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誰說草木不通情》，裡面寫了這院中的柿子樹和梨樹。尤其是寫了那棵被冠華拯救下來的梨樹。我對這兩棵樹傾注了許多深情！後來柿子樹北邊垂在我們臥室窗外的那大枝幹莫名其妙地枯死了，斷裂了。這枝幹自從掛果以後，不管大年小年，它總是結出一對碩大的並蒂柿，從青綠到橙紅，就掛在窗前。冠華視之為珍寶，誰都不許碰，一直到熟透時，他才親手摘下，還要在床頭掛幾天。一直到我說再不吃就要掉下，軟柿子會摔爛在床上的，他才同意一人一個吃掉。
從客廳裡往院中看，不知怎麼突然發覺在這居住了三十三年的四合院裡，最美的竟是前院那兩棵大榕樹。每年它們開花很晚，但粉紅色的絲絲縷縷的花朵卻一直可延續兩個月之久。白天，那一片粉色的雲霧給炎熱的夏季帶來清涼與柔和。晚間那成千上萬的花朵散發出滿院的芬芳與溫馨。那種甜美的香味讓人想起最純真的愛情。它並不那麼濃烈，但卻那樣幽雅，那樣持久，那樣刻骨銘心。
久久地望著從南房屋頂上瀰漫出來的榕樹花，我突然傷感起來。我怎麼沒有意識到這兩棵樹竟已從那屋頂往上長了足有兩三層樓高了？記得十二三年前它們還剛剛長出南房屋頂大約一米左右。我和冠華坐在後院廊子上，望著那冒出屋頂的榕花，他說：“你看這榕樹沿著房頂走的姿態多美！它多像一條龍。東邊那一簇花組成了龍頭，中間起起伏伏是苗條的龍身，那西邊是龍尾。這條龍是青春少女。自然間的萬物真不可思議！”從此，我每年夏天總要望望這條粉紅色的神話般的龍。後來，不知從何時開始，我不再尋找它了，因為我受不了回憶的痛苦與折磨，我必須掙脫這種失落，重新面對生活。
於是，我突然發現那榕樹竟已成為兩棵大樹了。那條原先是身材苗條、婀娜多姿的粉龍也已從少女變成了蒼勁的老龍，它不再蜿蜒在南屋的房頂上，而是高高盤踞在一座粉紅色的山脊上，俯視這滄海桑田，也俯視這小院的變遷。我不禁潸然淚下。多少次努力想成為生活的強者，換來了多少賓客的歡笑。可又有多少人知曉這歡笑後面深埋的悲哀。我說不清我究竟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也許生活本身就無所謂成功，也無所謂失敗，我又何必為此而苦苦追求呢？ ！但我有一份珍貴的回憶，即使是過去的痛苦，當那一頁成為歷史時，覆蓋了創傷的心才意識到真正可貴的是我有幸經歷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人生，使我有今天的成熟，可以面對歷史沉思。
七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誰說草木不通情》，裡面寫了這院中的柿子樹和梨樹。尤其是寫了那棵被冠華拯救下來的梨樹。我對這兩棵樹傾注了許多深情！後來柿子樹北邊垂在我們臥室窗外的那大枝幹莫名其妙地枯死了，斷裂了。這枝幹自從掛果以後，不管大年小年，它總是結出一對碩大的並蒂柿，從青綠到橙紅，就掛在窗前。冠華視之為珍寶，誰都不許碰，一直到熟透時，他才親手摘下，還要在床頭掛幾天。一直到我說再不吃就要掉下，軟柿子會摔爛在床上的，他才同意一人一個吃掉。我不愛吃柿子，但這對並蒂柿卻是每年都要吃的。然而這枝幹突然隨著鍾愛它的主人去了，我少了一份觸景生情的痛苦卻多了一份淒涼和惆悵。再後來的一個春天，那棵被冠華拯救但在他離去之後死去一半的梨樹也默默無語地死去了。我剛發現它死去時異常激動，為什麼造物主要奪去我這點點滴滴的回憶！時間長了，我又忽然悟出這恐怕是冥冥之中的冠華神靈猶在，它有意遷走了那結出並蒂柿的枝乾和這半棵梨樹。他不忍看到我受回憶的折磨，他要我擺脫陰霾，堅強起來。
