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絲派和現代評論派的大規模論戰是現代文學史上繞不過去的一幕。
語絲派是一群年輕的叛逆分子，“必談政治”，嬉笑怒罵，只憑心中所想。
現代評論派的主力則大多留學英美，學了不少英國紳士氣，主張“好人政府”。他們道德感很強，又多數住在東吉祥胡同，所以被稱為“東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
剛開始的時候，兩派各自為政，河水不犯井水，所以相安無事。
《語絲》曾刊登過胡適的詩作，《現代評論》也不排斥語絲派的投稿。
徐志摩是“正人君子”的一員，可做起事來更得語絲派的精髓。他先是滿世界地追求“人間四月天”的林徽音，“徽徽，許我一個未來”成了眾人皆知的情話。後來，他又和有夫之婦陸小曼高調戀愛，還把“摩摩”寫給“眉眉乖乖”的情書《愛眉小札》出版，書中盡是這樣的句子：“今天早上的時刻，過得甜極了。只要你，有你我就忘卻一切，我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要了，因為我什麼都有了。與你在一起沒有第三人時，我最樂。坐著也好，走道也好，上街買東西也好。廠甸我何嘗沒有去過，但哪有今天那樣的甜法；愛是甘草，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眉，你真玲瓏，你真活潑，你真像一條小龍。”年輕人拿這本書當自由戀愛的模本，老派人看了，瞠目結舌，直說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然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不是太平盛世，文人不可能關起門來讀書。政治形勢的急轉直下，把兩派都捲進來了。語絲派扛起“喚醒國民”的大旗，投入了民族自救的洪流，而現代評論派則傾向於當局的一邊。
論戰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分水嶺是“五卅”慘案。
北洋政府把北京攪得不像樣子，可在上海，普通民眾遭受了更大的災難。
上海是各國列強的經濟重地，他們辦工廠，把工人的血汗榨得一點不剩，日資本家還動不動就槍殺中國工人。工人們忍無可忍，在英租界附近舉行反帝大遊行，學生聽說了，前來支援。可是，英國巡捕居然開槍射擊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整整持續了20分鐘，當場死亡108人，傷者不計其數，鮮血染紅了南京路。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消息傳播開後，只要是有良知的中國人，都被震動了！
北大的學生第二天就組織了聲勢浩大的遊行。
林語堂也在報紙上看到了“五卅”慘案的照片：馬路上，屍首東一個西一個地躺在那裡，屍身上全是子彈打過的痕跡，有的穿了一個大窟窿，有的血肉都翻出來了，還有很多斷損的胳膊、大腿散在各處，無人認領。
語堂從來沒有見過比這更悲慘的事，心也像被槍彈打過，血流不止。他睡不著，吃不下，彷彿聽見了工人們臨死前悲切的喊叫，看見了無情的殺戮者猙獰的大笑，整個人被一股憤怒的情緒包裹著。
他自己做了小旗子，和憤怒的學生們一起衝上了大街，抗議帝國主義沒有人性的大屠殺。
懲辦殺人兇手！
打倒英、日帝國主義！
反對把中國當作殖民地！
國人的“五分鐘熱度”讓林語堂心寒。
