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就愛幻想。那也許是因為我從未體驗過家庭的親情與溫馨，所以我把一切我得不到的情感都寄託到幻想中去了。 1949年之前我在上海讀初中的時候，把自己大部分的課餘時間消磨在我家附近的作家書屋。因為沒有那麼多錢買書，於是就每天下午坐在書店的取書階梯上不花錢地一本一本地看那些小說，有巴金的、曹禺的，也有徐和無名氏的。這些書看多了就更豐富了我的幻想。於是，當母親沉湎於麻將桌上，沒有人過問我的時候，我就愛爬著狹小的樓梯，鑽上三樓的平面屋頂，靠坐在一面牆旁，或者看小說，或者就是呆呆地望著藍天白雲任憑自己的感覺倘佯在想像的自由天地間。我幻想自己是那天上的鳥群，無憂無慮地飛翔在廣闊天地間；我也幻想有朝一日，擺脫這沉悶的家庭，去創造自己的幸福。也許我會成為一名出色的演員，因為那時候我著迷般喜愛話劇藝術；也許是個卓有成就的科學家；也許是個鋼琴家，因為我是那樣地渴望能學習鋼琴。我也幻想過我會得到世上最最純潔美好的愛情。
後來，我隨家庭到了北京，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革命的環境。但是我還是好幻想，不過想的是我去朝鮮打仗，即使是犧牲在沙場上，也是壯麗的人生；我激動地念誦過“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屍還”；我也想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貢獻自己的青春年華；高中畢業報考大學前，我又幻想報考清華水利系，做一個新一代的錢正英；或者是建築系，將來是新中國的梁思成……
我唯獨沒有幻想過的是我會搞外交，也沒有幻想過我會嫁給一個叱吒風雲的外交部長，自己也成了一個“名人”！
我的所有的幻想都是那麼美好，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有一天我會遭厄運，我會被捲入政治的漩渦，險些葬身在別人玩弄的政治遊戲之中。我也沒有想到過婚姻會破裂，沒有想到過刻骨銘心的愛最終變成了生離死別，在我僅僅四十八歲時就留下了我孑然一身，四處飄零。
我真正感到遺憾的是，我的一生中，所有我幻想過的美好的願望幾乎一件都沒有實現，而我沒有想過的事卻都發生了，並且構成了我悲劇性的人生。
回首往事，這幻想的破滅，這多災多難的艱難人生似乎都是從那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而且在不知不覺中，這災難早在1964年就已向我逼近。
記得是從1963年末開始，我每個週末去毛主席那裡幫他學點英語消遣。到了1964年春節前夕，有一次在學完英語陪主席一起晚餐時，毛主席對我說春節過後，他要巡視南方。他邀請我一同去，一路上和我交換當教師，我教他英語，他教我歷史。毛主席要我去買一套《史記》，一路上由他來指導我讀。
我非常興奮！能有毛主席教我讀歷史，這是何等的幸運！回家告訴父親，他也很高興。我立即去書店買了《史記》，等待著春節後主席通知我動身。
沒想到，大約到了年初三，主席的秘書來了個電話，說主席決定取消南行計劃了。我好失望！春節後，當我又回去幫主席學英語時，毛主席對我說現在黨內工作忙，沒有時間到外地去了，以後再說。
我那時天真地以為那隻是毛主席工作繁忙，等忙過這一陣，我還有機會陪同他出巡的。我哪裡知道，後來給全中國帶來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幽靈，此時已悄悄地出現在中國高層領導的政治生活中了。
此後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四清”運動就開始了，但主要是在農村。我們都到展覽館去聽了“四清”運動的經驗報告會。後來，學校也要下去“四清”了，我問毛主席我要不要參加。如果他要我每周繼續去幫他學英語，我就向學校請假。毛主席說我應當去參加“四清”運動。他說這是一場階級鬥爭，我應當去經受鍛煉。他說他的英語課可以暫停，等我“四清”回來，他要我向他匯報“四清”中的所見所聞。