可現在，在他離去十年之際，我又記起了這兩棵榕樹，那不也是冠華拯救的嗎？ 1974年，冠華遷入我家這院子的時候，當時的外交部保衛部和總務司為了部長的安全建議改造大門，把原來的漂亮大紅門封死，從前院臨街房屋打開一個新的鐵門，還要砍去前院的兩棵榕樹，以便部長的汽車可以從大鐵門直接開進院子而不必在大門外下車。我自然是不贊成的。如果大門改變，這房子的結構就破壞了，而父親當年是力主保存這院子的一切風格的。但冠華當時官大，要由他作最後決定，而我料想他不會同意。果然，他態度十分堅決。他說：“毀掉這四合院的結構簡直是犯罪！”他說：“不要把自己搞得這麼緊張，哪裡有那麼多敵人！誰會來殺我？共產黨的官為什麼怕見到群眾？！”他說：“這麼兩棵漂亮的樹怎麼可以砍去？！”總務司、保衛部只好讓步，此後，除了有時從車庫上車、下車，一般地他早早晚晚都在門前下車，與街坊鄰居打打招呼。那時胡同里年齡稍長的男人稱他“喬老爺”，年齡稍長的大媽大娘們一般都不直接和冠華對話，她們稱我“妞她媽”，叫冠華“你們老頭兒”。直至今日，胡同里一些老人們仍會拉住我的手絮絮地念叨當年“喬老爺”進出胡同的情景。
我從回憶中醒來，不覺深深地嘆息。這一切難道是真的？悠悠歲月已流逝了二十個年頭。望著鏡中的自我，不論人們如何稱羨我“永葆青春”，我知道那是我的精神在支撐，而無情的歲月畢竟留下了比比可見的白髮和縷縷的皺紋。我又想起當年冠華的花白頭髮幾乎也是這樣，而我那時卻是滿頭青絲。有朋友建議冠華把頭髮染黑，他大笑，說他不干這蠢事。冠華說周南形容他的頭髮顏色是“Romantic Grey”（浪漫的灰色），他特別欣賞。又有一次，我發現了一根白髮，大驚小怪地對冠華說：“不得了，我有白頭髮了。”他卻“幸災樂禍”地說：“好極了，最好多一點，你也變成Romantic Grey。我們的顏色一樣了，我更高興。”如今，我真的變成Romantic Grey了，可冠華又在哪裡？打開我珍藏的檀香木盒子，取出冠華溘逝後我托吳蔚然院長替我剪下的他兩鬢的兩縷灰白頭髮，這是我唯一保存的冠華身體的一部分。我默默地對他說：“快了，我也快是你喜愛的顏色了。”
前些天，冠華的老友宮達非同志勸我要活得灑脫一些。他說冠華逝世已十年了，我不能總是折磨自己，對他難以忘情。我說這些年以來我好多了。不過感情這種東西是無法用理智去控制的。我也希望更灑脫一些，忘卻是不可能的，但我願把對冠華的記憶埋得更深一些。我說今年是他逝世十週年，我想寫一篇長文章，把他和我的故事告訴人們。然後我希望此後的十年我能活得更輕鬆一些。
於是，就有了紀念冠華逝世十週年的下面這篇文章。
最後的中秋夜
1983年9月22日北京醫院喬冠華病歷的最後一頁如實地記載了他生命的最後一刻：83－9－22 上午神誌不清，不會講話，叫不應，尿床，昏迷狀態，口唇發紫，呼吸28，心率120，吸氧。
用藥後9∶00神誌清楚，叫能應，點頭或搖頭。 9∶40何英、朱大姐來看時，神誌清楚，還笑了一下，走時還招手告別，並從夫人手中喝了幾口白蛋白。
9∶45呼吸減慢。 9∶50呼吸停止，作人工呼吸，請麻醉科高主任插管，維持呼吸，給氧。
10∶03心臟停止跳動，兩側瞳孔放大，搶救至10∶40a.m.心臟按摩十分鐘仍無效而死亡。
死亡原因：晚期肺癌，呼吸衰竭。
搶救時，顧主任、錢主任、沈主任、李護士長及部分護士同志參加。逝世後，由郭副院長及錢主任送至太平間。
病歷中最後的句號成了冠華轟轟烈烈一生的休止符。他就這樣離開了我，離開了他熱愛的生活，離開了他眷戀的人間。他帶走了我對他的愛，也帶走了他的許多未了之情，未訴之冤。他留給我的是無盡的思念和孤寂，也留給我一個沉重的十字架，要把他尚未來得及說完的話告訴始終在關心他和我的眾多善良的人們。
直至今日，每當中秋節來臨，我總禁不住心的顫抖。街上的月餅也總引起我對十年前那個難以從心頭抹掉的中秋之夜的回想。 1983年的9月21日晚是冠華在人間度過的最後一個夜晚，也恰巧是那一年的中秋之夜。他已多日斷斷續續處於昏迷狀態，我也已忘記什麼是睡眠。病房裡只有我一個人在一盞孤燈下守護著隨時可能病情劇變的他。白天，我請司機老張從北京飯店買了兩塊月餅，我知道這是我同冠華共度的最後一個中秋夜，我多麼希望他睜開眼再看看我，也看看他一生最喜愛的月亮！
