關係，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部內上上下下很團結，也很愉快。我和冠華企盼著美滿的家庭生活會給我們以新的動力，為這蓬勃發展的外交事業貢獻畢生的精力。
但是，就在我們對未來充滿憧憬的時候，一場政治風波正悄悄向我們襲來。它也許是醞釀有時的，但對我和冠華來說卻被這突然而至的風雲變化搞得不知所措。開始是一份很普通的外交形勢分析報告據說有錯誤，接著似乎在很多重大問題上都發現了“右”的傾向和錯誤。矛頭所指是周總理，但冠華是屬部內的代表人物，他似乎是要對這些“錯誤”負責。冠華毫無思想準備，情緒很緊張。此時，命運似乎為我設計了一個很好的解脫。 ６月中旬，我隨團出訪南亞歸來就病倒了，在家休息。父親已在一個月前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以九十三歲的高齡去了香港，最後一次為台灣與祖國大陸的統一而努力。房修部門趁父親不在京，大修房屋，我暫時住在門口傳達室。一天中午，冠華沒有打電話通知我就在下班時急匆匆來看我。我猜是出了什麼大事，因為一般情況他中午都要回家午休片刻。沒有等我問他，冠華就帶著迷茫的神色對我說：“今天上午開黨組會傳達了一件事，和你有關，要你自己決定。主席昨晚指示，我們要培養女外交家，女大使。他點名說他的章老師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國的女大使，可以派到加拿大這些英語國家。這對你自然是個難得的機會。你會很成功。我就是不知道我們的事怎麼辦。”我頓時愣住了，怎麼也不相信這是真的，而且當時這類大事通常我都會由“通天朋友”先打招呼，而這一次我卻一無所知。我面對冠華，他似乎沒有什麼表情，但我知道這時他的內心正翻騰著波瀾。他多麼希望我們很快有自己的家，但由於他的地位，假若我被派往國外，他自然不可能和我一起前往。三年五載我們將長期分離，而冠華那年已是整六十歲了。
我的一生無論是正確的或錯誤的決定永遠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此時此刻，當我弄明白這不是玩笑的時候，我幾乎沒有要考慮一下權衡一下得失的想法，脫口而出就對冠華說；“我不可能去國外工作。我既然對你做出了承諾，我會遵守我自己感情的選擇。你已不年輕，我不會離開你。如果在我們兩個人之間需要有一個為愛情做出在事業上的犧牲，那當然是我。儘管我對自己的能力很有自信，但無論如何也不會接近你的成就。所以我會心甘情願把你的事業放在第一位。我知道你需要我，我留在國內也同樣有許多事可做。”冠華的眼眶潮濕
了，他激動地承認：“我今天上午思想混亂極了，不知道該怎麼辦。你的心太純了！我怕我太自私！”我說：“我從小生活裡缺少溫情，總是求而不得。我很珍惜你給我的這份愛。有此足矣！”冠華默默地看著我，取下眼鏡，要擦眼中滾動的淚水。我接過他的手帕，替他擦乾淚水，我說：“你不是說為了這份愛，你可以不當這個部長，這都是身外之物嗎？既然你說服了我，我也可以不當這女大使。”
後來，冠華說這是主席的指示和對我的關懷，怎麼能不接受呢？我說這事只能由我自己向主席報告。我的前半生得到毛主席許多關懷，這是我唯一的一次沒有按主席的指示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和事業。毛主席一定是不高興的，可能是應了他批評我的，我這個人就是“沒有出息”。很多年過去了，當二十年前的一切都已成歷史的陳跡，當我已失去了冠華，失去了當年盛極一時的事業，只剩下我孤單單的獨自一人時，我也曾飽含辛酸地回首當年，不知道如果二十年前，我做了另一種抉擇，今天又會如何？殘酷的命運似乎從我降生之日起就開始捉弄我！
