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參加過不少會議，大自聯合國大會，小到公社生產大隊的會議，但沒有哪一次會議像1966年6月的那次“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那樣開得驚心動魄，提心吊膽，至今想起來都似乎還能感覺當時的惶恐不安。
我被學校通知去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擔任英語翻譯時，大約是在1966年的6月下旬。當時，全國已經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學校已經停課，外交部派來了以劉新權同志為首的工作組領導運動。校園裡整天鬧鬧哄哄，生活的秩序全都被打亂了。接到通知要我去參加會議，我很高興，以為至少可以暫時躲開這混亂的環境。我還天真地希望開完會時這場“革命”也許可以結束了。
會議在京西賓館召開。剛報到的第一天還沒有什麼異樣感覺。代表名單上雲集了全國知名的老年、中年、青年作家。我自少年時代起就愛看文藝作品，所以看到這張名單時激動不已，難得有這樣的機會見到這麼多的作家。
但是，幾乎在開會的頭一天就出現了麻煩。不知道是哪裡的造反派衝進京西賓館非要揪出某一個作家，說他是“黑幫黑線人物”。會議的氣氛一下子就緊張起來了。後來的兩天，這類事不斷發生。大廳裡在開國際會議，京西賓館的門口聚集著要揪鬥會議代表的紅衛兵，真正是人心惶惶。我們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西的大門，怕一出門就被抓走。記得主持會議的是廖承志同志，每天也有成群結隊的造反派喊著口號，一定要揪他回去批鬥。這樣地捱過兩天后，情況越來越險惡。有的造反派勢力很大，衝進來揪走了代表。就在這時，我們工作人員被緊急召集去開會，會上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明確講這個會議一定要開好，不得乾擾。特別提到廖承志同志要保護，有什麼問題會後再說。聽了周總理的指示，大家鬆了一口氣，京西賓館是軍隊的賓館。那時候，軍隊還沒有介入到地方的文化大革命，還沒有派性，所以根據周總理的指示，賓館加強了警衛力量。儘管大門口每天仍然是聚集了眾多吵吵嚷嚷的造反派，但揪人的事沒有再發生。記得我的房間在第八層。有幾次散會後，心裡煩悶，站在陽台上想散散心。可是，下面的大街上川流不息地過往著一車車的紅衛兵，到處都是口號聲，到處都是造反派打著各種旗幟的隊伍。我覺得像是生活在一個圍城之中，周圍的四堵牆貼滿了紅色的標語向我擠壓過來，擠得我透不過氣！我真想逃出去，但卻無路可走！
會議的計劃是會後分成幾路到各地去參觀訪問。我被分配在詩人、作家朱子奇同志帶隊的一組前往武漢、江西、上海。然而，就在出發前一天，我得知朱子奇同志不能去了。造反派的壓力太大，會議的領導頂不住，只能保證與會的作家把會開完。北京的會結束後，朱子奇同志不得不回單位接受批判！我們這一路臨時改由劉白羽、杜宣同志帶隊。