半夜三點多，當我趴在床沿上昏昏沉沉似睡非睡時，我感覺他無力的手在撫摸我的頭髮。我猛醒過來，抬頭看，冠華果然微微地睜開了眼，張嘴想要說話。我為他擦臉，餵他喝了幾口水，此時他精神似乎好了一些，舉手要我坐在床沿邊的椅子上。他握住我的手，竭力想說話，卻只有喉頭沙啞的聲音，不能成語。我把一塊月餅切成兩半拿到床前，對他說：“今天是中秋節，我買了月餅，我們分一塊，你嚐嚐。”冠華都聽懂了，艱難地微微笑了一下。我把切開的月餅送到他唇邊，他動了一下嘴唇，碰了碰月餅，點頭表示他嚐過了，又指指我要我吃。我把他剛剛碰過的地方咬了一小口，卻難以下嚥。冠華此時又在掙扎著說話，他用顫抖的手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嘴唇不斷在顫抖。我趴在他唇邊，聽到他喉嚨裡的聲音說：“你……我……十年……”接下去聽不清了，他又用手比劃，加上十分微弱的含糊不清的嗓音，我聽出他的意思是說：“你和我，十年了，苦了你。我要說的話你都明白。”我見他如此吃力，心都碎了。當我用手巾替他擦汗時，我猛然發現他眼裡滾動著的兩滴晶瑩的清淚正悄悄地滴在枕上。他是個堅強的人，一生很少流淚。此時此刻，他知道訣別即在眼前，他難捨我們十年的患難情意。我知道他有千言萬語，此時卻無法說出來。我強忍淚水，伏在他耳邊說：“我一切都知道。你會好起來的。不要說了，你想說的一切我都明白。”冠華寬慰地點點頭，不久又陷入昏迷。
我望著昏睡狀態的冠華，想起那天下午所發生的一切。那是他最後異常清醒的一段時間。許多朋友知道他病危紛紛趕來看他。當習仲勳同志代表中央走進病房時，我湊在他耳邊對他說：“仲勳同志來看你了。你有什麼話要對中央講，是不是都對仲勳同志說？”
在此半年多以前的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央曾委託習仲勳、陳丕顯兩位同志在中南海約冠華與我談話。會見十分親切，他們談了許多往事。習、陳兩位又詳細問了冠華的病情。最後，仲勳同志說：“過去的事情一風吹了，一筆勾銷。你是黨內老同志，受點委屈要想得開。”丕顯同志講到他本人受過的不公正對待，並說：“我們入黨幾十年，差不多都經過這樣那樣的挫折，受過委屈，你也不要計較了。你有那麼多豐富的外交工作經驗，還要為黨的外交事業多作工作。”他們兩位還徵求冠華對工作的意見，說外交戰線需要他發揮作用，十天半個月就可以定了。冠華非常激動。儘管當時他知道癌症已經擴散，但他說雖然他病了，但他還是渴望投身工作，最後為黨做些貢獻。後來聽說出現了這樣那樣的阻力，最后冠華被安排在對外友協任顧問。因為有仲勳同志半年前那一段談話，所以我以為冠華還會有話要對仲勳同志講。但沒有想到他只是微笑著對仲勳同志打招呼說“謝謝你來看我”，然後側過頭來輕聲對我說：“不說了，什麼都不用說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一切已遲，生命已到盡頭，何必再說！我知道他的心是坦然的，也是淒涼的。
我送仲勳同志離開病房時，走廊裡聚集了許多朋友。此時夏衍同志從門口急匆匆拄著拐杖走過來。我馬上請夏公先進去。冠華見到夏公臉上泛起一陣喜悅。他拉住夏公的手，不等夏公開口就清楚地說：“兩次，1958年，我就說過'留取丹心照汗青'。1968年，你進去了。我沒有更多要說，還是這兩句話'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段完整的話是冠華留在人間的最後遺言。我知道在他彌留之際的半夜對我想說的也是這個意思。他說的“兩次”，一次是1958年他在外交部被錯誤批判為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受了“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另一次是1976年的冤屈，他終於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然而，不論這兩次的鬥爭給了他多少磨難，他對黨、對人民、對國家卻一片丹心，始終不渝！歲月的流逝不會使冠華的一片丹心黯然失色，反而會越來越光照人間……！
