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餞行，王景山先生請我們吃萃華樓，施無己老先生請我們吃了湖南館子，他是湖南人。通過讀書會相識的鍾敬文老師則設了家宴，他是廣東人，與秋耘相熟，給我餞行的時候我、芳以外秋耘與尹瘦石兄也來了。鍾先生家裡有一些書法豎軸，其中有一幅寫的是詩，描寫一種朦朧的情感，黃秋耘一邊讀一邊嘆道：“趙慧文（拙作中的人物），趙慧文啊。”而我已覺隔世。
我找了一些有關新疆的書籍，越讀越是發燒。我跑到阜成門外的新疆餐廳先嚐新疆的味道。尤其是當時正上映影片《冰山上的來客》，異域風情，神秘的大自然，歌舞翩躚，如詩如夢，能不神往？恨不得插翅飛向天山腳下。我學會了不少影片插曲，一時“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穿過千層嶺咳，越過萬道河，誰見過水晶般的冰山……”“戈壁漢上一股清泉，高山頂上一朵雪蓮”的高唱響徹家中。
確定了要求去新疆，在讀書會上就向有關領導提出來了。先是劉芝明同志表示“大力支持”，中國作協也支持並協助完成調動手續。證明去新疆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我對韋君宜同志說，這也是“窮則思變”。當時批判主義的時候有一種說法，叫做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富，富則修。這種說法給人一種越捉摸越沒轍的宿命感。
一起在一擔石溝勞動地的副班長的妻子與芳同樣任教，她名鄭兆南，曾在北京日報工作，是一個極其積極熱情的人。前不久，一零九中學的支部通過了她的入黨申請，但是區裡沒有批准，顯然是因為她的先生的帽子的原因。她為了給我們餞行，忙了一個通宵，在狹窄的房子裡堆滿各種菜餚。她和她的先生都發表了熱情的講話，鼓勵我們到新疆做出什麼了不起的成績。我感謝他們，卻也感到他們的天真和——對不起，我說一句“忘恩負義”的話——幾近張揚。我覺得他們仍然保持著習慣性的高調。他們用的語言大致仍然與我們在五十年代初期用的差不多。果然，後來我得知，北京日報一批帽子人士包括叢維熙的進入大牆，與副班長有關，也許他只是天真爛漫？而天真爛漫也會害人害己。而鄭兆南在文革中的命運，更是慘絕人寰。
為出席鄭老師的餞別晚宴，我來到了北京日報社的家屬院，我順便看望了一下漫畫家李濱聲先生的家。他住的地方一間門房，大約七平方米，東西疊著東西，家具壓著家具，人也幾乎摞上了人。那是一個沙丁魚罐頭式的家居。那樣的日子不應該忘記。
對於去新疆，我與芳也是極其興奮。出發前我在王府井一個牙科診所修補了牙齒，買了一件中式絲棉綿襖。芳則一件大衣和一條呢料褲子，與她的母親、姐姐合影留念。
1963年12月下旬，新年前夕，我們破釜沉舟，賣掉了無法攜帶的家具，帶著一個三歲一個五歲的孩子，出發赴烏魯木齊。無直通車，先到西安，住了一夜車站附近的解放旅社，遊了大雁塔，吃了耷拉火燒，（由於含油太多而肚腹不適，但含油如此之多又顯示了農業形勢正在迅速好轉）再坐四天三夜火車，緩慢地行走在路基尚未完全軋實的蘭新路上。張掖武威，烏鞘嶺紅柳河，嘉峪關玉門，這些地名就讓我激動不已。我吟詩道：
嘉峪關前風噭狼，雲天瀚海兩茫茫，邊山漫漫京華遠，笑問何時入我疆。
烏鞘巋峰走鐵龍，黃河浪闊架長虹，多情應笑天公老，自有男兒勝天公。
日月推移時差多，寒溫易貌越千河，似曾相識天山雪，幾度尋它夢巍峨。
……
我到達後，把一些詩寄給了原師範學院的同仁，他們回應說我還是有一番雄心壯志呢。
三十二、紅旗如火
我受到了新疆自治區文聯的同志們的很好的歡迎和照顧。我分到《新疆文學》雜誌作編輯。這是我第一次真正進入了文藝單位，我們最初住在南門，離人民劇場、人民電影院、八一劇場、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黃河劇院都很近。到新疆後不久我就有機會在這些劇院裡看演出，覺得非常快樂。
我們雖然是北方人，仍然覺得新疆的冬天不可思議，去廁所或者公用自來水龍頭挑水，就像去一座冰山。走在大街上無時不在打滑，因為道路好像千層玉面峰糕，一層雪（然後部分化成水然後成冰）壓著一層冰雪，每層冰雪上再有一層黑漬，這黑色主要來自煤炭，烏魯木齊冬季包括家用都是燒質量良好的工業用煙煤，到處是黑煙裊裊。人們開玩笑說，在冬季，烏魯木齊的麻雀也是黑褐色的。尤其是自行車，在冰雪上騎，冰雪上刻出了一道道細溝——車輪軌跡，後輪入溝，晃悠一下可以掙扎出來，前輪入溝入軌，就只能摔倒。對於兒子山、石來說倒也不錯，他們走在街上就可以打冰出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