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到冠華是在“文化大革命”處於高潮時的1967年4月或5月，地點是在我家胡同斜對過的一家小文具店。冠華當時住在報房胡同，離那家文具店也很近。那時我在北京外語學院經過了一番批判鬥爭之後，適逢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們這些“黑幫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學校兩派群眾組織的派仗圍繞著外事口的鬥爭：“造反團”堅決要打倒“陳、姬、喬”（陳毅、姬鵬飛、喬冠華），另一派“紅旗大隊”則主張對陳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張打倒姬、喬。我們這些“老保們”自然是擁護“紅旗”的主張。校園內兩派的高音喇叭圍繞“陳、姬、喬”問題天天從早到晚地爭論、對罵不休，而爭論雙方的絕大多數人卻從未見過這三位有爭議人物的廬山真面目。就在這喧囂一時的派仗高潮時，我在一個星期日上午走進那家小文具店。我正瀏覽著當時少得可憐的文具時，從外面進來一個瘦削修長的身影。我轉頭看這個顧客，他戴眼鏡，神態嚴峻，我覺得他帶著一種捍衛自己尊嚴的高傲氣質。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幾眼，而他卻目不斜視，進門就說買寫大字報的紙，買完就出了店門。當時我直覺地感到這個人是在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他剛走出店門，店裡的兩個售貨員就交頭接耳起來：
“你認識他是誰嗎？”
“不認識。”
“嗨，就是外交部的喬冠華！造反派貼了他好多大字報，要打倒他。”
我一怔，原來這就是我們要力保的“陳、姬、喬”之一的喬冠華！從他那種氣質看，是個很有個性的人，也是個很典型的知識分子。我模糊地覺得他不像我想像中的那些老幹部形象，他似乎更像一個學者。也許是當時的印像很獨特，因此多少年過去了，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卻始終留在我腦海裡。後來，我把這首次印象告訴冠華。他大笑，說那是他蒙難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寫“思想匯報”。貼“檢討”的大字報紙還要自己買。我說這大概是一種心靈的感應，使我注意到他。他開玩笑說那是月下老人牽的第一條紅線，不過夠不上“有緣千里來相會”，史家胡同和報房胡同連一里路都不到。然後，他很認真地說：“不過要是無緣，多少人近在咫尺終身也不會互相看一眼，更不會相識相愛。”
我第二次見到冠華已是四年後的1971年暮春。 1968年我在外語學院第二次受衝擊，被打成“里通外國”、“二月逆流”。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上書毛主席，沒想到主席派了8341部隊來解決外語學院矛盾。後來到了1970年，毛主席派我去湖北沙洋幹校搞外語教改並指示說教改工作結束後要調我到外交部。 1971年3月，我在幹校接到調令，於3月31日到外交部幹部司報到，分配在亞洲司四處分管南亞次大陸。
就在我調入外交部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急匆匆地從一樓辦完事要回四樓辦公室。那天上午電梯壞了，大家只好爬樓梯。我剛邁上前廳的大樓梯，抬頭看到有一個瘦長個子的背影在前面扶著樓梯把手艱難地一步步往上爬。從背後看他略彎著腰，似乎是位老者，我想這大概總是什麼領導吧！他的後面有三四個上樓的部內乾部，全都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後，居然誰都不去超越他。我覺得這個“隊伍”好奇怪。於是，我抬腿準備跑快幾級超過那位吃力地爬樓梯的“老人”。突然，一位認識我的人一把抓住我說：“別跑！前面是喬部長！”我驚訝地問她：“哪個喬部長？”她說：“外交部還有幾個喬部長？喬老爺，喬冠華你還不知道？”我更驚異，我問：“他多大年紀！怎麼這樣老態？”她悄悄在我耳邊說：“其實他也不算老，還不到六十呢。他夫人今年初去世了，對他打擊很大，本來他身體就不大好，這個打擊太大，病了一陣，我們都很替他難過，所以誰都不想超過他上樓。跟他打招呼，他要說話，更累，也真不巧，怎麼電梯壞了。”我抬頭望望那佝僂的背影，心裡不禁產生一絲同情。此時，我的身後又壓了幾個上樓的人，像達成無言的默契一般都靜靜地跟在後面。一直走到三樓部長們辦公的那層樓時，冠華略略回過頭來，見後面壓了一串人，他大概是帶有歉意，抬手向大家致意，勉強笑了一下，但氣喘吁籲，神態蒼涼。接著他轉身慢慢地向自己的辦公室去了。這是我到部里之後第一次見到他，我不禁想起那次文具店的偶遇。他蒼老了這麼多，真是令人感慨！