頭幾天，人們有錢的捐錢，有力的出力。學生們在台上聲淚俱下地控訴，下面的人一起痛哭失聲。街頭巷尾，人們都在談論這個共同的話題。可短短一個星期，商場又開業了，黃包車也開始到處拉客，貼在牆上的標語被撕下來，行人急匆匆地走過，踏得面目全非。連部分學生也開始謬論：“就是你們膽敢搞遊行示威，才惹下殺身之禍的。”
現代評論派向來主張精英治國，以普通群眾為主力的五卅運動，他們根本沒放在眼裡。現在風向轉了，“正人君子”們“事後諸葛亮”，紛紛說起風涼話來。丁文江，字在君，當時在北洋政府裡任職，他說：
“愛國講給車夫聽有什麼用？”
“學生只管愛國，放下書不讀，實上了教員的當。”
“抵制外貨我們自己吃虧，……若是我們大家立刻不吸'前門''哈德門'牌，山東種菸葉子人今年就要損失二百多萬。”
一石激起千層浪，這種不顧中國實情，信口雌黃的“高論”立刻遭到語絲諸人的反對。
首先披掛上陣的就是“骨頭最硬”的魯迅。他在《補白（三）》中毫不客氣地說：“有權者，袖手旁觀者，也都於事後來嘲笑，實在是無恥而且昏庸！”
滿腔熱血的林語堂也忍不住了，點名道姓地寫了《丁在君的高論》，和現代評論派面對面地交起手來。他警告丁在君，“這類迎合官僚和軍閥的'高調'是絕對而絕對唱不得的。”
不久，又發生了魯迅“門牙”事件。
10月26日，五萬多北京群眾聚在天安門廣場遊行，反對段祺瑞政府開“關稅特別會議”，要求關稅自主。巡捕把交通切斷，惹惱了群眾，雙方動起手來，各有傷亡。次日，各大報章卻出了這樣的消息：“……周樹人（北大教員）齒受傷，脫門牙二。……”這還不夠，第三天，《社會日報》、《輿論報》、《黃報》、《順天時報》又跟著報導：“遊行群眾方面，北大教授周樹人（即魯迅）門牙確落二個。”
魯迅是知名的文化人士，出了這樣的事情，還不一傳十，十傳百，大家都開始關注起魯迅的門牙來。魯迅到北大上課，一向滿員的課堂居然缺席了二十幾個學生，因為學生們估計魯迅門牙掉了，會在家中休養。而另一個青年作家朋其還專門跑到魯迅家裡，非得讓魯迅張開嘴，確認門牙健在，才放心地離開。
林語堂深知，當局是為了轉移群眾注意力，才慫恿新聞媒介拿魯迅的門牙做起文章來。他已經把魯迅視為精神導師，很想藉此發揮一通。
姜還是老的辣，魯迅自己回應了這場鬧劇。他寫了篇《從鬍鬚說到牙齒》，四兩撥千斤，輕輕鬆鬆就把當局涮了個遍。
林語堂從“門牙”事件中學到了新招：以門牙之微，也能發揮大的威力。他構思了一篇《謬論的謬論》，向魯迅致敬。文章的矛頭直指新上任的教育總長章士釗。章士釗要求小學生每天必須要讀四書五經，妄圖又一次掀起復古逆流。林語堂針對性地提出了“必談政治”、“歐化的中國”，粉碎了章士釗一廂情願的“讀經救國”夢。
這篇文章得到了新文化前輩們的一致讚賞，發在了《語絲》第52期的重要位置。
如果說在“五卅”運動中，語絲派和現代評論派還只是短兵相接，那麼在“女師大”風潮中，兩派全面開火，雙方主力全部參與進來。
“女師大”風潮由來已久。
女師大的校長原是許壽裳，離職後，繼任者是楊蔭榆。楊蔭榆雖然在國外留學多年，卻滿腦子的封建思想。她把學校比作“家庭”，把自己當作“尊長”，常年披著黑色斗篷，像幽靈一樣在校內四處偵察。見著信，就以為是情書；聞一聲笑，便是懷春了；有人上公園，那必定是約會；要是有男生來找，說不定是見不得人的情夫，她非得審問得清清楚楚。
楊蔭榆飛揚跋扈，冷酷無情。一位學生得了猩紅熱，因為以前曾頂撞過楊蔭榆，她居然阻止學生出外就醫，直接導致了該女生的死亡。
來女師大就讀的多半是從舊家庭出走的“娜拉”們，楊蔭榆的“寡婦主義”和高壓政策，她們十分反感。
孫中山先生去世時，學生們悲痛萬分，有的人還當場昏倒在教室裡。她們聯名上書，要求請假去參加公祭大會。楊蔭榆竟然荒唐而無知地說：“孫中山是實行共產公妻的，你們學他沒有好處，不准去！”