1973年的夏天是個“多事之夏”。正當我面臨種種壓力時，7月1日凌晨父親又在香港逝世。在此前兩天的6月29日，週總理通知我，香港方面報告父親病危。總理立即指示組成醫療小組，並派專機護送父親立即回北京，要我們7月2日啟程。但是7月1日的凌晨三時左右，冠華給我來電話，外交部值班室先通知了他父親的噩耗。我從睡夢中被電話鈴驚醒，馬上直覺到出了大事。我抓起電話，傳來了冠華沉重的聲音。至今我都清晰地記得他說：“我告訴你個不幸消息，你一定要頂得住。行老剛剛在香港去世。我現在在叫司機，馬上過來陪你。”這是我預料之中的，但我仍然接受不了這現實。我顫抖著哭了起來，我說：“就差一天了，為什麼沒有等到我和妞妞去！他最愛妞妞！”冠華說：“你千萬別太激動，老人家畢竟九十三歲高齡了。我馬上來！”此時，我清醒了一些，我堅持說他不必來看我，我會冷靜的。那時冠華政治壓力極大，要做“檢討”，工作又忙，凌晨跑到我這裡陪我到天明，難免又出閒言碎語，我們那時還未結婚。冠華拗不過我，嘆氣說：“你這個人有些事那麼勇敢果斷，偏偏有些事又那麼顧慮重重！”掛上冠華電話後，馬上就接到了值班室電話，說周總理指示由連貫同志作代表同家屬一起赴香港料理父親後事。香港先開追悼會，骨灰由專機迎回北京再開正式追悼會。值班室並通知我當天下午在政協禮堂開治喪委員會籌備會。
放下電話之後，我不知道該做什麼，心裡一片慌亂。我一直認為父親在我的生活中並不牽連多少感情。如今他真的離去了，我才突然感到我是他的女兒，他的逝去使我心中的世界塌陷了一塊。我睜著眼睛躺在床上，等待天明，我和父親的種種往事都浮現出來。我們之間從沒有父女深情，因為在我童年時代他就去了大後方重慶；抗戰勝利後，他回到上海，住在殷夫人那邊，我只在下午放學回來偶然見到他。我的少年時代是極其孤寂的。父親忙於他的律師公務和應酬，母親忙於社交，幾乎天天打麻將到天亮。我早上去上學，她剛剛睡覺。我下午放學，她又在麻將桌上，或出門赴宴。孤獨的我常常幾個小時地坐在樓頂平台上看小說，看天空，看自由飛翔的小鳥。星期天上午我最大的愉快是去長樂路天主教堂做禮拜。家庭對我來說只是個嘈雜的房子，只有神父的佈道和唱詩班的歌聲才帶給我寧靜和夢幻。 1949年我隨母親遷來北京後，與父親才天天在一個家庭中生活。但我已培養不出那種父女、母女的舐犢之情了。我很快捲入了革命的洪流，想去朝鮮打仗，想去三門峽造水電站。只要為了革命，我毫不留戀這沒有多少溫情的家。到了60年代初，是毛主席教育我要正確對待父親，他說血緣關係並非人與人之間決定親疏的唯一依據，我不應忘記父親對我的養育之恩。此刻當我意識到再也見不到父親時，他對我的那些點滴關懷都記起來了。在我上大學時，週總理有一次去看望父親，父親把我的一張照片送給總理，請總理關照我。後來，總理的秘書打電話到學校詢問我的情況。我知道後反而對父親很生氣，我說我不想當民主人士的女兒，受照顧，我要成為共產黨的一員，走自己的路。父親到了晚年很想彌補我們之間的感情，但卻不知道為我做些什麼才好。 1972年，父親有一次病重，住在北京醫院，有一段時間，神誌不清，我天天去看他。以後他病情好轉了，有一天，我送家裡做的餃子給他。父親吃完後叫我坐在他床邊，非常動情地對我說：“這次我病得很重，有些話我要對你說。我覺得對不住你。你的三個哥哥中，二哥你沒有見過，他死得太早，他是很聰明的，可惜了！三哥和你們住在一起，你知道他精神有病，也早死了。你大哥是我花的心血最多的。他一直在我身邊，但他一輩子沒有做成一件事。章眉從小隨她母親去了香港，我也顧不上。章家到最後有出息的只有你。可是我一點都沒有為你做點什麼，你是靠自己奮鬥成才的。我到這個年紀，最有安慰的只有你了，總算我章門有幸。以後你大哥，你眉妹還要你照應。”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父親動情，一時不知何以作答。我和父親之間從來沒有這樣開誠地談過話，我只是要他好好休息。他那時耳朵已經完全聾了，我寫下來給他看，要他放心，我不會辜負他的期望。他寬慰地點頭。這一切在當時是些生活中的瑣事，而如今父親離開人間二十年了，我才覺得幸虧有那次談話使他得到些許安慰。
清晨，冠華又來電話，問我睡一點覺沒有。我謊說睡了。他不信，又說要來。我說我有許多事情要做，不必了。我第二天就要去香港，說不定晚上也見不到他了，我還要去學校把妞妞接回來。我說我一星期就回來，要他保重。
