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下旬，8341軍宣隊政委張隨之通知我到外交部報到。這件事是意料之中的，我只是沒有想到來得這麼快，因為我的教改任務尚未完成。
我離開外國語學院是毛主席的決定，任何人也無法違抗。這個決定還是要追溯到1970年6月14日那次毛主席的召見。我在《憶主席》這篇文章中講到，在毛主席同我談完教改之後，他突然轉換話題對我說：“教學改革就這樣辦，你去告訴楊德中同志和周總理，具體事由你們去辦。我還有一個建議和你商量，你搞完外語教改之後就不要呆在學校了。中國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可以。你這位女同志蠻不簡單，能說還能寫。你還很有點勇氣，你給我的信我都看了，寫得不錯，有說服力。我們需要像你這樣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報到。你要是同意，我告訴外交部。”我在文中還寫到我當時的感受：我聽了主席的建議後愣在沙發里了！我那時心裡唯一的奢望就是等這場“革命”結束之後回到我的講台上去，外交這個大舞台從未在我腦子裡出現過。但是既然主席說了，我自然只能表示服從。何況我還要去湖北搞教改，以後的事以後再說，這也叫“明日憂來明日愁”吧！所以當張隨之政委通知我時，我知道這一天終於到了。宣布完畢後，他說：“祝賀你參加外交戰線。”但我卻高興不起來，相反，我感到惶悚不安。我十八歲進入這所外國語學院之後，現在第二個十八年又過去了，我從沒有離開過這個校園。這裡留下了我最美好的青春年華，最美好的追求，最真摯的友情。如今要跨入一個我完全陌生的領域，真不知道等待我的將是什麼。
這天晚上我難以入睡。朋友們得知這個消息都聚集在我的小屋裡。他們都很不願我離去。惜別之情瀰漫在那小小的土屋裡，很晚了他們才離去。他們有些是從二隊過來的，還要趕夜路回去。他們走後，我的思緒很亂。突然間，我發現自己是那樣脆弱。我很害怕將要進入的那個全新的世界。我不知道等待我的那個世界是陽光普照的樂園還是驚濤駭浪的大海。留戀之情油然而生。不管平時在煩惱時如何抱怨“這外院真不想呆了”！但此刻卻有一股濃濃的惆悵，一種深深的眷戀。回顧這簡陋的小土屋竟想起兩度來沙洋的許多值得回憶的事：
我想到為了教改，我和大家不辭辛勞，夜以繼日，冒著酷暑和嚴寒要趕在招生之前提出方案，編出教材；
我想到在與8341軍宣隊的爭議中，我們是那樣地以赤誠之心對待外語教改事業，不顧個人政治上的安危，據理力爭；
連同那艱苦的日子，此時此刻也變成了甜絲絲的回憶。沙洋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住得簡陋、擁擠，伙食更差，不知為何連蔬菜都常常供應不上。食堂只能煮一種叫“牛皮菜”的植物給大家當菜吃。那“牛皮菜”又粗糙又苦澀，很難下嚥，後來我知道那原來是餵豬的飼料。我記得春節時，家裡給我寄來香腸、叉燒肉之類的熟食，那簡直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味，我和朋友們聚在一起分享這久違的佳餚。
還有那一次，星期日放假，我們步行半個多小時到附近統戰部的“六分校”去買罐頭肉食。這是離我們最近的另一個乾校，他們有個“小賣部”，居然有午餐肉等罐頭，這對我們來說是極大的奢侈。記得我們一夥人跑去買了一堆罐頭回來，在我的小屋裡“聚餐”。正在興高采烈時，8341的政委孫澤福在門外叫我。我們當時已經同8341軍宣隊產生矛盾了，所以不想讓他看見我們的“宴席”，可是那小屋子又空空蕩盪，什麼遮蓋都沒有。情急之下，我把那幾個打開的罐頭匆匆地放在那搖搖晃晃的木架上的洗臉盆裡，然後用一塊毛巾蓋住後就去開門。孫澤福見屋裡那麼多人，說：“你們好熱鬧！”接著他用鼻子嗅著屋裡的味道說：“你們這些傢伙在吃好吃的，不叫我！”我們連聲說沒有。他伸手就把那毛巾掀開，露出了下面那些吃了一半的罐頭。我們大笑說：“你的鼻子真靈！”孫澤福開玩笑說：“我在我屋子裡就聞到了，這裡有香味，所以找來了。”於是，“宴會”繼續進行。我們同孫澤福即使到最後，也保持了良好的友誼。