累積的怨氣一觸即發。學生們集體曠課，像慷慨就義的烈士，雄糾糾、氣昂昂地去參加了孫先生的悼念活動。
回來後，學生們當即發表宣言，成立學生自治會，反對楊蔭榆當校長。
楊蔭榆不甘心被一群黃毛丫頭給治了。趁著5月9號國恥日，學生集體開會，她帶著一幫警察，浩浩蕩盪來到會場，要求以校長名義主持大會。學生們毫不畏懼，讓她下台的呼聲一陣高過一陣。楊蔭榆只能灰頭土臉地離開了會場。
第二天，她在學校的公告欄上發了一則通告，宣布開除劉和珍、許廣平等6名學生自治會代表。
整個女師大憤怒了。
她們緊急召開全校公會，決定驅逐楊蔭榆，並出版《驅楊運動特刊》。許廣平作為學生代表給校長辦公室貼上了封條，並把楊蔭榆的行李扔到了大街上。
社會各界對此事反響劇烈。思想傳統之輩早前被罵得縮頭縮尾，這次好不容易找到了由頭，一個個站出來指手畫腳，說學生居然膽敢把校長趕出學校，真是前所未有的怪事。輿論開始一邊倒。
語絲派同仁大多在女師大兼課，對事情的發展始末了解清楚，他們決定支持學生的正義行為。
又是魯迅第一個挺身而出。
他先是在報紙上告訴學生：“對手如凶獸時就如凶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那麼，無論什麼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獄裡去。”
5月27日，魯迅、錢玄同等7位教員聯名在《京報》上發表《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表明了對女師大事件的支持態度，抗議楊蔭榆對學生的迫害，並呼籲各界密切注意楊蔭榆的動態。
有了以魯迅為代表的語絲派作後盾，學生們奔走相告，信心大增。
豈料三天后，陳西瀅在《現代評論》上發表了一篇《粉刷茅廁》的千字短文。陳西瀅以一貫地說“閒話”輕鬆口氣，綿里藏針地諷刺魯迅等人的宣言“偏袒一方，不大公允”，還說女師大學生“鬧得太不像樣了”，把學校弄得像“臭茅廁”一樣，“人人都有掃除義務”，風潮是“北京教育界佔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
在宣言上簽名的7名教員基本都來自浙江，又全是北大國文系的教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陳西瀅的“某籍某系”指向明確。
現代評論派都打上門來了，語絲派豈有不應戰之理？
魯迅當晚就寫了《並非閒話》，打了個漂亮的反擊戰。他說：這種蛆蟲充滿的“臭茅廁”，是難以打掃乾淨的。丟盡“教育界的面目”的醜態，現在和將來還多著哩！
林語堂已經被譽為語絲派的“急先鋒”，來了場硬仗，他當然是摩拳擦掌，時刻準備著第一個衝上前線。在語絲的茶會上，林語堂總是態度激烈地發表自己的看法。
論戰的號角剛剛吹響，女師大事件又有了新的變故。
楊蔭榆在“老虎總長”章士釗的支持下，居然想出了武力解決的壞點子。
巡捕房帶著大批的打手，衝進女師大，把堅守學校的學生骨幹7人打成重傷，強佔了女師大校舍。
魯迅等人緊急成立了“女師大校務維持會”，在宗帽胡同租了幾間房，作為新校舍。
各位兼課教授的任務成倍地加重了，與現代評論派的論戰只能暫時告一段落。
1925年底，受南方革命浪潮的影響，北京發起了盛況空前的“首都革命”，“驅逐段祺瑞”的口號響徹了古城內外。
林語堂不安分的熱血又開始沸騰了。他放下手頭的筆，和普通群眾一樣，拿著棍子、石頭等簡單防禦工具，和當局雇來的流氓展開了肉搏戰。早年苦練的棒球技術發揮了威力，他投起石頭來，又準又狠。 “看，那個個頭高的最兇！”“那個帶頭盔的又打人了！”林語堂拿起石頭，扔得那叫一個準！這位看起來文質彬彬的教授掀起了一個小高潮。圍觀的群眾不斷地叫好，源源不斷地給他補充“槍彈”。