我們從北京出發後的第一站是武漢，那是因為毛主席正在武漢，他要會見參加會議的全體外國代表。所以北京散會後，全體人員都去了武漢。我們到達的第二天，安排了一次游江活動。到了船上，我們才得知毛主席正在暢遊長江。當地陪同的領導遙指著一個方向說毛主席正在橫渡長江。大家都很激動，不過從我們的船上當然什麼也看不見，只能想像而已。後來，毛主席接見了會議代表。我已有兩年沒有見到毛主席了。遠遠望去，他顯得神采奕奕，精神很好。那次見到主席，我覺得離他那麼遙遠。以前，我像看待父輩一樣看待毛主席。他對我也如對晚輩一樣慈祥。我們一起在他的游泳池住所講英語，在他那冬日的小院中陪他散步，還陪他一起吃晚飯。我是在陪毛主席吃飯時學會吃肥豬肉的。那白花花的大肥肉蘸上調料，毛主席可以吃好幾塊！可是此時此刻，毛主席坐在那里安詳地會見會議代表，我真不知道他是否了解成千上萬的人正在這塊土地上倍受煎熬！
回憶當年，我對老一輩的那些作家充滿敬佩之情。當年，與我在一個團裡的那些作家在散去之後幾乎沒有一人不是經歷了慘烈的磨難的。我曾在那年底去作家協會的院中看過一次大字報，看到幾乎我認識的作家全都被點名批判了。當時還倖存的，後來也打倒了。在我們陪著外賓遊長江、上廬山時，他們肯定已經預料到不久之後會遇到什麼樣的災難，但他們卻表現得十分沉穩，鎮定。我的直接領導是杜宣同志。我們相處得很好。當時的外國代表中有一個土耳其畫家，整天背著一個大畫筒，說裡面是他的作品。我曾替他翻譯，誰知他想入非非，對我獻起殷勤。一上火車就非要我坐在他身邊，搞得我非常尷尬。這個畫家是個大胖子，卻到處要湊過來與我擠著坐在一起。開始時我還禮貌地避開他，可是最後我對他發了脾氣，不再理他。那時，年少氣盛，並不認為這是外事活動，要有禮有節，只覺得這大胖子太無禮就發了脾氣。誰知大胖子也發脾氣，上了廬山就拒絕參加活動，還關在房間裡不吃不喝。此事鬧到了領導那裡。杜宣同志耐心地做我的工作，說服我不可意氣用事。最後他出面邀請那胖子畫家單獨與他遊山，由我任翻譯。那胖子也就順勢下了台階。記得我們三人在廬山上玩了整整一個上午，到了一道瀑布前還照了合影，可惜那張照片已找不到了。杜宣與胖子畫家一路談笑風生，論古說今，十分熱鬧。我完全看不出他對今後的命運有什麼擔心。但是，同所有其他作家一樣，會議散後，杜宣回到上海即遭批判。這年年底，我利用“大串聯”到上海去時還去過他家，與他一家人在一起吃了午飯。當時他雖遭批判但還有人身自由。聽說後來在所謂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時，杜宣同志終於難逃厄運，身陷囹圄多年。幸虧他能度過這場災難，如今還健在。我記得我們那一路人馬在上海送走外賓之後回到北京，在機場告別時詩人李季很動情地說不知何日我們大家再能相聚。我們在陪著外賓度過了十多天表面歡樂祥和的遊覽觀光之後此時已清醒地回到了殘酷的現實中。我們相互緊緊地握手，神情黯然，互道珍重。後來我回到學院，三天后被“揪”出來，我猜想其他人恐怕還沒有捱過三天！
我被打成“黑幫爪牙”、修正主義苗子，被揪出來批鬥之後的那幾個月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遭遇到的最最絕望的一段時光。我還那麼年輕，對生活充滿那麼多美好的期待，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一夜之間我變成了“敵人陣營”裡的一份子。有一首當時紅衛兵天天唱的歌，歌詞是：“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革命群眾齊動員，文化革命放光芒。”現在想起來都不寒而栗。因為那時，凡有重大集會，系裡全體教師集合時，我們這些“黑幫黑線”人物開始時也要站在隊伍裡。人到齊後，就開始由教師中的革命派指揮，殺氣騰騰地唱這首歌。
