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時間與軍人打交道的就是1969年至1971年，8341部隊進駐外國語學院之後。我其實很喜歡這些軍人，他們確實沒有知識分子那些過分拘謹，遇事考慮方方面面的複雜心態。同他們打交道很符合我的性格，他們多數人都很直爽，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說話不拐彎抹角。但是，我們之間也發生過很大的爭執，原因我想還是因為派一群根本不懂教學更不懂外語的軍人來領導一所培養外語人才的高等院校這種決定本身就是錯誤的。
我與8341軍宣隊發生的一場最大的爭論是關於外語教學改革。那是在1970年7月，我奉毛主席之命前往外國語學院湖北沙洋幹校進行教改，籌備招生的過程中發生的。
我在《憶主席》這篇散文中對當時的這段背景有如下敘述：
1970年5月，外國語學院在8341軍宣隊率領下離開北京，赴沙洋幹校。當時，我母親已於前一年去世，父親九十高齡。週總理考慮到父親無親人在旁照料，在請示了毛主席之後，建議我留在北京。我向總理請求不要讓我和老弱病殘一起留在學校留守處，還是讓我去工廠勞動鍛煉。總理同意了，指定我去北京針織總廠，並親自寫信給當時進駐針織總廠的8341部隊軍代表孫毅同志，請他安排我在那裡的勞動與生活。這年5月1日的清晨，在濕漉漉的晨曦中我送走了赴沙洋的浩浩蕩蕩的學校大隊人馬，獨自徘徊在頓時顯得無比空曠的大操場上。喧鬧了六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這校園裡已經落下了帷幕，留下的卻是諸多破滅的理想和期望。我即將走進工廠，當一名普通的紡織女工！昔日的夢想與抱負已化作一縷浮雲，漸遠漸逝，剩下的不過是一片空白……我告別了學校的書齋，告別了西方文學的殿堂，走進了北京針織總廠的大門。孫毅同志把我分配到這個廠的模範班組――台車甲班參加勞動。這個班是當時創造學習毛澤東思想“七字經”的先進車間裡的先進班組。工人熱情地歡迎我這個下放的知識分子，認真地教我台車紡織的技術。很快地，我就能獨立看一台織布機了。我隨著我的小師傅三班倒地上下班，與工人們同吃、同勞動，再也不去想那些飄忽不定的未來，再也不去想我連自己也難於確定的追求，我心安理得，我安心要當一個工人。然而，毛主席沒有忘掉我這個他戲稱為“老師”的晚輩。我的生活不久又出現了重大轉折。
1970年6月14日，正是我按農曆計算的三十四歲生日。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點就接班了。到了八點左右，軍代表辦公室派人來車間找我，告訴我說毛主席來電話，要我立即去見他。孫毅同志還告訴我，主席特意關照要我向工廠請假，不能因為他要我去就不請假。我對這突如其來的召喚有些發懵，有些興奮。六年的風風雨雨使我覺得過去與毛主席在一起談論英語，傾聽他充滿智慧的教誨的時光已是悠遠的過去，我沒有想過是否還有機會再見到他。
我急忙換下工作圍單，與六年前一樣地騎著我的自行車沿著那條熟悉的馬路去中南海。
主席正在游泳池住所等我。我進去時他還半靠在床上喝茶。我說：“主席，你好！很多年不見了！”主席很高興地笑著拍拍床沿叫我坐下，還把他的茶杯推給我，叫我喝他的茶。主席說：“哎呀！我的章老師，好多年不見！你好嗎？這些年，你經風雨，見世面了沒有啊？”
我頓時驚奇地愣住了。毛主席有著多麼驚人的記憶力！在這六年中，他處理了多少這場“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他竟然還記得六年前帶給我這個小人物的那個口信！於是，我說：“主席，沒想到你還記得這兩句話。這些年，我經了點風雨，見了點世面，不過很多事還是不明白。”主席說：“不明白不要緊，慢慢地都會明白的。”主席接著問父親的情況，並多次囑咐我好好照顧父親。他說：“行老是不可多得的朋友，要把他保護好！總理給我寫信要採取保護措施，我很贊成！”