真正要離開了，這點點滴滴的往事全部湧上心頭，就連那小屋被水淹也成了值得回憶的往事。風風雨雨的“文化大革命”高潮年月，能闖過來是多麼不易啊！十八年中，外國語學院這一塊外國語言耕耘的園地，畢竟留給我太多太多的記憶了……
1953年，我中學畢業。原來是要報考清華水利和建築系的，但是在填寫報考志願前，學校領導找我去說，朝鮮戰爭告訴我們帝國主義還要製造戰爭，因此我們要時刻準備。戰爭需
要外語幹部，所以組織上希望我報考北京外國語學院。這個學校雖然沒有北大、清華的名聲，也不叫“大學”，但它是從延安老區遷來的，是一所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學校。從這一年開始列入北京高等學校招生。
儘管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學外語，但黨的需要就是命令！我毫不猶豫地把第一志願改為北京外國語學院。後來知道，當時的外國語學院是屬“保密”招生範圍。早在高考之前，它就派出人事幹部到全國幾個大城市的一些中學去挑選學生了。所以我們後來參加入學考試其實不過是走一個形式。內部名單早已定了。當時，從我所在的女十二中（其前身為美國教會辦的貝滿女中）大概一共挑選了五個學生。
報到那天，學校派車子從東華門把北京錄取的學生接到學校，我和其他新生被直接送到宿舍。那天下午的一切似乎還歷歷在目。我想我們所有人都被這所被稱之為“高等院校”的簡陋驚呆了。當時的學校設在靠近頤和園的華北革命大學旁邊。那裡沒有北京大學湖光塔影、曲徑通幽的校園，也沒有清華大學各個系配套齊全的教室樓。北京外國語學院設在袁世凱當年的兵營裡。那灰色陳舊的二層磚瓦樓裡，沒有像樣的房間，看起來更像個大倉庫。我們被帶到我們的宿舍，那是一間足有一百平米大的空間，粗糙的水泥地，粗糙的牆，裡面放了許多雙層的十分粗糙的木製大架子，後來我們才知道那就是我們的床鋪！我即使對革命的艱苦有所思想準備，但是對這樣一個被稱之為高等學校的校舍實在難以接受。它粉碎了我對“上大學”這樣一個嚮往已久的夢想，我難以想像，二十多個大學生怎麼能睡在這大倉庫裡？盥洗室就在一進樓門的走廊的左邊。在那長長的屋裡，有好幾排水泥抹的水槽，一大排水龍頭。這一層樓面的學生不分男女都使用同一個盥洗室。最令人止步的是那兩間廁所，就設在盥洗室里間，一間男一間女，要非常小心才不會開錯那簡易門。
我記得當我們被告知，那大倉庫是我們的宿舍，那木頭大架子是我們的床舖時，有的上海來的女學生當時就哭起來，哽咽地說上當了，她是來上大學的，怎麼會跑到這種“蹩腳”地方來。
學校可能預見到我們會有思想波動，所以採取了打籃球“人盯人”的辦法，派了許多老同學來做我們的思想工作，講學校的革命傳統。 “木已成舟”，我們再不情願也只好在那木架子里安身了。可是到開晚餐時又出了新的問題。我們等待著老同學帶我們去學校的飯廳用餐。但結果是，我們被帶到伙房外面的一塊空地，每個人發給一套碗筷和一個粗麻繩穿的小馬扎。老同學說，學校沒有大飯廳，取了飯就在這露天的空地上坐在自己的小馬扎上吃飯。我們這批學生來自北京、上海、天津三個大城市，沒有農村來的，而且大多數人的家庭條件比較優裕。我們難以想像一天三頓飯要坐在馬扎上在“露天大食堂”吃。所以眾人嘩然，說這哪裡是個大學，簡直是勞改所。
大學也罷，勞改所也罷，這就是我們的大學。不論它開始時讓我們多麼失望，但後來它卻使我們魂繞夢縈，難以忘懷，因為我們畢竟把自己的青春年華都貢獻給了這個校園。