這天下午，我去政協禮堂開治喪委員會的會議。天下起雨來，下得很大。下午四時左右，會議結束時，外面已是瓢潑大雨，天陰沉得厲害。我想父親畢竟是中國近代史上有過一番不尋常成就的人物，所以老天也為他的逝世而悲慟！父親本質上是個很善良的人。他一生曾有多少錢財經過他的手，但他自己卻兩袖清風。有一次他對周總理說：“我這個人一輩子，既無動產，也無不動產，也是你們無產階級哩！”而他一生又盡其所能幫助過多少需要幫助的人！記得解放後，靠工資過日子了，母親限制他接濟別人。父親卻總有什麼辦法從其他闊朋友那裡弄點“私房錢”放在寫字台抽屜裡，有生活拮据的老朋友或要求幫助的年輕人來求助，他總是慷慨解囊。記得報上刊登了父親去世消息後，有一天來了一位中年人，進門就朝父親遺像跪下痛哭說：“恩師，我來晚了，沒有見您最後一面！”後來，他告訴我，50年代中期，他是個不滿二十歲的年輕人。為了尋求深造機會，他從家鄉湖南長沙的一個縣城不遠千里到北京找到父親。那是三九天氣，北京十分寒冷，他卻還穿著南方的薄棉衣。父親不僅見了他，還與他長談，認為他很有培養前途。最後，父親不僅資助他的住宿生活費，還把自己的棉袍贈他禦寒。後來父親又寫信給當時的教育部長楊秀峰同志推薦這個年輕人上大學。幾年後，他學成分配到一個省的社科院從事研究工作。從報上看到父親逝世的消息後就立即趕來北京，但追悼會已過。
想到這一件件往事，我站在政協禮堂外的台階上，望著那傾盆大雨，心頭說不出的惆悵。我自出生不久就被生身父母拋棄，士釗（行嚴）先生抱我回到他的家，從此賦予我這多彩的人生。為什麼一直要到他離開人世，我才悔悟到我欠了他許多情！
我獨立一隅，等待暴雨稍緩再下去上車。但正在這時，一輛汽車急駛過來，我當時的那位“通天朋友”從車上下來，急匆匆找到我，說來給我“打招呼”。她說在我離開北京的一周內，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傾錯誤是肯定的，喬冠華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她說要我有思想準備，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線一邊還是死心塌地跟喬老爺走。我嘴上說謝謝她趕來打招呼，但心裡亂成一團麻。這時天上打起響雷，我的生活的基礎似乎也被這轟隆隆的雷聲震得來回晃動，找不到平衡！
這天晚上，我非常忙亂，但還是希望能見冠華一面。無奈他也忙，活動完了又去週總理那裡開會。我知道那些會總要開到凌晨。我們只通了一個簡短的電話，互道珍重。我很想給他也打個招呼，應付可能出現的政治危機。但我怕電話中說不清，反而增加他的壓力。再說萬一那是嚇唬我的，虛驚一場呢！
7月2日，懷著傷感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我離京赴廣州。因為父親已病故，原定的直飛香港接他回北京的專機改在香港追悼會和遺體火化之後去廣州迎回骨灰。我們一行人在廣州過夜，7月3日經深圳羅湖去香港。 2日傍晚到達廣州後心情壞極了。當時沒有程控直撥長途，我掛了號又接不通北京。晚上躺在床上，種種愁緒湧上心頭。我實在無法入睡，深夜起來給冠華寫信。 1973年的上半年，我們之間在難得見面的情況下，雖近在咫尺卻只能靠通信傳遞感情的信息。後來遭到浩劫，抄家，連一些紙片的隻字片語都被抄走了，冠華卻把我給他的幾封信以及一張我的兩寸照片小心地貼身珍藏，得以保留下來。可惜的是他的那些才氣橫溢的書信卻從此沒有下落。在冠華珍藏的我的信件中，其中一封就是我在1973年7月2日深夜從廣州給他寫的。信中我說：
……
這次離開你很感不安。也許我把事情看得過重。我不放心你，擔心你的身體，也擔心你處理不好那些複雜的困難。不過我深信你對黨的事業的赤誠之心能使你在復雜的環境中增添智慧和力量。你我之間最大的一致是我們做人都是光明磊落。我想有了這一條，我們就可以永遠問心無愧。不管今後生活道路如何曲折，鬥爭的風暴如何狂烈，風裡雨裡，我們總會在一起，這將是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廣州的夜晚經過一場暴風雨的洗禮現在異常的清新和寧靜。剛才我在院中漫步抬頭看見晴空中明亮的一彎新月，想起你是多麼喜歡皎潔的月亮。我相信我們此刻正懷著同樣的感情望著同一個新月。
生活與鬥爭把我們聯結在一起，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把我們分離。