之後，毛主席從床上起身，邊披晨衣邊對我說：“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們到外面去談。”於是，我陪主席走到大會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邊的沙發里，問我說：“你那個學校停課多久了？”我答：“從1966年到現在整整四年了，中間搞過幾次'復課鬧革命'，都沒搞成。學校打派仗，沒法復課。”毛主席說：“過去就算了！現在我在考慮學生應當回到課堂裡去了，也就是說應當上課了。不過不能像過去那樣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國語也還是要學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來是同你商量外語教學改革的事。你想想怎麼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國語學院搞教育改革，你願不願意去？”我說：“主席派我去我當然願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負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說不要緊，什麼事都要試驗。他又問：“你們外國語學院過去有多少外國教師？”我說：“總數我說不清，但每個係都有，英語系最多的時候有十多個。”毛主席說：“這些人現在在哪裡？”我說：“都不在了。多數因為學校鬧革命，停了課，都回國了。也有個別的支持過一派，被抓起來了。”主席說：“喔！要弄清楚再解決。”我本想多談點外國專家被抓走的問題，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談，他轉換話題問我：“你覺得將來還需不需要請外國人來教書？”我說：“至少對外語教學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細地講了我的意見。毛主席點頭說有道理，並說：“學校要開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選擇地請一點外國人來教書。”可是，毛主席卻又說：“不過要請一些外國的工人和農民來。”我的固執勁又冒上來了，我說：“那不行，我們培養的學生將來要搞外交，要教書，培養人才，所以要求教師也應當有比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學以上的。同時還要學文學作品，純粹的外國的工人、農民是教不了的。再說，在口語方面，尤其是英國人，工人的發音也同受過高等教育的不一樣。所以還是要請知識分子。”毛主席望著我興奮地滔滔不絕的樣子，笑著說：“好吧！我們今天不爭論。我的章老師還是一個'文學派'！”毛主席還記得1963年有一天在學完英語後，我陪他吃晚飯時發生的那場“爭論”。毛主席當時說學外語應當以政治體裁的文章作教材，我說應當是文學題材的。毛主席說那就妥協一下，七分政治三分文學。我說還是倒過來吧，七分文學三分政治。大概那時候毛主席完全把我當一個晚輩，一個他的老朋友的女兒，所以他並不計較我與他的爭議，反而覺得很有意思，他說：“你可真是個'文學派'啊！”事隔七年，毛主席竟然還記得我是個“文學派”，直到那時，毛主席的記憶力還是驚人的。
後來，毛主席給我佈置了任務，要我先向楊德中和周恩來總理報告他與我的這次談話並請他們兩位幫助落實。毛主席同意我的要求，在準備工作做好之後立即去湖北沙洋幹校與學校的大部隊一起進行教改工作。毛主席一再關照我一定要安排好父親的生活再動身。他說給我半年時間把教改方案搞好，並準備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學。我還應當組織教師著手編寫新教材。