不久之後，我同學校的一部分教職工就出發到北京郊區一個農村去參加“四清”了。那時候，我們這些青年教師都是出了小學進中學，出了中學進大學的所謂“三門幹部”。雖然經過了一場可怕的“反右鬥爭”，但基本上仍然在校園的環境中過著與書本和學生打交道的平靜生活。我們一點不懂得中國農村的情況，更不懂得為什麼農村出了那麼大問題，要我們去搞這場清查。下鄉之前聽的那些經驗報告很是嚇人，似乎農村幹部中“爛掉了”一大片。所以對於下鄉搞“四清”，大家都感到惶惶不安。但在那個年代，黨中央、毛主席指點的方向是不可能引起任何疑問的。
我不記得那是郊區的哪個村子哪個大隊了。但我記得我們到達村子後，就被分配到最窮的農民家去住宿，並且叮囑我們不得接受干部的邀請去幹部家做客。我們開始了“明察暗訪”、“訪貧問苦”，神神秘秘地蒐集著幹部們的材料。接下去就是查賬，據說是農村幹部有嚴重貪污現象，所以要查賬。
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去一個村幹部家取賬本。那個乾部非常緊張，再三要我主持公正，不
要冤枉他。我很惶恐，第一次感覺到我的所作所為和我的判斷竟可能影響到另一個人的生活、前途、家庭甚至生命！我真不想參加這個“四清”運動，但這意味著逃避鬥爭，幾乎是一種背叛！
後來，可怕的事還是發生了！一個村里的受審查的干部跳井自殺了！當時，雖然我已經入黨六七年，但我還不到三十歲，也沒有經歷過什麼風雨。得知這個消息後，我嚇壞了。晚上不敢出門，因為那口井就在離我住的地方不遠。連大白天，我都不敢走近它。我眼前總是時隱時現地看見那個跳井幹部的身影。我心裡開始第一次出現了懷疑，懷疑我們這樣背後蒐集幹部材料以證實我們假設的這個乾部存在問題的做法是否正確。我也懷疑那種唯有最窮最髒才是最革命的理論。到了村子後，我被分配先後住過兩戶農民的家裡去和他們“紮根串聯”。頭一家是一對五十多歲的夫婦。他們似乎都有病，都不能參加農田勞動，因而也特別窮。他們那所謂的家不過是一間黑洞洞的破屋。入夜，他們幾乎不點燈，也幾乎不做任何飯菜。每頓飯都是窩頭加鹹菜。他們那黑屋子的骯髒一直到現在，我每每想起都會覺得胃裡難受。這一對“革命的依靠對象”還多少有點癡呆，我問他們任何問題，他們都呆呆地望著我說不知道。他們也奇怪我這個“城裡的學生”為什麼一定要擠到他們這破屋裡去和他們住在一起，打亂他們的生活。
後來，我實在無法忍受下去，也覺得和他們去“紮根串聯”實在是極為荒唐。領導上決定為我另找一個“串聯對象”。這一次是一對年輕夫婦，住得比較寬敞，有一堆孩子，每兩個之間最多只差兩歲！那個妻子和我年齡相仿，倒是伶牙俐齒，說起村幹部的“嚴重問題”，她可以告訴我一大堆似是而非的事情。我聽其他農民說這對夫婦有過小偷小摸的不良行為，受過村幹部批評，他們多少有點乘機泄私憤、落井下石的味道。他們也不大愛勞動，所以工分少，日子過得比較窮。大概一是他們窮，二是他們十分熱衷於攻擊村幹部，於是他們成了“四清”的依靠對象。不知道他們家的髒是否也算是革命的象徵。記得有一次午飯剛擺上炕桌，那婦女懷裡抱著的嬰兒就拉稀了，弄得桌邊、炕沿全是稀屎。這女人竟順手拉過一塊尿布，稀里糊塗地胡亂抹了幾把，就叫她丈夫和我上炕吃飯。那一次我無論怎樣告誡自己要克服自己的資產階級意識，和貧下中農同甘苦，我都無法壓住胃裡的翻騰，我推說胃疼沒有吃午飯。我難以說服自己骯髒和革命是畫等號的。
“四清”回來，我心裡總覺得不是滋味。我那平靜的校園生活似乎再也不能恢復了。我不再幻想，因為不知道“四清”之後還會發生什麼事。社會上已經開始不斷地講“階級鬥爭”，上演的戲劇也開始講階級鬥爭。我們精心排演的為紀念莎士比亞誕辰四百週年的全本《奧賽羅》也未能正式公演，因為領導擔心這莎翁的鉅作是傳播資產階級思想。