祝你一切都好。
事隔二十二年，當我今天重讀這封信時，我難以抑制自己萬分的激動。在當年那撲朔迷離的政治變幻中，我對自己堅定的愛的誓言深感自豪。即使這當初的山盟海誓帶來的是無盡的災難，但我對所愛的人的信念，我對承諾的愛情的忠貞始終使我無悔無愧。
一周後，在我經歷了一場失去父親的深刻感情震動之後，捧著他的骨灰同殷夫人，大哥章可，妹妹章眉和女兒妞妞乘週總理派的專機回到北京。飛機下降時，我從機窗裡一眼就看到了冠華在列候骨灰的領導人行列中。他安然無恙，我頓感心頭的重壓消失了。在機場的忙亂中，冠華抽空對我耳語說晚上一定回家去一趟，有重要情況告訴我。不過並沒有等到我晚上見到冠華，我已經知道這“重要情況”了。在我剛剛把殷夫人、眉妹安頓在北京飯店住下之後，7月1日出發前給我打招呼的“朋友”趕來飯店告訴我，在我離開北京期間，發生了重大事件。外交部已被確定是犯了右傾錯誤，冠華被點名為“喬老爺的賊船”。這是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局面，冠華面臨的是難以預見的命運。在那個年代甚至後來的相當長一段歲月中，誰又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呢？
晚上，冠華和老仲一起來看我。他們，尤其是冠華心情很緊張，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麼厄運。冠華說為了不把我牽連在他的問題中，他盡量少來看我，因為我有著很強硬的“關係”，我只要不受他的牽連，我的事業會很順利。我望著冠華那疲憊和茫然的神情，不知說什麼才好。這種局面，我雖略知原由，但也遠非我力量所能改變。我只得嘆口氣對他說：“有什麼必要講牽連呢！如果你是'賊船'，我早已上了這隻船，下不來了！”老仲也在一邊嘆息。
此後的一段時間，冠華的處境一直十分困難，而我卻必須周旋於兩種勢力之間，內交真是比外交複雜得多。我和冠華的交往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煩，轉入了“半地下”狀態。每當他晚上來我家，他就同老仲講好，由老仲通知部值班室說冠華在他家，大約×小時後回家，有文件那時再送他家。如果是電話請示，則由老仲打電話到我家，再由冠華給部裡回電話。實在有急件要批，老仲就只好要冠華立即去他家等文件，因為我們住同一胡同，我在西頭，老仲在東頭，相隔二十多家，走過去不消幾分鐘，可以在交通員的文件到達前先到。如今想起來，這真是何等的荒誕！為了這不可捉摸的政治，我們本來是正大光明的戀愛竟必須用這避人耳目的方式。很多年後，我見到老仲的夫人劉錦琳同志，那時她也已失去老仲。我們看著彼此兩鬢的白髮，說起當年這段荒唐的歷史，都不禁濕了眼眶，無限蒼涼，無限辛酸！
1973年夏天的這場風波到了7月底已達高潮。許多話傳下來說外交部是“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說外交部要“摻沙子”等等等等，一時部內部、司兩級領導都惶惶然不知所措。自然所有人都只得聽信這些傳達，無從核對！可是後來就像這場“鬥爭”莫名其妙地突然平地捲起千層浪那樣，到了8月初又莫名其妙地逐漸消沉了。當時要準備開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冠華被指定參與起草“十大”報告的外交政策部分。前兩個月那些政治帽子不再提了，他又全身心投入了起草十大報告和這一年的聯大發言之中。但無論他和我都預感這風波只是為了開好“十大”而暫停，實際並未結束。開完“十大”，冠華當選為中央委員，但他心裡並不輕鬆。 9月28日，他在啟程赴紐約參加聯大二十八屆大會的前夕給仲曦東同志寫了以下這個便條。多年後，劉錦琳同志給了我這張條子的複印件：
老仲：明天走了，從心底里祝你好，放寬心。我會記住當前所經歷的一切，嚴於律己，寬於待人；當然，即使如此，也會閒話不少的。但這是必然的，階級鬥爭嗎！ ？我心坦然，請你放心。熱烈地握手。
老喬
28／9．73