唱完就齊聲呼：“殺、殺、殺！”真叫人毛骨悚然。接下來又有節奏地反复唱：“革命的站過來，不革命的滾開，滾、滾、滾！”於是，我們這些人就要自覺地“滾開”，從隊伍中站出來，等大隊伍起步走之後，這一支“黑幫”小隊伍默默地跟隨其後進入會場。這雖非肉體的迫害，卻是對精神極大的折磨以及人格上的極大屈辱。而正是這種日以繼夜的侮辱使我最後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
那一天晚上，外國語學院和隔壁民族學院的造反派聯合召開大會批鬥班禪大師。大隊伍進入大操場後，我拎著自己的小馬扎遠遠地孤零零地坐在操場邊上。台上進行著一幕幕野蠻的鬥爭，班禪大師的父母、家人也在陪鬥。口號聲在夜空中震盪。我突然覺得渾身的熱血往上沖，每根神經都極度緊張，坐不住也站不穩。當時，造反派嚴格限制行動自由，但是我覺得我快崩潰了，我再也支撐不住了。我必須去尋覓什麼東西，也許是希望，也許是毀滅，總之，我不能再坐在這裡，看著別人被宰割，也等待別人來宰割我。我不顧一切地跑出了校門，跑到了魏公村大馬路上。那個年代，公共汽車已沒有正常行駛的班點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哪裡來的這麼大勇氣和力量，走啊，走啊，居然從學校一直走到了天安門。我覺得我是去見毛主席，但到了天安門，我忽然清醒過來，這裡沒有毛主席，只有瘋狂的人群！我異常地恐慌起來，沒有力氣再走回學校，也不知道造反派發現我“外逃”的話會如何處置我。我癱坐在地上，真正地陷入了絕望的深淵。此時，我想起了年邁的父母和幼小的妞妞，我還有那個家！自幼這個家沒有給過我多少溫暖，但此時此刻，這個家竟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亮點，唯一的安慰，唯一的避風港灣，使我朝著它走去而沒有走向滅亡。
前人不知是如何總結出那條經驗的――“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天晚上，當我艱難地從天安門走回史家胡同的家裡，跨進裡院，見到屋裡那黃色的燈光時，我的心靈是那樣地得到撫慰，一時間似乎忘卻了一切的苦難，只希望躲在這深深的庭院裡，再也不回到那紛亂可怖的社會中去。妞妞早已睡著了，我進去看了看熟睡中的她，心裡一陣苦澀。她那時才五歲，睡得那樣香甜，怎知道這苦難的人生正給她的親人帶來多麼大的災難。那時，妞妞的父親已被北大關進牛棚，不准回家；我又成了“黑幫爪牙”，真不知這些黑色的烙印會給她的未來帶來什麼影響。
父親還在看書，很吃驚我怎麼深夜突然歸來。我此時已完全清醒，只說晚上無事，回來看看。但正在這時，門鈴大響，從裡院都能聽到門外嘈雜的人聲。我驚魂未定，聽到這鬧聲就知道一定是災禍臨頭，心怦怦地加速跳動。父親卻鎮靜地叫保姆彭嫂出去看看怎麼回事。還未等彭嫂回來，一群男男女女“新北大”的紅衛兵就押著妞妞的父親衝進了院子裡。他們把他剃了陰陽頭，勒令他低頭站在院中，數落著他的罪行。最後，就點到了父親頭上，說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岳父就是當年被魯迅痛打的落水狗章士釗，所以他們今天來清算這只落水狗對人民欠下的債等等。母親被嚇得渾身哆嗦，我安慰著她，可是自己也十分驚慌。只有父親依然保持著他的儀態，並不顯出任何的慌張。隨後，紅衛兵勒令父親站在院子當中，父親不肯低頭，一個女紅衛兵對他揮舞著皮帶。隨後他們又有幾個人宣讀了一些口號式的批判，就開始闖進客廳抄家。這些幼稚無知的年輕人被一股狂熱的躁動所推動，竟變得失去理智和人性，他們衝進我們家的每一個房間，肆意踐踏著書籍和家用什物，他們究竟想蒐集什麼，我看他們自己也不明白。他們唯一的驅動就是要蹂躪他人，折磨他人！最後，他們把父親的大批書籍亂七八糟地堆放在院子裡，把我們所有的沙發和軟椅都貼上了交叉的封條，命令我們不得坐這些修正主義分子坐的舒適的椅子。現在重敘這一切，是多麼可笑也多麼可悲。這就是冠以“文化”兩個莊嚴字樣的“革命”！