再後來，我和冠華開始了最初階段的接觸。從現像看那是一段我們性格的衝撞階段。我一個小科員竟多次頂撞外交部的第二把手領導，這在大機關里是很難容忍的。但我當時剛剛離開學校，確實很不習慣官氣很重的政府部門中下級對上級唯唯諾諾的風氣。奇怪的是，對于冠華和我來說，這種衝撞恰恰使我們超越了等級的懸殊，年齡的差距，達到了一種共鳴，迸發了初始的朦朧的感情。最初發生的一件使冠華很生氣的事是我沒有按我父親的囑咐把他的著作《柳文指要》送給他。 1971年秋，父親的這部巨著衝破了康生的重重阻撓，在毛主席的親自關懷下終於出版了。在全書著作的過程中，毛主席逐字逐句作了校閱、修正。父親對他晚年能見到《柳文》問世十分興奮。他親筆題字贈送各方朋友，其中有兩冊送給冠華和姬鵬飛同志。因為我在部里工作，父親就囑咐我把這兩套書送到他們兩位部長那裡。我把書拿到辦公室後不覺猶豫起來。那時我已入部半年，對部裡那些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和議論他人的習氣已有所見所聞。我想如果我把這兩部書送給姬、喬兩位外交部的最高領導，難免有人會在背後交頭接耳，說這是“用她爸爸的書走上層路線”。於是，我嘆口氣，把父親的書暫時放在辦公室櫃子裡，等到適當時機再說。豈料日子一長就淡忘了。幾個月之後，父親患感冒住在北京醫院。正逢張奚若先生也住院。張奚若是外交學會會長，冠華是副會長。一日，冠華去探望張奚老，言談中得知父親也在住院。冠華與父親早已相識。 1949年第一次政協會議前，當時的香港地下黨分批組織民主人士回北京參加政協會議及開國大典，父親的那一批正是冠華帶隊乘蘇聯輪船經大連到天津再抵北京。一路上他們已很熟悉。解放後他們也常在一起開會。因此當冠華得知父親住院，就在辭別張奚老之後到父親病房探望。閒談之中，父親問冠華翻閱了他贈送的《柳文指要》沒有。冠華愕然，不知父親所指為何著作。父親也奇怪，為何冠華未收到贈書。後來，想必冠華對他秘書發了火，因為第二天上午程秘書打電話給我時，語氣是很僵硬的。
程秘書問我：“章含之同志，你父親是否要你送過一套他的著作給喬部長？”
我答：“是有這事。”
程問：“書在哪兒？”
我說：“在我這兒的櫃子裡。”
程又問：“這麼長時間你為什麼不送給喬部長？”
我不知如何回答，搪塞說：“沒機會。”
程秘書最後很認真嚴肅地對我說：“請你立刻把書送給喬部長或者送到我這裡。以後有這樣的事希望你不要耽擱這麼久。喬部長很不高興。他還以為你把書交給我了。”接著，他又改變主意說：“算了，我馬上上來拿，你別走開。”
見到程秘書時，我請他把另一部書順便帶交姬部長。程秘書問我要不要“去見見喬部長，直接把書送給他”。我說不必了，我沒有別的話要對喬部長說，他在醫院裡見到我父親了。
我猜想程秘書把我這種對部長不大在乎的態度報告了冠華。後來，當我們很熟悉之後，有一次程秘書告訴我冠華那次的確很生氣。他從父親病房出來後回到部裡去了。一到辦公室就把程秘書叫去。
冠華陰沉著臉問他：“章行老有一套書送我的，為什麼你不給我？今天我去看他，他問我，我一無所知。”
程秘書自然冤枉，說從未見過此書。
冠華忽然記起父親說是叫“小女帶交”的。就問程秘書：
“行老有個女兒在部裡？”
程說：“是的，在亞洲司。”
冠華問：“我怎麼不知道？來多久了？叫什麼名字？”
於是，程秘書就給我打了那個電話。他說以為我會要他引我去見喬部長，沒想到我把書給他就算了。後來他給冠華送去書，冠華問他我在哪裡。程說在司裡，書是他上樓拿的並說我說喬部長已見過我父親，沒有別的話要轉達了。當時冠華未再說什麼。此後也從未“召見”過我。
但是，他顯然沒有忘記這個傲慢的“行老的女兒”，並且伺機要挖苦她一下，大概很少人當時會放棄一個與喬部長見一見的好機會，我沒有去見他多少刺了一下他的自尊自大的感覺。不久，他在一個人數眾多的場合使我很是窘迫。
這年的11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恢復中國席位的決議。這是當時震撼世界的一件大事。毛主席、週總理親自指揮了第一個赴聯合國中國代表團的準備工作。從代表團的團長、主要
成員，一直到翻譯人員以及第一個聯大發言都由他們兩位最高領導審定。團長是冠華，我是代表團翻譯之一。當人員確定之後，由冠華主持在部裡六層的大會議室召開代表團成立大會。除代表團全體成員外，還有其他部、司兩級領導參加。那天下午，我忙著司裡一個急件，等趕到會議室時，裡面已坐滿了人，連會議室門口也已有四五位臨時搬了椅子來的與會者。我也從旁邊國際司的辦公室借了張椅子，坐在門外。此時，只聽見冠華在裡面宣布開會，他簡單講了形勢和毛主席、週總理的一系列指示。因為我坐在門外，只聽見他的聲音，並不見他本人。講完形勢後，冠華說這個代表團的成員來自部內各個單位，彼此可能還不熟悉，所以互相認識一下。於是，他逐個點名。當叫到我名字時，我在門外站起來，往前挪了一步，探了下頭。大概當時不少人還不認識我，我聽到會場裡有交頭接耳的聲音，很多目光好奇地盯住我這個外來者。當時還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外交部基本上不進新人。我有點窘迫，趕緊退迴座位坐下。豈料此時冠華的聲音響了起來：
“你就是章含之？你就是章行老的女兒？”
我更窘了，只好又站起來，輕聲說：“是的。”
冠華並未放過我。他又說：
“就是你扣了行老給我的《柳文指要》？”
會場又是一片耳語聲。我不知所措，心裡很是生氣這位部長如此咄咄逼人，一點小事記得這麼牢，叫我當眾難堪。最後，冠華說：
“好吧！今天算認識你了。”
我想冠華很快就把這個場面忘記了。後來當我提到這件事時還耿耿於懷，可冠華說他不記得那是故意的，他只記得那天會上當他第一眼見到我站起來時覺得我很美。我說從那個小文具店開始到這次會上我們倆第一次對視，這第一眼的交換花了四年的時間。