從毛主席那裡出來後，我先到了8341政委楊德中在中南海的家中。我向他報告了毛主席的指示，他說一定全力協助，準備再派幾位8341部隊的干部與我同去沙洋。
我們在周總理指導下在北京開了幾次會後，於7月中旬乘火車赴武漢轉沙洋。 8341部隊又派出了幾位得力干部與我同行。我是有生以來第一次一個人與一群軍人結伴同行，一路上他們對我很照顧。
那時候，旅行本身就是件很艱苦的事，而從武漢再去沙洋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汽車。可是我們沒有小臥車，我們只能搭乘去沙洋的運貨的大卡車。那兩年我幾次來回北京都是搭乘這種無遮無蓋的敞篷運貨大卡車。路途遙遠，顛簸七八個小時才能到達沙洋幹校。夏天，湖北高溫至四十多度，那卡車在烈日下行駛，把人真是曬出了油；冬天又奇冷，坐在凜冽寒風吹打的卡車上，不論穿多麼厚的棉衣棉鞋，都有一種凍僵的感覺。我們也沒有像樣的地方住。武漢有一個接待點，在一個亂哄哄的招待所裡。遇上那裡有床位就算是很有運氣了。經過一路折騰能在這髒亂的招待所一個床鋪上睡上一覺，那感覺和現在住上五星級飯店真的差不多。遇上運氣不佳，招待所客滿，我們就要滿街去找住處。記得有一次回北京，在武漢找住處一直到晚上十點多還未找到。最後找到一家公共澡堂收留了我們，他們在洗澡的澡盆上放一塊硬板，鋪上一條薄薄的褥子，發給每人一套臟兮兮的不知多少人用過的被子和枕頭。但就是這樣在當時也心滿意足了，至少有個避風的地方！那種艱苦的歲月，現在想起來真不知是怎樣度過的。不過那時候的人還真是有吃苦耐勞的精神，不論叫做個人崇拜還是叫做信念，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再艱苦的路程也會去闖，而且還真的不覺得苦！
沙洋農場正如當時許多“五七幹校”那樣，原來是一個改造罪犯的勞改農場。為了要辦幹校，一部分已刑滿留場勞動的前犯人就被遷移到旁邊一塊土地上去了。這些人被稱為“新人”。 1970年7月我第一次到沙洋時軍宣隊安排我住在總部所在的一大隊的一間小房間裡。這無疑是十分特殊的優待。總部離開英語系所在的二大隊走路還要大約半個小時。我所住的小屋好像是泥瓦結構，旁邊的一大間是辦公室。左邊的兩間也被用來作了教改辦公室。對面有一道溝，過了溝是東歐語系的住地，所以那時我很難得見到英語系的同事，倒常常見到德語系的李肇礎、殷桐生這些“戰友”。
我的小屋簡陋得不能再簡陋。泥土的地，泥土抹的牆。一扇門，一扇門邊的窗。屋裡只有一張小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那時正值7月酷暑，這小屋像一個悶罐，溫度起碼三十七度以上。周圍宿舍的教師晚上都把床搬到院子裡。即使這樣，也要到午夜之後才能入睡。我不能搬到院裡去睡，只好大半個夜晚都坐在屋外，屋外蚊子多，幸而從北京帶了防蚊子叮的藥水。
但最糟糕的還是下大雨。有一次天降大雨，屋頂漏雨不說，由於沒有什麼排水設施，院裡的水開始灌進屋裡，最後放在地上的臉盆都漂在水面上。床也差一點被淹了。整個大隊只有總部那一排房子是磚瓦房，而且有台階，比較高，不怕水淹。孫澤福政委派警衛員把我接到了他的住處外的辦公室才解了我的圍。第二天，水退了，我那小房間的泥地濕透濕透，踩下去一個個腳印。人就睡在這滿是潮氣的房間裡，這日子也就過來了。
外語教學改革就在這樣的干校開始了。軍宣隊成立了一個教改領導小組，組長是留下來的一位原海軍軍宣隊的王政委。他倒是一個好人，不過8341軍宣隊進院後，原海軍軍宣隊也就沒有權了，凡事都由8341軍宣隊的領導決定。我被任命為副組長。各個係也派了代表參加。
記得我們開了許多會統一思想。進入8月份時，教材組就開始編寫新教材了。我和8341軍宣隊關係的危機也開始了。
為了保證黨的領導和教材的政治性、思想性，所編教材都要經過8341軍宣隊審定。而8341軍宣隊的領導又沒有一個人懂外語。於是，只能把編出的教材全部翻譯成漢語送審。