紅衛兵帶著他們的“戰利品”離開我家前，在大門外貼了事前準備好的大幅對聯與橫批，又是說什麼當年魯迅痛打的落水狗，今日仍是帝修反的代表之類的話。在“文化大革命”中，好幾位文藝戰線上的前輩文學棟樑，也因為受到過魯迅當年的批評，遭到了殘酷的鬥爭，甚至被迫害致死！我想魯迅假如能預見到三十多年後會因他的一些並非完全確切的批評或感情色彩很濃的抨擊而使一些人遭到無情的迫害的話，恐怕他會考慮是否應當說那些話的。然而，又有誰能夠預見身後三十年的事呢？這真是一種最大的不幸！
我在《我與父親章士釗》一文中敘述了那天晚上紅衛兵走後父親堅決給毛主席上書並導致周總理批示保護一大批黨外民主人士的事情。一切事情結束時已是午夜，我已無法回學校了。當時我也顧不得那麼多了，有一種“豁出去”的心情。不過第二天回學校卻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我的同宿舍的同事也沒有告發我一夜未歸，使我感覺到人們的善意。由於週總理第二天指示接走父親，保護起來，並且派便衣警衛保護父親的家屬，我對家裡的擔心就好多了。我只需集中對付學校的局面。
轉眼到了1966年的10月。人民日報發表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社論，繼反對工作組以及毛主席第一張大字報之後，這篇社論大概是進一步把矛頭指向劉少奇，號召群眾要集中火力揪出主要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在這篇社論精神的支配下，我們這些次要的“黑幫爪牙”相對來說得到了一些解脫，造反派集中火力去鬥爭所謂“黑幫分子”，我們基本處於被孤立之後無人過問的狀況。人的適應能力是極強的，我當時已多少習慣於不與人交往、獨自來回、無所事事的心態，生活已完全沒有目標，一天又一天地混下去，唯一的樂趣和安慰是回家和老父母和妞妞在一起。
與此同時，全國掀起了狂熱的串聯風。開始時是外地紅衛兵來北京，成批成批以排山倒海之勢湧入北京。毛主席多次在天安門接見這些紅衛兵，使他們受到極大鼓勵，來勢就更猛了。到了10月份，北京的紅衛兵開始往外地去，去播撒“革命火種”。到了11月份，學校中學生都快走空了。
我們教師中的“黑幫黑線人物”終於開始互相間的“串聯”了。革命造反派都走了，我們也“自己解放自己”了。後來，我們商議是否去作些試探，也許會允許我們出去“革命串聯”。
於是，我們選擇了當時外國語學院兩大紅衛兵組織中比較溫和的“紅旗大隊”。我們到他們的總部去申述我們是如何支持革命大串聯，因而希望能參加這個革命行動，獲得他們的介紹信，出去串聯。
我們居然得到了“紅旗大隊”的同意，為我們七八個英語係被批判的教師開了介紹信。當時，我們很高興，終於擺脫了“黑幫爪牙”的陰影，同時也可以出去走一趟，換一換環境了。
記得我們集中在我家裡商議去哪裡“串聯”。更確切地說是到哪裡去旅遊，而且憑著紅衛兵總部的一紙介紹，是免費旅遊。我們決定去四川，上峨眉山，也許那裡還有一方淨土。
晚上七八點鐘，我們出發去火車站。但還未接近車站，我們就被那景象驚呆了。那裡是真正的“人山人海”。從車站廣場一直到馬路，真是數不清的人頭攢動，大概有十多萬人！我們根本無法靠近車站，也弄不清哪個隊伍去哪個方向。每一個排得七歪八扭的亂哄哄的隊伍都起碼有上萬人，一直延伸到大馬路東單方向，我們這些在井井有條的校園中生活慣的文弱書生根本無法參加這個行列。