以後在我們出席聯大會議期間，我和冠華之間又發生了幾次沖撞。當我們代表團抵達紐約後不久，爆發了在當時的東巴基斯坦，現孟加拉國的印巴戰爭。我當時雖然是代表團的工作人員，但遠不能理解壓在冠華身上的重擔。儘管東、西巴基斯坦這種人為的國家狀況長期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但是在我們出發之前，沒有料到會發生這樣嚴重的導致一個國家分裂的地區性戰爭。年輕的中國代表團進入了安理會擔任常任理事國，擁有著否決權，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喬冠華團長的表態。那時我們倉促來到紐約，住在羅斯福旅館的十四層，沒有自己的機要通訊條件，向國內請示只能發明碼電報，打普通長途電話。同時，中美關係剛剛開始解凍，在中國進入聯合國問題上，美國持反對態度，當時的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後來的總統喬治?布什曾竭力阻攔決議的通過。由於這些原因，中國代表團與美國政府的磋商經常不是在兩個代表團之間而是在中國代表團領導和基辛格之間，因為自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訪華開始，他已成為尼克松政府負責與中國進行最敏感問題談判的使者。在這場印巴戰爭中，中美雙方的立場是極相近的，雙方都竭力想促成停火以免東巴分裂出去後導致蘇聯勢力稱霸南亞次大陸。
就在這緊急關口，當時的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決定重新起用資深的政治家布托，任命他為副總理兼外長，並立即趕赴紐約促使安理會通過停火決議。布托是中國的老朋友，當時又為了同一目的來聯合國活動。他到達紐約後，剛剛住進彼埃爾飯店就要求會見冠華。本來，我並不擔任冠華的翻譯，但由於他的翻譯另有重要任務，臨時把我叫去翻譯。冠華趕到飯店與布托會晤，並向他通報當天上午他與聯合國秘書長吳丹會談的情況。由於上午不是我去翻譯，談話又涉及許多軍事進展和地名，我在好幾個地方都沒有翻清楚。冠華當時很急躁，對著我不耐煩地批評說：“你怎麼這樣搞不清！算了，你不要翻了，老熊（熊向輝同志，中國代表團代表）你來幫個忙。”我當時辯解說：“我是臨時通知來的，今天早上你和吳丹談什麼不是我翻的。”冠華揮揮手說：“算了，算了，沒有時間同你解釋！”我覺得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又覺得十分委屈。回代表團的路上，冠華他們還在緊張地討論當天晚上的安理會對策，沒有人注意到這個被“撤職”的年輕女翻譯。一直到電梯送我們一行到十四樓，各人回房間時，我的房間與冠華在同一方向，他才意識到我的存在，於是回頭對我說：“你也不要鬧情緒，多鍛煉鍛煉就好了。”我覺得這官氣十足的“鼓勵”實在是一種屈辱，沒回答他就轉身進屋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樓道裡見到冠華時，不知他是否覺得頭一天對我太厲害了，於是開玩笑說：“笨豬（Bonjour，法語諧音，意為'早上好'），笨豬，還想著昨天的事啊！”我怨氣未消，淡淡地說：“哪敢和團長鬧情緒！不過團長也不必罵人笨豬吧！”他說：“我的法文發音不好！”我說：“比我的英文好！”
不久之後的一天，聯合國大會要表決二十多項提案。代表團決定由符浩同志出席大會投票，我任他的會場翻譯。我們議出中國代表團對這二十多項決議的表決態度之後，符浩同志囑我“請示喬團長”。此時已是午餐時候。當時代表團全體都在二樓一個大餐廳吃飯，只有正、副代表十位領導在十四樓單獨就餐，可以同時商議事情。我匆忙吃完飯上樓去請示團長，見他們還剛開始用餐。我怕耽誤時間就過去問冠華，他是否可以馬上看一下我們的投票方案。他可能正熱烈地討論什麼事情，回頭沖我說：“連頓飯都不讓我好好吃！有什麼事情吃
完飯來不及了？ ！ ”我沒回答，坐在一邊等候。後來覺得看這些領導吃飯彆扭，於是我說：“我到團長的會客室等吧！ ”冠華未予置理。等了很久，領導們才吃完午餐，冠華走進他的套房，準備進裡面臥室休息。我站起來說：“喬團長，可以看看這份方案嗎？今天下午要表決。 ”他一怔，忘記了曾叫我等候。接著很不高興地對我發脾氣說：“你們還讓我活不活？連一點點休息時間都不給我！ ”我一肚子委屈，心想你們這些大人物吃了一個鐘點的飯，叫我等你又發火。一下子，我也生氣了，把方案往他辦公桌上一扔說：“團長愛看不看，反正下午表決，你讓程秘書還我好了。 ”說完跑出他的套房，回到房間就趴在床上哭起來了。那時和我同住一屋的是北京醫院護士小倪。她問我怎麼了。我說：“我回北京就申請回學校教書去。這外交部的官衙門，我受不了那份氣！當了官，幹嘛脾氣那麼大。小幹部就該是受氣包？ ！ ”過了一會兒，程秘書拿著方案找我來了，說喬部長看完了。他勸我不要鬧情緒，喬部長擔子重，難免急躁，大家要體諒他。後來，符浩同志知道了，又對我說：中央要老喬這次來出席聯大，任務那麼艱鉅，他很累；又說老喬心情也不好，他的夫人去世不久。符浩說老喬應該再找個伴侶，不然他的生活太苦了。我從來都是個很容易動感情，同情別人不幸的人，聽了符浩同志一番話，我覺得也許團長也需要理解，那些嘔氣的事就算了。
