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總被人誤解。誤解之一是不少人以為我生性好勝，並愛出人頭地，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成了“群眾代表”。有人聽說我曾數次上書毛主席，還以為我是個造反派頭頭。
產生這些誤解其實也有道理。我在70年代曾經成為“新聞人物”。原因之一大概是那時候，文藝蕭條，人們只能反反复复地看八個樣板戲。外國的除了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電影，更是少得可憐。於是外交活動的新聞紀錄片就成了人們看到一點新奇事物的一個主要渠道。而我們這些天天出入外交場合的人便都成了“業餘明星”。尤其是1971年的中國進入聯合國以及之後的尼克松訪華，更使我們這些參與者名噪一時。記得1972年2月底尼克松訪華結束從上海啟程回美國之後，我們在上海有一天假期，於是結伴上街，沒想到街上的行人竟來圍觀，並能叫出我們每個人的名字，可見當時這些每日的電視新聞對人們所造成的影響。今天的外交部仍然擁有很多優秀的年輕翻譯，但他（她）們的名字就不可能像我當年那樣為人熟知了。
新聞媒介的作用真是不可低估。至今，知識階層中四十歲以上的不少人對我尚有印象，大概還是二十年前的那些新聞報導造成的。由此，人們很容易認為我是個喜愛社交的活躍人物。多年前，一位新聞界朋友問我一生最嚮往的是什麼？我說：“我大概能猜到你期待的回答。你們都認為我是個'女強人'那一類的女人，一定胸怀大志，希望一生中有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如果我告訴你我的真實內心世界，你也一定不相信。其實，我最嚮往的是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溫馨小家庭，讓我有個舒適的環境讀讀書，為丈夫、孩子做點可口的飯菜。你能相信嗎？”可惜，這個願望我一生都未實現。
其實，我成為今天的我，唯心的說法大概是命運的作弄，現實的原因是“逼上樑山”。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本來是個非常安於現狀的普通大學外語教師。萬未料到，一場“革命風暴”把我的生活徹底改變了其原來的軌道。在我挨批挨鬥的時候，我對未來完全喪失了希望和信念，能夠活下去苟且偷生大概就算是最好的結局了。之後，在兩派爭鬥的時候，我也不是什麼主要人物。因為我當時很微不足道，本來兩派鬥爭也不應當把我捲入。沒有想到，1968年秋天，工宣隊、軍宣隊進校之後，我和我的朋友們又一次被打成了“敵人”，而且來勢非常猛。吳璞之死給我刺激很大，朋友們一個個落難使我內心的憤慨越來越超過了恐懼，使我難以抑制。此時，那種“文化大革命”初期時的惶恐已經減少了一些，頭腦比那時要清晰一些。我意識到如果我們不站出來為我們自己爭得公道和正義、人格與尊嚴，我們就只能被欺壓、蹂躪，甚至喪失我們最起碼的生存權利。恰恰在此時，學校軍宣隊的頭頭不知從哪裡聽說了我的父親與毛主席有交情，我曾經教過毛主席讀英語。軍宣隊畢竟不是初出茅廬的衝動的學生造反派，什麼都不在話下。他們大概怕在對待我的問題上出差錯，所以有一天海軍軍宣隊的英語系支隊長突然十分友好地把尚處於半隔離狀況中的我請到了他的辦公室，並直截了當地問我是否真的教過毛主席英語。我說確有其事。他說能否讓他看看有關材料，於是我獲准回家取“證明”。我給這位支隊長看了毛主席1964年給父親的信，其中最後說：“含之同志身體可好？望她努力奮鬥，有所益進。”我還給他看了毛主席學英語時用的大字印刷體的“九評”英語翻譯本。支隊長表現出對毛主席十分的虔誠和對我的羨慕。此後，我的處境略有改善，但學校總的形勢並無大變化。軍宣隊的這個舉動提醒了我，只有毛主席出來說話才能從根本上扭轉這種迫害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局面。我利用了我得到的人身自由，決定再次上書毛主席，反映外國語學院的情況。我私下與青年教師、我的鄰居張幼雲商量，她說她贊成給毛主席寫信，並表示可以和我一起簽名。就這樣，我們寫出了給毛主席的“告狀信”，信中講述了軍宣隊、工宣隊在外國語學院包庇“極左”勢力，迫害幹部、教師的情況，請求毛主席派人調查外院情況。