第一批送審的教材就出了問題。孫澤福等8341軍宣隊的領導把我找去說要討論教材的政治思想性的問題。他們一開始就講這是“文化大革命”之後的第一次招收新生，必須體現“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體現毛澤東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線等等的大道理。
然後，他們指出這批新編教材政治性、思想性、階級性都非常薄弱，應當加強認識，統一思想後再重新編。
我請他們舉出具體實例。他們說：“譬如說有一課是講家庭成員，其中介紹了'這是我父親'，'那是我母親'，還有兄弟姐妹，叔叔阿姨等等。可是人都是有階級性的，革命的戰士有父母，反動派也有。你們只講父母兄弟，這不是模糊了人的階級性嗎？”我問他們如何突出這個階級性。他們說：“你們至少應當說明：我的父親是工人，或者我的母親是農民。”我說這是編新生的教材，而且未來這批學生都是工、農、兵學員，沒有任何外語基礎，我們必須合理控制詞彙量。我可以考慮他們的意見，但編教材首先要考慮的是外語教學的科學性。
8341軍宣隊很不以為然，接著又指出我們的教材中教了一日三餐和三餐的內容。他們說，孤立地教給學生早餐、午餐、晚餐以及每餐吃什麼，這是完全抹殺了政治思想內容，至少要說譬如“晚飯後，我們開展談心活動，互相幫助”。
更無法接受的是，他們要求在三餐內容中刪去麵包、黃油以及刀叉等餐具的出現。他們說，這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不能編入教材。
這種討論使人啼笑皆非，也完全違背外語教學的科學性。我試圖向他們解釋初學者的詞彙量的問題，也試圖說服他們在西方國家，資本家主食吃麵包、黃油，工人、農民吃的也是麵包、黃油，這裡沒有什麼階級性，甚至語言本身，斯大林也說過是沒有階級性的。這就更炸開鍋了。在那個年代，誰敢說有什麼事是沒有階級性的？ ！ 8341軍宣隊堅持新生上的第一課應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他們說：“就這麼幾個字怎麼會學不會？”
教材問題還未解決，很快又出了校舍問題。當時在去幹校前，先遣的基建隊只造了宿舍和少量的辦公室。此時要在全國招生，新生和已在沙洋的原有學生都要在沙洋幹校上課，教室問題是當務之急。我提出來做個計劃，立即建造一批簡易的教室。沒想到這個提議又遭來反對。軍宣隊說：“要發揚延安作風。當初延安抗大的學員都是拎了馬扎在露天上課，現在就要恢復延安風氣。復課並不是全面恢復舊的教育制度，為什麼一定要教室？學生可以在室外地邊上課！”我問他們如果天下雨怎麼辦？湖北的夏天是多雨的，難道讓學生和教師冒著傾盆大雨上課？他們說：“下雨可以到宿舍內上課。”我們宿舍是休息的地方，而且臉盆、毛巾、晾洗的衣服，琳瑯滿目，總不能在這種環境上課，何況一個宿舍往往住十多個人，萬一有人生病，一邊在上課，一邊有病人在呻吟，這怎麼能安得下心？然而軍宣隊對這些問題統統歸之為“資產階級辦學路子”。
我實在忍無可忍，我說難道我們革命成功就是為了一切都倒退到缺衣少食，什麼也沒有的舊時光去嗎？共產黨革命的目的難道不是要擺脫貧窮，使人民過上富足的生活嗎？我們今天已不是當年的延安，為什麼要形而上學地去模仿延安？
我無法說服這些質樸的軍人，他們當時完全是教條式地追尋著所謂徹底革命的模式。最後我對他們說我永遠無法與他們取得一致。我說這叫“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
儘管我與8341軍宣隊爭論十分激烈，但在初期，我們的關係卻仍是很友好的。會上爭論完畢，會後仍是熱熱鬧鬧圍在一起吃大鍋飯。這在當時的“扣帽子”風氣盛行的時代已是很不容易的了。為了影響他們，我想出了一個辦法。我對孫澤福說：“我說服不了他們是因為他們不懂外語。假如他們學一點外語可能他們的觀念就會轉變。”我建議在晚飯後給軍宣隊開設英語班，由我任教師。