從聯大回國後，由於我在亞洲司，不屬冠華所管，因此也就很少接觸。轉眼到了1972年的8月，聯大的準備工作又忙起來了。中央為了協調各友好國家的關係，派冠華在大會前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巴基斯坦。東歐司的有關同志陪他去羅、阿兩國後，回烏魯木齊休息兩天，由當時的亞洲司副司長葉成章和我從北京去烏魯木齊會合後陪同冠華去巴基斯坦。東歐司的同志在新疆等我們回來後同機回京。
中午，我和老葉到烏魯木齊。下午向冠華匯報後，大家一起晚餐。那天，冠華喝了很多茅台，飯後他又邀眾人在大廳裡喝茶，他似乎很興奮。談話中不記得是誰提到“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時冠華被紅衛兵抓去的事。冠華似乎一下子被激怒起來，猛然轉頭對我說：“都是你們整的！你們外語學院的造反派在外交部安營扎寨，把我和老姬抓去，關在地下室，又關到你們學校！總理指示放人，要我們參加'八?一'招待會，你們硬是不放！你也是造反派，所以你老是反對我！”我當時被他這無名火弄得不知所措，所有人都看著我。後來，我也生氣了，我說：“喬部長，你不能不分青紅皂白亂罵人！我又沒造過你的反。我也捱過整，我們'紅旗大隊'是保你們的，保'陳、姬、喬'，你怎麼亂冤枉人！”誰知冠華更火了，他說：“你們'紅旗大隊'也是造反派！我親眼看到外交部15號門外的斗大標語'打倒喬冠華'是署名'北外紅旗大隊'。你們和'造反團'都是要打倒我的！”我試圖向他解釋紅旗大隊中有一小部分人在王力8月7日講話後怕處於被動，想拋出喬，保住陳、姬，因為喬在反右傾中受過處分，有把柄。但“紅旗大隊”的大多數人不贊成這種機會主義的態度。冠華武斷地說：“我不聽這些，反正你們都是造反派！”其他人看見我和部長爭執，都對我說：“行了，行了，你別說了。”我不干，憑什麼給我扣帽子？那晚真是不歡而散。我覺得這個部長這麼烈的性子，很難在他下面工作。但另一方面，我卻並不厭惡他，我有種好勝心想叫他知道我不是輕易可以被權勢壓倒的。我覺得這個喬部長這樣才氣橫溢，也許他是個詩人李白那樣的性格。但可惜他是個大官，因而這種性格變成了盛氣凌人的官氣，使人無法忍受。
沒料到，我和冠華關係的轉折竟也在這次出訪。我們在巴基斯坦訪問兩天，同布托和他們的外長會談。第二天下午談判結束，準備次日乘專機回烏魯木齊。晚上，我和葉成章同志整理完會談記錄，要讓冠華審閱後交使館發回國內。老葉要我拿去給冠華看。他是我的上司，我不好推辭。
我們住在拉瓦爾品第的洲際旅館。冠華住的是個很大的套間。我推門進外屋時，發現他獨自坐在客廳的長沙發上。已是夜間，屋內燈光很暗。客廳的牆壁是淺藍色的，一個伊斯蘭風格的圓形彩色大吊燈懸在屋子中間，一面牆上掛著一幅巨大的清真寺油畫。屋內點綴著許多濃烈的熱帶鮮花和散發著幽香的蘭花。吊燈下的圓桌上有個碩大的水果籃子，裡面盛滿了南業特產的各種鮮果。房間的主人顯然還未動過其中任何一樣，因為水果籃外面的透明漂亮包裝和綠白相間的緞帶都尚未拆開。這時的客廳裡只亮著沙發旁的一盞桌燈，在這足有五六十平米大的房間裡，一盞孤燈散發著幽黃色的亮光，照著那畫中的清真寺和那淡淡的藍色牆壁，一切都顯得那樣朦朧，那樣憂鬱，很容易勾起人內心的傷感。在這幽暗的燈光下，我看見冠華獨坐在長沙發的一端。此時的他似乎除去了一切的戒備，顯得疲憊、憂傷。他靜靜地坐著，似在沉思，似在幻想，又可能是在回憶。我突然從心底產生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憂傷。冠華也不急於問我有什麼事，他似乎還未從那夢境中走出來。他指指桌燈邊的小沙發，說：“坐吧！”我坐下，遞給他我整理的記錄，輕聲地說等他看完了我再來拿。他把記錄隨手放在沙發上，卻慢慢地對我說：“不忙，坐一坐吧！”屋內那樣靜謐，我們誰都不想說話。過了一會兒，冠華慢慢地說：“我知道你對我有意見。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憐，什麼部長不部長，都是空的。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我的氣。”他又說：“如果我得罪過誰，你都對他們說我很可憐，不要放在心上，何必呢！”說罷他深深地嘆了口氣。我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我被他臉上那無限的惆悵打動了，一種同情、一種理解觸動著我。我覺得那作為部長的喬冠華只是他天天必須扮演的角色，此時的喬冠華才是他全部的自我。默默地坐了十來分鐘，我說：“我走了。”他點點頭。我快到門口時他又叫我回去，說：“桌上那一籃子水果你帶走吧，你們大家去吃，再帶點回去給在烏魯木齊等我們的東歐司的幾個嚐嚐。”我說：“謝謝你，不過還是明天走的時候一起帶吧。今天也晚了，大家都回屋了。”他說：“也好，我告訴遠行（他當時的秘書。）”
我那晚辦完一切事後回到屋裡，怎麼也無法擺脫冠華客廳裡的那個氣氛，心裡空蕩蕩的。當時，我和丈夫已經分開三年，我到外交部後對誰都沒有說過。但此時此刻我突然想哭，為命運的崎嶇，為生活的不公。