我們一行十分沮喪，又回到我家。幾經磋商，有幾位勇敢分子還是決心去四川，於是他們自己走了，後來他們還真是擠上了火車。我們剩下的幾個人也不甘心就這樣留了下來，於是決定再去車站看看。
我們設法靠近車站西側的旁門，驚喜地發現那旁門沒有上鎖。居然也沒有人發現。我們輕輕推開旁門，溜到裡面，更大的驚喜是發現我們竟直接到了一個站台，而當時站台上竟空無一人，停著一輛列車，這實在是“天助我也”。我們正在找人打聽這列車開向何方，此時走過來一個列車員，告訴我們這是開往上海的列車，還要等個把小時才上“旅客”。列車員對當時的極端混亂也很厭煩，看我們是幾個文文雅雅的知識分子便問我們去哪裡。我們中幾個人都是上海人，於是用上海話與他攀談，鄉音馬上使我們更接近。他慷慨地說：“乘他們還沒上車，我先放你們上去吧！等他們（紅衛兵）一沖進來，你們就休想上得去了。”列車員為我們開了車廂門，我們上去看竟然是硬臥車廂！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有這樣的運氣。不過這臥舖車廂後來也就不成為臥舖車廂了。每節車廂超載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一個臥舖位上擠著四五個人，我們當然也只能擠在下面的舖位上。不過有個位子坐就算是很奢侈了，更多的人是坐在過道的地上，實在困了就鑽到座位下面去睡一會兒。
最近和一個外國朋友聊起當時那段經歷，他很不解地問我：“中國當時那樣混亂，怎麼沒有導致經濟的崩潰？”我真的不知道當時這國家是怎樣在運轉的。就說這瘋狂的大串聯，恐怕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包括一部分紅衛兵，都像我們一樣是免費旅遊。不僅路費全免，連吃、住也免。那時全國設了無數的紅衛兵接待站。我們憑著“紅旗大隊”的介紹信也就都入住到這些接待站了。從上海我們又去了杭州，住在一個大學裡。昔日的教室都變成了男、女宿舍。十多個人住在一個房間，統統打地舖。在杭州，我住在這種接待站時，有一天晚上，
兩個來自不同地方的紅衛兵吵起架來。而她們絕妙的吵架方式是全都不用自己的語言，而是背誦毛主席語錄，唇槍舌劍，一來一回，其嫻熟程度實在令我目瞪口呆。
我們最後的“串聯”地是寧波。去寧波的目的是聽說那裡的深山里有一個著名的古剎天童寺。我們想像，那兒也許還是一方淨土，還能尋找到佛祖所賜的安寧。於是，清晨從寧波上船，初冬的天氣在南方還是很溫和的。小船悠悠閒閒地隨河而下，兩岸一片青蔥。在和煦的陽光下，我們坐在船頭，背靠船艙，清新的空氣，周圍一片寧靜，只聽到群鳥的啾啾聲。船槳激起河水漣漪，那時的水沒有污染，清清河水能照出人的倒影。難以想像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熱席捲全中國時，這裡還能有這般詩情畫意的地方。我們隨著小船的搖盪哼起了幾乎已經忘懷的那些英語抒情歌曲。半年多來壓抑在心頭的鬱悶似乎已化為烏有。
小船到達一個碼頭，我們上了岸。走在那鄉間的小道上，真想大喊大叫：“這才是生活！”不久，我們來到一座佛塔前。那是一個小小的院落，有幾間簡樸的用房。院子中間是一座可以盤旋而上的有大約五六層樓高的塔，名為五佛塔。當時周圍十分寧靜，我們想進院去參觀寶塔。但一進院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幾尊堆在院牆邊的東倒西歪的破損的菩薩塑像。這景象頓時破壞了我一個上午的好情緒。暴力竟也還是施展到了這幽秘的山間！此時，一位面色紅潤的看上去四十歲上下的和尚從屋裡迎出來。我們向他問好，並問可不可以到塔上看看。他說可以。我們登上塔頂，遠眺周圍秀麗的山村景色，真是美不勝收。下來後，我們與僧人閒談，問他菩薩像為何倒在牆邊。他雙手合十說：“罪過！罪過！作孽啊！他們來了一幫人，把菩薩都砸了，還不許修復！”我們無言相應，只能默然。