孫澤福欣然同意，還熱情支持，帶頭報名。於是，我的軍宣隊外語班開張了，學生很多，大部分都參加了。一周三次，晚飯後就在軍宣隊的總部會議室裡上課。應該說他們學得非常認真。我逐漸忘卻了我是為了這場爭論而開設的英語班，我真的很喜歡這些非常認真、非常用功的學生，這大概是我作為一個教師多年來養成的一種感情。
如果一切照這樣發展下去，也許我們同軍宣隊之間是可以找到一些共同點的。然而，那畢竟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孫澤福的這種態度可能在他們8341軍宣隊內部引起了爭論。從9月中旬左右，我明顯地感到氣氛漸趨緊張。終於有一天，孫澤福派警衛員叫我到他自己的辦公室去。我到了那裡，他卻不在屋裡。桌上放了一份題目大致是外國語學院教改中存在的問題的報告。我並不認為那是秘密文件，因為我是教改組的副組長，我以為那是一份總結，於是隨手翻閱。出乎我的意料的是，這份文件旁邊有許多批註，大致說目前教改中的兩種意見分歧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企圖利用教改向毛主席革命路線進攻，抵制毛主席親自派遣的軍宣隊的領導，大肆進行串聯活動，企圖全面復辟外語教學領域的修正主義路線……等等。報告最後部分充滿鬥爭味道說只有發動群眾，把這股復辟的逆流打下去，教改才能按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軌道前進。
多少年來，我每當想起這件事，我都猜測孫澤福是有意把這份報告“忘”在桌上而自己卻出去了，被我“偶然”見到。從後來他的不得志，被替代，直至最後撤離外國語學院之後不久被派遣回山東的一連串對他不公平的處理看，也許當時孫澤福並不真正反對我們的意見。而當他們內部意見分歧尖銳化時，他是故意讓我看到這份他們的內部報告，從而給我一個警告。為此，儘管我從來沒有問過他這些事，但我心裡卻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孫澤福是個能理解知識分子的好軍人。可惜好人常常沒有好報，他的結局並不好。在他被替代架空之後，聽說他犯了心髒病，很危險。以後就被派回山東一個島上去當了一個駐島部隊的政委。我到外交部的初期接到過他的信，但後來就音訊全無了。
當我看到這個警告之後，我立即意識到我的處境不妙。雖然我有“欽差大臣”的身分，是毛主席派來的，但一旦群眾被“發動”起來，再加上原來兩派的派性，我在這“山高皇帝遠”的沙洋，恐怕就插翅難飛了。我和朋友們商量後決定立即回北京向周總理匯報。
因為當時我所具有的特殊身分，同時這場“反復辟”的運動還未發動起來，因此當我向軍宣隊提出我要回北京匯報工作時，儘管他們十分不情願放我走，但也無法阻攔。當時的情況下我只能“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不過我的走是為了再回來把教改工作真正落實而不是一走了之！
我是9月30日離開沙洋的，那天有一輛卡車去武漢，我可以搭車。沒有想到就在這一天發生了一件悲劇事件。早飯後，我出於禮貌，去向軍宣隊告辭，卻發現他們那幾間屋子空無一人。我在廊下轉悠了一會兒，見通信員小董神色慌張地跑回來。我問他出什麼事了，他說英語系的教師吳道生在樹林中上吊自盡了！
吳道生是當時英語系中年講師中極有才華的一個。我記得他畢業於原南京中央大學，好像是最早一批參加華北革大從南方來到北京的。他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他才華橫溢，卻在反右鬥爭中被劃為“極右”。他被送去勞改，聽說在那吃不飽肚子的大躍進之後的自然災害年代，吳道生承受著最繁重的搬石頭的勞動。大約四五年後．他終於回到了外國語學院教書。但那時，他的家已破碎了，帶著一個兒子住在一號樓進門第一間的小宿舍裡。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自己被批鬥，所以也弄不清吳道生處境如何。也許那時的造反派要抓“活老虎”，對“右派”這樣的“死老虎”並不太感興趣。可是軍宣隊進院後，他卻被點名說他幕後煽動學生造反派。在沙洋，他在英語系所在的二隊，聽說也被勒令交代問題。也許他最後走這一步是不奇怪的，因為命運對他太不公平，他失去的太多了。