回到烏魯木齊後，冠華好像仍未擺脫在拉瓦爾品第那天晚上的情緒。他顯得平靜寡言，總像是在想著什麼。晚餐時賽福鼎同志請他吃烤全羊，他似乎很高興，但過後又出現那種遙遠的神情。我的房間正巧在他套間的隔壁，我見他喜歡在走廊裡獨自散步。我們在烏魯木齊休息了兩天。第二天的上午，冠華提議大家在賓館院裡散步。我們一行十餘人跟著他在院中漫步。新疆的8月是很美的，天氣比北京涼爽，瓜果特別脆甜。走到一個大花壇前，冠華停下來，那裡栽了許多紅得發紫的大理花。冠華問新疆陪同的同志：“這花可以摘兩朵嗎？”一般當然是不允許的，但冠華要摘，新疆的同志自然說可以。冠華真是摘了幾朵，我記得當時我們十多人中一共有三個女性，他一人送了一朵，還興致勃勃地說要照個像。他要我們把花佩在胸前同他一起照像。很久之後，我偶爾翻出這張照片。我問冠華為什麼要摘那大理花照像。他說其實他就是想送一朵花給我。他並不知道我當時的生活狀況，也說不清是種什麼感覺，只是想送我一朵鮮豔的盛開的花。
一個多月後，在我們準備去紐約出席聯合國二十七屆大會時，冠華從毛主席那裡終於得知我的破裂的婚姻。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訪華後離開北京的那天晚上，記得是9月29日，第二天我們要出發。毛主席召我們去談田中首相訪華的情況，在座的有周總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鵬飛和喬冠華以及我們幾個參加中日建交公報工作的翻譯。那天，主席對於繼中美關係後又打開中日關係非常高興。他談笑風生，古今中外，講了許多話。當場的氣氛也十分輕鬆。我常常想起那段時間主席和周總理的那種融洽關係，那是多麼可貴！可惜，那是在亂的大環境中，因而在和諧的背後已暗藏著陰謀。
毛主席在講了許多歷史故事之後，不知怎麼，話鋒一轉，直視著我說：“我的章老師，今天我要批評你！你沒有出息！”我當時坐在正對主席的一張臨時搬來的椅子上，我以為毛主席還在開玩笑，於是笑嘻嘻地說：“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評，我這人是沒出息！”主席認真地說：“我的老師啊，我說你沒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經同別人好了，你為什麼不離婚？你為什麼怕別人知道？那婚姻已經吹掉了，你為什麼不解放自己？”主席當著這麼多領導，突如其來地揭示了我生活中的傷痕使我一時亂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繼而，我心頭一酸，哭了起來，邊落淚邊說：“主席，別說這事，好嗎！”主席說：“我今天就是要說。你好面子，怕別人知道，我就要說給大家聽。”在場的自周總理起的幾個領導都愣愣地看著這戲劇性的一幕，大概都覺得不好插話，一時出現了幾秒鐘難堪的沉默。我終於說：“主席，你批評得很對，我回去就辦，本來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講了，我一定解放自己。”主席說：“那好！辦完了我祝賀你。”
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我沒有想到毛主席會深知我個人生活中的波折，但我深感他對我父輩般的關懷。主席同我父親有著半個世紀的友情。早在1919年前後父親摯友楊懷中先生（楊開慧烈士之父）就把毛主席介紹給父親。 1921年主席找到父親請他幫助一批有志青年去歐洲留學。父親不僅自己慷慨解囊，而且在社會名流中集資，共籌措兩萬銀元。 1963年，主席對我說其中一部分資金由主席帶回湖南，成為支持革命的重要財政來源。 1945年在重慶，父親又直言勸主席早回延安，不可輕信蔣介石的和平諾言。全國解放後，毛主席雖然日理萬機，但仍與父親保持密切聯繫。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僅是黨的統一戰線的光輝典範，而且是個人之間真摯的友情。 1963年，主席七十壽辰，父親帶我去赴主席的家宴。就在那天晚上，主席要我幫他學英語，從此戲稱我為他的“章老師”。此後，我除了每週幫主席學英語之外，還成了主席與我父親之間的“聯絡員”。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給主席寫信說我不理解這個運動，他給我贈言，要我“經風雨，見世面”。 1970年我再度見到毛主席時，我正在北京針織總廠下放當工人。主席叫我去，給我任務要我回外語學院搞外語教改，並且親自指示我搞完教改方案不要再留在學校。主席把我派到了外交部去。當時他說：“我們現在需要女外交家，我看我這個章老師可以。又能說又能寫。你給我寫的信硬是蠻厲害的呢！你要到外交部去，當發言人！”就這樣，毛主席決定了我後半生的命運。外院的教改還未完成，中央來調令，要我立即到外交部報到。我常常想，我的一生雖然能見到毛主席的機會並不如其他一些人多，但他卻在我人生的關鍵時刻決定了我的命運。對於我來說，他有一種神的力量！
