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後，林語堂夫婦先返鄉祭祖。
故鄉還是舊時的模樣。青山秀木依然，柏英抓過的蝴蝶仍在山野間翩舞，西溪的流水萬古不變地淌在坂仔的胸膛上。林語堂深深地大吸一口故鄉的氣息，這山，這水，甜在心底。
“舊時天氣舊時衣，只有情懷，不似舊家時。”林家調皮的五兒子在外面的世界轉了一圈回來，是林語堂博士了。
牧師太太徹底的老了。她用枯瘦得只剩下皮的手，牢牢拽住語堂，反复地念叨著一句話：“回來就好，回來就好！”眼淚嘩嘩地往下落。瑞珠也不敢再大聲地訓斥弟弟，熱情但有些生分地接待了他。
洗盡滿身的風塵，換上乾淨的長衫，林語堂來到了林至誠的墓前。
林至誠埋在五里沙。他從那兒出來，最終又回到那兒去了。
伶牙俐齒的林語堂哽咽著說不出話來。他有滿肚子的話要對另一個世界的父親說，卻不知從何處講起。幼時的快樂一幕幕在眼前閃過，留學的艱辛與愉悅，翠鳳對他的好，他一股腦地告訴了父親。
他還去看了美宮。美宮的墳似乎剛被修整過，新簇簇的。語堂坐在墳前，彷彿又看見二姐穿著紅艷豔的新娘服，流淚著微笑，說：“和樂，和樂，你要讀書成名！”
廖翠鳳呆在廈門的娘家生產。第一次生孩子讓她吃盡了苦頭，因為難產，母女倆險些都搭上了性命。
林語堂抱著渾身通紅的小毛頭，坐在妻子的床邊。兩人興致勃勃地討論，小毛頭的鼻子到底像誰多一些。
這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林語堂給她取名“鳳如”。
待翠鳳坐完月子，林語堂舉家來到北京。他要到北京大學任教。
出國前，語堂只是清華大學一個普通的英文教員。 4年後，他帶著哈佛碩士，萊比錫語言學博士的光環歸來，含金量今非昔比，北大外文系熱情地接受了他，聘他為英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講師。
林語堂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胡適當面致謝，那預支的兩千美元幫了大忙。不巧，胡適南下養病，林語堂找到了北大當時的教務長蔣夢麟。
蔣夢麟莫名其妙，“什麼兩千美元？”
細究來龍去脈，語堂這才明白，北大根本沒有資助外國留學生的計劃，是胡適為了招攬人才，私自和他做了口頭協定。語堂向他求救時，胡適為了遵守協定，就自掏腰包，填上了那筆巨款。
胡適的君子一諾，林語堂深深地埋在了心裡。他們都很有默契地不提此事。胡適死後，林語堂才公開了這段往事。君子之交淡如水，他們是真正的知己。
北京已經不是林語堂以前認識的北京了。
他出國時，胡適和陳獨秀等人發起的新文化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胡適說：我們回來了，一切將大不同。
“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以北京《新青年》為軸心，向全國輻射。袁世凱文廟祀孔、天壇祭天，企圖復辟帝制的把戲被照出了原形。
一大群現代文學史上的文化巨擘，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易白沙、吳虞、錢玄同等，在運動中初顯身手。魯迅的、等，吳虞的《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吃人與禮教》等，都是讓人津津樂道的名篇。
胡適則大力提倡白話文，他創作了一系列白話文詩歌，集結出版。代表作為：
兩隻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這首詩平白如話，被守舊派圍攻，罵了不少難聽的話，卻得到了年輕人的追捧。
其時任教於清華的林語堂也牛刀小試，發表了《漢字索引制說明》和《論“漢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學》。正是這兩篇文章引起了胡適的注意，才有後來的兩千美元的佳話。