我和吳道生並不熟悉，但我在讀四年級時參加排演了一個蕭伯納的短喜劇“Augustus Does His Bit”（“奧古斯塔為國效勞”），吳道生是我們的導演。他不僅英語水平很高，還非常懂戲劇，是一個很好的導演。他勞改回來後，我與他分在同一教研室教同一個年級。我常常請教他一些備課中的問題，知道他的學識很有根底。可惜他大概只在人世間逗留了四十多個年頭，而其中相當長的時間是經歷苦難。
作為吳道生的學生和同事，我和他來往並不密切。後來在80年代，他的兒子出於儘管不合情理但我卻能夠理解的怨恨情緒把當時英語系教師中的黨員都看作是對他父親的自殺負有責任，因而莫名其妙地對我也有一種仇視。但這又怎能責怪他呢？他本應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才華出眾，都很會生活。在我1953年入學之初他們當時是英語系教師中的佼佼者。然而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毀掉了這本應很美滿的知識分子家庭，最後真正地是“家破人亡”。吳道生在沙洋的樹林中告別人世至今已是二十七年了。在這漫長的二十七年中，大概沒有人為他寫過悼文。我雖稱不上是他的朋友，但我仍想以這段文字來悼念一位學識淵博卻命運不濟的知識分子，願這類事情如同我的同學吳璞的不幸，永遠永遠不要在我們的生活中重現！
我在國慶節那天從武漢乘上火車，急匆匆趕回北京。回來等了幾天才見到楊德中同志和周恩來總理。我向他們匯報了我們與軍宣隊在教改問題上的爭論。當時，我的目的也只是希望週總理說一句話，要8341軍宣隊心平氣和，尊重知識分子，不要亂扣帽子，動不動就要抓“階級鬥爭新動向”。我萬萬沒有料到，週總理如此重視外語教改的問題，他以外國語學院的教改為實例，進行仔細的解剖分析，從而為全國的外語教改指點了方向。
週總理當時正忙於準備接待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但他卻指示說他要親自聽取爭論雙方的匯報，並且命令沙洋的8341軍宣隊主要領導回北京參加匯報。我們這邊除了我之外，也調回了另外幾位參加教改的骨干教師。爭論雙方旗鼓相當，匯集北京，擺出一副決戰的氣勢。
當時，北京的高等學校差不多都下放到“五七幹校”去了。只有北京大學，不知為什麼，招了一部分新生在北京上課。週總理佈置我們去北大西語系聽英文班的課。除了我們和8341軍宣隊的人員之外，週總理說他很忙，沒有時間親自去，但是他派他的代表，我記得好像是張大夫去聽課。週總理說聽課回來，他要聽我們匯報。
我們這些人天天去北大聽課，大概有一周時間。這時，週總理已接待完葉海亞?汗總統，通知我們準備開會。大約在這年的11月下旬，週總理每天召集我們雙方在西華廳會議室開會，他竟花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時間認真地聽取我們教師代表和8341軍宣隊的意見。在聽完雙方意見後，週總理說他想實地聽一聽北大的課。但他沒有時間在上午去北大，因此就調了北大西語系英語組的一個班級和他們的老師晚上到西華廳去當著周總理上了完整的一堂課。總理聽得那麼認真，還時常做些記錄。外交部的主要領導也被叫來參加這些會議。我猜想這些領導實在是很不願意拋開他們繁忙的外交工作，天天晚上坐在那裡聽這些他們毫無興趣的外語教學問題和我們與8341軍宣隊的爭論。我記得冠華也來參加過幾次會。我看得出他覺得很乏味，常常抽著香煙，眼望天花板。