現在，毛主席又為我開闢一個未來新的感情世界。過去一切悲歡離合重映在眼前，我默默地回味著生活的甜、酸、苦、辣，既沒有悲傷也沒有興奮。那年我三十六歲，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已近尾聲。本來應該是生活與事業豐收的時節，我卻面臨著一切從頭開始的後半生。心裡只覺得空空的，好像回頭看，走過的路已無踪跡，我又重新站在人生的起跑線上。我這大半生常常為這種空蕩蕩的感覺所困擾，總感到我留下的悠悠往事像雲霧般飄過天際，剩下在我眼前的總是一片空茫！一切榮辱都畢竟是過眼雲煙，真正使我難以排解的是折磨我大半生的那無盡止的孤獨！
主席語重心長的談話之後的第二天，我就隨中國代表團赴紐約出席聯大會議了。這年，我是團長喬冠華的主要翻譯。世上的事總像是由不可知的命運在操縱，我沒有想到冠華當時心中已萌發的對我的情感，因而也沒有想到臨行前主席這番話所激起的冠華感情上的波瀾。但不久，我就意識到我需要面對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抉擇。
這一年的聯大會議開得十分平淡。正像後來冠華說的那樣，70年代不知怎麼，凡是逢單的年頭世界上必出大事，如1971年的印巴戰爭，1973年的中東戰爭，以及1975年的印支形勢變化；可是逢雙卻都無甚大事。作為團長的冠華相對說這一年比較輕鬆。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此時已買下紐約西區六十七街林肯中心對面的舊旅館，改造為代表團駐地，因而生活比第一年住在羅斯福旅館十四層也方便許多。冠華計劃聯大會議之後回國途中訪問英、法兩國。按出發前的方案，我也是他訪問歐洲的主要英語翻譯。
從1971年開始，週總理囑咐每年赴聯大的代表團都由民航派專機送至巴黎，他說他每年都要去機場送行。那天晚上出發前在總理的西花廳開會，散會已是十點多鐘，回家取了行李就直奔機場。儘管冠華一再勸阻，週總理還是去機場在飛機旁一一與全團人員握手告別。
到達紐約之後忙碌了幾天，我常常覺得冠華若有所思，對我也很客氣。終於有一天，我們之間發生了一段微妙的談話。那時，每年的聯大會議是最好的國與國之間雙邊、多邊會晤的機會。冠華除了代表中國政府作大會發言外，大量的工作是在會外與各國外長的接觸。這天上午，他有一個會見，地點約在大會大廳後面的休息過道。大會開會時，那裡比咖啡廳安靜。我和禮賓司的一位同志陪同冠華到了會見地點後等了十多分鐘仍不見對方來。禮賓司的同志說他去會場內找一找，於是整個寬敞的大過道就剩下了我和他兩人坐在長沙發上。我們交換了幾句沒有什麼意義的對話後都沉默了。然後，冠華突然問我：“那天主席說的情況是確實的嗎？”我一時沒有反應過來，我說：“什麼情況？”他說：“就是主席講的你個人生活的情況。”我立即知道他指的是臨行前在主席那裡的談話，一時有些慌亂，最後我說：“其實我們早已分開三年了。沒有辦手續是有一些客觀原因，那時他也處於政治壓力下，我不願增加他的困難。主席批評我，是為我好，我回去就按主席指示辦。”冠華顯得很不自然，乾咳了兩聲說：“那好！”就再不往下問了。我也很不自然。一種心靈的感應告訴我，冠華並非坐等客人無聊隨口問問以示領導的關懷。後來，冠華突然站起來說：“我想走走！”就在過道上來回散步直到禮賓司的同志把客人找來。
那次短暫對話後一切似乎恢復原樣，我仍陪同冠華會見客人，我們再沒有提到我個人生活的話題。然而，我深知一種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我和他之間。過了些天的一個夜晚，冠華那層樓的服務員小朱下來叫我們四五個人上去，說：“喬團長今晚無事，想請大家到他房裡聽音樂。”我們上去時，冠華已在放貝多芬的交響樂。他酷愛西方古典音樂。在我們結婚前夕，他的孩子沒有與他商量從家中搬走了一切之後，他曾說他最捨不得的是他積存一生的五百多張唱片。他愛貝多芬，更愛肖邦的鋼琴曲。那天晚上，誰都不說話，只是沉浸在一首首的樂曲中。冠華只是在換唱片時似乎從夢中醒來，說了一句：“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後來，我記得在政治動亂的歲月，他十分苦惱時唯一的寄託也是音樂。我曾經嘆息地對他說：“其實你應當是文學家或者是音樂家。唯一不適合你的就是政治家。你毫無掩飾地宣洩你的感情，這就是搞政治最大的忌諱。”他反唇相譏說：“你不也是這樣？”
那天晚上聽到十點多鐘，大家站起來說：“喬部長休息吧，我們回去了。”他點點頭。可是我們走到房門口時，他突然叫我留一下。我以為是第二天開會的事，可他卻說：“沒什麼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聽一張肖邦的鋼琴。”於是，我默默地坐在他對面的沙發里，我知道在悠揚舒展的鋼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靜。一種磁性在吸引我們靠近，但又有一種社會的無形壓力在排斥我們的接近。幾個月之後，冠華告訴我那天晚上我走了之後，他很久不能平靜。半夜，他起來想寫點什麼，但心緒很亂，只寫了兩句話：“晚風孤夜深秋院，隔江人在雨聲中”。他說這是寫給我的……