從局外人看，冠華當時正處於事業的光輝頂峰，中國進入聯合國，他是毛主席、週總理親自點將的中國代表團第一任團長。離京時，毛主席指示要全體政治局委員在機場歡送。紅旗招展，鑼鼓齊鳴。數千名群眾擺成方陣，氣氛熱烈。此後，中美會談，他在主席、總理領導下擔任了主要談判，並與基辛格共同起草“上海公報”。黨的十大，他又當選中央委員。在這無比燦爛的光環下，誰又能理解他彼時的困惑心情？誰又能懂得他在1973年9月28日寫給老仲的這個短箋中所飽含的一切情感？冠華對他獻身的事業是如此地忠貞，不論他個人遭受到什麼委屈，人們三天后在聯合國大會上見到的卻依舊是那個精神抖擻，具有獨特外交風度和魅力的中國外交家，他的發言又一次令多少聽眾折服，為國家爭得了榮譽！也許至今還有不少人以為在那光輝成就的年月，我和冠華一同出席聯合國大會也是何等風光，可誰又能看透我內心為冠華的擔憂，誰又能想到我們在那風光的年月想得更多的是不可知的將來的厄運和我們可能有一天要共患難，為一場我們自己並不懂的政治鬥爭作出沉重的犧牲？
70年代，我和冠華最高興的時候是在國外開會或訪問。那高興不是為了去買“大件”或其他洋貨。當時我們一個人只有十美元的零用錢，上下平等，從部長到廚師都一樣。除此之外，一點額外補貼都沒有。可以想見，這十美元只能到紐約廉價超級市場買點針頭線腦的小玩意兒。冠華要我替他買的永遠是地圖，他酷愛收集地圖。新的地圖很貴，我就到伯恩斯?諾貝爾斯書店的舊書部去買舊的，舊書可以便宜很多。剩下的那幾塊錢幾乎都被我用在冰淇淋和炸土豆片、玉米片上了。但無論是買地圖還是吃冰淇淋，都不足以使我和冠華在國外流連忘返。我們真正想在國外多呆些日子的原因是出了國，住在使館內像是個自由自在的天地，不必像在北京那樣提心吊膽怕上面又出什麼風波，怕部裡有人打小報告，怕得罪了通天人物。在國外，我們不必扮演我們並不情願的角色，冠華可以比較放手地施展他的外交才華。記得1974年，那次出席聯大後我們途經巴黎回國，住在大使官邸。中午曾濤大使和駐法使館的外交官同冠華聚餐，冠華喝酒過量了，飯後回到房間倒頭就睡。我睡不著，跑去找曾大使的夫人朱黎青同志玩牌。這在那時是極為難得的空閒。我一邊玩牌一邊說我和老喬真希望能有機會外派一任大使。出國工作，至少還有勞有逸。可是老喬想去華盛頓當聯絡處主任，主席不同意，說他要留在國內，每年的聯大是他的事。我們玩了還不到半小時，冠華突然闖了進來，他酒意未消，帶著滿臉的不悅沖我說：“你玩什麼牌嘛？！這種事很無聊。你應該休息！”曾大使夫婦很尷尬，他們和冠華是老友，只覺得他是醉了。我很窘，只好道歉，拉冠華回房間。回到房裡，我非常生氣，嚷嚷說他太無理，憑什麼這樣粗暴！此時，冠華似乎清醒了一些，坐在床上突然落淚了。我還是以為他是酒瘋，我說不跟醉漢打交道，說完就往外走。冠華下床拉住我，傷感地說：“我的酒醒了，剛才的事對不起。我也不知為什麼很怕你離開我。我醒來，屋子里黑極了，找不到你。我很怕孤獨。我真怕有一天，所有人都離開我，你也離開我！”我愣住了。許久，我嘆息地說：“你胡思亂想什麼，我怎麼會離開你呢？！”他說他也說不清，但總有一種預感他遲早會倒霉。他說好不容易在國外可以不去想國內那些複雜的事，他不願我離開他。我被他說得也感慨起來。這場小小的風波過去了，但我知道他和我心裡都不輕鬆。
1973年的10月，我們就是懷著這種心情去紐約參加聯大。我們盡量地不去想在北京剛剛經歷過的一切。這年中東發生戰爭，安理會會議很緊張。冠華最喜歡這種國際風雲的大風大浪。凡是聯大平靜的年會，他都覺得這些會很無聊，凡是碰上國際上出大事，安理會劇烈辯論的年頭，冠華就精神百倍，真是“鬥志昂揚”。我看他對鬥爭那樣投入，儘管緊張繁忙卻心情激奮，真希望他能永遠不受干擾地投身他傾心的外交事業。我們預定10月中旬回國，因為基辛格11月上旬要到北京與冠華會談。一想到回北京可能又要捲入複雜的環境，我真是不寒而栗。於是我給冠華出了個主意要他發個電報回北京，就說今年安理會辯論劇烈，他有必要多停留一段時間，請示國內是否同意他不參加基辛格訪華的談判。冠華很猶豫，說總理會不高興。中美會談的事總理是交給他承擔的。我當時的確私心很重，我說：“我總有點不祥之感，不知基辛格訪華又會闖出什麼錯誤。我們還是為自己想想吧，反正你是副部長，從名義上也可以不參加。躲開中美會談這種風險大的事也許可以保個平安！”在我反复勸說下，冠華髮了這個電報。不出他所料，回電傳達了周總理嚴厲的批評，說冠華不應把安理會辯論放在中美會談之上，令他必須按原計劃回國。冠華說都是我出的餿主意，惹得總理髮火了。我說我猜週總理懂得冠華不想回去參加中美談判的真實原因，但願他能諒解。