語堂學成歸來，本來想大干一場，誰知，寥寥數年，中國風雲變幻，新文化運動已換了一個天地。
提倡新文化的刊物多達幾百種，影響較大的就有上海的《星期評論》、《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北京的、《新社會》；天津的《覺悟》；湖南的《湘江評論》；成都的《星期日》；武漢的《武漢星期評論》；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
胡適的白話運動也成就斐然。早在三年前，教育部就明文規定，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成為國語；所有公立小學的一二年級，必須用白話文教學。守舊派的林琴南等人雖然還在報紙上發發牢騷，但已經是隔靴搔癢，難成氣候。
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隱退的隱退，分裂的分裂，陳獨秀和胡適的分道揚鑣就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文化上的煥然一新並不能掩飾政治上的烏煙瘴氣。軍閥之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政府首腦也是你方唱罷我登場，走馬燈似地換來換去。 “二七慘案”的悲切未了，賄選總統的鬧劇又粉墨登場。
林語堂在這個時候回國，並非明智之舉，可既來之則安之，這個山野孩子一個猛子扎入了時代的大潮。
北大當時是文化的中心，風頭一時無二。
這得歸功於校長蔡元培的“兼容並包”。
蔡元培是前清的舉人，學貫中西，是語堂生平最佩服的人之一。林語堂還是清華普通教員時，參加集會抗議凡爾賽和約把山東半島割讓給日本。在座的不乏社會名流，大家都慷慨激昂地表示抗議，有些還捲起袖子，大罵政府不是東西。蔡元培站起來，眼光緩緩一掃，不怒自威，說話的人立刻安靜下來。他很溫和地說：“抗議有什麼用？我們應該集體辭職。”隔天，他就一個人離開了北京。這種處事原則，林語堂認為才是真正有硬氣的。
在北大，新舊文人齊聚一堂。同一個教室裡，前一節課，留著辮子的辜鴻銘大談小腳女人的魅力；下一節課，西裝筆挺的海歸青年宣講女權運動的興起。北大成了中國思想界的剪影。
新派的教授們主要分成了兩大陣營：一是以奠基中國現代小說的魯迅和周作人為主；一是以高舉“文學革命”大旗的胡適為主。
林語堂打從心眼裡感激胡適的知遇之恩兼君子之誼，再加上都是留學英美，大家——包括他自己——都以為他會加入胡適一派。
然而，他卻站到了胡適的對立面，和任意而談的周氏一派越走越近。
說怪也不怪，胡適是比較老派的文人，講究讀書致仕。因為母親嚴厲，胡適少年老成，被戲稱為“糜先生”。據說有一次，胡適跟夥伴們擲銅錢玩，一位老農見了非常吃驚，說：“糜先生，你也玩這個呀？”胡適一聽，羞愧難當，頓覺失了身分。而林語堂在山野間自由自在地長大，活潑好動，對於一本正經地寫文章、隨時準備著居廟堂之高的傳統士大夫那一套，十分反感。
1924年底，《語絲》創刊，成了周氏一派發表意見的自由園地。與此同時，胡適一支也創辦《現代評論》，主要撰稿人有徐志摩、陳西瀅、蔣廷黻、沈從文、丁西林等。兩派正式演化成著名的語絲派和現代評論派。
《語絲》的創辦極有趣。首任主編孫伏園是魯迅的學生，原是《晨報》副刊的編輯。魯迅投了首打油詩《我的失戀》。詩是這樣寫的：
我的所愛在山腰；
想去尋她山太高，
低頭無法淚沾袍。
愛人贈我百蝶巾；
回她什麼：貓頭鷹。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驚。
我的所愛在鬧市；
想去尋她人擁擠，
仰頭無法淚沾耳。
愛人贈我雙燕圖；
回她什麼：冰糖葫蘆。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糊塗。
我的所愛在河濱；
想去尋她河水深，
歪頭無法淚沾襟。
愛人贈我金表索；