“四清”回來後，我還見過幾次毛主席。他問我在鄉下做了些什麼。我沒有敢對他說我的疑問，所以只能簡單地講點趣聞。後來到了大約五六月份，毛主席對我說：“黨內出了點問題，我要忙了，恐怕沒有時間讀英語了，只好暫停，以後再說。”這時我已隱約感到有什麼大事要發生了。但究竟是什麼事，它會嚴重到什麼程度，卻是遠非我這個小知識分子黨員所能想像的。從那時起，我整整六年沒有見到毛主席。
1965年到來時，全國的政治氣氛更為濃厚了。這時我所在的北京外國語學院發生了一件造成後來“文化大革命”中吳璞以及包括我在內的其他十幾位英語系黨員教師遭受打擊迫害的事件，那就是外交部派了工作組到外國語學院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
這場運動的背景是1964年高等院校進行的一次體制改革。外國語學院從原來的雙重領導（北京市高教委和外交部）改變成單軌歸外交部領導。原來，在雙重領導期間，教學質量是歸北京市高教委管的，只是學生分配等人事問題歸外交部管理。當時的北京市委由彭真同志領導，一班領導人多數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因此無論在對外語教學的指導上，還是對學校管理方面都是有條有理的。但是，學校歸外交部全面接管後，部裡派了一些幹部到學校接替原來的幾位主要領導，從此，學校的教學秩序被打亂了，
外國語學院被鬧成了上演一幕幕“肥皂劇”的舞台。
新上任的這位X黨委書記來一個知識分子成堆的高等院校當領導也是很難為他的，因為他早年參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
於是，X書記就決心要抓當時已沸沸揚揚宣傳得非常火熱的政治思想教育了。北京市委當時下達了一個文件，禁止高校學生談戀愛，更不准結婚。於是X書記就大抓這件事。不僅大會小會反反复復開，而且講了許多引人發笑的意見，例如說當有人在會上傳條子故意問他教師可不可以生孩子時，X書記情急之下，怒氣沖沖地說教師也不准生孩子，違者停職。 X書記還親自在每天晚上晚自習之後拿著手電棒突擊抽查教室中有無談戀愛的男女學生。結果鬧得雞飛狗跳，學生忍無可忍貼大字報抗議，因為X書記把一位女學生團支部書記找一位男同學談入團問題也錯當做談戀愛處理。又因為那位團支部書記剛洗過澡，頭髮散開，因而被X書記嚴厲批評為“行為不端”。
更熱鬧的是X書記在學校里大抓滅臭蟲。本來這是件為集體宿舍做的好事，但X書記卻把它安排成了全校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星期天全體人員不許回家，他自己高高坐在禮堂外的平台上督戰。學生、教師排隊端著臉盆到開水房打了開水要從他面前走過由他抽查這水夠不夠燙，然後再去澆自己的床板。當然，這麼一折騰原來滾燙的水也變冷了，整個校園抓臭蟲大軍一片笑鬧，甚是滑稽。教師們紛紛提意見說學校要抓臭蟲，但不必如此大張旗鼓。與此同時，自從外交部這批新領導到校後教學卻沒有人抓了。後來，中央開始抓各個領域的階級鬥爭，於是，學校領導又集中力量去蒐集外語教學中的階級鬥爭動向。在經過了一系列的調查之後，X書記終於向全體教師、學生做了一個批判外語教學中的資產階級“只專不紅”的報告。但由於書記本人缺乏外國文學的起碼常識，這個報告變成了一個大笑話。例如X書記在批評外語教學中選用的文學作品毒害學生和青年教師時在舉例中把世界名著和《安娜?卡列尼娜》混為一本書，他說有些學生看了“安娜聖母院”受害很深。他又批評我們英語系教師排演莎士比亞的《奧賽羅》，但顯然他並沒有讀過甚至聽過《奧賽羅》的劇情，甚至也不知道奧賽羅是劇中的男主人公，是個摩爾人。於是他說“有女教師演奧賽羅之後，自己就天天照鏡子，想像自己長得和奧賽羅一樣漂亮”。結果自然引起嘩然。除此之外，與X書記同時來校的一位W主任，中年尚未婚娶，於是在找年輕女教師談思想時就流露出愛慕之意。此事傳出也引起教師們的極大反感。一個高等學府變成了層出不窮的滑稽戲的舞台。