後來我們得知這僧人貌似四十出頭，卻實際已是六十開外。他是二十歲那年從廣東慕天童寺之名，徒步數月，到天童寺剃度。這五佛塔歸天童寺管轄，他被派來管理。糧食、蔬菜統統由天童寺運來。我們感嘆這齣家人畢竟六根清淨，所以一點不顯老態。
我們同伴中有一位是比我們大家年輕很多的游泳教練，他是我的一個親戚。那時他不過二十多歲，愛開玩笑。他問僧人為何小小年紀就要遁入空門。僧人講他信奉佛法可以普渡眾生。那年輕人調皮說：“我看你那時候不見得是真的信佛，是否失戀了才出家？”僧人並不生氣，只是雙手又合十，滔滔地講了長長一段話“教育”我們那年輕同伴。他說“世俗的人是不會理解出家人的意境的，因為你們在塵世間追求功名利祿，煩惱無窮。我們出家人心境平和，佛自在我心中”。
我們離開五佛塔，跨出院門時，分明是平坦坦的台階，那位年輕夥伴卻莫名其妙地在跨台階時被絆了一下，重重地摔了一跤。我們都大笑，說：“誰叫你褻瀆神靈，說那個和尚失戀。菩薩懲罰你了！”這種輕鬆真是已經久違了！
我們進入了山間小道，此時的景色更美了。山路兩邊都是青松翠竹。周圍空無一人，陣陣微風吹來，竹葉發出沙沙的動人響聲，真像在仙境中一般。走了一個多小時，來到一個山間小鎮，有一家雜貨小店和兩間山村飯店。那已是中午過後，飯店裡仍有顧客飲酒，雜貨店外坐著三三兩兩的閒談的人們。那一派平和氣象，絲毫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氣氛。我們雖然聽不大懂他們的方言，但肯定他們不是在談“文化大革命”，不是在打派仗，不是在辯論誰是黑幫，而是友好的閒談。談到高興處可以聽到他們開懷大笑。
我們從清晨離開寧波，此時已是飢腸轆轆。看見這飯店和食客們桌上的菜餚更勾起了我們的胃口。這一頓午餐大概是我記憶中最鮮美的。那擺脫長時期惶恐、失望、壓抑後的輕鬆，那泛舟河上，漫步林間小道的情趣都使我一時間忘卻了這山林小鎮外瘋狂的世界。
那一天，我們從碼頭到天童寺大約走了二十多里路。到達天童寺時已是傍晚時分。此時，天氣陰沉起來，並下起了濛濛細雨。山林在雨中別有一番滋味，只是加上那傍晚漸暗的天
色，使人產生了一股淡淡的憂傷和惆悵。
快近天童寺前，我們聽到一陣陣吟唱聲隨風飄來。開始，我以為是僧人們在吟誦晚間功課，他們唱的是佛經。後來聽出他們來回重複的是同一句唱詞。再仔細一聽，原來他們是在唱毛主席語錄歌中的“張思德同志”那一首。而他們來回重複唱的是那半句：“就是死得其所。”那本應是雄赳赳的革命歌曲，經那些僧人們一唱，加上那寺廟的意境，竟如同背誦佛經一樣。我們走到山門口，見那廟里居然也建起了紅衛兵接待站，僧人們都集中在一起唱歌。我們登記了住宿就去食堂吃飯，每一個粗糙的陶器罐裡下面是飯，上面是一些青菜豆腐，對我們來說，這山廟中的素齋倒是別有風味。
飯後，乘白晝的一些余光，我們參觀了天童寺的佛殿，但很快我的情緒就被一種失望與憤慨所籠罩。大雄寶殿被上了大鎖，踮起腳從門上面的玻璃中窺探，見到的是一派慘象。所有的菩薩塑像全部被推倒在地，有一些佛像竟被砍去了腦袋。昔日聖潔的佛殿裡堆滿破舊雜物，蒙上了厚厚的灰塵。