我就是在這樣無奈的情況下走上了“為民請願”的這條我本不願意走的路。
“逼上樑山”是一股闖勁下的決定。而上了梁山要下來卻又難了。形勢的發展不允許我退縮。我只能順著這條道路走下去……
毛主席收到了我們的信，並且作了指示。軍宣隊沒有向我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但後來我
得知毛主席批示要北京新市委解決外國語學院的問題。於是，有一天下午，我突然被召到校軍宣隊的大會議室去見當時北京新市委的書記丁國鈺同志。他見我進去，很熱情地與我握手，並說他來之前以為章含之是個男同志，沒想到是位女同志。那時候我一肚子怨氣，真想對他說：“不見得吧！你來之前一定做過詳盡調查，軍宣隊也一定向你作了匯報，你不會連是男是女都沒有弄清就找我談話吧！”不過，我還是克制了自己，客氣地與他寒暄。丁國鈺同志倒是個爽快人，知道我給主席寫了信，他說根據毛主席批示，他來聽取我的意見。我向他大概重複了我向毛主席反映的意見：學校軍、工宣隊支一派，打一派，保護“極左”的勢力包括公開在天安門張貼“打倒周恩來”大字報的組織，而打擊迫害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反對打倒陳毅同志、反對全盤否定十七年成績的革命幹部、教師和群眾。
這次會見後，我期待著學校形勢有些重大變化。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唯一的變化是我自己得到了優待，不僅全面恢復了人身自由，還在1969年黨的“九大”開幕前被派去參加“九大”報告的翻譯班子。那時候，這是件極為光榮的事，只有政治上得到最大的信任才能進入這個班子。我奉命到新華社報到，所有的專家和一般翻譯都集中在一個從前的外國專家院子裡。 “文革”期間，大部分外國專家被趕走了或嚇跑了，剩下的幾個外國老共產黨員被關起來了，就像外國語學院的英國老專家柯魯克夫婦。新華社的專家院也空了。翻譯班子集中之後，向我們宣布的紀律十分嚴厲。為了保密，我們不僅不准回家，連打電話都不允許。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裡，我們徹底地與世隔絕。工作非常緊張，尤其到開幕前夕必須定稿時，有幾天，全體人員加班加點，幾乎二十四小時沒有睡覺。
我當時真是很高興能參加“九大”的翻譯工作，因為這不僅是在政治上表明了徹底的平反，而且在荒疏三年之後，我又接觸了我很喜愛的英語。生活似乎又有了轉機！
然而，這種喜悅隨著“九大”結束，我回到學校時又很快地消失了。當我看到一切不公正的事情仍然存在，當我看到與我一起落難的朋友和其他很多好人仍在接受所謂的審查，當我看到他們黯淡的眼光時，我意識到我多少是被“招安”、被“收買”了，軍宣隊所“解放”的只是我一個人，為的是要我不再給他們製造麻煩。我和張幼雲商量，我們決定再次上書毛主席。
這一次，毛主席似乎是下決心解決外國語學院的問題了。我們的信送上去不久，他就批示說：外國語學院的問題看來北京市委解決不了，擬派8341部隊進駐。
這對我們來說無疑是天大的喜訊！ 8341部隊是中南海警衛隊，也可以說是毛主席的貼身衛隊。當時這支部隊奉毛主席之命已經進駐了六廠二校，二校即清華和北大。現在外國語學院成為8341進駐的第三所高校，這是多大的殊榮！外國語學院成為直接受毛主席關懷的學校，而這一切又都是因為我寫了信給毛主席。時勢就這樣造就了我這個本不想當英雄的“英雄”！我也就被推上了“文化大革命”這個歷史舞台無法脫身了。
8341部隊進駐外國語學院那天是個極為激動人心的時刻。多少日日夜夜的陰霾一掃而光，廣大干部、教師、學生擁到校門口歡迎部隊進校。許多人熱淚盈眶，真有當年貧窮受壓迫的勞苦大眾歡迎解放軍解救他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那種感情！部隊稍一安頓之後，立即召開了全校大會，由政委孫澤福講話。