冠華逝世的當天下午，他的老友胡喬木同志從外地發來了唁電。我當時讀著電文，禁不住淚如雨下。那些年當冠華處於逆境時，他從未去找過身居高位的老友。但他們畢竟是半個多世紀的戰友，同喝家鄉水，同出清華園，同用“喬木”名，喬木同志是深知冠華的。他當時的唁電全文是這樣的：
炳南同志並轉含之同志：
驚悉冠華同志於今日逝世，不勝痛悼。冠華同志投身革命近半個世紀，對黨和國家的貢獻不可磨滅。晚年遭遇坎坷，方慶重新工作，得以博學英才，再為人民服務，不幸被病魔奪去生命。這固然是黨的一大損失，也使我個人失一良友。惜因在外地，未能作最後的訣別，實深憾恨。謹希含之同志和全體家屬節哀。
胡喬木
九月二十二日十五時
後來的喪事一言難盡！儘管半年前，習仲勳、陳丕顯同誌已當面代表中央與冠華談過話，講清了一切，某些有關部門及某些人卻仍在悼詞評價、登報是否發表照片以及骨灰安放位置等等方面一再想要製造困難，壓低規格。當時，對外友協的領導還是力爭按原則辦，但卻僵持不下。我對這場爭議感覺麻木。冠華的逝世已使我痛不欲生。對於這身後的一切，我已看得很淡。我也不懂為什麼活著的人對一位已作古的逝者還要如此糾纏。最後友協領導徵求我的意見，我只是說“冠華一生，無需他人在他身後評說。歷史和人民是最好的見證。我不想在我痛失冠華之後去爭論悼詞的每一個字，或報紙要不要登照片。冠華已超脫這一切。他也不會要我去為此斤斤計較，吵鬧不休。但我自然也不會同意在他不能為自己說話時任人擺佈地去貶低他。既然有爭議，那麼我建議，一、取消官方的遺體告別儀式，改為家屬自辦的遺體告別，老喬生前的朋友可自願參加；二、不必去搞悼詞和評價這類書面東西因而正式公告也就暫不登報；三、骨灰不存八寶山，由我自己保存。”有些好心的朋友勸我，別的還可以按我說的辦，只是報紙還是要登的，因為那是“政治待遇”，登了對我今後有利。我說：“當初與冠華結婚時，面對那麼多流言蜚語，我們兩人就說過如果能當平民百姓，多麼自由！如今冠華已去，我今後是一介平民，不需要'高幹遺孀'的頭銜，更不想憑藉冠華逝世登報紙這點餘輝度我餘生。今後的路由我自己來走，我會活得無愧于冠華的。”經過一番周折，我的意見勝利了。因此冠華的逝世只在9月22日當天由新華社發布了一個四十字的通告，當日對外廣播，23日見報，以後的正式新聞稿由於意見不一和我的堅持沒有刊登。開始一段時間，許多人的確不理解為什麼冠華逝世之後只有這四十字的客觀報導，沒有生平介紹，沒有評價。我不得不向問及者解釋。如今，時間匆匆過去，在歷史的長河裡，多少人默默無聞地告別人世，卻永遠留芳人間，為人們所追頌。又有多少人曾辦過轟轟烈烈的後事，卻早已為人們所忘卻，甚至唾棄。誰又會記得那篇悼詞中的褒或貶，只有一個人一生的奉獻最經得住歷史的考驗。我對當時的決定始終無悔。冠華自己留下的文天祥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已經對他自己的一生作了總結，何必還需他人來評說？ ！