流氓被砸得厲害，也注意到這個“禍害分子”，故意近身來，給了林語堂一棒子。林語堂的眉頭被擊中，鮮血直往外冒。周圍的人勸他回家休息休息，林語堂堅決不肯。他那勇敢無畏的祖母一條扁擔趕走十幾個土匪，他自信自己也有那個氣概。
著急的是廖翠鳳。自從她嫁了這個丈夫，從來就沒有安心過。林語堂滿身是血地回來，她又是心疼，又是氣憤，大罵：“你還要不要命了？”她警告林語堂，以後不准再上街。可她剛懷上了第二胎，行動不便，一不留神，林語堂又偷偷摸摸地帶了一袋子石頭出門了。
以後，只要一提起“用旗竿和磚石與警察相鬥”的經歷，林語堂就會眉飛色舞地講起當年他如何地用擲壘球的技術大顯身手，言詞之間，滿是驕傲和自豪。
因為“首都革命”來勢洶洶，身居要職的官僚政客們嚇破了膽，逃去了天津租界。女師大的學生也乘著這股大流，勝利返回了校園。
女師大風潮以學生的全面勝利落下了帷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這次是語絲內部的意見分歧。
楊蔭榆、章士釗等人落荒而逃後，林語堂以為徹底的勝利了，他同意了周作人的意見，主張對“落水狗”實行“費厄潑賴”精神。
魯迅是從革命鬥爭中走過來的，比林語堂有著更清醒的頭腦，他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點名批評了林語堂，說“落水狗”也還是會咬人的，要痛打“落水狗”。
魯迅和周作人失和已經兩年有餘，兄弟倆鬧到了連話都不講的地步。他不好再點周作人的名，只好藉林語堂的名，在語絲內部作思想上的提醒。這次爭論不過朋友間的思想討論，後人定義為論敵之間的分歧，實在是有點言過其實。因為就在魯迅點林語堂名的同時，他還主動給林語堂寫了兩封信，向林語堂約稿。林語堂接到“精神導師”的信，驚喜交加，回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並交了稿。可以說，這個時期，是林語堂和魯迅“相得”的開始。
魯迅的估計沒有錯。
1926年元旦剛過，陳源就公開聲明，從今年起，“永遠不管人家的閒事”了。然而，閒話家是閒不住的，陳源一面宣布撤退，一面又擺出要算總賬的架勢，主要矛頭仍然指向魯迅、周作人和林語堂。
“落水狗”們非但不痛改前非，反而變本加厲起來，本想“費厄潑賴”的林語堂被這些“閒話”氣得胸口發悶。在魯迅、周作人相繼反擊之後，1月23日，林語堂在《京報副刊》上登出自己繪製的“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漫畫上的魯迅，長袍八字胡，手持竹竿，猛擊落水狗的頭，那狗狼狽地在水中掙扎。
此畫一出，語絲眾人莫不拍手叫絕。
陳源最難受。女師大風潮以來，現代評論派也算是全軍出動，可鬧得最兇的就是陳源。槍打出頭鳥，打狗圖雖然沒有明說打的是誰，但人人都看得出來，那狗和陳源還頗有幾分神似。
陳源當時正在追求女作家凌叔華。凌叔華出自書香世家，父親凌福彭是與齊白石齊名的著名書畫家。女婿還沒進門，卻早晚被罵成叭兒狗，凌福彭覺得老臉掛不住，怪起女兒來。凌叔華侍父至孝，便把氣撒在了陳源身上。
大好的姻緣出現危機，陳源亂了陣腳，忙託人作和事佬，想和語絲停戰。
可這位紳士想來想去，還是覺得咽不下這口氣，沒幾天，又故態重萌，“閒話”連篇。
一出手，就是重型砲彈。陳源把寫給徐志摩的幾千字長信公開發表，火力瞄準了語絲的急先鋒，也就是林語堂。看來，他對那幅打狗圖耿耿於懷。他說：