開學不久，外國語學院英語係以其高水平的師資隊伍使我們這批新來的學生為之信服。生活上的艱苦已經習慣，也就不是重要因素了。當時外國語學院的英語系雲集了一批全國第一流的教師，教授中有王佐良、許國璋、週珏良、李秉漢……這樣一批從國外回來的專家，青年教師的力量恐怕是全國少見的強大陣營，一大批解放初期嚮往革命參加華北革命大學的原來上海、南京名牌大學的高材生在經過“革大”培訓後都被分配到外國語學院任教，其中有上海聖約翰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的。幾十年中，他們都是英語系的中堅力量。我們慶幸能在這樣優秀的教師指導下進入西方語言文學的神聖殿堂。
我不知道現在大學生的生活是什麼樣的。那時候，我們一個班的同學真是充滿了團結、友愛、奮進的朝氣蓬勃的良好氣氛。生活也充滿情趣。我始終覺得那是個無比光輝的年代，這主要是人們真正嚮往革命，因而都具有那種無私的獻身精神。那時候的年輕一代人似乎心靈都很純潔，沒有那麼多“私心雜念”，也不太計較個人得失。同班女同學中，陳佩冬是我的好友，我們睡上下舖，我在上面。我們二年級時，李秉漢教授給我們上精讀課。其實我和陳佩冬並不相像，我的個子也比她高很多。但不知為何，李公總是把我們兩人弄混。他點我
名問問題時，總是叫我陳佩冬，而叫陳佩冬回答問題時又叫她章含之。開始，我們還糾正他，後來發現李公認定了我叫陳佩冬，而她叫章含之，我們也就將錯就錯，反正期終考試，考卷上有名字，弄不錯就行了。所以我們全班十五個學生都習慣了在上李公的課時，每當他叫陳佩冬時，我站起來，而叫我時，陳佩冬站起來。我們兩人都不計較李公對我們課堂表現的評價。有趣的是，那個學期結束時上最後一堂李公的課，當他叫到陳佩冬，我站起來時，李公突然仔細地看著我。然後說：“Oh，I am sorry, you are章含之！”我們全體同學友好地都笑起來，李公問：“Have I always been wrong?”（我一直弄錯了嗎？）我們笑得更厲害了！這件事在相隔四十三年之後，我們老同學聚會時還常常記起。
我們班上有一位調幹學生，他叫顧陽光，很小的個子。他是從某個工作單位調來學英語的，已經是個乾部，年齡起碼比我們大十多歲。他後來成了我的入黨介紹人。顧陽光身處一群十八九歲的年輕人之中與我們相處得非常融洽。我們大家都叫他“小Uncle”（小叔叔）。
小Uncle是帶職學習的，所以有工資，在我們這些拿家裡零用錢的學生來說，他實在是個大富翁。於是我們常常敲他竹槓。學校往頤和園去的路上有一個小鎮，現在它已蕩然無存。那個小鎮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假日里，我們常常三五成群地散步到小鎮去買一大包花生，或是葵花子解饞。有時，我們也去那裡的一家飯館，吃上一盤蛋炒飯。小Uncle就成了我們去小鎮的理想夥伴，因為他總是慷慨地給我們這群嘻嘻哈哈的女孩子買足我們想吃的零食，然後我們就會一路吃回學校，小Uncle看著我們嗑著瓜子心滿意足的樣子，他也總是非常開心，他真是我們的一個好小Uncle！
不過，我們也做過一件很對不起小Uncle的事。記得有一年期末思想總結時，黨小組召集我們去開會，叫我們給黨員提意見。我們一群年輕孩子，提不出什麼意見，但黨支部一定叫我們好好想想。實在想不出別的，我們就說小Uncle這個黨員什麼都挺好的，就是不夠艱苦樸素，他和我們去小鎮散步，花錢太多。我至今記得小Uncle聽了以後用目光注視我們的那種無奈又想笑的表情。我們說完了，覺得內疚，都不敢正視他。後來，小Uncle開玩笑地對我們幾個“饞虫”說：“你們好啊！敲了我竹槓，反過頭來說我不艱苦樸素！以後不請客了！”我們纏住他說：“小Uncle，你可別當真，別生氣。我們也是被你們黨小組逼得沒有辦法，實在想不出別的。千萬千萬，以後小鎮還是要逛的！”那些青春歲月是多麼美好啊！如今，我們自己已都是六十開外，小Uncle已七十多歲。前幾年見他還很健康，不久前的一次令人傷心的為陳文容同學開的追悼會上沒有見到他，聽說腿有病，走路不便。每每聽到這種消息總是會勾起我無限的惆悵。人生苦短！逝去的歲月再也回不來了！