此後不多天，大約是11月初，外交部的一位“通天人物”突然打長途電話到代表團點名要我立即回北京，說有重要任務。我接到通知後去找冠華，我多希望能按原計劃陪他去歐洲訪問。我說我沒有那麼重要，國內不可能有什麼事非我不可。我問他是否可以和部裡商量原計劃不變。他說他已經打過電話，部裡那位“通天人物”大發雷霆說是中央有重要任務要我回去，不得更改。那時中美之間沒有直接通航，來回都要經巴黎乘一周一次的法航。為了按時趕回北京，我訂了11月8日的機票。沒想到這一天紐約下起了暴雨，本已是深秋，卻雷電交加。不到半日，許多街道已積水很深，不能通行了。我們同行的有四位，飛機是晚上七點多的，但由於天氣惡劣，代表團決定我們下午四點就出發。三點多鐘時，突然接到通知說團長要廚房做了麵條，為我們送行，要我們到十層會議室去，他陪我們吃麵。我們其實剛吃過午餐不久，但還是都上樓了。冠華滿面愁容，非常擔心我們在雷雨天起飛的安全保障。我開了句玩笑，說：“團長，你們今晚睡大覺的時候，說不定我們四個人已掉進大西洋裡餵鯊魚了。”沒料到冠華頓時緊張起來，失態地對代表團陪我們去機場的同志大聲地說：“今天不走了！不能冒這種險！我的決定，我負責！”我很緊張，馬上說我是開玩笑，沒有把握飛機是不會起飛的。再說，要按時趕到北京只能乘這一班飛機。冠華沒有堅持，但顯得異常焦躁。他送我們到大門口，一再囑咐要小心，還關照送我們的同志說萬一有雷，還是考慮返回，切不可冒險。上車前，他交給我一封信說要我回到北京送給仲曦東同志。車涉著深水艱難地往機場走，路上竟花了三個多小時。到了機場已過了原定起飛時間，但因為所有航班全部延誤，所以還在等候。晚上九點來鐘，機場人員找到我們，說有電話。代表團陪同我們的同志接完電話後回來為難地徵求我們意見說喬部長親自來電話，要叫你們回去。我直覺地感到冠華在對我們四個人的關懷中有著一份對我的情意。但我知道此刻的他又處於極不理智的狀態。因此，我說請報告團長，行李都已托進去了，不好撤出。如果安全係數不夠，法航會取消這班飛機的，請他不必為我們擔心。
很久以後，別人告訴我那天在紐約代表團駐地，很多同志都不理解冠華為何如此激動煩躁。他每隔一小時就叫辦公室打電話問機場我們那次航班起飛沒有。到了晚上九點雷雨還不停，他斷然下令叫我們返回。後來，飛機大約於午夜起飛，一架巨型波音747大多數旅客都退票了，整個機艙只不過十多名乘客。當飛機平穩地飛越大西洋時，我的同伴們折騰一天已疲乏至極，一人一排位子躺下睡著了。我換到一個靠窗的位子，推開窗板，默默注視著外面黑漆漆的蒼穹，心潮起伏，矛盾重重。我已不可避免地面臨一次重大抉擇，但要下這決心是多麼不易啊！
冠華訪英回國後，我猜想他向仲曦東同志吐露了他心中的情感，因為冠華第一次到我家來訪是和老仲一起來的。不巧，那晚我有活動不在家。九點多回到家，父親的老管家高升告訴我：“來了兩位客人看你，一個戴眼鏡，瘦高個；一個矮胖，都是五六十歲。”這大約是在11月中下旬。第二天，冠華來電話證實他和老仲來過，想看看我。我們都在客氣中流露出一種拘謹。冠華問我那個大雨之夜我從紐約回來路上可好。我說挺好。三百多位子的波音747只坐了十多個客人，都退票了。不過大西洋的鯊魚不要我們。他說：“還開玩笑呢！我為你擔心了整整一夜。一早我叫他們打電話去巴黎，知道你們平安到了，我才放心。”我沉默，不知何以作答。他又問我陪同尼泊爾客人去了哪裡。我說長沙、桂林。他問有沒有拍照。我說新華社派了記者，拍了不少。他說是問我個人有沒有。如果有，找幾張給他看看。我答應了。第二天我把在漓江的幾張照片裝在信封里送給他的秘書請他轉交。
此後，在我正式辦完離婚手續之前，我和冠華一周通幾次電話。我們從不談愛情，也不談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種深深觸動兩顆心的感情已難以抑制。終於有一天，在電話上冠華突然問我離婚手續辦得如何了。我說快了，只需去一次派出所正式拿個證就完了。他停頓了好幾秒鐘，我的心很緊張。最后冠華說：“I love you. Will you marry me?”（我愛你，願意嫁給我嗎？）我握著話筒的手禁不住地顫抖，我哭了，但我說：“我知道，謝謝你，但這不可能！”冠華問為什麼？我說我也說不清，但這個社會可能容不得我們的結合。他聽了就激動起來，說了許多，都用的英語，大概是怕他的孩子聽懂。那天晚上我的思緒亂極了。我知道冠華要給我的這份感情是極其珍貴的，也許這就是我從年輕時代開始一直尋而不得的那份純情，捨棄它將是我終生的遺憾。但面對現實，我又極為清醒地意識到，一旦這段愛情公諸於世，它就會被潮水般湧來的世俗偏見所玷污。無論是冠華或我都可能難以抵擋來自社會習慣勢力的壓力。於是，我深夜起來給冠華寫了一封長信。我說我已無法欺騙自己我對他僅僅是友情。我也相信我們之間來之不易的愛情是極其真摯的。但是此時此刻我們彼此更需要的是清醒和理智。我沒有勇氣面對輿論的嘩然，也害怕面對社會各種人懷疑的眼光。我們此生恐怕只能成為朋友，我會永遠視他為我的良師益友。我們最明智的決定是把這段萌芽的戀情深深埋入心底。
我在信中說，我做出這理智的決定不僅僅是我可能經不起流言蜚語的襲擊，我更多地是考慮這種“人言可畏”的浪潮會給他當時蜚聲中外的名譽帶來的損害。我說我自幼孤獨，沒有家庭和親情的溫暖；我的第一次婚姻又是以失敗而告終。我何嘗不珍惜他給我的真情。但世上最偉大的愛情往往意味著自我的犧牲。我從少年時代起把全部的感情都寄託在中外的文學著作中。在我喜歡的作品中有一本是小仲馬的。人們大都熟悉的是改編成歌劇的，而我卻是讀過好幾遍原著的英譯本，有許多撼人心扉的段落在歌劇中都被簡化了。這個作品使我震動的是瑪格麗特為了愛情所付出的以生命為代價的自我犧牲。她在接受亞芒的愛從而得到幸福但卻犧牲亞芒的社會成就，與放棄亞芒的愛讓他因誤會而恨她從而斷絕戀情，去獲取事業的成就之間選擇了後者。為此，她毅然走了一條自我毀滅的道路。我認為這種愛是最無私、最偉大的。試想我們的結合會引起多少對他聲名的詆毀！無數舌頭會在全北京，乃至全中國散佈著同一條花邊新聞，說喬冠華愛上了一個比他年輕二十二歲的章含之只是因為她漂亮，而章含之又為了嫁給有名氣有地位的喬冠華而同丈夫離了婚。誰也不會去認真問一問這是否真實。我們倆縱有千百張嘴也難以解釋。我不能忍受在人們見到他的形象時夾雜在議論中的是這樣的誹謗。我不能像瑪格麗特那樣使他恨我，但我願在這愛情初始之時用理智把它深埋。