冠華和我按時回到了北京，按原計劃參加了中美會談。但被我不幸而言中的是，就在基辛格離開北京之後，一場真正的政治災難終於發生了，一直延伸到第三年的春天的“批林批孔”運動，整個中國大地又一次動盪不安；它也最終導致了周總理癌症惡性發作，住院手術後再也沒有回到西華廳會議室召集那我們熟悉和懷念的長夜工作會議。
回首往事，在70年代的沉浮中，我犯過兩次大的錯誤。那錯誤都是為了生存。第一次就
是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蕭瑟落葉的時節，人民大會堂的某個廳堂裡進行著一場無情的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惡的一小撮之外，捲入其中的每個人都在經受著一場嚴峻的考驗，是挺身而出維護正義與公正還是為了自己的生存妥協退讓，隨波逐流。幾年後，當有人不顧當年的事實企圖把不切實際的罪名強加在我們頭上時，我曾經為自己和冠華辯護說那是時代造成的悲劇，我們既沒有參與策劃也沒有陷害他人。然而，二十年後的今天，在回顧自己走過的路時，我願按冠華說的“嚴於律己，寬於待人”去剖析自己。儘管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沒有一個被捲入的人能夠蔑視權威，主張公道，但畢竟作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為了自身的生存與“前程”，隨著那洶湧而至的濁浪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傷害過好人。尤其是在周總理蒙受屈辱時，我們並未能為他做一點事減輕他的壓力。這一點在冠華的心頭尤為沈重，一直到兩年後的1975年秋天，當他有機會當面向周總理痛切剖析自己當年的懦弱並得到週總理的諒解時，他的心才略為平靜。也許正因為有了1973年沈痛的教訓，我們在1975年底面臨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風浪時決心拚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樣軟弱，以一大批老幹部再次受壓為代價來換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誰能料想本意要為公正一搏換取至少是外交部一個良好政治環境的意圖卻又導致了另一次錯誤。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們只能與虎謀皮，火中取栗。雖知這是孤注一擲，但為了部內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幹部，我和冠華貿然決定拚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與外交部造反人物決裂，制止在部裡又一次興風作浪，換取真正的安定團結。但我們過於幼稚，過於天真。我們得到過部內大多數幹部的支持，我們相信奇蹟會出現。其結果是我們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終的結局是我們被扣上了“借刀殺人”的帽子，殺害的恰恰是自己。這是何等慘烈的悲劇！這無疑是一次大錯，但今天的我只對1973年的錯誤常常自責，而對1975-1976年的錯誤卻處之坦然，因為我和冠華是為了一個良好的願望決心冒此風險的。我說過我們並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備參與政治鬥爭的種種手段，其結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別人玩弄於股掌之間，使冠華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所有這一切，我並不想去論說是非。歷史和人民永遠是最公正的。總有一天會有人在研究共和國的歷史時對70年代撲朔迷離的政治生活作出客觀公正的評說。對於我來說，今天我所到之處都聽到人們對冠華深切的懷念。有此足矣！人民不僅記得他為共和國的外交事業作出的卓越貢獻，人們也相信這樣一個對自己的事業一片丹心的好人絕不會是在陰暗的角落裡策劃陰謀的鼠輩！人民永遠是公正的，偉大的！