所有這一切導致了在外交部派工作組進駐學校開展“社教運動”後，教師們紛紛批評校黨委的結果。當時的工作組組長是曾任駐老撾大使的劉春同志。他在動員報告中明確說這場運動主要是為學校領導整風，他要求全體黨員要本著對黨負責的精神，敞開思想給領導提意見，並且說不論意見多麼尖銳，領導今後都不得打擊報復，否則“黨紀國法”不容。
於是，英語系教師黨支部首先向院領導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意見。尤其是我所在的黨小組的十多位年輕黨員，每天在會上都慷慨激昂，希望院領導改掉那些浮誇的作風，認真地深入到外語教學中去，提高教學質量才是高校任務所在。
我們誰也料想不到一年之後，我們所提的每一條意見都變成了我們“秉承黑幫旨意向黨瘋狂進攻”的“罪證”。萬想不到我們當時的坦率竟斷送了吳璞的性命，也影響了其他很多人後來的前途與事業。
“社教運動”結束不久，轉眼已進入1966年。我的記憶中好像那年的春天風沙很多，空氣中總有一種浮躁的因子在遊蕩，令人揣測不安。 5月下旬，黨內終於傳達了中央的“五?一
六通知”。雖然我們作為基層的黨員搞不清楚下一步究竟會發生什麼事，但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卻是再明顯不過的了。表面上仍是寧靜的校園此刻在緊張地等待著這即將到來的風暴。這風暴並沒有多久就以排山倒海之勢來到了。報紙開始批判《海瑞罷官》、《三家村》，勢頭越來越猛。名義上是一場文化的爭論，任何人都看得出其實是一場來勢兇猛的政治鬥爭。接下來，是紅衛兵的“掃四舊”。那時的口號是“摧枯拉朽”，那倒真正地是把一切傳統的生活徹底地連根拔了。全社會陷入了混亂與恐怖。我那時不放心家中的兩老，每天騎車回家。有一天早上在返回學校的半路上無端地被巡街的紅衛兵叫住，指責我頭髮太長，褲腳太小，揮舞著手中的剪刀威脅要剪去我的頭髮和剪開我的褲腳。後來就開始抓人，什麼人都抓，幹部都成了“黑幫”，舊社會生活過的人都是“特務嫌疑”，愛抓誰就抓誰，愛打誰就打誰。不知道世界上哪一次革命可以與此相比擬，俄國的十月革命還是法國大革命？我看到過成群結隊的年輕學生，帶著紅袖章，揮舞著皮帶，把它們一下一下地抽打在人的血肉之軀上；我也看到過他們把一批所謂“黑幫分子”的臉塗成像舞台上的大花臉，頭上戴著高帽子，寫上各自的“罪名”，胸前掛著大牌子寫著自己打×的名字，像一群正在被趕去屠宰場的家畜般地遊行示眾……
我實在無法忍受這種殘暴，這種恐怖。內心經受著恐懼和憤怒的煎熬。明知這一切是多麼地滅絕人性，卻不能說一句自己的心裡話，還要虛偽地稱頌這是“革命小將造反有理”。這時，住在我隔壁宿舍的英語系青年教師王世芬被嚇得犯起精神病。這件事對我的刺激很大，竟然促使我冒著危險給毛主席寫了第一封上訴書。
那大約是在6月中下旬，學校已開始貼各種大字報。當時的外交部派了一個工作組在領導運動，學生們的大字報多半針對過去北京市委領導時期的干部以及一部分教師。那天中午，我去食堂吃飯，見到我隔壁房間的王世芬從食堂打了飯菜端回宿舍。我見她神色異常木訥，手中的碗傾斜著，菜湯不住地往外流。我提醒她，她卻似乎沒有聽見。我匆匆吃過飯，回到宿舍看王世芬時，只見她呆呆地坐在桌旁，用手把許多自己的照片撕成碎片。我們好幾個住在附近的教師勸慰她，她卻一點聽不見似的。那天下午，我心里特別煩躁，實在不想呆在校內，於是，騎車到動物園那裡轉了一圈。傍晚回校時卻在半路上碰見了王世芬。她一個人直直地往動物園的方向走去。我跳下車問她去哪裡。她對我笑笑，指指前方。我回到學校向工作組報告了見到王世芬的情況，希望他們去找她回來。當天晚上，首都體育館的工地打電話到學校說有一個女瘋子是外國語學院的，在他們那裡，要學校去接。工作組想起我向他們反映過，於是派了一輛車叫我和另外一人去把王世芬接回來。
王世芬當時從本校英語系畢業不久。她來自上海，有著江南姑娘特有的秀麗和十分溫和的性格。她平時比較內向，從不多言多語，與大家友好相處。在她發病的當天上午，教學樓裡的樓梯拐彎處出現了一張她班上學生貼的大字報，不記得批評她什麼，但我記得大字報的末尾一句話是：“不管你是李世芬、王世芬，都要揪出來……”我想是這張大字報把嫻靜溫柔的王世芬嚇壞了。