孫澤福是個極有魅力的軍人。他來自山東，中上身材，很魁梧，相貌堂堂，透著一股軍人的威嚴。他聲音洪亮，說話很有煽動性。他後來曾告訴我他在中南海服役期間堅持參加中南海內的大學自修課程，當時他們請了許多名家上課。孫澤福還對歷史、哲學和文藝很有興趣，他聽過吳晗給他們開的歷史講座，因此他的文化知識比當時的一般軍人要高。孫澤福也像中南海的其他工作人員那樣對毛主席和其他黨的領導人充滿了虔誠的敬意，甚至模仿著他們的細微動作。我發現他寫字從來不用鋼筆或圓珠筆，而是用鉛筆；他寧可不厭其煩地用一把削筆刀不斷地削鉛筆而不去使用方便的圓珠筆，他這樣做的簡單原因是中南海裡的首長們都用鉛筆。他說每天早上，工作人員要為這些首長削好一大堆鉛筆供他們一天之用。
孫澤福在第一次外國語學院的全院大會上用他洪亮的嗓音極為有力地宣布他們是毛主席派來的隊伍，他們一定要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來解決外國語學院的問題。他的講話得到了十分熱烈的反應。
一夜之間，我成了替代外國語學院兩個造反派組織的獨立的“群眾代表”。 8341部隊當然知道是我向毛主席反映了外國語學院情況，因此，任何重大事情他們都要找我商量；一夜之間，許多一直遭受迫害的同志獲得了解放，昨日還是“階下囚”，今日已成“座上客”，“文化大革命”不斷演繹著這些悲喜劇！
我終於被逼上了梁山，還不得不扮演宋江式的人物。自從我第一次與張幼雲一起寫信給毛主席之後，我就成了支持“紅旗大隊”的教師積極分子中的一個核心人物。我已經身不由己地捲入了這場運動，全身心地投入進去，而且充滿了激情。那時候，我確信我是在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書齋生活已成遙遠的過去，一切都是為了“革命”。
三十多年來，我自己從來沒有系統回憶過我所走過的路，也並不意識到我自己有多少變化。我的幾位大學老朋友對我說他們認為我的一大優點是不論我社會地位有什麼變化，我對老朋友的情誼從來不變。
但是，當我回顧所走過的路時，我不能不對自己說其實我變了很多。雖然我做人的原則仍然是善以待人，寧願自己吃虧，絕不損害他人。但是我的脾氣卻變了許多。四十九年前在我十八歲踏進大學的大門時，我是個快樂、漂亮、脾氣隨和的女孩子，但是現在，我卻很容易激動、浮躁，很容易受到傷害。
四十多年前的那個活潑、溫和、漂亮的女孩早已不復存在。是什麼改變了我？為什麼我周圍那些中學時代、大學時代的朋友性格上都依舊如過去那樣，唯獨我卻變了那麼多呢？這大概就是我在三十年嚴酷的現實中為生存付出的代價。這變化大概就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的，為了生存，為了不使自己任人宰割，我學會了鬥爭，而鬥爭就意味著以他人的失敗來獲得我所爭取的權利。儘管那些整我的人是錯的，但那也是殘酷的人與人之間的鬥爭啊！不論是在大學時代還是當了教師之後，我在英語系和大家和睦相處，和我的學生也相處得很好。校園中的生活是寧靜、悠閒、和善的。我至今想起來都無限留戀。可是當“文化大革命”來臨時，似乎在頃刻之間，天地都變了樣。我昔日的同事中有人喊著口號要置我於死地；我昔日的學生中有人突然鬥爭我，指責我是他們的敵人。在九死一生之後，我大概從鬥爭的烈火中脫胎換骨，明白了我只能用鬥爭來保護我自己。沒有想到的是，從此之後，三十年中我擺脫不開無窮無盡的政治鬥爭，最終導致了悲劇性的結局，在我的心靈上留下了永遠不能平復的傷痕。
我後來翻閱我久遠以前的舊照片，拿出一張1957年大學畢業時為畢業證書照的那一張，放在鏡框中，擺在了客廳的小桌上。有人問我，我說那隻不過是一種懷舊和虛榮，看看自己曾經有過的風姿。其實，我是在憑弔那不復存在的章含之。我從那照片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青春的歡樂和希望。然而在鏡中看今天的自己，那種眼神早已消失，更多的是滄桑與悲涼！但是我也知道，其實那四十多年前的女孩還活在我內心的深處，當年那個十八歲女孩子的靈魂並未離開我，只是這世界已經使我再也天真不起來了。為了生存，我只能拼搏，不是我愛拼搏而是出於無奈，“Survival of the fittest”！那麼，我就只能讓那十八歲的我深深地埋在心的深處，只有在夜深人靜時，在一盞孤燈之下，我的靈魂才能讓這三個不同的章含之融為一體，回歸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