當1973年12月，那場冷酷無情的鬥爭告一段落時，我和冠華十分期望早日成個家。經過了這大半年的折騰，愛情玫瑰色的浪漫已被磨去了許多。 1973年初我們對未來的憧憬已變得很苦澀。我們只覺得精疲力竭，像一隻在狂風巨浪中掙扎漂浮的小船，此時已被風浪打得遍體傷痕，只盼有一個風平浪靜的港灣可以歇息片刻。我和冠華決定盡快結婚，使我們互有依靠。冠華決定搬到我家來，放棄外交部為他修的房子。這是幾個月前週總理親自定的。在我們這一年風風雨雨的戀愛中，週總理給了冠華和我最堅定的支持。早在1973年初，在一次西華廳會議休息大家吃夜宵時，週總理說：“××當個大新聞，告訴我老喬和含之在談戀愛，我說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我早有預感了。”後來週總理又告訴冠華他批評了他的子女，對他們說應當支持父親得到幸福。父親的喪事料理完之後在一次會議休息時，週總理問我們結婚後住在哪裡。我說外交部正在給冠華修理一所部裡的房子，我準備搬進去。總理聽了皺起他那兩道濃眉說：“章可（我大哥）結婚單獨搬出去住了，你結婚又要搬走，行老的房子交給誰管？”我說我恐怕管不了，部里工作太忙。我看得出總理有些不快，心裡有點不踏實。
於是我便小心翼翼地試探說：“我想當初這房子是國家給父親的，我搬走以後是不是就把它還給國家？”週總理似乎料到了我的回答，他嚴肅地說：“你倒想得簡單。行老和共產黨合作幾十年。他是主席的老朋友。這個房子當初是主席同意為行老修的。行老去世時，在追悼會前，我對殷夫人和你妹妹親口說這房子是政府為行老修的，今後你們海外親屬任何時候回來看看，這都是你們的家。你是共產黨，說還給國家就還了，以後行老這麼多海外親屬知道了怎麼說？他們會說共產黨說話不算數！我周恩來說話不算數！”我不吭聲了。週總理接著直視冠華問：“為什麼一定要含之搬到你那裡，你不能搬到她那裡？”我搶先回答說：“這倒是我的意見。喬老爺官比我大，我嫁給他按習慣就只好搬到他家去。”週總理還是逼視著冠華問：“你也是這樣主張嗎？為什麼你不可以搬到含之那裡？男尊女卑？”冠華悠然地笑著回答說：“我哪裡有這種想法？！我願意搬到含之那裡。行老的房子比我的亮堂，是她一定要搬出來。”週總理果斷地說：“那好，就這樣定了！冠華你搬到含之那裡去！”後來毛主席聽到了，說這樣好，還風趣地對冠華說：“這一次啊，喬老爺，你可真是上轎了呵！”
就這樣，1973年的12月11日，冠華搬入了史家胡同我的家裡，從此它成為我們的新家。我深信父親地下有靈是萬分欣慰的。在他去香港的前夕，冠華同我一起去北京醫院看望他。父親已經知道我們準備結婚，為此他很高興。他對冠華說1949年開國大典之前，他從香港同其他許多黨外民主人士一起乘船回北京定居，正是冠華代表黨中央同船回來的。他說他一直認為周恩來之下冠華是最出色的外交家。最後，父親說我們結婚時他可能還在香港，如果趕不上我們的婚禮，他要送我們一點禮物。但是他太老了，不能去買禮物了。說著，父親從衣袋中摸出他唯一的那張一萬元定期存摺。這是1971年他的《柳文指要》出版之後，因為當時取消了稿酬，週總理指示送父親一萬元作為酬金。父親囑我為他辦了一個定期存摺。此時，父親很動情地說：“這張存摺送給你們，含之去買你們喜歡的禮物。”冠華當時顯得很窘，連聲說不必。我也說我們一切都有了，這錢是周總理送的，父親留著回北京用。但父親執意要我們收下。我當時想我先收下代父親保管，等他香港回來還是用在父親所需的事上。沒有料到兩個月後他在香港去世，也沒有料到這筆錢後來在冠華身陷逆境，患著絕症而經濟拮据時成了我保證他營養所需的主要財源。