信送出去兩天就收到了冠華的回信。他在信中極其憤慨，簡直是發怒！他說他根本不聽我那套小資產階級情調的什麼自我犧牲，那都是一派胡言。如果我們真誠相愛，為什麼要怕別人說三道四？他說我那些托詞根本上說是不敢去沖破世俗的鎖鏈，去得到自己的愛。他說他從來沒有看重他自己的官位有多高，名聲有多大。這些本來就是身外之物。如果為了愛情要捨棄一切，他也完全無所謂。那才是真正無私的愛。他需要的是我的愛，不是什麼折磨他也折磨我自己的自我犧牲。
我不知往下該如何辦。冠華仍舊隔一兩天就來電話。我說讓我冷靜地好好想想再回答你。正在這時，大約是1973年的3月上旬，我最終辦完了離婚手續。當時，我情緒很不穩定。為這過去生活的結束既覺得輕鬆，又覺得惆悵。對於今後的事又實在舉棋不定。我辦完離婚的當天只告訴了一個人，就是我在外交部的好友唐葉文。關於小唐，我忍不住要多寫幾句，因為她是我在外交部十年認識的眾多人中最誠摯、最善良也最不幸的一個。我欠了她很多的情，恐怕今生也難還清。特別是後來她因為受我牽連挨了不少整，我無法償還這筆債。 1984年她的丈夫，當時也在外交部工作的老方又不幸患癌症去世，她那一段的日子是淒苦的，而我又無法給她以安慰。在我1971年入部時，儘管我在外語學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但到了外交部卻是從科員做起。小唐當時是我的副處長。後來我升了副處長，小唐昇了處長，仍是我的上級。再後來，我升了副司長，小唐卻還是處長，變成了我的下級。在外交部的環境中，這種升遷變化往往會形成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何況小唐是1952年就入部了，比我早二十年！然而，她卻絲毫不在意，不是虛假的，是真誠的。在名單尚未宣佈時，她就說：“你可能要升到司裡去做領導了。開會徵求意見時，我很贊成。你好好乾吧，我會配合你的！”我說你在部裡資格比我老多了，這樣安排對你恐怕不合適。她說你能力強，外語好，這沒有什麼不合適的。以後，我們的合作極其融洽，從未發生過矛盾。我也從來都把她當做知己，任何個人的事和想法都和她談。萬萬沒有想到這種真誠的友誼後來竟使她蒙不白之冤，一直受到株連。因為她後來還留在部裡，為了不使她的處境困難，我們雖在同一城市，我都幾乎從不與她聯繫。凡是遇到熟朋友時，我必定要打聽小唐近況。現在小唐也近六十，快退休了。我想今天我插了這一段回憶已不會再給她增添麻煩。
正因為我和小唐的友誼，因此從紐約回來後不久，我就把發生在冠華和我之間的一切都告訴了她。小唐和老方從一開始就極力支持我們。他們認為冠華和我是難得相配的一對，年齡的差異不會是我們的障礙。就在我告訴小唐我已辦完離婚手續的第二天，我剛從食堂吃完飯出來，小唐神秘地拉我到辦公室走廊，對我說：“你們那位老爺知道你辦完手續，高興得快瘋了！”我說我誰都沒有說，是誰去告訴他的。小唐說那天上午，老方陪冠華見外賓，是在當時外交部樓梯上那間最大的部長會客室。送走外賓後，老方走到冠華身邊，悄悄地把這消息告訴了他。老方中午在食堂和小唐一起午餐時告訴小唐，冠華聽後先是一愣，問為什麼我不告訴他。老方說我可能要等情緒穩定一些就會告訴他的。接下去，冠華突然從沙發里站起來，快步走到窗前。那天外面正在下著一場春雪，紛紛揚揚的雪花從天而降，在窗外形成了一片白色的霧。冠華猛地推開窗戶，用他那詩人的激情大聲呼喚：“多美啊！這雪，多純潔啊！”春寒料峭，一股寒氣夾帶著片片雪花沖進溫暖的會客室。當時還留在屋裡陪見的同志驚異地看著冠華，莫名其妙地縮起頸脖陪他在寒風中站著。只有老方懂得冠華此時此刻心中洋溢的感情波瀾。
當天晚上，冠華突然在一個宴會之後來看我。我不想驚動父親，請他進了南房父親的小書房。冠華什麼都沒有說就把我摟在他懷中，這是我們第一次那樣親近。我默默地流淚，他輕輕地說：“什麼也別說了，我們現在只要想未來。”就在這同一天深夜，實際是第二天凌晨，急促的門鈴聲把我驚醒。毛主席也聽到了我辦完離婚手續的消息，派人送來了一筐紅蘋果，是金日成首相送給毛主席的。來人說主席祝賀我自己解放自己了。我激動得不能自己，那天晚上我真正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有著毛主席慈父般的關懷，又有著冠華給我的真情，過去那一切少年時代的孤獨，青年時代的徬徨以及感情的失落此時此刻都得到了補償。我把主席送來的大紅蘋果抱在懷裡，蘋果不僅碩大而且紅得特別紫艷光亮，發出一種誘人的香味。我撫摸著那蘋果猶如撫摸著我對未來的夢想。很久很久，我才帶著那個甜美的夢睡著。第二天早上，我挑了十個蘋果，附了一封短信，請人送到冠華的住處，我說願他與我共享主席對我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