10月25日，對外友協主持了冠華遺體告別儀式。冠華生前的各界朋友來了六百多人。因為免去了官方安排儀式，因此來者大多是自願來向他告別的，氣氛真摯、悲切。對我來說這是心靈最難忍受的痛苦。整整三個多小時面對再也不能說話的親人遺體，這種折磨是難以用語言形容的。北京的10月本應是金秋時節，這一天卻從清晨起就淅淅瀝瀝秋雨霏霏，上天與我同悲，更增添心頭萬般淒楚。儀式之後送遺體去八寶山。送的人很少，除了家屬和友協的人員大概只有一位很特殊的送靈客人，那是陳毅同志的女兒從軍。我沒有想到她會去，但她說她哥哥昊蘇因重要會議不能去送，關照她務必送冠華到八寶山，因為冠華和陳老總生前的友誼是不尋常的。我十分感動，自然也想起冠華生前多次對我講過的他與陳老總的情誼。冠華多次對我說，陳老總是他最敬佩的老同誌之一。他說老總襟懷坦蕩，毫無私心。他對同志真誠、懇切。老總身居高位，對下級平等相待，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發現自己的判斷或做法不妥時，他會毫不猶豫地對下級承認自己的失誤。冠華給我講了以下這段他終身不忘的歷史：1958年陳老總來外交部接任外交部長。當時部內正在搞反右傾運動，冠華是重點批判的對象。陳老總初來時聽信了匯報，認為冠華是外交部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部黨組連續開會批判冠華，說得都很重，因為1957年時冠華就險些成為右派，那時他被批判為裴多菲俱樂部主要成員。後來是因為周總理保了他，沒有打成右派，否則他的才華早在當時就會被埋沒。沒料到一年後出了廬山會議接著批右傾，他又成了目標。陳老總在黨組會上曾經批判冠華是趙匡胤式的人物，“陳橋兵變，黃袍加身”。運動最後，冠華受了“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冠華對我說，“那一次也很厲害，鬼都不上門了。有些人本來關係很近的，甚至是近親，都不來看我們”。然而，大約一年之後，陳老總在實際工作中觀察了解了冠華，認為當初對他批錯了。於是，他找冠華談心，坦率地對他說當初他來外交部時認為這裡知識分子成堆，喬冠華是其中的突出人物，桀驁不馴。老總說他聽了部裡反右傾運動的匯報，就想一定要把喬冠華的傲氣打下去。現在回想，這是錯誤的，希望冠華不要計較。冠華說一個老同志，政治局委員，能這樣向下級坦誠地說整他整錯了，這是何等的胸懷和氣魄！從此他們成為工作中默契配合的上下級，生活中無話不談的摯友。 1971年陳老總處於逆境，腸癌手術後住301醫院治療。當時的301為林彪集團控制，醫護人員對陳老總態度極壞。冠華這年5月下旬因咳血肺結核舊病復發也住進了301。此時已是珍寶島事件後柯西金與週總理機場會談決定中蘇開始邊界談判，冠華被任命為中方團長，從而擺脫了“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他在住院時能看到各種文件，因此也能把很多信息告訴陳毅同志以及當時處在監護住院治療的廖承志同志。有時冠華還讓司機偷帶些酒菜到病房與陳老總共飲。他們兩人性格如此相近，在這段朝夕相處的日子裡，他們真正成為莫逆之交。
這年7月，冠華出院，陳老總還在醫院。 9月13日，林彪出逃，機毀人亡。冠華是最早知道的，因為當時總理召集會議起草譴責林彪叛國的聲明，準備在林彪到達莫斯科時發表。會議中途，消息傳來，林彪座機墜毀溫都爾汗。一時群情激奮，《人民日報》的崔奇同志坐在冠華身邊，抄錄了一首短詩：“黃沙有幸傳喜訊，白鐵無辜焚佞酋。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後來崔奇同志給我寫了個說明，其中說：“後兩句是杜甫的詩，因冠華曾在1963年7月寫的一篇反修文章中引用，受到主席稱讚，故我拿給他看。他看了會心一笑，隨後拿起筆來在一張紙條上另寫一首打油詩和之，七步未止，四韻俱成，我那幾句實為拋磚引玉之磚矣。”冠華歷來在情緒激動時也喜歡作幾句詩。於是他當即仿唐人盧綸詩句略改數字，出成新意一首，回贈崔奇：“月黑雁飛高，林彪夜遁逃。無需輕騎逐，大火自焚燒。”後來郭沫若同志讀此作，贊不絕口，書錄後贈冠華：“唐人盧綸有'塞下曲'四首，其第三首雲：'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知喬冠華同志仿之，另成新曲一首。巧合無間，妙不可言。囑題小幅一軸，欣然應命，以示奇文共欣賞，好事相慶祝也。冠華同志座右，望常拍案驚奇。1973年郭沫若。”