當外交部總務司在1973年12月11日派車把冠華報房胡同的家搬來我家時，除了那幾箱子書籍之外，幾乎全部都是公家的東西。家具是每個月付租金從外交部租的，連那幾套中山裝和大衣都是出國時公費做的。沒有彩色電視機，沒有像樣的任何家用電器！這就是冠華！他總使我想起魯迅的話，他像一頭牛，吃的是草，擠出的卻是牛奶！而冠華正好屬牛！當年他遷來我家的那套綠色尼龍絨面的沙發是60年代中期緬甸使館替換下來運回國的。這套沙發至今仍在我的客廳裡。它們已經過幾次修理，我卻仍不捨得替換掉。女兒去年為我修繕房屋，她懂得我不願捨棄這套大約已經使用了三十年的舊沙發，就給它們做了幾個大套子。
冠華遷入我家後的幾天之後，我們在家裡舉行了一個簡單的酒會，招待冠華的同事，算是婚禮吧！來參加的自然都是顯貴的部長們。奔馳車在大門口停了一長溜儿，真正是車水馬龍！但是就在這個本來值得歡慶的婚禮之夜，我卻產生了一種不祥的預感和一種對未來的惶惑。
第一件發生的意外是當我為每位貴客斟上茅台酒，請大家乾杯時，冠華和我忙著招呼客人沒有立即喝杯中茅台。此時一位部長喝了一口後遲疑地問冠華：“老喬，你這倒的是酒嗎？”其他部長們也同聲說：“老喬，你開的什麼玩笑？這是白水吧？！”我和冠華趕緊嚐了一口杯中物，果然是白水。我忙問冠華哪裡拿的茅台。冠華說是從飯廳拿的。我忙去查問，原來當時有一位照顧我父親的女孩子還住在我家。她用一個茅台酒空瓶裝涼開水。這天晚上她裝了水放在飯廳桌上，被冠華當做新酒拿去待客了。大家自然把這插曲當個笑話，說冠華捨不得請客人喝茅台，用白開水充數，冠華也哈哈大笑。只有我心裡蒙上一層陰影。我從來都有點迷信好兆、惡兆。在婚禮上濃烈的茅台變成了淡而無味的白水，難道這會是一種不祥的預示嗎？
客人散盡之後，冠華很興奮，說出去看看月亮。我說那麼冷，別出去了。他卻非要去，說今晚一定要賞月。我只好給他取大衣圍巾，陪他到院子裡散步。冠華說：“多好啊，多美啊，我們能在一起了！”我說：“是啊，不過今晚的招待會實在像次外交活動不像婚禮！”冠華嘆口氣說：“沒有辦法，這也是應酬！”我忽然非常激動地對他說：“你知道我最想要的是什麼樣的婚禮嗎？”他說不知道。我嘆口氣說：“教堂的婚禮！”冠華捏了捏我挽著他手臂的手說：“別瞎說了！”我說：“真的，我一直幻想著這樣一種婚禮，在神聖的主的面
前，兩個人面對面，心對心，說出莊嚴的誓言：'我章含之願意與喬冠華結為夫妻，不論富貴或貧賤，不論健康或疾病，我將永遠安慰你，照顧你，忠貞不渝。 '這種誓言是發自內心的，是最聖潔的，一生一世不能背叛的。 ”冠華說：“你真是小資產階級情調。共產黨是無神論，我們用不著對天主起誓。還是對著月亮吧！那是最美的。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我早知道冠華酷愛月亮，他對著月色特別動情。但我卻隱隱地覺得那月光太冷漠太清淡，幾乎使人感到淒涼。我不禁想起那些寫月光的詩句中很多都是寫別離情的。我想起了：“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那無比哀怨的愛情誓言不也是在月光下發出的嗎？我努力想趕走那些不祥的聯想，此時冠華突然又說：“我們不用什麼誓言，只要信任就夠了。將來有一天，假若我眼睛瞎了，我相信你就是我的眼睛，我可以扶著你，你拉著我。假如那時我們一貧如洗，你就這樣拉著我去要飯，我們還是在一起。 ”我頓時心頭一驚，一陣寒流穿過全身。這婚禮之夜我們怎麼會說了這麼多不吉利的話！我不敢再往下想，急匆匆地說：“太冷了，快進屋吧！都是這月亮，我們說了這麼多不該說的話！ ”
在後來的歲月中，不知怎麼，這婚禮之夜的月下對話總是頑固地在我心裡忽隱忽現，驅之不散。冠華逝世之後，我就更為經常地想起那個夜晚，也更相信命運。冠華和我不論在性格上有什麼缺陷，或者在世俗的現實政治生涯中有過什麼錯誤，但我們兩人都心地善良，光明磊落。我們又如此真誠地相愛，彼此肝膽相照，禍福與共，為什麼我們的結局會這樣悲愴？ ！這不是命運又是什麼呢？ ！
帶著對幸福的夢幻和對未來忐忑不安的茫然，在那1973年寒冷的冬季，我和冠華開始了共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