週總理聽完北大學生的課之後，親自抽問學生。他問的問題都是最為簡單的世界地理、歷史問題，而學生對這些基本常識的貧乏是令人吃驚的。例如，週總理問一個學生智利在哪個洲。學生猶豫不決地答：“在歐洲。”週總理緊蹙他那濃密的雙眉，不做聲，學生看出週總理的不悅，於是又說：“在亞洲！”週總理請那位學生坐下，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我們培養的外語人才中將來有不少要擔任重要的外交工作，也有的要為人師表。知識這樣貧乏，只會喊口號，那怎麼行呢？”週總理又說，“問題反映在學生身上，但根源是在教學的本身，學生應當學些什麼，教師應當如何去教。所以不能怪學生。他們對外語及國際知識是一張白紙，要看我們這些教育者如何去培養他們成為有用的人才。”
在經過十多天的調查研究之後，週總理決定表態了。其實，我們當時從周總理的調查方法以及插話評論中已經很有信心他會支持我們這些專業教師的。這場爭論，如果不用政治上扣帽子、打棍子的強制辦法，而允許公平辯論、尊重科學、以理服人的話，我們肯定是會勝利的。而8341軍宣隊之注定要失敗是因為他們先天就不足，他們既不懂外語，又不懂教學，他們怎麼可能講究科學性？自從“文化大革命”中期，毛主席讓他們到地方去參與“支左”之後，他們依仗著來自毛主席身邊的警衛隊的光彩照人的旗幟，所到之處，一片稱頌，一片
讚揚，一片俯首聽命，因為他們代表毛主席！從而又使他們滋長了驕傲的情緒，聽不得不同意見。
8341軍宣隊在外國語學院做過很多好事。只是在教改這個問題上，他們進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科學領域。他們受著那時代的局限，不可能認為在教改問題上他們也應當虛心向知識分子請教。結果把一個學校的問題推到了周總理的面前，由他來作裁決。
週總理在最後一次會議上的表態是非常鮮明的。可惜我已找不到當年的記錄，但他大致的意見是外語教學要遵循客觀的規律，學習外語必須從語音、語法、詞彙這三個語言要素出發，科學地編寫教材，循序前進。週總理還強調了知識分子的作用，強調說8341軍宣隊應當團結知識分子，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而不是排斥他們，動輒就說是“階級鬥爭新動向”。
會上，8341軍宣隊也承認了他們工作中的缺點，表示回沙洋後一定把教改搞好。我們在北京又開了幾天會才分頭回湖北沙洋。
週總理在會議結束後單獨與我談了一會兒話。他關切地問我父親身體如何，家里安排好沒有。我說一切都安排好了，請他放心。父親已請人照顧，女兒也已由8341駐外國語學院軍宣隊幫忙轉入了學院附校，可以住宿。週總理又問我是否還想回沙洋。他說我也可以不回去了，教改的事思想統一了就交給他們去辦吧，我可以去外交部報到。我說我還是願意回沙洋幹校。主席給了我外語教改的任務，我還未完成，不好半途而廢。週總理也就同意了。
我在這年的11月底最後一次回到沙洋幹校。那時湖北的氣候已經很涼，轉眼已入隆冬。教改的事雖然沒有大的爭論，但進展仍不盡如人意。 8341軍宣隊的領導心里大概存有芥蒂，所以我們之間的關係也就冷淡多了。有一次，在爭論比較劇烈時，他們派來替代孫澤福的第一把手對著我氣沖沖地說：“你還可以去告我們狀嘛，大不了把周總理請到沙洋來，我們列隊歡迎！”我無言以對，也不懂為什麼我們都出於一個目的想使外語教學開始一個新階段，卻如此計較個人意見得失而耿耿於懷。我明白了我自己過於認真，而許多事是那個時代的烙印，非我能力所及，因此後來在許多事情上，我也就得過且過，盡量求個妥協了。所以我在沙洋的最後一段兩三個月的時間倒是很悠閒超脫。到了3月下旬，8341軍宣隊政委張隨之通知我，他們接到指示要我立即回北京，正式調離外國語學院，到外交部報到。
我的沙洋生活就這樣匆匆地開始，又匆匆地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