回她什麼：發汗藥。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經衰弱。
我的所愛在豪家；
想去尋她兮沒有汽車，
搖頭無法淚如麻。
愛人贈我玫瑰花；
回她什麼：赤練蛇。
從此翻臉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
徐志摩當時以有婦之夫的身分，單戀林徽音，鬧得滿城風雨。 《晨報》主編認為有諷刺桃色新聞之嫌，就從已經排好的清樣中把稿子撤下來了。魯迅開玩笑說：“像我們這樣有鬍子的老頭子，連失戀都不許我失了！”
孫伏園很梗直，辭職書一扔，氣沖沖地離開了報館。
他找到了錢玄同。兩人各隨便挑了一本書，任意翻開一頁，然後閉上眼睛，用指頭任點一字，湊在一起，就有了“語絲”之名。孫伏園在《語絲》創刊號上，愣是把《我的失戀》排在了醒目位置。
《語絲》聚集的就是這樣一批血氣方剛的叛逆青年，敢說敢為，無所顧忌。他們自嘲《語絲》是“一班不倫不類的人，藉此發表不倫不類的文章與思想的地方”。 《語絲》也沒有統一的文學宗旨，他們各自說自己要說的話。從平和沖淡到氣勢凌厲，各種風格都能在《語絲》上找到。
“隨意地說話”和語堂的野性子不謀而合，他找到了一塊適合自己的平台。
他要大展拳腳了。
從總統競選、軍閥混戰到三河縣老媽子的吃飯、如廁問題，或是直抒胸臆，或是明褒暗貶，只要心中有話要說，他就痛痛快快大罵一場，沒什麼情面可講，頗有“指點江山，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氣勢。他彷彿又站在了辯論台上，挺著胸膛，與社會濁流唇槍舌戰，只是武器由三寸不爛之舌變成了妙筆生花。
其間，他還作了一首諷刺性的歌曲《詠名流》，譜上曲子，到處傳唱，一派語絲的“無所顧忌”的作風。歌詞如下：
他們是誰？
三個騎牆的勇士，
一個投機的好漢；
他們的主義：
吃飯！吃飯！
他們的精神：
不干！不干！
他們騎的什麼牆？
一面對青年泣告，
一面對執政聯歡；
他們的主張：
騎牆！騎牆！
他們的口號：
不忙！不忙！
他們的態度鎮靜，
他們的主張和平，
拿他來榨油也榨不出
什麼熱血冷汗；
他們的目標：
消閒！消閒！
他們的前提：
了然！了然！
他們的鬍鬚向上，
他們的儀容樂觀，
南山的壽木也裝不下
那麼肥厚嘴臉；
他們的黨綱：
飯碗！飯碗！
他們的方略：
不管！不管！
1925年3月，孫中山先生故去，留下了“和平、奮鬥、救中國！”的遺言。全國上下一片哀慟，北京民眾自發地聚在了一起，哭著目送孫先生的靈柩下葬。林語堂也站在人群中，瞻仰這位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他還看見宋慶齡身穿孝服，一臉堅毅地跟在靈車的後面，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然而北洋政府連死人都不放過，在報紙上大放厥詞，說什麼孫先生“蹂躪人民自由十倍於軍閥”等等。林語堂“啪”地一拍桌子，一連寫了《論性急為中國人所惡》、《一點浩然氣》等文，他要為孫先生討回道義，讓亡者入土為安。
進而，他和錢玄同、劉半農一起，展開了一場批判復古逆流的大討論。林語堂語不驚人死不休，說“今日中國人為敗類也”，只有“歐化”才是救國的惟一捷徑。錢玄同是新文化運動的老前輩了，“罵”起人來顯然技高一籌，乾脆說要做“賣國賊”，賣給“遺老遺少”。
現代評論派看不慣《語絲》叛逆的做派，說他們是一群學匪。林語堂作為《語絲》的“罵人”新秀，乾脆寫了一篇《祝土匪》，以草莽英雄自居。他揚揚自得：“依中國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來說話不可。”
1928年，林語堂出版了散文集子《剪拂集》，因為文風犀利勁捷，有人評價說：“林語堂生性憨直，渾樸天真，假令生在美國，不但在文學上可以成功，就是從事事業，也可以睥睨一世，氣吞小羅斯福之流。”