當然，生活在一個強調階級與政治的製度下，即使是一群歡樂的年輕大學生，也避不開政治的干擾。記得我們大約在一年級下學期時，學校在新生中開展了一個“忠誠老實”運動。我們當時完全不懂得這個運動的嚴重性，因為我們才十八歲，我們十八年的歷史除了幼兒園、小學、中學，什麼都沒有，因此又有什麼可以向黨組織“老實交代”的呢？後來，我們意識到，這個運動主要是查我們的家庭、社會關係。即使這樣，我們也都坦然處之。其實我們入學前，學校人事幹部早就看過我們的檔案，這個運動無非是考驗我們自己的忠誠程度。
我們每個人都要寫一份詳細的交代材料，要交代家庭中的每一個直系和旁系親屬的政治面目和解放前的活動。我當時並未覺得有什麼嚴重問題，父親是知名的黨外民主人士，他的歷史其實共產黨比我更了解。所以當黨支部書記老何看了我寫的材料後多次退回來叫我再好好考慮有何遺漏的海外關係時，我不知道他掌握了什麼我所不知道的秘密材料。老何是新華社派來學習的調幹，是個真正的老幹部，和小Uncle很不一樣。當時新華社派出了一批幹部來學外語，準備派出國，老何夫婦大概是其中資歷最老的，地位也最高，他到了外國語學院就被指定為黨支書。
終於，有一天，老何神態嚴肅地找我談話。他講了許多對黨必須忠誠老實的大道理，然後單刀直入地指出我在交代社會關係時有隱瞞。我真的被他嚇壞了，我說凡是我知道的都交代了，我不知道家裡還有什麼海外關係。老何說是我自己的關係。我更懵了，我才十八歲，哪裡來的什麼複雜海外關係。我急得哭了，我說：“我真的不知道我隱瞞了什麼。”老何說：“你自己不交代，那就只好組織上點出來，不過那就不是你交代的了。”我哭得很厲害，心想就因為想不起一個什麼社會關係，我這一輩子都完了！我說：“老何，你說吧，我實在想不起來。”老何提高了嗓門，對我說：“我問你，那個日本人木子口一――是你的什麼關係？”我被他問得莫名其妙，我說我根本不認識日本人。下面的故事是一個十足的笑話。但這種笑話竟差一點影響了一個年輕的十八歲女孩的一生。老何說我有一本書是一個叫“木子口一”的日本人送我的，他曾見到這本書，而且問過我，我當時對他說這是我的一個要好的日本朋友送我的。他問我為什麼這個日本人在題字時自稱“謠校校長”，稱我為“教務長”。當時我對他說我和這個日本人辦過一個“謠言學校”，他是校長，我是教務長。老何把這件事記得很牢，在這次“忠誠老實”運動中，他一直在等待我交代這“謠言學校”和這個“日本人”木子口一的事情。
我聽完老何所說，破涕為笑，而且笑得非常開心。老何叫我嚴肅點，可我實在嚴肅不起來，因為那實在是一個天大的笑話。事情是這樣的：
我在書店買了一本厚厚的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的新著《走向新岸》的中譯本。我的同級同學，也是我的中學同學李中見到了，隨手開玩笑地在扉頁上提了兩行字：一行是“贈給謠校教務長章含之”，下面落款是“謠校校長木子口一”，“謠校”來自我們當時正在讀的一本著名英語喜劇“School for Scandal”（《謠言學校》，英國著名作家謝里頤著），而“木子口一”則是“李中”兩個字拆開後變為類似日本名字的四個字的玩笑！
就是這樣一個年輕人的玩笑幾乎成了斷送我一生政治生命的根源。幸好我們當時只有十八歲，如果是三十八歲，恐怕老何不會輕易相信，他還會追問下去，同時，也幸虧老何是個公正的老共產黨員，因而除了批評我今後不可開這種“政治玩笑”之外也就沒有再難為我。也幸好那不是在後來的肅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中，1954年的時候政治氣氛總的來說還是比較緩和的。但那是我第一次體驗到政治問題是很令人生畏的。
我在大學四年的學習中雖然積極申請入黨，但我卻從來對政治沒有太多的興趣。入黨、入團是當時每個年輕知識分子的追求，我們很少想到加入了共產黨意味著從此躋身於復雜的政治鬥爭之中。 1957年1月6日，英語系黨支部開會討論並通過了我的入黨申請。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為激動的日子之一。那天晚上，年紀輕輕的我竟失眠了，我寫了長長的一篇日記，憧憬著壯麗的未來。我真的覺得從那一天起，我以莊嚴的誓言把我一生貢獻給了人類最偉大的理想。當全體黨員舉手通過我的申請時，我流淚了，那是一個年輕知識分子願意為國家、為人民貢獻一切的真摯的眼淚．我以為加入共產黨意味著我將用我的知識為我的偉大的人民服務。我怎麼也想不到後來我會捲入到共產黨最高層的鬥爭中去，最終據說是我那樣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話把冠華和我打進了十八層地獄。