說起畫像，忽然想起本月二十三日《京報副刊》裡林語堂先生畫的“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要是你沒有看見過魯迅先生，我勸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鬍子，頭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不過林先生的打叭兒狗的想像好像差一點。我以為最好的想像是魯迅先生張著嘴立在泥潭中，後面立著一群悻悻的狗。 “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不是俗語嗎？可是千萬不可忘了那叭兒狗，因為叭兒狗能今天跟了黑狗這樣叫，明天跟了白狗這樣叫，黑夜的時候還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口。
林語堂起先贊同周作人的“不打落水狗”，後來跟隨魯迅“痛打落水狗”，本是很簡單的思想轉變而已，沒想到成了陳源詬病的理由。
林語堂在《語絲》短短三年，經過風，歷過雨，他學會了罵人，也經得起人罵。他一如既往地積極參與魯迅的“打狗”運動。
1926年3月10日，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林語堂撰寫了《泛論赤化與喪家的狗》，與魯迅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在精神上一脈相通。
一個星期後，一樁更令人髮指的慘案發生了。
3月12日，4艘日本軍艦無故侵入大沽口，被國民軍擊退。 4天后，日本聯合英、美、法等共8國，藉口國民軍違反《辛丑條約》，蠻橫地提出：撤除國民軍在天津、大沽的防務，並且對日本賠款，段祺瑞政府必須在48小時內做出回复。
這種赤裸裸的強盜行徑激起了國民的無比憤怒，北京群眾商定18日上午集體到天安門廣場請願，要求拒絕最後通牒。
女師大在愛國運動中向來是身先士卒，這種國家興亡的關鍵時刻，自然少不了她們的影子。劉和珍代表全校學生向林語堂請假——學潮勝利後，林語堂在眾人的推舉下，出任了女師大的教務長。
林語堂爽快地準了學生們的假，他還溫和地建議劉和珍：“以後凡有請假停課事件，請從早接洽，方便校方及時通知教員。”
劉和珍熱情大方，工作認真刻苦，是林語堂“最熟識而最佩服嘉許的學生之一”。他認為，女師大學潮能勝利，就是因為女師大有很多像劉和珍這樣信念堅定的女性。
林語堂萬萬沒想到，這次電話，竟然是他最後一次聽見劉和珍的聲音。
3月18日，這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請願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聚齊後，排著整齊的隊伍來到鐵獅子胡同的執政府門前。等待他們的是全副裝備的軍警。段祺瑞為了向帝國主義示好，居然把槍口對準自己的同胞。
這絕對是一場有預謀的屠殺！
請願者還來不及遞交請願書，警笛就響了，數十枝槍一齊開火。血肉之軀怎敵鋼鐵砲彈，鐵獅子胡同霎時間變成了人間地獄。不斷有人倒下，人們在呼喊，在痛哭，軍警的槍聲卻越來越密集。
劉和珍站在女師大隊伍的最前面，沉著冷靜地指揮女生們撤往安全地帶，全然不顧自己的安危。一顆流彈飛過來，她飛身撲倒旁邊的女生。子彈斜傳肩膀，她正想往外爬行，一士兵又兇殘地舉起大棒向她後腦猛擊幾下，劉和珍當場氣絕。
“劉和珍中槍了！”女師大的隊伍亂了，有幾個女生被擠到危險處。楊德群衝出來把她們往外推。 “啪！”鮮血四濺，“沉著而友愛”的楊德群也倒下了。