林語堂一家三口住在一個普通的四合院裡。院子裡，種了一棵石榴樹，還有一個很大的金魚缸。當然，照料金魚是翠鳳的工作，林語堂只是負責閒下來的時候觀賞罷了。鳳如很乖巧，語堂喜歡逗她玩，給她洗澡。看著鳳如蹬著小胳膊小腿在水盆裡嬉戲，他很滿足。
每逢星期六的下午，林語堂就去參加《語絲》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的聚會。來今雨軒是北京著名的茶樓，化自杜甫的名句“舊雨來今雨不來”，取“故交新知歡聚一堂”之意。
《語絲》初辦時，銷量並不好。可激進開放的觀念、自由的風格在當時也找不出第二家，《語絲》慢慢地在北大等高校打響了名頭，每出一期，總被學生搶購一空。
在濃密的松蔭下，《語絲》的干將們，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孫伏園等，叫上一碟瓜子，一壺茶，坐在了一起。他們磕著瓜子，隨意地聊著，話題變化很快。國家時政是必定要聊的，生活藝術、女子心理也屢有涉及，有時候甚至也會串到節育理論上。有人來得匆忙，肚子餓，就叫上一碗麵，或是包子，但東西還沒下嚥，就急著發言，說到一半停下來，嚼幾口，接著又說。
林語堂剛加入《語絲》不久，是後生晚輩，聚會時，他說話少聽得多，虔誠地看著文學前輩們，一點也不像雜誌上“漫罵主義”的憤怒青年。
周作人最常出席，但話不多。他聲音低緩，和他的文風很像，走的是平和沖淡的那一路。就算激動地爭執，他也不會提高嗓音，依然慢條斯理。林語堂在一旁，乾著急。
魯迅可不同於弟弟周作人，要活躍得多。他反應很快，詼諧百出，是聚會的中心。每當講到敵人的醜態，或是新發明一個諷刺的妙語，他會得意地大笑，爽朗極了。魯迅永遠一件玄色長衫，不修邊幅，中等身材，兩腮瘦得凹下去了，可他的小說，如、《阿Q正傳》等，犀利得很，往往一個字，就可以陷人於絕境，致人於死地。
魯迅講一口帶著紹興方言的蘭青官話，聽起來很費勁，但無論是評論歷史，或是分析社會，他都能入木三分，在別的地方很難聽到這種高論，所以林語堂聽得格外認真。
因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作怪，兄弟倆鬧得很僵，同時在場的機會很少。林語堂認為這是別人的私事，從來不亂打聽。
黑框眼鏡是錢玄同的標誌。他笑嘻嘻的，是個可愛的人物，常常漲紅了臉，大喝一聲：“把線裝書都扔到廁所坑里去。”要是說到“孽種”和“文妓”，那是在罵舊派文人。有人告訴他，俄國的托斯妥耶夫斯基比曹雪芹要偉大，他深信不疑，每次發言，一定會舉出此例來證明西方文明優於中國文化。他還有一個很有名的笑話：改信天主教後，別人問他為什麼，他理直氣壯地說：“因為他們的菩薩靈，我們的菩薩不靈嘛！”錢玄同很怕女人和狗，見著其中任何一樣，跑得比誰都快。
劉半農早前是“鴛鴦蝴蝶派”，寫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唱紅大江南北。因為沒有學歷，被系裡的陳源說“也算是北大的教授”，他一氣之下，遠走歐洲，考了一個法國博士回來，接著當他的教授。後來，他穿著中國藍綿袍子去女校上課，學生們很失望，說，原本以為是個風雅的文人，怎麼知道是個土老頭？他聽說了，又寫了一首詞：
教我如何不想他，
請來共飲一杯茶。
原來如此一老叟，
教我如何再想他？
鬱達夫一來，聚會就達到了高潮。
鬱達夫是放浪形骸的狂放文人，以《沉淪》的大膽描寫聲名鵲起。他放著髮妻在老家，常去逛八大胡同，上等妓院和下等窯子，都來者不拒。林語堂不太贊同這種生活態度，但卻喜歡和郁達夫親近，說他是真名士自風流。
燙上一壺紹興老酒，再點幾個下酒的小菜，大家的談興更濃了。林語堂喝了酒就要睡覺，所以滴酒不沾，卻從不提前走。他要欣賞酒後文人圖。
鬱達夫生性豁達，喝了點酒，情緒就上來了。他躺在低矮的藤椅上，摩挲著新剪了平頭的腦門子，大講異國他鄉的趣事。講到可恨的事，就痛罵不止。魯迅的酒量很好，喝過酒反而更沉著，妙論不斷。
無拘無束的《語絲》茶會讓旁觀的林語堂受益匪淺。
一顆文壇新星從這裡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