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成敲開了房門，房間裡住的是８位空軍學院的年輕學員，他們在這家小客店已經住了兩天了，正在等車接他們到昆明去。
年輕人立刻理解了這位先生一家的困境，他們騰出了自己的房間，去和別的同學擠做一處。
徽因燒得臉頰通紅，手腳冰涼。孩子們都懂事地幫助父親解行李、鋪床，外婆急得一個勁兒地念叨：“怎麼辦哪!怎麼辦哪!”
思成想起了同乘一輛車來晃縣的一位女醫生。思成聽她聊起，她曾留學日本，懂得一點中醫。思成找到了她，按她為徽因開的處方抓藥，一刻不停地煎好，餵徽因喝了下去。
中藥藥性緩，徽因好得很慢。一天三次，喝下思成熬的湯藥，兩週後，徽因退了燒。
徽因躺在床上的日子，孩子們百無聊賴。沒有去處，沒有可玩兒的東西，思成有時會領他們去小河邊，教他們“打水漂”玩兒。思成擲出的石子像是長了翅膀，在水面上飛翔，孩子們蹦跳著歡呼雀躍。
晚上，守著一盞油燈，思成打開隨身攜帶的地圖，和徽因輕聲商量著以後的行程。徽因叫過來兩個孩子，教他們辨識走過的路線，從地圖上一個個找到這些地方的名稱。
那８個年輕的飛行學員常來看望徽因。徽因和思成熟悉了他們的名字和模樣，精神好的時候徽因愛和他們聊天。徽因告訴他們，自己的弟弟和他們差不多年紀，也是航空學院的學生。這些年輕人話語不多，善良而靦腆。他們的家大都在淪陷區，孩子般地依戀著思成和徽因。
經過這場大病，徽因衰弱得厲害，但她執意堅持早日離開這個地方。就這樣全家人又上了路。
等車、擠車，日復一日地在山路上行進。走過了湖南，走過了貴州，終於，距離雲南一天天地近了。徽因覺得自己很像行駛在這山路上的車輛，儘管各部分的零件機構都已受損，但仍不停地喘息著翻山越嶺。
１９３８年１月，經過３９天的跋涉，受盡磨難的徽因一家到達了昆明。
昆明的天藍得純淨，昆明的雲白得悠閒，昆明的太陽溫暖明亮，昆明的藍天、白雲、太陽和人距離很近。生活在這裡的人們長時期來，在封閉的政治經濟環境和四季如春的自然氣候中生活得閒散自在，優哉游哉。他們習慣了瞇著眼泡在茶館裡，抽煙、喝茶、聽圍鼓。看馬幫馱著鹽巴、茶葉、蔗糖，從遙遠的地方走來，又向遙遠的地方走去。
抗戰以後，昆明擁來了大批內地人，這座城市的生活內容也發生了變化。這些內地人有的是從那條路況很差的湘黔滇公路上輾轉而來，有的是乘火車繞道越南再到昆明———那條鐵路還是２０世紀初法國人為了弄走雲南的礦產資源而修建的。清華、北大和南開組成西南聯合大學遷移到昆明後，昆明這座西南邊陲小城開始真正有了現代的、文明的氣息。
徽因、思成到達昆明後，租了一戶黃姓人家的房子住了下來。還沒等一切安置好，思成就病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