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摩他們總是星期六下午從北京出發，天黑時趕到香山，當晚住在旅館，第二天吃過早飯，再前往雙清別墅。
矮矮的院牆上，爬滿了綠色的藤蘿。徽因和志摩把椅子搬到陰涼的廊下，泡上一壺綠茶，隨意而自在地聊著。
他們談時事、談生活，更多的還是談文學和新詩。當時，以聞一多、徐志摩為代表的“新月派”詩人，正在提倡新詩的格律化，主張新詩要有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除徐志摩、聞一多外，詩壇還出現了朱湘、劉夢葦、饒孟侃等一群極富才華、才情俊逸的青年詩人。聞一多把新詩對格律的要求比做“戴著腳鐐的跳舞”，朱湘把寫詩當做終身的事業來追求，而徐志摩更是在詩中表達出感情的美和文學的美。他們致力於改變“白話新詩不像詩”的問題，在創作探討中堅定著信念：新詩發展的歷史使命，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來承擔。
志摩和徽因談到，朱湘為人性格雖說彆扭了些，但詩寫得真不壞。尤其他對詩歌寫作的理解和痴迷，為旁人所不及。他們十分贊同和欣賞朱湘的詩論：詩的本質是對人性的表達，所以它歷舊彌新，亙古難變；而詩的形式則要隨著不同時代的變化而變化。
陽光在院牆的藤蘿上移動，在這樣的談話中，時間過得特別快。有時，徐志摩會忍不住向徽因傾訴內心的煩悶。徐志摩的苦惱來源於他和陸小曼的婚後生活。當初，徐志摩衝破來自社會和家庭的重重壓力，得以和陸小曼結合，他曾經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說，陸小曼是他一生的成績和歸宿，他們的婚後生活如同“甜美的夢撒開了輕紗的網”。可是，幸福和甜美真是像夢一樣短暫，現實距徐志摩的理想越來越遠。
如今我們看照片上的陸小曼，像極了３０年代月份牌上的美女，眼波流動，顧盼有情，甜美嫵媚。而當時生活中的陸小曼則是體質嬌弱，性情浪漫，愛排場、喜交際。上海灘的夜晚，充滿了成熟植物氣息的空氣，不斷翻新的髮型、服飾、鞋帽，都使她流連忘返，沉迷其中而不能自拔。影劇院裡有她的包廂，夜總會和賭場中，常可以見到她婀娜的身影；上流社會舉辦的京劇、崑曲票友義演，總有她曼妙的表演和歌唱。她常常帶著全家人和朋友們為一年一度的菊花大會擺酒，到麗娃麗達村划船，到新利查、大西洋吃西餐，到一品香吃大菜。除此之外，幾年前，她為了治胃病，不聽徐志摩的苦勸，又抽上了鴉片，每天要在煙榻上消磨許多時光。
徐志摩和陸小曼結婚時，他的父親徐申如曾宣布，徐志摩婚後的一切開支自理，他不再予以接濟。這一決定斷絕了徐志摩的財源，陸小曼在上海流水般的花消迫使徐志摩像被鞭子抽打的陀螺般旋轉不停。他在北京三所大學兼課，課餘寫詩作文，甚至為了提成，在熟人間做房屋買賣的中介。即使如此，仍然是入不敷出。他寄往上海的信中，幾乎每一封都在談錢，談掙錢的不易，懇請陸小曼稍事節儉。
朋友們很關照志摩，他在北京吃、住在胡適家裡。胡適待他如同兄弟，各種日常用品為他預備得一應俱全。他住在胡適家樓上的一間屋子裡，與胡適的大兒子祖望相鄰。細心的胡太太發現，志摩的兩件絲綿長袍，一件磨損，一件燒有破洞，就不聲不響地替他縫補好。他感冒咳嗽了，胡太太親自熬金銀花、貝母湯讓他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