我在外語學院完成了我政治上的定位，同時也塑造了我的內心世界。我的四年大學生活（1953-1957）的頭三年是中國處於相對平靜的時期。特別是1956年，黨中央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知識受到尊重，知識分子也同時受到尊重。我記得那時給高級知識分子發一個證，可以優先上公共汽車。飯店裡有鋪著白桌布的特殊桌子供有證的高級知識分子就餐。當時，科學與文化一片欣欣向榮。教授們可以按他們的意願把知識灌輸給我們這些渴求知識的年輕人。我常常想，如果1956年的政治氣氛能夠長久地持續下去，如果中國的知識分子始終能到
那樣寬鬆的環境去發揮自己的才幹，那麼今天的中國應該在科學文化上有更輝煌的成就。可惜這好景不長，1957年的一場暴風雨摧殘了一切剛剛吐芽的花蕾！
就在那幾年寬鬆的氣氛中，我們得以讀了很多書。我喜歡文藝作品，因此讀得最多的是小說。英國19世紀末的作品在我的心裡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在我少年時代，我在上海的電台中聽了廣播劇《水仙花》，那時我只有十二歲，可是感動得淚流滿面。到了大學才讀了它的原著《簡?愛》。我的一生感情無形中受到這本書的很大影響。那種對愛情的堅韌和自我犧牲，似乎一生都在影響著我。記得有一次，我和冠華飯後從家裡的飯廳出來，我拉著他的手。那時冠華正處於事業的頂峰，但不知為何他突然對我說：“將來有一天，我的眼睛瞎了，你就這樣拉著我去討飯。”我的眼前立即出現了羅切斯特雙眼失明，窮困潦倒後，簡?愛回到他身邊，終身陪伴他的情景。我說：“當然！如果有一天你丟了官，我跟你回家種地，你眼睛瞎了，我拉著你。”說這話時雖然似乎都是玩笑，但我們處在當時復雜的政治鬥爭中卻都覺得不輕鬆。不幸的是，後來這些預言幾乎都變成了現實。冠華丟了官，又身患絕症，我們經濟上也很拮据。但我值得告慰自己的是我實現了自己對愛的承諾。冠華丟了官，我沒有離開他；他病了我始終在他身邊；沒有錢，我靠自己的勞動，起早貪黑地翻譯，掙一點稿費為他買營養品。這種境界來源於我自身，但得益於我所受到的熏陶。我們無數次地批判資產階級文學對我們的毒害，而我內心深處卻常常覺得在那些被劃入資產階級的文學中有著許多人類共有的崇高美德……
夜已深，人已靜，在湖北沙洋的小土屋裡，我的心沉浸在過去的十八年裡。多少歡笑，多少眼淚！多少期待，多少失落！隨著我的離去，這歷史的一頁將要掀過去。外面是黑漆漆的夜，但我卻希望這夜是長長的。在這夜色中，過去十八年的點點滴滴回憶像無數的亮點在黑暗中閃爍。但當曙光來臨時，這些亮點都將消失在晨曦中！
我幾乎徹夜未眠。清晨起來，收拾了簡單的行裝，準備上路。這一次不必坐敞篷大卡車了。 8341軍宣隊為我準備了他們的軍用吉普。
昨晚，我已和朋友告別，請他們千萬不要來送行。我最怕離別，我寧可靜悄悄地獨自上路。但是我遠遠地就見到了吉普車旁的人群。我知道他們會來的！
我哭了，忍不住的淚水湧出來，向我的並肩戰鬥的朋友告別，向外國語學院告別，向過去告別！我看見朋友們的眼眶也濕了。我急匆匆地上車，既然要走了，就再不要猶豫。一旦猶豫，我會連上車的勇氣都沒有的。
吉普車開動了。許久許久，我還在註視著車後。在那塵土飛揚的迷霧中，我什麼也看不見，卻又像什麼都看見了。我看見了那一行行十八年走過的腳印，那是無愧無悔的年華，儘管它們將成為永久的過去，但它們永不泯滅，我還會這樣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