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八大處是我十分喜愛的一個地方。它比香山更自然也更佛教。山勢舒展，山路純樸，山林大體自然。長綠樹與落葉樹，喬木與灌木，花和草都很繁盛，遠望一片蒼翠。八處景點是八處佛寺。一處長安寺與八處證果寺（秘魔崖）偏於南北兩隅，二處到七處連成一片。上到七處寶珠洞可以鳥瞰北京城。那裡的地勢有一段平緩的道路與輝煌的牌坊，令我想到唐僧取經，所謂西天，當是類似西山八大處中的六處香界寺與七處寶珠洞這樣的地方吧。
八處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曾有一作協的創作別墅。文代會上我聽浩然說到他在八處寫長篇，應該就是《艷陽天》吧。能把宣傳功能鮮明的小說寫出那麼多生活氣息，算是難為了浩然了。另外我在郭小川的一首詩裡看到他有在那一類別墅呆過的跡象，他的詩描寫呆在山上渴望快快下山投入火熱的生活的急迫心情。
而長安寺一直是中宣部的一個培訓中心，組織幹部學習的地方，至今。
1962年秋，我得到邀請，中國文聯將在長安寺舉辦為期兩週的讀書會，內容主要是反（蘇）修。
從1959年下半年以來，中蘇關係已經成了僅次於糧食問題的人們關心的話題。我的心情一言難盡。
有什麼辦法，我是在天真的童年、少年時代毫無保留地，以全部心靈接受了蘇聯的影響尤其是蘇聯文藝的影響的。保爾·柯察金直接影響了我的生活道路選擇。 《喀秋莎》是我第一個學會的蘇聯歌曲，我的政治意識，青春覺醒，陽光感受，獻身願望都來自這首像“明媚的春光”（出自《喀》的歌詞）一樣的歌。無論如何，蘇聯的小說，蘇聯的詩，蘇聯的音樂，蘇聯的歌曲都令我醉迷。由蘇聯而俄羅斯而烏克蘭而格魯吉亞。由文學與音樂而電影而繪畫而芭蕾舞民間舞紅軍舞蹈而俄語的捲舌音，我都痴迷。我也沒有忘記斯大林。我會唱許多歌頌斯大林的歌：“陽光普照美麗的祖國原野……”“在高高的山上有雄鷹在歌唱……”“我們遼闊的祖國日新月異……”1949年剛剛解放，12月份就到處為斯大林賀壽，毛主席其時正在蘇聯，參加了賀壽大會，還給斯帶去了壽禮，包括山東出品的蘿蔔青菜和河北鴨梨。 1953年斯大林逝世時全國哭成一團。
我曾經為中蘇友好的詞語而感動，首長致詞的時候有過這樣的話：“中蘇友好是萬古長青的事業。”萬古長青，只這四個字也讓我心滿意足，陽光燦爛。
斯大林去世後我漸漸感到了中蘇關係中出現了新的不確定因素。我的一個心情十分費解，我覺得一個有著費奧多洛娃五姐妹的重唱《田野靜悄悄》，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團的合唱《有誰知道他呢》，有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樂四重奏》，有那麼多偉大作家的民族是不可以敵視，不可以戰勝的。我可能永遠愛他們。
然後首先是我自己的“翻車”。然後中蘇鬥爭愈演愈烈。我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我知道此事與中國的反右派之間有一點小小的關係。很可能中國的一部分老“右派”有親美的問題，而另一部分相對年輕一點的“右派”有親甦的問題。那麼親美親蘇，都有點冒傻氣，政治上太嫩了點。當然還有人因為“反蘇”而劃為右派，那是順手鋤耘，被劃的人硬要自找麻煩罷了。我的許多“不健康”的情緒、“不健康”的思想，都與蘇聯有關。從小太受蘇聯的影響，是我的原罪之一。而且這裡有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問題，蘇聯本來就不像想像的那樣夢幻，當初蘇聯老大哥叫得未免肉麻，蘇聯的麻煩至少不比中國少。從長遠看，中國必須擺脫蘇聯附庸的形象。這些我從一上來就不是不懂。我始終認為這是毛澤東的無法宣示的兩大戰略舉措，為中華民族建立的兩大奇勳：一個是一九四九年保留住香港不動。一個是和蘇聯決裂，擺脫開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走自己的路，最後又和美國開始發展某種往來。
但是我仍有悲哀，我少年時期的精神支柱又塌陷了一角一端。丁玲艾青包括胡風等左翼作家左翼知識分子打倒了，我不免嗒然若失。而蘇聯現在是往臭裡搞，我再明白事理也還是憂心忡忡。
這樣的事可不能開玩笑，我必須努力學習文件，反修防修，站穩立場，一直聽上邊的，就這麼鬥下去，來不得半點差池。
西山讀書會的安排十分愜意，上午讀書或討論，下午看參考影片：《雁南飛》《晴朗的天空》《人與獸》《湖畔》，還有一部描寫冷戰中分屬兩個陣營的一男一女之間的愛情的故事片。此外給我們放映了一些記錄片，有呼拉圈舞，有西方評論人士對蘇聯的“新浪潮”的分析和報導。讀書會的伙食極好，營養、花色、易消化、光潔素雅，在經過六十年代初的糧食困難之後，能到一個地方連吃兩周高級伙食，不能等閒視之。何況秋高氣爽，山色宜人，我和“同學”們一起於月夜從二處游到四處五處，樹影婆娑，山寺寧靜，月光清寒，石路如玉，與白天匆匆來一趟遊八大處的感覺完全不同，人生真有美事，學而時飛之不亦說（悅）乎。