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求苟活，不化齏粉，也還好辦一點，但是我要寫作，要發表，這就難了。
我是一個剛剛露頭就被砸下去的作者，《青春萬歲》的出版已經遙遙無期，到1963年為止，我只發表過五個短篇小說和一點點散文之類，又面臨著徹底封死的局面。越是要封或變相封殺，我越是急於發表東西，我變得急火攻心，飢不擇文。事後想起，這也是一種急躁，一種輕浮，一種失態。這種心態，既無法改變不利的外在處境，也寫不成什麼真正有價值的作品。我反而對於在高校作教學更不安心了。
在西山的學習對於我來說最重大的意義不在於認識了蘇聯修正主義的本質，而在於從這裡出發去了新疆。
有一些從各省來的文藝工作的領導參加了西山讀書會。他們與我閒聊時便介紹當地風土人情，令我神往。我想來想去，覺得在北京高校幹不出什麼名堂，尤其是我明白，我們的文學要的是寫工廠農村，實際主要是寫農村農民，在高校呆下去，就等於脫離了生活，脫離了社會，脫離了火熱的鬥爭，永遠別想再創作了。而寫作是多麼迷人。記得我1958年下鄉前看過一部日本影片，僅僅是那富有生活情趣的對話也叫我沉醉。我只想再接觸一下文字工作，我只想再使用一下修辭的技巧，我只想再在文字中說幾次“你好”“快樂”“繽紛”和“想你”……此生無憾。我不能就這樣在小小的校園里呆下去，我要的是廣闊的天地，我相信的是毛澤東所說的要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群眾鬥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群眾鬥爭的大世面。”我與一些省區來的領導同志探討去他們那里工作的可能性。江西，甘肅和新疆都表示歡迎我去。我覺得新疆最有味道，去新疆最浪漫最有魄力。同時，新疆文聯的負責人劉蕭蕪同志恰恰從蘇聯回來路過北京，我與他見了面，加上參加讀書會的新疆作協秘書長、《新疆文學》雜誌主編王谷林同志，新疆當時就可以就我的調動總是拍板。於是我決定了去新疆。
卻又不僅僅是為了寫新疆，決定去新疆與寫出新疆寫好新疆之間應該有不短的距離，何況我的寫作還有先驗（無待創作與作品檢驗）的致命傷殘。我之所以提出去新疆是由於我對生活的渴望。渴望文學與渴望生活，對於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我渴望大千世界，我渴望男女老幼，我渴望日月星辰，我渴望陰明雨雪，我渴望愛怨情仇，我渴望逆順通蹇，我渴望喜怒哀樂，我怎麼能才二十多歲就把自己囚禁在校園裡？我渴望遙遠的邊陲，相異的民族與文化，即使不寫，不讓寫，不能寫，寫不出，我也要讀讀生活、邊疆、民族、還有荒涼與奮鬥，艱難與快樂共生的大地！這是一本更偉大的書，為了讀它，我甘願付出代價。
我給芳所在的學校打電話，找到了芳，芳說她同意去新疆，她喜歡新疆的歌舞。都這時候了，我們還有著怎麼樣的近乎荒唐的好心情啊。
解放初期有幾首新疆的維吾爾風味歌曲在各地流行,可以說，新中國的建立自然而然地帶來了一個全國的民族民間藝術節的舉辦。 “咳，我們盡情地跳動躍在五星紅旗下面，我們快樂地迎接著美麗的春天……”下面本應是過門“多多多多拉多拉，騷騷騷騷騷拉多”，但唱多了孩子們便唱道：“人人都說辣椒辣，我說辣椒是甜的……”，大家會笑成一團，但決不是解構而是快樂無邊。另一首叫《偉大的毛澤東》，我從妹妹那裡學到了，用漢語標上的當地的維吾爾語歌詞：“巴哈米孜能巴哈班尼達黑毛澤東……（我們花園的園丁是領袖毛澤東）”使懂一點維語的瑞芳的同學皮雲凌大吃一驚，她是獨自一人從新疆來到了北京上學來的。由於她的積極，她很快入了團還當了團幹部。後來卻在天津上大學時劃了右派，她跑到了新疆，又被揪回來，一言難盡。
韋君宜支持我去新疆，並說去新疆一個是可以寫一些少爭議的題材，民族團結啦，偉大祖國啦，美麗的邊疆啦什麼的。一個是，她說，我可以改變一下那種比較纖細的風格。這正是我所想的，我不能只有北海白塔和西單大街的燈火，我更需要的是茫茫大漠，雪峰冰河，天山崑崙山，綠州草原，胡楊駱駝刺，烽火邊關。
黃秋耘則嘆息良久，勸我至少先不要帶家屬去，以留退路。他吟詩相贈：“……文章與我同甘苦，肝膽唯君最熱腸……且喜華年身力健，不辭絕域作家鄉。”我想的則是沒有金鋼鑽就別攬瓷器活，敢於全家一舉赴疆，就一定有信心做出成績，做不出成績就自己負一切責任，不會吃後悔藥，也無顏怨天尤人。
秋耘主動提出要藉給我錢，支援我的遠行。王谷林同志寫信提醒我這種情況可以向組織申請一點補助，我申請了，立即得到了了800元補貼，在當時，這個數字相當驚人，是我的月工近十倍。我順便說一下，當時我們中文系的總支副書記是畢玲，是後來當了外交部長的吳學謙的愛人，而人事處長，批錢的，是總工會領導李頡伯的愛人。怎麼能說不是到處都有貴人保佑呢？同時從中也可以看到一點“民心”，友善仍在人心，忠厚仍在人心，愛護仍在人心。王蒙回憶起來，永遠心存感謝，永遠不敢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