林語堂作為校方代表前來認領屍體。他先是看見劉和珍倒在血泊中，眼睛睜得圓圓的，彷彿還看得見怒火在燃燒。接著，他又看見楊德群伏在桌子上，因為桌子太短，下半身就懸空著……林語堂實在看不下去了，昨天還活蹦亂跳的孩子們，今天就慘死在自己同胞的槍口之下。任何語言都無法形容林語堂此時的憤慨，是怎樣冷酷無情的暴徒，才能下得了這樣的狠手！
整整兩天，林語堂都昏頭昏腦的，他無法相信這是真的發生了。第三天，他按捺住內心的激盪，一字一淚地寫下了《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他在文章的結尾寫道：
劉、楊二女士之死，同她們一生一樣，是死於與亡國官僚瘟國大夫奮鬥之下，為全國女革命之先烈。所以她們的死，於我們雖然不甘心，總是死的光榮，因此覺得她們雖然死的可惜，卻也死的可愛。我們於傷心淚下之餘，應以此自慰，並繼續她們的工作。總不應在這亡國時期過一種糊塗生活。
這篇文章被排在了《語絲》第72期的捲首。
語絲人的悲痛未了，不知死活的陳源又出來說“閒話”了。
他先是輕描淡寫地批評了一通殺人兇手的暴行，接著筆鋒一轉，追究起死者的責任來。按他說法，誰也沒有強迫死者去參加集會，是死者自己去的，死者的兄弟師長更有責任，沒有好好地阻撓。更過分的是，他居然造謠說，楊德群是被女師大校方騙去的，結果橫遭慘死。他還記得“打狗圖”的仇呢！
陳源自以為是“各打五十大板”，是公正了，公平了，可這“公正”、“公平”在鮮血染過的北京是那麼的刺耳和不協調。
楊德群的生前好友站出來戳穿了陳源的謠言，她們大罵：“這種畜生的畜生，生殖在人類裡面，早就可怕，而且早就可殺了。”
學生的血，讓林語堂痛心了；閒話家的謠言更讓他怒不可遏。他徹底清醒了：中國是沒有“費厄潑賴”可言的！他要任意而“罵”了。
3月30日，他作了《閒話與謠言》，大罵特罵：
“畜生”生在人類裡面，本來已經夠奇了，但是畜生而發見於今日的大學教授中，這真使我料想不到。我要暢快的聲明，這並非指豬、狗、貓、鼠，乃指大學教授中“親親熱熱口口聲聲提到孤桐先生的一位”，亦即“白話老虎報社三大笑柄”之一。
接著，他把筆鋒對準了“文妖”，對準了那些沒有骨氣、沒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他以《打狗檄文》公開號召：
我們打狗運動應自今日起，使北京的叭兒狗，老黃狗，螺螄狗，笨狗，及一切的狗，及一切大人物所豢養的家禽家畜都能全數殲滅。此後再來講打倒軍閥。
林語堂靠著一股怒氣，以筆為匕首，一把把地投向了無膽匪類。他的一系列“打狗”文章筆鋒犀利，無所畏懼，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現代評論派被罵得聞“狗”色變，林語堂則被讚譽為“打狗運動的急先鋒”。
1926年4月，段祺瑞政府被國民軍驅逐。可趕走了狼，又進來了虎，狗肉將軍張宗昌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耀武揚威地開進了北京城。
“山雨欲來風滿樓”，北京的白色恐怖一日甚過一日。兩個說話大膽的記者邵飄萍和林白水未經審問就直接被殺害了，林語堂也上了軍方的黑名單。
廖翠鳳生完二女兒回來，居然發現她不怕死的丈夫還在案桌上寫要命的文章。 “這下子好了！”翠鳳叫道。
接著，她又在閣樓上發現了一個自製的繩梯。語堂還在奮筆疾書，頭都沒抬地說，那是必要時用來跳牆逃走的。翠鳳急了：“要走大家走！我一手抱一個，一手拖一個，怎麼跳牆！”
北京實在呆不下去了，文化界開始了一場從北到南的大遷徙。北大的教授們大多逃到了上海。
林語堂接受了廈門大學的聘書，他要打道回府，在出生的地方乾一番事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