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奔波於京滬之間。 １９３１年上半年，他往返於北京至上海８次。他十分苦惱，這哪裡有他理想生活的影子。上海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的一座石庫門洋房是他和陸小曼的家。陸小曼的父母也住在這裡。他們家裡有五六個僕役，有汽車、有司機。每當志摩回到上海，家裡等著他的總是這樣的情形：沉溺於夜生活的陸小曼常常是天快亮時上床，直睡到下午兩三點鐘才起床。等吃過飯，梳洗打扮停當，天就又快黑了。
徐志摩說，這是一種銷筋蝕骨的生活，他之所以要離開上海，寄居北京，就是要脫離這種生活。他多次勸告，甚至懇求陸小曼到北京來，過一種健康的、有所作為的生活，陸小曼只是不聽。對此，徐志摩不知如何是好。他反省自己：“這幾年生活不僅是極平凡，簡直到了枯窘的深處。跟著，詩的產量也盡向瘦小里耗……”
徐志摩上香山，不僅是為了看望徽因。在與徽因的交談中，在空明澄淨的山色中，他心中的煩悶鬱積也得到了宣洩和蕩滌。所以他對徽因說：“我只有到這裡來了。”
在林徽因面前，徐志摩徹底敞開了自己的心靈。他訴說著對婚後生活的失望，對陸小曼的失望。
“看來，我這一生不再會有幸福了！”他對徽因說著，聲音裡有委屈，有不甘，還有一種聽天由命的無奈。
林徽因滿懷溫柔的同情傾聽徐志摩訴說苦惱，她不知道該怎樣安慰志摩才好。她在想，志摩的精神、志摩至純至真的性情更多的屬於藝術、屬於詩，而生活中卻有著那麼多的內容和雜質。她理解志摩，因為她自己在某些方面和志摩有相似之處：生命的衝動和熱情不是源於對生活的認識和體察，而是源於性靈、源於靈魂。
她安慰著自己的朋友：愛的夢想和這世界一樣古老而永恆，無論夢想是否能實現，擁有夢想就應該感到幸福。更何況，生命的意義只存在於生命的過程，無論是痛苦還是憂傷，總是比死氣沉沉、麻木不仁地活著更符合自己的性情。當然，她也建議志摩還是力勸陸小曼早日北遷，在北平把生活安定下來。
在和徽因的長談中，志摩的情緒好了起來，心靈彷彿水洗過一般寧靜。此時志摩眼裡的徽因，早已不是當年寓居倫敦的那個梳著兩條辮子的小姑娘，她更像一個善解人意的小姐姐。
在香山養病的日子裡，林徽因開始了寫詩、寫小說。林徽因寫詩常常在晚上。清幽的山中生活、寧靜的心緒，讓她詩興勃發。據林徽因的堂弟林宣回憶，當年徽因寫詩時，“要點上一炷清香，擺一瓶插花，穿一襲白綢睡袍，面對庭中一池荷葉，在清風飄飄中，吟哦釀製佳作。”
當朋友們上山來看她時，她偶爾會拿出自己寫的詩給他們看，她的詩得到了朋友們的肯定。徐志摩把她的詩拿走，有的發表在剛剛創刊的《詩刊》上，有的發表在《新月》上。從此，新月詩人繽紛的詩叢中，一個清麗、幽雅的聲音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和認同。
在短短的時間裡，她寫了《誰愛這不息的變幻》、《那一晚》、《笑》等詩作。林徽因寫詩好像沒有通常所謂的“成長期”、“成熟期”。也許得益於自幼家庭的熏陶和積澱，也許是性情使然，她的詩雖不能說是字字珠璣，但可以說每一首都達到了相當的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