冠華得知林彪下場的第二天一早就匆匆趕到301看望陳毅同志。他興奮地對陳老總說：“老總啊！出了大事，也是好事！還是你常講的話應驗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報銷。'現在，我有紀律在身，不能盡情告訴你。中央很快就會傳達的。”陳毅同志十分激動地說：“老喬，有這幾句話就夠了。黨有紀律，不該現在說的你不要說。”
這年11月，中國進入聯合國，舉國歡慶。主席、總理推薦冠華出任第一個中國代表團的團長。總理為首的全體政治局去機場送行。行前，陳老總設家宴為冠華送行，在座的還有葉劍英同志和王震同志。陳老總語重心長，諄諄囑咐冠華任重道遠，多加保重。但是，第二年（1972）秋天當冠華再去聯大開會時，陳老總已離開人世八個月之久。想到一年前與陳老總的歡聚，如今已成故人，冠華情不自禁，熱淚盈眶。在他出發前夕，寫了下面這首詩，悼念他敬重的陳毅同志：
去年出國時，蕭瑟門前柳。
落葉下長安，共飲黃花酒。
今年出國時，景物仍依舊。
不見去年人，淚濕青衫袖。
冠華後來加註曰：“1971年5月27日至7月10日與陳毅同志住'301'朝夕相處。'九一三'事發，皆大歡喜。71年10月底11月初，陳總邀葉帥、王震及我共飲甚歡。不久，陳病復發，1972年1月6日去世。”
後來，大約1981年時，南京軍區寫作組撰寫《陳毅傳》時，其中外交分卷“外交家”有很大部分是小魯（陳毅同志的幼子）帶寫作組訪問冠華的材料。冠華說：“我能為這本傳出點力，也是為陳老總最後作點貢獻。”
陳毅同志的孩子中昊蘇最長，我想他較多知道他父親與冠華的不尋常友誼，因此囑咐妹妹從軍代表他送冠華最後一程。
三天后的10月29日，我去八寶山領回冠華的骨灰。奇怪的是那天不僅陰雨而且刮風。我把冠華的骨灰安放在我的臥室裡，骨灰盒是我特意定做的：用的黑色大理石，由他的好友丁聰設計，苗子寫字：一面是“冠華安息1913-1983”，一面是“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訂做這個骨灰盒時，大理石廠的領導得知是為冠華做的，破例為他特殊加工趕製。工人們聽說後自願三班倒。我送去夜餐，車間主任說：“你不必客氣。我們這樣做是為了喬部長，他為國家做了這麼多貢獻，這一點是我們應當做的。”最後付款時，工廠不肯收描字所花的金箔的錢，廠長說：“這一點金箔是我們大理石廠全體工人對喬冠華同志的一點心意，感謝他為國增光，人民會記住他的。”當時我感動得淚如泉湧。幾年來，這樣動人的事一再湧現在我所到之處。感觸之餘，我更理解冠華深信的“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時，似乎一切都已結束。所有的矛盾隨著冠華的化為縷縷青煙似乎也畫上了休止號。當我一周後踏上南去的列車離開北京時，除了陪伴冠華到最後的司機張鳳午之外，大概沒有一個人還記得我要走了，因此也沒有一個人來送我。當老張對此表示憤慨時，我不過淒清地一笑，我說：“大概這就是世態炎涼吧！”
我當時離開北京是因為心力交瘁，也因為這院子引起的種種懷念使我神經幾近崩潰。我去上海是因為沒有別處可去，也因為那裡是我生命的起點，我要回到黃浦江畔去追思那過去的歲月，尋找我後半生的起點。
那年的上海冬天又陰又冷。我無數次在濛濛細雨中、淒苦的寒風中徘徊在外灘的江岸，一遍又一遍地重溫我和冠華共同生活的短暫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