當我們趕到首都體育館工地時見到的王世芬竟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形象。她抓住工地的鐵絲網正在對一群旁觀者聲嘶力竭地演講。她不知什麼時候記住了那麼多當時時髦的口號，什麼打倒舊市委，揪出黑幫；什麼去新市委請願之類。我們走上前去勸她跟我們回去。她向周圍的圍觀者大聲呼救，說我們是黑幫，要迫害她。那時的許多人好像都喪失了理性。明明是一個精神失常的人在講瘋話，卻竟然有眾多的人響應，要跟著王世芬向“新市委”進軍，並且阻攔我們把她帶走。那真是很叫人傷心又令人害怕的一個夜晚。王世芬雙手抓住帶刺的鐵絲網，鮮血直流。回校後，她的宿舍在我隔壁，一整夜都聽見她在叫喊。一個文靜優雅的女孩子突然之間變成了失去理智的瘋子，我無論如何難以面對這個現實。
王世芬後來的故事也很悲慘。第二天，她被送進了安定醫院。大約一年後，她回來了。表面上還和從前差不多，只是顯得蒼白憔悴了一些。她更加安靜了，話更少了。大家很同情她，對她很好。她也似乎恢復正常了。這時愛神降臨，系裡的一位青年男教師對她愛慕已久，此時竟不顧她有過病，毅然與她結婚了。我們都期盼從此王世芬能在愛人和家庭的撫慰下完全康復。沒想到不久之後，學校兩派打派仗，兩個高音喇叭對著吼叫。這一次鬼使神差般又是我第一個發覺她神態異常。那是在一號樓三層的洗手間裡，王世芬聽著那刺耳的高音喇
叭神情緊張，問我：“他們又要打倒誰？”我安慰她說這一切與她無關，不必去聽。但沒過幾天，她舊病復發又住進了醫院。聽說後來她始終沒有能恢復。她在這種情況下還生下了一個孩子，現在也應當二十多歲了。
到這時，我已經無法接受這種野蠻與暴力可以被稱之為是一場革命了，而且還是“文化”的革命。我覺得這是對人性和文明的蹂躪！那時也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我竟然決定給毛主席寫信陳述我對這種暴力恐怖的不解和憂慮，希望毛主席能力挽狂瀾，出來製止這種情況的蔓延。我在信中說，現在社會上的這場所謂“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為了建立無產階級的文化，而是一場失去理性的暴力行為。我以為毛主席不了解中南海紅牆外正在發生的事情，所以我詳細地描述了種種的現象，重點講了眾多老幹部和知識分子如何挨批鬥。我說黨的老幹部中可能有錯誤，但打擊面不應當那麼廣，再說他們為建立新中國總還是有過功勞，為什麼要把他們當做敵人？我說許多知識分子嚮往新中國才放棄國外優越條件回到祖國來作貢獻，如今卻都成了“資產階級權威”挨批挨鬥。中國沒有高級知識分子怎麼能建設起來？知識分子不怕吃苦，卻不能遭受侮辱，而這場運動恰恰是完全在屈辱知識分子的人格和尊嚴。我請求毛主席立即能讓我見他一次，面呈我的意見，希望他老人家及時地制止這種把國家推向危險境地的運動。
信送到中南海之後，我焦急地等待毛主席的召見。但大約一周後，毛主席叫秘書給我來了個電話說：“主席現在不便見你，但有幾句話帶給你。一句是要你'經風雨，見世面'，另一句是要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憂來明日愁'。”我想我懂那第一句話的含意，但我弄不懂當國家處於如此混亂之際，我如何能“今朝有酒今朝醉”呢？
電話是打到家裡的。我把內容告訴了父親。父親長嘆一聲，感慨萬分地說“中國又要大亂”。我們父女大半生中缺少共同語言，只有到了此時此刻，我才感到我們離得很近。我們都真誠地希望國富民強，安定團結。我們都在憂慮這亂哄哄的失去理性的野蠻會把中國帶向何方呢？
這一夜，我想得很多很多。我的象牙塔終於徹底崩坍了！我突然覺得我這三十年都是生活在夢幻中，我是那樣幼稚，現在才真正長大了。從此我只能獨自面對這荊棘叢生的人生去探索我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