其餘的一些配殿，從前供奉佛像處已只剩空空的座架。殿兩旁的房間已改成了接待革命串聯群眾的招待所。那天晚上我們就住在其中一個殿裡。入夜，周圍山坡上的松濤聲似乎給這寧靜得令人不安的肅穆佛殿裡帶進了陣陣的山風，使我從心裡覺得寒氣襲人。這一夜，我大部分時間是清醒地靜聽那嘩嘩的松濤，心底深處有一股難以名狀的失落。我們白晝的歡笑已被天童寺的慘象淹沒。聽說這寺裡原有上百名僧人。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大部分年輕的被迫還俗，下山種田去了，剩下的多為年老體弱，但也要強制耕作廟田，維持生計。我想起五佛塔和尚的話。他們本已是超脫塵世煩惱的脫俗之人，他們擺脫了功名利祿，追求著精神上的極樂世界；而如今這醜惡的塵世又把這殘酷的鬥爭帶到他們這塊神聖的土地，使他們重又陷入了塵世間的煩惱。這真是作孽罪過啊！
從寧波回到上海，我們實在不願回到外國語學院去。於是找了一家小工廠，算是在那裡與上海工人階級串聯。那是一家玻璃器皿製造廠，我被分配在一個車間勞動。名為串聯，其實我們根本不過問他們在搞些什麼。這個廠的工人好像全部是上海工總司的造反派。後來他們也給我們發了一個紅袖章。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得到的唯一一隻紅袖章。
到了3月初，學校來函通知我們立即回校參加運動。我們三個多月的逍遙自在的日子結束了，於3月底回到了學校。
此時的外國語學院又是一片沸騰。外事口掀起了“打倒陳、姬、喬”和“保陳”的大爭論；校內開始辯論十七年教育路線的成績和錯誤。對於外事口的問題我們並不感興趣，但作為教師，我們對十七年教育路線成績的評價十分關心。所以在這年的4月26日，我們各系支持“紅旗大隊”的教師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個“四?二六”組織，我們的任務是捍衛1949年革命勝利之後高等教育的不可磨滅的成就。
“四?二六”的活動從此吸引了我。串聯回來，“紅旗大隊”已否定了我們頭上的“黑幫爪牙”的帽子，承認我們也是革命群眾，於是，我更加認為當時的爭論是兩條路線的爭論，而我們是在捍衛革命的成果。 5月份，“紅旗大隊”接納我和其他一些曾被打成“黑幫爪牙”、“反動權威”、“修正主義分子”的教師參加他們的組織。從此我真的成了革命群眾。儘管由於我們的背景，“紅旗大隊”並不視我們為骨幹，但至少使我們重新得到了平等與尊嚴。
一旦捲入這場革命，我的變化大概也就從此開始了。由於經歷了那長長的八個月的壓制、批鬥，此時的我一改從前對政治鬥爭不感興趣的狀況，從心底認為如果是“極左”路線佔上風，一切又要回復到八個月前的狀況，中國又要大亂。當時暴力行動已有所克制，但學校的另一造反派組織仍然視我們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因此我也必須以全部的熱情投入這場“革命”。
這種熱情也許就如穿上了那雙魔鞋，開始跳舞時自己感覺非常美好；但當你疲憊不堪想停下來時你才發現你已永遠也停不下來了，這雙漂亮的魔鞋會一直帶著你跳到精疲力竭最後倒在那偌大的舞台上。此時，鼓掌的觀眾早已離去，空蕩蕩的劇場裡，耀眼的水銀燈也已熄滅，只剩下你穿著那雙讓你著魔的舞鞋，等待著生命之火的熄滅！
也可能是像一場可怕的龍捲風。你恰恰處在風的中心。龍捲風可以把你高高舉起到幾千公尺的天空，讓你俯視腳下的一切，但最後它會把你帶到十里百里之外，再重重地把你摔在大地的懷抱裡。也許你能九死一生，也許你再也不能站立在這塊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